去貝克街探訪福爾摩斯

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記念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建築物,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建築物外牆會鑲嵌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能夠享有此「藍牌榮譽」的虛構人物,柯南·道爾(Arthur Canon Doyle)筆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應該是絶無僅有。

福爾摩斯博物館位於倫敦市西敏區貝克街(Baker Street)221號b。博物館外牆上可以瞧見
那醒目的藍色圓牌,牌上刻著 “221b SHERLOCK HOLMES CONSULTING DETECTIVE 1881-1904 " ,標示大偵探在1881至1904年間在此楝建築「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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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所內如同雜物房,針筒、煙斗、手槍、鞭子、放大鏡、顯微鏡、動植物標本、化學物品、白蘭地、信件、剪報、百科全書,甚麼都有,令人目眩。

博物館是一幢喬治亞式四層建築,福爾摩斯的「居所」位於一樓(第二層)。對所有房東來說,福爾摩斯是最稀奇古怪的房客。他居所內如同雜物房,針筒、煙斗、手槍、鞭子、放大鏡、顯微鏡、動植物標本、化學物品、白蘭地、信件、剪報、百科全書,甚麼都有,令人目眩。他性格乖僻,除了華生(John Watson)外,幾乎沒有朋友。賦閒在家時,他喜歡拉奏小提琴,也會埋首化學實驗,房間偶爾傳出燒焦氣味,又或者是熏天的酸腐臭味。他行蹤飄忽不定,神龍見首不見尾,動輒數星期不在家,要不然就整個星期待在家,足不出戶。他可以在月黑風高時出門,也可能在黎明破曉時方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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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亞蒂教授體型瘦削,稍稍有點兒駝背,頭部中間部分已禿,剩下兩則頭髮,目光深邃,面部表情嚴肅冷酷,突顯其城府極深。

博物館內有不少臘像,全是小說裡的人物。英國的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舉世聞名,此處的蠟像也不遑多讓。除了福爾摩斯和華生外,知名度最高要數莫里亞蒂教授(Professor James Moriarty)。他體型瘦削,稍稍有點兒駝背,頭部中間部分已禿,剩下兩則頭髮,目光深邃,面部表情嚴肅冷酷,突顯其城府極深。當年,道爾從學院畢業後回到英格蘭行醫,但其診所門庭冷清,百無聊賴下,他寫了數個褔爾摩斯的故事,在雜誌上刊登,大受好評。數年後,為了陪伴病重的妻子,加上厭倦了不停趕稿的日子,於是創作了莫里亞蒂這名犯罪頭子,安排他與褔爾摩斯在縣崖邊打鬥,二人同歸黃泉。其實這個故事寫作手法頗為粗糙,世界第一神探與天下頭號罪犯,居然效法流氓,扭作一團,既兒嬉亦有損二人名聲,顯然是道爾為了趕稿而草草了事。後來,莫里亞蒂竟成為文學史上最惡名昭彰而又最具魅力的罪犯,實屬美麗的誤會!10年後,在雜誌社厚酬打動下,他從新執筆,於是褔爾摩斯重出江湖了。

有人說過:「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小說家透過虛構人物,為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與福爾摩斯及華生一起查案,可一窺大英帝國的盛世風華,也可了解其倫敦的城市面貌、生活實況與及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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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福爾摩斯及華生一起查案,可了解其倫敦的城市面貌、生活實況與及社會文化。

福爾摩斯活躍於倫敦時適逢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在位。維多利亞時,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國力蒸蒸日上,經濟實力獨佔世界鰲頭,其海軍稱霸海上,疆域佔了地球土地面績四份一。但物極必反,盛世光環淹蓋不了隱憂,社會問題叢生,作為首都的倫敦成了罪犯樂園與及間諜溫床,為福爾摩斯塔好了表演的舞台。

少年時,曾經看過福爾摩斯小說及電視劇,使我納悶的是,兩者都將警察形容為「蘇格蘭場」。我實在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為何倫敦的罪案要勞煩到蘇格蘭的警察,難道倫敦的警察全是菜鳥?若干年後,方知「蘇格蘭場」是從英語的Scotland Yard翻譯過來,當時倫敦警察廳的一道入口對著名為Scotland Yard的街道。後來,人們就用「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 作為當地警察的代名詞。而此地稱「蘇格蘭場」則因為許多年前,蘇格蘭國王的使者出訪倫敦,曾經在此處的一座宮殿借宿。1829年,倫敦建立了首支現代化警察隊伍,但由於辦事效率低又常抓錯人,經常被市民抱怨。福爾摩斯就看不起蘇格蘭場的警察,並曾經批評他們破壞凶案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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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穿黑色上衣,腿上有一頂深色皮革帽子,帽子內裝著途人所施捨的金錢,一副可鄰兮兮的樣子。

博物館內其中一位蠟像,頭髮蓬鬆、臉色蒼白,盤著腿,坐在地上行乞。他身穿黑色上衣,腿上有一頂深色皮革帽子,帽子內裝著途人所施捨的金錢,一副可鄰兮兮的樣子。他是《歪唇男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s)的聖克萊爾先生(Mr. St. Clair)。故事中,太太正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據太太引述,丈夫最後出現的地方是天鵝巷的一間鴉片煙館。為了找尋線索,福爾摩斯喬裝成癮君子混進鴉片煙館內。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市面上充斥毒品及成癮藥物。泰晤士河沿岸地區有數間鴉片煙館,當時不少海員都染上了鴉片癮,他們一上岸就會前去光顧。鴉片、古柯鹼、嗎啡等藥物也被大眾當成止痛藥物、鎮靜劑、麻醉劑,市民可以在藥房隨買購買到。壯年時的福爾摩斯也會為自己注射古柯鹼,以刺激腦部思維。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公眾逐漸認識此類成癮藥物的危害性,但要到1920年當局方立例去管制或禁用有害的成癮藥物。

經濟飛躍發展的同時,社會也要承擔代價。由於大量使用煤炭,倫敦的空氣污染尤其嚴重。在《布魯斯-帕廷頓計劃》(The Adventures of the Bruce-Partington)故事中,華生有以下憶述:

In the third week of November, in the year 1895, a dense yellow fog settled down upon London. From the Monday to the Thursday I doubt whether it was ever possible from our windows in Baker Street to see the loom of the opposite houses…after pushing back our chairs from breakfast we saw the greasy, heavy brown swirl still drifting past us and condensing in oily drops upon the window-panes, my comrade’s impatient and active nature could endure this drab existence no longer…

“Nothing of interest in the paper, Watson?" he said…

“The London criminal is certainly a dull fellow," said he in the querulous voice of the sportsman whose game has failed him. “Look out this window, Watson. See how the figures loom up, are dimly seen, and then blend once more into the cloud-bank. The thief or the murderer could roam London on such a day as the tiger does the jungle, unseen until he pounces, and then evident only to his victim."

 

倫敦市濃霧遮天蔽日,連對面房舍也難以睢見,霧氣在窗邊凝固成類似油狀的露珠,其空氣污染可見一斑。福爾摩斯因為沒有案子而發愁,他向華生抱怨,那濃霧繚繞時,就是犯案的好時機,他質疑無能的罪犯為何不趁此出來興風作浪!看來全倫敦,甚至全英國,只有他一人會因為治安良好而大發牢騷!

十九世紀,馬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倫敦除了有私人馬車或運貨馬車外,更出現了公共馬車。Hansom Cab就是該時代的計程車或出租車,通常是一匹馬拉動的兩輪馬車。至於收入較低者,可以乘搭Omnibus。Ominus是現今公共汽車bus 的前身, 它有固定路線,其車身較Hansom Cab大,要三至四匹馬拉動,可以容納多名乘客。交通繁忙時,搭客可以站在車廂外甚至坐在車廂頂。福爾摩斯每次出門,皆是乘搭前者,看來他收入應該不俗。由於倫敦交通繁忙,每天有數萬馬匹在繁囂鬧市中穿插來回,造成滿地馬糞,奇臭無比。下雨天時,馬糞化成了泥濘,馬路塗上令人作嘔的啡褐色。據說,街頭上有不少自僱清道夫,專收取路人費用,替他們掃請附近髒物,以便於步行。馬糞遍地開花嚴重影響公共衛生,1894年,問題日趨嚴重,時人稱之為馬糞危機(Great Horses Manure Crisis), 當局束手無策,後來汽車普及,馬車逐漸被淘汰,問題才得以解決。

工業革命後,有產階級崛起,科技一日千里,但並非所有人都受惠。事實上,工人飽遭剝削,他們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長、工資低。1849年,馬克斯(Karl Marx)被流放而來到倫敦定居,直到餘生。他積極參與工人抗爭活動,並撰寫《資本論》(Das Kapital),為無產階級抱不平。那個時代的人相信,基於人格素質的良萎不齊,有人阡陌千里,也人無立錐之地,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大眾對於貧困者不會寄予多大同情,政府也不特別重視福利政策。街道上隨處見到露宿饑寒的乞丐和衣衫襤縷的流浪漢。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小説中,對貧苦大眾表達深厚、溫暖的同情。吃苦的不僅是大人,兒童也要受罪。貧困家庭的兒童要出外謀生,工廠、礦場、農場聘用了大量童工。倫敦街上也有大批無家可歸的兒童。《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故事內,福爾摩斯也曾僱用一群流浪兒童作其探子,在倫敦的大街小巷竄來竄去,替他探取情報,這群孩子被稱為「貝克街的小聽差」(Baker Street Irregulars)。有趣的是,這批流浪兒童僅在早期的故事中出現,後來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道爾覺得僱用流浪兒童對大偵探名聲有損,也可能出於於心不忍,於是安排善心人士妥善照顧,令他們不用再流浪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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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勒是國王的前度情人,她美艷動人,是歌劇院歌手,也是一位冒險家。她要脅國王,要將二人關係公開,以破壞後者的婚事,國王委托福爾摩斯,奪回艾德勒手上證據。

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提倡一系列道德規條,後世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念(Victorian Morality),但不少人皆陽奉陰違。雖然社會鼓勵性節制,不少已婚男性都另有情婦,娼妓問題更日趨嚴重。另外,女性須嚴守婦道,倫敦社會卻出現不少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式的悲劇人物。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中,充斥著虛偽與矯情,道貌岸然下,社會人士假借道德之名,以談論人家是非為樂,皇室成員也被捲入醜聞。博物館可以看到艾德勒(Irene Adler)與波希米亞國王的蠟像。《波希米亞的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故事中,福爾摩斯的委托人便是這位國王。他初次約見福爾摩斯時,為了隱暪身分,戴上了黑色面罩。國王快將與斯堪地那維亞國王公主結成秦晉之好。艾德勒是國王的前度情人,她美艷動人,是歌劇院歌手,也是一位冒險家。她要脅國王,要將二人關係公開,以破壞後者的婚事,國王委托福爾摩斯,奪回艾德勒手上證據。

 

1903年,《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英國創刋,成為世界上第一份小報。這正反映了社會上說三道四、搬弄是非之風盛行。有不良分子專門搜集名門紳士淑女的私隱或瘡疤,並以此進行勒索。秘密一旦公開,小則婚姻破裂,大則身敗名裂,被社會所棄唾。福爾摩斯就經常受到社會名流的委托,要與勒索者鬥智鬥力。下圖的兩座蠟像構成《米爾沃頓探案》(The Adventures of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的一幕,話說米爾沃頓是一名無恥之勒索人,福爾摩斯與華生潛入其家時,遇上一位貴婦人。婦人曾受米爾沃頓迫害,丈夫更大受刺激而病故。當晚,她身穿黑色輕紗布,布上有白色花紋,披上黑色斗蓬,頭也載著黑色面紗,闖入米爾沃頓府中開槍將米爾沃頓擊斃,替丈夫報仇雪恨。福爾摩斯同情這位婦人的遭遇,也沒有將事情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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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曾受米爾沃頓迫害,丈夫更大受刺激而病故。當晚,她身穿黑色輕紗布,布上有白色花紋,披上黑色斗蓬,頭也載著黑色面紗,闖入米爾沃頓府中開槍將米爾沃頓擊斃,替丈夫報仇雪恨。福爾摩斯同情這位婦人的遭遇,也沒有將事情公諸於世。

離開博物館後,我沿著貝克街往南走。街上兩旁的盡是古樸典雅的喬治亞式或維多利亞式建築,與百多年前無異。貝克街上車水馬龍,一輪輪馬車嘎啦嘎啦地迎面以來,弄到塵土飛揚。在繁囂馬路上要特別注意,因為馬匹偶爾會失控,突然左衝右突,橫衝直撞,弄到險象環生。路人接踵摩肩,有文質彬彬的紳士、有窈窕端莊的淑女、 有汗流浹背的搬運工人、有蓬頭垢面的流浪漢。街上一隅,兩名彪形大漢正在竊竊私語,神情舉止可疑。不遠處有人在兜售報紙,頭條是:「XXXXX公爵長男兼繼承人昨晚遇溺身亡」。福爾摩斯站在起居室窗前,他那鋭利的眼睛,正俯視街上的一切。縱使隔著玻璃窗,他靈敏的嗅覺,也可聞到罪犯的味道⋯⋯

參考資料:
馬丁·費德著。柯清心譯。《柯南道爾所不知道的福爾摩斯》,台北:遠流,2008。
蘿絲.薛佛著。  林濬棋譯。《跟著福爾摩斯穿越倫敦:BBC影集、電影劇照與老照片,帶你漫遊辦案路線與時代街景》,台北:山岳,2016。
諸兄邦香著。 黃薇嬪譯。《完全搞懂福爾摩斯:史上第一名偵探的真相,就看這本》,台北:臉譜,2014。

 

鄭和與馬六甲 

自古以來,華人除祭天敬祖外,還有崇拜偉人之傳統。不少聖人賢者、文臣武將、英雄義士過世後,都被老百姓迎入廟裡,為後世膜拜。他們有的以德教化,匡正人心;有的封侯拜相,安邦定國;有的高風亮節,捨身取義;有的著書立說,澤披後世。

那些偉人當中,作為皇帝內侍(太監),而又被後世恭奉者,明代永樂朝的鄭和是其中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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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身披長袍,左手緊握身後的佩劍,他眉頭皺起,但雙目烱烱有神,大敵當前,依然立地擎天。在那片無窮無盡的蒼海前行,滔天巨浪未能捲走他的鴻鵠之志,銀河瀉雨不能淹沒他的激烈壯懷。

鄭和雖是一名閹人,身體殘缺,但他的氣魄比任何人更雄壯,心志比所有人更健全。

他雖是一名奴才,要向主子跪拜低頭,但他比天下人站得更高,去得更遠。

他雖是一名太監,地位卑微,被人所不齒,但卻受後人傾慕景仰,留芳百世。

鄭和小名三保,人稱三保太監。他原名馬和,回族人,祖先姓氏乃穆罕默特,「馬」是穆罕默特的漢化姓氏。鄭和幼年時因戰亂被送入宮中,經閹割後成為燕王朱棣的內侍。這位朱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四子,他看出鄭和具統帥之才,加以提拔重用。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朱元璋病逝,由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同年,作為叔叔的朱隷策動叛變,史稱靖難之變。3年後,朱棣率軍攻陷首都應天府南京,朱允炆失蹤,朱棣登上帝位,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馬和在靖難之變立下大功,被賜「鄭」姓,馬和成了鄭和。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一支龐大船隊,遠訪東南亞、西亞與及東非地區,與多國結立友誼,推動貿易,史稱「鄭和下西洋」。從永樂三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這28年期,鄭和共7次帶領船隊走訪西洋。他胸襟有如浩瀚大海,眼界遠至天崖海角,其船隊之龐大、陣容之盛、航行之遠更令人咋舌:

– 鄭和7次下西洋,一共航行了7萬多海里,可以圍繞地球3週。
– 鄭和每次出海,其率領之船隊超過200艘船,總人數超過27,000 人。
– 船隊有不同種類船舶,包括寶船、馬船、戰艦、糧船、運輸艦等。
– 船隊中最大的船隻要數寶船,長44丈,闊18丈,比現代足球場還要大,船高7層,甲板以下有4層,以上又有兩層。
– 船隊職責分明,航海員、軍官、士兵、外交人員、翻譯官、買辦、審計員、醫官、伙頭、工匠等。
– 船隊走訪了超過30多個國家地區,包括巨門(今蘇門答臘)、古里(今印度)、暹羅(今泰國)、阿丹(今也門)、天方(今麥加)、忽魯謨斯、木骨都束(今馬里),最遠去到非洲東岸的莫桑比克。

自有皇帝直到清末,中國與他國建立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第一類就是教科書形容為「喪權辱國」,即人家打到自家門,朝廷要割地、賠款給他國。另一類則是皇帝萬分樂意建立的,此類外交我稱之為「朝貢外交」,一般都是外國使者朝見皇帝,聲稱仰慕中華大地禮樂之教化,物產之豐盛,願稱藩納貢。皇帝龍心大悅,頒下詔書,然後給予番屬國大筆賞賜,皆大歡喜。

鄭和出使西洋,是屬於後者。

鄭和去到每一個國家,必先會見當地國王、猶長或領袖,表明來意,宣讀皇帝詔書,贈送厚禮,邀請對方來訪,互通友好,建立貿易關係。

明朝與番國建立的貿易,雖有平等之貿易,但更多是朝貢貿易。外國元首或使者朝見皇帝,上表稱臣,少不免要歌功頌德一番。番屬國所攜帶貨物,明廷必定「高價買入」,然後天子又有大量賞賜,絲綢、瓷器、茶葉,甚至黃金,絕對不會少。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到訪賓客住的是雕樑畫棟、瓊樓玉宇,吃的也是美饌佳餚、山珍海味,喜歡逗留多長時間都可以,往返又有鄭和船隊接送,不但旅途安全,連交通費也省下。對於外地人而言,如此化算之買賣,又何樂而不為?

馬來西亞馬六甲市曾是是滿剌加國(馬六甲王朝Kesultanan Melayu Melaka)的國都。鄭和七下西洋中,曾有五次停留馬六甲。鄭和初訪馬六甲時,正值時期滿剌加建國初期,開國君主為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後者非常重視與明廷的關係。滿剌加立國不久,根基未穩,同時又面對暹羅威脅,鄭和出面,援和了兩國的的緊張關係,為馬六甲的和平作出巨大貢獻。明永樂九年(1411年),拜里米蘇拉率領500多人,乘坐鄭和寶船,到明朝拜訪,成祖隆重款待。

鄭和船隊每次出走西洋,必先從福建向西南方航行,到達馬來西亞半鳥南端後改變方向,沿馬六甲海峽往西北,便直達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因此,馬六甲海峽成為鄭和航海大業的一個重要戰略點。有見及此,他在馬六甲建立官廠,作為其艦隊補給點及貨物中轉站。馬六甲也成為東南亞地區的主要貿易市場而繁華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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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進大門,白色班駁的牆壁留下歲月的痕跡,但見香烟裊繞,那鼎盛的香火持續了二百年。

現今位於馬六甲市的三保廟(又名三寶廟)就是後人為了緬懷鄭和所興建。三保廟面向車來車往的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Jalan是馬路的意思)。我想,如果三保廟座落在海邊,面向那浩瀚的澄碧大海,也許更適合這位偉大的航海家。

跨進大門,白色班駁的牆壁留下歲月的痕跡,但見香烟裊繞,那鼎盛的香火持續了二百年。當年,鄭和遠訪西洋,去尋覓未知的世界,今天,善眾為了一睹其風采,也不惜遠道而來。左側是鄭和的石像,他身披長袍,左手緊握身後的佩劍,他眉頭皺起,但雙目烱烱有神,大敵當前,依然立地擎天。在那片無窮無盡的蒼海前行,滔天巨浪未能捲走他的鴻鵠之志,銀河瀉雨不能淹沒他的激烈壯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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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鄭和教導當地人開鑿井水,當地人為了紀念鄭和,將馬六甲第一口井命名為三保井(三寶井)。

往右轉可以看到一口井。傳說鄭和教導當地人開鑿井水,當地人為了紀念鄭和,將馬六甲第一口井命名為三保井(三寶井)。三寶廟後面有一座山丘,據說鄭和逗留馬六甲時喜歡在山上散步,後人將其命名為三保山(三寶山)。當地華僑身故後都安葬在此山,讓故人從山上遙望故鄉,現在三保山是中國大陸以外最大的一處山墳。

中國的海上貿易起源於漢代,當時中國與朝鮮、日本、印度的海路已經開通。到了唐宋時期,更有商船往返華南沿岸與中東兩地。擁有如此優秀的航海知識、人才、技術、經驗,加上鄭和下西洋而建立了龐大的海上貿易和外交網絡,明廷本來有條件建立空前偉大的海上強國。可惜,為政者眼光短淺,推行海禁政策,錯失了良機,後來西風壓了東風,俱往矣。

一般而言,海禁是為了保障沿海地區安寧、打壓走私、打擊海盜、防止沿海敵人滲透國內。另外,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皆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海外為未經開化之蠻夷,不願過多接觸來往。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間不得與番商來往,也不可私自下海。這位開國皇帝視農業為治國之本,他希望的,就是農民世代耕田,寸步不離家鄕。到了明成祖年代,雖有鄭和下西洋之壯舉,但朝廷仍然禁止民眾出海。《明史·鄭和傳》中記載:「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成祖命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宣揚國威,教化蠻夷,震懾四海。下西洋成就了明朝的海上霸權,但是否利國利民則屬疑問。明代中期以降,因沿海倭寇為患,而北方又用兵頻繁,海禁措施更趨嚴格。到了晩明,才容許老百姓再次下海。

明亡後,淸廷為防台灣鄭氏勢力滲入華南沿岸,竟強行下令沿岸居民內遷50里。收復台灣後,海禁曾一度解除,數十年,卻又重新實施。外商在華貿易受到諸多制肘,民間出海更受到嚴格管制。清廷只容許少量民間商船出海,而且出口貨品份額和商品種類都有明文規定。不論是魚船或商船,船隻大小、船桅長度、舵手數目、裝備、船糧份量,甚至乎淡水儲水箱容量都不可超過上限,否則受到嚴懲。

滄海桑田,世界形勢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變局,但天朝仍然固步自封,閉關自守,百年如一日,老百姓過著「面向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皇帝和朝廷官員繼續做井底之蛙。假如明清兩朝沒有實施海禁,而是敞開門戶,讓民眾探索那未知的汪洋大海,既可賺取財富,又可促進科技發展。假如沒有海禁政策,國人透過經貿往來、文化交流,認識到中西之別、洞悉世界的變局、學習他人長技。如此一來,姑不論中國可否稱霸海上,與歐美諸國爭一日之長短,起碼可以早作準備,自力更生,避免他日走過一段曲折蹣跚的改革道路。鴉片戰爭後再亡羊補牢,為時晚矣。

宣德五年(1431年),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率領船隊出訪西洋。當時,他已接近耳順之年,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墓年,壯心不已。多年的航海生涯,滄海橫流早就是他的居所、日月星辰是他的征途、無盡天涯也成了他的歸宿。多年的旰食宵衣,使他積勞成疾。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在印度古里病逝。隨著他的離開,下西洋的壯麗詩史也成了千古絶唱,明廷從此讓出了一片大海。不到80年後,輪到歐洲人登場了。1511年,馬六甲王朝被入侵的葡萄牙人所滅,諷刺的是,明朝居然在數年後才得此消息。(有關葡萄牙人的航海故事,請點擊《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鄭和去世後,眾船員為免其屍體腐爛,舉行了海葬,讓他乘風破浪,繼續去探索那大海盡頭。

參考資料:
李峰、薩蘇。《海魂:從鄭和的大航海時代到東瀛崛起》,台北:大旗,2012。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貝多芬的遺書

我是音樂的門外漢,樂理、樂器皆一竅不通。不過,偶爾賦閒在家時,也會開啓音響,讓家中迴蕩著古典音符。無他,附庸風雅矣。
 
單憑音樂而論,貝多芬並非我最喜愛的古典音樂家,卻是我最佩服的一位。
 
17701217,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在德國波昂呱呱墜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祖籍並非德國而是佛蘭德地區(Flanders,今比利時西部及荷蘭南部),其家族的姓氏中有一「范」(van)字而非「馮」(von)字,前者是該地區常見的姓氏,而後者則屬德國貴族所專有。
 
貝多芬出身音樂世家,袓父是宮廷樂師,父親是唱詩班成員,因此他自幼便接受音樂薰陶。貝多芬父親一心想把兒子栽培成材,不辛的是,父親脾氣暴躁,而且有酗酒習慣,他經常在半夜時分將貝多芬叫醒,迫他彈奏鋼琴,只要兒子稍有出錯便對他拳打腳踢。縱然如此,貝多芬對音樂的熱情絲豪不減。
 
1787年,貝多芬動身前往維也納向莫札特學師,待了不足兩星期,便因家鄉傳來母親病危的噩耗而怱忙趕回家。最後母親藥石罔效而離世,成為他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傷痛。
 
1792年,貝多芬再次前往維也納。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的帝都,也是音樂的聖城。那個年代,維也納好比音樂界的好萊塢,任何新晋音樂家能夠在維也納打響名號,其事業也會向前邁進一大步。1795年,貝多芬在維也納舉行人生第一場音樂會,好評如潮,令他聲名鵲起,工作也接踵而來。
 

那個時代,西方音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轉變。以往音樂家主要為貴族世家與教會團體服務,而音樂則以悠揚悅耳的宮廷旋律與及莊嚴華麗的教堂聖詩為主流,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十八世紀末以降,貴族開始沒落,資產階級堀起,音樂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而變得大衆化、世俗化,普羅大眾也成為音樂會的捧場客。十九世紀初,受到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人們嚮往自由、平等、博愛,人間真善美受到頌揚。這個時期,聽眾層擴闊了,音樂變得更多元化,音樂踏入浪漫時期(Romantic Period)。用現代語來說,音樂市場正面對「結構性轉變」。相比古曲主義強調結構嚴謹工整,浪漫時期更注重情感的表達,而且題材也更豐富。古典時期,音樂家收入主要自皇室貴族,到了浪漫時期,音樂家成了自雇人士,他們要靠公開演出或出售作品版權為生。貝多芬的音樂有强烈的感情元素,善於表達人生的喜怒哀樂,富感染力,容易引發聽眾共鳴。他又勇於創新,作品也非常多元化。他活躍之時,西方音樂正從古典時期過渡到浪漫時期,這場「結構性轉變」令他如魚得水,他成為樂壇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也可謂時勢造英雄。

人有旦夕禍福,正當貝多芬意氣風發之際,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居然患上耳疾,其聽覺逐漸減弱,到後來幾乎完全失聰。對一名音樂家而言,世間沒有比此更荒謬、更殘酷的事了。對於貝多芬如此心高氣昂、持才傲物之人,這更是致命的打擊。

貝多芬害怕會遭聽眾摒棄、嘲笑,他感到沮喪、失落、不安與焦慮。在旁人眼中,他的行為舉止也顯得怪異。與他交談時,他總是答非所問、支吾以對。身邊的朋友也發現,貝多芬對聲音的敏感度驟然下降,不論清脆的笛子聲或牧羊人的響亮歌聲,他也毫無反應,如同充耳不聞。更糟糕的是,他彈奏時也經常犯錯。他耳疾的傳聞不踁而走。貝多芬變得脾氣暴躁、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由於惶恐不可終日,他逐漸離群索居,絕跡於大小社交場合。

1802的夏天,貝多芬來到維也納近郊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ädt)。當年這裡是以溫泉而聞名的小鎮,那個年代的人相信溫泉水能醫百病。貝多芬租下了一座農莊暫居,他打算在此靜心休養一段時間,並冀望泉水能令耳患有所好轉。
 
無奈,蒼天不從人願,他的耳疾不但未有改善,而且每況愈下。
 
我們難以聯想貝多芬是如何度過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當時,無人知曉他曾寫過此份遺書。要到1827年貝多芬逝世後,助理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這份封塵而久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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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當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居所被稱「海利根施塔特遺書之家」(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Haus),現已開始予公眾參觀。故居經過修葺裝修,家具早已蕩然無存,白皙的牆壁,顯得冷冰冰。故居展覽主要闡述了他在此居住時的日常生活、音樂創作、心路歷程,還有那份遺書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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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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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

 

 

 

 

 

 

 

貝多芬在遺書如此寫:

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有著一副心腸,來感受出於善意的溫情,甚至我還懷著要做一番偉大事業的心願。但是,請想想,六年來我處在何等絕望的境地。庸醫的治療使我的病情更為惡化,我年復一年懷著好轉的希望,但都落了空⋯我畢竟不能對人大聲說:喂,請說大聲點!你得向我叫喊,因為我是個聾子!啊,我怎能承認,我身上的一種感官出了毛病。這種感官在我理應比別人完美。這感官在我身上曾經是高度完美的,完美的程度過去或現在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哦!我可不能承認。所以,你們如果看到我這個一向愛和你們一起相處的人躲開你們,就必須請你們原諒。要是我在這時候被人誤解,我的不幸就使我倍加痛苦。我已得不到與人交往的樂趣,已不再能與人進行深入而微妙的交談,已不再能與人互吐衷腸。幾乎完全孤獨!⋯⋯我像一個流放者那樣生活著。一旦接近人群,我就感到萬分害怕,惟恐我的疾病有被人發現的危險。(摘錄自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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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又寫:

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摘錄自知網)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說過:「有人天生注定偉大,有人經過奮鬥而偉大,有人被迫成偉大。」(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

貝多芬的偉大,有一半是奮鬥得來的,另一半是被迫出來的。

貝多芬抱有強大使命感,他堅信自己的音樂可以振奮人心、撫慰心靈、歌頌愛情,更重要是宣揚世間的正義和真理。就是這份使命感,令他克服一切困難,在失聰的情況下,堅持作曲,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不朽。

我認為,貝多芬在他的《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與《c小調第五交響曲》(又稱《命運交響曲》)娓娓道出了他的心路歷程。

1804年,貝多芬為他的《第三交響曲》舉行首演。整首交響曲意象恢宏,氣勢雄惲,令聽眾豪情萬丈、慷慨激昂。每次聽此曲,王昌齡的邊塞詩「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與「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畫面總在我心中迴蕩。貝多芬原本打算將此曲獻給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後來拿破崙稱帝,他憤而將其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個人認為,這英雄並非拿破崙,也並非他人,而是貝多芬自己。

《第五號交響曲》則在5年後首演。音樂剛開始時,命運連續兩次,每次四響的拍門聲,從來未有交響曲的開首如此令人心驚膽顫,接著處處波濤洶湧、天崩地裂。他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哮。最後憑藉信心和勇氣,如同大衞打倒巨人歌利亞,他戰勝了那看似不可征服的命運。

看來貝多芬頗喜歡海利根施塔特,他曾多次回到此地度假。距離他的故居不遠處有一條散步小徑,他暫居期間,經常來此散步,當他人將此小徑命名為「貝多芬散步道」(Beethovengang),以茲紀念。據說,當年他在此一邊踱步,一邊構思他的《F大調第六交響曲「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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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 ,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起初,我以為這處定是風光如畫,結果和我所想大相徑庭。這裡談不上風光旖旎,沒有煙波浩淼的堪藍湖泊,沒有萬里無涯的黃金稻田,也沒有姹紫焉紅的花團錦簇。小徑兩旁樹影婆娑,旁邊一條蜿蜒小溪緩緩流淌,也許當年這條小溪曾經洗滌貝多芬的心靈?沿路上有一中年男子遛狗散步,另一對老夫婦坐在長凳上,正享陶醉在陽光的輕撫,估計他們都是鎮上居民。對於這些居民來說,每天唧唧鳥鳴、澀澀綠草、颯颯涼風的陪伴,生活就是如此簡單但幸福。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 ,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海利根施塔特也是著名的葡萄酒鄕,不少葡萄酒莊園在附近開設了酒館,最具名氣要數Mayer am Pfarrplatz。客人可以選擇在室內或庭院用餐,而我則坐在庭院的一隅。庭院以黃色為主調,再以綠色窗框、木門、配襯,煞有田園色彩。從前,農民會在此慶祝每年一度豐收。直到今天每逢夏季週末這處也是觥籌交錯,笙歌夜舞之地。點了一杯當地佳釀,享受一個愜意的下午。其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來到此地也是因為貝多芬。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不過,他也是嗜酒之人,而酒館又有大量瓇漿玉液,不知他是否每晚都喝到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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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愛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曾寫過《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Beethoven the Universal Composer)一書。書中提及,貝多芬年少時,曾經接觸過德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在詩人眾多作品中,他尤其喜愛《歡樂頌》(Ode to Joy)一詩,於是他便立誓,有朝一日,他要把這首詩改編成音樂。

為了實踐夢想而寫《第九交響曲》,他打算將《歡樂頌》改編成合唱曲歌詞然後加插在交響曲的第四章內。音樂史上,從未有作曲家敢在交響曲上配以人聲,也只有貝多芬有如此驚人魄力和豐富想像力才得以完成。這首交響曲耗盡了作曲家的心力,寫完又改,改完再改,直到1824年才正式完稿。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大劇院(Theater am Kärntnertor)首演。這是貝多芬12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現身,他的復出,引發全市哄動,音樂會的門票一早售罄。當晚,劇院座無虛席,賓客雲集,音樂界的知名人士,要不在台下當觀眾,不然就在台上參與演出。當時,貝多芬已經接近全聾,不能親自指揮,但仍站在指揮身旁,以作提示。

那一夜,貝多芬征服了在場每一位觀眾。從未有人聽過如此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交響樂,人人聽得如痴如醉、如癲如狂。觀眾反應從未如此熱烈,情緒有如萬馬奔騰,如滔滔江水,全場掌聲雷動,喝采歡乎之聲此起彼落,有不少觀眾熱淚奪眶而出,也有不少人將手帕和帽子拋上半空,好不動人。

演奏完畢時,貝多芬背向觀眾,他既看不到更聽不見台下反應。合唱團一名女低音見狀,於是便攙扶著他,助他緩緩轉身面向觀眾席。貝多芬看到台下反應的剎那,頓時呆了,他未料觀眾情緒竟會如斯高漲。他激動不已,身子不停顫抖,久久不能平復。據說,觀眾共起立了5次以表謝意,由於他們反應太熾熱,當晚演出曾數度中斷,連警察局也要派員到場維持秩序。

維也納多了一位英雄—他仿若就是為了此刻而生。

遺憾的是,肯恩頓門大劇院已於1870年拆遷,其原址位於那家以薩赫蛋糕(sachertorte)聞名的薩赫酒店(Hotel Sacher)。(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827年3月26日,這位音樂巨人與世長辭。據說,他彌留之際,狂風驟雨、雷電交加,窗外嘎然傳來一陣轟隆的雷鳴。同一時間,貝多芬瞪大雙眼,一臉怒容,他舉起了右手,拳頭緊握。數秒後,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右手捶下。這幕如同命運交響曲一般,充滿了戲劇性。他畢生都在舆命運抗爭,直到人生最後一刻。

貝多芬是傳奇中的傳奇。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筆下的那位老漁夫,愈戰愈強,當他耳患越趨嚴重,他的事業越攀越高。也許,少了凡塵的繁囂喧嘩與及俗世的靡靡之音,才可譜出一闕一闕的高山流水、陽春白雪。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愛在琴聲終結前──蕭邦與喬治·桑》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資料:
愛德蒙·莫瑞斯著。李維拉譯。《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台北:左岸文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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