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奈:現代主義先驅

1890年,莫奈(Claude Monet)收到消息,獲知好友馬奈(Édouard Manet)生前名作《奧利比亞》(Olympia)有機會被美國畫商購得。這名畫壇大師焦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他發起籌款,以購買該畫,轉贈國家。他認為這幅曠世之作乃法國國寶,應該在羅浮宮(Louvre) 永久展出,不可以讓它遠走外邦。最後他籌得20,000法朗,不過基於種種原因,該畫只能在巴黎的盧森堡博物館展出,要到17年後方能移送到羅浮宮,後來歸奧賽博物館所有。當年,《奧林比亞》被受評擊,引來社會口誅筆伐,現在卻成為奧賽博物館鎮館之寶,可謂世事如棋,乾坤莫測。

馬奈被視作將繪畫藝術從寫實主義(Realism)過渡到現代主義(Modernism)的關鍵人物,又稱「印象主義之父」。他出身於1832年,家世顯赫,父親是資深法官,母親的教父更是瑞典王儲。父親原本寄望馬奈能夠繼承其衣砵,從事法律工作。不過馬奈醉心繪畫,老馬奈拿他沒轍,勉為其難答應,這方面與竇加(Edgar Degas)一樣

年輕時的馬奈,追隨歷史畫家庫蒂爾(Thomas Couture)學習繪畫,並經常到羅浮宮臨摹古典名家作品。20歲出頭時,他前往歐洲各國吸收各地藝術精華。馬奈深受古典主義派薰陶的,不過其作品可謂既戀舊亦創新,一方面他作品的構圖饒富古典主義風格,另一方面,其作品摒棄了傳統宗教和神話題材。他認為表達情感和事實,遠比主題重要。

1863年,《草地上的午餐》(The Picnic)在落選者沙龍(Salon des Refusés)中展出,成為馬奈的成名作。何謂落選者沙龍?這要從巴黎沙龍(Salon de Paris)說起。巴黎乃18、19世紀歐洲藝術重鎮,而沙龍就是最具權威性的公共畫展。沙龍由巴黎法蘭西藝術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舉辦,並得到政府贊助。能夠在沙龍展出的作品都要經過專家學者所組成的評委認可。那個年代,它好比藝術界的科舉考試,畫家必先有作品入選沙龍,方為公衆認識,才可出人頭地。沙龍評委由於風格保守,漸漸為人詬病。1863年,大量年輕新晉畫家包括馬奈的作品皆被拒諸門外,引起不少騷動,國王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為了安撫他們,並彰顯其開明作風,特別舉辦了上述的落選者沙龍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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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次畫展中,《草地上的午餐》引起了極大迴響。畫中構圖模仿了拉菲爾(Rafael)的雕刻《帕里斯的裁判》(Judgement of Paris)。最前方的女子一絲不掛坐在兩名西裝革履的男士旁邊,該兩名男士只顧聊天,右邊那位邊聊天,邊用手比劃,完全無視裸女的存在。與此同時,女子也自顧地睢向觀眾。左下角有水果和麵包,呼應了主題,衣物證明女子是來到草地後寬衣的。遠方穿著輕紗的女子在溪邊淋浴,她與其餘三組成了古典的三角形構圖。作者唾棄了調和色彩的(sfumato)法,反之採用了明確利落的線條、強烈的光暗色彩對比。他也故意削弱空間感,按照距離而言,遠方那名淋浴女子也似乎也畫大了一點,有違傳統透視法理論。該畫最具爭議自然是那名裸體的女士,因為在此畫之前,只有神話或宗教人物是裸體的,凡人赤身露體乃破天荒第一次,前衛藝術家向正式傳統學院派人士發出挑戰函。馬奈意圖改變學院派所提倡的理想美。對他而言,理想美造作而失真。《草地上的午餐》那名女士便有別於傳統追求的完美形象,她並非羞花閉月之美人兒,也沒有明亮光滑的肌膚,身上還有贅肉。她右手托著腮,但手肘卻似乎沒有放到膝蓋上,坐姿顯得怪異,有人認出午餐場地是森林公園(Bois de Boulogne),此乃當時的風月場所,妓女經常出入,因此該畫也有諷刺的意味。

《草地上的午餐》仿似一陣風,為畫壇吹皺了一池春水。透過這幅作品,馬奈宣示藝術應該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畫家可以依照自己意志而創作,毋須受傳統教條所束縛、捆紮。與《奧林比亞》一樣,這幅畫也是奧賽博物館鎮館之寶。

1865年,《奧林比亞》入選巴黎沙龍參展作品名單。不過,比起兩年前的《草地上的午餐》,此畫造成更大震撼,其爭議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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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比亞》參照了提香(Titian)的《烏爾比諾的維納斯》,主角是一名全身裸露的女性。不過,提香所畫的乃古希臘女神,而馬奈卻畫了一名高級妓女。如同《草地上的午餐》,畫家用強烈的顏色對比取代傳統透視空間。在他筆下,一名女子在臥室裡半臥半坐著,全身毫無遮掩,她面朝觀衆,眼神傲慢,左手摭著私處,充滿挑逗性,又展現個人魅力,更代表其個人意志,一改以往妓女低賤的形象。提香畫中,象徵忠誠的小狗,被象徵娼妓的黑貓取替。女傭手中的那束鮮花,可能是女子的恩客所送,她卻不以為意,表達其個人選擇的權利。

沙龍展的出席者看到這幅畫,無不感到震驚,有人目瞪口呆,有人羞愧滿面,有人咬牙切齒。據記載,假如不是保安人員阻攔,該畫早已被個別怒髮沖冠的觀眾撕得稀巴爛了!這幅畫引起一浪一浪的口誅筆伐,無情韃担,公眾、記者、評論家、學者及衛道之士群起而攻之,抨擊唾罵之言論此起彼落。假如《草地上的午餐》被認為是傷風敗俗、意識不良之作,那麼《奧林比亞》更是離經叛道、天理不容了。有一段時間,馬奈幾乎成為社會的公敵。他不僅向抱殘守缺、因循守舊的學院派發出挑戰,更是對矯情飾行、道貌岸然的社會提出申訴。

1868年,馬奈認識了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在對方穿針引線下,他認識了莫奈、 塞尚(Paul Cézanne)、雷諾亞(Auguste Renoir)等年輕畫家。因年紀較長,出道較早,知名度比較高,他很快成為這個圈子的精神領袖,隨後也成為年輕改革派挑戰頑固保守派的標誌性人物,這也是他被稱為「印象主義之父」的原因。其實印象派(Impressionist)並非馬奈所開創,而且他從未參加印象派畫展,反之,他認為透過官方渠道,參加沙龍方為正道。不過,馬奈曾經自掏腰包舉辦個人展覽,令到母親擔心他會花光積蓄。

雖然出身名門,馬奈性格溫文爾雅、友善隨和,加上樂於助人,因此人緣頗佳。莫奈乃其至交,前昔貧困潦倒時,馬奈曾多次出手幫助。性格孤僻的竇加也與他成為好友。馬奈也與小說家左拉(Emile Zola)甚為稔熟,當年其作品備受抨擊,該位作家便仗義執筆為他護航辯解。

至於馬奈與莫里索的故事,像霧又像花,令人津津樂道,兩人之間的關係,藏匿在藝術史的滾滾煙雲中。莫里索出身富裕家庭,她醉心繪畫,作品曾經入選巴黎沙龍。馬奈與莫里索一見如故,並在她的影響及鼓勵下,作品採用了更亮麗的顔色,並開始在戶外創作。莫里索也成為馬奈的繆思女神(Muse),他為這位紅顏知己畫了12幅肖像畫。不妨看看下面的《陽台》。三人在陽台上觀賞風景,左下方的就是莫里索,她的雙瞳如剪水,彷彿連其靈魂也躍然紙上。相比之下,其餘兩人就遜色得多。馬來一生畫了不少女性肖像畫,其筆下最楚楚動人、風姿綽約者非莫里索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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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當戶對,又志趣相投,馬奈與莫里索原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可惜,早在二人相識之前,馬奈已為人夫。他不願拋棄髪妻,又不想莫里索蹉跎歲月,於是大方撮合她和親弟尤金(Eugène)。莫里索嫁得如意郎君,尤金一直支持妻子的藝術創作,在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堪稱異數。

馬奈妻子蘇珊娜(Suzanne),原藉荷蘭。 1851年,她為馬奈父親所聘,負責教授馬奈和尤金兩兄弟鋼琴。1852年,蘇珊娜誕下一個非婚生子萊昂。不過,在登記簿上,二人的關係為姊弟。馬奈亦從來沒有對外承認萊昂(Leon)為其兒子。外界揣測, 萊昂有可能是馬奈父親的情婦,萊昂乃老馬奈所生,因此他是馬奈的親弟。1863年,父親過世一年後,馬奈與蘇珊娜結婚。四人的關係撲朔迷離,一直是藝術史未解之謎。

馬奈晚年為梅毒和風濕病所苦,1883年去逝,年僅51歲。由於生前交遊廣闊,其喪禮出席者衆。竇加的一句評語總結馬奈的成就:「他比我們所想像更偉大。」

竇加:不一樣的印象派大師

巴黎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前身乃火車站,連接市中心與市郊。火車站於1900年巴黎舉辦世界博覽會時興建,1939年停用。1986年,昔日的火車站被改建成美術館對外開放。當年火車站內設有頂級旅館,顯奢奢華氣派。火車站改建時,這些美輪美奐的雕樑畫棟皆保留下來。今天,不知來攏去脈的訪客,心中會納悶,何故火車站竟興建得如此富麗堂皇。

奧賽美術館共三層,最引人矚目者,非地面樓層莫屬。19世紀末到上世紀戰前,法國所有頂尖藝術家,包括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的作品,皆在該層展出。印象派畫家馬奈(Edouard Manet)莫奈(Claude Monet)、 塞尚(Paul Cézanne)、雷諾亞(Pierre-Auguste Renoir)、竇加(Edgar Degas)俱成為畫壇風流人物。

竇加出身富裕家庭,祖父經營地區性銀行。他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父親原本希望他成為律師,可是兒子卻醉心於藝術。1853年,竇加進入巴黎藝術學院學習繪畫。他對新古典主義畫派(Neoclassicism)推崇備至,尤其敬仰其代表人物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後者曾鼓勵竇加要多畫線條,對其影響深遠,令他日後的作品以細膩線條見稱。在藝術學院進修期間,他追隨安格爾的弟子Louis Lamothe學習繪畫。1857年,他前赴義大利臨摹文藝復興(Renaissance)大師的作品。

受到古典美學薰陶,並師承古典主義,竇加曾經立志要創作歷史畫。後來他融會貫通,另闢蹊徑,自成一家,將古典學派的畫風融入其作品,以反映其所屬時代風貌及生活百態,成為「現代的古典畫家」。

1874年乃竇加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父親逝世,而且家族欠下巨債。原本他繪畫是為興趣,父親逝世後,為了償還債務,他加倍努力作畫,迎來了其藝術生涯的豐盛期,不論質或量皆大幅提升,可謂賽翁失馬,焉知非福。許多時候,藝術家人生的不幸,往往激發其潛能,反而成了後世之福。莫扎特也是為了還債,才拼命作曲賺錢,為世人留下大量雋永之作。

在一次偶爾的機會下,竇加認識了馬奈,經對方的介紹下,認識了不少新晉畫家。他們志趣相投,對於畫壇主流學院門派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而感到失望、反感,因而遭到排擠、攻擊。他們經常流連咖啡館,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並互相硏討,後來成為領導西方繪畫的印象主義畫派。

儘管被公認為印象派畫家,竇加對此卻感到厭倦。也許稱他為另類印象派畫家也不無道理。印象派畫家喜歡繪制戶外風景畫,然而竇加大部分作品卻以室內作為場景。雖然他也有戶外畫,但並非以風景作為主體,這點又和他的印象派友人大相徑庭。以莫奈為首的印像派畫家提倡在室外創作,以圖補捉光影與色彩的變化。竇加對此卻嗤之以鼻,他只會在室外瞥了一眼,將景物放在腦中的一隅,任憑記憶與想像滲在一起,任其發酵及昇華,回到畫室後才提起畫筆,在畫布上流躺,將景物描繪出來。他與其他畫家成為顆伴,除了大家臭味相投,更可以合作舉辦沙龍畫展,乃友情因素和實際需要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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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家庭》(The Bellelli Family,上圖)是竇加早期的作品,是他為姑母所畫的全家福。由於畫家的祖父去世,所以姑母身穿黑色喪服。透過各人所坐的位置,畫家暗示這家人想處得不太和逵。姑母和姑丈分坐左右兩旁,中間長女扮演兩人之間的橋樑。竇加和姑丈關係亦欠佳,他自然比較支持姑母,畫中特地安排姑丈背向觀眾,幽了對方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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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印象派畫家皆出身寒門,唯獨竇加與馬奈來自中上階層家,算是公子哥兒。二人自然有共同嗜好,他們常結伴去觀賞馬匹競賽。竇加年輕時也創作了大量有關賽馬的作品。有別於傳統畫家,他沒有表現馬匹的駿朗矯健或騎師的英姿颯爽。他亦沒有效法馬奈,去繪畫令人熱血沸騰的賽事場面。觀眾也看不到駿馬凌空飛騰,或騎師策馬揚鞭的畫面。竇加所畫的,乃賽前的情景,他利用敏銳的觸角,以細膩的筆觸畫出了馬匹的神態、形體及情緒,堪稱別樹一格。

竇加非常善於觀察人生百態及社會眾生相,他畫過不少窮苦人家,包括工人、演員、乞丐、醉酒、妓女等。仔細瞧瞧下圖這張《苦艾酒》(The Absinthe Drinker)。畫中那三張咖啡桌的邊緣,組成一個「之」字,引導觀眾視線,從畫面左下方伸延至中央那兩名人物身上。那名女子愁眉深鎖、臉如死灰,顯得心事重重,不知正面臨甚麼窘境。右邊那位男士也好不到那裡,他似乎潦倒失意、面容憔悴,眼現紅絲,正瞧著咖啡館外某些人或事。兩人同為天涯淪落人,明明挨在一起,卻沒有互何互動,互不相干。竇加觀察入微,他有不少作品,描繪繁華背後低下階層的困苦,稱其為現實主義(Realism)畫家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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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著名的浴女圖系列其中一張,名《盆浴》(The Tub)。那個年代,大部分人家中沒有浴室設施,一般人是用浴盆洗澡。觀眾似乎從上而下偷窺那名正在洗澡的女子,右邊是假髮、水罐、梳子及捲髮器。畫家用輕快的筆觸勾勒出女子的肢體,有別於古典主義派強調女性體態豐腴飽滿、皮膚白皙柔潤之美。畫中的女子,蹲在浴盆裡,背向觀眾,她左手按著浴盆,支撐身體平衡,右手握著一個泡了水的海綿,替自己擦脖子,其姿勢談不上優雅。竇加雖然崇拜安格爾,他卻沒有追隨後者的風格,將女性畫得婀娜多姿、曲線玲瓏。他筆下所畫,大多是樸素的自然美和真實的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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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加創作大量芭蕾舞者的繪畫,有人稱他為芭蕾舞畫家。不過,他筆下比較少台上的情景,反而更多集中在台下、後台或舞蹈室彩排練習的情況。身穿輕紗舞裙少女搖曳動人,輕盈優美,她們的翩翩舞姿躍然於紙上。竇加有敏銳的觀察力,他善於補捉少女們歇息、聊天、壓腿、拉襪子、整理頭髮、調整舞鞋等各種動作,生動活潑、盎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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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蹈課》(The Dance Class,上圖)中,觀眾佇足在舞蹈室,凝視著房間的鈄對角,在當時來說,畫家的構圖非常新穎。中央偏右位置的老翁為教練,他右手握著拐杖,左手在比劃,更正舞蹈者的動作。站在他面前,交叉踮腳的少女,一面用心聆聽他的指示,一面移動自己步伐。左邊一位少女坐在鋼琴上,慢不經心地搔癢,顯得有點不雅。這兩名少女的動作相映成趣。

透過芭蕾舞者系列的作品,作者還反映了社會陰暗面。當時,這些芭蕾舞者大都來自窮苦家庭,她們被稱為「小老鼠」。這個稱謂,既生動形容少女們奔跑跳躍宛如老鼠,同時帶有貶義,諷刺她們身份地位卑微。此系列有不少作品,都畫有一名身穿燕尾服男子,坐在練習室或後臺的一隅。這個人不是達官貴人,也肯定是某某老闆,他利用人脈關係,坐在練習室內,觀察這些少女,在她們當中,選擇一位成為情婦。哪一位少女被包養,生活品質提高,家庭環境大為改善,而且更會被力捧,在芭蕾舞劇擔任主角,有機會成為當紅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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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加終身未婚,他晚年離群索居,性格變得孤僻怪異,身體抱恙時,親友欲主動照料,他卻拒人於千里之外。不過,更令人爭議處,乃其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政治主張。19世紀末,法國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一名法籍猶太裔軍官,被判叛國罪,事件擾攘了超過10年,方始平息,軍官最後獲得平凡昭雪。事件發生後,竇加斷絕與所有猶太朋友的來往,包括另一位印象派大師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他曾將一位模特兒轟出門口,努吼對方為猶太人,並不在聘用任何有猶太血統的模特兒。

當年國學大師陳寅恪曾為汪精衛寫下輓詩,劈頭兩句曰:「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阜昌天子指金人扶植的漢人傀儡皇帝劉豫,此君雖失節,但寫得一手好詩,所以元好問的《中州集》亦有收錄其作品。陳寅恪指出,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政治取向,而否定其才華。同樣道理,姑勿論竇加的行為是出於私怨或政治信仰,在藝術史上,他作為承先啟後的偉大畫家,此乃不爭的事實。

 

 

林布蘭:踽踽而行的光影大師(下)

(續上篇)1639年,正值事業巔峰林布蘭偕同妻子遷往阿姆斯特丹(Amsterdam)Breesteaat區的新居。同年,受到該市民防隊邀請,創作一幅油畫,這就是後來家傳戶曉的《夜巡》。

林布蘭於3年後完成委託,這幅《夜巡》不僅是其畢生代表作,更是荷蘭巴洛克繪畫的巔峰之作。此畫原名《柯克隊長手下的第二區民兵隊》(英譯:Militia Company of District II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Frans Banninck Cocq)。歲月悠悠,因保養不善,油畫沾上了污垢,變得黑黯黯,令人誤以為畫家描繪民防隊夜晚出巡的情況,因此命名《夜巡》。經修復除掉污漬後,真相大白。不過,原名實在太過冗長,大家將錯就錯,《夜巡》之名沿用至今,現已成為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鎮館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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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巡》中,林布蘭以純熟的採光技術及高超的構圖技巧,描繪了民防隊出發前往執行任務的一刻,他生動描繪了各隊員的高昂鬥志及亢奮心情。光線從觀眾的左上方投射,強烈的光暗對比,突出了重點,從而引導觀眾視線,彷如舞台射燈。光線加強視覺效果,增加層次感,更重要的,是營造了緊張的氣氛。

畫家巧妙捕捉了民防隊整裝完畢,準備執勤的一瞬間,好比弓箭手箭在弦上,正欲鬆開五指的一刻。畫中人物栩栩如生他們士氣高昂、舉止從容、躊躇滿志,神情無不流露出一份驕傲與自信,人人對於能夠成為民份隊一份子皆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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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央是民防隊隊長,他身穿黑軍服、掛上紅披肩,頭戴黑帽。他正揚起左手,咧著嘴巴,似乎正揚聲下達命令。站在其旁邊,身穿黃色制服,繫著白色腰帶是副隊長,他正專心聽著隊長命令。民防隊其餘各成員,無論是表情、動作、視線各有不同,有人準備擊鼓、有人撑著旌旗、有人檢視火槍、有人提起長槍,伸向前方。細膩的人物表情及動作,反映各人性格、情緒及心理狀況。這幅作品饒富舞台感,充滿張力。

畫面左側有一位小女孩,身上金光閃閃,與畫面的陰暗主調成對比。她與民防隊毫本相干,腰間還繫著一隻死雞。與衆人不同,小女孩身上的光源並非從左上方,而是從正前方而來。林布蘭的神來之筆,令到整個構圖更有層次感和趣味性,卻不會突兀別扭。對於畫家欲表達的意思,多年來衆說紛紜,有人認為她是真理的化身。

林布蘭身處的年代,不少行業公會、組織都會聘請畫師,創作團體畫,以茲紀念,就好比現在公司團體照。當年,民防隊總部大樓竣工,為隆重其事,民防隊便委託了數位畫家,創作一批團體畫,掛在總部大廳牆上。團體畫共七張,主要官員一張,六支民防小隊各佔一張,《夜巡》便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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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乃大廳所掛上的其中一張團體畫,作者為德·凱澤(Thomas de Keyser)。畫中人物姿勢大同小異,差不多人人皆挺著腰,眼望前方,顯得生硬,如同現在的團體照。人物生命力遠遜於《夜巡》,藝術成就更差之千里。《夜巡》摒棄團體畫的公式化處理,大膽創新的手法落於俗套卻引來一片爭議。原因不難理解,畫家酬金由民防隊各成員一起承坦。他們當中,有人被陰影籠罩,有人輪廓模糊,有人被遮擋半張臉,更有人僅露出一隻眼睛,難怪有民防隊隊員不滿。有人認為,自《夜巡》一事,林布蘭的商譽江河日下,客戶減。此言是否言過其實,暫且不論。不過,對於畫家堅持個人創作風格,不隨波逐流附庸風雅不惜開罪客戶的個性,我們可以看出端倪。

1642年似乎是林布蘭人生分水嶺。這一年,莎斯姬亞(Saskia van Uylenburgh)誕下么子提圖斯(Titus,之前還有三名子女,皆夭折),可惜,她在生下數個月後因病身故。林布蘭成了鰥夫不久後,戀上兒子的乳娘兼保姆葛切(Geertje Dircx)。不過,二人的愛情如鏡花水月,他之後移情別戀,愛上了自己的家傭斯托芬(Hendrickje Stoffels)。葛切告上法庭,聲稱林布蘭曾許下山海誓盟,承諾照顧自己,後者因而要支付膳養費。斯托芬成為畫家下半生的伴侶,更生下女兒克萊利(Cornelia)。雖然得到愛情滋潤,林布蘭財政漸陷窘境。1656年,其財產被債權人沒收,兩年後,一家人被迫另覓居所。

為何林布蘭會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他生活奢侈,上篇曾經提及,他大量購買世界各地的珍藏思寶。他又不擅理財,導致投資失利。當他被迫出售物業,地產市場不景氣,其地基出現問題(由於阿姆斯特丹處於低窪地區此乃常見之事)最後唯有低價出讓,連串不幸的巧合,令他財政更加足襟見肘、雪上加霜。

1640年代以後,林布蘭的事業也大不如前,收入銳減。有人認為這和他的私生活有關原來根據結髮妻子莎斯姬亞的遺囑,遺產由丈夫兒子二人各佔一半。假如丈夫再婚,他得到的那份遺產必須歸還外家。因此,林布蘭與斯托芬一直過著有實無名的夫妻生活。當時荷蘭乃世俗社會,比歐洲其他地區自由開放,宗教意識較淡薄。但畢竟那是17世紀,與今天之價值觀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公衆人物,林布蘭的私生活難免引來非議,令其名譽受損,訂單減少。

林布蘭的事業走下坡,也其創作風格息息上關。要知道,一名優秀的畫家,他創造出一系列優秀作品,受到客戶青䀹,便會志得意滿,其創作力不復從前豐沛。好比一名電影導演,製作了一部動作電影,票房稱冠,之後便會製作題材風格相近的作品,難以尋求突破。一位頂尖的藝術家卻大相逕庭,他會不斷在藝術領域上探索、革新、改進、求變。林布蘭屬於後者。他前半期的作品,充滿了戲劇性、動感生命力,用動作表達情緒,到了後半期,他重視靜態的情感描繪,以光影的強烈明暗對比剖白人物的內心世界()。不過,顧客垂青的,乃優雅、絢麗、細緻的畫風與及理想化的人物造型他的作品不符合市場需求,訂單大減。市政府的重要訂單,都由他的門生負責。一代宗師,昔日客如雲集,今日門庭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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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事業失意,生活潦倒,林布蘭仍不願與現實妥協。他選擇孤身走我路,在黑夜中踽踽獨行,在風雨中逆流而上。

1663年老伴斯托芬辭世。1668年,兒子提圖斯病故。翌年,這位荷蘭歷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在貧困交加中去世,享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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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一生,創作了大量自可以說他用畫筆撰寫自傳。大師晚年的自畫像,以輕快的筆觸,勾勒出細膩的情感,風格樸實而脫俗。透過粗略的線條,觀眾看到人類最真摰的情感。看看左邊這幅自畫像,光線投影在人物半邊臉上,突顯了其鬱悶。他面容憔悴、神色哀傷、神情落寞,眉宇間滲透著出絲絲愁苦和哀傷。這類肖像畫不會受到市場歡迎,因為人人都希望自己容光煥發,林布蘭的畫像就平實樸素多了。不過,這才是他可愛、可貴之處。他坦率真誠地面對自己內心,毫無遮掩、毫不修飾,但卻窺探到靈魂深處的真、善、美。因此,林布蘭成為不朽。(回到上篇)

林布蘭:踽踽而行的光影大師(上)

17世紀時期乃荷蘭的黃金時代。在東印度公司的牽頭及帶領下,荷蘭人透過海外貿易賺取大量財富,荷蘭並取代西葡兩國成為首屈一指的強國。在荷蘭各大城市,人材資金如雨後春筍般湧入,到處生機勃勃,百業興旺。財富決定了個人社會地位,商人取代了皇室教廷成為統治階層。科學、文學、藝術水平乃當世翹楚。史學家普遍認為,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濫觴。

在上述背景下,大量富商及中產階級崛起。這些資產階級注重生活品質,追求時尚。他們既會購買藝術品用作粉飾家居,也喜歡聘請畫家為自己繪製肖像畫。以往封建時代,畫匠主要為皇室貴族及教會人士服務。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平民百姓成為畫匠們的客戶。藝術商品化及大衆化,宮廷畫師轉型為職業畫家。他們與畫商合作,推廣及銷售自己的作品,部分畫家亦身兼畫商。阿姆斯特丹的廣場出現不少藝術市場,開創了歷史先河。

時勢造英雄,荷蘭的黃金時代孕育了多位畫壇巨匠,引領西方藝術潮流,各領風騷數十載。衆多繪畫大師中,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乃佼佼者。

林布蘭出生於荷蘭的紡織中心兼大學城萊頓(Leiden),年幼時已醉心繪畫藝術工作,他才華洋溢,出道不久已經薄有名氣。1631年,他前往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發展。當時,阿姆斯特丹乃西方第一金融及貿易都會,人口持續膨脹,財富驟增,都市不斷擴充,建築地盤比比皆是。工人忙著堆填土地、開鑿運河、搭建橋樑、蓋建大樓。

這個朝氣勃勃的都市正好是林布蘭施展抱負而搭建的舞台。他風華正茂、英姿煥發,很快便站穩住陣腳,聲名鵲起,工作接踵而至。1634年,他迎聚了年輕6年的莎斯姬亞(Saskia van Uylenburgh)。妻子家景富裕,其父親曾為市長。二人成婚時,莎斯姬亞還帶來一筆豐厚嫁妝。

1639年,林布蘭在Breesteaat區購置了一棟住宅。此乃一個新興區域,附近居民非富即貴。林布蘭在此住了近17年,並度過了人生最得意的時光,現已改闢博物館。這棟住宅價值不斐,紀錄顯示,林布蘭花了13,000荷蘭盾(guilders)購入新居。當時一名工人年薪才高於200 guilders。雖然林布蘭是透過房貸形式購入居所,不過1630年代,他的事業正值高峰期,不少名畫師皆出自他門下,訂單如雪片般飛來,收入當然不俗,加上莎斯姬亞帶來豐厚嫁妝,其家庭財政頗為充裕。可惜,到了1656年,林布蘭債臺高築被迫出售物業抵債,銀行職員鉅細無遺紀錄了這棟故居內的財物。到了今天,博物館負責人能夠按照此珍貴紀錄,真實無誤地將其昔日居所呈現世人眼前。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MuseumHetRembrandthuis

故居樓高3層,另加地庫。訪客甫踏入屋內,明亮寬敞入口大廳映入眼簾,牆上掛滿林布蘭的作品,精緻的火爐、典雅的傢具、大理石地板及柱子、偌大的窗戶、再加上挑髙的天花,甚富氣派。穿過入口大廳便可以邁入會客廳,乃林布蘭洽談生意的地方。會客廳也用上大理石裝潢,華麗而雅緻,毫不遜色於入口大廳,客人亦可留宿。屋內古樸而優雅的螺旋木階梯貫穿各樓層。除了會客廳及入口大廳,還有起居室、大畫室、小畫室、儲物室、廚房。

兩個房間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就是林布蘭的儲物室。儲物室擺放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包括名畫、雕塑、動植物標本、瓷器、寶石、地球儀、古書、武器、盔甲等,不少乃透過拍賣會競投所得,可謂價值連城。有人說購買大量奢侈品是為了創作及教學所需,但也有人批評他是為了炫耀財富,後人計算過,假如大師沒有購買這些奢侈品,他不會負債累累。平心而論,17世紀適逢航海時代,商人水手從海外帶回五花八門的珍品,前所未有,目不暇給。收集這些異國珍品乃當時時髦,好比現代人購買跑車、珠寶,沒有甚麼稀奇。何況林布蘭當時名利雙收,有此購物欲乃人之常情,後人不必過度苛求。

比起儲物室,大畫室更加不可錯,林布蘭不少曠世巨作便是在此完成,包括下篇會提到的《夜巡》(The Night Watch)畫室有兩排窗戶,下排有窗板,天花板吊起白布條。透過調較布條高低及窗板角度,畫家純熟地室內光線的強弱、角度,並繪入畫內,為其作品注入豐富的內涵。金光穿透玻璃曬入室內,柔和的牆壁、樸素的木天花板、輕輕晃動的布條、充滿質感的木地板,隨意擺放的畫筆、帆布、調色盤、顔料、木板、紙張、器皿、調色刀、畫架,讓畫室生機盎然,數百年如一日。讓人產生錯覺,誤以為畫家剛放下畫筆,離開畫室稍息,須臾,他便會回來,木地板隨時吱吱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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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桌子上的畫布用具可以了解,林布蘭喜歡在畫布上塗上一層厚厚的顔料,然後利用調色刀刮痕,令到畫面更有層次感,凹凸不平的顔料能夠表達物件質感、遠近、明暗,稱他為繪畫雕塑師,也不為過。(請前往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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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的華沙古城

Piwna (波蘭語啤酒的意思)乃華沙舊城區最長的街道之一,兩旁的巴洛克(Baroque)建築緊挨著,石板街道顯得古樸厚重。不遠處有遊客馬車經過,傳來噠噠的馬蹄聲及轆轆的車輪聲。街上餐廳、酒吧、商店林立,不過比起主要大街Świętojańska,這裡顯得低調得多。連教堂也是門堪羅雀。

Piwna 6號是一楝樓高三層的建築,外牆灰溜溜,其貌不揚,沒啥看頭,路人容易失之交臂,而錯過了入口門拱上的精緻鴿子浮雕。浮雕是為了紀念一位婦人而鑲嵌。該婦人名Kazimiera Majchrzak,乃當地居民。二次大戰期間,華沙遭戰火蹂躪,昔日繁華都市成了一片頹垣敗瓦。戰後,Majchrzak是首批回到該地的老百姓。縱使家園痛失,三餐不繼,她仍毫不吝嗇糧食,餵飼附近的鴿子。這位婦人於1947年病逝,她的善舉被捕捉入永恆的鏡頭內,其動人故事成為不朽。《聖經》記載,洪水淹沒大地後,諾亞從方舟上放出一隻鴿子,不久,鴿子銜着橄欖枝回來,那表示洪水已退。對於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波蘭人,鴿子帶來和平與希望。Majchrzak和鴿子的照片,更成為華沙生生不息、繼往開來的象徵。華沙重建後,居民便在婦人當年棲身之處,鑲嵌了上述的鴿子浮雕,以茲紀念。

 

1939年9月1日凌晨,希特勒(Adolf Hitler)揮下的納粹德軍閃電入侵波蘭。波蘭軍民挺身而出,無數壯懷激烈、慷慨悲歌之士,以斯巴達式的無畏精神,奮力迎戰。可惜,敵人質量與規模皆佔壓倒性優勢。不久,華沙失守,成為二戰時期第一個淪陷的首都。

華沙淪陷,德國推行帕布斯特計劃(Pabst Plan),目的將其改造成一座德意志模範城市。當局從國內輸入移民,猶太人被遷入隔離區(ghetto)加以迫害,波蘭人被強徴為苦工。對於希特勒而言,要將一個民族連根拔起,便要瓦解其文化,抹去其歷史,消滅其語言。他下令摧毀市內大量建築,尤其那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圖書館、檔案所、博物館、學校、皇宮、歌劇院、文化廳、市政廳、廣場一一被拆毀,至於市內具民族象徵意義的紀念碑、雕像更加不能倖免。

作為斯拉人(Slav)的後裔,波蘭人身上流著「威武不能屈」的血液。1944年,到處藏匿的波蘭家鄉軍(Home Army,又稱波蘭地下軍)決定揭竿起義。8月1日,地下軍在華沙展開行動,史稱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甫開始,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戰略地點,形勢有利。不過,德軍經調整後展開炮轟還擊。10月2日,地下軍由於裝備不足、糧食短缺,被迫投降。同月,德軍決定將華沙夷為平地,他們到處炸毀市内建築物,令到這座幾經折騰的古城更是雪上加霜。

到1945年1月,蘇軍進入華沙時,整個都市已經儼如一座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現代龐貝城(Pompeii),85%的建築被摧毀,超過一半人口遇害或流失。昔日風華已成孤帆遠影、空中樓閣。四周斷垣殘壁,到處哀鴻遍野、滿目瘡痍,不少地方仍殘留火焰,那裊繞的煙硝令此座面目全非的古都倍添哀愁。偶爾刮起一陣風,廢墟上頓時灰沙滾滾,遮雲蔽日。劈啪的槍聲與轟隆的炮火似乎猶言在耳。瓦礫埋葬無數屍骸,倒塌的牆壁成為無字墓碑。腐爛屍體的酸臭味中人欲嘔,直撲腦鼻。

二戰結束後親蘇的波蘭政權成立。新政府原本計劃另覓他處作為首都,而華沙則保留下來,作永久展示。不過,老百姓皆要求在原地重建國都,加上蘇聯當局也希望在國際社會建立聲譽,華沙重建計劃得以展開。

愛國的波蘭人民紛紛湧進華沙,充當義工,為復修首都出力。他們當中,有捲起襯衫袖子的青年、有赤膊的壯漢、有束髮的妙齡少女、有裹著繡花頭巾的婦人、也有頭戴扁帽的長鬚老翁,大家無分你我,投入這項史無前例的工程。儘管工作艱辛,物質匱乏,機械設備不足他們皆不辭勞苦、任勞任怨。有人用鐵撬拆除硬物,有人揮起鐵鍬挖土,有人高舉鐵鎚敲打牆壁。有些人排成一列,以傳遞建築材料。泥水匠忙著疊砌磚塊,搬運工人用手推水泥車或馬車運送瓦礫碎片。專家掘地三尺,小心翼翼在瓦礫堆中尋找珍貴文物。

華沙得以重建,除有賴老百姓上下一心外,有兩位人物厥功至偉。第一位是18世紀的波蘭宮廷畫師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他有不少創作以舊城區的街道建築為主題,透過其作品,工程師得以穿過時光縫隙,窺見了當年建築的面貌。

另一位是建築教授Jan Zachwatowicz。淪陷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暗中蒐集保存了許多書籍、文件、照片、圖像、檔案等珍貴資料。戰後,他也成為了工程的主要負責人。施工期間,政府提出以社會主義風格建築取代傳統建築,幸好這位教授四處奔走,據理力爭,加上50年代初社會風氣也比較自由開放,當局接納其意見,古城才得以重現昔日風華。

整項重建工程非常嚴謹慎密。基於尊重歷史,建築外觀或內部裝潢皆要按接18世紀的原貌修復,不可作任何改動,連材料制法,建築技術都要按照傳統。廢墟上那些未有損毀的磚頭瓦片皆填上編號,以作紀錄識別,因為這些一磚一瓦都要擺回原本位置,不可錯放。另一方面,為了讓後人憑弔追思,戰爭痕跡也會盡量保留。

1952年,即大戰結束後7年,舊城區的重建工程大致完成。位於城堡廣場上的皇家城堡修複工程於1971年展開,1974年恢復外觀,而內部修復於88年竣工。

波蘭人完成了一項曠古未有的壯舉。念天地之悠悠,綜觀人類都市發展史,從來沒有一座城市,歷經浩切後,能夠重新崛起。更令人惻目的是,整項工程幾乎全由波蘭人一手包辦,連經費也是向國民和海外僑民募捐所得。戰後東西方步入冷戰,工程並未得到歐美資金援助。為了表揚波蘭人的成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0年,破天荒將華沙古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評審員認為,其重建過程鉅細靡遺,體驗了歷史精神和人文情懷,古城雖乃複製品,但無損其真實性(authenticity)。

在華沙舊城區蹓躂,既可懈㤧歷史,撫今懷昔,也能體驗波蘭人的細緻入微。

某棟房子的外牆,其中一部分顏色暗淡且彈痕纍纍,另一部分卻光潔無暇。很明顯,前者是原件,後者乃戰後修復。

某座聖母雕像,聖母原本抱著聖嬰,聖嬰被毀後,後人故意沒有修復,聖母懷抱裡空無一物。對於不知來龍去脈的觀賞者而言,其姿勢動作,顯得有點不大自然。

城堡廣場矗立著西格蒙特三世( Zygmunta III)紀念柱。柱高 22米,雕像高2.75米,國王左手握著十字架,右手持有佩劍,象徵基督教的守護者。當年德軍炸毁柱子,國王雕塑從高處掉落地上,除了佩劍跌碎外,整座雕像大致無損,堪稱奇蹟。戰後,當地人鑄造了一根新柱子,把修復後的雕像重新竪立在廣場中央。至於被炸㫁的那根柱子,就放置在廣場的一隅,讓人憑弔。

家城堡乃西格蒙特三世下令興建。此君來自北方的瑞典他當上波蘭國王後,因為思鄉情切及種種政治因素,特意把首都從克拉科夫(Krakow)搬遷到較接近北方的華沙城堡乃按照瑞典風格而設計今天當地人戲謔稱其為宜家(IKEA)風格。它在二戰期間被夷為平地。中庭入口的門拱頂部經修復後,故意露出方塊狀的修補痕跡。

歷盡無數次的踉踉蹌蹌,跌跌撞撞,甚至乎只能匍匐前進,波蘭人終於可以昂首挺胸,邁步而行。

補充:40年代末期,名為Trasa W-Z的高速公路正式開通,此乃戰後華沙首項大型基建項目有餅店推出一款名Wuzetka的奶油夾心巧克力海綿蛋糕。時至今日,此糕點仍是華沙市民的日常食品。人在華沙,欲重溫上述歷史,除了透過眼睛觀察,也可以用味蕾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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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的小孩雕塑

 

達文西與《最後的晚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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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篇)坐在耶穌左邊的是約翰的兄弟雅各(James the greater),他愛恨分明、秉性剛烈,乃性情中人。當知道耶穌被出賣,他怒火中燒,張開雙臂,聳眉瞪眼,好像在怒吼:「豈有此理!竟有這等事!」後來雅各成為門徒當中最早的殉道者。他與彼得(Peter)和約翰(John),是耶穌最愛的三位門徒,也是聖經最常提及的三位使徒。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別具巧思,將此三人,連同耶穌及背叛者猶大放在中央顯眼位置。

竪起食指那位門徒就是多馬(Thomas)。他天性多疑,凡事尋根問底,十二門徒中最具科學探究的精神。當其他門徒告訴多馬耶穌復活的消息時,他表示要伸指探入其釘痕才會相信。8日後,他見到耶穌,仍是半信半疑,耶穌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基於這個故事,伸手指的姿勢成為多馬的宗教藝術形象。在《最後的晚餐》中,他竪著手指,說不定在問耶穌:「主啊!是真的嗎?你調查清楚了嗎?」

與雅各及多馬同組的還有腓力(Philip),此人敦原老實但有點懦弱怕事,達文西筆下,他雙手按在胸前,強調自己清白,也許在問耶穌:「主啊!我對你可是忠心不二,出賣你的人不會是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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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Matthew)坐在第四組的左邊。他在追隨耶穌前,乃一名稅史,屬社會菁英階級。他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在衆門徒中文化水平也較高。畫中馬太雙臂伸向其背後的耶穌,明顯正在討論耶穌剛才的那番話,表示他心繫人子安危。

馬太身旁的達太(Thaddaeus,右二),屬沉默寡言、心思慎密的智者,有人認為他是耶穌的親弟。達文西筆下的十二門徒中,他是比較冷靜的一位。

壁畫最右邊的是奮銳黨的西門(Simon the Zealot)。奮銳黨乃反政府的武裝集團,西門也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政治立場和當過政府官員的馬太迥然不同。不過,二人成為門徒後,共同摒棄成見,為宣揚福音而四處奔走。畫家將二人放在同一組別,頗有意思。另外,教會往往將西門與及達太相提並論,因為兩人的紀念日在同一天,或許是這個原因,兩人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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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畢生鐘情於大自然,他的作品經常出現湖光山色,《最後的晚餐》也沒有例外。中央位置的耶穌背後有三扇窗,窗外可以瞧見藍天青山。在戶外光線的襯托,突顯人子的神聖偉大。大難臨頭之際,他顯得從容自若、處之泰然,加上那靜態的大自然,與眾門徒的悲慟、憤怒、恐懼、驚慌、徬徨成鮮明對比。可堪玩味的是,故事明明是發生在入黑時分,但窗外竟是大白天。畫家如此安排,純粹是基於上述原因,還是另有深意?這可是西方藝術史的千古之謎了。

如同不少藝術大師,達文西追求完美。在繪製《最後的晚餐》過程中,他經常停下來,在壁畫前,佇足良久。他反覆思索,陷入深思,某時候想得出神,而凝立一整天,動也不動,如同磐石。又有些時候,他折騰了大半天才畫好一小片,由於不滿意,便會將其塗抹,然後從頭來過。當時畫家的酬勞以工作時間計算,眼看壁畫的進度停滯不前。吝嗇的院長非常懊惱,於是便不斷催促達文西。後者不勝其煩,便向院長開玩笑,道:「我一直想不到猶大的模樣該怎麼畫,不如將院長的肖像畫上去吧?」院長嚇了一大跳,面如土色,急步離開,以後不敢再打擾大師。

《最後的晚餐》於1498年完成。慮多維科·史科沙(Ludovico Sforza)公爵非常滿意。翌年更賞賜達文西一片葡萄園作為報酬。達文西很喜歡這片葡萄園,更親手種植葡萄。他逝世後,依照其遺屬,葡萄園贈予兩位忠僕。近年,專家發現葡萄園的遺址,並在泥土裡掘出殘留的葡萄樹根部,經科學測試,證實為達文西所栽種的品種,現已重新培植。葡萄園位於一楝古宅的後花園,現已對外開放。古宅與恩寵聖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僅一街之隔,看了大師的傑作後可順道參觀其葡萄園。

《最後的晚餐》甫面世便命途多舛,多災多難,當中原因包括戰爭、技術錯誤與及人為疏忽。首先,它先天不良。一般的壁畫乃濕壁畫(fresco),方法是將顏料塗在濕灰泥上,其優點是耐久力高,但濕灰泥很快乾凅,畫家必須短時間內完成作品。不過,追求完美的達文西,工作一貫慢條斯理。為了克服濕壁畫的缺點,他自行調配了一種由油彩與蛋彩混合而成的有機顏料,讓他可以在乾凅的牆壁上緩緩地創作。豈料,由於選用了這種顏料,《最後的晚餐》竣工20年已經開始褪色,再過數十年後嚴重剝落,人物輪廓變得模糊,最後幾乎面目全非。

但禍不單行,這幅名畫不僅先天不足,更屢次遭逢人禍。

1652年,修道院僧侶在《最後的晚餐》的下方位置開鑿了一個入口(後來又將其永久封閉)。從此以後,壁畫被截去了一部份,耶穌雙腳便永遠消失了。據專家考證,畫中耶穌應該是叉著腳的,如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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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拿破崙入侵並佔領米蘭,修道院被法軍徵用,食堂竟成為馬房,後來又成為牢房,名畫與馬匹及囚犯朝夕相伴。也有人說,法軍為了打發時間,竟以畫中人物頭部為目標,進行技擲遊戲。

1943年,時值二次大戰,修道院被炸得肢離破碎,幸好人們一早以大量沙包堆積食堂的北牆,《最後的晚餐》才倖免於難。戰後,在重建食堂的過程中,到處沙塵滾滾,壁畫也受到波及,變得黑糊糊,如同煙熏。

數百年來,《最後的晚餐》儼如傷痕纍纍、病入膏肓之患者,令群醫束手無策。當然,曾經有無數有心人士,不斷搶救、修補,有時其情況稍有好轉,但有時卻愈幫愈忙。

據記載,數百年前,有人為了保護壁畫,於是以簾幕把它遮蓋。殊不知,此舉令到簾幕與牆壁之間的空氣難以流通,導致濕氣加重,而且布簾和牆壁經常磨擦,畫上的顔料進一步脫落。

近代也有人試圖以棉花棒擦拭畫上污漬,結果是弄巧反拙。工作人員萬萬沒有料到,那些肉眼無法看見的棉花纖維絲會黏附在壁畫上,纖維絲不斷吸入空氣中的濕氣,濕氣粒子如癌細胞不斷侵蝕。

幸好,在比寧·布拉姆比拉(Pinin Brambilla Barcilon)帶領下,嚴謹、導業的修復工程於1982年展開。憑著尖端的技術,修復團隊工作花了超過50,000小時,《最後的晚餐》終於刧後逢生。1999年,這幅名畫面世已經超愈了500年,它再次再次重現世人眼前。

《最後的晚餐》標誌著米蘭在文藝復興的卓越成就,也象徵其國力的頂峰。可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1499年,即達文西完成這幅驚世之作僅兩年後,法國和威尼斯共和國聯軍攻陷米蘭,史科沙家族的統治告一段落。慮多維科成為階下囚,1508年在牢房裡鬱鬱而終。至於達文西,也在米蘭淪陷的那一年離開,後來他到了威尼斯,展開人生另一頁。

延伸閱讀:
蒙娜麗莎失竊事件簿
達文西與《抱銀貂的女子》

達文西與《最後的晚餐》(上)

1482年,30歲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前赴米蘭,為公爵慮多維科·史科沙(Ludovico Sforza)効力。

慮多維科公爵乃米蘭攝政,其家族乃亞平寧半島(Apennines)數一數二的豪門世家,統治米蘭多年。有別於佛羅倫斯的羅倫佐·德·麥地奇(Lorenzo de’ Medici,有關其生平,請參閱《波提切利的維納斯》),慮多維科並非藝術行家。不過,達文西在米蘭期間,似乎頗受公爵重用及禮遇,他被指派不少工作,也為後世留下數幅曠世之作。早前曾討論過《抱銀鼠的女子》,這次輪到更為人知的《最後的晚餐》。

1495年,達文西得到公爵指示,要為其家族聖堂的陵幕大廳牆壁上創作壁畫。該畫就是現在舉世聞名的《最後的晚餐》,歷時3年方完成。多年以後,聖堂被改建成恩寵聖母教堂暨修道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壁畫所在的大廳成為修道院的食堂。1980年,教堂連同壁畫登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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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最後的晚餐》可以在網上購票,當局採用預約制,每節15分鐘,逾時不候。每逢旅遊旺季,肯定一票難求,我也是提前兩個月預計門票。參觀當天,為免有任何閃失,特意提前了45分鐘到達恩寵聖母教堂。由於時間尚早,我便在教堂內到處蹓。

素來喜歡教堂建築,更何況這座恩寵聖母教堂貴為世界遺產,換作一般情況,我會很有興趣去觀察建築的風格,仔細欣賞其穹頂、拱頂、拱門、拱廊、浮雕、天窗等配件。可惜,當日我的心早已飛進了《最後的晚餐》,不斷地瞧著手錶,唯恐錯過時間而成千古憾事!

在歲月的洪流中,這幅不朽之作曾飽歷滄桑,幾乎化成歷史的塵垢。經過多年搶救及修復,方可重現公眾眼前。雖然如此,該畫也是脆弱不堪。為了保護這張名作,參觀者要穿過三道自動玻璃門方可進入食堂,而且每次要等後面的玻璃門關閉後,再隔半晌,前面的門才會打開。等待期間,不禁心潮澎湃而且有點兒坐立不安,用個誇張點的比喻,我的心情宛如一位七品縣令蒙皇帝召見,帶著興奮而忐忑的心情準備面聖。

在創作《最後的晚餐》的過程中,達文西利用高超的透視法(prospettiva),再配合食堂的建築、尺寸與光源,令到整個構圖有如食堂的空間延伸。所謂透視法,即是將三維立體呈現在二維平面上。消失點位於耶穌頭部,所以觀眾的視線,最後會聚焦在耶穌身上。大師同時運用了純熟的暈塗法(sfumato),令到糢糊漸變的色彩取代了深色的輪廓線,不僅倍添柔和,而且更具寫實感。

耶穌與十二門徒被安排在同一水平線上。耶穌居中,兩側各坐六位門徒,每邊又分三人一組,因此左右各有兩組門徒。壁畫上有三個半月形浮雕裝飾,中間較大,左右兩個較小。耶穌及其左右兩組門徒共七人,恰好在中間的半月形浮雕下,而另外兩組人位於較小的左右浮雕下。這樣的構圖設計,既能引導觀賞者視線,同時亦符合文藝復興(Renaissance)所講究的對稱、平衡、工整等美學元素。

由於壁畫位於觀賞者視野水平線的較高位置,達文西將人物畫得比一般人稍大。如此一來,觀賞者便會產生錯覺,認為畫中人物大小無異於現實人物。為了加強動感,畫家又替眾人物設計不同的動作,讓各人顯得高低不一。假如將所人的頭部串聯成一長線,就會呈現一道波浪紋,與餐桌的水平線成對比。這樣,整個構圖既和諧優雅而又饒富活力。

《最後的晚餐》壁畫位於食堂的北牆。室外光線是從西牆穿窗而入。為了加強寫實感,畫中右壁(東壁)比較黯黑灰暗,而左壁(西壁)則顯得明亮白皙,反咉光線是由西面射向東面,完全符合食堂的設計

透過以上可以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不僅長於藝術創作,更要精通數學、光學、建築學等不同範疇的知識。

據聖經記載,耶穌在晚飯時,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吃的人要賣我了。」這句話如同五雷轟頂、石破天驚,門徒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竟聽到此預言,其震憾可想而知,好比一道閃電劃破了寂靜的夜空。他們表情與反應各異,有人驚惶失色、有人血脈沸騰、有人不知所措,一個個追問:「主,是我嗎?」達文西好比超卓的攝影師,將這戲劇性而又轉瞬即逝的一幕定格於永恆。在他以前,已經有無數畫家以此故事作為創作主題。不過在前人的作品,門徒的表情幾乎並無二致而且動作又木訥生硬。達文西打破了過行的常規,在其妙筆生花下,每位門徒皆栩栩如生,他們成為了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真實人物。他透過門徒的面部表情及肢體語言,將各人的性格與心理活動描繪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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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最後的晚餐》壁畫最左方的是巴多羅買(Bartholomew),他敢愛敢恨、豪爽任俠,耶穌初次會見巴多羅買,也稱讚他是個真誠之人。在畫中,他一聽說有人出賣耶穌,頓時火冒三丈、拍案而起。

小雅各(James the Lesser)坐在巴多羅買旁邊,他頭腦冷靜,沉實穩重。達文西筆下,他正伸出左手,欲制止彼得(Peter)做出任何魯莽行動。

坐在小雅各左邊的是安得烈(Andrew)。他是耶穌第一位門徒,乃衆人大師兄,年紀也較長,因此也比較老成持重、穏重踏實。衆門徒亂成一團之際,安得烈發揮了兄長的角色,雙掌向前伸出,似乎在勸阻師弟門:「大家稍安勿躁,聽一聽主有甚麼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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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最左邊的是安得烈的兄長彼得。他處事衝動、心直口快,是不折不扣的行動派。《最後的晚餐》中他一臉怒容,身子向前傾,左手按著約翰(John)的肩膀,彷彿在說:「你認為叛徒是誰?我揪出這個畜生,一定將他千刀萬剮。」同時他的右手緊握刀柄,準備好隨時挺身護主。聖經裡,彼得曾經用刀割下一位大祭司的耳朵。最後,他釘在十字架上殉道,乃典型的慷慨悲歌之士。

坐在彼得旁邊,棕色皮膚的門徒就是出賣耶穌的猶大(Judas,左五)。他是負責管理財政的門徒,因此右手握著裝滿錢幣的袋子。也有人認為那是他出賣耶穌的賂金。在耶穌洞悉自己陰謀後,其身子不由自主向後仰,同時右臂不慎弄掉桌上的鹽瓶,顯出其作賊心虛。《三國演義》其中一幕,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後者嚇得筷子脫手而出,掉到地上,劉皇叔與猶大的驚徨失措乃異曲同工。

約翰乃衆門徒中最鎮定的一位,他本性浮燥,追隨耶穌後,變得沉穩內斂,處事謹慎,凡事謀定而後動。畫中他神態自若,雙手十指交扣,突顯其從容冷靜。約翰與行動派彼得恰好一靜一動,工作上二人乃最佳搭檔,他正側耳聽著彼得的說話,正如證明二人默契。約翰與耶穌非常親近,也許是這個緣故,他們被安排坐在一起。二人關係好比孔子和子路。耶穌殉難之際,約翰一直陪伴在側,並且受前者託付,代為照顧母親瑪莉亞。(請前往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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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捷隆大學的六百載滄桑

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University Jagiellonian)乃波蘭頂尖學府,其歷史悠久,中歐第二古老大學,是世界現存最古老大學之一。在波瀾起伏的歲月長河中,這所學府曾培育不少頂尖人才,其校友包括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安德里奇(Ivo Andrić)、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後二者皆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它與波蘭的國運一樣,飽歷風霜,命途乖舛,但仍在櫛風沐雨下,砥礪前行。若果說,亞捷隆大學六百載的校史,是半部波蘭史,也不為過。

亞捷隆大學由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所創辦。這位君王乃波蘭中興之主,文治武功皆盛,後世稱卡齊米日大帝。為了吸引人才,他決定在國內創立一所大學,於是向教廷提出申請。(在中世紀歐洲,教廷掌控世俗權力,成立大學必須預先得到教宗批准,否則該大學文憑是不獲其他國家承認。)教宗同意了請求,卡齊米日三世遂於1364年成立了中歐的第二所大學(當時取名克拉科夫學院,其後多次易名,1871年才改名亞捷隆大學,沿用至今。),僅次於布拉格的查爾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大學成立之初,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查爾士大學提供哲學(liberal arts,乃現今通識學科之前身)、法律(law)、醫科(medicine)及神學(theology)課程,但亞捷隆大學僅獲授權舉辦前三門學科,唯獨欠缺神學,相形見絀。這可能是教宗為了平衡各方利益所作出的決定。大學創辦初期,條件也不太充足,它沒有校舍,校方向市政府及教會商借場地,學生須在不同地方上課。

1370年,卡齊米日三世溘然長逝,令到大學前景蒙上陰影。由於沒有子嗣,卡齊米日三世身故後由外甥匈牙利國王路易士一世兼任波蘭國王。這位新任國王比較在乎匈牙利的利益,並沒有投放太多心思去統治波蘭,他更加不會去關心大學的運作。

事情很快便出現轉機。1382年,路易士一世駕崩,女兒雅德維加(Jadwiga)成為波蘭女王。1386年,雅德維加與立陶宛大公雅蓋隆(Jagiełło)結婚,二人共同統治波蘭。夫婦兩人銳意推動政治改革,對亞捷隆大學的發展也不遺餘力。1397年,教宗批准大學開設神學課程,令其成為一所更「完整」的院校。1399年,年輕的女王病逝,依照遺囑,其部分遺產損贈大學,令到學校的財政更充裕。

1400年,國王雅蓋隆在克拉科夫為大學買了一楝房子,作為校舍,成立超逾30年,學校終於擁有自己的教學大樓。為了報答國王,新校舍命名國王學院,後來改名Collegium MaiusCollegium Maius是拉丁語,意思等同英語的Greater College。歲月留情,這座古老校舍倖存至今,雖已不作教學用途,但仍是校方舉行重要會議及接待外賓的場所,平日對外開放,乃歐洲現存最古老大學建築之一。

Collegium Maius儼如一本書,一本讓人不忍釋卷的鴻篇巨著。學院為歌德式建築,厚重的拱形金屬門扉如同皇宮深苑的大門,氣象森嚴。從大門而入,穿過幽暗的拱廊,轉瞬間,美麗而寛敞的中庭便映入眼簾。中庭呈四方形,四周是紅磚赤瓦,顯得温暖厚實而又古意盎然。仰望芎蒼,晴空上懸掛著慵慵懶懶的雲朵,讓人豁然開朗。中庭中央有一口古井,屬新巴洛克風格,井水已不能飲用,據說當年有醫療功效。學院建築樓高三層,底層顯得比較高,予人扎實純樸的感覺。地面四邊以迴廊圍繞,以尖拱開口,既能美化中庭亦可為師生遮風避雨。

甫踏入學院室內,還以爲自己走上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誤闖哈里波特的魔法學校,一切既古典雅緻又充滿神秘感。室內所有陳設,如木造傢俱、絨布簾幕、人物雕像、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天秤、古書、羊皮卷、地圖、吊燈、陶瓷、鍍銀器皿、浮雕、掛氈、油畫、火爐等都有自己的故事。遙想當年,學院內不知有多少的天南地北、多少的激掦文字、多少的雄辯高談、多少的經緯滔滔。

Collegium Maius內的一滴一點,反映中世紀的時代精神、社會風貌及人文價值觀。學生從早上上課,由於蠟燭非常昂貴,課堂會在天黑之前結束。圖書館的肋拱天花繪上了藍天白雲圖案,象徵知識源自於天堂。除了課室與圖書館,學院內有禮堂、教員宿舍及飯堂。另外,學院更設有牢房,以囚禁頑劣學生。教授之間是等級分明,舉例來說,他們在飯堂用膳時,資歷較低者要負責誦讀聖經。教授們也要嚴守清規戒律,言行衣著皆受到約束,更不能隨意與異性交談,儼如修道院的僧侶。據文獻記載,16世紀初,有一位已婚教授,為了讓妻子陪同自己入住學院宿舍,竟要得到教宗親自同意,方可遂願。

 

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葉,波蘭國力鼎盛,成為中歐第一強權。它不僅擁有硬實力,同時亦兼備軟實力。作為波蘭歴史悠久的學府,亞捷隆大學自然是聲譽鵲起、水漲船高,成為了歐洲的學術重鎮,哥白尼也是在15世紀末來到此處求學,並且首次接觸及認識天文學。這段期間,亞捷隆大學享譽國際,國外的莘萃學子皆慕名而來。資料顯示,15世紀下半葉,它有40%的學生來自國外,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學府。

16世紀中以後,亞捷隆大學開始漸走下坡。原因有二,其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所燃點宗教改革之火席捲各地,有識之士重新思考天主教教義,人們渴求新知識及新思維。波蘭是天主教國家,保守派勢力強大,排斥新事物,改革步伐較為緩慢。在此背景下,大學自然趕不上新時代的需求,其學術地位今非昔比。更要命的是,波蘭軟硬實力已大不如前,國內政治傾軋,國外則強鄰環伺,大學亦受牽連,其聲譽今不如昔,發展停滯不前,學生人數不斷下跌。

到了18世紀末,波蘭領土慘被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三國完全瓜分,史稱Partition of Poland,「波蘭」在地圖上消失。克拉科夫成為奧地利屬土。外來政權對大學的蓄意打壓,令其雪上加霜,學生人數銳減,課室人去樓空,讓人唏噓。

1867年,奧地利成為君主立憲國後,開始對其波蘭屬土採取較寛容政策。克拉科夫成為波蘭藝術文化之都,亞捷隆大學回復昔日風華,出現一陣兼容並包、學術自由之風,它更得到奧地利當局撥款資助作為硏究經費,各地教授學生紛至沓來。1918年,波蘭復國,它成為這個新生國家的最高學府,校園不斷擴充,教舍亦步入現代化。

隨著二次大戰的隆隆砲火聲響起,亞捷隆大學再次踏入黑暗期。1939年秋天,德軍佔領克拉科夫。該年116日,德軍召集教員前來開會,聲稱是為了公佈新實施的教育政策。教員不虞有詐,紛紛應邀前來。當所有人到達現場後,德方突然發難,將他們統統拘捕,並遣送到集中會。此惡名昭彰的行動,稱為Sonderaktion Krakau,共183人被捕,大部分為亞捷隆職員。消息傳開去後,輿論嘩然,抗議批評之聲此起彼落,就連德國學術界亦不忿此番作為。數個月後,德方陸續釋放被捕人士。可惜,不少教員早已在集中營內被折磨而死,也有人獲釋不久便去世。

雖然教員們紛紛獲釋,但大學被當局下令停課。畢竟,作為知識與思想的搖籃,大學乃強權的眼中釘。此外,根據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波蘭人乃斯拉夫人(Slav)的一支,屬於較低等的民族,沒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為了學子們的教育,亞捷隆的教員,連同全國各地的學者、教授、知識份子,開辦多所地下學校。從事地下工作,理應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偏偏,從事教育工作,就要推而廣之、有教無類、來者不拒,這些教育工作者紛紛義無反顧、挺而走險,使到薪火得以相傳,寫下波蘭歷史的一頁動人詩篇。

大戰於1945年結束,兩年後東西方的冷戰卻再次阻礙亞捷隆的發展。要到1991年,自由的春風再次涖臨波蘭,亞捷隆重新踏入正軌,茁壯成長,芬芳馥鬱,應驗了其校訓:真理勝過強權(Plus ratio quam vis)

薑餅趣史

薑餅(Gingerbread)是西方社會最具代表性的糕餅,有三種主要成份:一是麵粉;二是蜂蜜、糖漿或砂糖;三是香料。所謂香料,除了薑之外,還可以是胡椒、肉桂、豆蔻、肉豆蔻、丁香、洋茴香等。

薑餅的發源地已難以考證。根據記載,在古埃及與古希臘時代的慶典上,就已經出現由麵粉、蜂蜜及香料所製成的糕餅,這可能是最早期的薑餅。到了羅馬帝國(Roman Empire)時期,類似的薑餅被用作祭祀神靈。帝國滅亡後,薑餅似乎在歐洲大陸消聲匿跡了數個世紀。中國的宋朝,也有一種用薑蔥加入麵糊,再經油炸而成的點心,稱「通神餅」,據說有驅寒作用。

至於薑餅何時再度傳入歐洲?有人說是十字軍東征時,由西方將士將薑餅食譜帶回歐洲。也人認為是《東方見聞錄》的作者馬可孛羅(Marco Polo)。更有人言之鑿鑿,聲稱有一位叫Gregory of Nicopolis的僧侶,將薑餅從土耳其引入法國。總之就是眾說紛紜,誰也說服不了誰,學術界自今亦未能達成共識。

可以肯定的是,13世紀德國及波蘭等多個地方就已經出現薑餅。這款來自東方的糕點不僅保存期限長,易於𢹂帶,加上其獨有的異國風味,深受老饕喜愛,亦有人視為身份之象徵。當時薑餅可以說是山珍海味、龍肝鳳膽,能夠經常享用者肯定是鐘鳴鼎食的人家。至於平民百姓,可能在人生的重要日子,例如洗禮及婚禮,才可品嚐此美食。薑餅昂貴的原因是因為香料。香料源自東方的印度及東亞地區(倒如胡椒及薑,分別原生於印度及中國),主要經兩大貿易路線運送到歐洲,一是由中國或西亞,經絲綢之路到東歐,二是從印度透過水路,經紅海或波斯灣,再由威尼斯的商人輸送到地中海其他地區。由於交通不便,路途遙遠,香料在西方國家乃奢侈品,薑餅價格自然高舉不下。

隨著葡萄牙人揭開地理大發現的序幕,東西方貿易往來更趨頻繁。由於歐洲各國大量入口各類香料,豆蔻、丁香、薑等雖仍屬珍貴食材,但價格已緩緩下跌。即使是普通老百姓,每年總有幾回(例如聖誕節、復活節)可以吃到薑餅。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著《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那位鄕下村夫考斯塔德(Costard)說過:「假如在這世上我只剩下一便士,你只要拿著它去買姜餅。」(An I had but one penny in the world, thou shouldst have it to buy gingerbread.) 足見在莎翁的時代,薑餅早已走入尋常百姓家庭,非貴族或富戶獨享。

15世紀時,德國出現了薑餅師公會。公會(Guild)是獲政府授權的行業機構,公會會員能夠在城市內從事指定買賣或商業活動的機構。當時常見的公會包括裁縫公會、鐘錶匠公會、鎖匠公會、鞋匠公會、紡織者公會,甚至烘焙師也有所屬公會,好比現在的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工程師公會。顧名思義,薑餅師公會就是代表薑餅師的組織。除了控制薑餅產量與質量,公會也要負責監督薑餅師。若有人打算成為薑餅師,必先要在薑餅師公會見習數年,畢業後成為會員,成為正式的薑餅師,才可從事薑餅烘焙和買賣生意。

各類薑餅中,最受消費者青睞要數薑餅人(Gingerbread Man)。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曾經將數千塊薑餅賜給多位兒童,餅乾是以其肖像作為圖案。英女王伊利莎白一世(Elizabeth I)宴客,她吩咐廚房設計出人形圖案的薑餅。不知女王葫蘆裡賣甚麼藥,據說那些薑餅人,竟貌似其追求者!後來,薑餅人流傳到民間,不知何故,當時婦女相信,吃了這款餅乾後,可以嫁給如意郎君。有童話故事以薑餅人作為主角。《薑餅人》(The Gingerbread Man)故事結局,可憐兮兮的薑餅人被狡滑的狐狸吃掉。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名作《胡桃夾子》(Nutcracker),胡桃夾子帶領薑餅人士兵和老鼠兵團作戰。歲月匆匆,薑餅人逐漸成為西方最普及的餅乾之一,時至今日。每年十二月,某美式咖啡連鎖店都會推出薑餅人餅乾,作為節日食品。

1812年,格林童話《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首版,故事敘述巫婆利用糖果及餅乾所築成的屋子來誘捕漢賽爾與葛麗特兩兄妹。兄妹二人與巫婆鬥智,終於逃出生天。有烘焙師靈機一觸,推出了薑餅所造成的屋子模形,迅速風靡。薑餅屋(Gingerbread house)成為了西方節日傳統一部份,不少地方至今仍會定期舉辦薑餅屋大賽。

以薑餅而聞名的歐洲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巴塞爾(Basel)、布拉格(Prague)、紐倫堡(Nuremberg),與及以下要介紹的托倫(Torun)。

世界文化遺產托倫古城位於波蘭中北部地區,曾經被條頓騎士團(Teutonic Order)統治長達200多年,其地理位置優越,水、陸兩路交通皆可達,自中世紀以來便是繁華商貿重鎮。從亞洲而來的商品送抵托倫後,可以經維斯杜拉河北上運送到琥珀之路的起點——琥珀之都格但斯克(延伸閱讀:《琥珀之都格但斯克》),然後再轉口到波羅的海(Baltic Sea)沿岸城市及北歐地區。商品亦可以透過陸路從托倫往西輸送到歐洲中部地區。滄海桑田,物轉星移,造別了崢嶸歲月的日子,也逃過了無情戰火的蹂躪,托倫城古樸典雅的歌德式建築得以保存,至今仍屹立在舊城區,向世人訢說其昔日風華、前塵往事。舊城中央的市政廳,更是全歐洲最大磚造市政廳之一。

在上述背景下,托倫成為商品集散中心。市集可以購買到大量來自亞洲的香料。另一方面,周遭地區土地肥沃,盛產小麥、黑麥,附近也有不少養蜂農場,提供大量蜂蜜。據文獻紀錄,托倫在1380年左右就已經出現售賣薑餅的烘焙店,有商人將薑餅轉售到其他地方,令其揚名國際。今日的托倫,人口約20萬,市中心卻擁有兩座以薑餅為主題的博物館,讓人嘖嘖稱奇,而且每年夏日更會舉辦薑餅節,足證當地與薑餅之深厚淵源。

薑餅的波蘭語為pierniki,是從形容詞pieprz(指胡椒的味道)所衍生。波蘭薑餅所用的香料種類繁多,除了薑,更可以用胡椒、肉桂、八角、肉豆蔻、豆蔻、丁香、蜜餞、橘皮等。

當年托倫所製作的薑餅含有大量蜂蜜,基於蜂蜜具有防腐功效,薑餅的保存期限異常長。不過,現今的薑餅制造商多用砂糖取代蜂蜜,保存期限反而縮短了。古時候波蘭家庭有一傳統習俗,當女嬰出生時,家人會準備好薑餅麵團,然後放入瓦罐儲存。若干年後,到女兒長大成人出嫁時,再將麵團烘烤成香氣四溢,令人垂涎三尺的薑餅以款待賓客,餘下的便進貢王室。此波蘭人的嫁妝,籌備經年,比咱們華人傳統的嫁女餅更顯珍貴!

遊覽托倫的重要行程乃該市的薑餅博物館(Museum of Toruń Gingerbread)。博物館最令我感興趣,是那些保存了數百年的薑餅餅模。這些餅模造型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有國王、王后、騎士、聖母與聖子、動物、花朵、馬車、船、城堡等,讓人眼花撩亂。原來薑餅除了解饞果腹外,由於保存期限頗長,人們用其作為裝飾物及家居擺設,更可以送禮。當年托倫有不少薑餅師不僅懂造餅,也是靈心巧手的木匠。他們一般利用蘋果木或梨子木,在木塊繪上圖案,雕琢出精緻的餅模。利用餅模造出不同造型後,薑餅師更會在餅乾上增添不同食材,加以美化,造出色彩斑斕、栩栩如生的薑餅。此獨特薑餅工藝慢慢發展成為一門民間藝術,流傳了數百年。很可惜,工業革命後,機械化的大規模生產令到成本驟降,消費者寧願選擇標準化但便宜的工廠製品,令到這門工藝日漸式微。

當年,托倫的薑餅師受到相關烘焙師公會監督。欲成為薑餅師,必先在公會下擔任學徒,動輒就要花5到6年,然後再前往國外深造。這樣才算完成實習,在公會註冊,方為合資格的薑餅師,其社會地位令人稱羡。托倫各薑餅店都有其秘方食譜,絶不外傳,別家難以抄襲,名氣也歷久不衰。昔日,托倫及紐倫堡乃歐洲兩大「薑餅之都」,兩城出産之薑餅皆聞名遐爾,難分高下。由於競爭激烈,竟然引發「薑餅貿易戰」!雙方各派商業間諜前往對方陣營盜取薑餅食譜。古往今來,此類商業間諜生生不息,當年英國人也派遣間諜前往中國取得茶樹種子,聘請專家栽培,改變了茶葉貿易,方有今日之錫蘭紅茶,此乃贅言。1556年,托倫及紐倫堡達成貿易協議,兩地皆可以販賣對方之薑餅,這場貿易戰握手言和告一段落。鑑古知今,乃讀史之樂也。

除了促進經濟外,薑餅在公關領域方面亦曾發揮一定作用。17世紀中葉,瑞典入侵波蘭,托倫曾被佔領。1660年,波瑞兩國蒂結和約。根據和約,瑞典要賠償托倫所蒙受的損失,但前者卻遲遲未有履行承諾。有見及此,托倫政府派人用薑餅賄賂瑞典官員,遊說其早日付款。30多年後,情況逆轉,輪到瑞典成為債主,托倫當局重施故技,再次用薑餅去討好瑞典貴族,冀求對方開出較為寛鬆的還債條款。每逢有重要外賓到訪,該市亦會推出特別版之薑餅,以茲紀念,好比現在發行的紀念金銀幣或郵票。能獲此殊榮者包括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著名鋼琴家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 與及前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

波蘭最偉大的音樂家蕭邦(Frederic Chopin)也是薑餅捧場客。根據博物館的資料,他15歲時前往探望教父,曾順道在托倫市遊覧一番。這座中世紀古城的歌德式建築令年輕的音樂天才留下深刻印象,不過最令他難忘的竟是當地的薑餅。蕭邦寫信給朋友,信中對當地的薑餅讚不絕口,更特意將此名產寄回華沙家鄉。(延伸閱讀:《蕭邦與華沙》)

托倫最馳名的一款薑餅叫KatarzynaKatarzyna是嘉芙蓮(Catherine)的波蘭語。它貎似六個圓形分成兩排,拼湊在一起(見下圖)。有關這款造型獨到的薑餅背後有不少傳說。一說是某薑餅學徒愛上了師傅的女兒,便設計出此薑餅,以抱得美人歸。另一故事與一位孝女有關。話說某薑餅師傅因為臥病在床,女兒便替父親在烘焙室趕工。當麵團凖備就緒後,卻找不到餅模,女兒唯有將麵團切成圓形形狀,並將其中六個圓形麵團分成上下兩排放入烘焙箱。由於缺乏經驗,該六個圓餅結果黏在一起,形成一個奇特形狀,結果卻大受顧客歡迎,時至今日,仍然是托倫的著名特產。

下次品嚐薑餅時,記得要細嚼慢嚥,好好地仔細品嚐那份流傳了千年的歳月濃情與歷史情懷。

 

 

 

參考資料:
http://www.visittorun.pl/237,l2.html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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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居禮夫人(下)

(續上篇) 1903年,居禮夫人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Maria Skłodowska-Curie與丈夫皮埃爾·居禮(Pierre Curie)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自此之後,二人聲名大噪,硏究經費及私人贊助也逐漸增加,他們終於有餘錢聘請實驗室助理,工作環境也慢慢改善。翌年,二女艾芙(Ève)出世,令居禮夫婦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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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豈料,人有旦夕禍福。1906年4月19日,這天大雨滂沱,皮埃爾在橫過馬路時,由於路面濕滑,車夫來不及勒住馬匹,他慘遭馬車撞倒,頭顱破裂而身故。居禮夫婦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由於當時世人對其害處一無所知,他們工作時沒有身穿任何保護衣物。夫婦兩人長期受到輻射身體狀況不佳,尤其是皮埃爾。有一種說法,認為他當日身體抱恙,過馬路心神恍惚,才造成慘劇。

丈夫的離世,讓瑪麗亞痛徹心扉、肝腸寸斷。儘管今後要孤身上路,她不讓自己終日以淚洗面,沉溺在悲慟中。瑪麗亞既要照顧兩名女兒,亦要努力去完成未竟之科學硏究。畢竟,為理想奮鬥,就是緬懷故人的最佳方式。皮埃爾生前在巴黎大學出任物理學教授,大學決定聘請瑪麗亞來填補職位空缺。她成為該所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名女教授。據說,瑪麗亞的第一堂課,不僅座無虛席,連課室門外亦擠得水洩不通,不少好奇者前來旁聽。

1911年,瑪麗亞奪得諾貝爾化學獎,成為歷史上首位兩度獲獎之人。這項成就,讓所有男性科學家都瞠乎其後,令那些曾經看扁女性之人啞口無言。

不過,又有另一件事情,讓瑪麗亞人生再次跌落低谷。這一兩年間,她與科學家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來往密切。後者比瑪麗亞年輕5年,曾是她學生。他本是有家室之人,妻子並非學術界人士,並不理解丈夫對科學的熱忱。雙方感情轉淡後,朗之萬開始與瑪麗亞來往。不知何故,兩人的情信竟被妻子發現,妻子在妒火中燒之下,向傳媒揭發兩人來往之事。事件轟動了整個社會,瑪麗亞更被千夫所指。某天,十數名民衆圍著瑪麗亞寓所,群情洶湧,他們朝著其屋子擲石,窗子被砸破,為了安全,她趕緊帶著女兒前往朋友家中暫避。有一位諾貝爾獎的委員,甚至勸說瑪麗亞不要出席頒獎典禮。因為她與瑞典國王碰面握手,會令對方尷尬云云。不過,她斷然拒絕,認為科學研究成果不應該與私生活並為一談。

當時社會上有不少道貌岸然之輩,而社交界充斥著虛偽與矯情,加上女性仍然處於從屬地位,此類風波的女角,往往遭到白眼與鄙視。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筆下,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悲慘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縮影。艾菲·格蕾(Effie Gray)的遭遇更是真人真事。她本是藝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妻子,因為種種原因,二人婚後未能圓房。格蕾愛上了丈夫的朋友約翰·艾佛雷特·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而決定離婚。最後,她與米萊結成夫婦,不過付出了「代價」。每逢英女王出席的社交場合,她不會獲邀參加。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多年來瑪麗亞的成就已經令不少人嫉妒,再加上其外國人身份,亦引來排外者的猜疑與歧視。這些小人見機會難逢,趁機煽風點火,加上旁人的冷嘲熱諷、輿論的口誅筆伐、公眾的加油添醋,令瑪利亞幾乎崩潰,更大病了一場。她去了英國,在朋友家中靜養。10多個月後,公眾逐漸淡忘一切,她才回到巴黎實驗室。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華沙居禮夫人博物館其中一張照片,穿著一身長裙的瑪麗亞,坐在一架軍用卡車的司機席上,20輛流動式X光機,人們暱稱「小居禮夫婦」(petites Curies),此照片背後的故事令人津津樂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浩刧堪稱毀天滅地,死傷無數。當時瑪麗亞身在巴黎,她希望能夠盡一分力,去幫助他人。她想到醫院的X光裝置,能夠協助前線的軍醫,準確判斷傷兵傷勢,從而挽救不少生命。問題是,那個年代,X光技術仍處於萌芽階段,全國僅有寥寥可數的頂尖醫院擁有X光設備,比起戰場千千萬萬傷兵,實屬僧多粥少。另外,這些後方醫院的X光裝置,根本就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戰爭期間,物資奇缺,道路阻塞,軍方難以抽調大量人力物力將傷者送往後方,更何況有不少傷勢嚴重者,情況危在旦夕,時間上根本不容許將他們送往他處。

有見及此,瑪麗亞與軍方協商,得到批准,成立了特別部門,隸屬於紅十字會,負責提供x光醫療設備及相關支援技術。她四處奔走,前往各處搜集物資。她請求商人慷慨解囊,捐出車輛,並將車輛改裝成流動式X光機。好不容易,她終於籌措到20輛流動式X光機及另加200個X光裝置。同一時間,她努力學習駕車及操作X光機,並用極短時間掌握了機械學及解剖學的基本原理。一切準備就緒後,她就攜同長女及志願工作者前往前線。在兵荒馬亂、硝煙瀰漫的日子,他們自備乾糧和食水,不辭勞苦,穿梭於各戰地醫院及救護中心,協助醫護人員拯救傷兵。當時,不少外科醫生及護士對X光機一無所知,瑪麗亞和女兒又訓練了150名義工,幫助醫䕶人員使用那些X光裝置,令無數傷兵受惠。1916年,瑪麗亞騰出了時間,以鐳製成了一種化合物為傷者注射。此注射物能夠殺死傷者腐爛組織內的細菌,拯救了無數生命,亦令不少傷者免於被截肢。基於其女性身份,而且是外國人,再加上之前的負面新聞,瑪麗亞既被學界歧視,也受輿論揶揄,更讓公眾排斥,連政府也不大重視她。不過,她不計前嫌,其義舉贏得無數掌聲及尊敬。

戰後,瑪麗亞恢復其硏究,並著書立說。她亦孜孜不倦地埋頭其他社區工作。在其牽頭下,巴黎及華沙分別成立了鐳學研究所,培訓了不少科研人才。她抽空前往世界各地籌款、演講,獲得高度讚揚。

由於長期接觸放射性物料,瑪麗亞身體越來越差,晚年更幾乎失明。1934年7月4日,這位劃時代的科學家溘然長逝。她的手稿由於帶有高放射性,現仍保存在鉛盒中,有關人員若要接觸其手稿必先身穿保護衣物。

居禮夫人她傲雪欺霜若梅,她無顧世俗眼光、世人鄙視,空拳赤手闖入男性所壟斷的科學界,其成功激勵了無數女性,鼓勵她們要掙脫束縛,追求理想。她高潔脫俗如荷。她愛家人、愛朋友、愛大自然、愛科學、愛波蘭、愛法國、愛世界,其一生都奉獻給人類,最後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她雍容淡雅如菊。她淡泊名利,從來不曾為自己的硏究申請專利,以賺取回報。她希望別人可以利用其成果,令科學向前邁進。她將大部分所贏得的獎金,都捐給教育學院及研究機構。愛恩斯坦曾讚揚瑪麗亞:「她是我遇過的人當中,唯一不為名所累者。」(She was the only person, not spoiled by fame, among these who I met)。

 

參考書目:
Skłodowska-Curie, Maria. Autobiographical notes & Pierre Curie. Warsaw: Galant Edition,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