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的遺書

我是音樂的門外漢,樂理、樂器皆一竅不通。不過,偶爾賦閒在家時,也會開啓音響,讓家中迴蕩著古典音符。無他,附庸風雅矣。
 
單憑音樂而論,貝多芬並非我最喜愛的古典音樂家,卻是我最佩服的一位。
 
17701217,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在德國波昂呱呱墜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祖籍並非德國而是佛蘭德地區(Flanders,今比利時西部及荷蘭南部),其家族的姓氏中有一「范」(van)字而非「馮」(von)字,前者是該地區常見的姓氏,而後者則屬德國貴族所專有。
 
貝多芬出身音樂世家,袓父是宮廷樂師,父親是唱詩班成員,因此他自幼便接受音樂薰陶。貝多芬父親一心想把兒子栽培成材,不辛的是,父親脾氣暴躁,而且有酗酒習慣,他經常在半夜時分將貝多芬叫醒,迫他彈奏鋼琴,只要兒子稍有出錯便對他拳打腳踢。縱然如此,貝多芬對音樂的熱情絲豪不減。
 
1787年,貝多芬動身前往維也納向莫札特學師,待了不足兩星期,便因家鄉傳來母親病危的噩耗而怱忙趕回家。最後母親藥石罔效而離世,成為他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傷痛。
 
1792年,貝多芬再次前往維也納。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的帝都,也是音樂的聖城。那個年代,維也納好比音樂界的好萊塢,任何新晋音樂家能夠在維也納打響名號,其事業也會向前邁進一大步。1795年,貝多芬在維也納舉行人生第一場音樂會,好評如潮,令他聲名鵲起,工作也接踵而來。
 

那個時代,西方音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轉變。以往音樂家主要為貴族世家與教會團體服務,而音樂則以悠揚悅耳的宮廷旋律與及莊嚴華麗的教堂聖詩為主流,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十八世紀末以降,貴族開始沒落,資產階級堀起,音樂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而變得大衆化、世俗化,普羅大眾也成為音樂會的捧場客。十九世紀初,受到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人們嚮往自由、平等、博愛,人間真善美受到頌揚。這個時期,聽眾層擴闊了,音樂變得更多元化,音樂踏入浪漫時期(Romantic Period)。用現代語來說,音樂市場正面對「結構性轉變」。相比古曲主義強調結構嚴謹工整,浪漫時期更注重情感的表達,而且題材也更豐富。古典時期,音樂家收入主要自皇室貴族,到了浪漫時期,音樂家成了自雇人士,他們要靠公開演出或出售作品版權為生。貝多芬的音樂有强烈的感情元素,善於表達人生的喜怒哀樂,富感染力,容易引發聽眾共鳴。他又勇於創新,作品也非常多元化。他活躍之時,西方音樂正從古典時期過渡到浪漫時期,這場「結構性轉變」令他如魚得水,他成為樂壇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也可謂時勢造英雄。

人有旦夕禍福,正當貝多芬意氣風發之際,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居然患上耳疾,其聽覺逐漸減弱,到後來幾乎完全失聰。對一名音樂家而言,世間沒有比此更荒謬、更殘酷的事了。對於貝多芬如此心高氣昂、持才傲物之人,這更是致命的打擊。

貝多芬害怕會遭聽眾摒棄、嘲笑,他感到沮喪、失落、不安與焦慮。在旁人眼中,他的行為舉止也顯得怪異。與他交談時,他總是答非所問、支吾以對。身邊的朋友也發現,貝多芬對聲音的敏感度驟然下降,不論清脆的笛子聲或牧羊人的響亮歌聲,他也毫無反應,如同充耳不聞。更糟糕的是,他彈奏時也經常犯錯。他耳疾的傳聞不踁而走。貝多芬變得脾氣暴躁、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由於惶恐不可終日,他逐漸離群索居,絕跡於大小社交場合。

1802的夏天,貝多芬來到維也納近郊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ädt)。當年這裡是以溫泉而聞名的小鎮,那個年代的人相信溫泉水能醫百病。貝多芬租下了一座農莊暫居,他打算在此靜心休養一段時間,並冀望泉水能令耳患有所好轉。
 
無奈,蒼天不從人願,他的耳疾不但未有改善,而且每況愈下。
 
我們難以聯想貝多芬是如何度過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當時,無人知曉他曾寫過此份遺書。要到1827年貝多芬逝世後,助理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這份封塵而久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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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當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居所被稱「海利根施塔特遺書之家」(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Haus),現已開始予公眾參觀。故居經過修葺裝修,家具早已蕩然無存,白皙的牆壁,顯得冷冰冰。故居展覽主要闡述了他在此居住時的日常生活、音樂創作、心路歷程,還有那份遺書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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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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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

 

 

 

 

 

 

 

貝多芬在遺書如此寫:

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有著一副心腸,來感受出於善意的溫情,甚至我還懷著要做一番偉大事業的心願。但是,請想想,六年來我處在何等絕望的境地。庸醫的治療使我的病情更為惡化,我年復一年懷著好轉的希望,但都落了空⋯我畢竟不能對人大聲說:喂,請說大聲點!你得向我叫喊,因為我是個聾子!啊,我怎能承認,我身上的一種感官出了毛病。這種感官在我理應比別人完美。這感官在我身上曾經是高度完美的,完美的程度過去或現在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哦!我可不能承認。所以,你們如果看到我這個一向愛和你們一起相處的人躲開你們,就必須請你們原諒。要是我在這時候被人誤解,我的不幸就使我倍加痛苦。我已得不到與人交往的樂趣,已不再能與人進行深入而微妙的交談,已不再能與人互吐衷腸。幾乎完全孤獨!⋯⋯我像一個流放者那樣生活著。一旦接近人群,我就感到萬分害怕,惟恐我的疾病有被人發現的危險。(摘錄自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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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又寫:

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摘錄自知網)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說過:「有人天生注定偉大,有人經過奮鬥而偉大,有人被迫成偉大。」(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

貝多芬的偉大,有一半是奮鬥得來的,另一半是被迫出來的。

貝多芬抱有強大使命感,他堅信自己的音樂可以振奮人心、撫慰心靈、歌頌愛情,更重要是宣揚世間的正義和真理。就是這份使命感,令他克服一切困難,在失聰的情況下,堅持作曲,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不朽。

我認為,貝多芬在他的《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與《c小調第五交響曲》(又稱《命運交響曲》)娓娓道出了他的心路歷程。

1804年,貝多芬為他的《第三交響曲》舉行首演。整首交響曲意象恢宏,氣勢雄惲,令聽眾豪情萬丈、慷慨激昂。每次聽此曲,王昌齡的邊塞詩「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與「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畫面總在我心中迴蕩。貝多芬原本打算將此曲獻給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後來拿破崙稱帝,他憤而將其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個人認為,這英雄並非拿破崙,也並非他人,而是貝多芬自己。

《第五號交響曲》則在5年後首演。音樂剛開始時,命運連續兩次,每次四響的拍門聲,從來未有交響曲的開首如此令人心驚膽顫,接著處處波濤洶湧、天崩地裂。他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哮。最後憑藉信心和勇氣,如同大衞打倒巨人歌利亞,他戰勝了那看似不可征服的命運。

看來貝多芬頗喜歡海利根施塔特,他曾多次回到此地度假。距離他的故居不遠處有一條散步小徑,他暫居期間,經常來此散步,當他人將此小徑命名為「貝多芬散步道」(Beethovengang),以茲紀念。據說,當年他在此一邊踱步,一邊構思他的《F大調第六交響曲「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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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 ,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起初,我以為這處定是風光如畫,結果和我所想大相徑庭。這裡談不上風光旖旎,沒有煙波浩淼的堪藍湖泊,沒有萬里無涯的黃金稻田,也沒有姹紫焉紅的花團錦簇。小徑兩旁樹影婆娑,旁邊一條蜿蜒小溪緩緩流淌,也許當年這條小溪曾經洗滌貝多芬的心靈?沿路上有一中年男子遛狗散步,另一對老夫婦坐在長凳上,正享陶醉在陽光的輕撫,估計他們都是鎮上居民。對於這些居民來說,每天唧唧鳥鳴、澀澀綠草、颯颯涼風的陪伴,生活就是如此簡單但幸福。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 ,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海利根施塔特也是著名的葡萄酒鄕,不少葡萄酒莊園在附近開設了酒館,最具名氣要數Mayer am Pfarrplatz。客人可以選擇在室內或庭院用餐,而我則坐在庭院的一隅。庭院以黃色為主調,再以綠色窗框、木門、配襯,煞有田園色彩。從前,農民會在此慶祝每年一度豐收。直到今天每逢夏季週末這處也是觥籌交錯,笙歌夜舞之地。點了一杯當地佳釀,享受一個愜意的下午。其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來到此地也是因為貝多芬。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不過,他也是嗜酒之人,而酒館又有大量瓇漿玉液,不知他是否每晚都喝到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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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愛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曾寫過《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Beethoven the Universal Composer)一書。書中提及,貝多芬年少時,曾經接觸過德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在詩人眾多作品中,他尤其喜愛《歡樂頌》(Ode to Joy)一詩,於是他便立誓,有朝一日,他要把這首詩改編成音樂。

為了實踐夢想而寫《第九交響曲》,他打算將《歡樂頌》改編成合唱曲歌詞然後加插在交響曲的第四章內。音樂史上,從未有作曲家敢在交響曲上配以人聲,也只有貝多芬有如此驚人魄力和豐富想像力才得以完成。這首交響曲耗盡了作曲家的心力,寫完又改,改完再改,直到1824年才正式完稿。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大劇院(Theater am Kärntnertor)首演。這是貝多芬12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現身,他的復出,引發全市哄動,音樂會的門票一早售罄。當晚,劇院座無虛席,賓客雲集,音樂界的知名人士,要不在台下當觀眾,不然就在台上參與演出。當時,貝多芬已經接近全聾,不能親自指揮,但仍站在指揮身旁,以作提示。

那一夜,貝多芬征服了在場每一位觀眾。從未有人聽過如此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交響樂,人人聽得如痴如醉、如癲如狂。觀眾反應從未如此熱烈,情緒有如萬馬奔騰,如滔滔江水,全場掌聲雷動,喝采歡乎之聲此起彼落,有不少觀眾熱淚奪眶而出,也有不少人將手帕和帽子拋上半空,好不動人。

演奏完畢時,貝多芬背向觀眾,他既看不到更聽不見台下反應。合唱團一名女低音見狀,於是便攙扶著他,助他緩緩轉身面向觀眾席。貝多芬看到台下反應的剎那,頓時呆了,他未料觀眾情緒竟會如斯高漲。他激動不已,身子不停顫抖,久久不能平復。據說,觀眾共起立了5次以表謝意,由於他們反應太熾熱,當晚演出曾數度中斷,連警察局也要派員到場維持秩序。

維也納多了一位英雄—他仿若就是為了此刻而生。

遺憾的是,肯恩頓門大劇院已於1870年拆遷,其原址位於那家以薩赫蛋糕(sachertorte)聞名的薩赫酒店(Hotel Sacher)。(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827年3月26日,這位音樂巨人與世長辭。據說,他彌留之際,狂風驟雨、雷電交加,窗外嘎然傳來一陣轟隆的雷鳴。同一時間,貝多芬瞪大雙眼,一臉怒容,他舉起了右手,拳頭緊握。數秒後,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右手捶下。這幕如同命運交響曲一般,充滿了戲劇性。他畢生都在舆命運抗爭,直到人生最後一刻。

貝多芬是傳奇中的傳奇。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筆下的那位老漁夫,愈戰愈強,當他耳患越趨嚴重,他的事業越攀越高。也許,少了凡塵的繁囂喧嘩與及俗世的靡靡之音,才可譜出一闕一闕的高山流水、陽春白雪。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愛在琴聲終結前──蕭邦與喬治·桑》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資料:
愛德蒙·莫瑞斯著。李維拉譯。《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台北:左岸文化,2007。
http://www.wikitw.club/thread-1059903-1-1.html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面咖啡桌、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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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坦咖啡館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是其常客。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精通土耳其語。圍城期間,他到城外打探消息,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當中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延伸閱讀:《繾綣華沙咖啡館》)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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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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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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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艾騰貝格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他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

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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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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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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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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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譯。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最後的華爾滋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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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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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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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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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和自然史博物。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

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君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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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的雕塑像。此君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

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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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延伸閱讀:《美麗與哀愁──美泉宮的金枝玉葉》

聖馬可廣場的咖啡館

每次到訪歐洲,我必定造訪當地博物館。歐洲各大博物館藏品豐富,在館內走動,如劉姥姥入大觀園,目不暇給,令人咋舌,但動輒要花數小時參觀,令人疲憊,而且展出的古董寶物如百貨公司櫥窗上陳列的商品,稍欠生命力。

咖啡館則不同。我最愛去那些歷史悠久的咖啡館,它們是活生生的文化古跡,踏入店內仿若走入時光隧道,再加上環境舒適,令人心情愉悅。咖啡館如陳年佳釀,在店裡不僅可享用一杯齒頰留香的咖啡或香醇四溢的紅茶,更可感受過去人和事留下的遺香。在咀嚼香滑柔軟的奶油蛋糕或美味可口的香草冰淇淋同時,還能品味那封塵歳月剩下的餘韻。靈魂如躺徉在悠悠歷史長河中,得到滋潤。

咖啡館源於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統治下的土耳其,隨著咖啡豆傳入歐洲各地後,咖啡館也陸續開設。據說歐洲(不計橫跨歐亞兩州的奧斯曼帝國)第一間咖啡館出現在意大利威尼斯(另一説法是奧地利維也納)。由於位處地中海東端,威尼斯充當了東西方貿易樞紐,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威尼斯共和國也盛極一時(延伸閱讀:《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威尼斯商人聲名遠播,他們揚帆下海,四處尋找商機,既是商人,更是冒險家。當時,威尼斯共和國和土耳其經貿關係密切,商人經常來往兩地。威尼斯商人將咖啡豆帶回本土,並開設咖啡館,成為西方咖啡文化的濫觴。

自此,咖啡館如雨後春筍,在歐洲各地開設,吸引社會不同人士光顧。貴族子弟、青年才俊、商人、詩人、思想家、學者、作曲家、歌手、畫師、記者、報館編輯、革命黨人、名媛淑女、交際花,甚至間諜,都成為咖啡館的常客。

顧客會在咖啡館內看書、閱報、寫信、抽煙、下棋、聽音樂、討論時務。心理學家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也常在維也納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為病人診症。簡單而言,咖啡館是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咖啡館還傳出不少風流韻事,據說,從前的社會名流愛躲在某間廂房和情人幽會,同享魚水之歡,共渡雲雨巫山。

不單如此,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咖啡館的角色不容忽視。在物質短缺、資訊匱乏之年代,它們是新聞情報中心、也是某曠世名作或名曲的誕生地、又是學識交流的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的傳播地等等。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咖啡館提供了公共空間,讓學者、知識分子,互相硏討、辯論、交流,後來更催生了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歷史應記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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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被拱廊圍起,歲月悠悠,牆面已褪色剝落,但更具真實感,無損廣場的莊嚴宏偉。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Saint Marco’s Square)氣勢雄渾,可以媲美世上任何一座廣場。高聳入雲的鐘樓乃廣場的地標,廣場東側的拜占庭式聖馬可大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立面上,那美輪美奐的浮雕和鍍金鑲嵌成的繪畫震懾人心。哥德式的總督府位於廣場東南方,面向大運河,仿似在炫耀當年共和國總督的無上權威。廣場被拱廊圍起,歲月悠悠,牆面已褪色剝落,但更具真實感,無損廣場的莊嚴宏偉。

廣場上有兩間老字號咖啡館,自十八世紀開業至今,見證了威尼斯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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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綠地毯、暗黃牆壁、大理石桌面,再加上牆上的油畫,芬圍舒適愜意。

1775年開業的夸德里咖啡館(Caffè Quadri)位於廣場北側的拱廊下。墨綠地毯、暗黃牆壁、大理石桌面,再加上牆上的油畫,芬圍舒適愜意。白天時,店面的玻璃令透入的陽光變得柔和,是讀書寫作的好地方。難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這裏的熟客,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常在此創作歌曲。瞧見有人在此一邊吞雲吐霧,一邊寫作,總會想此人或許是未來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或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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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間內設有大理石桌面、紅絨椅背、胡桃木色地板,古典雅緻。牆壁以金色為主調,為洛可可式,並鑲嵌了精緻的油畫和大玻璃鏡,加強空間感,裝潢瑰麗,富氣派,如袖珍版的凡爾賽宮鏡廊。

斜對面的佛羅里安咖啡館(Caffè Florian)歷史更悠久,自1720年創業至今,據說是現存最古老的咖啡館之一,曾接侍的名人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拜倫(Lord Byr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史德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店內由數個互相貫穿的咖啡間組成。咖啡間內設有大理石桌面、紅絨椅背、胡桃木色地板,古典雅緻。牆壁以金色為主調,為洛可可式,並鑲嵌了精緻的油畫和大玻璃鏡,加強空間感,裝潢瑰麗,富氣派,如袖珍版的凡爾賽宮鏡廊。佛羅里安是文化藝術界人士的聚會場所,後來孕育聞名世界的威尼斯雙年展。

當時,威尼斯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關係緊張。夸德里由奧地利人投資設立,吸引了不少親奧派人士光顧。而本土派則自然前往對面的佛羅里安,可謂楚河漢界、壁壘分明。歲月如梭,一切派系之分、政見之爭早已付諸笑談中,但佛羅里安和夸德里這兩間咖啡館,仍在廣場南北兩側,互相較勁拉客,它們各自在店外設有露天座位,並有樂手演奏助興,從白天到華燈初上,再到三更時分,方始結束。這兩間百年老店,如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及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這對宿敵,難分高下,又宛若《傲慢與偏見》(Pride & Prejudice)裡的歡喜冤家,伊利莎白(Elizabeth)與達西(Darcy),令人莞爾。

在威尼斯渡假時,迎來了十數年難逢的熱浪,白天,酷陽高照,暑氣蒸人。到了夜幕低垂,天氣漸涼,坐在佛羅里安的露天座位,享受這星光熠熠的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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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開業的夸德里咖啡館(Caffè Quadri)位於廣場北側的拱廊下。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這裏的熟客,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常在此創作歌曲。

穿著白色西服的侍應趾高氣揚、雄姿英發,僅用五指毋須掌心,便能單手托起戴滿食品飲料的銀盤,筆直著身子走動自如,煞是瀟灑。站在露天座位表演台上最前方乃一名中年女子,是樂團的小提琴手,她不但技法純熟,其身體語言也別有動感節奏感,既有金庸《笑傲江湖》藍鳯凰的風騷,更具備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氣勢,牽動了現場氣氛,並引來不少途人圍觀。

佛羅里安樂團演奏的樂曲種類繁多,古典名曲、古典流行曲、舞曲、電影配樂、民謠等。樂韻悠揚,每曲演奏完畢,台下掌聲如雷鳴,不到半响,對面夸德里也傳來掌聲,很快,又輪到佛羅里安這邊鼓掌。掌聲歡呼聲在兩邊不斷交替,此起彼落,相映成趣,如同擂台上兩名武術高手,你一拳我一腿,互不相讓。

當晚座無虛席。有耳鬢斯磨的情侶,也有共聚天倫的一家老少。鄰桌一對老夫婦,或許這兒是他們初次約會的地方。忽然,台上奏起一曲《茉莉花》,微感詫異,何故會演奏這支蘇州民歌,正納悶之際,有五六名中國妙齡女子走到台前,高聲獻唱,原來是她們要求點奏。她們歌聲嘹亮動人,如同黃鶑出谷,看似是音樂學院的學生,贏得全場觀眾拍手喝采。不久之後,台上奏起小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的《藍色多惱河》(Blue Danube),十數名顧客隨著音樂起舞,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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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安咖啡館(Caffè Florian)歷史更悠久,自1720年創業至今,據說是現存最古老的咖啡館之一。

廣場的星光和音樂令人讉綣,差不多到三更時分,台上奏上一曲Time to Say Goodbye,方才曲終人散。

這晚,感受到意大利人的熱情。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氣侯地理環境,影響人的身體特徵、文化、個性。歐洲南部得天獨厚,陽光充足,難怪意大利人奔放、浪漫、率性、無拘無束、愛自由、愛生活。不過,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生活太美好容易令人懶散松懈、欠危機感、欠上進心。

近年,意大利、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深陷財政窘境,此四國皆位於歐洲南部,是巧合嗎?抑或事出有因?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