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早在腦海醞釀多時，因種種原因，將腹稿束之高閣。近日，貝老先生仙遊，於是重新執筆，以茲悼念、以表敬意。俱往矣，正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貝聿銘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the last master of high modernist architecture)，原籍蘇州，1917年生於廣州，舉家先後移居香港及上海，1935年遷往美國。少年時代，貝聿銘每年暑假皆返鄉探親，他常在叔祖的獅子林庭園內溜達，園林內巧奪天工的景緻不但讓他流連忘返，更使他受到傳統中國山水精神的薰陶。貝聿銘的建築強調「人與自然共存」的原則，多少與這份少年回憶有關。數十年的建築生涯中，他設計了無數不朽之作，在其芸芸作品中，最能體現這份精神者，相信非日本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莫屬。

美秀美術館位於滋賀縣甲賀市信樂町的自然護區內。該處離繁喧鬧市不遠但密林連綿、鬱鬱蔥蔥，四周山不太高卻層岩疊峰、巍峨聳立。美術館的構思源於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桃花源記》，貝聿銘將建築物置身在深山密林間，藉此打造一片文化淨土，宛若現代桃花源，正如官方網站所言，讓訪客「享受由瑰麗大自然、建築、美術品及美食交織而成的和諧樂章」。

在傳統七大藝術中，建築敬陪末座。這主要因為建築強調實用功能，加上規劃興建過程中，建築師往往受到地理環境、材料、財政等限制，被迫與現實妥協，摒棄大量美學元素，大大削減了建築的藝術性及觀賞性。

幸好，貝聿銘一生遇上不少獨具慧眼的伯樂，令他可以實踐心中的偉大構想，誠如他曾說過：「傑出的藝術家須有傑出的客戶」(Great artists need great clients.) 當年，貝聿銘的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玻璃金字塔設計曾經被法國國民嗤之以鼻，幸得時任法國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力挺。(延伸閱讀：《貝聿銘的金字塔》)同樣，在美秀博物館的設計及建築過程中，也得到小山美秀子女士全力支持。

美秀子乃宗教團體神慈秀明會的創立人，曾是日本女首富。她熱愛藝術，多年來從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藝術作品及文物瑰寶。晚年的美秀子，為了與各地藝術愛好者一起分享其珍藏，便萌生出資蓋建一座私人美術館的念頭。

當年美秀子與貝聿銘商討美術館的計劃時，後者提出了桃花源的構思。作為文化愛好者及文物收藏者的美秀子，對中國古典文化也頗有研究，她很快了解並同意了貝聿銘的構想，並表示會全力支持，更承諾對方不用擔心資金問題。

美術館的構思源於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桃花源記》，貝聿銘將建築物置身在深山密林間，藉此打造一片文化淨土，宛若現代桃花源，(圖片來源：美秀美術館)

有了初步構思，貝聿銘前往信樂町考察，不過美秀子所提供的選址卻未能符合他的要求，於是便在自然保護區內另覓地方。由於已年過八旬，加上山路崎嶇，貝聿銘要坐在轎子上，讓轎夫扛著，到處考察。好不容易，才走遍了每個角落，最後才敲定地點，打造他的現代桃花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從京都市駕車約一個半小時，便抵達美秀美術館入口的圓形廣場。全頼貝聿銘的匠心獨具，從廣場前往展館的十多分鐘步程，乃是一次獨特難忘的體驗。《桃花源記》裡，漁夫步入桃花林，「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訪客從圓形廣場移步，便會踏入蜿蜒的坡道。春天到訪時，夾道嬌豔欲滴的櫻花綻放著，迎接遠道而來的賓客。貝聿銘入鄕隨俗，以櫻花取代桃花，同樣讓人如入仙境。沿著坡道緩緩而行，須臾，回頭已看不見入口，前面亦瞧不到另一端。訪客受到好奇心驅使，「欲窮其林」，於是加快腳步，想知道前面是甚麼樣的風光。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坡道的盡頭乃一隧道入口，如同漁夫步出桃花林，「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乍看之下，隧道似用鋁質所建，其實此乃一種特別建築材料，能夠吸收洞內的回音，營造出靜謚神秘的氣氛。另外，它亦有反光作用，在不同季節，例如春櫻或夏綠，能反射出洞外大自然的顏色，令到陰暗的隧道增添美感。與坡道一樣，隧道乃彎曲形狀，甫踏入隧道，瞥不到盡頭，走到半路時，便會見到出口的光線，令訪客亦步亦趨，欲一探究竟。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踏出了隧道，迎來的是一道筆直的吊索橋，橋身長120米，橫跨山谷，將隧道口與對面的美術館連繫起來。吊索橋亦採用了特別的材料，具有環保滲水功能。下雨時，橋面上的雨水會慢慢滲到橋底，籍此灌溉山谷的農作物。農作物是由美術館人員栽種，為館內的餐廳供應食材，讓訪客享用。

踏出了隧道，迎來的是一道筆直的吊索橋，橋身長120米，橫跨山谷，將隧道口與對面的美術館連繫起來。

當訪客邁出隧道，美術館入口已近在眼前。此時，建築師又故意將建築放置人們視野的中央偏右位置，就像端著琵琶遮掩半邊臉蛋的美女，煞是撩人，使人按奈不住，急欲湊近，以窺全貌。

大師級的傑作，不僅是一件精堪藝術品，更是作者美學觀與生命哲學。當訪客到懷著虔敬的心由入口移步前往美術館，那不僅對建築師的驚世之作發出由衷讚嘆，更宛如體驗人生的勝敗榮辱、起伏跌宕。在短短的十分鐘步程，有蜿蜒小徑、亦有康莊大路；要穿過深山洞穴、跨越丘陵山谷；鳥語花香後昏暗不明，倏忽又豁然開朗。

貝聿銘學貫中西、通曉古今，其作品揉合東方與西方，結合傳統與現代，並融合自然與科學。建在台階上美術館入口，貌似日本傳統木造建築，但卻以現代建材如玻璃、混凝土所建，並以幾何圖形所組合。因此，可以說美術館跨越了時間及地域的限制，令人宛若置身於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有別於羅浮宮金字塔的雄偉壯觀，美秀美術館顯得低調沉穩，兩者一剛一柔，如同春蘭秋菊，各擅勝場。建築物的外觀與大自然和諧融洽，如渾然天成，無論是陽光明媚、斜風細雨、雲霧繚繞，皆各有美感，迴盪著詩情畫意。基於當地法律有嚴格規定，建築物是不可以破壞自然保護區的景觀，整楝美術館的80%是埋在地底下。在建築過程中，施工者要開山挖土，待美術館竣工後，又要將山石泥土連同樹木搬回原位置，將建築物覆蓋，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

建在台階上美術館入口，貌似日本傳統木造建築，但卻以現代建材如玻璃、混凝土所建，並以幾何圖形所組合。

美術館的入口，是一扇圓形的玻璃門，使人想起蘇州園林常見的「月亮門」。訪客進入大廳後，可以透過玻璃牆飽覽山林風光。貝聿銘在玻璃牆外移植了一棵老松樹，其靈感源自安徽黃山的迎客松。此舉乃神來之筆，松樹加上山巒，一近一遠，配合得妙到毫巔，儼如一卷筆墨橫姿的山水畫。大廳的一側，擺放了一張長凳，由350年樹齡的櫸木所制成。除了讓客人坐著歇息，長凳本身就是一件巧奪天工的藝術，展現一份原始樸素的美，吸引了不少目光。

大廳的一側，擺放了一張長凳，由350年樹齡的櫸木所制成。

松樹加上山巒，一近一遠，配合得妙到毫巔，儼如一卷筆墨橫姿的山水畫。

「讓光線來作設計」乃貝聿銘的名言，其作品強調光與空間的結合。美術館採用了大量玻璃建材，並以銀色框架而支撑其重量。在陽光照射下，室內呈現了變化多端的線條陰影，顯得盎然有趣。美術館室內牆壁，是用法國沈積岩及彩色混凝土打造，色澤溫潤淡雅，雖然表層沒有經過打磨而顯得粗糙，卻流露出一份真實美、缺陷美，與陽光及大自然非常協調。

在陽光照射下，室內呈現了變化多端的線條陰影，顯得盎然有趣。

美術館分南北兩展館，並以長廊連接。當觀賞者穿梭兩座展館，必先經過此長廊，透過長廊的玻璃幕牆遠眺，戶外蒼松翠柏的景色盡收眼底。觀賞者雖置身室內，仍然能夠與大自然保持互動。貝聿銘用心良苦，他希望訪客可以在山林的懷抱中，稍作歇息、沉殿，體驗了他所堅持「人與大自然共存」的原則。

歐洲不少大型美術館，前身皆為皇宮豪宅。由於先天不足，日子久了，美術館人員便要面對不少問題，例如展品擺設、燈光調較、人流管制等。相比之下，美秀美術館就顯得天資獨厚。在規劃過程中，貝聿銘早已對美秀子的珍藏有一定了解，因此展廳的形狀、顏色、高度、明暗、光源、裝潢等細節皆為了配合展品而悉心安排、度身訂造。

埃及展廳的展品包括一座荷魯斯(Horus)的雕像。此君乃法老的守護神，在古埃及時代地位崇高，一般供奉在神廟的內殿。為了忠於歷史，展廳內特意打造了一個小展廳展出這座雕像，而此凝造莊嚴肅穆的氛圍。再舉一個例子。南亞展廳有一樽來自巴基斯坦的甘達拉佛立像，該地的寺院普遍設有天井，因此貝聿銘也依樣胡蘆，特意為南亞展廳增添天井，利用天然光為佛像照明，將其歷史面貎呈現觀賞者眼前。

在如今物欲橫流、資訊泛濫、世事紛擾的年代，美秀美術館無疑是俗世的淨土。「我想通過設計給予社區最好的、永久的價值。」(I want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a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 something of permanent value) 這片現化桃花源將會如同陶淵明的文字，成為永恆。

延伸閱讀：《貝聿銘的金字塔》

參考資料：
http://www.miho.or.jp/

有關美秀美術館的資訊，請點擊 https://stealingdaylight.com/miho-museum/

(續上篇) 1903年，居禮夫人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Maria Skłodowska-Curie與丈夫皮埃爾·居禮(Pierre Curie)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自此之後，二人聲名大噪，硏究經費及私人贊助也逐漸增加，他們終於有餘錢聘請實驗室助理，工作環境也慢慢改善。翌年，二女艾芙(Ève)出世，令居禮夫婦喜上眉梢。

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與丈夫皮埃爾·居禮(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豈料，人有旦夕禍福。1906年4月19日，這天大雨滂沱，皮埃爾在橫過馬路時，由於路面濕滑，車夫來不及勒住馬匹，他慘遭馬車撞倒，頭顱破裂而身故。居禮夫婦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由於當時世人對其害處一無所知，他們工作時沒有身穿任何保護衣物。夫婦兩人長期受到輻射身體狀況不佳，尤其是皮埃爾。有一種說法，認為他當日身體抱恙，過馬路心神恍惚，才造成慘劇。

丈夫的離世，讓瑪麗亞痛徹心扉、肝腸寸斷。儘管今後要孤身上路，她不讓自己終日以淚洗面，沉溺在悲慟中。瑪麗亞既要照顧兩名女兒，亦要努力去完成未竟之科學硏究。畢竟，為理想奮鬥，就是緬懷故人的最佳方式。皮埃爾生前在巴黎大學出任物理學教授，大學決定聘請瑪麗亞來填補職位空缺。她成為該所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名女教授。據說，瑪麗亞的第一堂課，不僅座無虛席，連課室門外亦擠得水洩不通，不少好奇者前來旁聽。

1911年，瑪麗亞奪得諾貝爾化學獎，成為歷史上首位兩度獲獎之人。這項成就，讓所有男性科學家都瞠乎其後，令那些曾經看扁女性之人啞口無言。

居禮夫人博物館一隅

不過，又有另一件事情，讓瑪麗亞人生再次跌落低谷。這一兩年間，她與科學家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來往密切。後者比瑪麗亞年輕5年，曾是她學生。他本是有家室之人，妻子並非學術界人士，並不理解丈夫對科學的熱忱。雙方感情轉淡後，朗之萬開始與瑪麗亞來往。不知何故，兩人的情信竟被妻子發現，妻子在妒火中燒之下，向傳媒揭發兩人來往之事。事件轟動了整個社會，瑪麗亞更被千夫所指。某天，十數名民衆圍著瑪麗亞寓所，群情洶湧，他們朝著其屋子擲石，窗子被砸破，為了安全，她趕緊帶著女兒前往朋友家中暫避。有一位諾貝爾獎的委員，甚至勸說瑪麗亞不要出席頒獎典禮。因為她與瑞典國王碰面握手，會令對方尷尬云云。不過，她斷然拒絕，認為科學研究成果不應該與私生活並為一談。

當時社會上有不少道貌岸然之輩，而社交界充斥著虛偽與矯情，加上女性仍然處於從屬地位，此類風波的女角，往往遭到白眼與鄙視。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筆下，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悲慘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縮影。艾菲·格蕾(Effie Gray)的遭遇更是真人真事。她本是藝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妻子，因為種種原因，二人婚後未能圓房。格蕾愛上了丈夫的朋友約翰·艾佛雷特·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而決定離婚。最後，她與米萊結成夫婦，不過付出了「代價」。每逢英女王出席的社交場合，她不會獲邀參加。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多年來瑪麗亞的成就已經令不少人嫉妒，再加上其外國人身份，亦引來排外者的猜疑與歧視。這些小人見機會難逢，趁機煽風點火，加上旁人的冷嘲熱諷、輿論的口誅筆伐、公眾的加油添醋，令瑪利亞幾乎崩潰，更大病了一場。她去了英國，在朋友家中靜養。10多個月後，公眾逐漸淡忘一切，她才回到巴黎實驗室。

在兵荒馬亂、硝煙瀰漫的日子，他們自備乾糧和食水，不辭勞苦，穿梭於各戰地醫院及救護中心，協助醫護人員拯救傷兵。(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華沙居禮夫人博物館其中一張照片，穿著一身長裙的瑪麗亞，坐在一架軍用卡車的司機席上，20輛流動式X光機，人們暱稱「小居禮夫婦」(petites Curies)，此照片背後的故事令人津津樂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浩刧堪稱毀天滅地，死傷無數。當時瑪麗亞身在巴黎，她希望能夠盡一分力，去幫助他人。她想到醫院的X光裝置，能夠協助前線的軍醫，準確判斷傷兵傷勢，從而挽救不少生命。問題是，那個年代，X光技術仍處於萌芽階段，全國僅有寥寥可數的頂尖醫院擁有X光設備，比起戰場千千萬萬傷兵，實屬僧多粥少。另外，這些後方醫院的X光裝置，根本就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戰爭期間，物資奇缺，道路阻塞，軍方難以抽調大量人力物力將傷者送往後方，更何況有不少傷勢嚴重者，情況危在旦夕，時間上根本不容許將他們送往他處。

有見及此，瑪麗亞與軍方協商，得到批准，成立了特別部門，隸屬於紅十字會，負責提供x光醫療設備及相關支援技術。她四處奔走，前往各處搜集物資。她請求商人慷慨解囊，捐出車輛，並將車輛改裝成流動式X光機。好不容易，她終於籌措到20輛流動式X光機及另加200個X光裝置。同一時間，她努力學習駕車及操作X光機，並用極短時間掌握了機械學及解剖學的基本原理。一切準備就緒後，她就攜同長女及志願工作者前往前線。在兵荒馬亂、硝煙瀰漫的日子，他們自備乾糧和食水，不辭勞苦，穿梭於各戰地醫院及救護中心，協助醫護人員拯救傷兵。當時，不少外科醫生及護士對X光機一無所知，瑪麗亞和女兒又訓練了150名義工，幫助醫䕶人員使用那些X光裝置，令無數傷兵受惠。1916年，瑪麗亞騰出了時間，以鐳製成了一種化合物為傷者注射。此注射物能夠殺死傷者腐爛組織內的細菌，拯救了無數生命，亦令不少傷者免於被截肢。基於其女性身份，而且是外國人，再加上之前的負面新聞，瑪麗亞既被學界歧視，也受輿論揶揄，更讓公眾排斥，連政府也不大重視她。不過，她不計前嫌，其義舉贏得無數掌聲及尊敬。

有關居禮夫人生平展覽

戰後，瑪麗亞恢復其硏究，並著書立說。她亦孜孜不倦地埋頭其他社區工作。在其牽頭下，巴黎及華沙分別成立了鐳學研究所，培訓了不少科研人才。她抽空前往世界各地籌款、演講，獲得高度讚揚。

由於長期接觸放射性物料，瑪麗亞身體越來越差，晚年更幾乎失明。1934年7月4日，這位劃時代的科學家溘然長逝。她的手稿由於帶有高放射性，現仍保存在鉛盒中，有關人員若要接觸其手稿必先身穿保護衣物。

居禮夫人她傲雪欺霜若梅，她無顧世俗眼光、世人鄙視，空拳赤手闖入男性所壟斷的科學界，其成功激勵了無數女性，鼓勵她們要掙脫束縛，追求理想。她高潔脫俗如荷。她愛家人、愛朋友、愛大自然、愛科學、愛波蘭、愛法國、愛世界，其一生都奉獻給人類，最後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她雍容淡雅如菊。她淡泊名利，從來不曾為自己的硏究申請專利，以賺取回報。她希望別人可以利用其成果，令科學向前邁進。她將大部分所贏得的獎金，都捐給教育學院及研究機構。愛恩斯坦曾讚揚瑪麗亞：「她是我遇過的人當中，唯一不為名所累者。」(She was the only person, not spoiled by fame, among these who I met)。

參考書目：
Skłodowska-Curie, Maria. Autobiographical notes & Pierre Curie. Warsaw: Galant Edition, 2011.

1995年4月21日，這一天巴黎市風和日麗，先賢祠(Panthéon)的新古典主義風格三角形山牆下懸掛著法國的藍白紅三色旗。迎向正門立面的蘇弗洛大道(Rue Soufflot)鋪上一匹長長的雪白地氈。地氈上有十二人，分成兩組左右並列而行，每組扛著一楅棺木，緩緩步向先賢祠。大道兩側站滿了黑壓壓的人頭。這一天舉行的是居禮(Curie)夫婦移葬先賢祠的儀式。

居禮(Curie)夫婦移葬先賢祠的儀式。(圖片來源：Huffpost)

這座先賢祠堪稱法國的偉人殿堂，只有曾經對社會作出超卓貢獻者方可安葬在此。出席這場莊嚴感人的儀式更包括了時任法國總統及波蘭總統。

居禮夫婦是享譽世界的科學家，成就斐然，尤其是居禮夫人。儘管在她之前，早有其他女士在先賢祠長眠，但憑藉著個人成就而被安葬在該殿堂的女士，居禮夫人乃史上第一人。

2018年，英國廣播公司(BBC)一份刋物舉辦一項選舉，邀請讀者們選出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結果，波蘭裔法國科學家居禮夫人名列榜首。

居禮夫人乃史上最優秀科學家，她的研究造福了天下蒼生，在其波瀾壯闊的60多年人生歲月中，她飽嘗生命的悲歡聚散，歷盡人間冷暖，既活得無怨無悔，也愛到盪氣迴腸。

居禮夫人原名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a Salomea Skłodowska)。1867年11月7日，她出生於華沙古城區附近的一所公寓。二戰大戰期間，這所公寓連同華沙城大部分建築，被戰火焚毀，戰後重建，1967年改闢為故居博物館。

瑪麗亞是家中老么，有3位姐姐及1名兄長。她出身書香世代的中產家庭，祖父是敎師，父親在大學教授數學及物理，母親經營一所女子學校。父母交遊廣闊，桃李滿門，居禮夫人日後在其回憶說，她每次出席波蘭人的社交活動，總會遇到父母從前的朋友學生。

中國歷史有三家分晉之事件，歐洲也有三國瓜分波蘭，英語稱Partition of Poland。早在瑪麗亞出世之前，波蘭早已經遭受俄羅斯、奧地利及普魯士三大強憐瓜分，「波蘭」這個名字亦在地圖上消失，而華沙被劃歸俄國統治。雖然自幼在國土淪亡的環境下成長，瑪麗亞由始至終乃一位愛國者，她以身為波蘭人自豪，其回憶錄字裡行間也處處流露對祖國的眷戀。

居禮夫人故居

希特拉曾經說過：「要消滅一個民族， 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 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里下手。 」當年俄羅斯也是奉行此道，在其高壓統治下，波蘭學童被迫學習俄語，不少學校關閉，波蘭老師及學者遭受歧視，甚至迫害。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波蘭出現不少鐵骨錚錚、高風亮節的知識份子，好比南宋末年的士大夫，他們心繫故國，縱使沒有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也不會去貪國富貴，搖尾乞憐。瑪麗亞父親就是其一，他不欲與當局合作而遭解僱，被迫另覓低薪工作。瑪麗亞也頗有父風，她年輕時在鄉村工作期間，曾教授當地幼童波蘭語。當時課堂必須秘密進行，一旦被當局發現，就要鎯鐺入獄，嚴重者甚至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從事苦役。日後，她定居法國，仍堅持女兒要學習波蘭語，一有機會，也會陪同她們回波蘭遊山玩水，認識祖國。

瑪麗亞自幼興趣廣泛，中學畢業後，對於前路曾猶豫不決，她拿不定主意，應該深造文學、社會學或科學。再三躊躇後，她決心從事科學研究。在那個年代，波蘭的高等院校並不接納女性學生。她必須前往國外方可升學，別無他途。不過，學費、住宿費再加上生活費，對其家庭而言乃一筆大開銷。父親投資失利，財富萎縮，早年失去大學高薪厚職，收入捉襟見肘，難以支付其留學費用。當時，適逢瑪麗亞的大姐布洛尼亞也希望前往巴黎攻讀醫科。姐妹倆商議好，布洛尼亞先出國升學，瑪麗亞在國內工作提供經費。姐姐畢業後，就要去賺錢支持妹妹讀書，投桃報李。

在國內工作掙錢期間，瑪麗亞沒有荒廢學業。當時，華沙有一所地下大學，由一群愛國人士所創立，瑪麗亞曾在該所大學修讀及授課。另外，在親友協助下，她借到一間實驗室。工餘時間便往實驗室跑，透過一些化學及物理實驗來自修。

1891年，瑪麗亞終於得償所願，前赴巴黎求學。她租住一間小閣樓，生活節儉，平日僅吃麵包、雞蛋、水果及巧克力，更曾經因為飢餓而暈倒。冬天時，洗臉盆裡的自來水轉𣊬結成冰。火爐所用的煤炭更要自己扛上閣樓。在嚴冬下，由於煤炭不足，她在被窩裡穿得臃臃腫腫方能入睡。生活雖然拮据，但大學教育為瑪麗亞打開了知識大門，而且更讓感受到嚮往已久的自由氣息，所有一切，令她雖貧亦樂。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1893年，瑪麗亞取得物理學學位。1894年，她再接再厲，考得數學學位。同年，她遇上改變其一生的男人——物理學家皮埃爾·居禮(Pierre Curie)。他們無所不談，很快便互生情愫，翌年二人共偕連理。婚禮一切從簡，當天僅有數位親友到場祝賀。瑪麗亞天性節儉，婚禮上她身穿一襲深藍色長衫，顯得非常樸素。往後的日子，她便經常身穿這套長衫在實驗室工作。華沙的故居博物館也有展示該長衫的複製品。

由於心繫祖國及掛念父親，瑪麗亞在結婚前曾經短暫回國，她欲申請克拉科夫(Cracow，今波蘭南城市)的雅蓋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職位，不過因為性別關係而被拒。吃了閉門羹的瑪麗亞唯有重回巴黎。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巴黎這個國際大都會內，院校林立，學術氣氛濃厚，讓她如魚得水，一展所長。

瑪麗亞成為居禮夫人(Madame Curie)後，仍然堅持保留原本的波蘭姓氏，因此其姓名為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Maria Skłodowska-Curie，法語Marie Skłodowska-Curie)。

新婚燕爾，固然喜不自勝，不過居禮伉儷沒有過度陶醉在愛河中。新婚不久，他們很快便投入工作。瑪麗亞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課程，功課遇上困難皮埃爾便從旁協助。後者從事教職，瑪麗亞幫他備課。不過，兩人更多的時間是投放在研究工作上。夫妻倆互相扶持，他們既是工作伙伴，也是良朋知己，更是心靈伴侶。

居禮伉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歷史上不少模範夫妻乃因為志趣相投而結合。楊絳曾經回憶：「我與錢鐘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她與錢鐘書乃天造地設的一對。李清照與趙明誠亦是另一對。民國的林徽因與梁思承夫婦以硏究及保護古建築為己任。同樣，居禮伉儷不但熱愛科學，亦有貢獻社會之抱負，實屬佳偶天成。

1897年，長女艾蓮(Irène)出世。同年，瑪麗亞得到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教職。雖然要兼顧家庭與工作，夫妻二人對於科學的熱忱並未絲毫減少。他們更將工作收入，扣除了生活家庭開支後，悉數投入實驗室研究中。

1898年7月，居禮夫婦向外界宣布發現一種新元素。為了紀念故國，居禮夫人將其命名「釙」(Polonium)。同年12月，居禮夫婦公佈他們又發現另一新元素，命名為「鐳」(Radium)，其拉丁文的意思為「射線」。從此以後，人類科學邁向新里程碑。

居禮夫人博物館內架起一座木棚，重現了居禮夫婦實驗室的情景。

居禮夫人博物館內架起一座木棚，重現了居禮夫婦實驗室的情景。該館的展櫥還有一個模擬他們實驗室的小模型。透過這些展品，我們了解到二人的工作是何等艱辛。由於研究經費不足，居禮夫婦好不容易向醫學院借了一所空置木棚作為他們的實驗室。該所木棚實驗室設備簡陋，斑駁的木牆，地板鋪滿灰塵，玻璃天花板污穢滿佈，有數件破舊的松木傢具、生銹的火爐、污漬滿佈的洗手盆，加上一些簡單的實驗室儀器。瑪麗亞在憶述，木棚夏天熱不可耐，冬天寒氣襲人，下雨天時屋頂常漏水，弄到非常狼狽。基於化學實驗經常釋出大量刺激性氣體，他們為此要移步到木棚外的院子方可進行研究。為了節省時間，瑪麗亞更會在實驗室做飯。她不僅懂得輕巧細活，連粗重工作也難不倒她。別小覷瑪麗亞看似弱質纖纖，每當要燃燒大量物料時，她會手握一根又長又粗的鐵棒，然後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攪拌熔漿，其工作與工廠工人無異。儘管困難重重，瑪麗亞在回憶錄中表示，那是她一生最快樂的日子。

居禮夫婦實驗室小模型

1903年，瑪麗亞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她與丈夫與求另一位科學家亨利·貝可勒爾(Henri Becquerel)，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第一位贏得諾貝爾獎項的女士。原本，委員會僅打算表揚皮埃爾及貝可勒爾兩人，不少委員認為瑪麗亞僅是實驗助手，而並非主要研究人員，幸好有成員據理力爭，她才獲得表彰。其實也不僅是委員會心存遍見，當時科學界由男性主導，女性普遍遭受排斥、輕蔑，僅有少數人認為女性也可以成為出色的學者。

1906年，瑪麗亞遭遇了一生中最大打擊與挫折。(請前往下篇)

參考書目：
Skłodowska-Curie, Maria. Autobiographical notes & Pierre Curie. Warsaw: Galant Edition, 2011.

1980年，澳洲籍作家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來到比華利山一間專門店選購皮箱。店東得悉眼前顧客是一位作家，便自我介紹。他原名波德克·費佛伯格(Leopold Poldek Pfefferberg)，乃一名猶太人。他向肯尼利透露，自己在二戰期間曾親眼見證一段感人故事，而且也收藏了不少資料，欲告知詳情，不知閣下意欲如何。肯尼利的作家直覺告訴他，不容錯過這個機會，當即表示有興趣。他透過費佛伯格，接觸到一位德裔商人的事績，這位商人名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數年後，肯尼利出版了《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該書賣個滿堂紅，後來被改編成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自此之後，辛德勒成為家傳戶曉的名字。

辛德勒的工廠，當年就是以此工廠作掩飾，拯救了無數無辜猶太人的性命。

2018年，我來到了克拉科夫(Kraków)辛德勒的工廠，當年就是以此工廠作掩飾，從納粹德軍手上，拯救了無數無辜猶太人的性命。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也曾經在此取景。工廠毗鄰當年德國設置的猶太人隔離區，潘基維茲的藥店也是十數分鐘步程。時過境遷，當年的救人工廠，已人面全非，灰濛濛的外牆亦變得白皚皚，數年前改闢成博物館，名為「奥斯卡·辛德勒的工廠」。

博物館內有關辛德勒的展覽不太多，只保留其辦公室、接待室、數部機器與及一些文字照片簡介。博物館其餘部分，全是有關波蘭人在二戰時生活時的展覽。這方面的史料就異常豐富。館內佈置不同的場景，再配合不少相片、影片、海報、信件、電報、政府告示、護照、地下報、平民服裝、家俬、家居用品、家庭電器、工廠器材、玩具、武器、軍服、刑具、交通工具，將當年的時代面貌呈現參觀者眼前。

辛德勒的辦公室

回到正題。眾所週知，辛德勒是一位商人、工業家、企業家。原來，他也是一位騙子、賭徒、情報員、冒險家、投機客、機會主義者。他兼備流氓與紳士氣質，既有魅力同時亦帶有邪氣。一方面，他溫文爾雅、能言善辯、風度翩翩、長袖善舞，人緣頗佳。另一方面，他好色、酗酒、嗜賭、貪財、生活奢華，曾多次坐牢，他又投機取巧、從事黑市交易、賄賂官員，在戰亂中大發戰爭財。

依照世俗標準，辛德勒並非甚麼「好人」。不過，以現代人的目光去衡量舊時代的價值觀似乎有欠公允。也許，日本導演黑澤明說得有理：「在這個瘋狂的世界，只有瘋子才是正常的。」在那個天地蒼茫的亂世中，只有不按照常理出牌者，方可安身立命。也只有他這一類深諳懂巧詐應之人，才可以在亂世有一番作為。

一切要從頭說起。

1908年，辛德勒出生於今捷克共和國境內的斯維塔維(Svitavy)，父親經營農場機械生意。他自幼便愛冒險，喜歡四處闖蕩，並曾花了數年時間參加越野摩托車比賽。辛德勒初中畢業後考入工業學院，其後因為涉嫌偽造成績單而被開除。最後，他總算完成了學業，不過由於沒有參加考試而未能入讀大學。他出外工作一段時間後，回到斯維塔維協助父親打理生意。1928年，他迎聚了來自富農家庭的Emilie Pelzl。

辛德勒似乎野性難馴，即使結婚後仍然未有收儉。他是一位高陽酒徒，曾經醉酒後在公眾場所行為不撿而兩度入獄。他這方面可能是受家庭影響，因為其父親就是一名酒鬼。他好酒又好色，在外面有一對私生兒女(不過他否認男孩是己所出)。30年初，父親公司便因為碰上世界經濟大蕭條而倒閉。辛德勒嘗試了不同工作，不過，他名聲似乎不太好。據說，他曾涉及不誠實交易。

1935年，這位桀驁不馴的年輕人加入激進親德組織蘇台德德國黨(Sudetendeutsche Partei, 簡稱SdP)。翌年，開始為德國情報機構工作，負責調查有關蘇台德地區鐵路設施及軍事部署的資料。1938年7月，辛德勒因為從事間諜活動被捷克斯洛伐克警方拘捕。同年9月，英、法、意、德四國簽署慕尼黑協議(Munich Agreement)，蘇台德地區被割讓給納粹德國，他也順理成章，以政治犯身份獲釋放。

出獄後，辛德勒在情報機構的地位攀升。不久之後，他以商人身份作掩飾，多次前往波蘭，搜集有關該國的軍隊動向、鐵路交通、道路網絡情報，為德軍下一部行動早作準備。1939年，波蘭被德、蘇兩國瓜分。同年，SdP被拼入納粹黨，辛德勒也成為納粹黨黨員。

1939年未，辛德勒來到波蘭南部大城克拉科夫。他獲悉當地有一家搪瓷廠的老闆面臨破產，便聯同數位猶太投資者以租賃方式接手經營，並更名為「德國搪瓷製品廠」(Deutsche Emaillewaren-Fabrik，簡稱DEF)，人稱「艾瑪麗婭」(Emilia)，這便是文首所提及那間「辛德勒的工廠」。他來到克拉科夫後認識了費佛伯格，二人成為至交，並透過對方認識更多猶太人。

這段時間，辛德勒經常出入社交場合，他談吐得體、舉止優雅，而且出手闊綽，很快成為了社交圈子的焦點。在情報機構工作期間，他累積豐富的人脈，加上經常疏通門路，令他認識不少軍方高層。他也經常行賄官員，為自己的工廠爭取更多訂單。辛德勒不僅縱橫捭闔於商場、軍政界，在黑白兩道之間亦遊刃有餘。他參於黑市買賣，獲得豐厚利潤。他也透過黑市市場，購買不少珍貴物資，以作送禮及賄絡官員之用。

辛德勒的工廠所製產品

假如辛德拉生於和平時代，說不定他僅會成為一位以權謀私的政客或唯利是圖的商人，在名利場打滾而虛度一生。不過，造物主另有打算。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安排他生於亂世，讓其一身鑽營取巧、投機逢迎的本領，拯救了無數猶太平民的性命。

自克拉科夫淪陷後，德軍開始迫害猶太人。猶太人被剝奪公民權利，例如不得使用任何教育設施，不得乘搭公共電車。他們的資產被凍結，企業也被德國人接管。猶太人在戶外走動，必須佩帶印有大衛星的袖章。在路上遇到德國士兵迎面而來，必須恭敬地佇立在一惻，讓路給對方通過。

1941年1月，當局在Podgórze區劃出一塊地，成立了隔離區(ghetto)，並規定所有猶太人必須遷入隔離區。隔離區內物質短缺、環境擠迫，而且隨時會遭受侮辱、毆打、甚至射殺，生活朝不保夕、苦不堪言。(有關隔離區詳情，請細閱《猶太人的救星：潘基維茲和他的傳奇藥店》)

「艾瑪麗婭」甫開始運作時，就已經僱用猶太人，後來猶太裔員工數目不斷攀升。最初，辛德勒僱用猶太人的原因並非基於同情心，而是圖利，因為他們的工資比波蘭裔工人廉宜。不過，由於他與軍方接觸頻繁，其搪瓷廠也毗鄰隔離區，對於猶太人的慘況時有所聞，日子久了，在其冷酷外表下，內心也泛起圈圈漣漪。

1943年3月，德軍因為要關閉隔離區而展開清場行動。凡對戰爭有利用價值者，例如技術人員或年輕力壯者被遣送到普拉佐(Płaszów)集中營，其餘的要不被遣送到其他集中營等待處決，要不遭當槍擊斃。

辛德勒內心受到極大衝擊，久久不能釋懷。他那藏匿在其靈魂深處的善良本性被喚醒，好比工匠除掉和氏璧的岩石表皮後而熠熠生輝。再三思量，他決定要去拯救那些可憐的猶太人。「艾瑪麗婭」開始大量聘用猶太人，而且辛德勒更謊稱其僱員的妻子兒女或年邁的父母全是技術人員，可以幫助其工廠製造軍需品。如此一來，那些老弱婦孺也可以被視為對戰爭有利用價值而免遭殺害。那些猶太工人原本是住在普拉佐集中營，每天徒步到工廠上班。辛德勒為工人雪中送炭，他遊說軍方(少不免要送禮)，聲稱工人們在工廠寄宿，便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得到軍方允許後，辛德勒在廠房增闢工人宿舍，每天為猶太工人提供充分糧食以及醫療設施。在工廠宿舍內，工人更免受德軍欺凌、虐打、甚至無故殺害，生命受到保障，相比集中營內其他同胞的待遇，如同天壤之別。

1944年夏天，德國在東線戰線瀕臨全線崩潰，蘇軍隨時兵臨城下，軍方加快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艾瑪麗婭」隨時會被勒令關門，所有猶太人也會被遣送到集中營毒氣室處死。辛德勒決定孤注一擲，一不做，二不休，他以生産反戰車手榴彈為名，要求軍方批准其工廠連同工人全數轉移到蘇台德地區的布瑞恩利茲(Brünnlitz)。在猶太友人的協助下，辛德勒擬好一份1000多名猶太人的名單，訛稱他們全是專業人員，例如某六旬老翁是甚麼機械工程師，某大嬸是經驗豐富的金屬檢驗專家，某位8歳女童是熟練的技術人員，總之就是胡扯瞎編、謊話連連。除了遊說軍方高層外，他要到處送禮、送錢。更甚者，每一位猶太人都有價錢，他要逐一為他們付費。但是箭已經在弦上，不得不發，為了救人，他毫不嗇吝自己財富，慷慨解囊。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經過多番奔走、上下打點，辛德勒如願以償，工廠與工人獲得搬遷。他又要自掏腰包，將一卡一卡的機器、原材料、糧食與及1000多名工人送往布瑞恩利茲。

辛德勒的名單

殊不料，當一切準備就緒、萬事俱備時，竟節外生枝。原本該1000多名猶太工人分成男女兩批遣送到目的地。運送男士們的列車依計劃抵達。不知是文件出錯、行政上的失誤，還是其他原因，運載女士們的列車竟送去那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慄的奧辛威斯(Auschwitz)集中營，凡送到該處者，最終都會送去毒氣室殺害。救人刻不容緩，辛德勒又動用老法子，他遣人將洋酒、香腸、鑽石等送給奧辛威斯負責軍官，力挽狂瀾之下，他終於換回該數百名女子的性命，並將她們安全送抵布瑞恩利茲。

當所有人安頓下來後，事情還未解決。由於糧食不足，辛德勒要頻頻購買黑市糧食，以照顧千多名工人所需。另一方面，他又要應付來自軍方的壓力。由於員工幾乎全屬非技術人員，工廠所生產出來的全是廢銅爛鐵，難以向軍方交代。辛德勒被軍方催促得緊了，便透過黑市市場購買一些武器交差，蒙混過關。到了戰事末段，他幾乎已耗盡了畢生積蓄。

1945年5月7日，對於辛德勒及所有猶太人而言，都是一個永誌難忘的日子。當天，他們在工廠內聆聽電台廣播，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宣佈德國無條件投降，艱苦的日子終於結束。

由於蘇軍快將逼近，作為納粹黨黨員的辛德勒很大機會遭拘捕及處決。他決定偕同妻子盡快離開。他叫人打開貨倉，將貨倉內衣料分派所有猶太人，讓他們有需要時，可以賣掉衣料，賺取盤川。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臨別在即，猶太人遞給辛德勒一份文件，文件上寫明他的仗義之舉，而且也有衆人的簽署。萬一遇上麻煩事，文件或可作為保命符。一位猶太人拔掉了自己口內的金牙，以高温將金牙融掉後打造成一枚戒指，以作為眾人送给辛德勒的紀念。物輕情義重，戒指以希伯萊文刻上「救一人性命，如同拯救蒼生」的字樣。

奥斯卡·辛德勒(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辛德勒戰後生活拮据，還好得同猶太人組織援助。1949年，他與妻子前往阿根廷創業，1958年，由於公司經營不善而破產。後來，他獨個兒回到德國後再度嘗試經商，可惜又再度失敗破產。看來，在和平的日子，這位亂世梟雄的一身本領，已無用武之地了。

辛德勒晚年得到衆多猶太朋友關顧照料。1963年，獲頒國際義人奬，以表揚其戰時義舉。1974年，這位救人英雄與世長辭，為了表示敬意，友人將他安葬在以色列的錫安山，讓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子孫也可以緬懷其事績。他乃唯一一位安葬在該處的前納粹黨黨員。

《射雕英雄傳》中有一小段令我印象深刻。話說年少的郭靖知道義兄拖雷被豹子襲擊。雖然心中害怕，但義兄有難，不可不救。郭靖的師父、江南七怪之一的韓小瑩道：「你若趕去。連你也一起吃了，你難道不怕？」郭靖道：「我怕。」韓小瑩道：「那你去不去？」郭靖稍一遲疑，道：「我去！」接著便頭也不回，直奔拖雷而去。一個不怕死的英雄固然值得佩服，但如同郭靖般，明明害怕仍要去救人者就更可敬可愛了。我相信辛德勒也怕死，他貪財好利，貪財者皆愛享受，愛享受者多少也珍惜自己生命。他並非善良正直的醫生，也不是悲天憫人的神職人員。他原先只計劃趁著亂世，狠狠大賺一筆。未料，當目睹不義之事，他竟捨棄了半生信念，不惜傾家蕩產，冒著性命危險，拯救了無數生命。此番義舉，實屬難能可貴。

亂世出忠臣，患難見真情。杉原千畝、潘基維茲、辛德勒等人在二戰時期的高尚情操及救人事績，讓人們覺得，無論是天搖地動、道德淪喪或人心惶恐時，也毋須灰心喪志，暴雨後陽光再臨，嚴冬後大地回暖，人間總會有希望的。

延伸閱讀：
《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
《猶太人的救星：潘基維茲和他的傳奇藥店》

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的隔都英雄廣場(Plac Bohaterów Getta)位於維斯瓦河東岸的Podgórze區，前稱協和廣場(Plac Zgody)。二戰時期，廣場附近一帶乃猶太人的隔離區(又稱隔都，即英語的ghetto) ，曾經上演無數齣人間慘劇。

地上鑲嵌了數十張空椅子，象徵那無數名慘遭迫害而一去不回的猶太人，冷冰冰的椅子泣訴著他們如夢魘般的經歷。

時至今天，隔都英雄廣場彌漫著孤獨而陰鬱的氛圍，地上鑲嵌了數十張空椅子，象徵那無數名慘遭迫害而一去不回的猶太人。冷冰冰的椅子泣訴著他們如夢魘般的經歷。空氣中似乎仍然迴盪著令人膽戰心驚的槍聲。一陣陣風聲，夾雜著慘不忍聞的呼喊聲。

廣場的南端有一座博物館，名為「鷹下的藥店」(Apteka pod Orlem/ 英語譯 Under the Eagle Pharmacy)，其前身乃一家同名的傳奇藥店。博物館以該藥店的故事作為其展覽主題，將一段真人真事呈現參觀者眼前。

潘基維茲(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二戰時期，這家「鷹下的藥店」的東主潘基維茲 (Pankiewicz Tadeusz，又譯作潘基维茨或潘克維奇)，曾親眼目睹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慘遭迫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良心號召下，他聯同藥店三名女同事與及多位志同道合的夥伴，通力合作，他們冒著性命危險，義無反顧，拯救了多名猶太人的性命。1983，他獲得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Nations)，以表揚其救急扶危的精神及見義勇為的事跡。

戰後，潘基維茲出版回憶錄，將自己在隔離區的所見所聞公諸於世。該回憶錄並非結構嚴謹的學術著作，也不是高潮迭起的的章回小説。他的文字平易近人，主要著墨於猶太人所遭遇的苦難，沒有加插其他旁枝末葉。主人翁紀錄了大量人物及故事，但對於自己的英勇行為，往往只是三言兩語、輕描淡寫。本篇所分享的故事，絶大部分取材自該回憶錄。

潘基維茲乃波蘭裔天主教徒，他生於1908年，1930年自藥劑系畢業後便協助父親經營藥店，也就是「鷹下的藥店」，1934年出任藥店經理。二戰爆發，波蘭被納粹德軍佔領，他的一生從此改寫。

「鷹下的藥店」前身乃一家同名的傳奇藥店。

1939年9月，德軍進駐克拉科夫，殘酷的命運之神開始向猶太人露出了其閃亮而可怕的獠牙。1941年1月，當局在Podgórze區劃出一塊地，成立了隔離區，並規定所有猶太人必須遷入隔離區，而非猶太裔人士就要搬到他處。

在隔離區成立前，該處只有約3500人口，自猶太人遷入後，人口就暴增自15000至16000人。隔離區霎時變得異常擠迫，平均每家公寓便要容納4戶人家。

隔離區3個出入口都有士兵嚴加戒備，四周以高牆包圍，外牆狀似無數塊墓碑連成一線，令人不寒而慄，猶太人已成為瓮中之鱉。

協和廣場成為了隔離區的集合地，潘基維茲的藥店也被劃分在隔離區內。起初，德國人是不同意潘基維茲在隔離區內經營藥店，要他另覓地方開店。試問，有誰做髒事願意讓他人瞧見？不過，考慮到隔離區容易爆發瘟疫，為了防患於未然，便給予他營業執照。

由於他並非猶太人，加上擁有營業執照，經常出入隔離區也不會令人懷疑。潘基維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甘冒巨大風險，去幫助這羣無助猶太人。他的藥店成為了猶太人的聯絡處、資訊中心、物資站及藏匿地點。

「鷹下的藥店」成為了猶太人的聯絡處、資訊中心、物資站及藏匿地點。

由於隔離區有人滿之患，物資短缺，生活環境惡劣，他和同事們經常偷偷運送食物及日用品給予有需要人士。藥店所提供藥品及鎮靜劑(由於長期飽受折磨，很多人罹患精神病)，很多時候也是分文不收的。

除了食物、必需品、藥品、鎮靜劑外，染髮劑也供不應求。原來當時德軍將猶太人分類，年輕力壯、有勞動能力者被強徵作苦力，老弱傷殘、沒有利用價值者則隨時被處決。不少滿頭白髮者用染髮劑將頭髮染黑，讓自己顯得年青，以圖保命。潘基維茲在回憶錄憶述，其藥店竟賣出了數百公升的染髮劑。

不少猶太人與外間失去聯絡，潘基維茲和其同事協助他們互通訊息，很多時候更會幫他們送信。在這個荒謬的年代，一封家書又何只抵萬金？他也常受人所托，幫忙打探失散親友的下落。

隔離區朝不保夕，有人將遺書或遺物交托給潘基維茲，若自己遭遇不測，請他將遺書或遺物轉交至親。有人將珍重之物請他代為保管，這些物品很多是價值連城，更多的是個人珍重之物，可能是照片、定情信物或父母遺物。由於他深受猶太人信任，藥店保管之物越積越多，為防被軍警發現，潘基維茲將物品轉移到不同地點收藏起來，可見他受人所托，必會忠人之事。

隔離區成立初期，猶太人仍有局部自由。只要他們的證件上有蓋上指定印章，便可在日間暫時離開隔離區。不少猶太人千方百計欲弄到該印章，他們出外的目不一定是為了逃亡，很多人只是想出外工作、養妻活兒，又或者要辦理重要的私事。潘基維茲不遺餘力替他們取得印章，他也常受地下組織受托，將偽造文件轉交有關人士。

由於消息封鎖，很多猶太人都會從藥店接受外間的資訊，例如本地新聞、前線戰況、最新的猶太人政策。藥店更會提供外國通訊社的新聞及地下組織的刊物。若有人打探到任何風吹草動，也會第一時間通知藥店，然後再傳開去。潘基維茲也經常請一些熟稔的軍官飲酒，趁他們酒酣耳熱之際，套取隔離區的動態及最新的猶太人政策。

隔離區的寓所異常擠迫，人與人之間容易發生磨擦，再加上惶惶不可終日，令人心情鬱悶。不少猶太人來到藥店，也沒有特別原因，只是來透透氣，找朋友聊聊天，以酒舒懷、借酒澆愁。潘基維茲結交了不少朋友，他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短暫的惬意時光，也成為猶太人最奢侈的享受。

藥店三番四次面臨關閉命運，為了幫助更多猶太人，潘基維茲心忖，無論如何都要咬緊牙關，令藥店經營下去。他到處奔走，預約各部門主管及軍官，既要據理力爭，也要編織謊言，更少不免要上下打點。因爲他努力不懈，藥店才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1942年6月初，德軍開始遣送隔離區的猶太人。他們對猶太人作出甄選，凡被選中者要於指定日期時間到廣場集合，等待被遣送到其他地方。

潘基維茲透過藥店的窗戶目擊遣送過程：廣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數十輛大型貨車靜待候命，準備將他們送走。士兵大聲疾呼猶太人，命令他們趕緊爬上貨車，動作稍為遲緩者皆被拳打腳踢，部分人更被開槍射擊，無數人趟在廣場，痛苦的呻吟聲此起彼落，醫生護士們忙著搶救傷者。藥店免費提供了不少止痛藥、消毒藥水、麻醉劑、鎮靜劑等。

藥店免費提供了不少止痛藥、消毒藥水、麻醉劑、鎮靜劑等。

遣送行動展開那幾天，潘基維茲曾讓人藏匿在藥店內，才令他們逃過一刧。他也利用私人關係，遊說軍官，使到幾位朋友可以繼續留在克拉科夫隔離區，免於被遣送。

1943年3月，軍方決定永久關閉隔離區，最後清場行動展開。有勞動力者被遣送到普拉佐(Płaszów)集中營從事苦工。年輕的父母被趕上貨車，他們懷抱中的孩子則被強行扯走，不可同行。孩子們失聲痛哭，淚如雨下，大聲呼喊著，叫爸爸媽媽不要離開自己，那撕心裂肺的痛哭聲響徹雲霄。有不少父母早作安排，他們用安眠藥、鎮靜劑等藥物讓幼兒服用，待他們熟睡後，將孩子藏在皮箱內，神不知鬼不覺，一起前往普拉佐。至於那些亳無價值的老弱婦孺，要不被當場擊斃，要不被遣送到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隔離區頓時成為人間煉獄。那些在醫院內行動不便、手無縛雞之力的病人，統統成了槍下亡魂。不少忠於職守的醫務人員也為了保護病人也奉獻出寶貴的生命。

清場行動結束後，隔離區成為了一座死城。其實當時仍有不少生存者，德軍淸場時，他們藏身在閣樓、地窘、貯物櫃、烤爐內，免被屠宰。數天後，當風聲不太緊時，潘基維茲便為他們提供食物，並偷偷地把幾個孩子送出了隔離區。他又動用人脈關係，企圖拯救更多人的性命。他的努力，讓多位被囚集中營的朋友，免遭處決，可以等待到戰爭結束，重獲自由。

戰後，「鷹下的藥店」被收歸國有，潘基維茲出任經理。1954年，他辭掉職務，前往另一家藥店任職。原因是他認為店鋪被政府奪走，如果繼續待在這裡就是代表自己接受了其恩惠。1974年，他正式退休。1993年，這位俠義心腸的猶太人救星與世長辭。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的原著小說作者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曾如此說：Amongst all the survivors I interviewed, the name of Pankiewicz shone.這便是對此位波蘭英雄的最高評價。

延伸閱讀：
《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
《從亂世梟雄到救人英雄──奥斯卡·辛德勒》

參考書目：
Pankiewicz, Tadeusz. Krakow Ghetto Pharmacy. Trans. Garry Malloy. Krak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2018.
Tadeusz Pankiewicz’s Pharmacy in the Krakow Ghetto A Guidebook. Trans. Michal Szymonik. Krakow: Historcial Museum of the City of Krakow, 2013.

紀念館是一所精緻瘦長的兩層民房，細緻而內儉、優雅而沉實，銅仔街一帶有不少類似的民房。

馬來西亞檳榔嶼喬治城是一座迷人的城市。這裡椰林樹影，步伐不太急促，風格迴異的建築、文化、藝術共冶一爐，毗鄰的海灘水清沙幼，讓訪客樂而忘返。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位於喬治城打銅仔街120號(120 Lebuh Armenian)。紀念館前身是一楝民居，乃檳城閱書報社的舊址，也曾經是革命黨人的秘密基地。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章《光華日報》就是在此創刊。1910年11月，孫中山召開庇能會議(庇能乃檳城舊稱)策劃第三次廣州起義(又稱三·二九之役或黃花崗起義)，他就是在閲書報社發表著名的演說。

紀念館是一所精緻瘦長的兩層民房，細緻而內儉、優雅而沉實，銅仔街一帶有不少類似的民房，因此它不至於張揚炫耀而引人注目，而且四通八達，是作為革命基地的理想地點。

鄭和下西洋以降，不少中國男性下南洋經商，他們在當地紮根，並與當地的馬來亞女性通婚，所生的下一代，男的稱為峇峇，女的稱為娘惹。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馬來西亞的文化風俗，日子久了，便孕育了南洋獨特的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不但體驗在當地人平日的衣食住行，更深植在他們的文化藝術、傳統習俗及道德價值觀。紀念館建築呈現了獨特的娘惹風格，其欄杆、地磚、壁畫、槅扇、門柄、窗框、庭、陶瓷乃精雕細琢、美輪美奐的細膩之作。

1910年11月，孫中山召開庇能會議策劃第三次廣州起義，他就是在閲書報社發表著名的演說。

2007年，為了紀念革命黨人在檳城的事跡，中國、馬來西亞兩國合作拍攝電影《夜·明》。這所閱書報社的舊址也是電影的拍攝現場之一。影片洋溢著昔日南洋風情，穿插著真實及虛構人物，全片節奏明快，沒有太多的旁枝末節。編劇以孫中山在檳城籌劃革命的故事為經，以一干人的情感故事為緯，交織出他在南洋的一段故事。本片是鮮有對其紅顔知己陳粹芬有著深刻描繪的一部影視作品。

陳粹芬又名香菱，原籍廈門集美，1874年香港出生，父親為郎中。她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稱「陳四姑」。陳粹芬眉清目秀、圓臉蛋，簡單的清湯掛麵頭，乃民初非常普遍的女生髮式。她談不上是大美人，但外形樸素清爽、通情達理，是頗受男性喜歡的類型。她有陳璧君的男兒氣概、小鳳仙的江湖俠氣及秋瑾的磊落襟懷。感情方面，她如同趙四小姐一樣，愛得義無反顧。

題外話，孫中山有個不雅的外號，名「孫大炮」。意思就是他只懂紙上談兵、誇誇其談、言過其實。1912年，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後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揚言要10年內為中國建設10萬里的鐵道，袁世凱對親信評價他：「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此話頗有見地。幾年後，銀子給花掉不少，但1米的鐵道都未出現。到了2013年，中國的鐵道總長度方能達到10萬里，孫的目標，遲了近整個世紀始能完成。這個10萬里鐵路的計劃與後來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目標同樣不切實際，堪稱是異曲同工。平心而論，這個「孫大炮」的稱號雖有貶義，它倒也反映孫中山口若懸河、雄辯滔滔，有感染力。

陳粹芬眉清目秀、圓臉蛋，簡單的清湯掛麵頭，乃民初非常普遍的女生髮式。她談不上是大美人，但外形樸素清爽、通情達理，是頗受男性喜歡的類型。(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1892年左右，陳粹芬與孫中山在香港邂逅。當時孫中山在香港華人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大學前身)攻讀醫科。孫生得一表人才，幼年曾在夏威夷留學，能操一口流利英語，而且「孫大炮」常高談闊論，鼓吹革命，滿腔熱血，理想之高超乎常人。這樣的男子自然令陳粹芬傾心不已。二人情愫漸生，陳粹芬毅然決定追隨孫中山，為革命奔走。從1892年到1912年，她跟著孫中山出生入死、赴湯蹈火，足跡踏遍澳門、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地，譜出一段感人肺腑的亂世情緣。

由於被清廷通輯，孫中山唯有流亡海外，他到處宣傳革命，籌募經費。基於多次起義皆以失敗告終，其籌款也愈見困難，加上清廷施壓，多個國家將他驅逐出境。在這段四處飄泊、顛沛流離、鬱鬱不得志的歲月中，陳粹芬這位燈火闌珊下的伊人，成為他的生活寄托與精神慰籍。伊人的明眸善睞是灰暗穹蒼的彩霞，她的柔情蜜意宛如寒冬臘月下的暖陽。

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滿清駐英公事館人員拘捕，準備將其秘密遣送回國，幸好得到恩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營救。臨別倫敦前，康德黎送給孫中山一金質懷錶，錶上刻上"Y. S. Sun"。後來孫中山將此彌足珍貴的懷錶轉贈陳粹芬，二人的感情可見一斑。

陳粹芬陪同孫中山四海為家，二人以夫妻的名義掩護。除了照顧孫中山的日常生活，陳粹芬更要充當前者的貼身保鏢。基於女性不太引人注目，她經常負責偷運軍火、傳遞情報、聯絡同志、印製傳單等工作，她也曾經趕赴前線，任勞任怨，展現柔中帶剛的一面。革命同志拜訪孫中山住處，她要負責接待衆人，更要做飯、洗衣服、打掃房間，儼如長嫂。革命黨人如胡漢民、汪兆銘、居正、戴季陶、蔣介石、廖仲愷、馮自由、劉成禺等，都曾被陳粹芬照顧，對她尊敬有加。

根據橫山宏章著作《素顏的孫文》，孫中山的日本摯友宮崎滔天(寅藏)非常欣賞陳粹芬。該書引述了滔天妻子宮崎土子的回憶錄(《亡夫滔天回憶錄》)：「照顧孫先生生活起居的支拿婦人同志，是難得的女中豪傑，拿著(長長的)筷子，精氣十足，不輸男性，大大的眼睛，吃起東西來也是讓人不得不佩服，是不是女性要當革命家，就是要這個樣子才行。夫君轉向我，讚賞支拿的革命婦人，同時鼓勵我，聽聽她充滿精氣的大音量，我在這樣畏首畏尾，就要輸給她了。」(摘錄自《素顏的孫文》)同盟會員馮自由著有《革命逸史》一書，書裡也提及陳萃芬，曰：「總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時，陳夫人恆為往來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備至，同志咸稱其賢。」另一位革命元勳劉成禺題詩曰：「望門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見細兒；隻有香菱賢國嫗，能飄白發說微時。」

電影《夜·明》海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電影《夜·明》尾段，孫中山(趙文瑄飾)要離開檳城，前往廣州策動起義。離別在即，陳粹芬(吳越飾)取出一件新衣服，她紅著眼圈，勉強擠出笑容，說：「給你新做的，穿它走吧。」孫微微點頭。鏡頭一轉，她為他整理衣領，哽咽道：「我有時候在想，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從我眼前消失了，我再也看不見你，我該怎麼辦？」然後轉換話題問「這個造得還挺合身的，你覺得呢？」孫握著她雙手，放在自己胸前，柔聲說：「不要胡思亂想，只要我活著，就會回來。」然後伸出手，輕撫她臉朧。「等我把事情做完，我們生個兒子，我一定給你一個家。」他摟著她說：「在別人眼裡我是孫逸仙，可在你眼𥚃我永遠是孫文，愛你的孫文。」陳終於按奈不住，靠在孫的左肩上，涙水奪眶而出，顫聲說：「我知道。可是這個孫文，在愛我之前，就愛上了革命⋯⋯」此時此刻，她已哭成淚人兒。

《納蘭詞》曰：「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愛情是有期限的。後來革命終於成功了，季節更迭了，孫陳二人的感情也到期了。

普遍相信，二人於1912年4月或5月期間分手。據說5月左右，孫中山已經在追求自己的秘書宋靄齡。有關二人分手的內情不詳，究竟是誰先提出分手？何故分手？

《夜·明》其中一幕，陳粹芬與千金小姐徐丹蓉(李心潔飾)在廚房為孫中山準備生日飯。徐說：「革命成功後，先生就會成為總統，你應該成為總統夫人。」陳的嘴角泛起笑容，笑容看似甜蜜，卻夾著無奈與狡黠，回答說：「其實我不希望他成功。」「為什麼？」徐問。「如果他當了總統，他的夫人應該是一個有文化、有教養、漂亮高貴的女人。可我不是。」「你怕先生會嫌棄你嗎？」對方繼續追問。陳幽幽地回答：「他們都知道我和他的關係。他待我不薄，也不會負我的，可是，我出身貧寒，知識有限，如果我留在他身邊，會給他丟臉的。我這樣想是不是太自私了？」

革命成功後，是否有人始亂終棄？抑或是陳粹芬「功成身退」？也許，如電影對白，她覺得自己配不起孫中山。或許，她不想讓流言蜚語中傷愛人，自己無名無份，而且孫夫人盧慕貞也回到他身邊，退出是最好的選擇。那麼，是陳主動提出分手嗎？如是，孫中山有沒有極力挽留？一切的謎團，消失在歴史的迷霧中。

紅樓夢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黛玉妹妹畢生只愛一人。陳粹芬也只愛一人。可惜，老孫卻見一個愛一個(而且都是年輕貎美的)。宋靄齡拒絕了孫中山，嫁給了孔子的75代孫孔祥𤋮。1914年，二妹宋慶齡代替靄齡出任孫的秘書，兩人很快墮入愛河。翌年，她不顧家人的反對，和後者結婚。

胡漢民等革命黨人皆強烈反對孫宋二人的婚事。姑且不論二人年紀相差27年，孫中山本身是有家室之人，他為了迎聚宋慶齡，不惜和元配盧慕貞離婚，這件事傳開去成何體統。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澍，曾有恩於孫中山，現在孫居然不顧其反對，硬要和他的女兒結婚，實屬忘恩背義。更何況，在革命黨人心目中，陳粹芬陪同孫中山出生入死多年，其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孫及革命，在情在理，前者才有資格成為孫夫人，他們都為陳粹芬的遭遇而忿忿不平。孫宋在東京結婚當天，出席者大部分皆為日本友人，孫的中國同志幾乎無人出席。

不少中國男性下南洋經商，他們在當地紮根，並與當地的馬來亞女性通婚，所生的下一代，男的稱為峇峇，女的稱為娘惹。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馬來西亞的文化風俗。

多年以後，陳粹芬對人說：「我跟孫中山反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救國救民的志願已達，我視富貴如浮雲；中山自倫敦蒙難後，全世界的華僑視他為人民救星；當了總統之後，貴為元首，崇拜者眾；自古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我自知出身貧苦，知識有限，自願分離，並不是中山棄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負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後，有了賢內助，諸事尚順利，應為他們祝福。」一席話，突顯她的豁達大度與坦蕩胸懷，卻令人唏噓扼腕。

戀愛的回憶既甜蜜亦苦澀。伊人內心深處的淡淡悲傷與哀愁，時間帶不走、歲月也洗不掉。雖然未能與孫中山長相廝守，她一直關注遠方的愛朗，默默為其祝禱，十數年如一日。

1925年，孫中山辭世，當時陳粹芬身在南洋，噩耗傳來，令她肝腸寸斷。她為孫中山遙祭七天，道：「我雖然與中山分離，但心還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夢見他在空中飛翔。」

她愛他愛得迴腸盪氣、無怨無悔，想他也想得陰晴圓缺、天荒地老。

那麼，陳粹芬如何渡過她的下半生？

1912年末，她得到孫中山兄長孫眉的照顧，前往澳門定居。孫家給予她名份，全家上下視她為家人。1914年左右，陳粹芬隻身前赴檳城隱居，與朋友投資橡膠園。當年，她和孫中山浪跡天涯，曾多次前往南洋馬來亞及新加坡，那裡有不少二人的回憶。當年二人相濡以沫、刀光劍影，如今她孑然一身，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回首前塵往事，令伊人千迴百轉、百感交集。正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陳粹芬行事低調，深居簡出，對於革命往事，她三緘其口。她也從來不以「革命功臣」或「孫中山的女人」自居，以圖撈到任何好處。陳粹芬在南洋期間，收養一女孩，取名孫仲英，二人相依為命，感情非常深厚。1931年，她攜同養女回國，後來孫中山長子孫科將她接回廣州安頓，並托她照顧兩名兒子(中山孫子)。

1936年，蔣介石南下廣州，聽聞這位相識於微時的陳四姑在附近定居，於是修書一封，並出資數萬兩，命人為其築房子，讓她頤養天年，以聊表心意。一位身處江湖之遙的婦人，竟然讓居廟堂之高的蔣委員長費心，可見陳粹芬在革命黨人心中的地位不輕。後來廣州淪陷，房子還未蓋好就被炸毀。

孫仲英回國後認識了孫乾(又名孫治乾)，二人相戀。後者是孫盾的孫子，即孫中山的侄孫。名份上，孫仲英是孫中山的養女，是孫乾的姑姑。這段姑侄戀遭孫眉及盧慕貞反對，孫科卻極力贊成。後來長輩讓步，條件是孫仲英離開孫家，如此一來她便不是姑姑，兩人的婚事便不違長幼尊卑之觀念。為了成全愛女，陳粹芬忍痛與孫仲英脫離母女關係，後者恢復原姓，名蘇仲英，從孫家女兒轉為孫家媳婦。陳蘇二人母女名份不再，但感情依舊，孫乾也侍奉陳如丈母娘。他和妻子生了5子，陳粹芬得享天倫之樂。

陳粹芬晚年在中山定居，而盧慕貞則住在澳門，兩人時有來往，情如姐妹。1960年10月，這位傳奇的陳四姑濭然長逝，其喪事一切從簡，家人將她葬於香港九龍荃灣華人永遠墳場。1992年，孫乾把她改葬中山翠亨村孫家祖墳。

上個世紀，陳粹芬之事跡鮮為人知。原因之一是她行事低調，不欲令孫中山尷尬或名聲有損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國民黨為了神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的功績一概抹掉，更何況是女流之輩的陳粹芬。更甚者，她與孫的往事多少也構成孫人格上的「污點」，當然要束之高閣。國共相爭時，共產黨為了突顯宋慶齡的偉大，陳粹芬對革命的功獻也略去不提。慶幸，海峽兩岸近年重新肯定了她的事跡，總算填補了這片歴史空白。

愛一個人有很多種方式。宋慶齡非常崇拜孫中山，為了與他結婚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一切，從上海直奔東京，投入情人懷抱。陳粹芬的愛則包含「大局為重」的考量，她既覺得自己不足，也不欲有損愛人名聲，毅然決定割愛。她的選擇，讓人欽佩，更令人心酸。

電影《六弄咖啡館》有句話說得很好：「愛人是一種能力，被愛是一種天賦」，陳孫二人，一人有能力，另一人卻有天賦。

參考書目：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北：八旗文化，2017。
七月流火著。《孫中山和他的女人們》，香港：環宇文化，2011。

八百津町位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舉目四望，但見連綿山脈、翠綠縈繞、河川蜿蜒。由於位置偏遠，公車班次疏落，沒有火車可達，最好就是驅車前行。

此行之目的，是為了參觀杉原千畝紀念館。紀念館座落在八百津町人道之丘公園，公園也是為紀念他而開闢的。

多年前，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港譯《舒特拉的名單》)，票房賣個滿堂紅，讓公衆開始關注在二戰中，那些拯救猶太人的無名英雄。這位杉原千畝，同樣也是猶太人的恩人，更被視為「日本的辛德勒」。(延伸閱讀：《從亂世梟雄到救人英雄──奥斯卡·辛德勒》)

1900年元旦，即20世紀的首天，杉原千畝呱呱墜地了。在如斯特別的日子來到這世界，似乎注定他不平凡的人生。他出身小康家庭，父親在税務機關上班。杉原自幼便展現了過人的語言天賦。他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後，志願是當一名英語老師，但父親希望他考醫科。醫學院舉行入學考試，他僅填上姓名，交了白卷後施然離去。1918年，杉原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英語系，由於沒有父親經濟支持，他要一邊讀書，一邊工作賺錢交學費。翌年，適逢日本外務省(即外交部)招聘人才，提供海外留學課程、獎學金與及在職培訓。杉原把握機會報名，並獲得接納。

杉原被外務省派到中國哈爾濱進修，學習俄語。這段期間，他認識了上帝，加入當地的東正教教會，從此改變其一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三省。翌年，滿州國(或稱偽滿州國)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成立，杉原往當地日本領事館任職，成為蘇聯專家，專注處理有關蘇聯事務。紀念館展出一份他年輕時所摘寫、厚數十頁的蘇聯硏究報告，顯示他年紀輕輕開始已在外交部嶄露頭角。杉原曾協助日本政府以較低價格，從蘇聯手中買下南滿鐵路，被後者視為眼中釘。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1935年，由於目睹日本軍人對中國老百姓的暴行，他憤而向外務省申請調回日本，並獲得接納。他離開前，還與白俄羅斯籍妻子辦理離婚。

1936年，外務省欲派駐杉原前往莫斯科，不過，由於南滿鐵路一事，蘇聯對其心存芥蒂，事情因此擱在一邊。1937年，他被派往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擔任領事館翻譯。

1939年，杉原被派前往立陶宛考那斯(Kaunas，當時首都)的日本領事館任職，陪同他赴任的有第二任妻子池田菊子及兩名兒子。領事館是樓高兩層的洋房，既是辦公地方，也是他們一家的居所。表面上，杉原是擔任領事，其實他還要負責情報工作。在立陶宛期間，他頻頻與波蘭情報人員接觸，捜集有關德軍動向消息。

此為冗筆。或許讀者會心生疑問，德國距離日本如此遙遠，何故日本人要打聽德軍動向？原來，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德蘇兩國關係緊張，雙方都各懷鬼胎，兩大強權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另一邊廂，日蘇兩國關係也好不到那裡。蘇聯東邊與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接壤，日軍要處處提防對方入侵。日本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德蘇兩國開戰，蘇軍必定傾全國之力應付而無暇東顧，如此一來，日軍便毌須提防蘇軍，可以集中力量進攻中國大陸腹地。

回到正題。1940年7月某個早上，杉原拉開房間窗簾，窗外情景令他吃了一驚。他的領事館有金屬圍欄圍繞著，圍欄外站竟滿黑壓壓的人群，乍看之下，少說也有一、二百人。

那些人表情各異，有人滿臉倦容、有人則心神晃忽、還有人面色凝重、更有人神情哀慟。不少人扶老攜幼，帶著一家人前來。也有人攜帶細軟行李，顯得風麈僕僕，似乎從遠地而來。有人神色焦慮，大力搖晃官邸閘門，恨不得可以破門而入。也有人雙手緊握著欄杆，神色焦慮，前額貼著圍欄，雙目注視領事館動靜，似乎恨不得把頭也探進欄杆內。更有人等得不耐煩，企圖攀越圍欄，進入官邸，幸好馬上被保安人員喝阻。

杉原從使館人員口中得知，門外人士欲入內會見他，料這些人必有要事而來。杉原要職員通知他們，讓他們派四、五名代表入內，他願意接見，聆聽他們陳請。

杉原會見了那幾名代表，原來門外全是猶太人，他們希望取得日本過境簽證(transit visa)。事業原委是如此：當年德軍入侵波蘭，四處逮捕、殺害猶他人，領事館門外的猶太人，大部分是從波蘭亡命而來。他們心知，狼子野心的德國人，很快便會入侵立陶宛，他們必須盡快逃走，否則便兇多吉少。地理上，立陶宛東西分別與蘇聯與波蘭接壤，往西已沒有去路，唯一的出路，便是往東邊的蘇聯，然後再乘搭西伯利亞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前往蘇聯東岸，再乘船離開，前往他國。按照蘇聯規定，過境人士，又必須有第三國簽證。於是，這群無助的猶太人，便希望能夠獲批日本過境簽證，以便進入蘇聯境內，再從蘇聯，東渡日本，再前往他國。

杉原本身是一名虔誠的教徒，他非常同情猶太人的遭遇。他曾參加當地的猶太人舉行的聚會，耳聞猶太人被德軍殺害的慘怳。不過，作為一名外交人員，他不但要考慮這是否合乎國家利益，而且必須得到外務省批準。

為了幫助猶他人，杉原給外務省發電報，道出事情始末，希望得到允許。外務省否決其情求後，他沒有氣餒，再次陳情己見、據理力爭，結果再一次遭否決。據說，杉原最少發了三封電報，但每求都被駁回。

此時，杉原陷入進退兩難，他十萬分願意幫助那些近乎絕望的猶太人。當時局勢異常緊張，大部分使館已經撤離，自己已是他們的最後希望。不過，假若違抗外務省命令而發出簽證，其政治生涯可能就此斷送。更甚者，當時立陶宛已在蘇聯紅軍控制下，自己在蘇聯人眼皮子底下蹚這渾水，再次得罪對方，不單害了自己，還禍及家人。

其實，杉原要拒發簽證，還有一個借口，那就是：幫了也是白幫。何解？試想，猶太人要從蘇聯西部前往東部，橫跨蘇聯國境遙遙數千里，路程何等遙遠艱辛。蘇聯人也不是省油的燈，猶太人在途隨時會被盤問、扣押、拘捕、勒索、搶劫，實屬吉兇難卜。

被外務省否決所求後，杉原陷入凝思，他徹夜未眠，經過反覆思量、再三躊躇，終於，良知戰勝了理知。他決定不顧一切，幫助這群可憐兮兮的猶太人。甫一作出決定，杉原便在官邸的辦公室逐一會見那些歡天喜地的猶太人，並批出簽證。消息不脛而走，申請者紛至沓來，領事館前排出一條長長的隊伍。

紀念館展品中包括當年杉年所批出的簽證。原來那個年代的簽證，除了要在護照上蓋上印章，還要在旁邊書寫一段文字。雖然申請者為數眾多，在菊子的協助下，杉原很有耐心地寫完又寫、批完再批。

據外務省規定，申請過境簽證者必須符合兩項條件：第一、申請人要出示第三國簽證，以證明自己有另一目的地；第二、要有足夠盤川，可以應付停留日本的起居飲食。不少申請人僅能符合其中一項條件，甚至兩項條件皆不符合者也大有人在，杉原也毫不猶豫接納他們申請。據說，有人甚至沒有護照僅遞上一張白紙，他也照樣批出簽證。他跟自己說，一切盡力而為吧，其餘的就交托上帝。

那段時間，杉原除了睡眠外，每天從早到晚忙著簽證工作。當時他早已接到指令，要調去德國，而領事館也快將關閉。他深知，時間緊迫、刻不容緩，能幫一個算一個。

8月尾，日本領事館關閉。當天，申請人仍絡繹不絕。杉原與家人搬到附近飯店暫住，雖然體力幾近透支，他仍會見申請人、寫簽證。9月5日，他拖著疲憊的身軀 在火車站月台等候前往柏林列車時，仍在拼命地書寫，一秒也不敢鬆懈。到登上火車就座後，看見不少人從車窗外遞入證件，他又繼續揮筆，每寫完一份文件就將其遞出窗外，然後又趕緊寫下一份。須臾，窗外傳來「嗚嗚」之聲，原來是火車鳴笛聲。接著窗外風景開始緩緩移動，轟隆轟隆之聲漸趨急促。杉原寫好手上文件後，旋即扔出窗外。此時，有人在月台上追逐火車，一邊揮手、一邊高聲喊著：「我們不會忘記你！我們會再見面的！」，直到火車絕塵而去。此刻，在車廂內，菊子正坐在丈夫身邊，其淚水如同斷了線的珍珠鍊，潸潸地流下來。

甫踏出紀念館門外，天色變得昏暗。耳邊掠過的呼嘯，是颼颼風聲，還是孤兒的哀嚎？擱在臉龐上的水點，是霏霏細雨，還是母親的淚水？

大戰過後，杉原一家回到日本。有一天，他回到外務省辦公室後，長官面見他並要他自動辭職。長官沒有直接解釋，僅道：「你知道原因的。」

對於杉原來說，這如同晴天霹靂，他從一名前途無量的外交官成為失業漢。為了養家餬口，杉原當過超級市場與及雜貨店職員。後來，一間貿易公司聘請了他。由於精通俄語，他被派駐莫斯科，待了數年。有一次，杉原的么子(他一共有四名兒子)前去莫斯科探望他，他跟兒子說，晚上要吃大餐。兒子以為父親要帶他去高級餐廳飽吃一頓。豈料，杉原帶他去鄰近的超市，買了一些馬鈴薯和香腸，回到家後，他將一個電爐搬入浴室內，電爐上放了一鍋水，然後便在浴室煮熟那些馬鈴薯和香腸。這就是杉原所說的「大餐」。「大餐」況且如此，可想而知，他平日生活是如何拮据。

1968年，有人從以色列前來拜訪杉原。後者一征，渺無頭緖，不知眼前人是何方神聖。這人道：「杉原先生，雖然你不記得我，但我每天都想起你！」他遞給杉原一份泛黃而有摺痕的紙張，紙上有日本領事館的蓋印和杉原的字跡。那人眼泛淚光，哽咽說：「很多人和我一樣，多年來一直保存著這張紙！」這人是一名猶太人，二戰期間，杉原曾經給他發出日本過境簽證。當年，他就是全靠那份簽證，成功逃過一刧。多年後，他已成為以色列外交人員，但仍念念不忘杉原救命之恩，一直四處尋訪恩人。他曾到過外務省去打聽，得到的答覆是查無此人。幾經辛苦，他終於找到杉原，喜不自勝。杉原百感交集、如夢初醒，紙上的字跡和蓋印早已褪色，但往事卻仿如昨日，瀝瀝在目。

自從立陶宛一別，杉原從此就沒有那羣猶太人的音訊。從這人口中，他方知道，當年有不少猶太人，離開立陶宛後，乘搭西伯利亞鐵路，橫跨蘇聯，到達了東岸城市海嵾威(Valdivosrok)，然後再乘船，千辛萬苦下抵達日本敦賀港，保住了性命。這刻，多年來的懸念終於解開，杉原總算老懷安慰。

多年的風霜，杉原從一位風度翩翩、長袖善舞的外交官，成了一名不苛言笑、沉默寡言的白頭老翁。他一直保持低調，從來沒有打算替自己翻案，恢復名譽。他也沒有以猶太人救星自詡，對於當年所做之事，他一直三緘其口，就算是其兒孫，也並不知情。他沒有意圖從中得到任何好處。有一次，以色列方面派人探望杉原，並問他有沒有甚麼可以幫忙。杉原回答對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么子能夠去以色列讀大學。

1985年，杉原獲得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Nations)，以表揚他對猶太人作出的貢獻，至今，他依然是唯一贏得此獎項的日本人。當時，他已垂垂老矣，身體虛弱，未能遠行，由妻子及長子代為領獎。翌年，他蒙主寵召，以色列遣派了代表團參加其喪禮。自此之後，杉原的事績始在日本國內流傳，成為家傳戶嘵的名字。

杉原是一個特立獨行、不願隨波逐流的人。在父權至上的日本社會，實屬異類。年青時，他違抗父親，放棄唸醫科。在哈爾濱時，他是少數領洗成為教徒的日本人。他恥與殘忍的關東軍為伍，毅然回國。在立陶宛，他又不顧長官反對，義助猶太人。

其實，無論在公在私，杉原有無數理由拒絕猶太人，但最後他仍決定施以援手，原因只有一個：於心不忍。他僅是一名普通外交官，為了做一件正確的事，斷送了前途，換來鬱鬱不得志的後半生。他毫不後悔、毫無怨言。他曾說過：「我給予猶太人簽證，違抗了外務省的命令，但如果我不如此做，就是違背了上帝。」

有云「成事在人，謀事在天」。杉原並非「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豪傑，更沒有「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他僅是盡己所為，然後將結果交托自己的主上帝。在立陶宛期間，他批出了1200多份簽證。不過，當時一份簽證，是可以作為整個家庭的旅行文件，有人估計，他拯救了超過6000名猶太人。

杉原的一生，說明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偉大的事。

延伸閱讀：
《猶太人的救星：潘基維茲和他的傳奇藥店》
《從亂世梟雄到救人英雄──奥斯卡·辛德勒》

台北士林公園的士林官邸，是當年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赴台後的居所。這座官邸現已成為古跡，近年受到大陸觀光客青睞。每當一車車的觀光客來到，靜謐的氛圍頓時煙消雲散，官邸門前變得熙來攘往，鳥兒的啁啾聲也被人聲掩蓋。相反，距離官邸幾步之遙的凱歌堂則顯得門庭冷淸，殊不知，這座凱歌堂其實大有來頭，也是歷史見證人。它是蔣介石夫婦二人的私人禮拜堂，不少國民政府高層也曽在此參加禮拜。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尼克森也曾在此耹聽講道。

凱歌堂是一楝西式的紅磚建築。我去的時候，門已鎖上。隔著玻璃窗觀看，禮拜堂室內以紅色為主調，估計是代表耶穌的鮮血。室內有紅地毯、紅絨窗廉、講道台鋪上紅絨布，台下大概有六十張木椅，天花掛上水晶吊燈。個人認為，以一間禮拜堂而言，陳設略嫌繁複。

禮拜堂室內以紅色為主調，室內有紅地毯、紅絨窗廉、講道台鋪上紅絨布，台下大概有六十張木椅，天花掛上水晶吊燈。

《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一書中記錄了一則小插曲。1960年某個週日早上，凱歌堂依常舉辦禮拜。參加眾都是政府高層，蔣氏夫婦坐在最前排。禮拜完畢，蔣氏夫婦在眾人目送率先離座。當蔣夫人離開禮拜堂前，她睢見一名禿頭老翁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上，便湊上前與其握手後，方始離去。眾人納悶，這位老翁究竟是何方神聖，竟勞動夫人主動跟他打招呼。頃刻，有人認出，那名老翁竟是鼎鼎大名的「東北虎」張學良張少帥！自西安事變後，少帥遭蔣介石「嚴加管束」，已經絕跡公開場合多年，居然在此露面！這也表示，蔣對少帥的軟禁，也開始寛鬆了。人人乍驚乍喜，大家爭著上前與其握手寒暄。*

少帥張學良失去自由數十年，這段日子，他一直得到蔣夫人的照料和眷顧。在後者的鼓勵和影響下，少帥更成了基督徒。心細如髮的蔣夫人，那天自編自演了這齣戲，巧妙地宣布少帥已獲得局部自由。

二人的故事要從1925年談起。那一年，五卅運動爆發，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進入上海維持秩序，受到各界招待，其風頭一時無倆。在某個酒會上，少帥認識了宋美齡，二人年紀相若，男的長得氣宇軒昂、風度翩翩，女的高貴優雅、才貎雙全，二人不約而同都受過西方敎育，在當時屬於極少數，興趣相投，因此有說不盡的話題。據說，二人約會了數次，宋美䶖帶少帥在上海四處參觀遊覽。

少帥年老時回憶：「若不是當時已有太太(于鳳至)，我會猛追宋美齡。」(摘錄自  王書君《張學良口述自傳》)。不過，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男的敢追，女的對其有意，二人也不見得會開花結果。原因是宋美齡來自基督教家庭，她本人也是虔誠的教徒，不贊同一夫多妻。更何況，宋美齡並非一般小傢碧玉，她有非一般的抱負和理想。她與趙四截然不同，不會為了愛情而奉獻一生(延伸閱讀：《少帥在五峰鄉的日子》)，畢竟人各有志。

時光一晃，二人再次見面時已經是1929年，宋美齡已成了蔣夫人。她陪同蔣介石，在北平與少帥會面。甫一見面，蔣夫人便説：「漢卿，你好啊。」蔣介石一征，問：「妳怎麼認識他呢？」夫人笑著回答：「我認識他還在認識你以前哩！」(摘錄自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

1931年，少帥丟失了東北三省，繼而又失去錦州與熱河，後來蔣介石派他圍剿紅軍，屢屢受挫，損兵折將。少帥求蔣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但遭拒絕，雙方多次發生口角。1936年12月，少帥與楊虎城趁蔣來到西安巡視，發動兵變，將其囚禁，以圖迫使其放棄剿共，一致對外抗日。

蔣夫人得知丈夫被脅持，嘎然晴天霹靂，幾乎當場昏倒。她早知丈夫與少帥有不少矛盾，郤萬萬料不到後者竟然大膽到扣留國家領袖，此事簡直是曠古未聞，少帥把天捅了一個大窟窿。

當時南京政府高層一片混亂，人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有人力主和平解決事件，有人主張討伐張楊二人，更有人心懹鬼胎，提出要轟炸西安，其實欲借平叛為由而將老蔣除之。

蔣夫人幾經辛苦、力排眾議，才得到政府同意暫緩攻打西安，由她親赴西安談判，營救丈夫。與她同行的，還有宋子文與澳洲人威廉·端納(William Donald)。前者為蔣夫人兄長，後者乃蔣氏伉儷外籍顧問，也曾擔任少帥私顧問。二人與少帥交情皆不淺，有熟人在，萬事也好商量。

當專機快要抵達西安時，蔣夫人將一支手槍遞給端納，並吩咐他，飛機著陸後，如有士兵不受控制，欲對自己不利，便開槍打死自己。段納一笑，說：「上帝和夫人同在，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少帥親往機場迎接蔣夫人。當年，二人在上海相知相交，如今江山依舊，人面卻已全非，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少帥見到蔣夫人時，神色既內疚又尷尬，幾乎不敢直視夫人。反而蔣夫人裝得若無其事說：「漢卿，請不要下令讓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為我害怕他們把我的行李給翻亂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帶的衣服、用品多。」少帥急忙回答：「夫人何出此言，我怎麼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

當蔣夫人離開禮拜堂前，她睢見一名禿頭老翁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上，便湊上前與其握手後，方始離去。眾人納悶，這位老翁究竟是何方神聖，竟勞動夫人主動跟他打招呼。頃刻，有人認出，那名老翁竟是鼎鼎大名的「東北虎」張學良張少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氏夫婦一衆人，平安回到南京。這時侯，危機過後，少帥卻成了階下囚。蔣夫人之前對少帥懊惱與埋怨，早已轉化為諒解與同情。國民黨的文獻，對少帥及事變嚴厲譴責批判，蔣夫人在1937年3月撰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的觀點則大相徑庭。她解釋：「西安事變的經過、狀況之復雜，決非中國過去的兵變可以比擬。」她又指出張學良「從頭至尾，絕未提金錢與權位事。歷來叛變軍人所斤斤不能去懷之主題，此次竟未有壹人置懷，由此足見彼等此舉，有異於歷來之叛變。」

事變後，少帥被蔣介石「嚴加管束」，他與趙四小姐曾被多番轉移，後來在台灣五峰鄉井上溫泉住了十多年。作為人妻，蔣夫人要以丈夫利益為依歸，遵其意志而行，她沒有辦法讓少帥回復自由身。她可以做的，便是噓寒問暖、關懷備至，並給予他精神的支持。

由於山上物資匱乏，蔣夫人經常叫為少帥帶來各類食品、書籍、雜誌、電器及日常家品。每逢佳節，她必為少帥凖備應節食品，例如中秋節有月餅茶葉、端午節有粽子，每年少帥生日也為收到蛋糕賀福。蔣夫人出外回台，總會為少帥帶來海外的的禮物，就連他與海外親友間的書信也是托蔣夫人代為轉交，連家事也是托夫人幫忙。為了向蔣夫人表達感謝之情，少帥偶爾也將個收藏的字畫贈送予她，其中更包括蘇東坡的真跡。

少帥幽居數十年，一直與蔣夫人保持書信往來。少帥遣留下來的五百多封信件，單是蔣夫人就佔了一百多封。透過這些信件，我們更加了解二人間的互動：

1950年4月，蔣夫人寫信給少帥，二人已十數年未曾見面，信中説：「自我返國，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見過面⋯⋯但每次要去看你時，總臨時有事⋯⋯但我向你保證我沒有忘記你⋯⋯所以，下週末我將可以來看你。」少帥回信說，前往五峰鄉路途遙遠顛簸，叫夫人不要前來，後來，二人在大溪見面。(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51年3月，蔣夫人身體不適，少帥去信慰問，對方回信：「因不慎從樓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週⋯⋯這樣行走不便還會保持幾個月⋯⋯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請隨時告訢我好嗎？」(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52年5月，蔣夫人臨慕石濤的畫，托人轉交少帥，她道：「我希望你會喜歡，請你包涵我的生澀筆法，到底我學習國畫僅11個月，我的原則是不將我的畫送人⋯⋯但我將此畫送你留作紀念。一幅美齡初學的畫，也許會引起你的興趣。」(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蔣夫人長期受皮膚疾病困擾，1954年赴美就醫，期間見了少帥元配于鳳至，她寫信告訴少帥：「我前兩天剛回台北⋯⋯在舊金山見到鳳姐姐，她到醫院来看我，次日我們一起吃晚飯⋯⋯她能說英語，而她看來比我十年前見她還要年輕十歲，我既驚訝又高興，見她如此自立⋯⋯但她非常想念你⋯⋯」(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少帥夜裡挑燈看書，視力不太好。蔣夫人聞訊後，叫人從外國帶來一盞台燈，並說：「這種台燈，我在美國也有一個，非常好用⋯⋯」(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夫人逐漸淡出政壇，晚年在紐約深居簡出。1991年，少帥也赴夏威夷頤養天年。自此之後，二人沒有再見面，不過，每逢佳節會互贈禮物道賀。2001年，蔣夫人在紐約家中得知少帥離世，她心情異常沉重，數日不語。少帥喪禮上，她所來的花圈寫上：送張漢卿先生遠行。蔣宋美齡敬挽。

假若將海峽兩岸近代史比喻為一首風雲幻變的交響詩，張宋二人的情誼就是一小段輕鬆愉悅的快板。二人的故事宛如烏雲縫隙中的一道綺麗彩霞，也仿若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少帥一生倍添傳奇，夫人也更加溫婉動人。

* 根據《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一書所指，故事是發生在台北士林禮拜堂，據我推測，應該就是現今台北士林公園內的凱歌堂。

參考書目：
端納口述∕ 澤勒著 《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1994。
張學良口述∕ 王書君著，《張學良口述自傳》，香港：香江，2004。
張閭蘅、張閭芝、陳海濱編著，《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北京：三聯書店，2006。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