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本篇是海上傳奇系列的第六篇。本文要談的是17世紀的海上強國荷蘭。

歷史曾出現不少強國,憑著不同條件而睥睨天下。有的依靠龐大的軍事力量、有的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有的則擁有無遠弗屆的軟實力。除此之外,創新能力也是大國崛起的本錢,葡萄牙與荷蘭這兩個蕞爾小國,就是因為各自的創新能力而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吒咤風雲。

葡萄牙的創新,體現在其航海事業上。憑藉其引領時代的航海技術及鍥而不捨的冒險精神,葡萄牙人發現了新航海路線,打破了威尼斯共和國壟斷多年的胡貿易,建立了龐大的海上帝國。(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

在風雲際會的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形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除非能夠不斷推陳出新,方能保持競爭優勢。葡萄牙人呼風喚雨了百餘年,他們的航海技術逐漸被其他國家撑握,各國的船隻,也依循他們的路線,南下非洲,再繞過好望角(Cape Town)後,往東前往印度。葡萄牙人自此優勢不再,國力也江河日下,取而代之的是荷蘭人。

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荷蘭則是制度的創新。

荷蘭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水道與橋樑縱橫交錯,宛若迷宮。運河兩旁,一座座精緻優雅的房子緊緊挨在一起。它們亦高亦低、顏色各異,卻排列得錯落有致,組成一首張弛有度 、豐富旋律的行板。

阿姆斯特丹的面貌,乃荷蘭整國的縮影。這個低地國家,僅有約50%土地高於海拔2米,多年來洪水不斷,荷蘭人世代與為海為鄰、與海爭地。那波瀾萬丈、洶湧澎湃的大海既是他們的對手,也是他們的老師。他們開鑿運河,規劃出完善的水陸交通網絡。荷蘭人亦興建海堤水堤、水霸、水車,用以疏導洪水、控制水流、開墾農地、灌溉農田。難怪西方有一句諺語:「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God created the world but the Dutch created the Netherlands)

不過,單靠發展農業也不足以養活所有人口,更遑論要稱雄爭霸。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每年夏天,毗鄰荷蘭的北海海域便宜會出現大量鯡魚。鯡魚是當時歐洲人餐桌上常見的料理。不少荷蘭人便以捕魚為生,他們懂得腌製技術,如此一來,漁船便可以航行到更遠的地方捕漁,捕獲的鯡魚可以存放多天而不會腐爛。漁業發展逢勃,荷蘭人不僅賺得第一桶金,他們也累積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精密的造船技術,為它日的航海事業紮好根基。

有別於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由於土地資源不足,荷蘭未曾出現封建莊園領主割據的局面。既然沒有封建領主,地主與佃農、農奴的從屬關係就不存在。由於沒有特權階級,荷蘭人很早建立一個相對開明開放的社會,該地區宗教色彩淡薄,不受傳統價值觀羈絆,能夠兼容並包。公平法律制度保障了各階層及各行業人士。老百姓權利與財産得到保障的社會,更有利追求財富與及商業發展。除此之外,荷蘭地理位置優越,它位於北海入口南岸,駛入北海及波羅的海的船隻都會停泊其沿海地區。這兩個因素,令到荷蘭成為西歐貿易重鎮。

16世紀初葉,荷蘭等低地國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1568年,由於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和利益糾紛,以荷蘭及比利時為首的低地國與西班牙爆發戰爭,雙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糾纏了足足80年,後世稱為80年戰爭(80 Years Wars)。1581年,尼德蘭七省(今荷蘭與及比利時北部地區)脫離西班牙,成立共和國,俗稱荷蘭共和國。1648年,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承認尼德蘭七省完全獨立。戰爭期間,不少商人、資本家、手工匠、僧侶、學者為了脫離西班牙統治,從貿易重鎮安特衛普遷移到荷蘭定居,帶來了財富、人才、知識、技術,令到這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不僅資金充裕、商貿繁榮,更一躍成為歐洲的科學之都、藝術之都。

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Rijkmuseum,左圖)展出了大量荷蘭17世紀的繪畫。有別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當時荷蘭的油畫買家或收藏家一般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而非王親國戚或諸侯貴族,他們也不喜歡宗教色彩濃厚,或歌頌王室貴族的作品。他們家中的寢室起居室也沒有皇宮別苑的廣闊空間,自然容不下那些巨形掛畫或天花版畫。為了滿足這個新興市場,荷蘭的畫家唯有另闢蹊徑。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等荷蘭繪畫大師鑽硏的風俗畫、風景畫、靜物畫,題材圍繞著家居生活、社會風俗、都市風貌、田園風光等,非常生活化及平民化。

普遍認為,近代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起源於法國。嚴格來說,是荷蘭孕育了這場思潮,後來法國才接捧,令其發揚光大。當時荷蘭對言論的管制比其他國家寛鬆,不少論述及著作被認為過份煽動而在法國等地被禁,在荷蘭則受到包容,後者也順理成章成了歐洲印刷、出版中心及學術重鎮。「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在荷蘭定居了二十年,出版了數本書。「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天文研究著作遭梵帝崗教廷所禁,在荷蘭卻得到首次發行。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成立。該公司獲政府授權,擁有海外貿易壟斷權,它更可以發行貨幣、與他國締結條約、設立殖民地、發動戰爭。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利潤不斷被東印度公司蠶食,其海上霸權地位也拱手相讓,可謂:江山輪流坐,今年到我家。(請看下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前言:最近認識一位朋友,聰明蕙質,好學不倦,對文化藝術充滿熱忱,經常出席文藝講座,又身體力行,每年遠赴歐美濡染文化氣息,讓人感動。由於朋友將啟程前往維也納,於是寫了這篇莫札特故居的文章以贈之。古人以詩會友,鄙人則以文贈知音。

1781年,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來到維也納某生,直到1791年去世。在這10年期間,他一共搬了13次家,似乎每次都和金錢問題有關。1784年9月,莫札特階同妻兒搬到費加洛之家(Figarohaus)。

費加洛之家位於維也納舊城區。聖史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乃舊城區的地標。該座教堂與莫札特也有頗深厚淵源。莫札特曾任職大教堂樂團,其婚禮亦在此舉行,連他孩子也在此接受領洗。大教堂周遭盡是蜿蜒曲折,縱橫交錯的石板街巷。費加洛之家就靜靜地佇立在某巷弄內。

1781年中,莫札特辭去了薩爾斯堡大教堂的工作,決心在維也納ㄧ展所長,展翅高飛。在這個音樂之都, 他擺脫了大主教的覊伴及父親李奧波德·莫札特(Leopald Mozart)的管束, 吸收到自由奔放的空氣及無拘無束的養分(延伸閱讀:《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當時,莫札特二十有五,正值朝氣蓬勃、風華正茂。憑著其才華橫溢再加上海頓(Joseph Haydn)等前輩的提攜, 我們這位音樂神童嶄露頭角。1782年8月, 他和愛人康絲坦茲(Constanze)共諧連理。沐浴在愛河中的莫札特曾如此寫:「我最好的、親愛的是康絲坦茲是一名聖使⋯⋯她是這個家裏最善良、聰明、最好的。她承擔了家裏所有煩憂⋯⋯康絲坦茲並不醜,但也談不上漂亮。她最美的就是兩顆小黑眼和窈窕的身材。她不特別機智,但有足夠的常識來履行妻子與母親的職責⋯⋯她喜歡整齊、乾淨但不奢華的打扮,而且她會針線活,能自己做出女人需要的大多數衣裳。她自己也打理頭髮,懂得家務事,有世上最善良的心。你說我還找得到比他更好的妻子嗎?」(1781年12月15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未到而立之年事業就略有所成,再加上新婚燕爾,莫扎特自然春風滿面。1784年9月,他偕同妻兒遷入舊城區的大教堂胡同(Domgasse)5號,在此住了兩年半。由於莫札特在此處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歌劇《費加洛的婚禮》,後人稱其為費加洛之家。居住費加洛之家期間,莫扎特工作接踵而至,他的作曲量多,收入也高。這兒也是他曾擁有過最寬敞、最舒適、最時尚的一處寓所。這處似乎也沾了莫札特的福氣,在其眾多維也納故居中,也只有費加洛之家躱過了無情歲月的摧殘,倖存至今天,經過多年整修改闢後成為博物館。

整楝費加洛之家樓高五層,另加兩層地庫,當年莫札特一家住在一樓(地面上一層)。參觀費加洛之家從三樓開始,由上至下。訪客登記購票後,便在昏黃微暗的燈光下,沿著螺旋形的扶手樓梯拾階而上,緩緩地被引領進莫札特的精神世界。三樓及二樓同為展覽室,前者介紹音樂家處身的時代背景及維也納的風貌,後者主要講述他的音樂作品風格及其生平,展品包括其個人手稿、樂譜及信札,在此略過。

我最感興趣的是一樓,就是莫札特一家居住那一層。這裏有四個房間兩間儲物室以及廚房,估計最少有三名傭人打理家務。學者專家根據主人的性格與生活習慣,再加上其書信、財產清單及其他相關歷史文獻,推敲出各個房間的用途及傢具擺設。各個房間陳列少量19世紀的古董傢私,予人想像空間。

費加洛之家是莫札特和家人的生活作息地,也是其工作場所。除了作曲外,他也在家中會見委託人,每星期有數個下午在此授課。不少史學家相信,年輕時的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曾到此拜訪莫札特並接受其指導。

莫札特生平喜歡撞球和賭博,估計家中有撞球桌及撲克桌等設施,朋友常在他家中也流連忘返。費加洛之家也會舉辦私人音樂會及宴會,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有時客人亦會在此夜宿。1785年,父親到訪維也納,莫札特在家中舉辨音樂會,賓客眾多,包括樂壇領袖海頓。以上可以看出,莫札特好熱鬧,喜歡交朋友,人緣頗佳。正因為此,他在維也納得到不少的扶持、提拔、資助。當他手頭拮据時,友人紛紛慷慨解囊,助他面對無數次經濟難關。

在莫扎特多位知音中,最享負盛名非海頓莫屬。二人亦師亦友,海頓讚揚莫札特是最偉大的音樂家,時刻不忘扶助及提拔他。他說:「但願我能向每一位愛好音樂的朋友⋯⋯解釋莫札特舉世無雙的藝術,其深度、其音樂觀念、其感情豐富,因為我自己的感受很深。」題外話,當年歐陽修非常欣賞蘇東坡,不忘推薦這位後輩,並對人曰:「當記吾言,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可見歐陽修和海頓同為胸襟廣闊之人。

除了朋友、賓客、委託人、學生、傭人外,經常出入者還包括理髮師、按摩師、調音師、送貨工人。可以想像,這裡整天都是沸騰騰、鬧哄哄的,充滿了活力和朝氣。為了專心作曲,莫扎特不得不在清晨或深宵寂靜時分工作。

歲月悠悠,費加洛之家雖然早已人去樓空,但似乎溫息尚存,訪客仍能感受當年遺留下來的幸福歡愉的氛圍,連木地板的吱嘎聲也是如此悅耳動聽、活潑開朗。我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到訪。溫柔的陽光穿窗而入,空氣中微細的塵粒手舞足蹈、翩翩起舞。我不禁怔怔地瞧著,心想當年莫扎特是否也是一邊看著眼前的塵粒,一邊將心中的仙樂妙韻轉化成音樂符號。

圖片來源: Mozarthaus Vienna

這寓所年租金為450盾(Gulden)。關於莫扎特的年收入,莫衷一是,由3000盾到10000盾都有。姑勿論多少,保守估計,以他的收入扣除租金開支後,其財政狀況也應該頗為充裕。但不知何故,他依然過著入不敷支的日子。原因是一莫札特骨子裏仍是個大孩子,不善於理財,也有人說,他經常賭博,而且輸了不少錢。

如前所述,莫札特的代表作之一《費加洛的婚禮》便是誕生於此。不能不說,此歌劇是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時代的作品。那個年代,歐洲大陸正醖釀翻天覆地的巨變。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年輕貴族紛紛擁抱新思潮新、新知識、新思想。觀眾喜好也在轉變。費加洛的婚禮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公演,劇中對封建貴族極盡諷刺之能事,那虛偽、好色、矯情的貴族主人和善良、正值、誠實的僕人成鮮明對比。由於題材敏感,劇本經過數次更改方能首演,後來由於政治壓力,該劇在維也納僅能上演數天。從此事可以看出,專制統治者對異見人士採取比較包容、溫和、開放的態度。雖然偶爾有零星的打壓批判,但基本上也是睜一眼閉一眼。萬萬沒想到,由於統治者的容忍,最後反而令革命種子茁壯成長。封建統治者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歷史就是如此諷刺。

1787年後,莫札特的人生漸走下坡。該年5月,父親辭世,令他幾近崩潰。他自幼與父親感情深厚。老莫札特教導他音樂,陪伴他週遊列國。離開故鄉薩爾斯堡,他和父親仍毫不間斷保持通信。父親是他的人生導師、他的良朋摰友、更是他的精神支柱。白先勇在《驀然回首》有一段文字我印象深刻:「(母親)出殯那天,入土一刻,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母親病故,令作家痛徹心扉。父親辭世對莫札特的打擊不可估量,個人覺得,從那一刻起,他部分的生命也埋葬了,他的精神更開始枯萎。

除了痛失親人,莫札特的事業也停滯不前。1788年,哈布斯堡和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爆發戰爭,首都維也納也受到波及,經濟下滑,百業蕭條,歌劇院和演奏廳亦門庭冷淸。另一方面,莫札特也遇到其他藝術天才所遇到的問題。他們的作品創新、超前,庸俗的聽眾不懂得欣賞。收入下降,他要四處向朋友借錢度日。雪上加霜的是,他健康問題日趨惡化。1791年5月,音樂神童嚥下人生最後一口氣,留下他未完成的《安魂曲》,年僅35。

莫札特遺體下葬在維也納聖馬可墓園(Sankt Marxer Friedhof),具體位置不詳。有人說他的遺體已被移送他處,原來當年因殮葬用地不足,法例規定,市政府有權移走已經入土超過10年的遺體,已讓其他人士下葬。他的骸骨何在,仍是未解之謎。在聖馬克斯墓園的一塊草坪上,竪立了一座墓碑雕塑,以標示莫札特下葬的大概位置,讓人馮弔追憶。説來諷刺,當年維也納人不懂得珍惜莫札特,連其遺體也沒有好好保護,如今他卻成為維也納的搖錢樹。他幾乎成了維也納的旅遊大使,其肖像四處可見,而有關他的商品,目不暇給,令人眼花撩亂。

最後,我借用大陸作家陳丹燕的文字為文章結尾:「我覺得他(莫札特)堅強的那麼華麗,他怎麼就能夠在他的曲子裏從來不說在越來越糟的生活裏的辛苦,也不說自己作為一個神經質的樂師所重感到的生活的甘甜,從來不。他總是描繪一個在音樂里浮現出來的神聖和完美的世界。」

(有關莫札特青年時代在薩爾斯堡的故事,請點擊《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參考書目:
莫札特著, 謝孟璇譯。《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台北:八旗文化,2017。
陳丹燕著。《柴可夫斯基不在家:陳丹燕看歐洲藝術》,台北:天培,2003。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奧地利中西部古城薩爾斯堡德語為Salzburg,salz 和 burg 分別是鹽及堡壘的意思。中世紀時期,薩爾斯堡主宰了附近地區的鹽業而盛極一時。蜿蜒嫵媚的薩爾茲河(Salzach)伴隨著悠悠時光緩緩流淌,掠過薩爾斯堡時向其輕輕揮手。薩爾斯堡舊城區在河的南邊。舊城內,迂迴曲折的大街小巷古意盎然,兩旁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乃歷史遺留下來的瑰寶。巧奪天工、瑰麗堂皇的蕯爾斯堡主教堂是我最愛的教堂之一,它曾在戰爭中遭炸毀,現已重建。以白色為主調的教堂外觀象徵了聖靈的高貴、純潔、無瑕。音樂神童莫札特也是在這處領洗。

1765年1月,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在蕯爾斯堡出生,其出生地位於古城區格特萊第街(又稱糧食胡同) Getreidegasse 9號,乃一楝黃澄澄,樓高5層的建築。莫札特一家住在三樓,現已成為莫札特博物館。每天,博物館樓下黑壓壓的站滿了遊客,神童故居成為他們拍照留念或在社交媒體上「打卡」之地。

薩爾斯堡市內,以莫札特為名的商品琳瑯滿目、鋪天蓋地,還有以他命名的商店、咖啡店、餐廳、樂團、音樂學校、音樂節,連機場也稱Salzburg (W. A. Mozart) Airport,形容薩爾斯堡「遍地莫札特」也不為過。不過,莫札特似乎對薩爾斯堡沒有甚麼依戀,自從他25歲前赴維也納謀生後便幾乎沒有返鄕。事實上,當年他在薩爾斯堡渡過了一段鬱鬱不得志的時光。假若他知悉自己竟成了故鄕的標誌性人物的話一定會哭笑不得。

莫札特是老么,他父母共生了7個孩子。不過,只他和姐姐瑪利亞·安娜·莫札特(Maria Anna Mozart)最終長大成人,因此二人感情也特別要好。父親李奧波德·莫札特(Leopald Mozart)乃薩爾斯堡大主教教廷樂隊的小提琴手,後來晉升為作曲家及副團長,在歐洲也薄有名氣。得到父親遺傳,莫札特姐弟自幼便展露過人的音樂天賦,二人童年便到處巡迴演出。可惜,在父權思想所支配的傳統封建社會,姐姐只能成為社會制度鑄模下的產物,最後嫁為人婦,平凡一生,未能成為音樂家而留芳後世。是福?非福?這就無人知曉了。

眾所皆知,莫札特自幼便被公認為音樂奇才,3歲能記音律,5歲學習大鍵琴,6歲作曲。他的童年軼事令人津津樂道。某天,莫札特在維也納熊布倫宮御前獻奏,他在琴鍵被絨布所覆蓋下,仍然能夠輕鬆演奏,這「蓋布彈琴」的技藝竟毫無誤差,技驚四座。還有一次,首次會見約翰·克里斯蒂安·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音樂之父巴哈的兒子),對方將他抱在膝上,二人輪流彈奏,巴哈先彈一段,莫札特彈另一段,然後又到巴哈,如此這般。據說,二人的合作妙到毫巔,乍聽之下,還以為是一人在自個兒彈奏!

古語有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年幼時的過人天賦必非是將來成功的保證,此類例子如同汗牛充棟。在莫札特短短35年人生中,能夠在音樂史上綻放璀燦光芒,除了歸功其天賦才華及後天努力外,更重要是父母的栽培,尤其是父親。

古今中外,無數名人的成功離不開父母的循循善誘、諄諄教悔。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自幼充滿好奇心,凡事尋根究底。童年時,他忽發奇想:既然母雞可以孵蛋,那人是否可以依樣葫蘆?於是便找了一隻蛋,自己坐上去。老師知道後把他臭罵一頓。不過,母親非但沒有責怪愛迪生,反而毅然讓他退學,親自教導兒子,並在家中騰出空間,作為兒子的實驗室,鼓勵他去探索追求知識。這位慈母改變了他的一生。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父親是一名事務官,曾周遊列國。老歌德除了用心培養兒子讀書學習,還希望他有廣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歌德年幼時,老歌德一有機會便帶他去郊外遊玩,並經常分享自己在外地的所見所聞,鼓勵兒子將來要到處闖蕩。歌德長大後也效法父親四處遊歷,令其受益匪淺。

蘇洵與及兒子蘇軾、蘇轍,一門三傑,人稱「三蘇」。後人所稱頌的唐宋八大家,他們蘇家竟然佔了三席。據說,童年的蘇軾蘇轍活潑好動,但不愛讀書,令蘇洵非常擔心。某天,他心生一計。當兄弟二人在院子嬉戲時,蘇洵便在院子的角落一邊看書一邊竊竊私笑。兩兄弟見狀便上前詢問父親,蘇洵假裝手忙腳亂把書本收起來,然後搖頭否認。蘇軾蘇轍兩兄弟心想書本一定有甚麼好玩的事情,他們經常趁父親不在書房時便看父親的藏書。漸漸地,二人便愛上了看書,更成為文學大家。蘇洵可謂用心良苦。

蘇洵為兒子取名也花盡心思。他在《名二子說》有詳細解釋。「轍」是車輪所壓過的痕跡,馬車的功勞與其毫不相干,若馬車遇上也不用負上責任。蘇洵瞭解二兒子低調內斂、沈實淡泊,取名「轍」寄寓他一生平安順利。至於「軾」是車廂內的橫木扶手。相比馬車其他部分,扶手不太顯眼,實而不華。但沒有扶手,馬車便不完整。蘇軾天才橫逸、豪邁奔放,蘇洵擔心兒子鋒芒畢露,招人嫉妒,替其取名「軾」就是要勸喻兒子收斂鋒芒,韜光養晦,方為安身立命之道。連起名字也如此費煞思量,可以想像,蘇洵對兒子的教育更加一絲不茍。

為了培育莫札特成材,老莫札特不但將自己所知傾囊相授,後來為了全心全意陪伴兒子,更放棄了自己的音樂事業。從6歲到25歲期間,莫札特在家人陪同下,頻密地出外演奏,短則數星期,最長達三年半,可以說他在外地時間比侍在薩爾斯堡還多,足跡所至,包括維也納、慕尼黑、法蘭克福、緬因茲、曼海姆、米蘭、羅馬、巴黎、倫敦。每次外遊,老莫札特都會安排兒子在皇公大臣及名門望族前獻奏,提升知名度,以便尋找理想工作。他也動用自己人脈,讓兒子認識不少音樂界的名人,拓寬其視野,並吸收各家之所長。前面提過的巴哈便是其一,他非常喜歡莫札特,後者從他身上也獲益匪淺。

莫札特與家人長期出遊並非毫無代價。首先,他們僱用車伕,租用馬匹馬車,再加上食宿,這是一筆大開銷。雖然莫札特一家算得上是中產,但多年的左支右絀,財政上難免捉襟見肘。另外,莫札特的年代,飲食、衛生及各項物質條件遠不如今天完善,長年累月的舟車勞頓,顛簸奔波,對健康也是一大考驗。莫札特曾一度病重,後來死裡逃生。他的母親就沒有那般幸運。1778年,22歲的莫札特與母親一同前往巴黎,她就是在當地病逝。十數年後,莫札特去逝時,也才35歲。這位作曲家的一生,既似驚濤拍岸,巍峨壯麗而曇花一現,又似那晨曦朝露來去匆匆卻璀璨奪目。近年有硏究指出,他是因爲吃了不潔的豬肉而患上旋毛蟲病而亡,個人認為,姑不論其直接病因,莫札特的英年早逝與其一生奔波勞碌不無關係。

莫札特的音樂,旋律優美,讓人舒適暢快、愉悅愜意,令人如沐春風、如浴冬陽。他的作品變化多端,時而綠野平川,時而奇峰突出;這一刻水光瀲灩,下一刻白浪滔天。莫札特個性熱情好客、樂觀豁達、開朗活潑,他的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歷久彌新。更重要他從小到大懷著純潔的童真,這份童真能夠為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養份。因此,他靈感不斷,短短30多年人生,竟譜寫出愈600份作品,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童話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的作者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都有一顆純潔的童真。他們的作品是如此雋永動人。至於中國,自古文人的靈魂被禁錮在儒教的牢獄,個性難以抒展,創作力與創新力自然受到壓抑。那個童心不老初心不忘的蘇軾是個罕見的異類。

莫札特成年後仍是大孩子一名,這是因為他心中有愛,也因為長期有家人陪伴在側。借用一句西方諺語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有正必有反。莫札特依賴性強,不太懂得照顧自己,更不善理財,晚年時債台高築。他的依賴性與其赤子之心乃一脈相承。不過,如果他成熟穩重而且又獨立自主的話,就不是我們認識的莫札特了。

多年前有一齣莫札特的傳記電影《阿瑪迪斯》(Amadeus),深入民心,更揚威奧斯卡,贏得最佳電影等8個獎項。此片是一部難得上乘佳作,但人物塑造卻與真實不符。電影裡的莫札特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整日嘻皮笑臉。這位音樂神童固然淘氣愛玩,但他更是一位溫柔體貼、感情豐富、正直善良的音樂家。有一件事情可以反映他心思細膩。當年他母親在巴黎去逝,莫札特去信父親,信中含糊其辭,僅提及母親病危,讓父親先有了心理準備,然後再請好友布洛林(Joseph Bullinger)協助,將死訊轉告父親。透過這件事,其心細如髮表露無遺,與電影中那嘻嘻哈哈,沒半點正經的形象大相徑庭。

莫札特有寫信的習慣,他身後遺留了大量書信,從字裡行間流露其豐富情感及內心世界:

「我祈禱您會相信我良善的一面,而非聽信那些留言我是莫札特,是年輕且正直的莫札特。我曾犯的許多錯誤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懂我的朋友便懂我⋯⋯若他們不懂我,說再多又有何用呢?當需要言辭、信件來澄清時就表示糟透了。」(1778年2月22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認為沒甚麼行徑比欺騙一位真誠的女孩更令人可恥。」(1778年7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只有這些人我會稱他或她為朋友:無論何種處境下皆忠誠以對的人、日夜所思全是幫助友人幸福的人、以及激勵朋友、並盡己所能為他人帶來幸福的人。」(1778年12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容我懇請您繼續維持您珍貴的友情,並懇請您也接受我此生不變的情誼,我並以最赤誠的心向您許下永恆諾約⋯⋯一個不因失敗而喪失勇氣、總是信仰虔誠且信奉上帝的人,便是虔誠的基督徒和誠實之人,他也值得被真正的朋友珍惜並尊重⋯⋯」 (1778年8月7日,寫給布洛林,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祝自己能見到您健康、長壽,這是我最大的喜悅與幸福。」(1781年11月16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1773年,莫札特一家遷往市集廣場(Marktplatz)的新居。新寓所位於薩爾茲河北岸,與舊居僅數分鐘步程。這座故居也成為另一座莫札特博物館。比起舊居,新居室內光線更明亮,空間也更寛敞,共8個房間,似乎他們一家經濟有好轉。同年,莫札特同時也開始教廷樂隊的工作。

不過,莫札特和僱主薩爾斯堡大主教相處並不和睦,而且經常出現爭執。主要原因是莫札特希望有更好的薪酬侍遇,而且有更加多發揮所長機會。可惜,那個年代,樂師的待遇不太高,身份地位如同僕人,唯僱主之命而從,他的要求不得要領。另一方面,莫札特經常前往外地演出,也令大主教大為惱火,畢竟,世界上沒有哪個僱主會喜歡僱員經常請假外出。更重要的是,莫札特年少就自然氣盛,他也是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不懂察言觀色、投其所好,更不會拍大主教馬屁。二人矛盾逐漸加深。1777年,他辭去職務。在父親勸說下,兩年後莫札特重返樂團,不過他和大主教的緊張關係並未緩和,雙方裂痕難以修補,最後更勢成水火。

「在薩爾斯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或算哪號人物。我看似有頭有臉其實默默無聞。我的需求不多也不少,只希望得到一點尊嚴⋯⋯」(1778年10月15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該書將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薩爾斯堡如今對我來說一文不值⋯⋯大主教完全無法合我意,因為他沒有給我期待且合意的待遇。」(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同上,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第二次了,大主教以最粗俗的傲慢無禮對待我,我不吭一聲;然後我像是甚麼事都沒發生過,拿出一貫的熱忱為他演奏。我以為當他明白我服侍的誠意以及樂於取悅他的想法之後,事情就能有轉變,誰知他卻選出世上最刻薄的姿態,開始他那第三場滔滔不絕的辱罵。」(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薩爾斯堡畢竟太小了,容不下這位音樂奇才的鴻鵠之志。1781年,風華正茂的莫札特決定掛冠而去,前往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首府維也納謀生,展開人生新一頁。

(有關莫札特在維也納的故事,請點擊《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書目:
莫札特著, 謝孟璇譯。《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台北:八旗文化,2017。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下)

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每天都是船來船往,那水面上泛起的點點白光,數百年如一天,突顯這座偉大水都生生不息。聖馬可廣場(St Mark’s Square)的大教堂莊嚴華麗,當年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將士出征前及凱旋歸國後都會在此舉行彌撒。教堂內煙霧繚繞,朝聖者絡繹不絕,每逢旅遊旺季動輒要排隊大半小時方可入內參觀。教堂外,廣場鐘樓挺著腰翹首眺望遠方,不知它是否在期盼遊子早日歸家?廣場上的柱廊,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到訪者。

遙想當年,這裡曾是世界貿易中心,其繁榮盛況,可勾勒出一軸西洋版的《淸明上河圖》卷畫。每逢交易季節,到處人聲鼎沸、接踵磨肩,街上出現無數穿上奇珍異服的人士,世界各地的商人都聚首威尼斯。市場上羅列了從各處採購的商品,黃金、琥珀、寶石、珍珠、銅、錫、絲綢、瓷器、棉花、羊毛、丁香、肉桂、胡椒、獸皮、象牙、木材,更有各種膚色的奴隷。各類數不盡的奇珍異寶,讓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另一邊廂,碼頭工人忙到不可開交、汗流浹背,他們忙著搬貨、裝貨、卸貨。靠岸及離岸的漿舶船實在太多划漿人小心翼翼,以防意外。河道上經常出現兩船迎面而來之情景,乍看之下似快要相撞,情況險象環生,但各船的划漿人則從容不迫,似乎互有默契,各人輕輕一撥其手中木漿,兩船擦身而過,一場意外頓時消融於無形,划漿人之手法實在妙到毫㒹。

《威尼斯商人》(The Venice of Merchant) 乃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最有影響力喜劇之一。劇中安東尼奧為了助好友早日與心上人結成秦晉之好,不惜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貸,並向對方承諾,若逾期未未能還款,則割下自己身上一磅之肉以作還債。後來安東尼奧的貨船在海上遇險,他因資金週轉困難而逾期未能還款,被迫與夏洛克對簿公堂。後來劇情當然峯迴路轉,前者免收皮肉之災,其友亦順利完婚。此劇首演於1598年,當時威尼斯已開始衰落,但仍是地中海強權。多年來,此劇引來無數爭議(例如作者是否同情夏洛克、又例如安東尼奧之性取向),但有一點則無容置疑,當時威尼斯是的確存在商業法庭(當然割肉抵債多半是小説家言)。

根據黃仁宇教授所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有專門處理商業訴訟的法庭,稱之為Curia Di petizion,當事人可自僱律師。該書也指出,當時也出現類似股份制的投資,名collenganza。不但如此,該城更有滙款、信貸、海上保險、法律、經紀等商業服務。以上種種,威尼斯的商業制度,是走在歷史前端。

由於特殊地利環境,威尼斯耕地匱乏,因此沒有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立情況。另外,水患頻繁,加上全城皆商,凡此種種,使到居民有共同價值觀念,也孕育了與封建制度大相徑庭的共和國。此共和國也並非現代觀念之共和國,其總督(即最高長官)並非全國一人一票選出,但也不是父傳子的世襲制度,而是議會中選出41名選舉人所選出。頗堪玩味的是,選出該41名選舉人的過程是非常稀奇古怪而又複雜繁瑣。

根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所述,當局會先在議會合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此30人又要再抽籤淘汰剩9人,然後由這9人負責選出40人。下一步,該40人要抽籤淘汰剩12人,這12人要負責選舉25人。然後再下一步,這25人又再抽籤減至9人,此9人又要選舉45人。第四步,這45人又要再抽籤淘汰為11人,而這11人才負責選舉最終那41位選舉人。簡而言之,就是經過5次抽籤再加4次提名選舉,產生41位選舉人,最終才由這41位選舉人選出總督。

如此令人頭暈目眩的制度,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操控選舉。另外,威尼斯人也制定不少規則,防範總督以權謀私或私通外敵。例如,總督接受禮物不可超出規定上限,而且不得與教宗及他國元首有私人信件來往。縱觀威尼斯共和國數百年歷史,其政局也大致和平穩定。

上篇提到,1204年4月,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攻入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洗刧一番。更最重要是,威尼斯趁勢控制了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進一步擴大其貿易版圖。黎凡特自古就東西方貿易要衝。大航海時代前,大部分來自東方的商人先將貨物運抵黎凡特,然後再由意大利商人經地中海轉送到歐洲大陸各地。掌握了黎凡特地區,貿易航線自然也牢牢握在手中。當其他強權忙於攻城掠地,威尼斯人則集中精力擴闊其海上版圖。他們在亞德里亞海及地中海東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或親威尼斯政權,並在這些地方興建港口、倉庫、船塢、要塞。克里特島(Crete)和塞浦路斯島(Cyprus)都曾經成為威尼斯殖民地。另外,他們又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外交關係,爭取設立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他們會不顧教宗反對與異教徒來往、交易。他們曾得到蒙古人的允許,在黑海(Black Sea)的東北岸建立貿易據點。

威尼斯人的目的,就是利用其縱橫裨闔、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必要時動武),以壟斷貿易航運路及確保其暢通無阻。縱觀歷史,後來者如葡、西、荷、英、美等國之戰略,與威尼斯都有異曲同工之處。看歷史,也是為了鑑古而知今。

人有勝敗榮辱,國有興衰盛亡,威尼斯共和國也不例外。那麼,為何威尼斯會走向衰退?首先,人口不足是其弱點,最高峰也是維持十多萬,一場軍事敗仗利令其短時間內難以復原。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向西擴張,在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擁有不少殖民的威尼斯自然首當其衝,雙方多兵戎相見。奧斯曼人口超過百萬,君主可以憑其意志徵召大軍壓境,秋天戰軍方,春天又來犯,今年打完,明年又捲土重來。相反,威尼斯就沒有如此國力,與奧斯曼交戰,前者往往力不從心,陷於被動和捱打,其貿易路線也受阻隔。1498年,葡萄牙人成功繞過非洲南岸,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貿易航線,地中海作為東西貿易樞紐的地位漸漸式微。

十六世紀起,威尼斯在世界貿易的領導地位開始減弱。再下一個世紀,它從一個世界貿易之都逐漸轉營為旅遊城市。同一時期,這裡也成為富豪權貴留連忘返之地,城內到處充斥著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場所。1797,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兵臨城下,共和國走下歴史舞台。拿破崙倒台後,威尼斯又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psburg Empire )吞併,直至意大利建國。
(回到上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貝多芬的遺書

我是音樂的門外漢,樂理、樂器皆一竅不通。不過,偶爾賦閒在家時,也會開啓音響,讓家中迴蕩著古典音符。無他,附庸風雅矣。
 
單憑音樂而論,貝多芬並非我最喜愛的古典音樂家,卻是我最佩服的一位。
 
17701217,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在德國波昂呱呱墜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祖籍並非德國而是佛蘭德地區(Flanders,今比利時西部及荷蘭南部),其家族的姓氏中有一「范」(van)字而非「馮」(von)字,前者是該地區常見的姓氏,而後者則屬德國貴族所專有。
 
貝多芬出身音樂世家,袓父是宮廷樂師,父親是唱詩班成員,因此他自幼便接受音樂薰陶。貝多芬父親一心想把兒子栽培成材,不辛的是,父親脾氣暴躁,而且有酗酒習慣,他經常在半夜時分將貝多芬叫醒,迫他彈奏鋼琴,只要兒子稍有出錯便對他拳打腳踢。縱然如此,貝多芬對音樂的熱情絲豪不減。
 
1787年,貝多芬動身前往維也納向莫札特學師,待了不足兩星期,便因家鄉傳來母親病危的噩耗而怱忙趕回家。最後母親藥石罔效而離世,成為他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傷痛。
 
1792年,貝多芬再次前往維也納。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的帝都,也是音樂的聖城。那個年代,維也納好比音樂界的好萊塢,任何新晋音樂家能夠在維也納打響名號,其事業也會向前邁進一大步。1795年,貝多芬在維也納舉行人生第一場音樂會,好評如潮,令他聲名鵲起,工作也接踵而來。
 

那個時代,西方音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轉變。以往音樂家主要為貴族世家與教會團體服務,而音樂則以悠揚悅耳的宮廷旋律與及莊嚴華麗的教堂聖詩為主流,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十八世紀末以降,貴族開始沒落,資產階級堀起,音樂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而變得大衆化、世俗化,普羅大眾也成為音樂會的捧場客。十九世紀初,受到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人們嚮往自由、平等、博愛,人間真善美受到頌揚。這個時期,聽眾層擴闊了,音樂變得更多元化,音樂踏入浪漫時期(Romantic Period)。用現代語來說,音樂市場正面對「結構性轉變」。相比古曲主義強調結構嚴謹工整,浪漫時期更注重情感的表達,而且題材也更豐富。古典時期,音樂家收入主要自皇室貴族,到了浪漫時期,音樂家成了自雇人士,他們要靠公開演出或出售作品版權為生。貝多芬的音樂有强烈的感情元素,善於表達人生的喜怒哀樂,富感染力,容易引發聽眾共鳴。他又勇於創新,作品也非常多元化。他活躍之時,西方音樂正從古典時期過渡到浪漫時期,這場「結構性轉變」令他如魚得水,他成為樂壇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也可謂時勢造英雄。

人有旦夕禍福,正當貝多芬意氣風發之際,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居然患上耳疾,其聽覺逐漸減弱,到後來幾乎完全失聰。對一名音樂家而言,世間沒有比此更荒謬、更殘酷的事了。對於貝多芬如此心高氣昂、持才傲物之人,這更是致命的打擊。

貝多芬害怕會遭聽眾摒棄、嘲笑,他感到沮喪、失落、不安與焦慮。在旁人眼中,他的行為舉止也顯得怪異。與他交談時,他總是答非所問、支吾以對。身邊的朋友也發現,貝多芬對聲音的敏感度驟然下降,不論清脆的笛子聲或牧羊人的響亮歌聲,他也毫無反應,如同充耳不聞。更糟糕的是,他彈奏時也經常犯錯。他耳疾的傳聞不踁而走。貝多芬變得脾氣暴躁、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由於惶恐不可終日,他逐漸離群索居,絕跡於大小社交場合。

1802的夏天,貝多芬來到維也納近郊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ädt)。當年這裡是以溫泉而聞名的小鎮,那個年代的人相信溫泉水能醫百病。貝多芬租下了一座農莊暫居,他打算在此靜心休養一段時間,並冀望泉水能令耳患有所好轉。
 
無奈,蒼天不從人願,他的耳疾不但未有改善,而且每況愈下。
 
我們難以聯想貝多芬是如何度過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當時,無人知曉他曾寫過此份遺書。要到1827年貝多芬逝世後,助理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這份封塵而久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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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居所被稱「海利根施塔特遺書之家」(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Haus),現已開始予公眾參觀。故居經過修葺裝修,家具早已蕩然無存,白皙的牆壁,顯得冷冰冰。故居展覽主要闡述了他在此居住時的日常生活、音樂創作、心路歷程,還有那份遺書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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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在遺書如此寫:

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有著一副心腸,來感受出於善意的溫情,甚至我還懷著要做一番偉大事業的心願。但是,請想想,六年來我處在何等絕望的境地。庸醫的治療使我的病情更為惡化,我年復一年懷著好轉的希望,但都落了空⋯我畢竟不能對人大聲說:喂,請說大聲點!你得向我叫喊,因為我是個聾子!啊,我怎能承認,我身上的一種感官出了毛病。這種感官在我理應比別人完美。這感官在我身上曾經是高度完美的,完美的程度過去或現在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哦!我可不能承認。所以,你們如果看到我這個一向愛和你們一起相處的人躲開你們,就必須請你們原諒。要是我在這時候被人誤解,我的不幸就使我倍加痛苦。我已得不到與人交往的樂趣,已不再能與人進行深入而微妙的交談,已不再能與人互吐衷腸。幾乎完全孤獨!⋯⋯我像一個流放者那樣生活著。一旦接近人群,我就感到萬分害怕,惟恐我的疾病有被人發現的危險。(摘錄自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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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又寫:

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摘錄自知網)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說過:「有人天生注定偉大,有人經過奮鬥而偉大,有人被迫成偉大。」(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

貝多芬的偉大,有一半是奮鬥得來的,另一半是被迫出來的。

貝多芬抱有強大使命感,他堅信自己的音樂可以振奮人心、撫慰心靈、歌頌愛情,更重要是宣揚世間的正義和真理。就是這份使命感,令他克服一切困難,在失聰的情況下,堅持作曲,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不朽。

我認為,貝多芬在他的《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與《c小調第五交響曲》(又稱《命運交響曲》)娓娓道出了他的心路歷程。

1804年,貝多芬為他的《第三交響曲》舉行首演。整首交響曲意象恢宏,氣勢雄惲,令聽眾豪情萬丈、慷慨激昂。每次聽此曲,王昌齡的邊塞詩「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與「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畫面總在我心中迴蕩。貝多芬原本打算將此曲獻給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後來拿破崙稱帝,他憤而將其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個人認為,這英雄並非拿破崙,也並非他人,而是貝多芬自己。

《第五號交響曲》則在5年後首演。音樂剛開始時,命運連續兩次,每次四響的拍門聲,從來未有交響曲的開首如此令人心驚膽顫,接著處處波濤洶湧、天崩地裂。他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哮。最後憑藉信心和勇氣,如同大衞打倒巨人歌利亞,他戰勝了那看似不可征服的命運。

看來貝多芬頗喜歡海利根施塔特,他曾多次回到此地度假。距離他的故居不遠處有一條散步小徑,他暫居期間,經常來此散步,當他人將此小徑命名為「貝多芬散步道」(Beethovengang),以茲紀念。據說,當年他在此一邊踱步,一邊構思他的《F大調第六交響曲「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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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以為這處定是風光如畫,結果和我所想大相徑庭。這裡談不上風光旖旎,沒有煙波浩淼的堪藍湖泊,沒有萬里無涯的黃金稻田,也沒有姹紫焉紅的花團錦簇。小徑兩旁樹影婆娑,旁邊一條蜿蜒小溪緩緩流淌,也許當年這條小溪曾經洗滌貝多芬的心靈?沿路上有一中年男子遛狗散步,另一對老夫婦坐在長凳上,正享陶醉在陽光的輕撫,估計他們都是鎮上居民。對於這些居民來說,每天唧唧鳥鳴、澀澀綠草、颯颯涼風的陪伴,生活就是如此簡單但幸福。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 ,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海利根施塔特也是著名的葡萄酒鄕,不少葡萄酒莊園在附近開設了酒館,最具名氣要數Mayer am Pfarrplatz。客人可以選擇在室內或庭院用餐,而我則坐在庭院的一隅。庭院以黃色為主調,再以綠色窗框、木門、配襯,煞有田園色彩。從前,農民會在此慶祝每年一度豐收。直到今天每逢夏季週末這處也是觥籌交錯,笙歌夜舞之地。點了一杯當地佳釀,享受一個愜意的下午。其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來到此地也是因為貝多芬。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不過,他也是嗜酒之人,而酒館又有大量瓇漿玉液,不知他是否每晚都喝到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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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愛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曾寫過《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Beethoven the Universal Composer)一書。書中提及,貝多芬年少時,曾經接觸過德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在詩人眾多作品中,他尤其喜愛《歡樂頌》(Ode to Joy)一詩,於是他便立誓,有朝一日,他要把這首詩改編成音樂。

為了實踐夢想而寫《第九交響曲》,他打算將《歡樂頌》改編成合唱曲歌詞然後加插在交響曲的第四章內。音樂史上,從未有作曲家敢在交響曲上配以人聲,也只有貝多芬有如此驚人魄力和豐富想像力才得以完成。這首交響曲耗盡了作曲家的心力,寫完又改,改完再改,直到1824年才正式完稿。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大劇院(Theater am Kärntnertor)首演。這是貝多芬12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現身,他的復出,引發全市哄動,音樂會的門票一早售罄。當晚,劇院座無虛席,賓客雲集,音樂界的知名人士,要不在台下當觀眾,不然就在台上參與演出。當時,貝多芬已經接近全聾,不能親自指揮,但仍站在指揮身旁,以作提示。

那一夜,貝多芬征服了在場每一位觀眾。從未有人聽過如此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交響樂,人人聽得如痴如醉、如癲如狂。觀眾反應從未如此熱烈,情緒有如萬馬奔騰,如滔滔江水,全場掌聲雷動,喝采歡乎之聲此起彼落,有不少觀眾熱淚奪眶而出,也有不少人將手帕和帽子拋上半空,好不動人。

演奏完畢時,貝多芬背向觀眾,他既看不到更聽不見台下反應。合唱團一名女低音見狀,於是便攙扶著他,助他緩緩轉身面向觀眾席。貝多芬看到台下反應的剎那,頓時呆了,他未料觀眾情緒竟會如斯高漲。他激動不已,身子不停顫抖,久久不能平復。據說,觀眾共起立了5次以表謝意,由於他們反應太熾熱,當晚演出曾數度中斷,連警察局也要派員到場維持秩序。

維也納多了一位英雄—他仿若就是為了此刻而生。

遺憾的是,肯恩頓門大劇院已於1870年拆遷,其原址位於那家以薩赫蛋糕(sachertorte)聞名的薩赫酒店(Hotel Sacher)。(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827年3月26日,這位音樂巨人與世長辭。據說,他彌留之際,狂風驟雨、雷電交加,窗外嘎然傳來一陣轟隆的雷鳴。同一時間,貝多芬瞪大雙眼,一臉怒容,他舉起了右手,拳頭緊握。數秒後,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右手捶下。這幕如同命運交響曲一般,充滿了戲劇性。他畢生都在舆命運抗爭,直到人生最後一刻。

貝多芬是傳奇中的傳奇。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筆下的那位老漁夫,愈戰愈強,當他耳患越趨嚴重,他的事業越攀越高。也許,少了凡塵的繁囂喧嘩與及俗世的靡靡之音,才可譜出一闕一闕的高山流水、陽春白雪。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資料:
愛德蒙·莫瑞斯著。李維拉譯。《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台北:左岸文化,2007。
http://www.wikitw.club/thread-1059903-1-1.html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Cafe Griensteidl 03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茶儿、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Cafe Landtmann 04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Kolschitzky)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他的賞賜,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Hotel Sacher_Cafe Sacher Wien 03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Cafe Demel 23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Cafe Central 01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Cafe Sperl 03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Cafe Central 08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最後的華爾滋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Ringstrasse 14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Hotel Bristol 08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
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Musikverein 09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P1090082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位親王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Hofburg_Neue Burg_Statue of Prince Eugene of Savoy 03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Ringstrasse 12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聖馬可廣場的咖啡館

每次到訪歐洲,我必定造訪當地博物館。歐洲各大博物館藏品豐富,在館內走動,如劉姥姥入大觀園,目不暇給,令人咋舌,但動輒要花數小時參觀,令人疲憊,而且展出的古董寶物如百貨公司櫥窗上陳列的商品,稍欠生命力。

咖啡館則不同。我最愛去那些歷史悠久的咖啡館,它們是活生生的文化古跡,踏入店內仿若走入時光隧道,再加上環境舒適,令人心情愉悅。咖啡館如陳年佳釀,在店裡不僅可享用一杯齒頰留香的咖啡或香醇四溢的紅茶,更可感受過去人和事留下的遺香。在咀嚼香滑柔軟的奶油蛋糕或美味可口的香草冰淇淋同時,還能品味那封塵歳月剩下的餘韻。靈魂如躺徉在悠悠歷史長河中,得到滋潤。

咖啡館源於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統治下的土耳其,隨著咖啡豆傳入歐洲各地後,咖啡館也陸續開設。據說歐洲(不計橫跨歐亞兩州的奧斯曼帝國)第一間咖啡館出現在意大利威尼斯(另一説法是奧地利維也納)。由於位處地中海東端,威尼斯充當了東西方貿易樞紐,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威尼斯共和國也盛極一時(延伸閱讀:《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威尼斯商人聲名遠播,他們揚帆下海,四處尋找商機,既是商人,更是冒險家。當時,威尼斯共和國和土耳其經貿關係密切,商人經常來往兩地。威尼斯商人將咖啡豆帶回本土,並開設咖啡館,成為西方咖啡文化的濫觴。

自此,咖啡館如雨後春筍,在歐洲各地開設,吸引社會不同人士光顧。貴族子弟、青年才俊、商人、詩人、思想家、學者、作曲家、歌手、畫師、記者、報館編輯、革命黨人、名媛淑女、交際花,甚至間諜,都成為咖啡館的常客。

顧客會在咖啡館內看書、閱報、寫信、抽煙、下棋、聽音樂、討論時務。心理學家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也常在維也納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為病人診症。簡單而言,咖啡館是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咖啡館還傳出不少風流韻事,據說,從前的社會名流愛躲在某間廂房和情人幽會,同享魚水之歡,共渡雲雨巫山。

不單如此,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咖啡館的角色不容忽視。在物質短缺、資訊匱乏之年代,它們是新聞情報中心、也是某曠世名作或名曲的誕生地、又是學識交流的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的傳播地等等。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咖啡館提供了公共空間,讓學者、知識分子,互相硏討、辯論、交流,後來更催生了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歷史應記一功。

St Mark's Square 09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Saint Marco’s Square)氣勢雄渾,可以媲美世上任何一座廣場。高聳入雲的鐘樓乃廣場的地標,廣場東側的拜占庭式聖馬可大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立面上,那美輪美奐的浮雕和鍍金鑲嵌成的繪畫震懾人心。哥德式的總督府位於廣場東南方,面向大運河,仿似在炫耀當年共和國總督的無上權威。廣場被拱廊圍起,歲月悠悠,牆面已褪色剝落,但更具真實感,無損廣場的莊嚴宏偉。

廣場上有兩間老字號咖啡館,自十八世紀開業至今,見證了威尼斯的盛衰。

St Mark's Square_Caffè Quadri 051775年開業的夸德里咖啡館(Caffè Quadri)位於廣場北側的拱廊下。墨綠地毯、暗黃牆壁、大理石桌面,再加上牆上的油畫,芬圍舒適愜意。白天時,店面的玻璃令透入的陽光變得柔和,是讀書寫作的好地方。難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這裏的熟客,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常在此創作歌曲。瞧見有人在此一邊吞雲吐霧,一邊寫作,總會想此人或許是未來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或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斜對面的佛羅里安咖啡館(Caffè Florian)歷史更悠久,自1720年創業至今,據說是現存最St Mark's Square_Caffè Florian 07古老的咖啡館之一,曾接侍的名人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拜倫(Lord Byr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史德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店內由數個互相貫穿的咖啡間組成。咖啡間內設有大理石桌面、紅絨椅背、胡桃木色地板,古典雅緻。牆壁以金色為主調,為洛可可式,並鑲嵌了精緻的油畫和大玻璃鏡,加強空間感,裝潢瑰麗,富氣派,如袖珍版的凡爾賽宮鏡廊。佛羅里安是文化藝術界人士的聚會場所,後來孕育聞名世界的威尼斯雙年展。

當時,威尼斯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關係緊張。夸德里由奧地利人投資設立,吸引了不少親奧派人士光顧。而本土派則自然前往對面的佛羅里安,可謂楚河漢界、壁壘分明。歲月如梭,一切派系之分、政見之爭早已付諸笑談中,但佛羅里安和夸德里這兩間咖啡館,仍在廣場南北兩側,互相較勁拉客,它們各自在店外設有露天座位,並有樂手演奏助興,從白天到華燈初上,再到三更時分,方始結束。這兩間百年老店,如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及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這對宿敵,難分高下,又宛若《傲慢與偏見》(Pride & Prejudice)裡的歡喜冤家,伊利莎白(Elizabeth)與達西(Darcy),令人莞爾。

在威尼斯渡假時,迎來了十數年難逢的熱浪,白天,酷陽高照,暑氣蒸人。到了夜幕低垂,天氣漸涼,坐在佛羅里安的露天座位,享受這星光熠熠的夏夜。

St Mark's Square_Caffè Quadri 01穿著白色西服的侍應趾高氣揚、雄姿英發,僅用五指毋須掌心,便能單手托起戴滿食品飲料的銀盤,筆直著身子走動自如,煞是瀟灑。站在露天座位表演台上最前方乃一名中年女子,是樂團的小提琴手,她不但技法純熟,其身體語言也別有動感節奏感,既有金庸《笑傲江湖》藍鳯凰的風騷,更具備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氣勢,牽動了現場氣氛,並引來不少途人圍觀。

佛羅里安樂團演奏的樂曲種類繁多,古典名曲、古典流行曲、舞曲、電影配樂、民謠等。樂韻悠揚,每曲演奏完畢,台下掌聲如雷鳴,不到半响,對面夸德里也傳來掌聲,很快,又輪到佛羅里安這邊鼓掌。掌聲歡呼聲在兩邊不斷交替,此起彼落,相映成趣,如同擂台上兩名武術高手,你一拳我一腿,互不相讓。

當晚座無虛席。有耳鬢斯磨的情侶,也有共聚天倫的一家老少。鄰桌一對老夫婦,或許這兒是他們初次約會的地方。忽然,台上奏起一曲《茉莉花》,微感詫異,何故會演奏這支蘇州民歌,正納悶之際,有五六名中國妙齡女子走到台前,高聲獻唱,原來是她們要求點奏。她們歌聲嘹亮動人,如同黃鶑出谷,看似是音樂學院的學生,贏得全場觀眾拍手喝采。不久之後,台上奏起小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的《藍色多惱河》(Blue Danube),十數名顧客隨著音樂起舞,樂也融融。

St Mark's Square_Caffè Florian 22廣場的星光和音樂令人讉綣,差不多到三更時分,台上奏上一曲Time to Say Goodbye,方才曲終人散。

這晚,感受到意大利人的熱情。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氣侯地理環境,影響人的身體特徵、文化、個性。歐洲南部得天獨厚,陽光充足,難怪意大利人奔放、浪漫、率性、無拘無束、愛自由、愛生活。不過,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生活太美好容易令人懶散松懈、欠危機感、欠上進心。

近年,意大利、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深陷財政窘境,此四國皆位於歐洲南部,是巧合嗎?抑或事出有因?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