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Place de la Concorde 09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延伸閱讀:《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年7月14日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Place de la Concorde_Obélisque 01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月14日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益不穩,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崙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專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而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

波希米亞的明珠—布拉格

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形容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皇冠上最珍貴的寶石(Prague is the most precious stone in the crown of towns.)

Old Town_Clock Tower View_Tyn Church 03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趁冬日休課期間,暫時拋下塵世俗務,與友人同遊布拉格。時光荏苒,距今已是一紀之遙,但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抵達布拉格,在酒店放下細軟,第一個目的地就昰舊城區,一抵達舊城區,我頓時愛上了布拉格。城區裡的教堂、市政廳、宮殿、劇院、天文樓、火藥塔,石路,歷史文化沈澱,宛若時光凝固色彩繽紛,恍如去到童話世界,目不暇及,令人樂而忘返。

有別於巴黎市中心都市規劃所強調建築的工整對稱,舊城區似乎未經任何規劃,不同年代、風格、色彩、大小、線條、高低的建築將市中心廣場團團包圍。令人詫異的是,建築群不但沒有顯得雜亂無章,反而在互相輝映襯托下,舊城區的整體美感得以昇華,仿如原野上百花競放,嫣紅姹紫下之自然美景。

廣場有一鐘樓,登上鐘樓頂鳥瞰舊城區,看到那醉人美景,頓時呆了。冬日暖陽斜灑,與色彩絢麗的廣場建築交纏,色彩眩目,如同視覺盛宴,令人如痴如醉。層層疊疊的磚紅色屋頂形成一片紅海,與藍天白雲交融,相映成趣。穿梭那街頭巷尾是另一樂也,在鐘樓下古城巷內,明明「山窮水覆疑無路」,轉瞬間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處老房子戶外庭院忽然映入眼前。此外,在舊城廣場某角落咖啡店內,細品紅茶醇香,觀賞廣場四週之絢麗多姿、靜聽鍾樓之鐘聲妙𩐳,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從舊城區信步往西就會抵達伏爾塔瓦河(Vltava)。此川流不息的長河,既非「滾滾長江東逝水」之氣勢磅礡,亦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般氣吞天下,而是宛若溫柔慈祥的母親,孕育了波希米亞的璀璨文化。抬頭遠眺對岸,那巍峨壯麗的哥德式聖維特教堂River Vltava View 09(St Vitus Cathedral)昂然挺立在小山丘上的城堡區,尖塔高聳入雲,突顯其神聖不可侵犯。教堂從多個世紀以前就一直鳥瞰山下的布拉格城,在悠悠歳月中守護她。教堂往下看,那櫛比鱗次、色彩斑斕的老房子從山丘伸延到伏爾塔瓦河河邊,侊如歡欣跳躍的音符,令到四處洋溢輕鬆愉悅的氣氛。詩詞畫意的河邊風景卷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橫跨伏爾加河的查理斯古橋(Charles Bridge),連繫了舊城區與對岸小城區。多年來,管他風吹雨打,滄海桑田,這道古橋樑依舊屹立不動,與斯立夫民族的堅韌不屈源出一脈。橋上三十座精雕細琢的石像,不知目睹多少人的悲歡離合,更不知見證了多少朝代的興衰交替。我渴望這道橋是永無盡頭的,無奈事與願違,明明是緩步而行,卻似疾步而飛。世上所有美好事情總是轉瞬即逝,走畢橋後,依依惜別、無限眷戀。来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在橋上,我情不自禁啍起了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的《我的祖國》(My Fatherland)第二樂章,旋律浪漫動人,猶如向聽眾娓娓道出了伏爾加河那波瀾壯闊、風雲激蕩的歳月。德弗乍克(Antonin Dvorak)的《新世界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也是我非常鐘愛的捷克交響樂曲,尤其是第二樂章,作曲家悠悠鄉愁溢於言表,處處流露出相思眷戀之情。正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每次聽畢這兩首交響詩,都覺餘音裊裊,繞樑三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講到音樂,不可不提布拉格與莫札特(Wolfgang Mozart)之不解淵源。當年音樂神童在維也納陷入事業低潮,相反,他在布立格卻深受愛戴。後來他在布拉格完成了歌劇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並在當地首演,盛況空前。後來莫札特逝世,布拉格為他舉行了彌撒,萬人追悼。難怪他生前曾感慨地道:「知我者布拉格也」,可見布拉格人是莫札特的知音。

記得某名人曾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在我心目中,布拉格的建築是最扣人心弦的凝固音樂,波希米亞的音樂是最感人心脾的流動建築。比起南歐人的熱情奔放,捷克人顯得沈默寡言,但從對建築和音樂的品味和追求來看,他們骨子也是浪漫多情的。

捷克向來都是命途多舛,地理上屬歐洲中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強敵覬覦從未休止。捷克曾被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統治達四百年,一次世界大戰後好不容易才宣告獨立。可惜1938年被德軍入侵,對方迅雷不及耳,兵不血刃就佔領了布拉格。同樣事情又發生在1968年,這次輪到蘇軍。同樣地,對方如入無人之境,布立格轉瞬間便淪陷了。兩次被入侵,市民都沒有激烈抵抗,反正打不過就不如不打,保留實力再伺機而動。由於沒有遭遇槍林彈雨,布拉格古城幾乎絲毫無損。

另一邊廂,1944年,捷克的鄰國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義,企圖從德軍手中奪回首都。起義軍「寧為肉碎,不作瓦存」,激烈火拼下,不但「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華沙古城慘遭摧毀,最終更被夷為平地,僅餘一大片斷垣殘壁。由於布拉格人的「無為」,布拉格這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留。Old Town_Klementinum 07

捷克人不僅天生浪漫,更天生一副傲骨。在強敵當前,捷克人既不慷慨就義或拼個魚死網破,亦沒有擺出阿諛諂媚或搖尾乞憐的姿態,而是以沉默作拒絕,以忍耐作抵抗,除此以外,他們堅韌不屈地更進行長期抗爭。捷克作家克拉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英譯: The Spirit of Prague)一書中描述知識分子如何透過地下集會、地下硏討會、出版地下刊物,用筆桿子極權政府進行鬥爭。1989年,天鵝絨革命爆發,人民終於得嘗所願,推翻專制政權。捷克人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擁有自己的民選總統和國會。1968年,布拉格在沒有抵抗下被蘇軍佔領,差不多30年後,又幾乎沒有流血情況下重投布拉格巿民懷抱。兩次「變天」都幾乎沒有傷亡,此例在歷史上屬鳯毛麟角,堅韌,忍耐、克制、樂觀、理性、睿智,缺一不可。

1990年5月,捷克走向民主自由後第一次舉行布拉格之春音樂節。開幕演奏會極富劃時代意義意義。演奏樂章是洋溢愛國情懷的《我的祖國》,而且更由流亡海外達四十年的名指揮家庫比利克(Rafael Kubelik)負責揮棒指揮,象徵國家擺脫專制統後重獲新生。演奏完畢全場站起掌聲雷動,聽眾情緒高漲,慷慨激昂,喝采之聲此起彼伏,久久不止。他們不僅聽了一場悠揚悅耳,觸動心弦的演奏,更聽到自己民族在歷盡災劫後重新站起的勝利凱歌。

圍牆

人類歷史沒有任何 一堵牆,如同德國的柏林圍牆如此富傳奇性、戲劇性。

柏林圍牆在50年前勃然而起,像飛將軍從天而降,東西兩德從此天各一方,分道揚鑣,約30年後卻又驟然倒下,平地一聲雷,退下了歷史舞臺。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二次大戰後,戰敗軸心國德國被一分為二,東德歸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歌蘇聯管轄,而西德則由美、英、法三大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管理。柏林位於東德心臟地帶,根據戰後協議亦被上述兩大陣營劃分為東西柏林。剛開始的時候兩地人民尚可自由出入,後來日子久了,基於東德人民嚮往西德的自由民主社會,加上兩地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別,大量東德民眾前仆後繼,如潮水般湧向西柏林。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如果任由大量勞動力流失必對東德國家經濟造成無可挽回之損失,東德政府毅然決定採取非常手段。1961年8月13日清晨時分,東德當局動用大批軍警,在東西柏林邊境架起鐵絲網及其他路障,市民不能自由通行。早上看到如此陣勢的柏林市民不禁面面相覷、呆若木雞,此刻方如夢初醒,心知大事不妙卻又無可奈何。數個月後,西柏林被繞成一圈的混凝土牆所包圍,自此以後,無數家庭朋友被迫分隔,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當壓迫的一方手段KONICA MINOLTA DIGITAL CAMERA愈嚴厲,被壓迫的另一方反抗愈強烈。但另一方面,壓迫的一方就更變本加厲。於是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扭盡六壬,展開一場場鬥智鬥力的博奕遊戲。曾看過一套名為The Berlin Wall 的紀錄片,片中逃亡者憶述當年如何跨越圍牆,他們的逃生方法猶如五花百門的特技大全,包括掘地道、乘坐熱氣球、用空中吊纜,簡直千變萬化,層出不窮。除此之外,有西柏林民眾用滑翔機飛起圍牆另一方接載親人,有人偷鴐裝甲車企圖強行衝破圍牆,更有逃亡者用滑浪風帆橫跨波羅的海投奔西方…可謂上天下地、飛簷走壁,一應俱全。另一邊廂,東德政府亦不是省油燈,為了阻攔民眾,軍警如臨大敵般在圍牆附近築起重重障礙。除了混凝土牆外,欄上升杆、電鐵絲網、地雷、暸望塔、針床等設施應有盡有,軍警甚至還架起了機關槍,以掃射逃亡者!

中國人常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比喻世事變幻常。東德自1961年起建立圍牆,當時有誰可曾料到不足三十年後,局勢急轉直下。因為國內強烈改革訴求和國際政治局勢巨變,1989年11月9日,當局晚上突然宣佈,民眾可自由出人兩德邊境。一石激起千層浪,兩德統一,東歐國家改弦更張,冷戰年代被畫上休止符。

當年的機關障礙,早已盪然無全,大部分牆壁,已被拆毀搬遷,不少碎塊成為紀念商品供遊客選購。我亦不能免俗,買了一小塊圍牆碎片以作留念。我和友人沿着當年分隔東西的邊境散步,仍可斷斷續續地看到少量斷垣殘壁,好像上一輩的德國人,明明已封塵的記憶卻又不時湧上心頭。乍看之下,那厚重而粗獷的牆身,誇耀他所經歷那段風雲激盪的歲月,牆上的斑斑痕跡和段段裂紋,細訴他所見證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另有少部分圍牆,成為戶外博物館的展品,將一切轉化為塵封的歷史。博物館除了評頭品足的觀光客外,偶爾可見到一兩位長者,貌似當地人,眉宇間滲透淡淡憂傷,站在展品旁邊,或注目凝視,或低頭沈思,勾起了前塵歲月。往事如煙,一切不堪回首。

除此之外,有部分圍牆供人塗鴉繪畫後搖身變作公共藝術品供人駐足觀賞,成為鬧市一道奇異風景。我頗欣賞這種處理方法,既能保留遺跡,又省下搬遷拆卸所需人力物力,同時又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創作之地,一舉三得。灰黑黑的混凝土牆換上班斕色彩,無異炎夏的一道涼劑,歷史要受到尊重,但過去的包袱畢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輕鬆調侃KONICA MINOLTA DIGITAL CAMERA取替嚴肅沈重不失為睿智之舉。數年前戲院曾上映Goodbye Lenin的德國電影,片中講述新舊交替的德國,用小人物反映大時代,沒有義正辭嚴的陳述或冷酷無情的控苦。無論是過去與現在的交疊,日常生活和社會轉變的交纏,何去何從?沒有令人聲淚俱下的情節或捧腹大笑的橋段,悲中帶喜,喜中有悲,歡欣帶點無奈,苦澀滿懷希望,導演處理得不瘟不火,令人讚歎。以上不僅是古蹟保護或電影表現手法,更是豁達和淡然的生活態度,從側面說明德國人如何面對過去。

2010年10月,適逢兩德終二十週年,看到電視重播當年圍牆倒塌的片段:布蘭登堡門上空煙掟放,無數男女歡呼擁抱喜極而泣,圍牆下有人用鐵搥及斧頭鑿向牆身。這畫面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歡樂頌》四重唱結合,成為永恆經典。多年來,西方主流媒體仍樂此不彼用此作為東歐鐵幕國家倒下,西方資本主義戰勝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象徵。不過,我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的優勝劣敗,而是一個民族在歷盡災刧後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