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華爾滋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Ringstrasse 14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Hotel Bristol 08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
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Musikverein 09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P1090082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位親王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Hofburg_Neue Burg_Statue of Prince Eugene of Savoy 03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Ringstrasse 12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馬背上的皇帝

圖拉真廣場(Trajan’s Forum)和羅馬廣場(Roman Forum)近在咫尺。圖拉真柱(Trajan’s Column)傲然屹立在廣場北端,它一支獨秀,拔地凌空,四周沒有建築物可以媲美,宛若直插雲端,令人凜然不可輕犯。Imperial Fora_Forum of Trajan_Trajan's Column 02

圖拉真(Trajan)戎馬半生,年少時隨父親從軍,因屢建奇功,獲皇帝涅爾瓦(Nerva)賞識,收為養子,成為儲君。涅爾瓦以「納賢不納親」的方式選擇繼承人,其後數位皇帝先後效法。此方法既能選擇有才幹之士成為君主,又可以避免同室操戈、禍起蕭牆,為後世所稱頌。涅爾瓦、圖拉真和其後三任君主被稱為五賢帝(Five Good Emperors),他們在位共八十多年,為羅馬帝國最強盛、最繁榮的年代。

公元98年,涅爾瓦駕崩,圖拉真成為帝國第13任君主。當時他仍在日耳曼行省領兵,如果換成是中原王朝,新君早已急如星火趕赴登基大典,在大殿迎受文武百官跪拜,繼承大統。不過,圖拉真即位後,非但沒有班師回朝,更徘徊在萊茵河和多惱河附近,到處巡視邊防、整頓部隊,翌年才回到帝都羅馬。

圖拉真雄才偉略,回到羅馬後,他下放更多權力予元老院(Senate),並整頓吏治,改善民生。為了邊境界安全,兩度出兵達基亞(Dacia),將其收歸帝國領土,其後更東征位於亞洲邊垂的安息帝國,令帝國版圖空前遼闊,公元117年在遠征途中乘鶴西去。無論是即位與辭世時,圖拉真這位君主都是領兵在外,堪稱馬背上的皇帝。

圖拉真柱就是為了紀念這位雄主從達基亞(今羅Imperial Fora_Trajan's Market 40馬利亞中西部份)凱旋歸來而豎立,柱高38米,柱身以大理石造成,柱上刻有浮雕,刻畫皇帝遠征的情景。上網查閲資料,柱上浮雕竟刻畫超過2500名人物!抬頭細看這巧奪天工、精雕細琢之作,柱上士兵、馬匹、戰車、兵器、房屋、城牆等圖案,無不維肖維妙、栩栩如生。八百裡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聲。艷陽當空,黃沙滾滾,烽火連天,當年那金戈鐵馬,氣吞萬里河山之場面仿若重現眼前。Imperial Fora_Forum of Trajan_Trajan's Column 02

除了忙於邊關軍務,圖拉真也不忘建設首都。廣場東側之圖拉真市場(Trajan’s Market)就是他在位時建成的。圖拉真市場為羅馬一大型綜合公共建築,更被史學家認是世界最古老商場。圖拉真市場雖已殘缺不全,但輪廓外觀及建築結構大致仍保留,整楝建築樓高六層,呈弧形狀,氣勢恢宏,內裏設有商店、市集、辦公室、貨倉、圖書館、會議大廳及政府辦公機構,可想像當年寶馬雕車香滿路,踵接肩摩,門庭若市之繁華盛況。

不知何故,驀然想起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數年前此曠世名作在香港藝術館展出,引起空前哄動。畫中描繪北宋年間汴京之城市鄉村風貌,猶記得,卷畫中央那虹橋上熙來攘往、車水馬龍的熱鬧場景,讓人咋舌,相信與當年羅馬盛世比較也不遑多讓。
Imperial Fora_Trajan's Market_Forum of Trajan 02話雖如此,北宋是不能和羅馬帝國相談並論。從北宋定都汴梁到金人入侵,僅167年而亡。羅馬帝國自公元前23年建立,到公元467年滅亡,壽命則有490年,其國壽之長、國土之闊、及國力之盛在世界史上實屬罕見。

羅馬帝國國運長盛不衰全有賴其管治制度。羅馬人南征北伐開拓疆域,擴展領土,在各殖民地設置行省,任命當地領袖或貴族代為管治,實行「以夷制夷」,減少統治者與非統治者之間的衝突。另外,帝國並將各地羅馬化(Romanisation),將思想價值、生活風俗、政府架構、法律制度、都市建設等引入各殖民地。現在歐洲各地仍保留不少古羅馬建築。例如競技場、神廟、公共廣場、道路、橋樑以及筆者在《塞哥維亞的巨人》一文中提及的水道橋(Aqueduct)。故此,那些遍佈歐洲各地的古羅馬遺址,不僅是一些巍峨雄偉的建築或瑰麗華美的藝術品,更是帝國整項政治文化工程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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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又賦予各殖民地居民拉丁公民權(Latin Rights)。拉丁公民雖是二等公民,但享有權利和擁有羅馬公民權(Roman Rights)的羅馬公民大同小異。拉丁公民被賦予私人財產(包括土地)擁有權和從事貿易權。不同之處,是拉丁公民沒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其次,帝國向拉丁公民稅款較羅馬公民高。對拉丁公民來説,他們沒有多大興趣長途拔涉參與選舉,另外,只要不影響生計,他們也不抗拒繳付較高稅項。對於帝國來說,既不會招惹殖民地民眾不滿,也不用一下子接納大量羅馬公民而帶來管治問題,甚至動搖統治根基,因此,賦予殖民地居民二等的拉丁公民權又何妨。

拉丁公民是否永遠不可成為羅馬公民?答案是否定。對帝國有大貢獻者,統治者會授予其羅馬公民權。另外,如同現今投資移民政策,富有者可以用金錢換取公民權,當然所費不貲。第三,殖民地的地方領袖,任職地方官者,任期完滿後可成為羅馬公民。

第四,也是筆者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殖民地的百姓可以透過參軍來獲得羅馬公民權。羅馬軍分主軍和輔軍,分別由羅馬公民及非羅馬公民所組成。輔軍士兵無論在薪金及福利都比不上主軍士兵,但帝國規定,非羅馬公民只要在輔軍服役滿廿五年後,便可獲得羅馬公民權,在社會上擁有較高地位。此法例鼓勵可多行省非羅馬公民參軍。當年羅馬兵團在戰場上所向被靡,除了依靠精良的裝備及高明的戰術外,更與其兵制和社會制度有密切關係。

用社會學的觀點,羅馬帝國的管治制度提高了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令殖民地的非羅馬公民有更多機會往上層階級移動,既可以減少階級矛盾,更可吸納四方行省人才為帝國效力。此外,羅馬向各殖民地實行「羅馬化」,獲得羅馬公民權者,移居羅馬或其他鄰近地區,也能適應當地生活。

可以看出,羅馬人兼容並包,不拘泥於傳統教條或陳規陋習,他們不會為了保持民族血統純正,而排斥外人,相反他們以開明態度及務實政策,接受並吸納各地人才、文化、知識,以為己所用,令羅馬帝國生命力更旺盛、朝氣更蓬勃。今日之美國也有異曲同工之處。美國人師承羅馬人,將自己語言(即英語)、文化、教育制度、商業模式等輸出全球各地,同時不斷引入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及地位。

家國自有興亡時,中外如是,古今皆然。滄海桑田,縱使強如羅馬,也有日薄西山之時,好像這座圖拉真市場,人去樓空,此情可待成追憶,留下的只是無限惆悵、無限唏噓。

《往事千年:羅馬帝國傳奇》系列文章
《塞哥維亞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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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背上的皇帝》
《萬神廟的穹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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