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津町位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舉目四望，但見連綿山脈、翠綠縈繞、河川蜿蜒。由於位置偏遠，公車班次疏落，沒有火車可達，最好就是驅車前行。
此行之目的，是為了參觀杉原千畝紀念館。紀念館座落在八百津町人道之丘公園，公園也是為紀念他而開闢的。
多年前，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港譯《舒特拉的名單》)，票房賣個滿堂紅，讓公衆開始關注在二戰中，那些拯救猶太人的無名英雄。這位杉原千畝，同樣也是猶太人的恩人，更被視為「日本的辛德勒」。(延伸閱讀：《從亂世梟雄到救人英雄──奥斯卡·辛德勒》)
1900年元旦，即20世紀的首天，杉原千畝呱呱墜地了。在如斯特別的日子來到這世界，似乎注定他不平凡的人生。他出身小康家庭，父親在税務機關上班。杉原自幼便展現了過人的語言天賦。他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後，志願是當一名英語老師，但父親希望他考醫科。醫學院舉行入學考試，他僅填上姓名，交了白卷後施然離去。1918年，杉原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英語系，由於沒有父親經濟支持，他要一邊讀書，一邊工作賺錢交學費。翌年，適逢日本外務省(即外交部)招聘人才，提供海外留學課程、獎學金與及在職培訓。杉原把握機會報名，並獲得接納。
杉原被外務省派到中國哈爾濱進修，學習俄語。這段期間，他認識了上帝，加入當地的東正教教會，從此改變其一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三省。翌年，滿州國(或稱偽滿州國)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成立，杉原往當地日本領事館任職，成為蘇聯專家，專注處理有關蘇聯事務。紀念館展出一份他年輕時所摘寫、厚數十頁的蘇聯硏究報告，顯示他年紀輕輕開始已在外交部嶄露頭角。杉原曾協助日本政府以較低價格，從蘇聯手中買下南滿鐵路，被後者視為眼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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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由於目睹日本軍人對中國老百姓的暴行，他憤而向外務省申請調回日本，並獲得接納。他離開前，還與白俄羅斯籍妻子辦理離婚。
1936年，外務省欲派駐杉原前往莫斯科，不過，由於南滿鐵路一事，蘇聯對其心存芥蒂，事情因此擱在一邊。1937年，他被派往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擔任領事館翻譯。
1939年，杉原被派前往立陶宛考那斯(Kaunas，當時首都)的日本領事館任職，陪同他赴任的有第二任妻子池田菊子及兩名兒子。領事館是樓高兩層的洋房，既是辦公地方，也是他們一家的居所。表面上，杉原是擔任領事，其實他還要負責情報工作。在立陶宛期間，他頻頻與波蘭情報人員接觸，捜集有關德軍動向消息。
此為冗筆。或許讀者會心生疑問，德國距離日本如此遙遠，何故日本人要打聽德軍動向？原來，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德蘇兩國關係緊張，雙方都各懷鬼胎，兩大強權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另一邊廂，日蘇兩國關係也好不到那裡。蘇聯東邊與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接壤，日軍要處處提防對方入侵。日本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德蘇兩國開戰，蘇軍必定傾全國之力應付而無暇東顧，如此一來，日軍便毌須提防蘇軍，可以集中力量進攻中國大陸腹地。
回到正題。1940年7月某個早上，杉原拉開房間窗簾，窗外情景令他吃了一驚。他的領事館有金屬圍欄圍繞著，圍欄外站竟滿黑壓壓的人群，乍看之下，少說也有一、二百人。
那些人表情各異，有人滿臉倦容、有人則心神晃忽、還有人面色凝重、更有人神情哀慟。不少人扶老攜幼，帶著一家人前來。也有人攜帶細軟行李，顯得風麈僕僕，似乎從遠地而來。有人神色焦慮，大力搖晃官邸閘門，恨不得可以破門而入。也有人雙手緊握著欄杆，神色焦慮，前額貼著圍欄，雙目注視領事館動靜，似乎恨不得把頭也探進欄杆內。更有人等得不耐煩，企圖攀越圍欄，進入官邸，幸好馬上被保安人員喝阻。
杉原從使館人員口中得知，門外人士欲入內會見他，料這些人必有要事而來。杉原要職員通知他們，讓他們派四、五名代表入內，他願意接見，聆聽他們陳請。
杉原會見了那幾名代表，原來門外全是猶太人，他們希望取得日本過境簽證(transit visa)。事業原委是如此：當年德軍入侵波蘭，四處逮捕、殺害猶他人，領事館門外的猶太人，大部分是從波蘭亡命而來。他們心知，狼子野心的德國人，很快便會入侵立陶宛，他們必須盡快逃走，否則便兇多吉少。地理上，立陶宛東西分別與蘇聯與波蘭接壤，往西已沒有去路，唯一的出路，便是往東邊的蘇聯，然後再乘搭西伯利亞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前往蘇聯東岸，再乘船離開，前往他國。按照蘇聯規定，過境人士，又必須有第三國簽證。於是，這群無助的猶太人，便希望能夠獲批日本過境簽證，以便進入蘇聯境內，再從蘇聯，東渡日本，再前往他國。
杉原本身是一名虔誠的教徒，他非常同情猶太人的遭遇。他曾參加當地的猶太人舉行的聚會，耳聞猶太人被德軍殺害的慘怳。不過，作為一名外交人員，他不但要考慮這是否合乎國家利益，而且必須得到外務省批準。
為了幫助猶他人，杉原給外務省發電報，道出事情始末，希望得到允許。外務省否決其情求後，他沒有氣餒，再次陳情己見、據理力爭，結果再一次遭否決。據說，杉原最少發了三封電報，但每求都被駁回。
此時，杉原陷入進退兩難，他十萬分願意幫助那些近乎絕望的猶太人。當時局勢異常緊張，大部分使館已經撤離，自己已是他們的最後希望。不過，假若違抗外務省命令而發出簽證，其政治生涯可能就此斷送。更甚者，當時立陶宛已在蘇聯紅軍控制下，自己在蘇聯人眼皮子底下蹚這渾水，再次得罪對方，不單害了自己，還禍及家人。
其實，杉原要拒發簽證，還有一個借口，那就是：幫了也是白幫。何解？試想，猶太人要從蘇聯西部前往東部，橫跨蘇聯國境遙遙數千里，路程何等遙遠艱辛。蘇聯人也不是省油的燈，猶太人在途隨時會被盤問、扣押、拘捕、勒索、搶劫，實屬吉兇難卜。
被外務省否決所求後，杉原陷入凝思，他徹夜未眠，經過反覆思量、再三躊躇，終於，良知戰勝了理知。他決定不顧一切，幫助這群可憐兮兮的猶太人。甫一作出決定，杉原便在官邸的辦公室逐一會見那些歡天喜地的猶太人，並批出簽證。消息不脛而走，申請者紛至沓來，領事館前排出一條長長的隊伍。
紀念館展品中包括當年杉年所批出的簽證。原來那個年代的簽證，除了要在護照上蓋上印章，還要在旁邊書寫一段文字。雖然申請者為數眾多，在菊子的協助下，杉原很有耐心地寫完又寫、批完再批。
據外務省規定，申請過境簽證者必須符合兩項條件：第一、申請人要出示第三國簽證，以證明自己有另一目的地；第二、要有足夠盤川，可以應付停留日本的起居飲食。不少申請人僅能符合其中一項條件，甚至兩項條件皆不符合者也大有人在，杉原也毫不猶豫接納他們申請。據說，有人甚至沒有護照僅遞上一張白紙，他也照樣批出簽證。他跟自己說，一切盡力而為吧，其餘的就交托上帝。
那段時間，杉原除了睡眠外，每天從早到晚忙著簽證工作。當時他早已接到指令，要調去德國，而領事館也快將關閉。他深知，時間緊迫、刻不容緩，能幫一個算一個。
8月尾，日本領事館關閉。當天，申請人仍絡繹不絕。杉原與家人搬到附近飯店暫住，雖然體力幾近透支，他仍會見申請人、寫簽證。9月5日，他拖著疲憊的身軀 在火車站月台等候前往柏林列車時，仍在拼命地書寫，一秒也不敢鬆懈。到登上火車就座後，看見不少人從車窗外遞入證件，他又繼續揮筆，每寫完一份文件就將其遞出窗外，然後又趕緊寫下一份。須臾，窗外傳來「嗚嗚」之聲，原來是火車鳴笛聲。接著窗外風景開始緩緩移動，轟隆轟隆之聲漸趨急促。杉原寫好手上文件後，旋即扔出窗外。此時，有人在月台上追逐火車，一邊揮手、一邊高聲喊著：「我們不會忘記你！我們會再見面的！」，直到火車絕塵而去。此刻，在車廂內，菊子正坐在丈夫身邊，其淚水如同斷了線的珍珠鍊，潸潸地流下來。
甫踏出紀念館門外，天色變得昏暗。耳邊掠過的呼嘯，是颼颼風聲，還是孤兒的哀嚎？擱在臉龐上的水點，是霏霏細雨，還是母親的淚水？
大戰過後，杉原一家回到日本。有一天，他回到外務省辦公室後，長官面見他並要他自動辭職。長官沒有直接解釋，僅道：「你知道原因的。」
對於杉原來說，這如同晴天霹靂，他從一名前途無量的外交官成為失業漢。為了養家餬口，杉原當過超級市場與及雜貨店職員。後來，一間貿易公司聘請了他。由於精通俄語，他被派駐莫斯科，待了數年。有一次，杉原的么子(他一共有四名兒子)前去莫斯科探望他，他跟兒子說，晚上要吃大餐。兒子以為父親要帶他去高級餐廳飽吃一頓。豈料，杉原帶他去鄰近的超市，買了一些馬鈴薯和香腸，回到家後，他將一個電爐搬入浴室內，電爐上放了一鍋水，然後便在浴室煮熟那些馬鈴薯和香腸。這就是杉原所說的「大餐」。「大餐」況且如此，可想而知，他平日生活是如何拮据。
1968年，有人從以色列前來拜訪杉原。後者一征，渺無頭緖，不知眼前人是何方神聖。這人道：「杉原先生，雖然你不記得我，但我每天都想起你！」他遞給杉原一份泛黃而有摺痕的紙張，紙上有日本領事館的蓋印和杉原的字跡。那人眼泛淚光，哽咽說：「很多人和我一樣，多年來一直保存著這張紙！」這人是一名猶太人，二戰期間，杉原曾經給他發出日本過境簽證。當年，他就是全靠那份簽證，成功逃過一刧。多年後，他已成為以色列外交人員，但仍念念不忘杉原救命之恩，一直四處尋訪恩人。他曾到過外務省去打聽，得到的答覆是查無此人。幾經辛苦，他終於找到杉原，喜不自勝。杉原百感交集、如夢初醒，紙上的字跡和蓋印早已褪色，但往事卻仿如昨日，瀝瀝在目。
自從立陶宛一別，杉原從此就沒有那羣猶太人的音訊。從這人口中，他方知道，當年有不少猶太人，離開立陶宛後，乘搭西伯利亞鐵路，橫跨蘇聯，到達了東岸城市海嵾威(Valdivosrok)，然後再乘船，千辛萬苦下抵達日本敦賀港，保住了性命。這刻，多年來的懸念終於解開，杉原總算老懷安慰。
多年的風霜，杉原從一位風度翩翩、長袖善舞的外交官，成了一名不苛言笑、沉默寡言的白頭老翁。他一直保持低調，從來沒有打算替自己翻案，恢復名譽。他也沒有以猶太人救星自詡，對於當年所做之事，他一直三緘其口，就算是其兒孫，也並不知情。他沒有意圖從中得到任何好處。有一次，以色列方面派人探望杉原，並問他有沒有甚麼可以幫忙。杉原回答對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么子能夠去以色列讀大學。
1985年，杉原獲得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Nations)，以表揚他對猶太人作出的貢獻，至今，他依然是唯一贏得此獎項的日本人。當時，他已垂垂老矣，身體虛弱，未能遠行，由妻子及長子代為領獎。翌年，他蒙主寵召，以色列遣派了代表團參加其喪禮。自此之後，杉原的事績始在日本國內流傳，成為家傳戶嘵的名字。
杉原是一個特立獨行、不願隨波逐流的人。在父權至上的日本社會，實屬異類。年青時，他違抗父親，放棄唸醫科。在哈爾濱時，他是少數領洗成為教徒的日本人。他恥與殘忍的關東軍為伍，毅然回國。在立陶宛，他又不顧長官反對，義助猶太人。
其實，無論在公在私，杉原有無數理由拒絕猶太人，但最後他仍決定施以援手，原因只有一個：於心不忍。他僅是一名普通外交官，為了做一件正確的事，斷送了前途，換來鬱鬱不得志的後半生。他毫不後悔、毫無怨言。他曾說過：「我給予猶太人簽證，違抗了外務省的命令，但如果我不如此做，就是違背了上帝。」
有云「成事在人，謀事在天」。杉原並非「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豪傑，更沒有「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他僅是盡己所為，然後將結果交托自己的主上帝。在立陶宛期間，他批出了1200多份簽證。不過，當時一份簽證，是可以作為整個家庭的旅行文件，有人估計，他拯救了超過6000名猶太人。
杉原的一生，說明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偉大的事。
延伸閱讀：
《猶太人的救星：潘基維茲和他的傳奇藥店》
《從亂世梟雄到救人英雄──奥斯卡·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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