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麗莎失竊事件簿

巴黎羅浮宮(Louvre, 延伸閱讀:《貝聿銘的金字塔》)擁有無數奇珍異寶、和璧隋珠,不少更是藝術史上的曠世之作。不過在眾多珍藏瑰寶中,單憑知名度而言,首推文藝復興(Renaissance)作品蒙娜麗莎(Monna Lisa)。每天皆有無數觀光客擁簇在蒙娜麗莎身旁,人人前仆後繼,爭相與伊人合影留念,咔擦咔擦聲響個不停,場面堪稱博物館奇景。巴黎市大街小巷,與蒙娜麗莎有關的商品、紀念品俯拾皆是,其風頭無「畫」能及、歷久猶新。

蒙娜麗莎乃李安納度·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巨作,據說花了他4個寒暑方能完成。蒙娜麗莎是畫在白楊木板上,長77公分,寬53公分。畫中伊人長髪披肩、冰肌玉骨、體態豐滿、酥胸微露。她的雙瞳如剪水,表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又仿若欲言又止、欲語還休。達文西技巧高超,如鬼斧神工,他能夠捕捉瞬間即逝的回䀵一笑,用畫筆將其凝固於永恆。在那個未有照相機、攝錄機的年代,畫家的觀察入微令後人折服。另外,仔細瞧瞧,你會發現蒙娜麗莎的雙手和臉上輪廓不見任何線條。其實達文西用了暈塗法(sfumato),他利用糢糊漸變的色彩代替線條,加強美感。伊人身後背景也是焦點所在,她身後的左右兩邊背景,似乎並非源於同處,如此構圖鮮見於同時代其他作品。這純粹是美學所需還是背後另有深意,專家未有共識。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無數有關蒙娜麗莎的謎團仍尚侍解開。畫中女子究竟是何人?來自何方?歷來眾說紛紜。有人說是達文西的自畫像,也有說是畫家的同性伴侶。不過,大部分人都相信畫中的模特兒為麗莎·康喬多(Lisa del Giocondo),是一名富商的妻子。達文西便是受該富商委托,為其妻子畫一幅肖像畫。不過有人反駁,既然是受人所托而畫,為何達文西完成後並未交給委托人反而一直留在身邊?歷史的層層迷霧仍未撥開。

縱使蒙娜麗莎是偉大傑作,即使其背後也有不少謎團,不過,假若沒有百餘年前的失竊事件,該畫也不會聲名竄升,舉世聞名,萬千寵愛於一身。

事件發生於1911年8月20號。盜畫者為意大利人皮魯吉亞(Vincenzo Peruggia),他是羅浮宮所聘用的臨時工,負責安裝及更換畫框。話說他完成了當天的工作後,趁沒有人注意時,藏匿在羅浮宮某隱蔽角落,直到夜闌人靜,所有人已離開時方溜出來,他躡手躡腳地走到掛畫處,以熟練的手法將蒙娜麗莎取走。皮魯吉亞要離開羅浮宮之際,方發現原來門口已經反鎖了。無計可施下,他唯有等到白天,待有人開門始離開。説實話,作為盜畫者,竟沒有為自己安排退路,皮魯吉亞不僅毫不專業,似乎有點愣頭磕腦!

不過,有關蒙娜麗莎被盜過程,也有另一說法。話說8月21日為羅浮宮閉館日,但由於有工作人員出入而沒有上鎖。當天早上,皮魯吉亞穿著白色的工作人員制服進入博物館,未有引起任何人懷疑。他悄然走到蒙娜麗莎跟前,打量四周,確定附近無人,將畫連同畫框搬到樓梯間,然後再將畫取走,溜之大吉。

無論如何,大家可以看出,那個年代的博物館保安措施真的是錯漏百出、因陋就簡,簡直形同虛設。

可笑的是,直到翌日羅浮宮開門時,職員仍懵然不知。有參觀者發現蒙娜麗莎不在原本位置,於是向職員查詢。起初,職員還以為它被攝影師取走以作拍攝之用,要數小時後始證實該名作不翼而飛。這一驚真的非同小可。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巴黎市警察空羣而出,如臨大敵。羅浮宮還特意閉館一星期,以配合警方調查。警方查了又查,但一直苦無頭緒,蒙娜麗莎如同人間蒸發。警局上下均感到黯然無光。畫家畢加索(Pablo Picasso)曾被帶回警局問話,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

其實警方並非沒有機會破案,他們也懷疑失竊事件乃羅浮宮「家賊」所為。蒙娜麗莎畫框留有皮魯吉亞的指紋,警方套取了羅浮宮職員的指紋,逐一檢視對照,以圖找到盜匪。但不知是館方還是警方犯的低級錯誤,他們竟忘了套取皮魯吉亞這位臨時工的指紋!警方也曾前往他寓所搜查及問話。前面曾提及蒙娜麗莎是畫在木板上,不易藏匿,當時皮魯吉亞把她藏在寓所床底下皮箱的夾層內。不過警察在他寓所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他們就這樣和伊人察身而過。

蒙娜麗莎的失竊案,轟動了巴黎以至整個西方社會。在那個仍未有電視、電影、互聯網的年代,報紙幾乎是唯一大眾傳播媒體。各大報章都以頭條報導此宗新聞,蒙娜麗莎成了世人關注的焦點。即使對藝術一無所知、對繪畫一䆻不通者,也知道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莎被盜。一夜之間,蒙娜麗莎知名度驟然飆升,其風頭蓋過了世間上所有藝術瑰寶珍藏。

羅浮宮內,原本掛蒙娜麗莎的位置已經縣空,但每天有不少人特地前去「懷念」、「憑弔」,更有人獻上鮮花致意,仿若伊人已香消玉殞矣!

兩年後,仍然未有任何關於蒙娜麗莎的消息。

1913年11月29日,佛羅倫斯畫商蓋里(Alfredo Geri)收到一封署名李安納度(Leonardo)的信。寫信人指,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就在自己手上。他又說,由於畫家是意大利人,該畫也應該屬於意大利擁有,冀望能夠物歸原地。讀者們應該猜到,寫信人正是皮魯吉亞。

蓋里怔怔地看著該封來歷不明的信件,過了半响,才回過神來。他思忖,信上所言是否可信?究竟這是惡作劇?還是騙案?還是瘋子所為?為了慎重起見,他聯絡了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館長波吉(Giovanni Poggi),後者答應一同前往求證。

12月9日,在波吉的陪同下,蓋里前往皮魯吉亞下塌的Albergo Tripoli-Italia。此是一所廉價旅館,鄰近佛羅倫斯火車站。皮魯吉亞引領二人進入其設備簡陋的房間,他從床底拉出皮箱,將其放在床上。接著他打開皮箱,取走所有衣物及用品,在皮箱的夾層內取出蒙娜麗莎。波吉小心翼翼地鑑定,當確定眼前畫是達文西真跡時,他和蓋里皆狂喜,但二人壓抑心中的激動興奮。波吉故作鎮定地對皮魯吉亞說,他初步認為該畫是真跡,不過仍要進一步鑑定,然後借故離開。對方似乎毫無懷疑,也由得他離去。波吉離開旅館後,馬上通知警方。警方趕到現場,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制服皮魯吉亞,取回了蒙娜麗莎。

此宗前無古人、驚天動地的世紀盜案,就此落幕,破案過程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盜畫者既非妙手神偷或飛天大盜,而破案者更不用勞動福爾摩斯或包青天再世。

可堪玩味的是,皮魯吉亞下塌飯店位置與當年康喬多的居所只是近在咫尺。該名畫失蹤兩年後,竟在其誕生地重現世間,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

皮魯吉亞被捕後,承認偷竊罪名。他指自己偷畫,並非因為貪圖財物。他聲稱自己乃愛國者,希望將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所搶掠的寶物歸還意大利。他最後被判監七個月。不少意大利人視皮魯吉亞為國家英雄,他坐牢期間,收到不少慰問信及禮物。盜畫賊受到民眾如此擁載,不一定後無來者,但肯定是前無古人矣。姑不論其所作所為是否基於單純的愛國心,不過他平日一定不怎麼看書。因為蒙娜麗莎並非拿破崙所搶掠,而是數百年被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所蒐集的!正因為他糊里糊塗弄錯了,蒙娜麗莎也得以聲名遠播。

警方尋回蒙娜麗莎的消息馬上傳遍意大利名地,舉國歡騰。據說,當消息傳到意大利議會時,兩位政見相異的議員正扭打成一團,二人聽到消息後,竟情不自禁擁吻。正是:「盈盈一笑,盡把恩仇了」,蒙娜麗莎果然魅力非凡!

蒙娜麗莎先後在佛羅倫斯、羅馬、米蘭巡迴展出。這段期間,她其所到之處,必有儀仗隊及警衞相伴,接待其規格之高前所未見、而保衛之森嚴也是前無古人。蒙娜麗莎在運送途中,引來萬人空巷,宛如英雄榮歸故里。

20世紀初,民族主義(Nationalism)浪潮席捲全球,歐洲各地也瀰漫著熾熱的民族意識,高漲的民眾情緒和盲目的愛國情操影響意大利民眾如何對看蒙娜麗莎。假若同樣事情發生在今天,民眾的態度很有可能與當年大相徑庭。

1914年1月初,蒙娜麗莎終於回到了羅浮宮。由於陰差陽錯,她因禍得福,成為世界第一名畫。從此以後,六宮粉黛皆失色,無數眾生皆拜倒其石榴裙下。有人千里迢迢跑到巴黎,就是為了一睹美人芳容。假如當初皮魯吉亞多看書、或多做點資料搜集、又或許他行竊失敗,歷史會否改寫?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貝聿銘的金字塔

蔚藍天空,太陽恣意揮灑,羅浮宮(Louvre)中庭的金字塔閃閃生輝。金字塔的玻璃,既能透視過去,亦能映照未來。金字塔的魅力直迫艾菲爾鐵塔,成為巴黎引以為傲的地標。不過,當年這座金字塔竟引發了牽連大波,原來,其背後又是一則傳奇故事。

1981年,左派人士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登上法國總統寶座。甫上任,他便大刀闊斧推動連串社會福利改革方案。作為一名文化藝術愛好者,密特朗立志要令到巴黎重現昔日歐洲文化之都的榮光,除了將文化藝術的公帑開支增加一倍,密特朗胸中還醖釀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他要重新修葺歷史悠久的羅浮宮,該計劃稱「大羅浮宮計劃」(Le Grand Louvre)。

羅浮宮建於12世紀末葉,剛開始作要塞堡壘用途。自14世紀起,成為皇室宮殿,多位法國國王曾經入住。法國國王向來醉心於藝術。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莫過於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與文藝復興(Renaissance)巨擘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忘年之交。有傳聞指,達文西彌留之際,弗朗索瓦一世一路陪伴在側。這名國王並收購了不少達文西的作品,其中包括家傳戶曉的蒙娜麗莎(Mona Lisa)。這批曠世名作,至今仍在羅浮宮展出。除了弗朗索瓦一世,多名國王也熱衷於採購藝術品並收藏在皇宮內。日子久了,羅浮宮的藏品也越來越豐富。法國大革命後,羅浮宮正式成為博物館,開放予公眾參觀。

悠悠歲月中,羅浮宮曾經多次整修擴建,工程皆由法國人負責。路易十四曾聘請名揚四海的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負責羅浮宮的重建工程,梵蒂岡的聖彼得廣場(Piazza San Pietro)便是該名大師的傑作。不過,貝尼尼不善與法國人交際應酬,而法國人又天生排外,他們不認同貝尼尼的意大利風格,結果合作告吹,雙方不歡而散。路易十四給予貝尼尼一筆酬金,將他打發回意大利。

歲月流逝,到了上世紀80年代,羅浮宮已顯得垂垂老矣,它已難以符合作為一所現代博物館的要求。博物館入口狹窄,大堂每日皆被大量訪客擠得水洩不通、接踵磨肩。館內光線陰暗、地板䯦髒、空調不足。展品經常布滿灰塵而且被安置得雜亂無章。標示不足,害訪客走到踏破鐵鞋、頭昏腦脹,如墜迷宮深淵。諷刺的是,貴為全世界最大博物館之一,羅浮宮竟然只有兩間廁所。貯藏空間匱乏而且設施簡陋,不少藏品積滿污垢甚至發霉。所謂積羽沉舟,群輕折軸,大規模的重建與改革已迫在眉睫。

為了實現他的「大羅浮宮計劃」,密特朗委派親信明查暗訪,並前往見世界各大博物館的負責人,向他們查詢誰人可以勝任此項世紀工程,他們不約而同推薦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Ieoh Ming Pi)。

1983年,該名親信秘密前往美國拜訪貝聿銘,並代表密特朗邀請他出任「大羅浮宮計劃」的建築師。貝聿銘有點受寵若驚,他回答對方,自己須要時間考慮,畢竟當時他已66歲了。

貝聿銘在妻子陪同下前往巴黎。他每天在羅浮宮附近一邊散步、一邊思索,如何能夠打造一座有活力、現代化、而又能夠融入巴黎這座城市的博物館。經過數個月仔細思量、反覆推敲,他有了腹案,於是決定接受米特朗的邀請。

羅浮宮的平面圖呈「凵」字形,缺口朝西,面向杜樂麗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露天寬敞的中庭為拿破崙廣場(Cour Napoléon)。貝聿銘打算利用廣場地庫作為羅浮宮的全新空間。在地面上,他打算建一個金字塔,以玻璃及金屬支架所製成,而這個金字塔又被三個小金字塔及三角形噴水池圍繞。到訪的參觀者將步走入廣場中央的大金字塔,然後往下,進入地庫的中央大堂及接侍處。這個設計,可解決原入口的人滿之患,而且可以不改動原有的宮殿建築下,擴充博物館的展覽空間。

貝聿銘獲委任為「大羅浮宮計劃」建築師的消息對外公佈後,輿論一片嘩然,引發連串抨撃及爭議。首先,如此浩大的工程,建築師人選及設計竟由米特朗總統一錘定音,而沒有對外公開招標,難以服眾。不少人指出,法國歷史悠久,文化底縕深厚,不乏優秀人才,為故要聘用國外的建築師,而且更來自美國?保守派人士認為,美國只會輸出速食文化與及卡通老鼠的新興國家,其建築師根本不會瞭解羅浮宮對於法國人的歷史文化意義。另外,也有人質疑,貝聿銘的東方人背景,認為其未必能夠勝任此工作。儘管面對公眾巨大厭力,米特朗力排眾議,他仍然全力支持自己親自「欽點」的貝聿銘,這就是所謂「用人勿疑,疑人勿用」。難怪後者曾說:「傑出的藝術家須有傑出的客戶。(Great artists need great clients.) 」貝聿銘就有幸遇到米特朗這位好主顧。

好戲還在好頭。當貝聿銘在委員會會議上,簡述其設計方案時,委員們目瞪口呆、面面相覷。他們做夢也未曾料到,這名狂妄的美國老頭,竟要在拿破崙廣場挖一個巨坑,然後再蓋上一個金字塔形狀的龐然巨物,如此的餿主意簡直是前所未見、聞所未聞。頓時,譏諷、嘲笑之聲接連不斷,辱罵、譴責之聲此起彼落。委員們氣勢洶洶,盛氣凌人,他們連珠炮發,連貝聿銘身邊的翻譯員也被嚇到不停顫抖,不能夠翻譯下去。

金字塔方案引起各界羣起而攻之,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政界對其口誅筆伐。巴黎社會似乎掀起一股反金字塔浪潮。有輿論抨擊,那座古怪的現代玻璃金字塔和羅浮宮古典優雅的建築完全不能協調,將其豎立在中庭位置,完全破壞了羅浮宮的整體景觀。也有人認為,金字塔乃古埃及建築,借用他國的建築來代表法國驕人的歷史文化,乃風馬牛不相及,荒謬之至。另外,金字塔令人想起法老王陵墓,將其作為博物館入口乃不倫不類之舉。米特朗的反對者也乘機大造文章、加油添醋,指金字塔乃專制獨裁社會之產物,總統的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據一份右翼報章所做的民意調查,有百分之九十的巴黎反對貝聿銘的設計。事情越鬧越大,連羅浮宮館長也決定辭職,以示抗議。跨張一點地説,貝聿銘幾乎成為巴黎市民的公敵,在街上散步時,迎來的是白眼相看、或橫眉怒目、或冷嘲熱諷。根據貝聿銘的女兒回憶,有一名婦人甚至朝父親的皮鞋吐痰。當回憶這段日子,他感慨地說

I’d been going to the Louvre since 1951. I thought I knew Paris and the French, but I didn’t really. You know how easy it is to make friends when you are traveling. People are curious about you, you are curious about them. But you never really make friends that way. After the Louvre, I discovered that I have friends now because I have enemies.

法國畢竟是民主開放的社會,雖然得到總統支持,當局也不能莫視民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貝聿銘他不打算修改設計圖或作任何妥協,他要打一場公關戰。

貝聿銘盡可能利用不同場合,例如講座、咨詢會、展覽會、媒體採訪,來介紹金字塔的設計理念。他也拜訪巴黎有影響力人士,以化解他們的疑慮。對於公眾的批評,他也一一答辯。貝聿銘介紹,金字塔的體積沒有想像中如此巨大,它不但不會破壞羅浮宮的整景觀,而且有劃龍點睛之效。他也指出,金字塔是跨地域的建築並非古埃及獨有,在中國、希臘、意大利、墨西哥都有金字塔遺址。羅浮宮的金字塔雖然是古代建築,但材料選用了玻璃及金屬,具古今融合、承先啟後的象徵意義。金字塔的錐體形狀,也配合法國建築、庭園、城市規劃中常用的幾何圖形。

有知名人士公開表態支持貝聿銘的設計,當中包括指揮家布列茲(Pierre Boulez)、影后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前總統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的遺孀Claude Pompidou。漸漸地,批評責難之聲開始減弱。貝聿銘心知,他須要一位關鍵人物的支持,此人是當時的巴黎市長希拉克(Jacques Chirac)。

希拉克是密特朗爭取連任的最大競爭對手,他曾反對貝聿銘的設計。貝聿銘前往市長辦公室與其會面,詳細解釋他的設計會為羅浮宮及巴黎有甚麼好處云云。希拉克心動了,不過附帶一個條件,他要貝聿銘在羅浮宮中庭豎立金字塔的模型,其大小尺寸必須與實體一致。希拉克要讓巴黎市民來決定金字塔的命運。

貝聿銘依照市長的要求,令用鋼繩索在羅浮宮中庭豎立了一個模型,吸引來了超過60,000人前往參觀。參觀者都覺得,金字塔沒有想像中那麼糟糕,似乎「還可以」。此刻,貝聿銘終於打贏了這場漫長而艱苦的公關戰。

1989年,貝聿銘打造的金字塔及其地下展覽廳正式開放。以往老態龍鍾,老氣橫秋的羅浮宮變得神采奕奕,容光煥發,更成為了巴黎的新寵兒。剛好100年前,工程師艾菲爾(Gustave Eiffel)所設計的鐵塔也曾被狠批得一文不值,後來成為巴黎人的驕傲。貝聿銘的金字塔不但成為巴黎地標,引來全世界艷羡的目光,與鐵塔一樣,成為曠世之作。貝聿銘也從巴黎人的公敵成為不巧傳奇,他的勝利如此漂亮卻得來不易,如同以下一句詩:「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參考書目:
麥可‧坎奈爾著。蕭美惠譯。《貝聿銘-現代主義泰斗》,台北:智庫,1996。

銀閣寺的「銀閣」在哪裡?

京都有一座金閣寺,也有一座銀閣寺,宛若兩兄弟,雙映成趣,兩者皆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曾在《金閣寺的美麗與哀愁》一文介紹過金閣寺,這次輪到銀閣寺。不過,如其稱金閣寺與銀閣寺乃兩兄弟,倒不如說它們為兩爺孫更為恰當。因為金閣寺是由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下令建造,而銀閣寺的創立者是將軍足利義政,後者正是義滿的孫子。

1368年(正平二十三年),義滿成為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在其領導下,幕府進入空前盛勢。不過,到義政出任第八代將軍時,幕府勢力已經大不如前,其財政入不敷出、內亂也頻生。

清朝的乾隆帝非常仰慕祖父康熙帝,事事以其為榜樣。我們這位義政也非常崇拜其祖父義滿,他企圖重振幕府聲威。不過義政沒有乾隆的才幹和魄力,而且其前任幾位將軍更不如乾隆的父親雍正帝,留下的並非甚麼清平吏治,而是積弊難除的爛攤子。

義政二十九歲時,對於政事已經意興闌珊,萌生退意。不過,當時他膝下無子,如果沒有繼承人他就難以言退。他左思右想,便去說服早已剃度出家的親弟義視,接納其為養子,指定他為繼承人。如此一來,義政便可將重任交托義視,自己就可以去風流快活、風花雪月也。

人算不如天算。不足一年後,義政的正室日野富子竟意外地產下兒子義尚。這一來,義政的立場變得異常尷尬。情感上,他希望由兒子承繼將軍之位,但自己有言在先。早前信誓旦旦要傳位給義視,總不能厚著臉皮出爾反爾吧,這樣既失信於弟弟,也失信於天下。無計可施下,義政態度變得模稜兩可、不置可否。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富子當然誓不擺休,她千方百計要令兒子成為繼承人。義視的支持者與及義尚的支持者很快形成兩派人馬,雙方劍拔弩張,戰事一觸即發。

1467年(應仁元年),為了爭奪將軍之位,京都爆發了「應仁之亂」。戰事逐漸蔓延各地。這場浩劫持續了10年,這段期間,幕府號令不出、吏治敗壞、生靈塗炭、匪盜橫行,而各處武裝勢力掘起,並導致後來的日本戰國時代。

受到內亂影響,京都處處頹垣斷壁、殘磚敗瓦,河川上每天湧現無數浮屍。雖然犁民百姓陷於水深火熱,將軍義政卻不聞不問、耽於逸樂,他與富子每天過著笙歌燕舞、醉生夢死的奢華生活。聞名全國的高僧一休大師(延伸閱讀:《亦瘋亦癲狂雲子—一休和尚傳奇》)見狀悲憤莫名,他以詩譏諷二人,將二人比諭為唐明皇與楊貴妃,詩云:

暗世明君艷色深,崢嶸宮殿費黃金。
明皇昔日成何事,空入詩人風雅吟。

金閣寺的前身是北山殿,乃足利義滿的宅邸。至於銀閣寺前身則是東山殿,或稱東山山莊,是義政的居所。1482年(文明十四年),已經退位的義政下令在東山山麓建造這座宅邸。翌年,東山殿工程還未完成,他已經迫不急待遷入。到了1490年(延德二年)整項工程完成不久,這位碌碌無能的將軍也與世長辭了。後人尊照義政遺言,將其改為寺院,名慈照寺,又稱銀閣寺。

東山殿就如深宅大院,山莊的佈局錯落有致,水池、石橋、松樹、房舍如星羅棋佈,令初訪者目不暇給、眼花撩亂,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不過歲月不留情,從最初保存下來的就只剩下那座銀閣及東求堂。

進入銀閣寺要先經過一條筆直的參道,參道兩旁以石垣、竹籬笆及山茶花樹將訪客與參道外的世界阻隔開,目的是提醒訪客,他們正從紅塵走入淨土世界,進入淨土前,必先收拾心情、沉殿心神,放下繁塵俗世的雜念。

走到參道盡頭然後左轉,眼前豁然開朗。映入眼簾的就是用白砂堆砌成的沙丘及條紋沙灘,分別稱為向月台及銀沙灘。據說,前者象徵日本的富士山,後者則象徵中國的西湖。沙灘的條紋是僧侶用釘耙所耙的,乃修行一部分。

位於向月台及銀沙灘右邊的雙層柿葺建築為觀音殿,也就是那座「銀閣」,上層為禪風建築,下層傳統武家住宅風格的書院造。問題來了。既然金閣因鋪上金箔金光閃閃,那麼,顧名思義,與其齊名的銀閣理應銀光熠熠吧?不過,令人詫異的是,銀閣非但沒有鋪上任何銀箔,而且整楝木建築也因為時間久遠而顯得黑沉沉,與「銀閣」二字似乎扯不上任何關係。這個問題令無數人百思不解,如墜五里霧中。常見的答案有三個:其一,觀音殿原本的設計是鑲有銀箔,後來因幕府陷入財困而作罷。其二,觀音殿原本是鋪上銀箔,其後因天災人禍,銀箔早已剝落得一乾二淨。其三,觀音殿本身是沒有銀箔,稱其為「銀閣寺」以便與北山的金閣寺遙相呼應、互作映襯。

方丈與東求堂位於左邊。前者乃江戶時代所建,在此略過。東求堂則是義政的佛堂及茶屋。旁邊是池泉迥遊式的庭園。

歷史經常出現錯配現象,不少君主雖然昏庸無能,但在其他領域卻有過人天賦。宋徵宗在詩書畫造詣非凡,可惜他玩物喪志,最後被金人擄走,客死他鄉。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皇帝魯道夫二世(Rudolph II)醉心於藝術與科學,他不問國事,最後被奪權軟禁,鬱鬱而終。

如同上述二人,義政出任幕府將軍也是錯配。雖然在他政事上弄得一塌糊塗,但推動文化藝術卻不遺餘力。義政經常會見文人雅士,風花雪月之餘不忘在「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各方面互相切磋琢磨,更孕育了日本東山文化。他所開創的日本的東山文化,在文學、能劇、繪畫、書法、茶道、花道、建築、庭園設計,以至料理等領域範疇,皆受影響。東山文化追求淡雅、樸實、自然、清寂及幽玄的美學觀,強調以心去感受而並用眼去鑑賞美的極致。正因為如此,有不少專家認為,觀音殿上沒有鋪上銀箔,符合了東山文化的美學概念,它沒有銀光閃閃乃理所當然。

東山文化的普及受到襌宗觀念的影響,其美學觀反映了襌宗反璞歸真的精神。另一方面,由於世局動盪,達官貴人也陷入財政窘困,他們摒棄從前強調色彩絢爛、金碧輝煌、華麗耀目的審美觀。因此,東山文化的堀起,既配合人們精神世界的追求與及現實環境的轉變。

與金閣寺舍利殿比較,銀閣寺的觀音殿在外觀上似乎略為失色,但正因爲它的樸實無華、淡泊從容、不露鋒芒,讓其在東山一隅佇立數百年。

1950年,京都發生了令人震驚的「金閣寺放火事件」(詳見《金閣寺的美麗與哀愁》)。一名見習僧人引火燃燒舍利殿,令它付諸一炬,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只是重建品而已。試想,假如銀閣寺也如同金閣舍利殿那樣光耀奪目,可能也會引人覬覦、招人嫉妒或令人敵視,說不定也遭遇類似的祝融之災了。

有云:「大直若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大辯若訥。」就是這個道理。

延伸閱讀:《龍安寺第十五塊石頭》 《金閣寺的美麗與哀愁》

阿初的遺憾

日本中部北岸的小濱市自古是魚米之鄕,當年曾為身居京都的天皇進供大量食材。小濱市的日語發音為Obama,巧合地和前美國總統奥巴馬名字同音,竟因此而吸引不少美國遊客到此一遊。

我前往小濱市的目的,並非因為嘴饞,更與奧巴馬無關,而是為了去一趟常高寺。

常高寺建於寬永7年(1630年),屬於臨濟宗妙心寺派,戰國時代淺井三姐妹的老二淺井初便是安葬在寺內。

淺井三姐妹又稱戰國三公主,三人與當時最有權勢的男性結下不解之緣,他們之間的恩緣愛恨寫下了千古傳奇,就好比民國時期的宋家三姐妹。在那父權至上的封建社會,淺井三姐妹對時局的影響不及宋氏姐妹,但她們人生的起伏跌宕卻猶有過之。兩年前,曾經在本部落格寫過大姐茶茶與及老三阿江的故事,獨欠老二淺井初(阿初)。這篇文章,就是為了填補該處空白。(有關茶茶與阿江的故事,請分別點擊《櫻花夢落大阪城》《將軍夫人傳奇》)

在常高寺入口碰到一中年男子,原來他是該寺住持,日本朋友介紹我從香港而來,住持向我投來異樣的目光,也難怪,這處平日應該也是門堪羅雀,難得有彼邦訪客,也是意料之外。我們付了門票後,住持用日語說他有事要外出,吩咐我們隨便參觀,並指出阿初的墓地方向,便跨門而出。

住持走後,整間寺院空蕩蕩的,竟剩下我和朋友二人。心中納悶,不知住持是寺內的唯一職員,他平日有如何打理這所偌大的寺院。

常高寺曾多次遭遇祝融之災,寺內格局與建築,相信已經與數百年前大相徑庭。寺內有少量阿初的遺物,看了其遺物並四處徘徊了一陣子後,便前往她的墓地。

常高寺位於高速公路旁,而墓地在公路的另一邊,有一道行人天橋將兩處連接。跨過天橋後,便來到墓地。阿初的墓塔位於正中央,四週還有十餘座墓塔,朋友說安葬的應該是其侍女僕人。歲月悠悠,滄海桑田,墓塔早已斑駁剝落,四處雜草叢生。除了聽到鳥兒的啁啾聲,不遠處還傳來高速公路上車來車往的鳴鳴聲。我在墓塔前佇足良久,思緒回到了數百年前⋯

日本戰國時代天下四分五裂,群雄割據,大名織田信長雄才大略,四處征討,志在問鼎天下。為了籠絡另一位有勢力的大名淺井長政,信長讓妹妹下嫁長政。他的妹妹便是有戰國第一美人之稱的織田市。儘管阿市和長政並非自由戀愛而成婚,兩人也頗為恩愛,並先後有了茶茶、阿初與及阿江三位女兒。

快樂的日子轉瞬即逝。數年後,原本是姻親的織田家和淺井家反目成仇,信長帶兵討伐淺井家,後者不敵。眼見大勢已去,長政趕緊命人將阿市和三名女兒遣送回娘家織田家,而他自己就在城池陷落時切腹自我了斷。

淺井家被滅後,阿市偕同三名女兒便在信長的照料下生活。1582年(天正10年),信長有望天下統一之際,其部下明智光秀突然叛變,前者名喪京都本能寺,史稱「史稱本能寺之變」。阿市及三名女兒再次失去依靠。為了茍全性命於亂世,阿市下嫁信長生前的家臣柴田勝家。

不過,好日子很快走到盡頭。信長繼承人縣而不決,織田家陷於分裂,勝家和另一位家臣羽柴秀吉(即豐臣秀吉)反目。雙方展開激烈衝突,勝家敗陣。阿市陪同丈夫共赴黃泉。阿初三姐妹再次面對家破人亡的絶境。

自此之後,三姐妹便被秀吉照顧。1587年(天正15年),在秀吉的安排下,阿初與京極高次結婚。

高次的母親是阿初父親淺井長政的妹妹,因此高次阿初二人乃表兄妺關係。京極家本是日本的名門望族,後來家道中落。高次曾在信長帪下效力,本能寺之變後,他投奔明智光秀。光秀軍團被秀吉消滅後(請參閲拙文《姬路城的故事(上):秀吉的十日奇蹟》),高次轉而投靠柴田勝家。豈料,其後勝家又與秀吉交戰,兵敗自盡。

試想,高次連續兩次選錯後臺,而兩次都站在秀吉對立面,那麼後者還會放過他嗎?

世事屢屢出人意表。高次有一姐姐,名京極龍子。龍子原為有夫之婦,丈夫乃明智光秀下屬,後來兵敗自盡,龍子落入秀吉手中。秀吉見到龍子秀色可餐,將她納為側室,對其寵愛有加。高次也「弟憑姐貴」。秀吉不但沒有追究高次,反而將他納入麾下,讓他建功立業,成為一方大名,領地位於若狹國,大約位於福井縣南部若狹灣沿岸一帶。秀吉不但讓高次飛黃達,更讓他迎聚表妹阿初。對於高次這名敗軍之將而言,那真是幾生修到的福氣!

高次與阿初沒有兒女,但婚後二人舉案齊眉,琴瑟和諧,是戰國時代有名的恩愛夫妻。

有言:「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相反,高次資質一般,沒有太大野心,這倒成為他在亂世中安身立命之本。

在阿初出嫁的翌年,大姐茶茶被秀吉納為側室。1587年(天正十五年),秀吉統一了天下,結束了日本百餘年的分裂局面。3年後,茶茶為秀吉誕下兒子豐臣秀賴。

至於三妹阿江,也在秀吉的安排下與德川家康的三男秀忠結成夫婦。1597年(慶長2年),阿江誕下長女千姬。此時,秀吉已日漸衰老,他正著手安排自己的身後事,以確保秀賴將來可以順利接班。當他獲悉阿江產下女兒,便向家康提出,為秀賴千姬這對表兄妹訂下婚約,目的當然是為了拉攏德川家。家康也不敢婉拒秀吉,惟有答應這門親事。翌年,天下人豐臣秀吉乘鶴仙遊,留下了辭世句:「吾似朝露降人世,來去匆匆瞬即逝,巍巍大阪氣勢盛,亦如夢中虛姿。」

1609年(慶長14年),阿初的丈夫也高次與世長辭。梁羽生說過:「亂世姻緣多阻滯,水遠山遙,難寄相思字。」阿初和高次這對夫妻,在亂世中相知、相愛愈二十年,乃當中異數。

由於阿初膝下無子,繼承京極家家督之位的是高次與側室之子京極忠高。她有一養女德川初姬,乃妹妹阿江的四女,也是家康的孫女。在阿初的穿針引綫下,忠高聚了初姬為妻。如此一來,阿初既為夫家做了一件好事,也令到忠高不敢待薄她。

高次離世後,心無牽掛的初姬循入空門,號常高院。她本打算過著青燈古佛的日子,不沾麈世俗務,豈料,麻煩事自動找上門來。

自從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逐漸蠶食豐臣家的勢力,差不多掌控了天下。家康有感自己年紀老邁,擔心自己百年後豐臣家會捲土重來。為了確保德川家的霸業,他打算斬草除根。1614年(慶長七年),家康找到藉口,興師討伐豐臣家。德川家的大軍包圍豐臣家根據地大阪城,史稱「大阪冬之陣」。

對於阿初來而言,這場戰事,就是妹妹的夫家對姐姐的夫家。上一代家破人亡、骨肉分離的慘劇依然歷歷在目、猶言在耳,無論如何她也要盡力制止悲劇重演。她充當兩方的和平使者。經過多番交涉後,雙方協議停戰,阿初總算鬆了一口氣。

不過,她高興得太早了。不足一年後,家康又借故圍攻大阪城,史稱「大阪夏之陣」。阿初又再次充當使者,希望雙方能夠化干戈為玉帛。

可惜,一切都是徒勞無功。1615年(慶長八年)5月8日,大阪城被德川軍攻陷。當天,砲聲隆隆,火光熊熊,烈焰掌牙舞爪,撕殺聲震耳欲聾。大阪城內男女老少,無論貴賤,都在拼命逃生,哭咸聲撕心裂肺。在德川軍保護下,阿初和千姬得以逃出城外。至於茶茶和秀賴兩母子自盡身亡,豐臣家壽終正寢,僅兩代而亡。秀吉那句「巍巍大阪氣勢盛,亦如夢中虛姿」,竟一語成讖。

自此之後,阿初就定居江戶城陪伴妹妹阿江。夜幕低垂,燈火闌珊,前䴤歲月湧上心頭,她們三代人的故事,令人不堪回首,1626年(寬永三年),阿江離世。7年後,三姐妹的最後一位成員阿初也撒手人寰,享年六十有三,後人依照她的遺願將其安葬於夫家領地若狹國的常高寺。

春去秋來,那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夕陽仍紅。在那浩瀚的歴史長河中,自古興亡有誰知,個人的命運更顯得微不足道。織田市、茶茶、阿初、阿江與千姬三代人的動人故事,道盡了女性在亂世中的辛酸、悲涼與無奈,令人愁膓百結、千回百轉、無限追憶。

參考書目:
茂呂美耶 ,《戰國日本》,台北:遠流,2010。

 

《日本戰國風雲》系列文章
《櫻花夢落大阪城》
《阿初的遺憾》
《將軍夫人傳奇》
《第一夫人的最後歸宿》
《織田信長(上):夢迴安土城》
《織田信長(下):本能寺驚變》
《姬路城的故事(上):秀吉的十日奇蹟》
《姬路城的故事(下):悲情公主千姬》
《梟雄的輓歌》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1485年,來自熱那亞的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來到里斯本拜謁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João II)。雄心勃勃的哥倫布冀求國王支持他的航海計劃。他指出,由於地球是圓的,只須向西航行,跨越了大西洋,便會到達富庶的印度,找到胡椒等昂貴香料。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沒有接納他的提議。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意外地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停留,趾高氣揚的哥倫布,少不免在約翰二世面前炫耀並揶揄一番,後者因錯過這筆生意而悔恨交加、懊惱不已。

「地球是圓的」這套論述,其實並非哥倫布獨創之見。十五世紀時,不少專家已經推算出相同結論,不過未經證實而已。國王的專家推算,印度的位置比哥倫布所估計還要更遠,往西去尋找印度,其高昂成本難以估計。更何況,葡萄牙船隊在東方的探索已漸有成績,毌須另闢蹊徑。因此。國王婉拒了哥倫布的提議。後來事實證明,專家們是正確的,但卻令葡萄牙錯失與新大陸失諸交臂。相反,哥倫布至臨終前還以為自己已到達東印度,雖然他判斷錯誤,卻為西班牙在美洲尋得大量白銀。歷史就是如此吊詭,正確的判斷帶來失敗的結局,而錯誤的判斷卻帶來輝煌的成果。

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在美洲迅速拓展地盤,葡萄牙因而眼紅,認為其利益受損,兩國出現紛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解,兩國簽署了著名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以瓜分世界。根據條約,雙方同意在大西洋某位置畫一條線,該線以東的新世界土地屬葡萄牙、以西則屬西班牙。從今天看,兩國似乎太過狂妄自大,不過,當年歐洲諸國中,也只有西葡兩國有如此能力,可以動員船隻水手,遠赴萬里以外的海域,就好比上世紀冷戰時期,只有美蘇兩大強國可以派人登陸月球。

雖然沒有得到新大陸,葡萄牙人並未灰心喪意。條約簽署後,他們的船隊便專注於東邊探索。皇天不負苦心人,1498年,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印度。遺憾的是,約翰二世已經仙遊,坐享其成的是其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其實曼努埃爾能夠登上王位,純屬意外。在眾王位繼承人中,他僅排第六、七位,但排名比他前者,不是早已逝世,就是慘遭打壓。故此,陰差陽錯下,他撿了個大便宜。好事還在後頭,曼努埃爾一世登基兩年後,葡萄牙經營多年的航海事業取得重大突破,財富滾滾而來。他在位期間,適逢葡萄牙迎來空前盛世。前人種樹,他這位後人乘涼,如此福氣,難怪後人稱他為幸運王曼努埃爾(Manuel the Fortunate)。

曼努埃爾一世當然意氣風發,他認為一切並非運氣使然,而是自己乃天命所歸。葡萄牙在他統治下,可以千秋萬載領導世界。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在里斯本貝倫區(Belém)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古往今來,為人君主者都愛來這一套,當年中國的乾隆皇帝也撰寫了一本什麼《十全武功記》來自吹自擂。

曼努埃爾所建的修道院就是上篇提及的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假如讀者還有印象,葡塔食譜就是透過此修道院的修女,傳入民間。修道院前身是一間小教堂,據說達伽馬出發去尋找印度的前夜,也曾在該教堂向上帝禱告。

修道院為哥德式(Gothic)建築,其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Manueline)。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修道院的拱頂,鑲嵌上扭繩的花紋,馬上令人聯想到探險船上的繩索。圓球體的浮雕,代表地球儀,乃曼努埃爾的個人徽號,意思不言而喻。支撐修道院的數根巨型大柱子,外形似棕櫚樹,當時肯定令人嘖嘖稱奇,因為棕櫚樹乃熱帶植物,大部分歐洲人從未見過。修道院內所有動植物浮雕,例如朝鮮薊、花椰菜、大象等,全是來自新世界的奇珍異物。1983年,這家修道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曼努埃爾一世和他的功臣達伽瑪皆安葬於此。

同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還有附近的貝倫塔(Torre de Belém)。貝倫塔於1514年動工,當年葡萄牙已擠身世界一流強國,里斯本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都市,其海岸每天船隻熙來攘往。這𥚃的貨物玲瑯滿目,令人目炫。除了胡椒,還有丁香、肉桂、豆蔻、糖、瓷器、絲綢、茶葉、香水、地毯、象牙、檀香木、麝香、番紅花,還有奴隸。貝倫塔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向來往商船徵稅;第二,守護海岸;第三、囚禁犯人。塔的東北角有一突出的石亭建築,此乃哨崗站,石亭底下有一犀牛頭浮雕,此也是曼努埃爾式風格裝飾。這犀牛可大有來頭,原來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

朋友解釋,當年貝倫塔距離岸邊約一百餘米,遠航人員最後看到的袓國建築應該就是這七層石塔了。過了石塔後,就是無邊無際而又深不可測、喜怒無常的浩瀚大海了。1755年,里斯本發生嚴重地震,海岸線移動,今日貝倫塔距離陸地僅數步之遙,遊客只須跨過一道木橋就可入內參觀。攀上頂層天台,沿岸景色卷入眼廉。天色一抹蔚藍,白雲不知竄到哪兒去,竟毫無蹤影。陽光溫煦,波光粼粼、水色瀲豔。雖然正值七月盛夏,在海風吹拂下,說不出的凉爽。當年達伽馬啓航也是七月,不知天色是否無異?

貝倫區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的濫殤,這道海岸見證了無數的生離死別、得失榮枯。當年,在那旌旗招展下,號角爭鳴,鼓樂喧天,水手們雄糾糾站列在甲板上,他們的家人妻兒在岸邊灑淚相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船錨拉上,一艘艘滿載著貪婪、野心、夢想的船隻從這裡出發,人人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毅然出走,當中有部分人可以名載千秋史冊,但更多無名氏不是被大海吞筮就是遭黃沙淹沒,又或許成為炮火的獵物。

有云:「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則現今中國河北省一帶,該處自古便英雄輩出。想不到在地球上差不多同一緯度卻遙遠的葡萄牙,其土壤也孕育了無數捨生忘死之輩。與其鄰居西班牙人一樣,葡萄牙人身上也流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血液。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他們喜愛冒險、嚮往自由、勇敢無懼、尚武而任俠。唐吉訶德的基因,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去追求理想和榮譽。葡萄牙的傳統音樂法朵(Fado)所表達那股宿命的憂愁,似乎也是騎士精神的延續。這源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也成為葡萄牙人的精神枷鎖,當歴史擺脫中世紀前往工業革命時,騎士精神也就變得不合時宜,令葡萄牙裏足不前,最終也被逐出一流強國之列。此乃後話。

1498年,達伽馬等人抵達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奮鬥了80載,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終於取得豐碩的成果。找到香料來源地後,葡萄牙人陸續在東非、波斯灣、印度建立據點,自此攏斷了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貿易,並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中國明朝時稱卡利卡特為古里,當年鄭和下西洋,曾數度停留,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也是在此嚥下人生最後一囗氣。鄭和去逝後,明帝國實施海禁,中國艦隊和其航海事業,也如孤帆遠影,消失在碧空中。從此,這片汪洋大海處於權力真空,直到達伽馬到來。東西方權力平衡,開始逆轉。卡利卡特/古里位於印度西岸,一個強國在此步向衰落,差不多一個甲子後,另一強國又在同一地方崛起,冥冥中似乎有其主宰。當年,鄭和艦隊有船200多艘,兵力超過20,000,相反,達伽馬僅帶領船隻4艘,船員大約170名。比起西方諸國,中國不但在人力物佔有壓倒性優勢,其航海技術也走在世界最前端。擁有如此大好形勢下,嘎然閉關自守,不再過問海洋事務,從此西風壓倒東風。難怪後世中國人回顧這段歴史,皆搖頭嘆息,大感不值。

1500年,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前往印度,因海流及風向關係,航道改變,意外發現了今日的巴西。還記得之前提及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嗎?根據條約,西班牙向西發展,而葡萄牙往東。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唯一例外就是卡布拉爾發現的巴西。時至今日,葡語成為了巴西的官方語言,而其餘南美洲國家的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

1509年,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兩年後,葡萄牙攻陷這座古城,並在當地興建要塞以便長期佔領馬六甲海峽這貿易要衡。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該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見下圖)。當年鄭和也多次訪問馬六甲,並在當地興建貿易站在貨倉。馬六甲國王曾多次遣派使臣前往明帝國朝貢(延伸閱讀:《鄭和與馬六甲》)。隨著後者閉關自守,兩國關係轉淡,馬六甲被葡萄牙入侵時也曾向大明求救,但無功而返。

1513年,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因貿易問題和文化差異與明朝軍隊多次磨擦,繼而動武。葡萄牙人眼見中國強大,難以用武力逼其就範,加上西班牙、荷蘭、英國也磨拳擦掌,企圖在海上貿易分一杯羹,由於怕夜上夢多,於是和中國官員商討,欲租借澳門作為貿易點。朝廷與地方官也想息事寧人,於是澳門歸葡萄牙管轄。

1953年,葡萄牙人抵達日本,大量西方知識傳入該東方島國,影響深遠。有人認為,日本的天婦羅(天麩羅)乃源自葡萄牙油炸食品Tempero,因為前者的日語發音 Tempura 與Tempero 非常接近。日本的傳統金平糖日語發音為 Kompeito,也與葡萄牙有關,因為糖果的葡語發音為Confeito。「謝謝」的日語發音為Arigato,葡萄牙人則說Obtigado,發音也巧合地相似。

最有趣的是魚的日語讀音,據說也和葡萄牙人有關。當年葡萄牙人看見日本人進食生魚片,大為震驚,認為他們乃未經開化之野蠻人,斥他們為Sacana。葡語Sacana乃罵人之詞,意思接近英語的Bastard,則指責他人為混蛋、雜種。日本人卻誤為那是魚的讀法,從此以後,魚的日語音為 Sakana!以上種種,真假難辨,多少乃葡萄牙人因本身優越感及對歷史的浪漫情懷而訛傳或誤解,不過,這也許可以説明,當年葡萄牙人對日本帶來之衝擊。

為何葡萄牙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呢?第一,當其殖民地無限擴張,其人力資源便捉襟見肘,首尾不能兼顧。第二,它的國民傳統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異教徒,手段殘忍,樹敵太多,相反,以新教徒為主的英國及荷蘭人則較為務實。第三,未能將賺取的財富投資在科硏及教育,令其競爭力及創新力不足。大國博弈,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古今皆然。

(回到上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里斯本西南端的貝倫區(Belem)位於塔古斯河(Tagus River) 下遊,從該處向西航行,很快就會到達大西洋海口。

Pasteis de Belem是區內歴史悠久的糕餅店。其代表性產品葡式蛋塔(Pastel de Nara),是百多前由附近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的修女所首創。後來修女將葡塔食譜傳給當地某人,該人就是Pasteis de Belem的創業人,葡塔甫推出便大受食客歡迎,餅店由其後人經營至今。

從朋友口中得知,Pasteis de Belem的葡塔食譜,被店家視為高度機密,為防涉密,食譜只能透過口耳相傳,不能筆錄。現時只有三名僱員知道食譜,為了控制風險,店家有嚴格規定,這三名知情僱員不能同時乘搭同一輛交通工具,以防同遭不測,食譜失傳。在同一家餐廳用膳時,三人也不能點同一款食物,以免同時中毒!

熱騰騰的葡塔,其奶油外皮酥脆可口,蛋黃內餡香滑柔較,令人一咬傾心。今時今日,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貝倫區,除了參觀附近名勝古蹟,就是為了品賞此店的葡塔。每逢旅季,接揰磨肩的顧客將餅店擠得水洩不通,不論是入內用餐或外賣,動輒用等候大半小時。

五百多年前,貝倫區也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原因也與食物相關。不過,當年的主角並非葡塔或任何糕點,而是胡椒。

葡萄牙位於歐洲大陸的西南盡頭,北邊和東邊皆與西班牙接壤,南邊朝地中海,西邊則面向大西洋,古人誤以為從此再往西乃世界的盡頭。葡萄牙國土面積小、位置偏遠、資源匱乏,在大國博弈下,它僅充當跑龍套的角色。不過,笨鳥往往先飛,西方地理大發現(Great Discovery,又名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棒,歷史選舉了這個不太起眼的蕞爾小國。

八世紀,摩爾人(Moors)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該地陷入長期紛亂的局面。摩爾人祖先源自今天的阿拉伯地區,經過長年遷徙進入北非地區,與不同種族混血,其後裔稱為摩爾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作《奧賽羅》(Othello)中,那名誤以為愛妻紅杏出牆而將其掐死的威尼斯將領,就是摩爾人。此君應該是西方戲劇世界裡,最為人認識的摩爾人。題外話,由於牽涉種族及政治題材,也難怪《奧賽羅》被視為莎翁筆下最艱澀難懂的作品。

中世紀時期,東方香料非常受到歐洲人青眣,各式各樣的香料中又以胡椒最受歡迎。胡椒可以增添食物風味,而且在未有冰箱的年代,胡椒更可防止食物腐爛。另外,胡椒粒體積細小便於運輸。因此,在中世紀從事香料交易的生意,那巨利令人咋舌。當時歐洲的香料主要源自印度,透過阿拉伯商人運送到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以威尼斯人為首的意大利商人,再經地中海運到意大利,然後又轉口到歐洲各地。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與歐洲交惡,東西方貿易路線受阻,香料在歐洲市場嚴重供不應求。供應量大減又令到價格飆升,商人叫苦連天。(延伸閱讀:《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經過數百年浴血奮戰,葡萄牙人驅逐了摩爾人,建立了世界最早出現的單一民族國家。當時歐洲諸國,不是忙於與他國兵戎相交,就是為內患困擾。相比之下,葡萄牙早已統一,當權者更有條件探索改革圖強之路。葡萄牙與鄰國卡斯提爾(Castilla,今西班牙中北部地區,當時西班牙仍未統一)不太和睦,東行路線受阻。不過,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葡萄牙人心想,既然向東不行,不如西下太平洋,再往南,然後繞過非洋,前往富饒的東方。如果能夠從海路直達印度購買香料並依循同一路線帶返歐洲,如此一來,就可以節省經黎凡特地區而繳付的關稅及中介人佣金,那驚人巨利無法估計。

1960年,葡萄牙政府在貝倫區岸邊永久豎起一座混凝土所造的巨型紀念碑,名為「發現者紀念碑」(Monumento aos Descobrimentos)。此碑為了紀念葡萄牙航海事業奠基者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又名享利王子)逝世五百周年及其航海事業而豎立,紀念碑高達52米,外型仿似一艘巨型帆船。恩里克王子的雕像佇立在船首,其左手手握地圖,右手端著一座三桅帆船模型,顯示其運籌唯握、胸懷四海。王子挺著腰,身子筆直、右腳踏前,遠眺前方,暗示他目光遠大、無所畏懼。在船的左右兩側,各有16座雕像,排列在王子身後,從高空俯瞰,如同英文字母"V"字。他們全是地理大發現相關人物,當中包括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上圖左三)、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上圖左五)、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上圖左六)、迪亞士(Bartolomeu Dias)。這33座雕塑唯一一位女性,與航海沒有直接關係,她是恩里克王子的母親蘭卡斯特皇后(Filipa de Lencastre,標題圖左二)。

恩里克父親是葡萄牙國王,眾兄弟中他排第三,與王位無緣。雖然如此,他不願成為一名庸庸碌碌的王親國戚。恩里克熱衷航海事業,醉心於擴大國家的版圖。他招攬不少專家,包括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專門研究航海路線。他並資助不少前往非洲及西太平洋探索的航海計劃。恩里克並非航海家,但後世尊稱他為航海員恩里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在恩里克王子的主導下,葡萄牙人開展人類航海時代的新一頁。航海人員從貝倫出發,前往大西洋及非洲,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每次下海遠行,船上除了有領航員、水手、工匠等,隨行的夥伴還包括測量師、地圖繪制員、文書、畫師,他們的工作是要將新世界的所見所聞,包括各地的地理氣候、生態環境、文化宗教、風土民情等巨細無遺記錄下來,帶回祖國要專家學者研究。葡萄牙人也會記下各地區的政治外交關係(例如某國和鄰國家交惡、某部落和另一部落結成聯盟),以便將來與這些國家/ 部落打交道可以採取分而治之、合縱連橫之謀。可以說,每一次航行都為下一次更遠的探索做準備。由於條件不足,船員們在海上要克服無數挑戰,既要迎接狂風呼嘯、白浪滔天,又要忍受酷陽毒照、數九寒天。他們有機會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而導致斷水斷糧。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面臨疾病橫行或船蛆威脅。總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冒險,丟掉性命的可能性比去打仗還高。

經過長年累月的艱苦奮鬥,葡萄牙人終於累積到成果,他們所拼湊的新世界大拼圖漸趨完整。

1482年,迪奥戈·康(Diogo Cão)等人抵達非洲西南方並深入剛果河,為歐洲人首次。

1487年,迪亞士船隊發現好望角,歐洲人首次扺達非洲最南端,成功進入印度洋。

1497年,在華士古·達伽馬的帶領下,歐洲人首次經海路到達印度。恩里克王子而作古愈半個甲子。

今天,從歐洲乘搭飛機前往印度僅須八、九小時。當年,葡萄牙人尋找印度足足花了超過八十年。(請看下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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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

八百津町位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舉目四望,但見連綿山脈、翠綠縈繞、河川蜿蜒。由於位置偏遠,公車班次疏落,沒有火車可達,最好就是驅車前行。

此行之目的,是為了參觀杉原千畝紀念館。紀念館座落在八百津町人道之丘公園,公園也是為紀念他而開闢的。

多年前,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港譯《舒特拉的名單》),票房賣個滿堂紅,讓公衆開始關注在二戰中,那些拯救猶太人的無名英雄。這位杉原千畝,同樣也是猶太人的恩人,更被視為「日本的辛德勒」。

1900年元旦,即20世紀的首天,杉原千畝呱呱墜地了。在如斯特別的日子來到這世界,似乎注定他不平凡的人生。他出身小康家庭,父親在税務機關上班。杉原自幼便展現了過人的語言天賦。他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後,志願是當一名英語老師,但父親希望他考醫科。醫學院舉行入學考試,他僅填上姓名,交了白卷後施然離去。1918年,杉原考上了東京早稻田大學英語系,由於沒有父親經濟支持,他要一邊讀書,一邊工作賺錢交學費。翌年,適逢日本外務省(即外交部)招聘人才,提供海外留學課程、獎學金與及在職培訓。杉原把握機會報名,並獲得接納。

杉原被外務省派到中國哈爾濱進修,學習俄語。這段期間,他認識了上帝,加入當地的東正教教會,從此改變其一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三省。翌年,滿州國(或稱偽滿州國)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成立,杉原往當地日本領事館任職,成為蘇聯專家,專注處理有關蘇聯事務。紀念館展出一份他年輕時所摘寫、厚數十頁的蘇聯硏究報告,顯示他年紀輕輕開始已在外交部嶄露頭角。杉原曾協助日本政府以較低價格,從蘇聯手中買下南滿鐵路,被後者視為眼中釘。

1935年,由於目睹日本軍人對中國老百姓的暴行,他憤而向外務省申請調回日本,並獲得接納。他離開前,還與白俄羅斯籍妻子辦理離婚。

1936年,外務省欲派駐杉原前往莫斯科,不過,由於南滿鐵路一事,蘇聯對其心存芥蒂,事情因此擱在一邊。1937年,他被派往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擔任領事館翻譯。

1939年,杉原被派前往立陶宛考那斯(Kaunas,當時首都)的日本領事館任職,陪同他赴任的有第二任妻子池田菊子及兩名兒子。領事館是樓高兩層的洋房,既是辦公地方,也是他們一家的居所。表面上,杉原是擔任領事,其實他還要負責情報工作。在立陶宛期間,他頻頻與波蘭情報人員接觸,捜集有關德軍動向消息。

此為冗筆。或許讀者會心生疑問,德國距離日本如此遙遠,何故日本人要打聽德軍動向?原來,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德蘇兩國關係緊張,雙方都各懷鬼胎,兩大強權之間的兵戎相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另一邊廂,日蘇兩國關係也好不到那裡。蘇聯東邊與日本傀儡政權滿州國接壤,日軍要處處提防對方入侵。日本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德蘇兩國開戰,蘇軍必定傾全國之力應付而無暇東顧,如此一來,日軍便毌須提防蘇軍,可以集中力量進攻中國大陸腹地。

回到正題。1940年7月某個早上,杉原拉開房間窗簾,窗外情景令他吃了一驚。他的領事館有金屬圍欄圍繞著,圍欄外站竟滿黑壓壓的人群,乍看之下,少說也有一、二百人。

那些人表情各異,有人滿臉倦容、有人則心神晃忽、還有人面色凝重、更有人神情哀慟。不少人扶老攜幼,帶著一家人前來。也有人攜帶細軟行李,顯得風麈僕僕,似乎從遠地而來。有人神色焦慮,大力搖晃官邸閘門,恨不得可以破門而入。也有人雙手緊握著欄杆,神色焦慮,前額貼著圍欄,雙目注視領事館動靜,似乎恨不得把頭也探進欄杆內。更有人等得不耐煩,企圖攀越圍欄,進入官邸,幸好馬上被保安人員喝阻。

杉原從使館人員口中得知,門外人士欲入內會見他,料這些人必有要事而來。杉原要職員通知他們,讓他們派四、五名代表入內,他願意接見,聆聽他們陳請。

杉原會見了那幾名代表,原來門外全是猶太人,他們希望取得日本過境簽證(transit visa)。事業原委是如此:當年德軍入侵波蘭,四處逮捕、殺害猶他人,領事館門外的猶太人,大部分是從波蘭亡命而來。他們心知,狼子野心的德國人,很快便會入侵立陶宛,他們必須盡快逃走,否則便兇多吉少。地理上,立陶宛東西分別與蘇聯與波蘭接壤,往西已沒有去路,唯一的出路,便是往東邊的蘇聯,然後再乘搭西伯利亞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前往蘇聯東岸,再乘船離開,前往他國。按照蘇聯規定,過境人士,又必須有第三國簽證。於是,這群無助的猶太人,便希望能夠獲批日本過境簽證,以便進入蘇聯境內,再從蘇聯,東渡日本,再前往他國。

杉原本身是一名虔誠的教徒,他非常同情猶太人的遭遇。他曾參加當地的猶太人舉行的聚會,耳聞猶太人被德軍殺害的慘怳。不過,作為一名外交人員,他不但要考慮這是否合乎國家利益,而且必須得到外務省批準。

為了幫助猶他人,杉原給外務省發電報,道出事情始末,希望得到允許。外務省否決其情求後,他沒有氣餒,再次陳情己見、據理力爭,結果再一次遭否決。據說,杉原最少發了三封電報,但要求都被駁回。

此時,杉原陷入進退兩難,他十萬分願意幫助那些近乎絕望的猶太人。當時局勢異常緊張,大部分使館已經撤離,自己已是他們的最後希望。不過,假若違抗外務省命令而發出簽證,其政治生涯可能就此斷送。更甚者,當時立陶宛已在蘇聯紅軍控制下,自己在蘇聯人眼皮子底下蹚這渾水,再次得罪對方,不單害了自己,還禍及家人。

其實,杉原要拒發簽證,還有一個借口,那就是:幫了也是白幫。何解?試想,猶太人要從蘇聯西部前往東部,橫跨蘇聯國境遙遙數千里,路程何等遙遠艱辛。蘇聯人也不是省油的燈,猶太人在途隨時會被盤問、扣押、拘捕、勒索、搶劫,實屬吉兇難卜。

被外務省否決所求後,杉原陷入凝思,他徹夜未眠,經過反覆思量、再三躊躇,終於,良知戰勝了理知。他決定不顧一切,幫助這群可憐兮兮的猶太人。甫一作出決定,杉原便在官邸的辦公室逐一會見那些歡天喜地的猶太人,並批出簽證。消息不脛而走,申請者紛至沓來,領事館前排出一條長長的隊伍。

紀念館展品中包括當年杉年所批出的簽證。原來那個年代的簽證,除了要在護照上蓋上印章,還要在旁邊書寫一段文字。雖然申請者為數眾多,在菊子的協助下,杉原很有耐心地寫完又寫、批完再批。

據外務省規定,申請過境簽證者必須符合兩項條件:第一、申請人要出示第三國簽證,以證明自己有另一目的地;第二、要有足夠盤川,可以應付停留日本的起居飲食。不少申請人僅能符合其中一項條件,甚至兩項條件皆不符合者也大有人在,杉原也毫不猶豫接納他們申請。據說,有人甚至沒有護照僅遞上一張白紙,他也照樣批出簽證。他跟自己說,一切盡力而為吧,其餘的就交托上帝。

那段時間,杉原除了睡眠外,每天從早到晚忙著簽證工作。當時他早已接到指令,要調去德國,而領事館也快將關閉。他深知,時間緊迫、刻不容緩,能幫一個算一個。

8月尾,日本領事館關閉。當天,申請人仍絡繹不絕。杉原與家人搬到附近飯店暫住,雖然體力幾近透支,他仍會見申請人、寫簽證。9月5日,他拖著疲憊的身軀 在火車站月台等候前往柏林列車時,仍在拼命地書寫,一秒也不敢鬆懈。到登上火車就座後,看見不少人從車窗外遞入證件,他又繼續揮筆,每寫完一份文件就將其遞出窗外,然後又趕緊寫下一份。須臾,窗外傳來「嗚嗚」之聲,原來是火車鳴笛聲。接著窗外風景開始緩緩移動,轟隆轟隆之聲漸趨急促。杉原寫好手上文件後,旋即扔出窗外。此時,有人在月台上追逐火車,一邊揮手、一邊高聲喊著:「我們不會忘記你!我們會再見面的!」,直到火車絕塵而去。此刻,在車廂內,菊子正坐在丈夫身邊,其淚水如同斷了線的珍珠鍊,潸潸地流下來。

甫踏出紀念館門外,天色變得昏暗。耳邊掠過的呼嘯,是颼颼風聲,還是孤兒的哀嚎?擱在臉龐上的水點,是霏霏細雨,還是母親的淚水?

大戰過後,杉原一家回到日本。有一天,他回到外務省辦公室後,長官面見他並要他自動辭職。長官沒有直接解釋,僅道:「你知道原因的。」

對於杉原來說,這如同晴天霹靂,他從一名前途無量的外交官成為失業漢。為了養家餬口,杉原當過超級市場與及雜貨店職員。後來,一間貿易公司聘請了他。由於精通俄語,他被派駐莫斯科,待了數年。有一次,杉原的么子(他一共有四名兒子)前去莫斯科探望他,他跟兒子說,晚上要吃大餐。兒子以為父親要帶他去高級餐廳飽吃一頓。豈料,杉原帶他去鄰近的超市,買了一些馬鈴薯和香腸,回到家後,他將一個電爐搬入浴室內,電爐上放了一鍋水,然後便在浴室煮熟那些馬鈴薯和香腸。這就是杉原所說的「大餐」。「大餐」況且如此,可想而知,他平日生活是如何拮据。

1968年,有人從以色列前來拜訪杉原。後者一征,渺無頭緖,不知眼前人是何方神聖。這人道:「杉原先生,雖然你不記得我,但我每天都想起你!」他遞給杉原一份泛黃而有摺痕的紙張,紙上有日本領事館的蓋印和杉原的字跡。那人眼泛淚光,哽咽說:「很多人和我一樣,多年來一直保存著這張紙!」這人是一名猶太人,二戰期間,杉原曾經給他發出日本過境簽證。當年,他就是全靠那份簽證,成功逃過一刧。多年後,他已成為以色列外交人員,但仍念念不忘杉原救命之恩,一直四處尋訪恩人。他曾到過外務省去打聽,得到的答覆是查無此人。幾經辛苦,他終於找到杉原,喜不自勝。杉原百感交集、如夢初醒,紙上的字跡和蓋印早已褪色,但往事卻仿如昨日,瀝瀝在目。

自從立陶宛一別,杉原從此就沒有那羣猶太人的音訊。從這人口中,他方知道,當年有不少猶太人,離開立陶宛後,乘搭西伯利亞鐵路,橫跨蘇聯,到達了東岸城市海嵾威(Valdivosrok),然後再乘船,千辛萬苦下抵達日本敦賀港,保住了性命。這刻,多年來的懸念終於解開,杉原總算老懷安慰。

多年的風霜,杉原從一位風度翩翩、長袖善舞的外交官,成了一名不苛言笑、沉默寡言的白頭老翁。他一直保持低調,從來沒有打算替自己翻案,恢復名譽。他也沒有以猶太人救星自詡,對於當年所做之事,他一直三緘其口,就算是其兒孫,也並不知情。他沒有意圖從中得到任何好處。有一次,以色列方面派人探望杉原,並問他有沒有甚麼可以幫忙。杉原回答對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么子能夠去以色列讀大學。

1985年,杉原獲得以色列頒發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Nations),以表揚他對猶太人作出的貢獻,至今,他依然是唯一贏得此獎項的日本人。當時,他已垂垂老矣,身體虛弱,未能遠行,由妻子及長子代為領獎。翌年,他蒙主寵召,以色列遣派了代表團參加其喪禮。自此之後,杉原的事績始在日本國內流傳,成為家傳戶嘵的名字。

杉原是一個特立獨行、不願隨波逐流的人。在父權至上的日本社會,實屬異類。年青時,他違抗父親,放棄唸醫科。在哈爾濱時,他是少數領洗成為教徒的日本人。他恥與殘忍的關東軍為伍,毅然回國。在立陶宛,他又不顧長官反對,義助猶太人。

其實,無論在公在私,杉原有無數理由拒絕猶太人,但最後他仍決定施以援手,原因只有一個:於心不忍。他僅是一名普通外交官,為了做一件正確的事,斷送了前途,換來鬱鬱不得志的後半生。他毫不後悔、毫無怨言。他曾說過:「我給予猶太人簽證,違抗了外務省的命令,但如果我不如此做,就是違背了上帝。」

有云「成事在人,謀事在天」。杉原並非「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豪傑,更沒有「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他僅是盡己所為,然後將結果交托自己的主上帝。在立陶宛期間,他批出了1200多份簽證。不過,當時一份簽證,是可以作為整個家庭的旅行文件,有人估計,他拯救了超過6000名猶太人。

杉原的一生,說明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偉大的事。

 

 

相遇在佛羅倫斯:但丁與碧雅翠絲

佛羅倫斯舊城區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錯落有致、巷弄縱橫交錯。在這座古城內,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聖瑪格麗塔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教堂的立面是由灰蒙蒙的磚塊所推疊成,入囗是挑高的木閘門,閘門就藏身在狹窄巷子內。此種佈局在古城區內比比皆是。如果沒有指示牌,你還以為門後是一座空置的大宅或棄置的倉庫,很容易與敎堂察身而過。這座其貎不揚的教堂內,封塵了一段令大文豪但丁(Dante Alighieri)刻骨銘心的往事。

但丁是西方文壇巨擘,地位能夠與其相提並論者,也僅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荷馬(Homer)、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等寥寥數人。他出身在佛羅倫斯一個貴族家庭。9歲的那一年,但丁在聖瑪格麗塔教堂遇上了碧雅翠絲(Beatrice Portinari)
 
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年齡較但丁少一歲。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權傾一時,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多年後,他在詩集《新生》
(La Vita Nuova)中回憶這段行事:「這個時候,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凌駕我的一切所能。 
 
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楊不悔告訴張無忌,自己喜歡了他的殷六叔,她說:「無忌哥哥,我小時候甚麽事都跟你說,我要吃個燒餅,便跟你說﹔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也跟你說。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你還記得麽?」張無忌不禁有些心酸,低聲道:「我記得。」楊不悔按著他手背,說道:「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我舍不得吃,可是拿在手里走路,太陽晒著晒著,糖人兒融啦,我傷心得甚麽似的,哭著不肯停。你說再給我找一個,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你雖然后來買了更大更好的 糖人兒給我,我也不要了,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那時你很著惱,罵我不聽話,是不是?」張無忌笑著說自己忘記了。她接著道:「我的脾氣很執拗,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

碧雅翠絲就是但丁的糖人兒。
 
9年後,但丁在河邊再次遇上碧雅翠絲。這時,女方正值碧玉年華,生得娉娉裊裊、蕙質蘭心。這次偶遇,令但丁乍驚乍喜。自遇上碧雅翠絲,對方的嫣然一笑、盈盈一督,令他魂牽夢繫。9年後嘎然而遇,但丁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霎時間,他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整理,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儘管滿腹墨水,在心上人面前,但丁說話結結巴巴。碧雅翠絲與他寒喧數句之後,一笑而別。詩人在《新生》憶迹該次重逢:「她那令人眷戀的幾聲問候,我的憤世嫉俗煙消雲散。慈愛如火,在我心中燃起。如果有人問起,我會回答, 那是一份添上謙遜的愛意!」
 
如果說,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位沈佳宜,毫無疑問,碧雅翠絲就是但丁心中的沈佳宜。

3年後,碧雅翠絲下嫁他人,對方出身銀行世家,二人也屬門當戶對。奈何,紅顏薄命,婚後3年,她就因病去世,享年僅24歲。據記載,她被安葬在聖瑪格麗塔教堂。不過,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只是他人一廂情願。


姑不論真相如何,時至今日,
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教堂室內不算寬敞,四周光線不足,卻彌漫一片祥和,氣氛莊嚴肅穆。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相比之下,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

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標示碧絲下葬於此。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多年來,無數痴男怨女、苦命鴛鴦在此禱告,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
十三世紀末葉,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1301年,黑黨人士掌權,到處殘害異己,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完成了鴻篇巨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此為冗筆。唐代詩人崔護那首《題都城南莊》膾炙人口,孟棨借題發揮,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話說某年清明,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走到半路,看到一戶人家,便上前扣門,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崔護自報姓名,向少女討了一杯水。片刻後,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遞給詩人。二人四目交投,互生情愫。崔護回到家後,念念不忘該名少女。翌年清明,他重回故地,但大門已緊閉,他感到悵然若失,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天後,他按奈不住,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到了門口,屋內竟傳出哭泣聲。崔護敲門,一位老翁應門而出,問道:「你是崔護嗎?」崔護說是。老翁哭著說:「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便鬱鬱寡歡,茶飯不思,前幾天,我們回家後,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崔護悲慟不已,他走入屋內,但見少女躺在床上,早已斷氣。崔護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須臾,奇蹟出現,少女緩緩張開雙眸,她竟然死而復生,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皆大歡喜。(順便一提,二十多年前,台劇《人面桃花》中,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

納蘭容若詩言:「人生若只如初見, 何事秋風悲畫扇? 」。有云往事並如煙,對但丁來說,一切依然歷歷在目,如同初見。伊人的倩影,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烙印。多年後,但丁在《神曲》裡,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結局」。不過,他所寫的,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
 
在小說中,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這時侯,碧雅翠絲出現了,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令他獲得救贖。
 
文人生命中的漣漪、波瀾、驚濤,種種失意、考驗、苦難,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讓他們破繭而出。

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加上思鄉情切,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

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啓發他寫成《圍城》這套經典名著。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年輕失戀,以文字抒懷,寫了《少年維持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這部曠世之作。(延伸閱讀:《少年歌德的煩惱》)

歐威爾(George Orwell)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二人將所見所聞,分別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及《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es)兩部巨著。

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經過多年的昇華、發酵,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他自己獲得了救贖,《神曲》也得以茁壯成長。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下)

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每天都是船來船往,那水面上泛起的點點白光,數百年如一天,突顯這座偉大水都生生不息。聖馬可廣場(St Mark’s Square)的大教堂莊嚴華麗,當年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將士出征前及凱旋歸國後都會在此舉行彌撒。教堂內煙霧繚繞,朝聖者絡繹不絕,每逢旅遊旺季動輒要排隊大半小時方可入內參觀。教堂外,廣場鐘樓挺著腰翹首眺望遠方,不知它是否在期盼遊子早日歸家?廣場上的柱廊,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到訪者。

遙想當年,這裡曾是世界貿易中心,其繁榮盛況,可勾勒出一軸西洋版的《淸明上河圖》卷畫。每逢交易季節,到處人聲鼎沸、接踵磨肩,街上出現無數穿上奇珍異服的人士,世界各地的商人都聚首威尼斯。市場上羅列了從各處採購的商品,黃金、琥珀、寶石、珍珠、銅、錫、絲綢、瓷器、棉花、羊毛、丁香、肉桂、胡椒、獸皮、象牙、木材,更有各種膚色的奴隷。各類數不盡的奇珍異寶,讓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另一邊廂,碼頭工人忙到不可開交、汗流浹背,他們忙著搬貨、裝貨、卸貨。靠岸及離岸的漿舶船實在太多划漿人小心翼翼,以防意外。河道上經常出現兩船迎面而來之情景,乍看之下似快要相撞,情況險象環生,但各船的划漿人則從容不迫,似乎互有默契,各人輕輕一撥其手中木漿,兩船擦身而過,一場意外頓時消融於無形,划漿人之手法實在妙到毫㒹。

《威尼斯商人》(The Venice of Merchant) 乃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最有影響力喜劇之一。劇中安東尼奧為了助好友早日與心上人結成秦晉之好,不惜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貸,並向對方承諾,若逾期未未能還款,則割下自己身上一磅之肉以作還債。後來安東尼奧的貨船在海上遇險,他因資金週轉困難而逾期未能還款,被迫與夏洛克對簿公堂。後來劇情當然峯迴路轉,前者免收皮肉之災,其友亦順利完婚。此劇首演於1598年,當時威尼斯已開始衰落,但仍是地中海強權。多年來,此劇引來無數爭議(例如作者是否同情夏洛克、又例如安東尼奧之性取向),但有一點則無容置疑,當時威尼斯是的確存在商業法庭(當然割肉抵債多半是小説家言)。

根據黃仁宇教授所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有專門處理商業訴訟的法庭,稱之為Curia Di petizion,當事人可自僱律師。該書也指出,當時也出現類似股份制的投資,名collenganza。不但如此,該城更有滙款、信貸、海上保險、法律、經紀等商業服務。以上種種,威尼斯的商業制度,是走在歷史前端。

由於特殊地利環境,威尼斯耕地匱乏,因此沒有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立情況。另外,水患頻繁,加上全城皆商,凡此種種,使到居民有共同價值觀念,也孕育了與封建制度大相徑庭的共和國。此共和國也並非現代觀念之共和國,其總督(即最高長官)並非全國一人一票選出,但也不是父傳子的世襲制度,而是議會中選出41名選舉人所選出。頗堪玩味的是,選出該41名選舉人的過程是非常稀奇古怪而又複雜繁瑣。

根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所述,當局會先在議會合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此30人又要再抽籤淘汰剩9人,然後由這9人負責選出40人。下一步,該40人要抽籤淘汰剩12人,這12人要負責選舉25人。然後再下一步,這25人又再抽籤減至9人,此9人又要選舉45人。第四步,這45人又要再抽籤淘汰為11人,而這11人才負責選舉最終那41位選舉人。簡而言之,就是經過5次抽籤再加4次提名選舉,產生41位選舉人,最終才由這41位選舉人選出總督。

如此令人頭暈目眩的制度,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操控選舉。另外,威尼斯人也制定不少規則,防範總督以權謀私或私通外敵。例如,總督接受禮物不可超出規定上限,而且不得與教宗及他國元首有私人信件來往。縱觀威尼斯共和國數百年歷史,其政局也大致和平穩定。

上篇提到,1204年4月,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攻入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洗刧一番。更最重要是,威尼斯趁勢控制了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進一步擴大其貿易版圖。黎凡特自古就東西方貿易要衝。大航海時代前,大部分來自東方的商人先將貨物運抵黎凡特,然後再由意大利商人經地中海轉送到歐洲大陸各地。掌握了黎凡特地區,貿易航線自然也牢牢握在手中。當其他強權忙於攻城掠地,威尼斯人則集中精力擴闊其海上版圖。他們在亞德里亞海及地中海東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或親威尼斯政權,並在這些地方興建港口、倉庫、船塢、要塞。克里特島(Crete)和塞浦路斯島(Cyprus)都曾經成為威尼斯殖民地。另外,他們又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外交關係,爭取設立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他們會不顧教宗反對與異教徒來往、交易。他們曾得到蒙古人的允許,在黑海(Black Sea)的東北岸建立貿易據點。

威尼斯人的目的,就是利用其縱橫裨闔、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必要時動武),以壟斷貿易航運路及確保其暢通無阻。縱觀歷史,後來者如葡、西、荷、英、美等國之戰略,與威尼斯都有異曲同工之處。看歷史,也是為了鑑古而知今。

人有勝敗榮辱,國有興衰盛亡,威尼斯共和國也不例外。那麼,為何威尼斯會走向衰退?首先,人口不足是其弱點,最高峰也是維持十多萬,一場軍事敗仗利令其短時間內難以復原。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向西擴張,在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擁有不少殖民的威尼斯自然首當其衝,雙方多兵戎相見。奧斯曼人口超過百萬,君主可以憑其意志徵召大軍壓境,秋天戰軍方,春天又來犯,今年打完,明年又捲土重來。相反,威尼斯就沒有如此國力,與奧斯曼交戰,前者往往力不從心,陷於被動和捱打,其貿易路線也受阻隔。1498年,葡萄牙人成功繞過非洲南岸,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貿易航線,地中海作為東西貿易樞紐的地位漸漸式微。

十六世紀起,威尼斯在世界貿易的領導地位開始減弱。再下一個世紀,它從一個世界貿易之都逐漸轉營為旅遊城市。同一時期,這裡也成為富豪權貴留連忘返之地,城內到處充斥著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場所。1797,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兵臨城下,共和國走下歴史舞台。拿破崙倒台後,威尼斯又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psburg Empire )吞併,直至意大利建國。
(回到上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上)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是一個「對立」並存 、「矛盾」共融的城市。

首先,威尼斯街巷阡陌與運河水道縱横交錯,「陸地」與「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該城是由兩者完美的交織在一起,儼然一匹華麗綢緞。居民每天的出入,也離不開「陸地」與「水」。

威尼斯的美麗不用多言, 另一方面其污染漸趨嚴重,由於其獨特地勢,難以建立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城中不少污水未經處理下就排入運河。當你夏天乘搭貢多拉(Gondola)時,身子湊到水巷的水面上一聞,那陣陣撲鼻酸腐臭味令人窒息!

威尼斯的小橋流水令人想起中國江南地區的溫柔婉約,但那條貫穿古城的横向S形運河卻又豪邁雄渾。

古城區有不少廣場萬家燈火、喧嘩熱鬧,轉瞬間,你無意中竄進了一條冷清幽靜、燈火闌珊的小巷,當你以為前無去路,倏忽柳暗花明,原來小巷的尾端有一條岔路,沿著岔路向前走,眼前豁然開朗,原來你又回到那川流不息的廣場。

威尼斯的歴史,也是文明與野蠻並存。

話說羅馬帝國(Roman Empire)衰退後,歐洲陷入兵荒馬亂,遊牧民族四處搶掠。有一羣民眾被日耳曼人追殺,逃到意大利東北海濱地區,發現一潟湖,湖上有無數島嶼,衆人涉水逃到島嶼上避難。面對一望無際的湖水,敵人的騎兵也毫無用武之地。他們必須以船隻代步,但潟湖四周是石礁,而且有多處淺灘,不諳附近地理環境欲撐船而入,船隻必定擱淺。日耳曼人唯有望「湖」興歎。潟湖令眾人逃過一刧,從此以後,他們就在島嶼定居,成為威尼斯人的祖先。

潟湖雖然提供了天然屏障,但四周缺農地,不能種植農作物,而且資源匱乏,潮漲帶來水患之憂,生活條件艱苦。地無立錐的威尼斯人以水為友,以船為伍。他們最初為漁民,其後從事鹽及小麥的貿易。漸漸地,他們的漿帆船越去越遠。在那浩瀚無垠大海上,危機重重,威尼斯隨時要面對那巨浪咆哮、狂風呼嘯、暴雨敲打、嚴冬來襲、烈陽毒照、瘟疫肆虐、飢渴交逼,甚至海盗覬覦。他們也一一克服難關,生意如雪球越滾越大,最後壟斷了貿易,成為地中海霸主,寫下了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海上傳奇。

威尼斯原本臣屬於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後者自四世紀從羅馬帝國分裂出來,成為地中海以東的強權。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十世紀以降,拜占庭逐漸衰落,反之威尼斯因貿易致富而日漸強盛。兩方勢力此消彼長下,拜占庭甚至要依頼威尼斯戰艦保障其海岸線安全。

威尼斯拿下了達爾馬提亞(Dalmatia,即現今克羅地亞南部沿岸地區),取得亞德里亞海的控制權。該地極具戰略價值,既有優良的海港,還有茂密的的森林,為威尼斯提供大量上等木材以製造穩固的船隻。

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堡)處於歐亞交界處,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貿易的主要市場,大批威尼斯人在此經商。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劃下了一個區域,允許威尼斯商人定居和從事貿易。拜占庭和威尼斯原本就互不信任,再加上文化習俗差異、信仰衡突、利益糾纏,矛盾不斷。拜占庭人視威尼斯人為沒有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威尼斯人則認為對方以大國自居,目中無人。日子久了,嫌隙漸深,裂痕也難以修補。

1201年,羅馬的使者來到威尼斯會見總督丹多洛(Enrico Dandolo),與其商討一筆大生意。原來教宗英諾斯三世(Innocent III)欲號召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須依靠威尼斯人的船隻、補及與航海技術跨越地中海。丹多洛雖已年介九十,且早已失明。他仍然高瞻遠矚、雄才大略。他再三躊踷,決定參加這場豪賭,他向使者開出條件:威尼斯為十子軍三萬名步兵及四千五百名騎提供船隻、補給,費用九萬五千馬克。另外,威尼斯又免費提供五十艘武裝船隻,條件是與十字軍對分戰利品。使者答應了條件,雙方簽約。

兩年後,威尼斯已經準備就緒,問題出在十字軍那方。原來,羅馬簽約的使者過度樂觀,應教皇號召的士兵遠低於預期,雪上加霜的是,十字軍所籌得奉獻捐款也僅得三萬多馬克。丹多洛叫苦連天,他是多番唇舌才遊説威尼斯人參加這宗交易。這兩年來,威尼斯暫停了所有商業買賣,傾全國之力,日夜趕工,籌備了十字軍所需物資。如今對方付不起費用,不但丹多洛名譽掃地,威尼斯也面臨破產危機。

丹多洛心生一計,他向十字軍將領提出,只要你們協助攻下扎拉 (Zara),還款期可以延緩。扎拉位於達爾馬提亞地區,原本臣服於威尼斯,最近投靠匈牙利,令威尼斯人震怒不已。扎拉是基督教國家,假如十字軍出兵討伐,那便是自相殘殺了。十字軍將領為了避免東征泡湯,唯有硬著頭皮,攻下扎拉,並洗刧一番。

攻下扎拉不久後,拜占庭皇子主動聯絡聯軍,聲稱其伯父奪了父皇伊薩克二世(Issac II)的皇位,他要求十字軍與威尼斯人出兵協助其奪回帝位,並承諾事後必定有重酬。丹多洛見奇貨可居,再次施展其伶牙利齒,再次以利害關係説服十字軍將領出兵。十字軍為了盡快還款,唯有答應這筆交易。拜占庭帝國乃東正教國家,與羅馬天主教雖屬不同宗派,畢竟也信奉基督。事情發展至此,該東征已經完全變質。

聯軍攻入君士坦丁堡,救回伊薩克二世,皇子也藉此登基,成為阿歷克塞四世(Alexios IV),於是出現了兩位皇帝共治的局面。

事情仍未解決。為了還清債務,阿歷克塞四世向開徵稅項,又命人四處搜刮教堂財物。君士坦丁堡居民心生不滿,而且對於聯軍造成的破壞怨聲載道,加上多年來和威尼斯人積下的恩怨仇恨,導致局勢變得不可收拾。

不久後,宮廷發生政變,新皇帝阿歷克塞五世(Alexios V)拒絕償還聯軍欠款,聯軍終於老羞成怒,於1204年4月再次攻陷君士坦丁堡,連續三日四處搶掠、擄刧、姦淫、殺人、放火,造成空前浩劫。

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北京圓明圓,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抨擊:「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 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差不多600年前,君士坦丁堡也來了兩個強盜,一個叫十字軍,一個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從君士坦丁堡取回大量黃金、珠寶、名畫、器皿、雕塑,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們將搶掠回來四匹青銅駿馬雕塑,鑲嵌在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的正門上,時至今日,此四匹駿馬在教堂內展出,正門上的仿制品,仍在拔足翻騰、仰天長嘯,炫耀當日的「勝利」。(請看下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另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從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

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脹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須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少帥與宋美齡

台北士林公園的士林官邸,是當年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赴台後的居所。這座官邸現已成為古跡,近年受到大陸觀光客青睞。每當一車車的觀光客來到,靜謐的氛圍頓時煙消雲散,官邸門前變得熙來攘往,鳥兒的啁啾聲也被人聲掩蓋。相反,距離官邸幾步之遙的凱歌堂則顯得門庭冷淸,殊不知,這座凱歌堂其實大有來頭,也是歷史見證人。它是蔣介石夫婦二人的私人禮拜堂,不少國民政府高層也曽在此參加禮拜。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尼克森也曾在此耹聽講道。

凱歌堂是一楝西式的紅磚建築。我去的時候,門已鎖上。隔著玻璃窗觀看,禮拜堂室內以紅色為主調,估計是代表耶穌的鮮血。室內有紅地毯、紅絨窗廉、講道台鋪上紅絨布,台下大概有六十張木椅,天花掛上水晶吊燈。個人認為,以一間禮拜堂而言,陳設略嫌繁複。

《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一書中記錄了一則小插曲。1960年某個週日早上,凱歌堂依常舉辦禮拜。參加眾都是政府高層,蔣氏夫婦坐在最前排。禮拜完畢,蔣氏夫婦在眾人目送率先離座。當蔣夫人離開禮拜堂前,她睢見一名兀頭老翁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上,便湊上前與其握手後,方始離去。眾人納悶,這位老翁究竟是何方神聖,夫人竟主動跟他打招呼。頃刻,有人認出,那名老翁竟是鼎鼎大名的「東北虎」張學良張少帥!自西安事變後,少帥遭蔣介石「嚴加管束」,已經絕跡公開場合多年,居然在此露面!這也表示,蔣對少帥的軟禁,也開始寛鬆了。人人乍驚乍喜,大家爭著上前與其握手寒暄。*

少帥張學良失去自由數十年,這段日子,他一直得到蔣夫人的照料和眷顧。在後者的鼓勵和影響下,少帥更成了基督徒。心細如髮的蔣夫人,那天自編自演了這齣戲,巧妙地宣布少帥已獲得局部自由。

二人的故事要從1925年談起。那一年,五卅運動爆發,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進入上海維持秩序,受到各界招待,其風頭一時無倆。在某個酒會上,少帥認識了宋美齡,二人年紀相若,男的長得氣宇軒昂、風度翩翩,女的高貴優雅、才貎雙全,二人不約而同都受過西方敎育,在當時屬於極少數,興趣相投,因此有說不盡的話題。據說,二人約會了數次,宋美䶖帶少帥在上海四處參觀遊覽。

少帥年老時回憶:「若不是當時已有太太(于鳳至),我會猛追宋美齡。」(摘錄自  王書君《張學良口述自傳》)。不過,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男的敢追,女的對其有意,二人也不見得會開花結果。原因是宋美齡來自基督教家庭,她本人也是虔誠的教徒,不贊同一夫多妻。更何況,宋美齡並非一般小傢碧玉,她有非一般的抱負和理想。她與趙四截然不同,不會為了愛情而奉獻一生。(延伸閱讀:《少帥在五峰鄉的日子》)畢竟人各有志。

時光一晃,二人再次見面時已經是1929年,宋美齡已成了蔣夫人。她陪同蔣介石,在北平與少帥會面。甫一見面,蔣夫人便説:「漢卿,你好啊。」蔣介石一征,問:「妳怎麼認識他呢?」夫人笑著回答:「我認識他還在認識你以前哩!」(摘錄自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

1931年,少帥丟失了東北三省,繼而又失去錦州與熱河,後來蔣介石派他圍剿紅軍,屢屢受挫,損兵折將。少帥求蔣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但遭拒絕,雙方多次發生口角。1936年12月,少帥與楊虎城趁蔣來到西安巡視,發動兵變,將其囚禁,以圖迫使其放棄剿共,一致對外抗日。

蔣夫人得知丈夫被脅持,嘎然晴天霹靂,幾乎當場昏倒。她早知丈夫與少帥有不少矛盾,郤萬萬料不到後者竟然大膽到扣留國家領袖,此事簡直是曠古未聞,少帥把天捅了一個大窟窿。

當時南京政府高層一片混亂,人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有人力主和平解決事件,有人主張討伐張楊二人,更有人心懹鬼胎,提出要轟炸西安,其實欲借平叛為由而將老蔣除之。

蔣夫人幾經辛苦、力排眾議,才得到政府同意暫緩攻打西安,由她親赴西安談判,營救丈夫。與她同行的,還有宋子文與澳洲人威廉·端納(William Donald)。前者為蔣夫人兄長,後者乃蔣氏伉儷外籍顧問,也曾擔任少帥私顧問。二人與少帥交情皆不淺,有熟人在,萬事也好商量。

當專機快要抵達西安時,蔣夫人將一支手槍遞給端納,並吩咐他,飛機著陸後,如有士兵不受控制,欲對自己不利,便開槍打死自己。段納一笑,說:「上帝和夫人同在,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少帥親往機場迎接蔣夫人。當年,二人在上海相知相交,如今江山依舊,人面卻已全非,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少帥見到蔣夫人時,神色既內疚又尷尬,幾乎不敢直視夫人。反而蔣夫人裝得若無其事說:「漢卿,請不要下令讓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為我害怕他們把我的行李給翻亂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帶的衣服、用品多。」少帥急忙回答:「夫人何出此言,我怎麼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氏夫婦一衆人,平安回到南京。這時侯,危機過後,少帥卻成了階下囚。蔣夫人之前對少帥懊惱與埋怨,早已轉化為諒解與同情。國民黨的文獻,對少帥及事變嚴厲譴責批判,蔣夫人在1937年3月撰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的觀點則大相徑庭。她解釋:「西安事變的經過、狀況之復雜,決非中國過去的兵變可以比擬。」她又指出張學良「從頭至尾,絕未提金錢與權位事。歷來叛變軍人所斤斤不能去懷之主題,此次竟未有壹人置懷,由此足見彼等此舉,有異於歷來之叛變。」

事變後,少帥被蔣介石「嚴加管束」,他與趙四小姐曾被多番轉移,後來在台灣五峰鄉井上溫泉住了十多年。作為人妻,蔣夫人要以丈夫利益為依歸,遵其意志而行,她沒有辦法讓少帥回復自由身。她可以做的,便是噓寒問暖、關懷備至,並給予他精神的支持。

由於山上物資匱乏,蔣夫人經常叫為少帥帶來各類食品、書籍、雜誌、電器及日常家品。每逢佳節,她必為少帥凖備應節食品,例如中秋節有月餅茶葉、端午節有粽子,每年少帥生日也為收到蛋糕賀福。蔣夫人出外回台,總會為少帥帶來海外的的禮物,就連他與海外親友間的書信也是托蔣夫人代為轉交,連家事也是托夫人幫忙。為了向蔣夫人表達感謝之情,少帥偶爾也將個收藏的字畫贈送予她,其中更包括蘇東坡的真跡。

少帥幽居數十年,一直與蔣夫人保持書信往來。少帥遣留下來的五百多封信件,單是蔣夫人就佔了一百多封。透過這些信件,我們更加了解二人間的互動:

1950年4月,蔣夫人寫信給少帥,二人已十數年未曾見面,信中説:「自我返國,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見過面⋯⋯但每次要去看你時,總臨時有事⋯⋯但我向你保證我沒有忘記你⋯⋯所以,下週末我將可以來看你。」少帥回信說,前往五峰鄉路途遙遠顛簸,叫夫人不要前來,後來,二人在大溪見面。(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51年3月,蔣夫人身體不適,少帥去信慰問,對方回信:「因不慎從樓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週⋯⋯這樣行走不便還會保持幾個月⋯⋯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請隨時告訢我好嗎?」(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52年5月,蔣夫人臨慕石濤的畫,托人轉交少帥,她道:「我希望你會喜歡,請你包涵我的生澀筆法,到底我學習國畫僅11個月,我的原則是不將我的畫送人⋯⋯但我將此畫送你留作紀念。一幅美齡初學的畫,也許會引起你的興趣。」(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蔣夫人長期受皮膚疾病困擾,1954年赴美就醫,期間見了少帥元配于鳳至,她寫信告訴少帥:「我前兩天剛回台北⋯⋯在舊金山見到鳳姐姐,她到醫院来看我,次日我們一起吃晚飯⋯⋯她能說英語,而她看來比我十年前見她還要年輕十歲,我既驚訝又高興,見她如此自立⋯⋯但她非常想念你⋯⋯」(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少帥夜裡挑燈看書,視力不太好。蔣夫人聞訊後,叫人從外國帶來一盞台燈,並說:「這種台燈,我在美國也有一個,非常好用⋯⋯」(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夫人逐漸淡出政壇,晚年在紐約深居簡出。1991年,少帥也赴夏威夷頤養天年。自此之後,二人沒有再見面,不過,每逢佳節會互贈禮物道賀。2001年,蔣夫人在紐約家中得知少帥離世,她心情異常沉重,數日不語。少帥喪禮上,她所來的花圈寫上:送張漢卿先生遠行。蔣宋美齡敬挽。

假若將海峽兩岸近代史比喻為一首風雲幻變的交響詩,張宋二人的情誼就是一小段輕鬆愉悅的快板。二人的故事宛如烏雲縫隙中的一道綺麗彩霞,也仿若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少帥一生倍添傳奇,夫人也更加溫婉動人。

* 根據《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一書所指,故事是發生在台北士林禮拜堂,據我推測,應該就是現今台北士林公園內的凱歌堂。

 

 

參考書目:
端納口述∕ 澤勒著 《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1994。
張學良口述∕ 王書君著,《張學良口述自傳》,香港:香江,2004。
張閭蘅、張閭芝、陳海濱編著,《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北京:三聯書店,2006。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