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上野1丁目的「可否茶館跡地」碑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令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令其生意失敗。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重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京都フランソア喫茶室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京都築地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賬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順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的方式，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來自於米的麴菌)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面咖啡桌、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格林斯坦咖啡館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是其常客。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精通土耳其語。圍城期間，他到城外打探消息，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當中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延伸閱讀：《繾綣華沙咖啡館》)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彼得·艾騰貝格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他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

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維也納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譯。《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人在巴黎，我不愛登鐵塔、看凱旋門，望見香榭大道行人路上熙來攘往的購物客，我馬上拔腿而逃，唯恐走避不及。去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看畫，見到那排山倒海的遊人只會令我頭昏腦脹，最終放棄觀賞那些稀世珍寶，溜之大吉。

人在巴黎，我享受獨個兒在左岸閒晃，東遊西逛二手書店及畫廊，穿梭街頭巷尾尋找名人故居，黃昏時在夕陽映襯的塞納河河畔享受涼風的輕撫。除此以外，我更愛流連左岸的咖啡館，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些受文人墨客青睞的名店如花神(Café de Flore)、雙叟(Les Deux Magots)、多摩(Le Dôme Café)、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圓亭(Café de la Rotonde)等。

歲月匆匆，那些百年老店現已物是人非，昔日王謝堂前燕，早已不曉得飛到那裏去了，但咖啡館百年風華猶在，依舊充滿文藝氣息，予人無限聯想。新古典藝術樣式的天花牆壁，胡桃木或紅壇木色桌椅，再配上鍍金色鋼枝製成的樓梯扶手、傢俱配件、室內裝飾令店內顯得古樸典雅而不浮誇奢華，還有圍在店外的一兩排桌椅，令整間咖啡館多一分愜意閒情，少一分嚴肅拘謹。

花神咖啡館

每逢週末假日，咖啡館便會被大批慕名而來的遊客擠得水泄不通。幾乎每張咖啡卓上都會罷上一兩瓶美國入口的軟性飲料，一看見此番情景，便知山姆大叔的文化霸權真是無處不在！為避免左擠右，碰我會選擇在平日的下午，在遊人較稀疏時在咖啡館的一角消磨兩三小時。

圓亭咖啡館

當獨個兒坐在咖啡館時，我當幻想能適逢期會見證那文采風流的年代。我渴望在花神看到薩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多娃(Simone de Beauvoir)坐而論道、探討哲學，在圓亭瞧見畢加索(Pablo Picasso)正在構思他下一幅作品或在丁香園目睹海明威和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高談闊論、醉酒當歌。因生不逢時而感到有點悵然若失之際，我想起《世說新語》一則故事來自我開解：話說某夜東晉士人王子猷思念友人戴安道，便令從人雪夜乏舟拜訪戴，到了戴家門口，卻令從人掉頭而去。從人問這是何故，王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自我感覺最重要，見到與否又如何？當然，才子的境界深邃雋永，非我所能及，此番胡亂引用其言語，實屬穿鑿附，甚至有點狂妄自大。

扯遠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巴黎左岸吹起一股文藝新思潮，富文化氣息的咖啡館四處林立，文化沙龍之風氣盛極一時，吸引無數年輕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知識分子到來追尋夢想。久而久之，咖啡館成為他們的聚會場所，左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左岸文化亦由此而生。到初前來逐夢那些年輕人，部份已漸露頭，部份仍寂寂無名。除了本文提及的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還有達利(Salvador Dalí)、艾略特(T. S. Eliot)、米羅(Joan Miró)、紐維爾(Luis Buñuel)等，若干年後他們將會在文化界大放異彩，「各領風騷數百年」。君可知多曠世巨作就是誕生於這些屹立於巴黎左岸的百年老店！

雙叟咖啡館

年輕的文人雅士來到左岸定居、工作，過著反傳統的波希米亞生活，與同道中人一起切磋硏討哲學、文學、音樂、歷史等課題，他們來到左岸尋求靈感，企圖在傳統學院派的創作框架上取得突破。當然，在巴黎這五光十色、絢麗多姿的繁華都市，年輕人在努力創作之餘，夜夜笙歌，觥籌交錯是少不免的，男歡女愛更不在話下。他們可能要經歷窮困、失業、失戀，同時亦過著不羈、放縱、自由的生活。多年以後，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一書回憶巴黎的歳月寫道：「我們雖貧亦樂」(…we were very poor and very happy)。

多摩咖啡館

是喜，是悲；成也好，敗也好；不論年輕人高呼「春風得意馬蹄疾」、「今夕何夕，見此佳人」，還是慨嘆「古來聖賢皆寂寞」、「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既是生活的體驗，同時亦是生命的歷練。著名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以「風箏不斷線」來形容藝術，風箏可以任意飛翔，線總不能斷；藝術作品可以天馬行空，但不能離開生活。巴黎的經歷，對於他們的藝術生命而言，猶如幼蟲要成為翩翩彩蝶前必須先成蛹而後破出，是不可或缺的階段。

近年我國不少年輕音樂家在海外比賽屢屢奪魁。他們彈奏得出神入化，甚至是近乎完美無暇，這可能是他們自小每天苦練十數小時的成果。但水能戴舟，亦能覆舟，有評論指出中國音樂家普遍欠缺個人風格，我想這與他們整天困在室內苦練，缺乏正常社交活動、生活的體驗不無關係。如前所述，藝術也好，文學也好，是離不開生活的。樂譜是風箏，演奏家是放風箏者，風箏在空中如何飛翔，就要看手執輪線之人如可掌控了！

為了中國藝術發展也好，為了年輕人亦好，我不奢望中國有「左岸」，只冀望他們可以全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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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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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