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貝克街探訪福爾摩斯

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記念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建築物,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建築物外牆會鑲嵌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能夠享有此「藍牌榮譽」的虛構人物,柯南·道爾(Arthur Canon Doyle)筆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應該是絶無僅有。

福爾摩斯博物館位於倫敦市西敏區貝克街(Baker Street)221號b。博物館外牆上可以瞧見
那醒目的藍色圓牌,牌上刻著 “221b SHERLOCK HOLMES CONSULTING DETECTIVE 1881-1904 " ,標示大偵探在1881至1904年間在此楝建築「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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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是一幢喬治亞式四層建築,福爾摩斯的「居所」位於一樓(第二層)。對所有房東來說,福爾摩斯是最稀奇古怪的房客。他居所內如同雜物房,針筒、煙斗、手槍、鞭子、放大鏡、顯微鏡、動植物標本、化學物品、白蘭地、信件、剪報、百科全書,甚麼都有,令人目眩。他性格乖僻,除了華生(John Watson)外,幾乎沒有朋友。賦閒在家時,他喜歡拉奏小提琴,也會埋首化學實驗,房間偶爾傳出燒焦氣味,又或者是熏天的酸腐臭味。他行蹤飄忽不定,神龍見首不見尾,動輒數星期不在家,要不然就整個星期待在家,足不出戶。他可以在月黑風高時出門,也可能在黎明破曉時方回來。

博物館內有不少臘像,全是小說裡的人物。英國的杜莎sherlock-holmes-museum_prof-moriaty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舉世聞名,此處的蠟像也不遑多讓。除了福爾摩斯和華生外,知名度最高要數莫里亞蒂教授(Professor James Moriarty)。他體型瘦削,稍稍有點兒駝背,頭部中間部分已禿,剩下兩則頭髮,目光深邃,面部表情嚴肅冷酷,突顯其城府極深。當年,道爾從學院畢業後回到英格蘭行醫,但其診所門庭冷清,百無聊賴下,他寫了數個褔爾摩斯的故事,在雜誌上刊登,大受好評。數年後,為了陪伴病重的妻子,加上厭倦了不停趕稿的日子,於是創作了莫里亞蒂這名犯罪頭子,安排他與褔爾摩斯在縣崖邊打鬥,二人同歸黃泉。其實這個故事寫作手法頗為粗糙,世界第一神探與天下頭號罪犯,居然效法流氓,扭作一團,既兒嬉亦有損二人名聲,顯然是道爾為了趕稿而草草了事。後來,莫里亞蒂竟成為文學史上最惡名昭彰而又最具魅力的罪犯,實屬美麗的誤會!10年後,在雜誌社厚酬打動下,他從新執筆,於是褔爾摩斯重出江湖了。

有人說過:「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小說家透過虛構人物,為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與福爾摩斯及華生一起查案,可一窺大英帝國的盛世風華,也可了解其倫敦的城市面貌、生活實況與及社會文化。

sherlock-holmes-museum_the-red-headed-league-the-adventure-of-shoscombe-old-place-2福爾摩斯活躍於倫敦時適逢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在位。維多利亞時,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國力蒸蒸日上,經濟實力獨佔世界鰲頭,其海軍稱霸海上,疆域佔了地球土地面績四份一。但物極必反,盛世光環淹蓋不了隱憂,社會問題叢生,作為首都的倫敦成了罪犯樂園與及間諜溫床,為福爾摩斯塔好了表演的舞台。

少年時,曾經看過福爾摩斯小說及電視劇,使我納悶的是,兩者都將警察形容為「蘇格蘭場」。我實在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為何倫敦的罪案要勞煩到蘇格蘭的警察,難道倫敦的警察全是菜鳥?若干年後,方知「蘇格蘭場」是從英語的Scotland Yard翻譯過來,當時倫敦警察廳的一道入口對著名為Scotland Yard的街道。後來,人們就用「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 作為當地警察的代名詞。而此地稱「蘇格蘭場」則因為許多年前,蘇格蘭國王的使者出訪倫敦,曾經在此處的一座宮殿借宿。1829年,倫敦建立了首支現代化警察隊伍,但由於辦事效率低又常抓錯人,經常被市民抱怨。福爾摩斯就看不起蘇格蘭場的警察,並曾經批評他們破壞凶案現場。

sherlock-holmes-museum_the-adventure-of-the-beryl-coronet_the-man-with-the-twisted-lip-2博物館內其中一位蠟像,頭髮蓬鬆、臉色蒼白,盤著腿,坐在地上行乞。他身穿黑色上衣,腿上有一頂深色皮革帽子,帽子內裝著途人所施捨的金錢,一副可鄰兮兮的樣子。他是《歪唇男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s)的聖克萊爾先生(Mr. St. Clair)。故事中,太太正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據太太引述,丈夫最後出現的地方是天鵝巷的一間鴉片煙館。為了找尋線索,福爾摩斯喬裝成癮君子混進鴉片煙館內。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市面上充斥毒品及成癮藥物。泰晤士河沿岸地區有數間鴉片煙館,當時不少海員都染上了鴉片癮,他們一上岸就會前去光顧。鴉片、古柯鹼、嗎啡等藥物也被大眾當成止痛藥物、鎮靜劑、麻醉劑,市民可以在藥房隨買購買到。壯年時的福爾摩斯也會為自己注射古柯鹼,以刺激腦部思維。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公眾逐漸認識此類成癮藥物的危害性,但要到1920年當局方立例去管制或禁用有害的成癮藥物。

經濟飛躍發展的同時,社會也要承擔代價。由於大量使用煤炭,倫敦的空氣污染尤其嚴重。在《布魯斯-帕廷頓計劃》(The Adventures of the Bruce-Partington)故事中,華生有以下憶述:

In the third week of November, in the year 1895, a dense yellow fog settled down upon London. From the Monday to the Thursday I doubt whether it was ever possible from our windows in Baker Street to see the loom of the opposite houses…after pushing back our chairs from breakfast we saw the greasy, heavy brown swirl still drifting past us and condensing in oily drops upon the window-panes, my comrade’s impatient and active nature could endure this drab existence no longer…

“Nothing of interest in the paper, Watson?" he said…

“The London criminal is certainly a dull fellow," said he in the querulous voice of the sportsman whose game has failed him. “Look out this window, Watson. See how the figures loom up, are dimly seen, and then blend once more into the cloud-bank. The thief or the murderer could roam London on such a day as the tiger does the jungle, unseen until he pounces, and then evident only to his victim."

 

倫敦市濃霧遮天蔽日,連對面房舍也難以睢見,霧氣在窗邊凝固成類似油狀的露珠,其空氣污染可見一斑。福爾摩斯因為沒有案子而發愁,他向華生抱怨,那濃霧繚繞時,就是犯案的好時機,他質疑無能的罪犯為何不趁此出來興風作浪!看來全倫敦,甚至全英國,只有他一人會因為治安良好而大發牢騷!

十九世紀,馬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倫敦除了有私人馬車或運貨馬車外,更出現了公共馬車。Hansom Cab就是該時代的計程車或出租車,通常是一匹馬拉動的兩輪馬車。至於收入較低者,可以乘搭Omnibus。Ominus是現今公共汽車bus 的前身, 它有固定路線,其車身較Hansom Cab大,要三至四匹馬拉動,可以容納多名乘客。交通繁忙時,搭客可以站在車廂外甚至坐在車廂頂。福爾摩斯每次出門,皆是乘搭前者,看來他收入應該不俗。由於倫敦交通繁忙,每天有數萬馬匹在繁囂鬧市中穿插來回,造成滿地馬糞,奇臭無比。下雨天時,馬糞化成了泥濘,馬路塗上令人作嘔的啡褐色。據說,街頭上有不少自僱清道夫,專收取路人費用,替他們掃請附近髒物,以便於步行。馬糞遍地開花嚴重影響公共衛生,1894年,問題日趨嚴重,時人稱之為馬糞危機(Great Horses Manure Crisis), 當局束手無策,後來汽車普及,馬車逐漸被淘汰,問題才得以解決。

工業革命後,有產階級崛起,科技一日千里,但並非所有人都受惠。事實上,工人飽遭剝削,他們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長、工資低。1849年,馬克斯(Karl Marx)被流放而來到倫敦定居,直到餘生。他積極參與工人抗爭活動,並撰寫《資本論》(Das Kapital),為無產階級抱不平。那個時代的人相信,基於人格素質的良萎不齊,有人阡陌千里,也人無立錐之地,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大眾對於貧困者不會寄予多大同情,政府也不特別重視福利政策。街道上隨處見到露宿饑寒的乞丐和衣衫襤縷的流浪漢。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小説中,對貧苦大眾表達深厚、溫暖的同情。吃苦的不僅是大人,兒童也要受罪。貧困家庭的兒童要出外謀生,工廠、礦場、農場聘用了大量童工。倫敦街上也有大批無家可歸的兒童。《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故事內,福爾摩斯也曾僱用一群流浪兒童作其探子,在倫敦的大街小巷竄來竄去,替他探取情報,這群孩子被稱為「貝克街的小聽差」(Baker Street Irregulars)。有趣的是,這批流浪兒童僅在早期的故事中出現,後來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道爾覺得僱用流浪兒童對大偵探名聲有損,也可能出於於心不忍,於是安排善心人士妥善照顧,令他們不用再流浪街頭。

sherlock-holmes-museum_scandal-in-bohemia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提倡一系列道德規條,後世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念(Victorian Morality),但不少人皆陽奉陰違。雖然社會鼓勵性節制,不少已婚男性都另有情婦,娼妓問題更日趨嚴重。另外,女性須嚴守婦道,倫敦社會卻出現不少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式的悲劇人物。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中,充斥著虛偽與矯情,道貌岸然下,社會人士假借道德之名,以談論人家是非為樂,皇室成員也被捲入醜聞。博物館可以看到艾德勒(Irene Adler)與波希米亞國王的蠟像。《波希米亞的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故事中,福爾摩斯的委托人便是這位國王。他初次約見福爾摩斯時,為了隱暪身分,戴上了黑色面罩。國王快將與斯堪地那維亞國王公主結成秦晉之好。艾德勒是國王的前度情人,她美艷動人,是歌劇院歌手,也是一位冒險家。她要脅國王,要將二人關係公開,以破壞後者的婚事,國王委托福爾摩斯,奪回艾德勒手上證據。

1903年,《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英國創刋,成為世界上第一份小報。這正反映了社會上說三道四、搬弄是非之風盛行。有不良分子專門搜集名門紳士淑女的私隱或瘡疤,並以此進行勒索。秘密一旦公開,小則婚姻破裂,大則身敗名裂,被社會所棄唾。福爾摩斯就經常受到社會名流的委托,要與勒索者鬥智鬥力。下圖的兩座蠟像構成《米爾沃頓探案》(The Adventures of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的一幕,話說米爾沃頓是一名無恥之勒索人,福爾摩斯與華生潛入其家時,遇上一位貴婦人。婦人曾受米爾沃頓迫害,丈夫更大受刺激而病故。當晚,她身穿黑色輕紗布,布上有白色花紋,披上黑色斗蓬,頭也載著黑色面紗,闖入米爾沃頓府中開槍將米爾沃頓擊斃,替丈夫報仇雪恨。福爾摩斯同情這位婦人的遭遇,也沒有將事情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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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博物館後,我沿著貝克街往南走。街上兩旁的盡是古樸典雅的喬治亞式或維多利亞式建築,與百多年前無異。貝克街上車水馬龍,一輪輪馬車嘎啦嘎啦地迎面以來,弄到塵土飛揚。在繁囂馬路上要特別注意,因為馬匹偶爾會失控,突然左衝右突,橫衝直撞,弄到險象環生。路人接踵摩肩,有文質彬彬的紳士、有窈窕端莊的淑女、 有汗流浹背的搬運工人、有蓬頭垢面的流浪漢。街上一隅,兩名彪形大漢正在竊竊私語,神情舉止可疑。不遠處有人在兜售報紙,頭條是:「XXXXX公爵長男兼繼承人昨晚遇溺身亡」。福爾摩斯站在起居室窗前,他那鋭利的眼睛,正俯視街上的一切。縱使隔著玻璃窗,他靈敏的嗅覺,也可聞到罪犯的味道⋯⋯

參考資料:
馬丁·費德著。柯清心譯。《柯南道爾所不知道的福爾摩斯》,台北:遠流,2008。
蘿絲.薛佛著。  林濬棋譯。《跟著福爾摩斯穿越倫敦:BBC影集、電影劇照與老照片,帶你漫遊辦案路線與時代街景》,台北:山岳,2016。
諸兄邦香著。 黃薇嬪譯。《完全搞懂福爾摩斯:史上第一名偵探的真相,就看這本》,台北:臉譜,2014。

 

都柏林,1916(下)  

凱勒梅堡監獄(Kilmanheim Gaol)位於都柏林市中心而西僅3公里 。這座監獄建於1796年,多年來收容了各類罪犯。愛爾蘭爆發大飢荒時,不少老百姓為求溫飽,故意犯罪以圖被囚禁於此。儘管監獄環境惡劣,但當階下囚總比餓死強吧?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獨立運動閙得沸沸揚揚,這裏曾關狎大量政治犯,包括在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中被捕的人士。

Kilmainham Gaol Museum 61
 
監獄曾經多次擴建,上圖所示乃最後擴建之部分。呈橢圓形狀,中央是廣場,橢圓牆壁後是囚室,共四層,每層有24間囚室。囚室門口面向廣場。廣場上開頂,抬頭仰望穹蒼,也許就是囚犯最奢侈的享受吧?

監獄於1924年永久關閉,1971年改闢成博物館讓公眾參觀。這裡最後一名獲釋的囚犯名瓦勒拉(Eamon de Valera),後來他成了愛爾蘭第一任總理。
 
隨了牢房可供參觀,館方還設了一座資料室。資料室有三層,一樓是監獄的歷史,二樓主要是關於獨立運動的題材,三樓是監獄改建成博物館的故事。二樓展出不少囚犯的個人物品,經過歲月的積澱,封塵了無數動人故事。泛黃的照片、褪色的信件、破舊的衣物、生了銹的勳章、停止擺動的鉈錶等,這些展品背後的往事,或迴腸盪氣、或夢縈纏繞或扣人心弦。人生如戲,每段故事都是一本小說、一齣戲,但更真實、更感人。
 
有一位慈母去信獄中的兒子,除了勉勵一番,同時提醒愛兒,要為敵人禱告,希望彼此可以化敵為友。
 
一名囚犯在日記中慨嘆,他為快將獲釋而傷感,因為他在獄中結交了不少好友。
 
有一名看守和囚犯結成好友,前者送給囚犯一盒巧克力。那名囚犯將巧克力轉贈一位8Kilmainham Gaol Museum_Exhibition 2_History of Nationalism & Republicanism 77 (2)的女孩,並告訴女孩,假若自己獲釋,他們可以一起分享,假如他出不去,就叫她獨自享用。最終囚犯遭處決,女孩從此把那盒巧克力收藏,盒子一直沒有打開。
 
一名參與復活節起義死囚在獄中致信,向其求婚,在行刑前數小時前,二人完婚。那名女子終身也沒有再婚。
 
儘管天地茫茫、風雲激盪,人間仍然有情。
 
現在回到1916年。前文提到復活節起義慘敗收場。事件中,英政府的應變手法極具爭議,引起社會不少震撼。
 
首先,在鎮壓行動中,有不少無辜人士遭牽連,甚至遇害。義軍投降後,英軍也胡亂逮捕人犯,有人無罪變有罪 ,輕罪變重罪。法院審訊是以閉門方式進行,且被告一方沒有答辯機會。有十五人被處決,上面提到的瓦勒拉也一度被死刑,後被推翻。信不信由你,有人説其乃美國公民,當時英軍在一次世界大戰戰埸打到手忙腳亂、頭崩額裂,政府急著拉攏美國參戰,這關節眼上,不欲令對方面子上難看。
 
Dame St 06當局的處理手法使愛爾蘭人義憤填膺,認為英國統治者麻目不仁,義士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同情和支持,犧牲者更成為愛爾蘭人心目中的烈士和英雄。共和主義者中的溫和派人士也受到衝擊,他們認清,單憑議會是不可能爭取自主獨立,必須透過強硬手段方能解決問題。一些親英的本土人士也投向共和陣營。
 
詩人葉慈(W. B. Yeats)寫了一首悼念詩,部分如下
 
Now and in time to be,
Wherever green is worn,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獨立呼聲越來越高漲復活節起義未能成功,但義士們最後成就了愛爾蘭的獨立大業,這就是《易經》所說的「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了。

1918年,英國全國大選,部分在愛爾蘭地區當選的議員,拒絕前往倫敦就職,他們自組愛爾蘭議會,並宣稱獨立,英軍介入,引發獨立戰爭(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愛爾蘭人幾經奮戰及交涉 ,英國終於讓步。1921年,英方提出允許愛爾蘭32郡中其中26郡組成自治政府,主權仍歸英國,但擁有非常高的自主權,地位等同當年的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國。而剩下位於東北的6個郡仍歸英國領土。首相邱吉爾警告,這是英國政府底線,要不接受,要不告吹。由於當局態度強硬,獨立派的兵力也幾乎消耗殆盡了。另外,客觀上,北部新教徒居多,而且不少人也忠於英國皇室。最後,獨立派接受和談條款,雙方簽署《英愛和約》(Anglo-Irish Treaty),英國讓出愛爾蘭的26郡,「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加一「北」字,成了「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這個名稱沿用至今。
 
和平在望,但黎明曙光被另一場暴風雨吞噬了。愛爾蘭的強硬分子堅決要求愛爾蘭本島完全獨立,因此他們認為和談派出賣了革命。和談派與強硬派關係決裂,內戰(Irish Civil War)爆發。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內戰期間,大量士兵、官員、無辜平民喪生,傷亡總人數比獨立戰爭更高出數倍,同室操戈比共抗外侮更激烈。更諷刺的是,英國為主和派提供武器,讓後者射殺自己的愛爾蘭同胞。事實再一次證明,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
 
內戰打了接近一年,雙方都損失慘重,遇害者包括主和派頭號人物米高.哥連斯(Michael Collins1996年上映了一部有關其本人的同名傳記電影,影星Liam Neeson主演,口碑票房階不俗)。當殺到筋疲力竭、心力交瘁,有人就開始反思,為何昔日休戚與共的同志,今朝成了生死相向的敵人。終於,雙方展開談判。1924年,強硬派放下武器,雙方停火。或許,此事説明了,人類不至於無藥可救。
 
1937年,愛爾蘭26郡宣布脫離英國獨立,國名愛爾蘭(Ireland)
 
1948年,愛爾蘭廢除君主制,成為共和國(Republic),總統成為最高元首。
 
1998年,愛爾蘭與北愛爾蘭、英國三方達成協議,有關北愛爾蘭的去留(留英或加入愛爾蘭)問題,將交予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人民表決。
Garden of Remembrance 02
 
從郵政總局向北步行十分鐘,就來到都柏林紀念公園(Garden of Remembrance),此處曾是當年義軍投降的地方,後人建此公園以為紀念。2011年,英女皇到此悼念死難者。借用魯迅的名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後記:
世事往往並非涇渭分明。直至今天,愛爾蘭、北愛爾蘭與英國三者關係也非常微妙。
以體育運動為例,在國際足球賽事,英國分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威爾斯(Wales)和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四隊參賽。愛爾蘭共和國以愛爾蘭(Ireland)名義參賽。

欖球比賽,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各有一隊,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合組一隊,名愛爾蘭(Ireland)

奧林匹克運動會,英國以大不列顛國(Great Britain)身份出賽,而愛爾蘭共和國就沿用愛爾蘭(Ireland)。來自北愛爾蘭的運動選手,卻可以自由選擇加入Great BritainIreland隊!
 
世事就是如此「剪不斷,理還亂」。

 

都柏林,1916(上)

愛爾蘭曾被英國統治長達數百年,首都都柏林市洋溢著倫敦的釆風,舉目四望,到處都是英式酒館、雙層公車、圓柱形郵筒、喬治式(Georgian)與維多利亞式(Victorian)建築。常見的菜式當然有炸魚薯條(fish & chips)、農舍派(farmhouse pie)等。

早前去了都柏林一趟,適逢是愛爾蘭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一百週年紀念。酒肆餐廳門外縣掛愛爾蘭國旗。不少建築物外牆鑲嵌上關於當年起義運動的資料圖片。郵政局也發行紀念郵票。商店也販售有關紀念品。

本身對這段歷史幾乎一無所知,於是買了 一兩本相關書籍,在回家的十數小時航機途程中,夜裏挑燈,抱卷翻頁,勉強明白一點皮毛。Dame Lane 05

十六世紀以降,愛爾蘭國王(King of Ireland)為英格蘭國王(King of England)國王兼任。1707年,英格蘭將蘇格蘭併入其領土,連同威爾斯,建立大不列顛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1801年,愛爾蘭也被吞併,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誕生。

愛爾蘭原住民本身信奉天主教舊教(Roman Catholicism),不少從英格蘭移民到愛爾蘭的後裔也「入鄕隨俗」,成為舊教徒。但是另一方面,英國的國教乃新教(Protestantism)。愛爾蘭舊教徒長期遭受打壓,不少原愛爾蘭地主和特權階級為了維謢自己的利益也從舊教改為信奉新教。

十九世紀,民族主義(Nationalism)烽煙燃遍歐洲。愛爾蘭人對英格蘭統治者的長期不滿、新教徒對舊教徒的岐視,還有以舊教徒為主的佃農被地主剝削。此外,十九世紀末,愛爾蘭鬧大饑荒,人民對執政者怨聲載道,令到矛頭指向英國國會,共和主義者伺機崛起,尋求愛爾蘭自主甚至獨立的呼聲漸響。

經過長達數十年的請願、交涉、抗爭,英國終於讓步。1914年,英國國會通過《愛爾蘭自治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允許愛爾蘭成立自治政府和議會。

世事難測,偏偏這時侯,不遲不早,英國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政府打算全力應戰,為免節外生枝,他們將自治法案置之一旁,暫援實施。

此舉雖有其道理,但卻惹怒了愛爾蘭共和主義者。人往往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從「無」到「有」,令他們歡喜若狂,但從「有」又回到「無」,此起落跌伏,令到他們憤恨交加,認為英國出爾反爾。部分激進份子更對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們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

1916年,一次大戰陷入僵局,英軍在歐洲戰場進退維谷。激進份子們認為時機成熟,當局應該騰不出手來處理愛爾蘭事務。這一年的4月24日,他們揭竿起義,這就是文章開首所提到的復活節起義。

GPO 02

義軍佔據火車站、橋樑、軍營、醫院、政府辦公廳等戰略地,並以中央郵政總局(General Post Office)為總部(那個年代,郵局的作用好比現在的新聞通訊社)。他們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英國仍是歐洲強權,實力仍在,武裝份子欲畢其功於一役未免操之過爭。

Dame Lane 08都柏林市不少市民對於叛亂所造成的財物損失而對義軍不滿。另一方面,當年有不少愛爾蘭人為了養家糊口而加入英軍,正在歐洲大陸作戰,軍人家眷對義軍極其反感,認為他們此刻在後院起火是落井下石之舉。

補充一下,作為後人去重新審視歷史,我們不要陷入非左即右,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Dualism)的思維模式,千萬不要簡單歸納:

英格蘭人 = 保皇黨 = 地主 = 新教徒 = 剝奪者
愛爾蘭人 = 獨立派 = 佃農 = 舊教徒 = 被剝奪者

共和主義者中較溫和者就反對使用武力,他們提倡應該從憲法尋求獨立之可行性。有人主張愛爾蘭在不脫離英國前提下成立自治政府。在愛爾蘭北部,有不少本土人忠於英國皇室,他們為了維護英國主權,成立不同組織,對抗獨立派。另外,有左派工會團體,他們也為了自己的目標與共和主義者合作,共同抵抗英國。英國國會內,也有議員同情愛爾蘭支持他們自治。

就以中國清末民初為例,清廷就有立憲派、軍閥和滿族權貴。革命黨更有光復會、興中會、華興會、同盟會,孫中山也曾跟國民黨鬧別扭,弄了個中華革命黨,然後再重組成中國國民黨。

這些組織團體之間,錯綜複雜,盤根錯節,有分有合。今天結盟,明日決裂;今年合併,明年拆伙;既合縱,又連橫⋯⋯

復活節起義爆發後,英軍迅速增援,他們組織有條不紊,而且利用重型武器,向義軍陣地無情炮轟,令對方據點逐一失守。

29日,起義軍向英軍無條件投降,起義僅6日而終。

歷史往往異常吊詭。無人料到,起義的失敗竟為獨立運動帶來契機。

(請看下篇)

埃文河畔尋訪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麥克白(Macbeth)裡寫道:「人生如痴人說夢,充滿喧嘩和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Life is tale told by an idiot,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

由於留存文獻匱乏,後人對這位文壇巨匠生平所知不詳。1564年他出生於英格蘭中部地區的斯特拉特福鎮 (Stratford-upon-Avon), 約二十多歲離鄉別井前往倫敦發展,在劇壇大放異彩,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劇本和詩詞。在倫敦打滾多年後,他於1616年選擇回故鄉頤養天年,從此過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浮華和璀璨後一切歸於平淡樸實,直至終老。本文開首引文就是莎翁領唔了人生的虛幻與無常後的內心剖白。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斯特拉特福鎮距離校園僅一小時車程。某年二月,一個乍暖還寒的早上,與友人結伴前往遊覽。鎮上仍保留不少都鐸時期的橡本建築,其中還包括數間莎翁及其家人的住所。當天是平Shakespeare's Birthplace 10日的上午,遊客尚未蜂擁而至,我與同伴在古色古香的街道閒逛蹓躂,仿如回到伊利莎白年代,趣味盎然。莎翁的出生居所亦已長期開放予遊人參觀,在其故居內緩緩踱步,或能感受大文豪的創作詩魂就近在咫尺。

聞名遐邇的埃文河(River Avon,又譯雅芳河、艾芬河)距離市中心僅數步之遙。英國不少文人都和水結下了不解之緣,英格蘭北部的湖區 (Lake District) 和南部的泰吾士河,分別孕育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及彌爾頓 (John Milton) ,而這條蜿蜒但溫柔的埃文河,就灌溉了莎翁這位"吟遊詩人"的創作心靈。春寒料峭,大地剛從冬眠甦醒,一副眼忪忪,懶洋洋的樣子,儘管未有繁花盛放和鶯歌燕語,但在草色青青和流水涓涓陪伴下,花半日在此漫步依然感受悠然自得。毫無疑問,如詩如畫的鄉土情懷和自然純樸的小鎮風情啟發了莎翁無數創作靈感。

河畔有一座愈八百年歷史的中古世紀教堂。教堂與河流,一剛一靜、一靜一動,卻又說不出的和諧,似天造地設的一對。這座其貌不揚的教堂來頭不小,它就是莎翁出生受洗和安葬的聖三一教堂 (Holy Trinity Church),據說教堂今貌和莎翁時期大致相同,改動不大。除了北牆掛着莎翁的半身雕像,教堂仍保存他繈褓之時受洗所用的水盆。莎翁的墓地就在祭壇前的地上,供遊人瞻仰。

2003年,教堂因日舊失修而導致屋頂有坍塌之虞。一個名為 Friends of Shakespeare Church 的組織因此成立,目的就是為教堂籌募經費以作修葺之用 ,令其免於被迫關閉厄運。這則消息受到廣泛報導,成立數年已從River Avon 01民間籌得過百萬英鎊的經費,其中更有遠自美國的捐款,令教堂倖免於難。這種源自民間的自發運動頗令人動容。君不見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長城身上的石磚正被他以往保護的老百姓的不屑子孫無情地遷拆、搬動,被用作搭橋、鋪路、蓋房子,甚至圍豬欄!每想及此,百感交集。

莎士比亞最偉大處,不在於詞藻的華麗優美或劇本的澎湃張力,而是他觀察入微,將人性看得徹底透徹並入木三分地呈現在劇本角色裡。莎翁作品晚期較早期優勝,悲劇比喜劇出色 (研究文學者一定痛罵我大言不慚) 。他的作品裡有不少人物非天生大奸大惡之徒,但由於他們被身上的弱點包括愚昧、貪婪、憤怒、嫉妒、自大、偏執、自私等支配了行為而造成一幕幕悲劇。有趣的是,莎翁筆下那些悲劇人物不少是帝王將相或達官貴人,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的本性不會因身份貴賤而有所差異。其實那些帝王將相所犯過失與一般平民百姓大同小異,不過由於身份、權力和財富,前者的過失不僅導致妻離子散,而是釀成宮廷傾軋,禍起蕭牆,進而就是戰火連天,生靈塗炭,牽連之廣、影響之深比後者遠過之。這究竟是劇情所需還是作者弦外之音,則非我所能解答。

中國戲曲遙遠流長,題材亦甚為廣泛,包括才子佳人、清宮審案、忠臣孝子、神仙鬼怪等,不過如莎劇般以大人物題材,真實歷史人物也好,虛構創作角色也好,則鮮見於我國古代劇目。可能中國自古君權至上、皇帝唯我獨尊,在此基礎上,思想輿論受嚴密控制,劇作家亦要自我審查,頂多寫一些賢臣良將忠肝義膽的故事,如近期上映,改編自元雜劇的電影趙氏弧兒,否則被斷章取義,給他人以口實,今天參你緬懷前朝,明天控你誹謗朝廷,後天告你意圖謀反,這可是腦袋搬家、株連九族的大罪!

莎士比亞時代,中產階級崛起,早期資本主義開始芽牙,提供了一個開放包容的創作空間,使他寫下如此多之曠世經典。更令人欣慰的是,英國既沒有文字獄,也沒有焚書坑儒,莎翁的文字因此能留芳百世,成為不朽的文學瑰寶。這是莎翁的幸運,更是英國人的福氣。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