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University Jagiellonian)乃波蘭頂尖學府，其歷史悠久，乃中歐第二古老大學，更是世界現存最古老大學之一。在波瀾起伏的歲月長河中，這所學府曾培育不少頂尖人才，其校友包括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安德里奇(Ivo Andrić)、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後二者皆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它與波蘭的國運一樣，飽歷風霜，命途乖舛，但仍在櫛風沐雨下，砥礪前行。若果說，亞捷隆大學六百載的校史，是半部波蘭史，也不為過。

亞捷隆大學由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所創辦。這位君王乃波蘭中興之主，文治武功皆盛，後世稱卡齊米日大帝。為了吸引人才，他決定在國內創立一所大學，於是向教廷提出申請。(在中世紀歐洲，教廷掌控世俗權力，成立大學必須預先得到教宗批准，否則該大學文憑是不獲其他國家承認。)教宗同意了請求，卡齊米日三世遂於1364年成立了中歐的第二所大學(當時取名克拉科夫學院，其後多次易名，1871年才改名亞捷隆大學，沿用至今。)，僅次於布拉格的查爾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大學成立之初，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查爾士大學提供哲學(liberal arts，乃現今通識學科之前身)、法律(law)、醫科(medicine)及神學(theology)課程，但亞捷隆僅獲授權舉辦前三門學科，唯獨欠缺神學。中世紀時代神學乃各學科之首，一所未能提供神學的大學談不上一間完整的學府，這可能是教宗為了平衡各方利益所作出的決定。除此之外，大學創辦初期，條件也不太充足，它沒有校舍，校方向市政府及教會商借場地，學生須在不同地方上課。

禮堂天花浮雕

1370年，卡齊米日三世溘然長逝，令到大學前景蒙上陰影。由於沒有子嗣，卡齊米日三世身故後由外甥匈牙利國王路易士一世兼任波蘭國王。這位新任國王比較在乎匈牙利的利益，並沒有投放太多心思去統治波蘭，他更加不會去關心大學的運作。

事情很快便出現轉機。1382年，路易士一世駕崩，女兒雅德維加(Jadwiga)成為波蘭女王。1386年，雅德維加與立陶宛大公雅蓋隆(Jagiełło)結婚，二人共同統治波蘭。夫婦兩人銳意推動政治改革，對亞捷隆大學的發展也不遺餘力。1397年，教宗批准大學開設神學課程，令其成為一所更「完整」的院校。1399年，年輕的女王病逝，依照遺囑，其部分遺產損贈大學，令到學校的財政更充裕。

1400年，國王雅蓋隆在克拉科夫為大學買了一楝房子，作為校舍，成立超逾30年，學校終於擁有自己的教學大樓。為了報答國王，新校舍命名國王學院，後來改名Collegium Maius。Collegium Maius是拉丁語，意思等同英語的Greater College。歲月留情，這座古老校舍倖存至今，雖已不作教學用途，但仍是校方舉行重要會議及接待外賓的場所，平日對外開放，乃歐洲現存最古老大學建築之一。

從大門而入，穿過幽暗的拱廊，轉瞬間，美麗而寛敞的中庭便映入眼簾。

Collegium Maius儼如一本書，一本讓人不忍釋卷的鴻篇巨著。學院為歌德式建築，厚重的拱形金屬門扉如同皇宮深苑的大門，氣象森嚴。從大門而入，穿過幽暗的拱廊，轉瞬間，美麗而寛敞的中庭便映入眼簾。中庭呈四方形，四周是紅磚赤瓦，顯得温暖厚實而又古意盎然。仰望芎蒼，晴空上懸掛著慵慵懶懶的雲朵，讓人豁然開朗。中庭中央有一口古井，屬新巴洛克風格，井水已不能飲用，據說當年有醫療功效。學院建築樓高三層，底層顯得比較高，予人扎實純樸的感覺。地面四邊以迴廊圍繞，以尖拱開口，既能美化中庭亦可為師生遮風避雨。

甫踏入學院室內，還以爲自己走上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誤闖哈里波特的魔法學校，一切既古典雅緻又充滿神秘感。室內所有陳設，如木造傢俱、絨布簾幕、人物雕像、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天秤、古書、羊皮卷、地圖、吊燈、陶瓷、鍍銀器皿、浮雕、掛氈、油畫、火爐等都有自己的故事。遙想當年，學院內不知有多少的天南地北、多少的激掦文字、多少的雄辯高談、多少的經緯滔滔。

圖書館的肋拱天花繪上了藍天白雲圖案，象徵知識源自於天堂。

Collegium Maius內的一滴一點，反映中世紀的時代精神、社會風貌及人文價值觀。學生從早上上課，由於蠟燭非常昂貴，課堂會在天黑之前結束。圖書館的肋拱天花繪上了藍天白雲圖案，象徵知識源自於天堂。除了課室與圖書館，學院內有禮堂、教員宿舍及飯堂。另外，學院更設有牢房，以囚禁頑劣學生。教授之間是等級分明，舉例來說，他們在飯堂用膳時，資歷較低者要負責誦讀聖經。教授們也要嚴守清規戒律，言行衣著皆受到約束，更不能隨意與異性交談，儼如修道院的僧侶。據文獻記載，16世紀初，有一位已婚教授，為了讓妻子陪同自己入住學院宿舍，竟要得到教宗親自同意，方可遂願。

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葉，波蘭國力鼎盛，成為中歐第一強權。它不僅擁有硬實力，同時亦兼備軟實力。作為波蘭歴史悠久的學府，亞捷隆大學自然是聲譽鵲起、水漲船高，成為了歐洲的學術重鎮，哥白尼也是在15世紀末來到此處求學，並且首次接觸及認識天文學。這段期間，亞捷隆大學享譽國際，國外的莘萃學子皆慕名而來。資料顯示，15世紀下半葉，它有40%的學生來自國外，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學府。

16世紀中以後，亞捷隆大學開始漸走下坡。原因有二，其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所燃點宗教改革之火席捲各地，有識之士重新思考天主教教義，人們渴求新知識及新思維。波蘭是天主教國家，保守派勢力強大，排斥新事物，改革步伐較為緩慢。在此背景下，大學自然趕不上新時代的需求，其學術地位今非昔比。更要命的是，波蘭軟硬實力已大不如前，國內政治傾軋，國外則強鄰環伺，大學亦受牽連，其聲譽今不如昔，發展停滯不前，學生人數不斷下跌。

禮堂

到了18世紀末，波蘭領土慘被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三國完全瓜分，史稱Partition of Poland，「波蘭」在地圖上消失。克拉科夫成為奧地利屬土。外來政權對大學的蓄意打壓，令其雪上加霜，學生人數銳減，課室人去樓空，讓人唏噓。

1867年，奧地利成為君主立憲國後，開始對其波蘭屬土採取較寛容政策。克拉科夫成為波蘭藝術文化之都，亞捷隆大學回復昔日風華，出現一陣兼容並包、學術自由之風，它更得到奧地利當局撥款資助作為硏究經費，各地教授學生紛至沓來。1918年，波蘭復國，它成為這個新生國家的最高學府，校園不斷擴充，教舍亦步入現代化。

教員休息室

隨著二次大戰的隆隆砲火聲響起，亞捷隆大學再次踏入黑暗期。1939年秋天，德軍佔領克拉科夫。該年11月6日，德軍召集教員前來開會，聲稱是為了公佈新實施的教育政策。教員不虞有詐，紛紛應邀前來。當所有人到達現場後，德方突然發難，將他們統統拘捕，並遣送到集中會。此惡名昭彰的行動，稱為Sonderaktion Krakau，共183人被捕，大部分為亞捷隆職員。消息傳開去後，輿論嘩然，抗議批評之聲此起彼落，就連德國學術界亦不忿此番作為。數個月後，德方陸續釋放被捕人士。可惜，不少教員早已在集中營內被折磨而死，也有人獲釋不久便去世。

雖然教員們紛紛獲釋，但大學被當局下令停課。畢竟，作為知識與思想的搖籃，大學乃強權的眼中釘。此外，根據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波蘭人乃斯拉夫人(Slav)的一支，屬於較低等的民族，沒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為了學子們的教育，亞捷隆的教員，連同全國各地的學者、教授、知識份子，開辦多所地下學校。從事地下工作，理應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偏偏，從事教育工作，就要推而廣之、有教無類、來者不拒，這些教育工作者紛紛義無反顧、挺而走險，使到薪火得以相傳，寫下波蘭歷史的一頁動人詩篇。

大戰於1945年結束，兩年後東西方的冷戰卻再次阻礙亞捷隆的發展。要到1991年，自由的春風再次涖臨波蘭，亞捷隆重新踏入正軌，茁壯成長，芬芳馥鬱，應驗了其校訓：真理勝過強權(Plus ratio quam vis)。

1485年，來自熱那亞的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來到里斯本拜謁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João II)。雄心勃勃的哥倫布冀求國王支持他的航海計劃。他指出，由於地球是圓的，只須向西航行，跨越了大西洋，便會到達富庶的印度，找到胡椒等昂貴香料。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沒有接納他的提議。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意外地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停留，趾高氣揚的哥倫布，少不免在約翰二世面前炫耀並揶揄一番，後者因錯過這筆生意而悔恨交加、懊惱不已。

「地球是圓的」這套論述，其實並非哥倫布獨創之見。十五世紀時，不少專家已經推算出相同結論，不過未經證實而已。國王的專家推算，印度的位置比哥倫布所估計還要更遠，往西去尋找印度，其高昂成本難以估計。更何況，葡萄牙船隊在東方的探索已漸有成績，毌須另闢蹊徑。因此。國王婉拒了哥倫布的提議。後來事實證明，專家們是正確的，但卻令葡萄牙錯失與新大陸失諸交臂。相反，哥倫布至臨終前還以為自己已到達東印度，雖然他判斷錯誤，卻為西班牙在美洲尋得大量白銀。歷史就是如此吊詭，正確的判斷帶來失敗的結局，而錯誤的判斷卻帶來輝煌的成果。

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在美洲迅速拓展地盤，葡萄牙因而眼紅，認為其利益受損，兩國出現紛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解，兩國簽署了著名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以瓜分世界。根據條約，雙方同意在大西洋某位置畫一條線，該線以東的新世界土地屬葡萄牙、以西則屬西班牙。從今天看，兩國似乎太過狂妄自大，不過，當年歐洲諸國中，也只有西葡兩國有如此能力，可以動員船隻水手，遠赴萬里以外的海域，就好比上世紀冷戰時期，只有美蘇兩大強國可以派人登陸月球。

雖然沒有得到新大陸，葡萄牙人並未灰心喪意。條約簽署後，他們的船隊便專注於東邊探索。皇天不負苦心人，1498年，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印度。遺憾的是，約翰二世已經仙遊，坐享其成的是其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其實曼努埃爾能夠登上王位，純屬意外。在眾王位繼承人中，他僅排第六、七位，但排名比他前者，不是早已逝世，就是慘遭打壓。故此，陰差陽錯下，他撿了個大便宜。好事還在後頭，曼努埃爾一世登基兩年後，葡萄牙經營多年的航海事業取得重大突破，財富滾滾而來。他在位期間，適逢葡萄牙迎來空前盛世。前人種樹，他這位後人乘涼，如此福氣，難怪後人稱他為幸運王曼努埃爾(Manuel the Fortunate)。

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在里斯本貝倫區(Belém)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

曼努埃爾一世當然意氣風發，他認為一切並非運氣使然，而是自己乃天命所歸。葡萄牙在他統治下，可以千秋萬載領導世界。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在里斯本貝倫區(Belém)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古往今來，為人君主者都愛來這一套，當年中國的乾隆皇帝也撰寫了一本什麼《十全武功記》來自吹自擂。

曼努埃爾所建的修道院就是上篇提及的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假如讀者還有印象，葡塔食譜就是透過此修道院的修女，傳入民間。修道院前身是一間小教堂，據說達伽馬出發去尋找印度的前夜，也曾在該教堂向上帝禱告。

修道院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

修道院為哥德式(Gothic)建築，其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Manueline)。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修道院的拱頂，鑲嵌上扭繩的花紋，馬上令人聯想到探險船上的繩索。圓球體的浮雕，代表地球儀，乃曼努埃爾的個人徽號，意思不言而喻。支撐修道院的數根巨型大柱子，外形似棕櫚樹，當時肯定令人嘖嘖稱奇，因為棕櫚樹乃熱帶植物，大部分歐洲人從未見過。修道院內所有動植物浮雕，例如朝鮮薊、花椰菜、大象等，全是來自新世界的奇珍異物。1983年，這家修道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曼努埃爾一世和他的功臣達伽瑪皆安葬於此。

同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還有附近的貝倫塔(Torre de Belém)。貝倫塔於1514年動工，當年葡萄牙已擠身世界一流強國，里斯本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都市，其海岸每天船隻熙來攘往。這𥚃的貨物玲瑯滿目，令人目炫。除了胡椒，還有丁香、肉桂、豆蔻、糖、瓷器、絲綢、茶葉、香水、地毯、象牙、檀香木、麝香、番紅花，還有奴隸。貝倫塔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向來往商船徵稅；第二，守護海岸；第三、囚禁犯人。塔的東北角有一突出的石亭建築，此乃哨崗站，石亭底下有一犀牛頭浮雕，此也是曼努埃爾式風格裝飾。這犀牛可大有來頭，原來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

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

朋友解釋，當年貝倫塔距離岸邊約一百餘米，遠航人員最後看到的袓國建築應該就是這七層石塔了。過了石塔後，就是無邊無際而又深不可測、喜怒無常的浩瀚大海了。1755年，里斯本發生嚴重地震，海岸線移動，今日貝倫塔距離陸地僅數步之遙，遊客只須跨過一道木橋就可入內參觀。攀上頂層天台，沿岸景色卷入眼廉。天色一抹蔚藍，白雲不知竄到哪兒去，竟毫無蹤影。陽光溫煦，波光粼粼、水色瀲豔。雖然正值七月盛夏，在海風吹拂下，說不出的凉爽。當年達伽馬啓航也是七月，不知天色是否無異？

貝倫區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的濫殤，這道海岸見證了無數的生離死別、得失榮枯。當年，在那旌旗招展下，號角爭鳴，鼓樂喧天，水手們雄糾糾站列在甲板上，他們的家人妻兒在岸邊灑淚相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船錨拉上，一艘艘滿載著貪婪、野心、夢想的船隻從這裡出發，人人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毅然出走，當中有部分人可以名載千秋史冊，但更多無名氏不是被大海吞筮就是遭黃沙淹沒，又或許成為炮火的獵物。

有云：「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則現今中國河北省一帶，該處自古便英雄輩出。想不到在地球上差不多同一緯度卻遙遠的葡萄牙，其土壤也孕育了無數捨生忘死之輩。與其鄰居西班牙人一樣，葡萄牙人身上也流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血液。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他們喜愛冒險、嚮往自由、勇敢無懼、尚武而任俠。唐吉訶德的基因，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去追求理想和榮譽。葡萄牙的傳統音樂法朵(Fado)所表達那股宿命的憂愁，似乎也是騎士精神的延續。這源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也成為葡萄牙人的精神枷鎖，當歴史擺脫中世紀前往工業革命時，騎士精神也就變得不合時宜，令葡萄牙裏足不前，最終也被逐出一流強國之列。此乃後話。

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他們喜愛冒險、嚮往自由、勇敢無懼、尚武而任俠。唐吉訶德的基因，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去追求理想和榮譽。

1498年，達伽馬等人抵達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奮鬥了80載，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終於取得豐碩的成果。找到香料來源地後，葡萄牙人陸續在東非、波斯灣、印度建立據點，自此攏斷了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貿易，並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中國明朝時稱卡利卡特為古里，當年鄭和下西洋，曾數度停留，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也是在此嚥下人生最後一囗氣。鄭和去逝後，明帝國實施海禁，中國艦隊和其航海事業，也如孤帆遠影，消失在碧空中。從此，這片汪洋大海處於權力真空，直到達伽馬到來。東西方權力平衡，開始逆轉。卡利卡特/古里位於印度西岸，一個強國在此步向衰落，差不多一個甲子後，另一強國又在同一地方崛起，冥冥中似乎有其主宰。當年，鄭和艦隊有船200多艘，兵力超過20,000，相反，達伽馬僅帶領船隻4艘，船員大約170名。比起西方諸國，中國不但在人力物佔有壓倒性優勢，其航海技術也走在世界最前端。擁有如此大好形勢下，嘎然閉關自守，不再過問海洋事務，從此西風壓倒東風。難怪後世中國人回顧這段歴史，皆搖頭嘆息，大感不值。

1500年，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前往印度，因海流及風向關係，航道改變，意外發現了今日的巴西。還記得之前提及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嗎？根據條約，西班牙向西發展，而葡萄牙往東。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唯一例外就是卡布拉爾發現的巴西。時至今日，葡語成為了巴西的官方語言，而其餘南美洲國家的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

1509年，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兩年後，葡萄牙攻陷這座古城，並在當地興建要塞以便長期佔領馬六甲海峽這貿易要衡。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該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見下圖)。當年鄭和也多次訪問馬六甲，並在當地興建貿易站在貨倉。馬六甲國王曾多次遣派使臣前往明帝國朝貢(延伸閱讀：《鄭和與馬六甲》)。隨著後者閉關自守，兩國關係轉淡，馬六甲被葡萄牙入侵時也曾向大明求救，但無功而返。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

1513年，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因貿易問題和文化差異與明朝軍隊多次磨擦，繼而動武。葡萄牙人眼見中國強大，難以用武力逼其就範，加上西班牙、荷蘭、英國也磨拳擦掌，企圖在海上貿易分一杯羹，由於怕夜上夢多，於是和中國官員商討，欲租借澳門作為貿易點。朝廷與地方官也想息事寧人，於是澳門歸葡萄牙管轄。

1953年，葡萄牙人抵達日本，大量西方知識傳入該東方島國，影響深遠。有人認為，日本的天婦羅(天麩羅)乃源自葡萄牙油炸食品Tempero，因為前者的日語發音 Tempura 與Tempero 非常接近。日本的傳統金平糖日語發音為 Kompeito，也與葡萄牙有關，因為糖果的葡語發音為Confeito。「謝謝」的日語發音為Arigato，葡萄牙人則說Obtigado，發音也巧合地相似。

最有趣的是魚的日語讀音，據說也和葡萄牙人有關。當年葡萄牙人看見日本人進食生魚片，大為震驚，認為他們乃未經開化之野蠻人，斥他們為Sacana。葡語Sacana乃罵人之詞，意思接近英語的Bastard，則指責他人為混蛋、雜種。日本人卻誤為那是魚的讀法，從此以後，魚的日語音為 Sakana！以上種種，真假難辨，多少乃葡萄牙人因本身優越感及對歷史的浪漫情懷而訛傳或誤解，不過，這也許可以説明，當年葡萄牙人對日本帶來之衝擊。

為何葡萄牙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呢？第一，當其殖民地無限擴張，其人力資源便捉襟見肘，首尾不能兼顧。第二，它的國民傳統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異教徒，手段殘忍，樹敵太多，相反，以新教徒為主的英國及荷蘭人則較為務實。第三，未能將賺取的財富投資在科硏及教育，令其競爭力及創新力不足。大國博弈，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古今皆然。

(回到上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2004年，芬蘭廣播公司舉辦一項投票活動，選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名芬蘭人，曼納海姆名列榜首。(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北歐小國芬蘭，國土窄長，資源匱乏，發展緩慢，長期受強鄰環伺。維京人、丹麥人先後入侵，十四世界被瑞典帝國統計，十九世紀落入俄羅斯帝國手上。

某年夏天，初次來到赫爾辛基。作為一國之首都，赫爾辛基沒有巴黎的繁華瑰麗、沒有倫敦的華燈璀璨、沒有紐約的多姿多采。不過，這個城市舒適宜人、沒有污染、規劃井井有條，加上芬蘭人誠懇踏實，是非常宜居的城市。不同於其他旅遊名城，赫爾辛基幾乎沒有那些非去不可的景點，詩經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我也樂得清閒，在市內閒逛。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令我非去不可的地方—曼納海姆故居博物館。

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是何方神聖？2004年，芬蘭廣播公司舉辦一項投票活動，由公眾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芬蘭人，調查結果公佈，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名芬蘭人當中，曼納海姆名列榜首。

曼納海姆故居位於海邊的一座小山丘上，其貌不揚，白色牆壁、紅瓦屋頂。故居周圍沒有任何引人注視的標記，只在門前豎立了一張小海報。我微感詫異，全國第一偉人的紀念館，門前陳設竟是如此簡單。也多虧這張小海報，否則，還以為去錯地方摸錯門！

我想，內儉、低調、不張揚、不浮誇，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嚮導小姐為我們介紹這所住宅。除了兩個房間改作展覽室陳列了大量勳章、獎狀、軍服，屋子其餘地方包括客廳、飯廳、書房、寢室、廚房、浴室等大致沒有大改動，室內傢俱物品都是屬於曼納海姆本人的。

曼納海姆生於1867年，19歲從軍。當時芬蘭仍被俄羅斯帝國，因此他效力的對象是俄軍。他隨俄軍參與了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曾被委派作情報員，走訪中國等遠東地區，查探各國虛實。經過深入調查，曼納海姆作出結論，認為滿清政府不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原因是軍備太落後，而且不少士兵染上鴉片毒癮。嚮導為我們播放了他出訪中國時所拍的照片。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帝國被列寧(Lenin)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推翻，芬蘭伺機宣布獨立。1918年1月，芬蘭發生內戰，曼納海姆回國，率領白軍戰勝有蘇俄背景的紅軍，成為英雄人物。1919年，52歲的曼納海姆競逐總統落選，自此，他淡出政壇，除了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大部分時間週遊列國。

故居展示他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集回來的物品，收藏豐富，包括地氈、刺繡、雕塑、戰皮、油畫、書籍，充滿東方情調，其中一張書桌，是從巴黎跳蚤市場買回來的，並特意請了一位華人工匠為桌腳刻上唐式浮雕。

曼納海姆故居位於海邊的一座小山丘上，其貌不揚，白色牆壁、紅瓦屋頂，全國第一偉人的紀念館，門前陳設竟是如此簡單樸素。

整座宅子雖然談不是金碧輝煌，但也非常精巧別緻，顯示主人非常講究生活品味。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的寢室，也是整座宅子最簡陋的地方。寢室內的行軍床、小桌子、灰色班駁地氈，牆上掛上騎兵的圖畫，可以看出，半生戎馬的曼納海姆對其軍旅生崖有著不可捨割的情感。他在內戰結束後退役，可能未曾料到自己還會重披戰袍。

歷史不乏太器晚成之輩。晉文公重耳在外流亡19年，到61歲才回國繼承王位。姜太公出山輔助周文王已經83歲時。曼納海姆一生最重要的使命也是70歲後才開始的。

上世紀30年代，國際局勢波雲詭譎，歐洲大陸籠罩著陰翳的氣氛。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兩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9月，德國閃電進擊波蘭，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1月，野心勃勃的史達林下令蘇軍入侵芬蘭，冬戰(Winter War)爆發。兩國邊境由北至南，長達八百多英里，芬蘭全無天險可守，而且兵力少、部隊缺少訓練，軍備嚴重不足，加上英法等國因各自利益而袖手旁觀，芬蘭幾乎孤軍作戰。旁人眼中，芬蘭要抵御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如同螳臂擋車，無異是自取滅亡。

國難當頭，曼納海姆被任命為芬蘭元帥(Marshal of Finland)，擔任芬蘭軍總司令，當時他已年屈72歳。曹操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和曼納海姆，前者的志向是治國平天下，後者為了救國於危急存亡之秋，但兩人同是令人欽佩的老驥烈士！

曼納海姆的偉大，是他在重要的時候，做自己應做的事。他在危急關頭，挑起重擔子，力挽狂瀾，領導國人對抗外敵，用雙手改變命運。

曼納海姆採用遊擊戰術，化整為零，分散敵人兵力，以便逐一撃破。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下，槍林彈雨、砲火連天，勇敢的芬蘭軍人穿上白衣，利用雪撬，在白雪皚皚的密林中，拼死抗敵。他們偷偷將汽油箱放在蘇軍坦克車底下，將易燃物品塞入酒瓶，然後擲向坦克車底下的汽油箱引發爆炸，令蘇軍大吃苦頭。芬蘭人勇敢抗敵的事績，令世人刮目相看。

韓愈曾說過：「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國燕趙地區(今河北省)一帶，土地貧瘠、生活艱苦，造就了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名將樂毅、刺客荊軻、《趙氏孤兒》的程嬰與公孫杵臼、三國時代張飛等可歌可泣的英雄義士。比較河北地區，芬蘭更接近北極，生活同樣艱苦，我相信芬蘭人的血液中也有燕趙之士的特質。

我想，堅韌不拔、刻苦耐勞，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曼納海姆是一名務實主義者。雖然芬軍成功抵擋了蘇軍接二連三的功勢，但他深知兩國實力太懸殊，己方是不能支撐太久的。不過，曼納海姆不打算來個魚死網破，也不願意搖尾乞憐。他的企圖是減少己方傷亡，同時消耗蘇軍戰力，創造最有利條件，才和蘇聯議和。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將損失減至最低。

曼納海姆的努力沒有白費。後來，形勢轉變，蘇聯不欲在芬蘭的戰場繼續消耗下去。1940年3月，芬蘇言和，雙方簽署(Moscow Peace Treaty)，芬蘭賠償11%的土地與及30%的資產，避免被完全呑拼的厄運。

不欲被蘇聯統治的芬蘭百姓選擇離鄕別井，遷往西邊，成為難民。冬戰後，芬蘭政府共接收了42萬名難民。同時，國內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加上蘇聯仍對其虎視眈眈，芬蘭是屋漏兼逢夜雨。此時納粹德國向芬蘭伸出援手。當然，德國也並非省油的燈，希德勒正準備對蘇聯用兵，他欲借助芬蘭，以助己一臂之力。

弱國無外交，古今皆然。要麽和德國合作，要麽坐以侍斃，成為蘇聯囊中之物。芬蘭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迫不得已，唯有接受德國物資支援和軍事協助，對抗蘇聯。既要和德國合作，共同對付蘇聯，但同時又不可過度靠攏，處處提防，以免成為傀儡，任憑控制。曼納海姆等人步步為營，可謂如坐針氈，如履薄冰。

1941年3月，「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爆發，在德軍的協助下，曼納海姆領導的芬軍一度奪回失去的領土，並佔領了東卡累利亞。此地是蘇聯境內，眾多芬蘭人居住的地方。

雖然傳來捷報，但曼納海姆等領導尚算克制，沒有被仇恨和貪婪沖昏頭腦。他們沒有不自量力，未有因為初嚐甜頭以貪得無厭，借機窮兵黷武，無限擴張領土。他們對外聲稱，其軍事行動，是為了維護領土安全。事實上，曼納海姆的部隊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直接參與其後的列寧格勒圍城戰(Siege of Leningrad，二次大戰一場慘烈戰役，傷亡人數高達400萬)，而背負沉重戰爭責任。

我想，腳踏實地、安守本份、不好大喜功，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1944年，情況逆轉，英美蘇諸國組成聯盟，共同對抗德國為主的軸心國，芬蘭自然成為盟軍的敵人。6月，盟軍登陸諾曼第(Normandy)，德國節節敗退。面對蘇軍排山倒海的進逼，曼納海姆領導的芬軍即使快將彈盡糧絕，但乃拒絕投降，擋下一波又一波的攻勢。這名老帥心知，戰敗在所難免，不過他尋求和蘇聯議和，而並非投降。因為太早停火，芬蘭只會失去自主權，命運無異於愛沙里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鄰國，遭受完全吞拼，淪為附庸。為了保持祖國的主權地位，他要求部隊苦苦支撐，因為他要耐心等待，讓英美等國能夠騰出手來，以阻止蘇聯吞拼芬蘭。

整個導賞約一小時，踏出博物館時，天色陰沉、烏雲翻滾，過了片刻，雨滴滴答答的落下。

1944年8月，久病纏身的曼納海姆成為總統，當時他已77歳。能夠成為一國元首原本是引以為榮之事，但估計他成為總統時，心情也像陰天一樣，憂鬱壓抑。當時，全國一片愁雲慘霧，曼納海姆以戰敗國總統身份，負責和蘇聯議和，處理善後工作，在這嚴峻時刻，只有他兼具國內支持及國際聲望，可以代表芬蘭，和戰勝國談判，力挽大廈於傾傾，將賠償降至最低。同年9月，曼納海姆等侍的時機到了，一方面，蘇聯打算和芬蘭停戰，以集中兵力對付德國，另一方面，英美兩國也出面協調(盟軍諸國也是各懷鬼胎，英美不欲蘇聯在芬蘭身上撈到太多好處)。芬蘇兩國簽署莫斯科停戰協定(Moscow Armistice)，前者割讓八分之一土地，賠償三億美元(按照通脹計算，大概是今天的四十億)，並負責趕走境內德軍。雖屬戰敗國，嚴格來說，芬蘭並非軸心國，除了對抗蘇聯，沒有侵略其他國家，也沒有屠殺猶太人，應寄以同情。但國與國的博奕，從來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勝王敗寇，誰教自己形勢不如人！

想起了晚清的李鴻章，他在72和78歲時，代表滿清政府，分別簽下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含恨而終。如果這位中堂大人和曼納海姆相遇，說不定會引為知己。不過，曼納海姆比李宗堂幸運何止百倍，他不用背負賣國賊的黑鍋，沒有成為喪權辱國千古罪人，更贏得國人的諒解、尊敬，成為國家英雄。

曼納海姆不似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開疆拓土，在戰場上取得輝𤾗戰果；也不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縱橫捭闔，在外交場上運籌帷幄。不過，曼納海姆的偉大，是他在重要的時候，做自己應做的事。他在危急關頭，挑起重擔子，力挽狂瀾，領導國人對抗外敵，用雙手改變命運。二戰後，蘇聯邊境眾多接壤國，惟有芬蘭，能夠保持其主權獨立和民主制度，令芬蘭蠃得世人稱頌。想起了漢高袓劉邦的一句話：「大丈夫，應當如此！」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避雨。半小時後，雨漸停，可以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雨後總會出現陽光。芬蘭這蕞爾小國，數百年來遭列強欺凌，苦苦掙扎求存，跌跌撞撞、步履蹣跚，但終於在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下，走出苦難，茁壯成長。1952年，芬蘭償還所有賠款，冷戰期間，保持中立，沒有投入英美懷怉而招致蘇聯猜忌。21世紀，已成為世界上富裕國家之一，國家競爭力、教育素質、國民快樂指數皆名列前茅。

我想，自強不息、逆境求存，這也是芬蘭人的個性！

人類歷史沒有任何 一堵牆，如同德國的柏林圍牆如此富傳奇性、戲劇性。

柏林圍牆在50年前勃然而起，像飛將軍從天而降，東西兩德從此天各一方，分道揚鑣，約30年後卻又驟然倒下，平地一聲雷，退下了歷史舞臺。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二次大戰後，戰敗軸心國德國被一分為二，東德歸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歌蘇聯管轄，而西德則由美、英、法三大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管理。柏林位於東德心臟地帶，根據戰後協議亦被上述兩大陣營劃分為東西柏林。剛開始的時候兩地人民尚可自由出入，後來日子久了，基於東德人民嚮往西德的自由民主社會，加上兩地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別，大量東德民眾前仆後繼，如潮水般湧向西柏林。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如果任由大量勞動力流失必對東德國家經濟造成無可挽回之損失，東德政府毅然決定採取非常手段。1961年8月13日清晨時分，東德當局動用大批軍警，在東西柏林邊境架起鐵絲網及其他路障，市民不能自由通行。早上看到如此陣勢的柏林市民不禁面面相覷、呆若木雞，此刻方如夢初醒，心知大事不妙卻又無可奈何。數個月後，西柏林被繞成一圈的混凝土牆所包圍，自此以後，無數家庭朋友被迫分隔，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人類歷史沒有任何 一堵牆，如同德國的柏林圍牆如此富傳奇性、戲劇性。圍牆在50年前勃然而起，像飛將軍從天而降，東西兩德從此天各一方，分道揚鑣，約30年後卻又驟然倒下，平地一聲雷，退下了歷史舞臺。

當壓迫的一方手段愈嚴厲，被壓迫的另一方反抗愈強烈。但另一方面，壓迫的一方就更變本加厲。於是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扭盡六壬，展開一場場鬥智鬥力的博奕遊戲。曾看過一套名為The Berlin Wall 的紀錄片，片中逃亡者憶述當年如何跨越圍牆，他們的逃生方法猶如五花百門的特技大全，包括掘地道、乘坐熱氣球、用空中吊纜，簡直千變萬化，層出不窮。除此之外，有西柏林民眾用滑翔機飛起圍牆另一方接載親人，有人偷鴐裝甲車企圖強行衝破圍牆，更有逃亡者用滑浪風帆橫跨波羅的海投奔西方…可謂上天下地、飛簷走壁，一應俱全。另一邊廂，東德政府亦不是省油燈，為了阻攔民眾，軍警如臨大敵般在圍牆附近築起重重障礙。除了混凝土牆外，欄上升杆、電鐵絲網、地雷、暸望塔、針床等設施應有盡有，軍警甚至還架起了機關槍，以掃射逃亡者！

中國人常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比喻世事變幻常。東德自1961年起建立圍牆，當時有誰可曾料到不足三十年後，局勢急轉直下。因為國內強烈改革訴求和國際政治局勢巨變，1989年11月9日，當局晚上突然宣佈，民眾可自由出人兩德邊境。一石激起千層浪，兩德統一，東歐國家改弦更張，冷戰年代被畫上休止符。

當年的機關障礙，早已盪然無全，大部分牆壁，已被拆毀搬遷，不少碎塊成為紀念商品供遊客選購。我亦不能免俗，買了一小塊圍牆碎片以作留念。我和友人沿着當年分隔東西的邊境散步，仍可斷斷續續地看到少量斷垣殘壁，好像上一輩的德國人，明明已封塵的記憶卻又不時湧上心頭。乍看之下，那厚重而粗獷的牆身，誇耀他所經歷那段風雲激盪的歲月，牆上的斑斑痕跡和段段裂紋，細訴他所見證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另有少部分圍牆，成為戶外博物館的展品，將一切轉化為塵封的歷史。博物館除了評頭品足的觀光客外，偶爾可見到一兩位長者，貌似當地人，眉宇間滲透淡淡憂傷，站在展品旁邊，或注目凝視，或低頭沈思，勾起了前塵歲月。往事如煙，一切不堪回首。

灰黑黑的混凝土牆換上班斕色彩，無異炎夏的一道涼劑，歷史要受到尊重，但過去的包袱畢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輕鬆調侃取替嚴肅沈重不失為睿智之舉。

除此之外，有部分圍牆供人塗鴉繪畫後搖身變作公共藝術品供人駐足觀賞，成為鬧市一道奇異風景。我頗欣賞這種處理方法，既能保留遺跡，又省下搬遷拆卸所需人力物力，同時又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創作之地，一舉三得。灰黑黑的混凝土牆換上班斕色彩，無異炎夏的一道涼劑，歷史要受到尊重，但過去的包袱畢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輕鬆調侃取替嚴肅沈重不失為睿智之舉。數年前戲院曾上映Goodbye Lenin的德國電影，片中講述新舊交替的德國，用小人物反映大時代，沒有義正辭嚴的陳述或冷酷無情的控苦。無論是過去與現在的交疊，日常生活和社會轉變的交纏，何去何從？沒有令人聲淚俱下的情節或捧腹大笑的橋段，悲中帶喜，喜中有悲，歡欣帶點無奈，苦澀滿懷希望，導演處理得不瘟不火，令人讚歎。以上不僅是古蹟保護或電影表現手法，更是豁達和淡然的生活態度，從側面說明德國人如何面對過去。

2010年10月，適逢兩德終二十週年，看到電視重播當年圍牆倒塌的片段：布蘭登堡門上空煙掟放，無數男女歡呼擁抱喜極而泣，圍牆下有人用鐵搥及斧頭鑿向牆身。這畫面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歡樂頌》四重唱(延伸閱讀：《貝多芬的遺書》)結合，成為永恆經典。多年來，西方主流媒體仍樂此不彼用此作為東歐鐵幕國家倒下，西方資本主義戰勝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象徵。不過，我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的優勝劣敗，而是一個民族在歷盡災刧後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