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丹麥人

蒂沃利樂園(Tivoli Garden)位於哥本哈根最繁喧熱鬧的購物區,外圍是車水馬龍的大街,北歐最大的中央火車站也近在咫尺。與樂園一牆之隔的大街上,空氣中迴盪著充滿歡愉的尖叫聲,此番體驗,令初訪哥本哈根者嘖嘖稱奇。作為全球最快樂的城市之一,哥本哈根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2018年5月迎來丹麥王儲的50歲生日。為此,王室在該月21日舉辦一項名為Royal Run的跑步競賽,活動在哥本哈根等數個城市舉行,王儲及家眷也有參加,與民同樂。

當日我適逢其會,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Vesterbrogade大道上,目睹這項盛事。大道上,有形形色色的參加者,不分男女老幼,既有經驗豐富的職業跑手,更多的是純粹參與的市民。有不少人將國旗或氣球繫在衣領或腰間,也有人頭戴金色紙王冠,替活動添上歡愉氣氛。有不少父母更帶同兒女參與。孩子年幼跑不動怎麼辦?爸爸媽媽讓幼童安坐在嬰兒車內,父母一邊推著嬰兒車一邊跑!選手也不乏輪椅健兒,縱使雙腿不能使喚,他們用雙手滾動著輪椅輪子,堅強意志令人側目。更有一對選手,他們各自牽著繩子的一端,一左一右,右邊那位在稍前位置,牽著左邊的伙伴跑,原來後面伙伴是失明人士,前面的伙伴則負責領路。這條繩索牽著的不僅是該對搭擋,更是深厚的情誼。我又瞧見有十數位身穿整齊水手制服的年輕人,他們步伐一致,雄糾糾的跑姿,滿臉傲氣,一路跑,一路高聲呼喊口號,毫不吝嗇體力,令人莞爾。連寵物也有參與這項活動,有跑手攜同愛犬一起跑,狗主牽著繩索在前,狗隻緊隨其後,速度比起主人毫不遜色。

跑手經過Vesterbrogade大道時,引來市民夾道鼓掌、喝采。熱情的少女揮動國旗,為他們歡呼。我佇足面向蒂沃利樂園正門入口,入口前有一隊儀仗樂團奏樂,旁觀者也順著樂曲節拍,為選手拍掌打氣。距離我不遠處有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向經過的健兒伸出右手,不少健兒見狀,紛紛露出溫柔的微笑,稍稍彎一彎腰,與這女孩輕輕撃掌示意。

這項Royal Run活動,與其說是一場跑步盛事,倒不如說是一場嘉年華會,令我初次體會何謂「丹麥式快樂」。

數百年年前,丹麥乃北歐強權,瑞典、挪威也曾為其屬國。不過,時移世易,瑞典率先脫離丹麥控制,並反客為主,成為其心腹之患。接著,普魯士、英國、法國等強鄰紛紛崛起,昔日的霸權腹背受敵。接踵而來的,便是連串的軍事失利、外交屈辱、割地賠款。國力不振,反而凝聚了全國上下,政府與國民有了共識,與其在外交場上逐鹿爭雄、報仇雪恨,不如結合有限的人力、物力,以謀求國民福祉及社會安定為治國方針。借用一位丹麥詩人的名言:「在外部所失去的,就從內部贏回來。」(丹麥語: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 英語譯:What is lost on the outside, shall be won on the inside) 經過多年的社會改革,丹麥成為世界最和諧安定的國家,其福利政策為世界稱羡,成就斐然。

自2012年起,聯合國每年都會發表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該報告計算出全球150多個國家地區人民的快樂指數,並作出排名。從2012到2018年丹麥已經是連續七年在該排行榜上名列三甲。

丹麥這個北歐小國家能夠成為最快樂的國家,其完善的公共福利政策居功至偉。

丹麥國民可以享有免費的門診、住院、手術保障。老人獲得政府發放的養老金,基本金額每月超過6000克朗,有需要人士更有額外補助。失業人士可以享有長達3年的失業保障,保障收入最高為失業前的9成薪水。不過,在這段期間,政府要確認領取保障者仍有積極地尋找工作,而當局也會根據當事人學歷、專長、工作經驗,為其尋找僱主。

對父母而言,丹麥是養育子女的天堂。小學、中學及大學學費是全免,報讀私校的學生也會得到政府津貼。孩子上幼稚園也可以得到75%學費的資助。丹麥的托兒機構也得到政府大幅資助,因此費用相當廉宜,婦女產後不久可以重回職場,無後顧之憂,此舉促進了兩性平等。丹麥的產婦享有4週的產前及14週產後假期。產後的14週,孩子的父親有兩週的假期。除此之外,孩子的父母還可以得到額外32週的假期,可以自由配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都會選出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與及最適合撫養孩子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Raising Kids),2018年丹麥在該兩份名單上皆名列第一。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為了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丹麥納稅人要繳交高昂的稅項。丹麥的個人稅項包括國家稅、地區稅、勞動稅,再加教會稅。

一般納稅人所繳交之稅率為個人收入42.5%,高收入者之稅率為51.5%,稅率之高讓人咋舌。別忘了還有消費增值稅、汽車稅、土地稅⋯⋯丹麥人每年究竟繳交了多少稅實在難以想像。不過,丹麥人似乎樂於履行交税責任,未有任何怨言,也鮮有政黨以減稅方案作為選舉政綱,因為選民也不會受落。丹麥國民信任政府,他們相信透過稅收,資源重新分配,改善貧富不均,創造一個均富的社會。基本上,大部分丹麥家庭均為中產,鮮有過度富有或貧窮者。大家都信任政府,低收入者沒有怨恨,不會挺而走險,破壞社會安寧。高收入者不會遭到仇視,不用擔心會遇劫或遭勒索。

除了信任政府外,人與人之間也互相信任。我未曾有機會親眼目睹,不過,不少網頁及書籍雜誌都曾提及,丹麥父母在餐廳用膳時,讓稚兒安坐在嬰兒車內,然後放心地將孩子連車留在門口外,讓其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他們肯定很信任自己的社區,也信任周遭的路人,不會起歹念,拐走孩子。

曾旅居丹麥的英國作家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有《HYGGE! 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The Year of Living Danishly)一書,分享她在該國的所見所聞。書裡有一件趣事:某天作者有一位朋友發現銀行戶口的積蓄不翼而飛,銀行客戶經理艾倫去了度假。朋友將這件事告訴老爸卻發現積蓄原來轉移父親戶口裡。事情是這樣的:原來艾倫同為父子二人的客戶經理。某天,艾倫向老爸推薦一個新型的高息戶口,老爸覺得不錯,便吩咐艾倫將兒子戶口的資金也轉賬到自己戶口,賺取高息。艾倫沒有得到兒子允許下就照辦了,事後忘了通知後者然後就去了度假,因此才有以上誤會。整件事雖然匪夷所思,卻反映丹麥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彼此之間的信任能夠減少猜疑,也可免除焦慮,增加安全感,人也自然生活得輕鬆。

相比其他國家,丹麥的王室成員也生活得更輕鬆自在,國民與王室存在著某種默契,在平常的日子,民眾盡量不去打擾王室成員的日常生活,讓他們有一定的私人空間。似乎王室也非常信任國民。女王的王宮阿馬林堡宮(Amalienborg)沒有任何高牆欄杆,宮門前僅有一名警衛,幾近毫無設防。丹麥王妃每天會騎自行車接送孩子上學下課,身邊沒有任何隨從護衞。她也會輕裝簡便在市集購物,與一般家庭主婦無異。市民看見王妃也不會大驚小怪,更不會凑前去圍觀拍照,以免造成滋擾。

丹麥的快樂似乎也與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息息相關。以有關自行車的為例,政府為了鼓勵民眾用自行車代步,幾乎所有大街都劃分獨立的自行車道,在禁止車輛的巷子內,自行車可以自由進出,城市內到處都設有自行車停泊處,所有電車、地下鐵、火車內皆有寛敞的空間可以容納自行車。自行車的車票價格相當於小童車票,頗為便宜。在隆冬大雪的日子,鏟雪工人也會率先處理自行車道的積雪,讓自行車通行無阻。在丹麥,每輛計程車車尾都有特別支架,可以同時運載兩架自行車,假如下班後遇上惡劣天氣或酒後酩酊大醉不欲騎自行車的話也不用擔心。

據我在哥本哈根的觀察,在市中心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自行車與汽車數目參半,騎車者有西裝革履的上班族,盛裝打扮的淑女,也有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少女。自行車早已融入丹麥的生活文化。市政府將港口一帶改建為優美的公共空間,延綿不斷的海濱走廊沒有任何建築物遮擋視線,景色一覽無遺,自行車也可通行無阻。偶爾也可以停下,歇一歇在河邊散步、看書、曬太陽、喝酒、聊天。據統計,該市約有4成人口每天以自行車代步。這樣不僅可以節約能源、減省日常開支、舒緩交通阻塞,更可以舒展身心。在亞洲不少大城市,轎車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不過,在哥本哈根,不論是企業老闆、專業人士、速遞員、藍領工人、主婦、學生、老人,都是自行車一族,連國會議員也騎自行車上班。不分年齡、性別、階級的自行車文化,展現社會的平等。

當然,丹麥並非完美的國度。這個國家酗酒者、吸煙者眾,癌症發病率高舉不下,國民服用抗抑鬱藥劑量亦持續攀升。但丹麥人教曉我們如何追求簡單而幸福的生活,並創造一個開放、平等、寛容的社會。丹麥人讓我們領悟到,快樂並非源於實現夢想,而是珍惜現在擁有。

參考書目:
海倫‧羅素著。羅亞琪譯。《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台北:地平線文化,2018。

維京風雲

羅斯基勒(Roskilde)乃丹麥的千年古都,距離首都哥本哈根約50分鐘車程。市內的哥德式紅磚教堂Roskilde Domkirke,為歷代丹麥王室成員的長眠之地,1995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不過,以下要介紹的是位於海邊的羅斯基勒維京船博物館。上世紀50年代末,有潛水人員在離岸不遠的水域發現數艘破爛的木船殘骸,經專家考證,確認為維京時代的維京長船,大約在1060-1080年之間所造。原來當年羅斯基勒乃維京時代(Viking Age)貿易重鎮,為了防衛需求,維京士兵在水淺處鑿沉了五艘長船,作為水中屏障,以阻擋敵船登陸。1962年,這五艘沉睡多年的長船終於出土,經文物專家重新拼砌嵌合並塗上防腐漆後於1969年在博物館公開展出。

維京人(Vikings)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Scandinavia)的部落,大概在8世紀末崛起,他們乃今日丹麥人、瑞典人及挪威人的祖先。維京人活躍於歐洲沿海地區近三百年,他們是冒險家、航海員、戰士、強盜、商人、漁民、雇兵、殖民者、開墾者、拓荒者。他們縱橫四海、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有關這群海上鬥士的傳說及故事,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關於維京Viking一詞的來源及定義眾說紛紜。根據古諾斯語(Norse,古北歐語的一種),Vík是小海灣的意思,而挪威東南方有一處叫Víkin的地區,Víking可能指來自某小海灣或來自Víkin的人。有人認為viking源自古英語wicing,意思是「從海上而來的入侵者」。也有人指出wic是帳篷,那麼wicing則形容維京人的生活習慣。

中世紀時期,斯堪地維尼亞地區出現大大小小的部落國家,當時國與國之間未仍有清晰的國界。該地位處歐洲西北一隅,終年溫度較低,冬天嚴寒且晝短夜長,土地貧瘠,不大適合種植小麥或飼養牲畜,生活條件非常嚴苛。幸好,由於接近北極圈,該帶有不少馴鹿、狐狸、貂熊,加上北海(North Sea)及波羅的海(Baltic Sea)一帶魚產豐盛,維京人不僅可以靠打獵捕魚取得生活所需,也可以將所得魚獲、獸皮、鹿角出口到歐洲其他地區,以換取其他物資。因此,不少維京成為商人。

北國的漫天冰雪及澟洌北風鑄造了維京人鋼鐵一般的強悍意志,那懸崖峭壁及礁岩嶙峋雕琢出他們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個性。維京人不滿於現狀,他們嚮住探險,追求財富榮譽,推崇勇士,更崇拜唱吟詩人所歌頌的英雄人物。

由於長年與船為伴、與海為伍,維京人不但精通水性,更長於造船。維京船博物館所展出的五艘維京長船中,戰船及商船各佔兩艘,另加一艘魚船。維京長船丹麥語為langskib,即英語的longship,意思毋須贅言。其中的2號船為一艘戰船,乃現存最長的維京船長之人,長約30米,闊3.8米,吃水約1米,可容納65至70名船員。

滄海桑田,這五艘出土的長船早已殘缺不存,不過對於後人研究維京人的生活習性、活動範圍及軍事戰術乃可略窺一斑。維京長船窄而長,沒有甲板,似簡陋不堪的長木伐插上桅桿及掛上桅帆。在虎嘯龍吟的茫茫大海中在航行,船員唯一可做的,便是穿著獸皮大衣,蜷縮在簡陋的帳篷內取暖,可以想像,凍死者及被海浪吞噬者肯定不計其數。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維京長船也有不少好處。此類長船成本低,易於建造,又便於掌舵,而且船速快,輕巧靈活,非常適合維京人擅長的遊擊戰術。長船可在淺灘登陸,而且容易搬運,可以抬起並藏在樹叢裏,方便施展突襲。每次維京人在陸地掠奪一番後,船員迅速將戰利品搬上船,然後縱身一躍便輕易登上長船便逃之夭夭,被却者也只能望「海」輕嘆。

作為海上霸主,維京人當然深諳航海之道。雖然沒有指南針,他們依靠夜間星象、太陽位置、候鳥遷徙路線、飄浮在海面的植物與海水顔色,甚至海水鹹淡度,在浩瀚大海辨認方向。

公元789年,西方歷史第一次出現有關維京人的記戴。根據《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該年他們登陸英國南方的波特蘭島(Isle of Portland)。國王的官員將這群不速之客誤認作商人,向他們提出徵收稅項,結果糊裡糊塗地被殺。793年,他們又將東面林迪斯法恩(Holy Island)的修道院洗却一空。

甫開始時,維京人以修道院為搶掠目標。修道院內的聖匱、器皿、祭壇都是價值連城之物,而且修道院也藏有不少民眾捐贈。後來,他們懂得搶刧城鎮,因為中世紀的城鎮乃貿易中心,附近的教堂及民居自然囤積不少財富。維京人神出鬼沒,他們利用其長船在淺灘處登陸,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殺入城鎮,如入無人之境,洗刧一番後離去。待救援部隊趕至現場,城鎮早已人去樓空。除了財富外,城鎮的居民也被一拼攎走,有身份地位者可以贖金贖回,至於其他平民百姓就在奴隸市場上販賣出售。歐洲各地的君主不勝其煩,紛紛以保護費換取邊界安寧。保護費雖不能換取長治久安,總也獲得短暫和平。由於當年維京人普遍被稱作丹麥人(Danes),其保護費又稱丹麥錢(Danegeld)。

在戰術層面而言,維京人與中國古代的北方外族有異曲同工之處,後者南下中原皇朝,也是倏忽展開突襲,仿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他們將目標搶掠一空後又迅速逃到荒漠草原,神出鬼沒,無跡可尋,皇帝也拿他們沒轍。

日子久了,維京人羽翼漸豐,他們蒐集了各地山川地勢、風土民情及兵力部署的情報,更累積不少作戰經驗。他們的侵略從沿海城鎮深入至內陸地區,其目的也從短暫掠奪改為割地稱王。今天的英格蘭、愛爾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西西里、突尼西亞、諾曼第都曾經成為維京人的領土。「諾曼第」(Normandy)一詞原義就是「來自北方的人」(North men),所指的就是維京人。另外,有一支源自瑞典的維京人稱為羅斯人(Rus’),他們跨越波羅的海南遷,後來在基輔(Kiev)建立自己的強國。由於維京人威名遠播,有部分人被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聘請為僱傭兵。

並非所有維京人都是單純的侵略者或強盜。有一批維京人從挪威往西探險,先後發現了冰島(Iceland)及格陵蘭(Greenland)並定居下來,後來該支維京人再往西移,到達了今天加拿大東岸,成為最早到達美洲新大陸的歐洲人,比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早了數百年。據說,維京人原本計劃將加拿大發展成殖民地,後來與當地原住民發生武裝沖突而擱置,否則人類歷史也會改寫。此外,更有不少維京人成為商人,其蹤跡遠至今日的巴格達。

大約11世紀中葉,維京文化開始沒落,其部落文化逐漸被歐洲大陸的農耕文化所取替,情況如同中國的北方外族征服了中原,但日子久了,原本在他們血脉流淌的草原文化被南方的漢族文化所融合、同化,最後更被馴化了。維京的統治者仿效歐洲各地,建立了封建制度,實施土地分封,人與土地建立長久關係,部落文化逐漸沒落。另外,基於政治原因,統治者領頭改信基督教,他們便停止侵略鄰近基督教國家。畢竟大家同為基督徒,同室操戈的話在道義上是很難站得住腳。斯堪地維尼亞地區技術躍進,生產力提升,加上貿易頻繁,物質條件改善,當地人民也不用再四處搶掠。畢竟,追求優質的生活是人類天性。既然代價大、風險高,潛在回報也不太豐厚,沒有太多人願意過著刀光劍影、風餐露宿的生活。

維京人對後世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法律的英語law是從諾斯語的lag衍生,大概是指已經確定及不容改變的事情。現代陪審員制度也是由維京人引進英國,然後再由英國人發揚光大。

維京的女人獨立而剛強,絲毫不讓鬚眉。婦女不僅料理家務、照料孩子、醃製食物、釀酒,由於男人長期在外,她們也是優秀的工匠,懂得建造房屋及倉庫,更懂得狩獵及保衛家園。在維京人社會,一位結婚超過二十年的婦女不僅可以提出離婚,更有權分得一半財產。假如丈夫離世,遺孀有權繼承遺產。維京人尊重女性的傳統似乎也一路承傳下去。北歐國家很早便給予女性投票權。時至今日,北歐國家的兩性平等政策受到國際推崇。北歐女性的侍遇比其他地方更好。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一份調查發現,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頭五席依次為丹麥、瑞典、挪威、荷蘭、芬蘭,五席中北歐諸國就佔了其四。

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名作《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就是取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的神話故事。

藍牙(Bluetooth)乃近年所流行的無線電通訊技術。其名稱與一位維京國王哈拉爾(Harald Blåtand Gormsen)有關,這位國王的綽號正是藍牙(Bluetooth)。

維京時代早已成為縷縷輕煙,但維京人的事跡依然在浩瀚無際的歷史星空下熠熠生輝。

參考資料:
拉爾斯·布朗沃思著。黃芳田譯。《維京傳奇:來自海上的戰狼》,台北:馬可孛羅,2018。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上篇討論,十五世紀荷蘭地區宗教色彩淡薄,社會自由開放,吸引不少商人、工匠、學者移民,資金、知識、科技也隨著流入,提升了其國家競爭力。此自由開放風氣此乎也承傳至今。今日的荷蘭乃歐洲最寛容的國家之一,它是全球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人也以開放持平的態度看待性交易及大麻等毒品問題。阿姆斯特丹便以其紅燈區而著稱,本地人及遊客皆可偎紅倚翠,享受那溫柔鄕。提供大麻的店舖稱為coffeehouse(千萬別與一般的咖啡館cafe混淆),顧客除了可以在店內吞雲吐霧外,coffeehouse也出售含有少量大麻的蛋糕。癮君子更可以前去特定的注射中心注射少量毒品,這些中心都是受當局嚴格監管。姑不論以上政策的道德問題,荷蘭人的生活品質似乎沒有受到負面影響。荷蘭治安穩定,犯案率之低長期處於世界前列。青少年服用毒品比率也較鄰國低。根據2018年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荷蘭位列世界第六快樂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調查發現,全球十大適合兒童成長的國家(Top 10 Best Countries to Raise Children),荷蘭也名列第六。

不可不知,原來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也是名列前矛。一項名為環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調查顯示,全球排名第三。數年前,荷蘭小鎮德拉赫騰(Drachten)實施了創新而大膽的政策。當局在鎮上繁忙的交通點上拆走了所有交通燈及路標。兩年後,交通事故率竟大幅下降!專家解析,駕駛者習慣過於依賴交通燈及路標,當有關指示訊號移走後,駕駛者便會密切注意實際的路面情況,交通事故率得以減低。

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似乎與數百年前他們祖先敢於開創的精神乃一脈相𠄘。前文提及,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荷蘭成為強國有頼制度的創新,而其制度創新包括了政治創新及金融創新。

先談政治制度創新。從數百年前直至近代,戰爭是邁向強國的必經之路。當封建國家的國王欲發動戰爭,他要透過徵稅籌措軍糧、軍餉及軍火的開支。理論上國王手上握有徵稅權,他有權增加各地稅頂。但各地封建領主的利益與國王並非一致,所以他們或會公然拒絕、或會陽奉陰違。荷蘭共和國的情況就大相徑庭。當時世界只有兩個共和國,一個是荷蘭共和國,另一個是我曾經提及威尼斯共和國。荷蘭是世界最早實施議會制的國家之一,眼光可謂超前。共和國共七個省份,每個省份有各自的議會,各省代表又組成一個聯省議會。徵稅權乃聯省議會所享有,議會所通過的徵稅議案乃經過討論、協調、談判的結果,權衡了各地利益。另外,共和國以商立國,議會以商人作主導,其決議自然符合商人的利益。商人明白動武是為了確保商船及貨品安全,他們願意繳付更多稅金來保障自身利益。如此一來,當戰事爆發,荷蘭比它的對手更快、更有效率地動用資源。

除了政治制度的創新,荷蘭人更有金融制度的創新。1602,阿姆斯特丹交易所(Amsterdam Exchange) 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所上市公司,其股票在交易所讓公眾人士自由買賣。

以往由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所主導的海上貿易,每次出航都由王室率頭,召集投資者,進行融資、借貸,購買或租船隻,召募船員水手,將名方人員湊在一起才啓航。船隊甫歸航後,投資者取回所得成本及利潤,船隊便隨著解散。下一次出航時,又要重覆以上步驟。相反東印度公司乃上市公司,集合了公眾財產,資金來源穏定。東印度公司擁有穩定的資本,其董事及投資者重視長遠的回報,並有長遠的經營策略及宏觀視野,它擁有自己的船塢、船隊,涉足的領域包括貿易、造船業及運輸業。不少學者更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史上首間跨國企業。上市企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比葡萄牙的官辦船隊自然更勝一籌。

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館(Amsterdam Maritime Museum)前身是海軍倉庫,館內展出大量航海時代的文物,史料豐富,讓人緬懷荷蘭昔日的崢嶸歲月。博物館的多媒體巧奪心思,讓孩子樂而忘返。戶外有一艘複製的船艦,名「阿姆斯特丹號」。17、18世紀時,有無數艘這般大小的船隻從阿姆斯特丹等海港揚帆出海,浩浩蕩蕩,開啓了一段段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風雲史詩。我在一個嚴冬的早上登上甲板參觀,太陽藏在烏雲背後,北風呼呼作響,船上的纖繩、桅桿、橫桿被吹得搖搖幌幌,甲板也左搖右擺。以現代人的角度,實在難以想像歐洲人如何能在設備簡陋的桅帆船馳騁海上,縱橫萬里。他們是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抑或是「醉臥沙場君莫笑」的覺悟,創造一次又一次扣人心弦的壯舉?

荷蘭人效法葡萄牙人,南下非洲,遶過好望角(Cape Town)然後往東。他們在亞洲各地札根,興建要塞、武器庫、船塢、貨倉、碼頭、商館、交易市集,築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葡萄牙人東渡亞洲主要是為了壟斷胡椒,而東印度公司商船所運載的貨物則非常多元化,除了胡椒外,還有丁香、豆蔻、煙草、咖啡豆、茶葉、瓷器、漆器、白銀、絲織品、棉織品、棉花、瑪瑙、象牙、獸皮、毛氈等商品。荷蘭人不僅從事往來歐亞的貿易,他們也參與亞洲區內的貿易,開拓商機。

1619年,東印度公司佔領今日印尼的首都耶加達(Jakarta),改變名巴達維亞(Batavia,Batavi乃羅馬時代居住在荷蘭萊茵河一帶的某個部落)成為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公司的亞洲總部也設在此。

東印度公司曾接觸大明帝國,請求允許其在中國大陸設立貿易據點,但遭閉門羹。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與明朝軍隊交戰,但戰敗。他們轉往福爾摩沙的安平市(今台南)建立殖民地,改名熱蘭遮(Zeelandia),名字源於荷蘭的行省澤蘭省(Zeeland),以此作為轉口港,與明朝的走私商人交易,換取中國的貨物。題外話,1642年,荷蘭人在太平洋西南方發現一個島嶼,後來他們也借用澤蘭省的名稱來命名這個島嶼,名Nova Zeelandia,這個島嶼就是今天的新西蘭(New Zealand)

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貿易站還遠至日本。1638年,他們答應了德川幕府的條件,不進行任何傳教活動,因此獲準在長崎(Nagasaki)設立商館。在日本閉關鎖國期間,西方人中也只有荷蘭人獲准在日本經商。長崎的荷蘭人乃日本人學習西洋事物的唯一途徑,一切有關西洋的知識稱為「蘭學」。

1641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走馬六甲,他們所建立的紅屋廣場(The Stadhuys,下圖)自今成為馬六甲著名景點。荷蘭的殖民地還包括好望角、模里西斯(Mauritius)、錫蘭(Ceylon)、科倫坡(Colombo)、安汶島(Ambon)、萬丹(Bantam)等地,在此難以一一細錄。

東印度公司的海外貿易為阿姆斯特丹帶回大量財富,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Bank of Amsterdam)成立,它是第一所具備現代金融功能的銀行。阿姆斯特丹更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機構資金充裕,可以批出更多貸款,創造更多利潤,其雄厚財力更可以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後盾。因此,荷蘭的海外貿易與金融業乃相輔相成。

盛極必衰乃歷史恆常不變的定律,荷蘭的海上霸權最後也走上衰落。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版圖不斷擴張,樹大有枯枝,日子久了,難免作風官僚,監管不力,而且虧空、舞弊、貪風成風,公司利潤每況愈下,最終關門歇業,荷蘭也退出海上爭霸行列。它畢竟是史上第一所跨國企業,沒有前車可鑑,人人都在摸索階段,無人䁱得該如何管理及監管這龐大機構,關門大吉也是必然結果。

由於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興旺,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市場上的淘金遊戲,相反,投資實業資金則逐漸減少。銀行有見貸款生意回本快,賺錢容易,今天批出貸款,明年就連本帶利賺回來,何樂而不為?銀行批出貸款愈來愈多,貸款準則也愈見愈寬鬆,最後泡沫惡化,不少銀行因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

荷蘭和葡萄牙都存在同一致命傷,兩國皆人口不足、資源匱乏。15世紀中葉,英、法兩大強權相繼崛起,在陸路上,荷蘭人要面對強大的法軍,在海上,其補給線又被英軍堵截。1794年,拿破崙的軍隊征服了荷蘭,有二百年歷史的共和國宣布滅亡。

大江東去,大海的翻天巨浪淘盡了無數的英雄豪傑。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海上冒險雖已落幕,但他們的開創精神及不撓意志將會被後來者傳承下去。人類才會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你說是嗎?(回到上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本篇是海上傳奇系列的第六篇。本文要談的是17世紀的海上強國荷蘭。

歷史曾出現不少強國,憑著不同條件而睥睨天下。有的依靠龐大的軍事力量、有的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有的則擁有無遠弗屆的軟實力。除此之外,創新能力也是大國崛起的本錢,葡萄牙與荷蘭這兩個蕞爾小國,就是因為各自的創新能力而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吒咤風雲。

葡萄牙的創新,體現在其航海事業上。憑藉其引領時代的航海技術及鍥而不捨的冒險精神,葡萄牙人發現了新航海路線,打破了威尼斯共和國壟斷多年的胡貿易,建立了龐大的海上帝國。(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

在風雲際會的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形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除非能夠不斷推陳出新,方能保持競爭優勢。葡萄牙人呼風喚雨了百餘年,他們的航海技術逐漸被其他國家撑握,各國的船隻,也依循他們的路線,南下非洲,再繞過好望角(Cape Town)後,往東前往印度。葡萄牙人自此優勢不再,國力也江河日下,取而代之的是荷蘭人。

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荷蘭則是制度的創新。

荷蘭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水道與橋樑縱橫交錯,宛若迷宮。運河兩旁,一座座精緻優雅的房子緊緊挨在一起。它們亦高亦低、顏色各異,卻排列得錯落有致,組成一首張弛有度 、豐富旋律的行板。

阿姆斯特丹的面貌,乃荷蘭整國的縮影。這個低地國家,僅有約50%土地高於海拔2米,多年來洪水不斷,荷蘭人世代與為海為鄰、與海爭地。那波瀾萬丈、洶湧澎湃的大海既是他們的對手,也是他們的老師。他們開鑿運河,規劃出完善的水陸交通網絡。荷蘭人亦興建海堤水堤、水霸、水車,用以疏導洪水、控制水流、開墾農地、灌溉農田。難怪西方有一句諺語:「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God created the world but the Dutch created the Netherlands)

不過,單靠發展農業也不足以養活所有人口,更遑論要稱雄爭霸。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每年夏天,毗鄰荷蘭的北海海域便宜會出現大量鯡魚。鯡魚是當時歐洲人餐桌上常見的料理。不少荷蘭人便以捕魚為生,他們懂得腌製技術,如此一來,漁船便可以航行到更遠的地方捕漁,捕獲的鯡魚可以存放多天而不會腐爛。漁業發展逢勃,荷蘭人不僅賺得第一桶金,他們也累積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精密的造船技術,為它日的航海事業紮好根基。

有別於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由於土地資源不足,荷蘭未曾出現封建莊園領主割據的局面。既然沒有封建領主,地主與佃農、農奴的從屬關係就不存在。由於沒有特權階級,荷蘭人很早建立一個相對開明開放的社會,該地區宗教色彩淡薄,不受傳統價值觀羈絆,能夠兼容並包。公平法律制度保障了各階層及各行業人士。老百姓權利與財産得到保障的社會,更有利追求財富與及商業發展。除此之外,荷蘭地理位置優越,它位於北海入口南岸,駛入北海及波羅的海的船隻都會停泊其沿海地區。這兩個因素,令到荷蘭成為西歐貿易重鎮。

16世紀初葉,荷蘭等低地國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1568年,由於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和利益糾紛,以荷蘭及比利時為首的低地國與西班牙爆發戰爭,雙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糾纏了足足80年,後世稱為80年戰爭(80 Years Wars)。1581年,尼德蘭七省(今荷蘭與及比利時北部地區)脫離西班牙,成立共和國,俗稱荷蘭共和國。1648年,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承認尼德蘭七省完全獨立。戰爭期間,不少商人、資本家、手工匠、僧侶、學者為了脫離西班牙統治,從貿易重鎮安特衛普遷移到荷蘭定居,帶來了財富、人才、知識、技術,令到這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不僅資金充裕、商貿繁榮,更一躍成為歐洲的科學之都、藝術之都。

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Rijkmuseum,左圖)展出了大量荷蘭17世紀的繪畫。有別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當時荷蘭的油畫買家或收藏家一般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而非王親國戚或諸侯貴族,他們也不喜歡宗教色彩濃厚,或歌頌王室貴族的作品。他們家中的寢室起居室也沒有皇宮別苑的廣闊空間,自然容不下那些巨形掛畫或天花版畫。為了滿足這個新興市場,荷蘭的畫家唯有另闢蹊徑。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等荷蘭繪畫大師鑽硏的風俗畫、風景畫、靜物畫,題材圍繞著家居生活、社會風俗、都市風貌、田園風光等,非常生活化及平民化。

普遍認為,近代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起源於法國。嚴格來說,是荷蘭孕育了這場思潮,後來法國才接捧,令其發揚光大。當時荷蘭對言論的管制比其他國家寛鬆,不少論述及著作被認為過份煽動而在法國等地被禁,在荷蘭則受到包容,後者也順理成章成了歐洲印刷、出版中心及學術重鎮。「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在荷蘭定居了二十年,出版了數本書。「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天文研究著作遭梵帝崗教廷所禁,在荷蘭卻得到首次發行。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成立。該公司獲政府授權,擁有海外貿易壟斷權,它更可以發行貨幣、與他國締結條約、設立殖民地、發動戰爭。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利潤不斷被東印度公司蠶食,其海上霸權地位也拱手相讓,可謂:江山輪流坐,今年到我家。(請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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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

去過法國的朋友都知道,該國皇室宮殿,如汗牛充棟,多不勝數。不過,當中最著名顯赫非羅浮宮(Lourve)與及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莫屬。兩者建於不同年代,同為是皇室住所,皆呈現法國宮殿建築之美,可謂一時瑜亮,難分軒轅。前者宏偉莊嚴、古典雅緻,後者氣勢磅礡、金碧輝煌;一個是端莊優雅的淑女,另一個是雍容華貴的名媛。本篇要說的是凡爾賽宮的故事。

寫凡爾賽宮就不能不提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因為凡爾賽宮就是這位太陽王(le Roi Soleil)於1661年下令所建,工程之龐大屬史無前例,大約50年後始竣工。路易十四是歷史上其中一位最有權勢及最有作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對歐洲以至世界的影響深遠,時至今天。大文豪伏爾泰(Voltaire)也曾經批評這位太陽王,但也不得不否認這位國王統治期間是一個得懷念的時代。

路易十四的成功,除了有賴其文韜武略及氣逾霄漢外,更重要是他得到命運的垂青,給予其時間和健康讓他一展抱負。歷史上不少雄才大略的帝王皆非常長壽。有「查理大帝」之稱的查理曼(Charlemagne)在位42年。中國的漢武帝在位54年,康熙、乾隆兩爺孫分別當了61及60年的皇帝。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更當了68年法老王。那麼路易十四呢?他5歲登基,直到1715年與世長辭,在位長達72年,是世界史上其中一位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凡爾賽宮的前身是路易十四父親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狩獵行宮,周遭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路易十四年幼時,巴黎爆發瘟疫,當時法國王室仍在巴黎市定居,為安全計,他被安排到行宮暫住,以避免受感染。

在1648年 – 1653年期間,法國發生內戰,史稱「投石黨之亂」(Fronde)。數年的內戰,國家經濟嚴重受創,死傷者眾,高達百萬。巴黎市也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導致路易十四要兩度逃離首都避難。當時他尚未親政,但兩次的出走,令到這位年輕的君王留下深刻的烙印。他決心要建立一個專制政權,強化君主權力,唯我獨尊,以維持國家穩定。此外,他也對巴黎心生厭惡,導致他決定將居所及辦公地方搬遷到凡爾賽,以後也不再回去。

1660年某天,路易十四前往財政總監富凱(Nicolas Fouquet)的沃子爵府邸(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作客。當他看到臣子的府邸金碧輝煌、美侖美奐,連自己的王宮也黯然失色,這位心高氣傲的君主不禁妒火中燒。當天,路易十四忍而不發,但過了一些日子後,他倏然下令以貪污罪命將富凱逮捕,財產充公。另外,有份參與沃子爵府邸建設的三名專家,包括建築師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園林設計師勒諾特爾(André Le Nôtre)和畫家勒布倫(Charles Le Brun)則被委派參與凡爾賽宮的工程。

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命富商沈萬三出資興建,後者不但還提早完工,並且還主動想出資犒軍,一人一兩銀,花費數百萬兩,其財力雄厚可想而知。不過,沈氏的好意,觸動了朱元璋的神經,忖思他富可敵國,是對朝廷的威脅,又認為他犒勞軍隊,是要收買人心,圖謀不軌,便打算將沈氏處死。幸好,馬皇后為其求情後改叛充軍,財產半數充公。富凱和沈萬三的遭遇體驗了一句俗語:伴君如伴虎!

通往凡爾賽宮正門,是一條筆直平坦的大路。有別於北京紫禁城,到訪者不用經過重重深鎖的宮門及高高的朱紅宮牆。踏入天安門後,還有午門、端門、太和門,難怪俗語云「一入宮門深似海」。參觀西方的王宮,腦海是不會有此念頭。

凡爾賽宮正門朝東,呈古典主義風格,氣勢磅薄、格局恢宏 ,展現君臨天下的氣派,宛若一位睥睨天下的王者,坐在大殿上,俯視著千里迢迢前來覲見的臣民。宮內的廳堂燈燭輝煌、堂宇深邃,呈現一位雄主的目光和胸懷。一般鼠目寸光的平庸國君是不會建造如此格局的宮殿。室內的水晶吊燈、地氈、傢具、油畫、雕塑、瓷器等,無一不是鬼斧神工之作。精雕細琢、雕欄玉砌的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裝潢誇耀法國深不見底的雄厚國力。色彩絢麗、巧奪天工的天花板畫歌頌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

佇立在鏡廳(Galerie des glaces)的窗台遠眺,凡爾賽宮的庭園捲入眼廉。庭園設計師以幾何圖形剪栽堆砌出和諧、平衡、左右對稱之美。一碧如洗的穹蒼、蒼翠欲滴的綠葉與及活蹦亂跳的噴泉合奏著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的協奏曲,讓人心情愉悅。極目遠眺,庭園的前方,是那無盡伸延的密林,如同法蘭西的國土,遼闊無彊。

凡爾賽宮也是路易十四攏絡地方領主及貴族的工具。大陽王邀請貴族們到凡爾賽定居,他們無不被金碧輝煌與瑰麗堂皇的宮廷建築所征服。他們盡情投入夜夜笙歌、衣香鬢影的宮廷生活,一切反叛的意志皆消弭於無形。此外,連年的內戰令到地方勢力式微,路易十四推動中央集權統治就更得心應手了。

究竟凡爾賽宮有多大?根據官方數字,整個宮殿連同園林及密林佔地總面積達830公頃、屋頂面積也有13公頃、道路總長度20公里、牆壁總長度也是20公里、水管長度更有35公里、35萬棵樹木、2143扇窗、67段楼梯⋯⋯

路易十四的夢想,雕刻在美侖美奐的宮殿,他的野心,寫在無窮無盡的疆土上。他擴大軍隊數量,聘請國外導家,扶植國防工業,改善國內水陸運輸系統。在其領導下,法國成為歐洲霸主,國力空前強盛。同一時間,其「軟實力」也無遠弗屆。法語成為歐洲貴族的通用語,據說在俄羅斯宮廷,說法語的貴族比俄語還多。法國王室也引領時尚潮流,他們的文化品味與及宮廷禮儀到各國貴族追捧仿效。路易十四也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內涵的君主。他醉心舞蹈,並將古典芭蕾舞加以改良並發揚光大。他斥資創立芭蕾舞劇院,他更經常粉墨登場,在芭蕾舞劇中擔任主角,多次扮演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Apollo) 。

順便一提,路易十四是佛羅倫斯麥地奇家族後裔。1600年,瑪麗亞麥地奇(Marie de’ Medici)成為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第二任妻子,後來生下路易十四的父親路易十三(Louis XIII)。因此,瑪麗亞是路易十四的祖母。我有朋友認為,路易十四的文化氣質,與麥地奇家族乃一脈相承,此言不虛。

短期而言,君主專制政權有利於維持地方跌序,維護國家穩定。另一方面,君主能夠貫徹其個人意志,有效集中國家資源,扶助國營事業,推動政府政策,以富國強兵。不過,專制統治也有不少弊端,首先,由於中央集權,地方受到控制,民間工商業受到打壓,地方持續貧窮。專制政權的運作,必須有賴於其龐大的官僚體系,以控制全國。官僚作風向來都是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當這個官僚體系不斷澎漲,內部一定開始腐敗,舞弊、貪污、虧空不斷,國家財政足不見跗,老百姓被壓搾、剝削。

路易十四的專制政權也無可避免出現以上流弊。加上他連年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財政連年赤字,中央要錢,上層官員自然向地方官員施壓,地方官員唯有向老百姓開刀,苛捐雜稅層出不窮,老百姓苦不堪言。

1710年,路易十四病逝,曾孫路易十五(Louis XV)繼位。據說,大陽王病危之際,曾勸勉年幼的繼任人,要停止對外用武,化干戈為玉帛,讓國家休養生息。路易十五年輕時也打算繼承曾祖父遺志,發奮圖強,可惜他天性優柔寡斷,懦弱膽小,其施政受到挫折後很快便心灰意冷,自此沉耽於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生活中,偏偏他又非常長壽,竟當了69年的國王。他在位期間揮霍無度,令到緊絀的國庫和沉重的國債百上加斤。到了他的孫子路易十六(Louis XVI)即位時,病入膏盲的波旁王朝已經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了。

路易十六和明朝的崇禎皇帝可謂同病相憐。二人都接下了上一代留下的燙手山芋,他們都企圖勵精圖治、力挽狂瀾,可惜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二人最大敵人是時間。崇禎當了17年的皇帝,李自成便攻入北京城。歷史給予路易十六的時間更少,他即位15年後,憤怒的民眾忍無可忍,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延伸閱讀《協和廣場的亡魂》)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路易十六一家被「邀請」離開凡爾賽宮,返回巴黎市定居,1793年,更被判成判國而遭處決。從路易十四到十六,凡爾賽宮傳承了三代,見證了波旁王朝由盛世走向壽終正寢,一切的雄圖霸業,恍若浮光掠影、晨曦露珠。由於革命黨人急需錢,更將宮內古董家具、奇珍異寶拍賣。後來,革命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凡爾賽宮遭受暴徒洗劫。東坡居士說得好,瓊樓玉宇果真是高處始終不勝寒,曾經燈火通明、夜夜笙歌的世界最華麗的宮殿如今變得十室九空、黯淡蕭瑟。要到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執政期間,政府替凡爾賽宮進行大規模修葺翻新工程,將其改建為國家博物館,大陽王的宫殿才重現昔日芳華。

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國王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被普軍俘擄後遜位。1871年1月,為了羞辱法蘭西人,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竟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內加冕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曾經象徵法王無上權力的宮殿,如今見證了德國的統一。二月,德法雙方在凡爾賽宮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德國取代法國成為歐陸第一強國。不過,德國人也不能高興太久,風水輪流轉,不到50年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戰敗,簽署了割地賠款的苛刻條約。簽署地又是在鏡廳,因此條約也被稱為《凡爾賽和約》。

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的建築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曾說過:「建築,是為了不巧(Architecture aims at Eternity.)」路易十四締造的王朝在他閉上眼不足一百年就灰飛煙滅,不過他的凡爾賽宮卻仍然傲然而立,也可謂:風住塵香花已盡,物是人非事事休。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是世界上最著名博物館之一,每天皆川流不息、門庭若市。這楝建築由麥地奇家族出資興建,原本用作辦公大樓,uffizi和英語office意思接近,指辦公室。家族後人將整楝大樓連同大量美術品捐贈市政府,後來成為今天的美術館。館內所藏的文藝復興繪畫,無論質量或數量上,堪稱世界數一數二。

烏菲茲美術館眾多藏品中,最受屬目應數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名作,尢其是他的《春》(La Primavera)與及《維納斯的誕生》(La nascita di Venere)。

波提切利原名亞歷桑德羅·菲利佩皮(Alessandro Filipep),Botticelli是綽號,乃小桶的意思。波提切利的父親是一名皮革匠,但他卻無意繼承父親衣缽。他曾經為一名金匠,後來追隨委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學習繪畫,與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為同門師兄弟,比對方年長7歲。

波提切利出道之時,佛羅倫斯正接受文藝復興的洗滌,對這位天才畫家而言,可謂適逢其會,如魚得水。麥迪奇家族就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藝術運動的旗手。當時,家族的掌舵人是羅倫佐·德·麥第奇(Lorenzo de’ Medici),人稱「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il Magnifico)。羅倫佐祖父是上一篇文章所提及的科西莫··麥第奇(Cosimo de’ Medici)。在科西莫的領導下,麥迪奇家族族攀上權力的高峰。到了羅倫佐掌權之時,麥第奇王朝正值頂峰時刻。他是一個兼具政治家魄力及詩人氣質的領袖,尤其醉心於文化及藝術。有了祖父輩及父輩的庇蔭,他有充裕的時間、金錢和權力去追求他的夢想,帶領佛羅倫斯邁入文藝復興的黃金時期。

羅倫佐在位期間,不惜一擲千金興建大量文化建設,包括大學及圖書館。他熱愛建築、哲學、繪畫、雕塑、詩歌,藝術鑑賞力高,也寫得一手好詩。他積極推廣及推動新拍拉圖主義,常與詩人研討詩歌,與哲學家辯論哲學命題。幾乎所有知名學者及文化界人士皆成為麥迪奇宅邸座上客,部分人更被聘請成為家族的私人教師。羅倫佐更加在自己的豪宅開辦雕塑學院,栽培人才,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就曾經是該學院的學徒。

羅倫佐同時也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政治領袖。當時的義大利半島,分裂成十數個國家,有點兒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這十數個國家,各懷鬼胎,各有盤算,既合縱,又連環,今天歃血為,明天盟兵戎相見。某一年,以教宗與那不勒斯為首的聯盟進攻佛羅倫斯,對後者不利。他前往敵方陣營談判,其膽識與謀略令對方大表折服。羅倫佐成功簽署和約,為佛羅倫斯帶來和平,他也贏得國內外聲望。

波提切利可能透過老師委羅基奧的關係,認識了他將來的贊助者及主顧──麥地奇家族。他又因此認識了不少文化交人士。在耳濡目染下,視野眼光更擴闊、技巧手法更純熟、觸角審美觀得到薰陶,人生觀及宇宙觀得以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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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1475年,在一名商人的委托下,波提切利創作了《三博士來朝》(Adorazione dei Magi),令他聲名大操。畫中所有人物,幾乎全是麥地奇家族的骨幹成員。委托人並非來家族一員,他求畫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炫耀自己和他們的關係,也可能是為了拍馬屁。畫中央左側,跪下迎接聖嬰的老翁就是羅倫佐的祖父科西莫,中央下方身穿紅斗篷是科西莫的兒子,羅倫佐的父親,「痛風者」皮耶羅·德·麥地奇(Piero de’ Medici)。他一生受頑疾所苦,成就較前二者失色。畫中右方面朝觀眾者就是畫家本人。

接著就要簡單介紹《春》與及《維納斯的誕生》這兩幅烏菲茲的鎮館之寶。前者於1482年為麥地奇家族創作。站在畫面中央的是女神維納斯(Venus),上方的調皮男童是她兒子愛神邱比特(Cupid)。畫面左方是墨丘利(Mercury),是宇宙之神宙斯(Zeus)的信使,因此手握權杖。他旁邊的三名女神乃維納斯的隨從。畫面右手邊是西風之神兹德弗洛斯(Zephyrus) ,旁邊一臉驚恐瞧著他的是克洛莉絲(Chloris)。據說,兹德弗洛斯強佔了克洛莉絲,後來他愛上了她,並為自己的所為而懊悔,於是讓後者成為花神(Flora)。那位身穿一襲輕紗的女士就是花神,輕紗上的鮮花圖案暗示了其身份。此畫是橘子樹為背景,在羅馬時代橘子乃婚姻的象徵,有人認為此畫以描述婚姻為主題。值得一提的是畫下方的植物據說畫家總共畫了數百株植物,品種高達4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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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維納斯的誕生》創作於1485年,一般認為委托人來自是麥地奇家族,近年有專家提出異議。受到新柏拉圖主義影響,波提切利是最早繪畫祼體像的畫家之一,佇立在畫中央的維納絲,洋溢著古典美。她髮絲如娟,霧鬢雲鬟,婀娜多姿,頸部稍為長,身體呈流線型,畫家刻意偏離寫實。她剛來到世上,一臉茫然若失的樣子,少女情懷總是詩,份外撩人心弦。左邊的是西風之神兹德弗洛斯,他抱著愛人花神的纖腰,吹起一陣風,將維納斯送到岸邊。季節女神荷賴(Horae)正在岸邊迎接,準備為她披上一襲粉紅長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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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據說此兩幅名畫的模特兒是來自熱那亞西蒙內塔(Simonetta Cattaneo Vespucci)。她是傾國傾城的大美人,後來成為韋斯普奇家的媳婦。韋斯普奇是名門望族,也是波提切利的贊助者。傳說西蒙內塔愛上了羅倫佐的二弟,朱利亞諾·德·麥地奇(Giuliano de’ Medici)。朱利亞諾乃城中有名的「高富帥」,他貌似潘安,情如宋玉。西蒙內塔和他本是一對璧人,惜女方已婚,二人唯有發展地下情。可惜紅顔薄命,1476年,西蒙內塔因病而香消玉殞,年僅22歲。

無巧不成書,兩年後,朱利亞諾也死於非命。1478年復活節,羅倫佐兄弟二人在參加禮拜時,遭遇刺客行刺,羅倫佐負傷而逃,朱利亞諾身中19刀命喪黃泉。事件主謀為麥地奇死對頭帕齊(Pazzi)家族,稱為「帕齊陰謀」(Pazzi Conspiracy),數名主謀者及行刺者被處決。當年羅倫佐邀請波提切利為事件創作壁畫,可惜已隨著時光灰飛煙滅。

羅倫佐晚年似乎有點玩物喪志,不思進取。他留下了一個金玉其外的爛攤子給予後人,家族面臨外憂內患,首先是家族銀行業務出現虧損,周轉困難,政局也暗藏洶湧,波雲詭調,國內朝野傾軋,國外強敵覬覦。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居然在佛羅倫斯得到驗證。1494年,羅倫佐逝世僅兩年,麥地奇王朝便被推翻,取而代之是一位名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的傳教士。他這個人能言善辯,說話富感染力。他提倡禁慾主義,反對一切享樂,也反對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精神。他譴責麥地奇家族奢侈糜爛,導致貧富懸殊,後來連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也被他大肆抨擊。(題外話,在之前的文章我也曾提及這位教宗,15世紀末葉,西班牙和萄葡牙兩國為了瓜分世界而簽署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就是由亞歷山大六世牽頭的,詳情請看《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他掌權後以律法強迫老百姓嚴守清規戒律,禁止賭博、喝酒和一切娛樂。他又在市中心燃起一把大火,命名為「虛榮之火」,並下令道,除了生活必需品與及宗教用品外,其餘物品例如化妝品、古典書籍、樂器、飾物必須燒毀。薩佛納羅拉的倒行逆施,招致天怒人怨。佛羅倫斯的市民忍無可忍,最後把他推翻並公開處決。革命者最後又被人革了命。

波提切利也迷上了薩佛納羅拉的論述,他竟然也把多幅作品,扔入那把「虛榮之火」,那些曠世之作,化作熊熊火焰。據說,他晚年貧病交迫,最後鬱鬱而終。

1512年,麥地奇家族奪回佛羅倫斯的統治權,可惜佛羅倫斯的輝煌盛世已一去不回,俱往矣,文藝復興的主要舞台,亦從佛羅倫斯移往羅馬。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參考書目:
Deimling, Barbara. Sandro Botticelli. Cologne: Taschen, 2000.
Cesati著,張正穎譯。《梅迪奇家族:一段歐洲王朝史》,佛羅倫斯:Mandragora,2012。

《麥地奇家族春秋》系列文章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位於山坡上的米開朗基羅廣場(Piazzale Michelangelo)是俯瞰佛羅倫斯古城的最佳位置。這座古城果真名不虛傳,動人若畫、溫柔似玉、浪漫像詩歌、細膩如刺繡。褐紅色的屋頂、褐色磚牆、淡黃色或白色牆壁交纏在一起。阿諾河(Arno River)如情人倚偎在旁,嬌柔無限。波光瀲灧,點綴著這座古城的輝煌。教堂的鐘聲,在托斯卡尼的平原迴盪,吟唱著佛羅倫斯不老的傳說。

鳥瞰佛羅倫斯古城,最屬目自然就是主教堂聖母百花聖殿(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的穹頂。此座巨頂,宛若奇峰秀挺,巍峨聳立,睥睨天下;又宛如芳華絕代,風韻猶存的貴婦,艷壓羣芳。眼前景緻,不但沒有出現違和感,反而更顯瑰麗迷人,效果如同畫龍點睛。

聖母百花聖殿於1296年動工,佛羅倫斯人計劃在教堂的中殿上蓋上一個巨型穹頂,以歌頌上帝,並向世界展現他們都城的偉大。此劃時代之工程因戰爭、天災、財政、技術等問題,而被拖延多年。

哥德式(Gothic)教堂展現了中世紀建築的巔峰成就,其鬼斧神工的浮雕、高聳入雲的尖塔,讓現代人也嘆為觀止。不過,佛羅倫斯人卻對此建築風格不以為然。作為新興城邦國的市民,佛羅倫斯人自詡站在時代前端,為了與舊社會劃清界線,自然要摒棄沿用了數百年的建築風格。另外,哥德式建築流行於德意誌及法蘭西地區,此風格被認為源於哥德人,羅馬帝國(Roman Empire)就是被這個遊牧民族消滅。故此,「哥德」一詞亦含有野蠻及沒有文化的貶義。他們自然對哥德式教堂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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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建築物越高,下壓的風險也越高。哥德式教堂建有飛扶壁(flying buttress,見左圖),用作支撐主牆,以減輕其所承受的壓力。由於否決了歌德式風格,佛羅倫斯人摒棄利用扶壁,以支撐那巨型的穹頂。為此而搜索枯腸、嘔心瀝血,可謂耗盡九牛二虎之力。當時羅馬的萬神廟(pantheon)被公認為舉世最巨型的穹頂建築(延伸閱讀:《萬神廟的穹頂》)。這一座哈德良皇帝所建造的神廟,屹立了超過1000年,可提供參考。可惜,自從羅馬帝國滅亡後,大量珍貴典籍及文獻早已灰飛煙滅,建築方法早已失傳。他們必須另闢蹊徑,研發嶄新技術及投放大量資金,方可青出於藍。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個時候,兩名天才橫空出世,成就了西方建築史的不朽傳奇。此二人,一位是科西莫·德·麥地奇(Cosimo de’ Medici),另一位是布魯內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科西莫·德·麥地奇(Cosimo de’ Medici)是麥地奇家族的掌舵人,人稱「老科西莫」。他的父親喬凡尼·德·麥地奇(Giovanni de’ Medici)開辦了麥地奇銀行,奠定了家族的百年基業,而科西莫則領導家族攀上權力高峰。

科西莫利用其靈活的政治手腕,成為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僭主(意思是指沒有官方名份,卻又掌握實權的領袖)。共和國雖然有執政團(Signoria)負責決定公共事務。不過,執政團的成員與及投票結果,全都受他控制。這樣一來,科西莫既能夠控制佛羅倫斯全國事務,又可低調行事,避免成為眾矢之的,可謂一箭雙鵰。

科西莫的政途也並非一帆風順。1432年,他的政敵群起而攻之,他先入獄後被流放。不過,科西莫深諳「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道理。他的支持者在國內製造有利形勢,不到一年他就反敗為勝,重回故土,他重返共和國之日,市民夾道歡迎,儼如王者凱旋而歸。

科西莫醉心藝術,他和不少藝術家來往密切,眾多文藝復興的巨匠都曾得到他的贊助。他關心文化事業,並斥資興建全歐洲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最為人稱道,他一擲千金,支持布魯內萊斯基建造聖母百花聖殿的穹頂,令他的祖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你可以說他沽名釣譽、收買人心,不過其所作所為,贏得普羅大眾的支持及愛戴,身故更被尊為佛羅倫斯「國父」。

八角形的聖若望洗禮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 ,是聖母百花聖殿的洗禮教堂,位於聖殿西邊的主入口對面,是全市最古老的建築之一,麥地奇家族成員也曾在此領洗。1401年,教會舉行比賽,徵求洗禮教堂入口大門青銅浮雕設計。

本文的主角布魯內萊斯基也有參賽。布魯內萊斯基父親是公證人,他卻醉心於藝術,成為了一名金匠。在該次比賽,他遇上了畢生的宿敵吉貝爾蒂(Lorenzo Ghiberti)。結果,後者的設計圖贏得評判的青睞。時至今天,吉貝爾蒂浮的雕複製品仍然鑲嵌在洗禮堂門上。心高氣傲的布魯內萊斯基遭受挫折,他憤而出走羅馬。

到了羅馬後,布魯內萊斯基到處尋找、考察、勘測古羅馬帝國的古蹟。先補充說明,當年的羅馬可不比今天。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又歷經多次戰亂、搶劫、瘟疫、飢荒、火災,永恆之城盡是斷垣殘壁、滿目瘡痍,城內到處是流氓、小偷、乞丐、苦力、娼妓。當年沒有旅遊業,也沒有保育意識,羅馬帝國的廢墟不但乏人照料,而且那些雕樑畫棟、瓊樓玉宇更被視為異教徒之物而遭肆意踐踏、破壞。可以想像,他的羅馬之行常要風餐露宿,日曬雨淋,弄到蓬頭垢面。

上面寫的萬神殿則僥倖逃過一劫。這個莊嚴宏偉的穹頂建築,被教會加以保護、修建成為天主教堂。布魯內萊斯基來到了萬神廟,他呆若木雞,那個直迫雲宵的穹頂深深震撼其心靈深處。他可能去了萬神廟無數次,每次逗留良久方始離去,他一邊怔怔地凝視著它,一邊苦苦異索,究竟羅馬如何能夠建成這個世上最宏偉的建築。

1418年,佛羅倫斯為聖母百花聖殿的穹頂舉辦招標,布魯內萊斯基也有參與競投,評判團成員包括了科西莫。寃家路窄,他再次遇上宿敵吉貝爾蒂。這次,布魯內萊斯基終於扳回一城,評判選擇了他的設計圖。

此為冗筆。據說,評判仍在猶豫不決之際,倏然,布魯內萊斯基取出一顆雞蛋,高聲道,我有提議,我們當中任何人能夠讓雞蛋直立不倒,穹頂便由他來負責。衆人面面相覷,大家都摸不著頭腦,究竟如何才能夠令雞蛋直立不倒。布魯內萊斯基見沒有人回答,便揚起手,用雞蛋敲打桌子,"砵"一聲,其中一端的蛋殼碎了,雞蛋便豎立在桌子上。布魯內萊斯基見取得了穹頂的投標。

評判團採納了布魯內萊斯基的設計圖,同時卻做出一個奇怪決定,他們竟同時委任他和吉貝爾蒂為穹頂工程的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按捺住內心不滿,後來他也慢慢展現出自己才是建築師的不二人選。某次,他抱恙多天(也有人認為他是裝病),沒有返回工地。工匠們皆束手無策,因為無人知道該如何施工,工程進度受阻,連吉貝爾蒂也是力有不逮,一籌莫展。據說,布魯內萊斯基脾氣暴躁、寡言、孤辟,對於工程的詳細工序及內容,他一直三緘其口、甚少透露片言隻語。當他病愈後,工程進度加快。經過此事後,吉貝爾蒂也就慢慢淡出了穹頂工程。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創新大膽,最令人咋舌之處是工程竟然棄用了鷹架(scaffold)。他的設計還有不少特點;其一,聖殿其實有內外兩個穹頂,內穹頂支撐著外穹頂,作用有如鷹架。其二,穹頂上端的物料重量較底端低,以減輕穹頂基座所承受的壓力。其三,穹頂乃八角形而非圓形,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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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苞侍放的花朵,從而將每一瓣所承受的壓力轉移到側肋。其四,穹頂頂端呈尖拱形而非圓拱形,目的是為了減弱側向推力。其五,穹頂內部有數條鏈子,道理如同用鏈箍著一木桶,也是為了減低側向的壓力。其六,工匠采用了人字型形的砌磚法(herringbone pattern,見左圖),以減輕磚塊所承受的壓力。除了設計穹頂,布魯內萊斯基也發明了特別的吊車和起重機,以便工匠把建築材料搬上半空。本文並非建築學文章,以上純粹分享,詳情在此略過。

布魯內萊斯基和麥地奇家族關係密切。他曾接受科西莫的老父喬凡尼委託,建造孤兒院(Ospedale degli Innocenti)與及聖羅倫佐教堂(Basilica di San Lorenzo)的禮拜堂。他也為科西莫設計豪宅里卡迪宫(Palazzo Riccardi),不過由於其設計太瑰麗堂皇,後者擔心會受到公眾非議,最後接納其他建築師的方案。他曾鎯鐺入獄,原因似乎是欠交公會(guild)會費,也有人推測其實是科西莫的政敵,因為他被視作麥地奇家族的黨羽。還好,他很快便獲釋。

1436年,穹頂終於竣工,科西莫和布魯內萊斯基也名垂青史。歷史總在關鍵時刻,覓到適當人選,完成特別的使命。最後補充,穹頂完成後,佛羅倫斯又為穹頂的燈籠庭招標,布魯內萊斯基和吉貝爾蒂都有參賽,前者有一次獲勝。不過,燈籠庭工程完成前,布魯內萊斯基已經榮歸主懷。布魯內萊斯基之前,負責建築的師傅,普遍被視為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與石匠、木匠、水泥匠無異。由於他的成就,建築師成為受尊敬的職業。

聖母百花聖殿的穹頂,寫下了文藝復興輝煌一頁,連桀傲不馴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也曾讚嘆:「我可以建造一個比它更大的穹頂,但不可能比它更美。」

參考書目:
金恩著,吳光亞譯。《圓頂的故事:文藝復興建築史的一頁傳奇》,台北:貓頭鷹,2002。
Cesati著,張正穎譯。《梅迪奇家族:一段歐洲王朝史》,佛羅倫斯:Mandragora,2012。

《麥地奇家族春秋》系列文章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憐憐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幹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傖,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下次去佛羅倫斯,無論你在鐘樓上眺望古城紅頂的褐磚、在河邊靜聽呢喃的風聲、在廣場享受陽光的撫摸、抑或在咖啡室享受獨處的時光,不妨低吟這首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曾經韶華,宛若煙雲,美麗滄桑的古城,交織著詩人的款款情深,你會別有一番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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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Roman Empire)滅亡後,歐洲進入封建時代。長久以來,佃農在封建領主的土地下生活,以農作物繳納田租。日子久了,技術提升,促進生產力,農民家庭繳納田租後有剩餘的農作物,又或者有剩餘的勞動力可以製作簡單的手工產品。他們便可以利用這些剩餘的農作物或手工製作,換取其他生活用品,以提高生活質素。

在此背景下,市集慢慢形成。農民在固定日子市集參與買賣。市集的規模越來越大,交易的人數越來越多,貨品也越來越多元化。其他服務或產品也應運而生。農民要搬動貨物,市集便須要木匠、鐵匠或馬車夫。酒館、旅館也漸多,為商人提供餐飲住宿。為了令到交易可以公正地進行,保障買賣雙方權益,測量所、會計師所、中介人、仲裁人等服務也出現了。

市集一帶越來越多人聚在一起,老百姓搬到附近定居,於是催生了城市。城市的財富慢慢累積,城中的居民得到國王及領主的同意,取得了自治地位。城市有了自己的議會制定律法,成立了保安部隊維持秩序,更可以聘請僱傭兵。這些城市勢力日漸壯大甚至成為城邦國(city-state)。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意大利成為東西方的貿易樞紐。不少城邦成為重要的商貿中心而富甲一方。佛羅倫斯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漸漸崛起的意大利城邦。它以出口優質羊毛制成品而成為歐洲最富裕的都市,其鑄造的貨幣弗羅林更成為國際網頁間通用的貨幣。

作為商貿重鎮,以佛羅倫斯為首城市內資訊流通,決策者、富商、學者、藝術家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與此同時,城市湧現新興的豪門世家。有別於封建領主貴族,這些豪門世家都是從事商業起家。他們樂於大灑金錢,購買藝術品及奢侈品。因為有市場需求,畫匠、金匠、木匠、雕塑師等技術日趨成熟,引領藝術前進。中世紀期間,黑死病肆虐,教會的無能令其公信力受到削弱。年輕學者希望透過古希臘文獻重新研討人和宇宙的關係,反思生存的意義和審視生命本質。透過古希臘藝術品追求人間真善美。由於拜占庭帝國受到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威脅,不少學者及知識分子攜同大量古希臘典籍逃去意大利,促進了古典文化的研究。

以上種種因素,播下了14世紀末意大利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種子。

如果說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旗艦,那麼麥地奇(Medici)家族就是旗艦上的領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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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左圖就是麥第奇家族的族徽。在佛羅倫斯古城內,可以常看到這個徽號。不論在馬賽克地板、天花、磚牆、浮雕或者旗幟,假若你看到一個徽號上面有數個圓形,這幾乎可以肯定是麥第奇家族的族徽。有朋友去過佛羅倫斯看到這個族徽後大感失望。的確,比起那些美輪美奐的繪畫及精雕細琢的雕塑,這個族徽顯得過分簡單!

關於族徽上這六個圓形的由來眾說紛紜。有人說代表六個砝碼,用以量度重量,代表家族的商人地位。有人說是錢幣,象徵銀行家的身份。另外,也有人說是六個橘子,乃家族買賣的商品。有人指,麥第奇的意文Medici是Medicol的復數,後者是醫生的意思,因此推測麥第奇家族祖先從事樂品買賣,而六個圓形為六顆藥丸。還有一個更有趣的說法,話說許多年前,家族的祖先和一隻怪獸搏鬥,搏鬥非常激烈,祖先贏得最後勝利,其盾牌留下六顆牙齒。從此這個盾牌就成為了家族徽號!

麥第奇家族最早從事農耕,因經商而累積雄厚財力後投資金融業,成為歐洲最富有的銀行家族,客戶包括教廷及王室成員。麥第奇家族後來涉足政圈。家族的領導層野心勃勃,目光遠大,為了擴大權力版圖,他們捭闔縱橫,運籌帷幄,遊走於教廷及諸國之間,建立成功的人際關係及完善的情報網。麥第奇家族又利用聯姻政策,與多個王室、貴族、豪門世家結成姻親,以鞏固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麥第奇家族一共誕生了三位教宗、兩位法國王后,多名歐洲王室成員。那位赫赫有名的大陽王路易(Louis XIV)也是其後裔。

麥地奇家族能夠名垂千古,是因爲對藝術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歷史上雖然曾出現無數權力世家,但能夠對文化藝術史有如此深遠影響,則絶無二家。這個家族有不少骨幹成員醉心於古希臘詩歌、哲學、藝術、建築。他們曾栽培及資助不少藝術大師,並毫不吝嗇地收購藝術作品。家族擁有大量藝術品收藏,時至今天仍在烏菲茲美術館展出。他們又一擲千金,在佛羅倫斯興建了大規模公共建築。後世更歌頌麥地奇家族為「文藝復興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英國畫家伊芙琳·德·摩根(Evelyn De Morgan)説過:「藝術是永恆,但生命卻短暫(Art is eternity, but life is short)。」麥地奇家族早已退下歷史舞台,但其名聲如同文藝復興的藝術瑰寶,成為不朽。

《麥地奇家族春秋》系列文章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前言:最近認識一位朋友,聰明蕙質,好學不倦,對文化藝術充滿熱忱,經常出席文藝講座,又身體力行,每年遠赴歐美濡染文化氣息,讓人感動。由於朋友將啟程前往維也納,於是寫了這篇莫札特故居的文章以贈之。古人以詩會友,鄙人則以文贈知音。

1781年,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來到維也納某生,直到1791年去世。在這10年期間,他一共搬了13次家,似乎每次都和金錢問題有關。1784年9月,莫札特階同妻兒搬到費加洛之家(Figarohaus)。

費加洛之家位於維也納舊城區。聖史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乃舊城區的地標。該座教堂與莫札特也有頗深厚淵源。莫札特曾任職大教堂樂團,其婚禮亦在此舉行,連他孩子也在此接受領洗。大教堂周遭盡是蜿蜒曲折,縱橫交錯的石板街巷。費加洛之家就靜靜地佇立在某巷弄內。

1781年中,莫札特辭去了薩爾斯堡大教堂的工作,決心在維也納ㄧ展所長,展翅高飛。在這個音樂之都, 他擺脫了大主教的覊伴及父親李奧波德·莫札特(Leopald Mozart)的管束, 吸收到自由奔放的空氣及無拘無束的養分(延伸閱讀:《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當時,莫札特二十有五,正值朝氣蓬勃、風華正茂。憑著其才華橫溢再加上海頓(Joseph Haydn)等前輩的提攜, 我們這位音樂神童嶄露頭角。1782年8月, 他和愛人康絲坦茲(Constanze)共諧連理。沐浴在愛河中的莫札特曾如此寫:「我最好的、親愛的是康絲坦茲是一名聖使⋯⋯她是這個家裏最善良、聰明、最好的。她承擔了家裏所有煩憂⋯⋯康絲坦茲並不醜,但也談不上漂亮。她最美的就是兩顆小黑眼和窈窕的身材。她不特別機智,但有足夠的常識來履行妻子與母親的職責⋯⋯她喜歡整齊、乾淨但不奢華的打扮,而且她會針線活,能自己做出女人需要的大多數衣裳。她自己也打理頭髮,懂得家務事,有世上最善良的心。你說我還找得到比他更好的妻子嗎?」(1781年12月15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未到而立之年事業就略有所成,再加上新婚燕爾,莫扎特自然春風滿面。1784年9月,他偕同妻兒遷入舊城區的大教堂胡同(Domgasse)5號,在此住了兩年半。由於莫札特在此處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歌劇《費加洛的婚禮》,後人稱其為費加洛之家。居住費加洛之家期間,莫扎特工作接踵而至,他的作曲量多,收入也高。這兒也是他曾擁有過最寬敞、最舒適、最時尚的一處寓所。這處似乎也沾了莫札特的福氣,在其眾多維也納故居中,也只有費加洛之家躱過了無情歲月的摧殘,倖存至今天,經過多年整修改闢後成為博物館。

整楝費加洛之家樓高五層,另加兩層地庫,當年莫札特一家住在一樓(地面上一層)。參觀費加洛之家從三樓開始,由上至下。訪客登記購票後,便在昏黃微暗的燈光下,沿著螺旋形的扶手樓梯拾階而上,緩緩地被引領進莫札特的精神世界。三樓及二樓同為展覽室,前者介紹音樂家處身的時代背景及維也納的風貌,後者主要講述他的音樂作品風格及其生平,展品包括其個人手稿、樂譜及信札,在此略過。

我最感興趣的是一樓,就是莫札特一家居住那一層。這裏有四個房間兩間儲物室以及廚房,估計最少有三名傭人打理家務。學者專家根據主人的性格與生活習慣,再加上其書信、財產清單及其他相關歷史文獻,推敲出各個房間的用途及傢具擺設。各個房間陳列少量19世紀的古董傢私,予人想像空間。

費加洛之家是莫札特和家人的生活作息地,也是其工作場所。除了作曲外,他也在家中會見委託人,每星期有數個下午在此授課。不少史學家相信,年輕時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曾到此拜訪莫札特並接受其指導。

莫札特生平喜歡撞球和賭博,估計家中有撞球桌及撲克桌等設施,朋友常在他家中也流連忘返。費加洛之家也會舉辦私人音樂會及宴會,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有時客人亦會在此夜宿。1785年,父親到訪維也納,莫札特在家中舉辨音樂會,賓客眾多,包括樂壇領袖海頓。以上可以看出,莫札特好熱鬧,喜歡交朋友,人緣頗佳。正因為此,他在維也納得到不少的扶持、提拔、資助。當他手頭拮据時,友人紛紛慷慨解囊,助他面對無數次經濟難關。

在莫扎特多位知音中,最享負盛名非海頓莫屬。二人亦師亦友,海頓讚揚莫札特是最偉大的音樂家,時刻不忘扶助及提拔他。他說:「但願我能向每一位愛好音樂的朋友⋯⋯解釋莫札特舉世無雙的藝術,其深度、其音樂觀念、其感情豐富,因為我自己的感受很深。」題外話,當年歐陽修非常欣賞蘇東坡,不忘推薦這位後輩,並對人曰:「當記吾言,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可見歐陽修和海頓同為胸襟廣闊之人。

除了朋友、賓客、委託人、學生、傭人外,經常出入者還包括理髮師、按摩師、調音師、送貨工人。可以想像,這裡整天都是沸騰騰、鬧哄哄的,充滿了活力和朝氣。為了專心作曲,莫扎特不得不在清晨或深宵寂靜時分工作。

歲月悠悠,費加洛之家雖然早已人去樓空,但似乎溫息尚存,訪客仍能感受當年遺留下來的幸福歡愉的氛圍,連木地板的吱嘎聲也是如此悅耳動聽、活潑開朗。我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到訪。溫柔的陽光穿窗而入,空氣中微細的塵粒手舞足蹈、翩翩起舞。我不禁怔怔地瞧著,心想當年莫扎特是否也是一邊看著眼前的塵粒,一邊將心中的仙樂妙韻轉化成音樂符號。

圖片來源: Mozarthaus Vienna

這寓所年租金為450盾(Gulden)。關於莫扎特的年收入,莫衷一是,由3000盾到10000盾都有。姑勿論多少,保守估計,以他的收入扣除租金開支後,其財政狀況也應該頗為充裕。但不知何故,他依然過著入不敷支的日子。原因是一莫札特骨子裏仍是個大孩子,不善於理財,也有人說,他經常賭博,而且輸了不少錢。

如前所述,莫札特的代表作之一《費加洛的婚禮》便是誕生於此。不能不說,此歌劇是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時代的作品。那個年代,歐洲大陸正醖釀翻天覆地的巨變。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年輕貴族紛紛擁抱新思潮新、新知識、新思想。觀眾喜好也在轉變。費加洛的婚禮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公演,劇中對封建貴族極盡諷刺之能事,那虛偽、好色、矯情的貴族主人和善良、正值、誠實的僕人成鮮明對比。由於題材敏感,劇本經過數次更改方能首演,後來由於政治壓力,該劇在維也納僅能上演數天。從此事可以看出,專制統治者對異見人士採取比較包容、溫和、開放的態度。雖然偶爾有零星的打壓批判,但基本上也是睜一眼閉一眼。萬萬沒想到,由於統治者的容忍,最後反而令革命種子茁壯成長。封建統治者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歷史就是如此諷刺。

1787年後,莫札特的人生漸走下坡。該年5月,父親辭世,令他幾近崩潰。他自幼與父親感情深厚。老莫札特教導他音樂,陪伴他週遊列國。離開故鄉薩爾斯堡,他和父親仍毫不間斷保持通信。父親是他的人生導師、他的良朋摰友、更是他的精神支柱。白先勇在《驀然回首》有一段文字我印象深刻:「(母親)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母親病故,令作家痛徹心扉。父親辭世對莫札特的打擊不可估量,個人覺得,從那一刻起,他部分的生命也埋葬了,他的精神更開始枯萎。

除了痛失親人,莫札特的事業也停滯不前。1788年,哈布斯堡和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爆發戰爭,首都維也納也受到波及,經濟下滑,百業蕭條,歌劇院和演奏廳亦門庭冷淸。另一方面,莫札特也遇到其他藝術天才所遇到的問題。他們的作品創新、超前,庸俗的聽眾不懂得欣賞。收入下降,他要四處向朋友借錢度日。雪上加霜的是,他健康問題日趨惡化。1791年5月,音樂神童嚥下人生最後一口氣,留下他未完成的《安魂曲》,年僅35。

莫札特遺體下葬在維也納聖馬可墓園(Sankt Marxer Friedhof),具體位置不詳。有人說他的遺體已被移送他處,原來當年因殮葬用地不足,法例規定,市政府有權移走已經入土超過10年的遺體,已讓其他人士下葬。他的骸骨何在,仍是未解之謎。在聖馬克斯墓園的一塊草坪上,竪立了一座墓碑雕塑,以標示莫札特下葬的大概位置,讓人馮弔追憶。説來諷刺,當年維也納人不懂得珍惜莫札特,連其遺體也沒有好好保護,如今他卻成為維也納的搖錢樹。他幾乎成了維也納的旅遊大使,其肖像四處可見,而有關他的商品,目不暇給,令人眼花撩亂。

最後,我借用大陸作家陳丹燕的文字為文章結尾:「我覺得他(莫札特)堅強的那麼華麗,他怎麼就能夠在他的曲子裏從來不說在越來越糟的生活裏的辛苦,也不說自己作為一個神經質的樂師所重感到的生活的甘甜,從來不。他總是描繪一個在音樂里浮現出來的神聖和完美的世界。」

(有關莫札特青年時代在薩爾斯堡的故事,請點擊《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參考書目:
莫札特著, 謝孟璇譯。《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台北:八旗文化,2017。
陳丹燕著。《柴可夫斯基不在家:陳丹燕看歐洲藝術》,台北:天培,2003。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奧地利中西部古城薩爾斯堡德語為Salzburg,salz 和 burg 分別是鹽及堡壘的意思。中世紀時期,薩爾斯堡主宰了附近地區的鹽業而盛極一時。蜿蜒嫵媚的薩爾茲河(Salzach)伴隨著悠悠時光緩緩流淌,掠過薩爾斯堡時向其輕輕揮手。薩爾斯堡舊城區在河的南邊。舊城內,迂迴曲折的大街小巷古意盎然,兩旁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乃歷史遺留下來的瑰寶。巧奪天工、瑰麗堂皇的蕯爾斯堡主教堂是我最愛的教堂之一,它曾在戰爭中遭炸毀,現已重建。以白色為主調的教堂外觀象徵了聖靈的高貴、純潔、無瑕。音樂神童莫札特也是在這處領洗。

1765年1月,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在蕯爾斯堡出生,其出生地位於古城區格特萊第街(又稱糧食胡同) Getreidegasse 9號,乃一楝黃澄澄,樓高5層的建築。莫札特一家住在三樓,現已成為莫札特博物館。每天,博物館樓下黑壓壓的站滿了遊客,神童故居成為他們拍照留念或在社交媒體上「打卡」之地。

薩爾斯堡市內,以莫札特為名的商品琳瑯滿目、鋪天蓋地,還有以他命名的商店、咖啡店、餐廳、樂團、音樂學校、音樂節,連機場也稱Salzburg (W. A. Mozart) Airport,形容薩爾斯堡「遍地莫札特」也不為過。不過,莫札特似乎對薩爾斯堡沒有甚麼依戀,自從他25歲前赴維也納謀生後便幾乎沒有返鄕。事實上,當年他在薩爾斯堡渡過了一段鬱鬱不得志的時光。假若他知悉自己竟成了故鄕的標誌性人物的話一定會哭笑不得。

莫札特是老么,他父母共生了7個孩子。不過,只他和姐姐瑪利亞·安娜·莫札特(Maria Anna Mozart)最終長大成人,因此二人感情也特別要好。父親李奧波德·莫札特(Leopald Mozart)乃薩爾斯堡大主教教廷樂隊的小提琴手,後來晉升為作曲家及副團長,在歐洲也薄有名氣。得到父親遺傳,莫札特姐弟自幼便展露過人的音樂天賦,二人童年便到處巡迴演出。可惜,在父權思想所支配的傳統封建社會,姐姐只能成為社會制度鑄模下的產物,最後嫁為人婦,平凡一生,未能成為音樂家而留芳後世。是福?非福?這就無人知曉了。

眾所皆知,莫札特自幼便被公認為音樂奇才,3歲能記音律,5歲學習大鍵琴,6歲作曲。他的童年軼事令人津津樂道。某天,莫札特在維也納熊布倫宮御前獻奏,他在琴鍵被絨布所覆蓋下,仍然能夠輕鬆演奏,這「蓋布彈琴」的技藝竟毫無誤差,技驚四座。還有一次,首次會見約翰·克里斯蒂安·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音樂之父巴哈的兒子),對方將他抱在膝上,二人輪流彈奏,巴哈先彈一段,莫札特彈另一段,然後又到巴哈,如此這般。據說,二人的合作妙到毫巔,乍聽之下,還以為是一人在自個兒彈奏!

古語有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年幼時的過人天賦必非是將來成功的保證,此類例子如同汗牛充棟。在莫札特短短35年人生中,能夠在音樂史上綻放璀燦光芒,除了歸功其天賦才華及後天努力外,更重要是父母的栽培,尤其是父親。

古今中外,無數名人的成功離不開父母的循循善誘、諄諄教悔。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自幼充滿好奇心,凡事尋根究底。童年時,他忽發奇想:既然母雞可以孵蛋,那人是否可以依樣葫蘆?於是便找了一隻蛋,自己坐上去。老師知道後把他臭罵一頓。不過,母親非但沒有責怪愛迪生,反而毅然讓他退學,親自教導兒子,並在家中騰出空間,作為兒子的實驗室,鼓勵他去探索追求知識。這位慈母改變了他的一生。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父親是一名事務官,曾周遊列國。老歌德除了用心培養兒子讀書學習,還希望他有廣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歌德年幼時,老歌德一有機會便帶他去郊外遊玩,並經常分享自己在外地的所見所聞,鼓勵兒子將來要到處闖蕩。歌德長大後也效法父親四處遊歷,令其受益匪淺。

蘇洵與及兒子蘇軾、蘇轍,一門三傑,人稱「三蘇」。後人所稱頌的唐宋八大家,他們蘇家竟然佔了三席。據說,童年的蘇軾蘇轍活潑好動,但不愛讀書,令蘇洵非常擔心。某天,他心生一計。當兄弟二人在院子嬉戲時,蘇洵便在院子的角落一邊看書一邊竊竊私笑。兩兄弟見狀便上前詢問父親,蘇洵假裝手忙腳亂把書本收起來,然後搖頭否認。蘇軾蘇轍兩兄弟心想書本一定有甚麼好玩的事情,他們經常趁父親不在書房時便看父親的藏書。漸漸地,二人便愛上了看書,更成為文學大家。蘇洵可謂用心良苦。

蘇洵為兒子取名也花盡心思。他在《名二子說》有詳細解釋。「轍」是車輪所壓過的痕跡,馬車的功勞與其毫不相干,若馬車遇上也不用負上責任。蘇洵瞭解二兒子低調內斂、沈實淡泊,取名「轍」寄寓他一生平安順利。至於「軾」是車廂內的橫木扶手。相比馬車其他部分,扶手不太顯眼,實而不華。但沒有扶手,馬車便不完整。蘇軾天才橫逸、豪邁奔放,蘇洵擔心兒子鋒芒畢露,招人嫉妒,替其取名「軾」就是要勸喻兒子收斂鋒芒,韜光養晦,方為安身立命之道。連起名字也如此費煞思量,可以想像,蘇洵對兒子的教育更加一絲不茍。

為了培育莫札特成材,老莫札特不但將自己所知傾囊相授,後來為了全心全意陪伴兒子,更放棄了自己的音樂事業。從6歲到25歲期間,莫札特在家人陪同下,頻密地出外演奏,短則數星期,最長達三年半,可以說他在外地時間比侍在薩爾斯堡還多,足跡所至,包括維也納、慕尼黑、法蘭克福、緬因茲、曼海姆、米蘭、羅馬、巴黎、倫敦。每次外遊,老莫札特都會安排兒子在皇公大臣及名門望族前獻奏,提升知名度,以便尋找理想工作。他也動用自己人脈,讓兒子認識不少音樂界的名人,拓寬其視野,並吸收各家之所長。前面提過的巴哈便是其一,他非常喜歡莫札特,後者從他身上也獲益匪淺。

莫札特與家人長期出遊並非毫無代價。首先,他們僱用車伕,租用馬匹馬車,再加上食宿,這是一筆大開銷。雖然莫札特一家算得上是中產,但多年的左支右絀,財政上難免捉襟見肘。另外,莫札特的年代,飲食、衛生及各項物質條件遠不如今天完善,長年累月的舟車勞頓,顛簸奔波,對健康也是一大考驗。莫札特曾一度病重,後來死裡逃生。他的母親就沒有那般幸運。1778年,22歲的莫札特與母親一同前往巴黎,她就是在當地病逝。十數年後,莫札特去逝時,也才35歲。這位作曲家的一生,既似驚濤拍岸,巍峨壯麗而曇花一現,又似那晨曦朝露來去匆匆卻璀璨奪目。近年有硏究指出,他是因爲吃了不潔的豬肉而患上旋毛蟲病而亡,個人認為,姑不論其直接病因,莫札特的英年早逝與其一生奔波勞碌不無關係。

莫札特的音樂,旋律優美,讓人舒適暢快、愉悅愜意,令人如沐春風、如浴冬陽。他的作品變化多端,時而綠野平川,時而奇峰突出;這一刻水光瀲灩,下一刻白浪滔天。莫札特個性熱情好客、樂觀豁達、開朗活潑,他的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歷久彌新。更重要他從小到大懷著純潔的童真,這份童真能夠為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養份。因此,他靈感不斷,短短30多年人生,竟譜寫出愈600份作品,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童話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的作者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都有一顆純潔的童真。他們的作品是如此雋永動人。至於中國,自古文人的靈魂被禁錮在儒教的牢獄,個性難以抒展,創作力與創新力自然受到壓抑。那個童心不老初心不忘的蘇軾是個罕見的異類。

莫札特成年後仍是大孩子一名,這是因為他心中有愛,也因為長期有家人陪伴在側。借用一句西方諺語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有正必有反。莫札特依賴性強,不太懂得照顧自己,更不善理財,晚年時債台高築。他的依賴性與其赤子之心乃一脈相承。不過,如果他成熟穩重而且又獨立自主的話,就不是我們認識的莫札特了。

多年前有一齣莫札特的傳記電影《阿瑪迪斯》(Amadeus),深入民心,更揚威奧斯卡,贏得最佳電影等8個獎項。此片是一部難得上乘佳作,但人物塑造卻與真實不符。電影裡的莫札特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整日嘻皮笑臉。這位音樂神童固然淘氣愛玩,但他更是一位溫柔體貼、感情豐富、正直善良的音樂家。有一件事情可以反映他心思細膩。當年他母親在巴黎去逝,莫札特去信父親,信中含糊其辭,僅提及母親病危,讓父親先有了心理準備,然後再請好友布洛林(Joseph Bullinger)協助,將死訊轉告父親。透過這件事,其心細如髮表露無遺,與電影中那嘻嘻哈哈,沒半點正經的形象大相徑庭。

莫札特有寫信的習慣,他身後遺留了大量書信,從字裡行間流露其豐富情感及內心世界:

「我祈禱您會相信我良善的一面,而非聽信那些留言我是莫札特,是年輕且正直的莫札特。我曾犯的許多錯誤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懂我的朋友便懂我⋯⋯若他們不懂我,說再多又有何用呢?當需要言辭、信件來澄清時就表示糟透了。」(1778年2月22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認為沒甚麼行徑比欺騙一位真誠的女孩更令人可恥。」(1778年7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只有這些人我會稱他或她為朋友:無論何種處境下皆忠誠以對的人、日夜所思全是幫助友人幸福的人、以及激勵朋友、並盡己所能為他人帶來幸福的人。」(1778年12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容我懇請您繼續維持您珍貴的友情,並懇請您也接受我此生不變的情誼,我並以最赤誠的心向您許下永恆諾約⋯⋯一個不因失敗而喪失勇氣、總是信仰虔誠且信奉上帝的人,便是虔誠的基督徒和誠實之人,他也值得被真正的朋友珍惜並尊重⋯⋯」 (1778年8月7日,寫給布洛林,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祝自己能見到您健康、長壽,這是我最大的喜悅與幸福。」(1781年11月16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1773年,莫札特一家遷往市集廣場(Marktplatz)的新居。新寓所位於薩爾茲河北岸,與舊居僅數分鐘步程。這座故居也成為另一座莫札特博物館。比起舊居,新居室內光線更明亮,空間也更寛敞,共8個房間,似乎他們一家經濟有好轉。同年,莫札特同時也開始教廷樂隊的工作。

不過,莫札特和僱主薩爾斯堡大主教相處並不和睦,而且經常出現爭執。主要原因是莫札特希望有更好的薪酬侍遇,而且有更加多發揮所長機會。可惜,那個年代,樂師的待遇不太高,身份地位如同僕人,唯僱主之命而從,他的要求不得要領。另一方面,莫札特經常前往外地演出,也令大主教大為惱火,畢竟,世界上沒有哪個僱主會喜歡僱員經常請假外出。更重要的是,莫札特年少就自然氣盛,他也是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不懂察言觀色、投其所好,更不會拍大主教馬屁。二人矛盾逐漸加深。1777年,他辭去職務。在父親勸說下,兩年後莫札特重返樂團,不過他和大主教的緊張關係並未緩和,雙方裂痕難以修補,最後更勢成水火。

「在薩爾斯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或算哪號人物。我看似有頭有臉其實默默無聞。我的需求不多也不少,只希望得到一點尊嚴⋯⋯」(1778年10月15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該書將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薩爾斯堡如今對我來說一文不值⋯⋯大主教完全無法合我意,因為他沒有給我期待且合意的待遇。」(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同上,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第二次了,大主教以最粗俗的傲慢無禮對待我,我不吭一聲;然後我像是甚麼事都沒發生過,拿出一貫的熱忱為他演奏。我以為當他明白我服侍的誠意以及樂於取悅他的想法之後,事情就能有轉變,誰知他卻選出世上最刻薄的姿態,開始他那第三場滔滔不絕的辱罵。」(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薩爾斯堡畢竟太小了,容不下這位音樂奇才的鴻鵠之志。1781年,風華正茂的莫札特決定掛冠而去,前往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首府維也納謀生,展開人生新一頁。

(有關莫札特在維也納的故事,請點擊《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書目:
莫札特著, 謝孟璇譯。《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台北:八旗文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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