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記念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建築物，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建築物外牆會鑲嵌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能夠享有此「藍牌榮譽」的虛構人物，柯南·道爾(Arthur Canon Doyle)筆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應該是絶無僅有。

福爾摩斯博物館位於倫敦市西敏區貝克街(Baker Street)221號b。博物館外牆上可以瞧見
那醒目的藍色圓牌，牌上刻著 “221b SHERLOCK HOLMES CONSULTING DETECTIVE 1881-1904 " ，標示大偵探在1881至1904年間在此楝建築「定居」。

他居所內如同雜物房，針筒、煙斗、手槍、鞭子、放大鏡、顯微鏡、動植物標本、化學物品、白蘭地、信件、剪報、百科全書，甚麼都有，令人目眩。

博物館是一幢喬治亞式四層建築，福爾摩斯的「居所」位於一樓(第二層)。對所有房東來說，福爾摩斯是最稀奇古怪的房客。他居所內如同雜物房，針筒、煙斗、手槍、鞭子、放大鏡、顯微鏡、動植物標本、化學物品、白蘭地、信件、剪報、百科全書，甚麼都有，令人目眩。他性格乖僻，除了華生(John Watson)外，幾乎沒有朋友。賦閒在家時，他喜歡拉奏小提琴，也會埋首化學實驗，房間偶爾傳出燒焦氣味，又或者是熏天的酸腐臭味。他行蹤飄忽不定，神龍見首不見尾，動輒數星期不在家，要不然就整個星期待在家，足不出戶。他可以在月黑風高時出門，也可能在黎明破曉時方回來。

莫里亞蒂教授體型瘦削，稍稍有點兒駝背，頭部中間部分已禿，剩下兩則頭髮，目光深邃，面部表情嚴肅冷酷，突顯其城府極深。

博物館內有不少臘像，全是小說裡的人物。英國的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舉世聞名，此處的蠟像也不遑多讓。除了福爾摩斯和華生外，知名度最高要數莫里亞蒂教授(Professor James Moriarty)。他體型瘦削，稍稍有點兒駝背，頭部中間部分已禿，剩下兩則頭髮，目光深邃，面部表情嚴肅冷酷，突顯其城府極深。當年，道爾從學院畢業後回到英格蘭行醫，但其診所門庭冷清，百無聊賴下，他寫了數個褔爾摩斯的故事，在雜誌上刊登，大受好評。數年後，為了陪伴病重的妻子，加上厭倦了不停趕稿的日子，於是創作了莫里亞蒂這名犯罪頭子，安排他與褔爾摩斯在縣崖邊打鬥，二人同歸黃泉。其實這個故事寫作手法頗為粗糙，世界第一神探與天下頭號罪犯，居然效法流氓，扭作一團，既兒嬉亦有損二人名聲，顯然是道爾為了趕稿而草草了事。後來，莫里亞蒂竟成為文學史上最惡名昭彰而又最具魅力的罪犯，實屬美麗的誤會！10年後，在雜誌社厚酬打動下，他從新執筆，於是褔爾摩斯重出江湖了。

有人說過：「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小說家透過虛構人物，為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與福爾摩斯及華生一起查案，可一窺大英帝國的盛世風華，也可了解其倫敦的城市面貌、生活實況與及社會文化。

我們與福爾摩斯及華生一起查案，可了解其倫敦的城市面貌、生活實況與及社會文化。

福爾摩斯活躍於倫敦時適逢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在位。維多利亞時，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國力蒸蒸日上，經濟實力獨佔世界鰲頭，其海軍稱霸海上，疆域佔了地球土地面績四份一。但物極必反，盛世光環淹蓋不了隱憂，社會問題叢生，作為首都的倫敦成了罪犯樂園與及間諜溫床，為福爾摩斯塔好了表演的舞台。

少年時，曾經看過福爾摩斯小說及電視劇，使我納悶的是，兩者都將警察形容為「蘇格蘭場」。我實在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為何倫敦的罪案要勞煩到蘇格蘭的警察，難道倫敦的警察全是菜鳥？若干年後，方知「蘇格蘭場」是從英語的Scotland Yard翻譯過來，當時倫敦警察廳的一道入口對著名為Scotland Yard的街道。後來，人們就用「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 作為當地警察的代名詞。而此地稱「蘇格蘭場」則因為許多年前，蘇格蘭國王的使者出訪倫敦，曾經在此處的一座宮殿借宿。1829年，倫敦建立了首支現代化警察隊伍，但由於辦事效率低又常抓錯人，經常被市民抱怨。福爾摩斯就看不起蘇格蘭場的警察，並曾經批評他們破壞凶案現場。

他身穿黑色上衣，腿上有一頂深色皮革帽子，帽子內裝著途人所施捨的金錢，一副可鄰兮兮的樣子。

博物館內其中一位蠟像，頭髮蓬鬆、臉色蒼白，盤著腿，坐在地上行乞。他身穿黑色上衣，腿上有一頂深色皮革帽子，帽子內裝著途人所施捨的金錢，一副可鄰兮兮的樣子。他是《歪唇男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s)的聖克萊爾先生(Mr. St. Clair)。故事中，太太正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據太太引述，丈夫最後出現的地方是天鵝巷的一間鴉片煙館。為了找尋線索，福爾摩斯喬裝成癮君子混進鴉片煙館內。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市面上充斥毒品及成癮藥物。泰晤士河沿岸地區有數間鴉片煙館，當時不少海員都染上了鴉片癮，他們一上岸就會前去光顧。鴉片、古柯鹼、嗎啡等藥物也被大眾當成止痛藥物、鎮靜劑、麻醉劑，市民可以在藥房隨買購買到。壯年時的福爾摩斯也會為自己注射古柯鹼，以刺激腦部思維。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公眾逐漸認識此類成癮藥物的危害性，但要到1920年當局方立例去管制或禁用有害的成癮藥物。

經濟飛躍發展的同時，社會也要承擔代價。由於大量使用煤炭，倫敦的空氣污染尤其嚴重。在《布魯斯-帕廷頓計劃》(The Adventures of the Bruce-Partington)故事中，華生有以下憶述：

In the third week of November, in the year 1895, a dense yellow fog settled down upon London. From the Monday to the Thursday I doubt whether it was ever possible from our windows in Baker Street to see the loom of the opposite houses…after pushing back our chairs from breakfast we saw the greasy, heavy brown swirl still drifting past us and condensing in oily drops upon the window-panes, my comrade’s impatient and active nature could endure this drab existence no longer…

“Nothing of interest in the paper, Watson?" he said…

“The London criminal is certainly a dull fellow," said he in the querulous voice of the sportsman whose game has failed him. “Look out this window, Watson. See how the figures loom up, are dimly seen, and then blend once more into the cloud-bank. The thief or the murderer could roam London on such a day as the tiger does the jungle, unseen until he pounces, and then evident only to his victim."

倫敦市濃霧遮天蔽日，連對面房舍也難以睢見，霧氣在窗邊凝固成類似油狀的露珠，其空氣污染可見一斑。福爾摩斯因為沒有案子而發愁，他向華生抱怨，那濃霧繚繞時，就是犯案的好時機，他質疑無能的罪犯為何不趁此出來興風作浪！看來全倫敦，甚至全英國，只有他一人會因為治安良好而大發牢騷！

十九世紀，馬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倫敦除了有私人馬車或運貨馬車外，更出現了公共馬車。Hansom Cab就是該時代的計程車或出租車，通常是一匹馬拉動的兩輪馬車。至於收入較低者，可以乘搭Omnibus。Ominus是現今公共汽車bus 的前身， 它有固定路線，其車身較Hansom Cab大，要三至四匹馬拉動，可以容納多名乘客。交通繁忙時，搭客可以站在車廂外甚至坐在車廂頂。福爾摩斯每次出門，皆是乘搭前者，看來他收入應該不俗。由於倫敦交通繁忙，每天有數萬馬匹在繁囂鬧市中穿插來回，造成滿地馬糞，奇臭無比。下雨天時，馬糞化成了泥濘，馬路塗上令人作嘔的啡褐色。據說，街頭上有不少自僱清道夫，專收取路人費用，替他們掃請附近髒物，以便於步行。馬糞遍地開花嚴重影響公共衛生，1894年，問題日趨嚴重，時人稱之為馬糞危機(Great Horses Manure Crisis)， 當局束手無策，後來汽車普及，馬車逐漸被淘汰，問題才得以解決。

工業革命後，有產階級崛起，科技一日千里，但並非所有人都受惠。事實上，工人飽遭剝削，他們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長、工資低。1849年，馬克斯(Karl Marx)被流放而來到倫敦定居，直到餘生。他積極參與工人抗爭活動，並撰寫《資本論》(Das Kapital)，為無產階級抱不平。那個時代的人相信，基於人格素質的良萎不齊，有人阡陌千里，也人無立錐之地，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大眾對於貧困者不會寄予多大同情，政府也不特別重視福利政策。街道上隨處見到露宿饑寒的乞丐和衣衫襤縷的流浪漢。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小説中，對貧苦大眾表達深厚、溫暖的同情。吃苦的不僅是大人，兒童也要受罪。貧困家庭的兒童要出外謀生，工廠、礦場、農場聘用了大量童工。倫敦街上也有大批無家可歸的兒童。《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故事內，福爾摩斯也曾僱用一群流浪兒童作其探子，在倫敦的大街小巷竄來竄去，替他探取情報，這群孩子被稱為「貝克街的小聽差」(Baker Street Irregulars)。有趣的是，這批流浪兒童僅在早期的故事中出現，後來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道爾覺得僱用流浪兒童對大偵探名聲有損，也可能出於於心不忍，於是安排善心人士妥善照顧，令他們不用再流浪街頭。

艾德勒是國王的前度情人，她美艷動人，是歌劇院歌手，也是一位冒險家。她要脅國王，要將二人關係公開，以破壞後者的婚事，國王委托福爾摩斯，奪回艾德勒手上證據。

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提倡一系列道德規條，後世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念(Victorian Morality)，但不少人皆陽奉陰違。雖然社會鼓勵性節制，不少已婚男性都另有情婦，娼妓問題更日趨嚴重。另外，女性須嚴守婦道，倫敦社會卻出現不少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式的悲劇人物。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中，充斥著虛偽與矯情，道貌岸然下，社會人士假借道德之名，以談論人家是非為樂，皇室成員也被捲入醜聞。博物館可以看到艾德勒(Irene Adler)與波希米亞國王的蠟像。《波希米亞的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故事中，福爾摩斯的委托人便是這位國王。他初次約見福爾摩斯時，為了隱暪身分，戴上了黑色面罩。國王快將與斯堪地那維亞國王公主結成秦晉之好。艾德勒是國王的前度情人，她美艷動人，是歌劇院歌手，也是一位冒險家。她要脅國王，要將二人關係公開，以破壞後者的婚事，國王委托福爾摩斯，奪回艾德勒手上證據。

1903年，《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英國創刋，成為世界上第一份小報。這正反映了社會上說三道四、搬弄是非之風盛行。有不良分子專門搜集名門紳士淑女的私隱或瘡疤，並以此進行勒索。秘密一旦公開，小則婚姻破裂，大則身敗名裂，被社會所棄唾。福爾摩斯就經常受到社會名流的委托，要與勒索者鬥智鬥力。下圖的兩座蠟像構成《米爾沃頓探案》(The Adventures of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的一幕，話說米爾沃頓是一名無恥之勒索人，福爾摩斯與華生潛入其家時，遇上一位貴婦人。婦人曾受米爾沃頓迫害，丈夫更大受刺激而病故。當晚，她身穿黑色輕紗布，布上有白色花紋，披上黑色斗蓬，頭也載著黑色面紗，闖入米爾沃頓府中開槍將米爾沃頓擊斃，替丈夫報仇雪恨。福爾摩斯同情這位婦人的遭遇，也沒有將事情公諸於世。

婦人曾受米爾沃頓迫害，丈夫更大受刺激而病故。當晚，她身穿黑色輕紗布，布上有白色花紋，披上黑色斗蓬，頭也載著黑色面紗，闖入米爾沃頓府中開槍將米爾沃頓擊斃，替丈夫報仇雪恨。福爾摩斯同情這位婦人的遭遇，也沒有將事情公諸於世。

離開博物館後，我沿著貝克街往南走。街上兩旁的盡是古樸典雅的喬治亞式或維多利亞式建築，與百多年前無異。貝克街上車水馬龍，一輪輪馬車嘎啦嘎啦地迎面以來，弄到塵土飛揚。在繁囂馬路上要特別注意，因為馬匹偶爾會失控，突然左衝右突，橫衝直撞，弄到險象環生。路人接踵摩肩，有文質彬彬的紳士、有窈窕端莊的淑女、 有汗流浹背的搬運工人、有蓬頭垢面的流浪漢。街上一隅，兩名彪形大漢正在竊竊私語，神情舉止可疑。不遠處有人在兜售報紙，頭條是：「XXXXX公爵長男兼繼承人昨晚遇溺身亡」。福爾摩斯站在起居室窗前，他那鋭利的眼睛，正俯視街上的一切。縱使隔著玻璃窗，他靈敏的嗅覺，也可聞到罪犯的味道⋯⋯

參考資料：
馬丁·費德著。柯清心譯。《柯南道爾所不知道的福爾摩斯》，台北：遠流，2008。
蘿絲．薛佛著。  林濬棋譯。《跟著福爾摩斯穿越倫敦：BBC影集、電影劇照與老照片，帶你漫遊辦案路線與時代街景》，台北：山岳，2016。
諸兄邦香著。 黃薇嬪譯。《完全搞懂福爾摩斯：史上第一名偵探的真相，就看這本》，台北：臉譜，2014。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麥克白(Macbeth)裡寫道：「人生如痴人說夢，充滿喧嘩和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Life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由於留存文獻匱乏，後人對這位文壇巨匠生平所知不詳。1564年他出生於英格蘭中部地區的斯特拉特福鎮 (Stratford-upon-Avon)， 約二十多歲離鄉別井前往倫敦發展，在劇壇大放異彩，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劇本和詩詞。在倫敦打滾多年後，他於1616年選擇回故鄉頤養天年，從此過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浮華和璀璨後一切歸於平淡樸實，直至終老。本文開首引文就是莎翁領唔了人生的虛幻與無常後的內心剖白。

在倫敦打滾多年後，他於1616年選擇回故鄉頤養天年，從此過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浮華和璀璨後一切歸於平淡樸實，直至終老。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斯特拉特福鎮距離校園僅一小時車程。某年二月，一個乍暖還寒的早上，與友人結伴前往遊覽。鎮上仍保留不少都鐸時期的橡本建築，其中還包括數間莎翁及其家人的住所。當天是平日的上午，遊客尚未蜂擁而至，我與同伴在古色古香的街道閒逛蹓躂，仿如回到伊利莎白年代，趣味盎然。莎翁的出生居所亦已長期開放予遊人參觀，在其故居內緩緩踱步，或能感受大文豪的創作詩魂就近在咫尺。

聞名遐邇的埃文河(River Avon，又譯雅芳河、艾芬河)距離市中心僅數步之遙。英國不少文人都和水結下了不解之緣，英格蘭北部的湖區 (Lake District) 和南部的泰吾士河，分別孕育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及彌爾頓 (John Milton) ，而這條蜿蜒但溫柔的埃文河，就灌溉了莎翁這位＂吟遊詩人＂的創作心靈。春寒料峭，大地剛從冬眠甦醒，一副眼忪忪，懶洋洋的樣子，儘管未有繁花盛放和鶯歌燕語，但在草色青青和流水涓涓陪伴下，花半日在此漫步依然感受悠然自得。毫無疑問，如詩如畫的鄉土情懷和自然純樸的小鎮風情啟發了莎翁無數創作靈感。

河畔有一座愈八百年歷史的中古世紀教堂。教堂與河流，一剛一靜、一靜一動，卻又說不出的和諧，似天造地設的一對。這座其貌不揚的教堂來頭不小，它就是莎翁出生受洗和安葬的聖三一教堂 (Holy Trinity Church)，據說教堂今貌和莎翁時期大致相同，改動不大。除了北牆掛着莎翁的半身雕像，教堂仍保存他繈褓之時受洗所用的水盆。莎翁的墓地就在祭壇前的地上，供遊人瞻仰。

英國不少文人都和水結下了不解之緣，英格蘭北部的湖區和南部的泰吾士河，分別孕育了華茲華斯及彌爾頓，而這條蜿蜒但溫柔的埃文河，就灌溉了莎翁這位＂吟遊詩人＂的創作心靈。

2003年，教堂因日舊失修而導致屋頂有坍塌之虞。一個名為 Friends of Shakespeare Church 的組織因此成立，目的就是為教堂籌募經費以作修葺之用 ，令其免於被迫關閉厄運。這則消息受到廣泛報導，成立數年已從民間籌得過百萬英鎊的經費，其中更有遠自美國的捐款，令教堂倖免於難。這種源自民間的自發運動頗令人動容。君不見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長城身上的石磚正被他以往保護的老百姓的不屑子孫無情地遷拆、搬動，被用作搭橋、鋪路、蓋房子，甚至圍豬欄！每想及此，百感交集。

莎士比亞最偉大處，不在於詞藻的華麗優美或劇本的澎湃張力，而是他觀察入微，將人性看得徹底透徹並入木三分地呈現在劇本角色裡。莎翁作品晚期較早期優勝，悲劇比喜劇出色 (研究文學者一定痛罵我大言不慚) 。他的作品裡有不少人物非天生大奸大惡之徒，但由於他們被身上的弱點包括愚昧、貪婪、憤怒、嫉妒、自大、偏執、自私等支配了行為而造成一幕幕悲劇。有趣的是，莎翁筆下那些悲劇人物不少是帝王將相或達官貴人，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的本性不會因身份貴賤而有所差異。其實那些帝王將相所犯過失與一般平民百姓大同小異，不過由於身份、權力和財富，前者的過失不僅導致妻離子散，而是釀成宮廷傾軋，禍起蕭牆，進而就是戰火連天，生靈塗炭，牽連之廣、影響之深比後者遠過之。這究竟是劇情所需還是作者弦外之音，則非我所能解答。

中國戲曲遙遠流長，題材亦甚為廣泛，包括才子佳人、清宮審案、忠臣孝子、神仙鬼怪等，不過如莎劇般以大人物題材，真實歷史人物也好，虛構創作角色也好，則鮮見於我國古代劇目。可能中國自古君權至上、皇帝唯我獨尊，在此基礎上，思想輿論受嚴密控制，劇作家亦要自我審查，頂多寫一些賢臣良將忠肝義膽的故事，如近期上映，改編自元雜劇的電影趙氏弧兒，否則被斷章取義，給他人以口實，今天參你緬懷前朝，明天控你誹謗朝廷，後天告你意圖謀反，這可是腦袋搬家、株連九族的大罪！

莎士比亞時代，中產階級崛起，早期資本主義開始芽牙，提供了一個開放包容的創作空間，使他寫下如此多之曠世經典。更令人欣慰的是，英國既沒有文字獄，也沒有焚書坑儒，莎翁的文字因此能留芳百世，成為不朽的文學瑰寶。這是莎翁的幸運，更是英國人的福氣。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