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革命的季節:孫中山與陳粹芬

馬來西亞檳榔嶼喬治城是一座迷人的城市。這裡椰林樹影,步伐不太急促,風格迴異的建築、文化、藝術共冶一爐,毗鄰的海灘水清沙幼,讓訪客樂而忘返。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位於喬治城打銅仔街120號(120 Lebuh Armenian)。紀念館前身是一楝民居,乃檳城閱書報社的舊址,也曾經是革命黨人的秘密基地。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章《光華日報》就是在此創刊。1910年11月,孫中山召開庇能會議(庇能乃檳城舊稱)策劃第三次廣州起義(又稱三·二九之役或黃花崗起義),他就是在閲書報社發表著名的演說。

紀念館是一所精緻瘦長的兩層民房,細緻而內儉、優雅而沉實,銅仔街一帶有不少類似的民房,因此它不至於張揚炫耀而引人注目,而且四通八達,是作為革命基地的理想地點。

鄭和下西洋以降,不少中國男性下南洋經商,他們在當地紮根,並與當地的馬來亞女性通婚,所生的下一代,男的稱為峇峇,女的稱為娘惹。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馬來西亞的文化風俗,日子久了,便孕育了南洋獨特的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不但體驗在當地人平日的衣食住行,更深植在他們的文化藝術、傳統習俗及道德價值觀。紀念館建築呈現了獨特的娘惹風格,其欄杆、地磚、壁畫、槅扇、門柄、窗框、庭、陶瓷乃精雕細琢、美輪美奐的細膩之作。

2007年,為了紀念革命黨人在檳城的事跡,中國、馬來西亞兩國合作拍攝電影《夜·明》。這所閱書報社的舊址也是電影的拍攝現場之一。影片洋溢著昔日南洋風情,穿插著真實及虛構人物,全片節奏明快,沒有太多的旁枝末節。編劇以孫中山在檳城籌劃革命的故事為經,以一干人的情感故事為緯,交織出他在南洋的一段故事。本片是鮮有對其紅顔知己陳粹芬有著深刻描繪的一部影視作品。

陳粹芬又名香菱,原籍廈門集美,1874年香港出生,父親為郎中。她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稱「陳四姑」。陳粹芬眉清目秀、圓臉蛋,簡單的清湯掛麵頭,乃民初非常普遍的女生髮式。她談不上是大美人,但外形樸素清爽、通情達理,是頗受男性喜歡的類型。她有陳璧君的男兒氣概、小鳳仙的江湖俠氣及秋瑾的磊落襟懷。感情方面,她如同趙四小姐一樣,愛得義無反顧。

題外話,孫中山有個不雅的外號,名「孫大炮」。意思就是他只懂紙上談兵、誇誇其談、言過其實。1912年,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後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揚言要10年內為中國建設10萬里的鐵道,袁世凱對親信評價他:「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此話頗有見地。幾年後,銀子給花掉不少,但1米的鐵道都未出現。到了2013年,中國的鐵道總長度方能達到10萬里,孫的目標,遲了近整個世紀始能完成。這個10萬里鐵路的計劃與後來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目標同樣不切實際,堪稱是異曲同工。平心而論,這個「孫大炮」的稱號雖有貶義,它倒也反映孫中山口若懸河、雄辯滔滔,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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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左右,陳粹芬與孫中山在香港邂逅。當時孫中山在香港華人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大學前身)攻讀醫科。孫生得一表人才,幼年曾在夏威夷留學,能操一口流利英語,而且「孫大炮」常高談闊論,鼓吹革命,滿腔熱血,理想之高超乎常人。這樣的男子自然令陳粹芬傾心不已。二人情愫漸生,陳粹芬毅然決定追隨孫中山,為革命奔走。從1892年到1912年,她跟著孫中山出生入死、赴湯蹈火,足跡踏遍澳門、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地,譜出一段感人肺腑的亂世情緣。

由於被清廷通輯,孫中山唯有流亡海外,他到處宣傳革命,籌募經費。基於多次起義皆以失敗告終,其籌款也愈見困難,加上清廷施壓,多個國家將他驅逐出境。在這段四處飄泊、顛沛流離、鬱鬱不得志的歲月中,陳粹芬這位燈火闌珊下的伊人,成為他的生活寄托與精神慰籍。伊人的明眸善睞是他灰暗穹蒼的彩霞,她的柔情蜜意宛如寒冬臘月下的暖陽。

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滿清駐英公事館人員拘捕,準備將其秘密遣送回國,幸好得到恩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營救。臨別倫敦前,康德黎送給孫中山一金質懷錶,錶上刻上"Y. S. Sun"。後來孫中山將此彌足珍貴的懷錶轉贈陳粹芬,二人的感情可見一斑。

陳粹芬陪同孫中山四海為家,二人以夫妻的名義掩護。除了照顧孫中山的日常生活,陳粹芬更要充當前者的貼身保鏢。基於女性不太引人注目,她經常負責偷運軍火、傳遞情報、聯絡同志、印製傳單等工作,她也曾經趕赴前線,任勞任怨,展現柔中帶剛的一面。革命同志拜訪孫中山住處,她要負責接待衆人,更要做飯、洗衣服、打掃房間,儼如長嫂。革命黨人如胡漢民、汪兆銘、居正、戴季陶、蔣介石、廖仲愷、馮自由、劉成禺等,都曾被陳粹芬照顧,對她尊敬有加。

根據橫山宏章著作《素顏的孫文》,孫中山的日本摯友宮崎滔天(寅藏)非常欣賞陳粹芬。該書引述了滔天妻子宮崎土子的回憶錄(《亡夫滔天回憶錄》):「照顧孫先生生活起居的支拿婦人同志,是難得的女中豪傑,拿著(長長的)筷子,精氣十足,不輸男性,大大的眼睛,吃起東西來也是讓人不得不佩服,是不是女性要當革命家,就是要這個樣子才行。夫君轉向我,讚賞支拿的革命婦人,同時鼓勵我,聽聽她充滿精氣的大音量,我在這樣畏首畏尾,就要輸給她了。」(摘錄自《素顏的孫文》)同盟會員馮自由著有《革命逸史》一書,書裡也提及陳萃芬,曰:「總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時,陳夫人恆為往來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備至,同志咸稱其賢。」另一位革命元勳劉成禺題詩曰:「望門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見細兒;隻有香菱賢國嫗,能飄白發說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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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夜·明》尾段,孫中山(趙文瑄飾)要離開檳城,前往廣州策動起義。離別在即,陳粹芬(吳越飾)取出一件新衣服,她紅著眼圈,勉強擠出笑容,說:「給你新做的,穿它走吧。」孫微微點頭。鏡頭一轉,她為他整理衣領,哽咽道:「我有時候在想,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從我眼前消失了,我再也看不見你,我該怎麼辦?」然後轉換話題問「這個造得還挺合身的,你覺得呢?」孫握著她雙手,放在自己胸前,柔聲說:「不要胡思亂想,只要我活著,就會回來。」然後伸出手,輕撫她臉朧。「等我把事情做完,我們生個兒子,我一定給你一個家。」他摟著她說:「在別人眼裡我是孫逸仙,可在你眼𥚃我永遠是孫文,愛你的孫文。」陳終於按奈不住,靠在孫的左肩上,涙水奪眶而出,顫聲說:「我知道。可是這個孫文,在愛我之前,就愛上了革命⋯⋯」此時此刻,她已哭成淚人兒。

《納蘭詞》曰:「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愛情是有期限的。後來革命終於成功了,季節更迭了,孫陳二人的感情也到期了。

普遍相信,二人於1912年4月或5月期間分手。據說5月左右,孫中山已經在追求自己的秘書宋靄齡。有關二人分手的內情不詳,究竟是誰先提出分手?何故分手?

《夜·明》其中一幕,陳粹芬與千金小姐徐丹蓉(李心潔飾)在廚房為孫中山準備生日飯。徐說:「革命成功後,先生就會成為總統,你應該成為總統夫人。」陳的嘴角泛起笑容,笑容看似甜蜜,卻夾著無奈與狡黠,回答說:「其實我不希望他成功。」「為什麼?」徐問。「如果他當了總統,他的夫人應該是一個有文化、有教養、漂亮高貴的女人。可我不是。」「你怕先生會嫌棄你嗎?」對方繼續追問。陳幽幽地回答:「他們都知道我和他的關係。他待我不薄,也不會負我的,可是,我出身貧寒,知識有限,如果我留在他身邊,會給他丟臉的。我這樣想是不是太自私了?」

革命成功後,是否有人始亂終棄?抑或是陳粹芬「功成身退」?也許,如電影對白,她覺得自己配不起孫中山。或許,她不想讓流言蜚語中傷愛人,自己無名無份,而且孫夫人盧慕貞也回到他身邊,退出是最好的選擇。那麼,是陳主動提出分手嗎?如是,孫中山有沒有極力挽留?一切的謎團,消失在歴史的迷霧中。

紅樓夢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黛玉妹妹畢生只愛一人。陳粹芬也只愛一人。可惜,老孫卻見一個愛一個(而且都是年輕貎美的)。宋靄齡拒絕了孫中山,嫁給了孔子的75代孫孔祥𤋮。1914年,二妹宋慶齡代替靄齡出任孫的秘書,兩人很快墮入愛河。翌年,她不顧家人的反對,和後者結婚。

胡漢民等革命黨人皆強烈反對孫宋二人的婚事。姑且不論二人年紀相差27年,孫中山本身是有家室之人,他為了迎聚宋慶齡,不惜和元配盧慕貞離婚,這件事傳開去成何體統。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澍,曾有恩於孫中山,現在孫居然不顧其反對,硬要和他的女兒結婚,實屬忘恩背義。更何況,在革命黨人心目中,陳粹芬陪同孫中山出生入死多年,其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孫及革命,在情在理,前者才有資格成為孫夫人,他們都為陳粹芬的遭遇而忿忿不平。孫宋在東京結婚當天,出席者大部分皆為日本友人,孫的中國同志幾乎無人出席。

多年以後,陳粹芬對人說:「我跟孫中山反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救國救民的志願已達,我視富貴如浮雲;中山自倫敦蒙難後,全世界的華僑視他為人民救星;當了總統之後,貴為元首,崇拜者眾;自古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我自知出身貧苦,知識有限,自願分離,並不是中山棄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負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後,有了賢內助,諸事尚順利,應為他們祝福。」一席話,突顯她的豁達大度與坦蕩胸懷,卻令人唏噓扼腕。

戀愛的回憶既甜蜜亦苦澀。伊人內心深處的淡淡悲傷與哀愁,時間帶不走、歲月也洗不掉。雖然未能與孫中山長相廝守,她一直關注遠方的愛朗,默默為其祝禱,十數年如一日。

1925年,孫中山辭世,當時陳粹芬身在南洋,噩耗傳來,令她肝腸寸斷。她為孫中山遙祭七天,道:「我雖然與中山分離,但心還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夢見他在空中飛翔。」

她愛他愛得迴腸盪氣、無怨無悔,想他也想得陰晴圓缺、天荒地老。

那麼,陳粹芬如何渡過她的下半生?

1912年末,她得到孫中山兄長孫眉的照顧,前往澳門定居。孫家給予她名份,全家上下視她為家人。1914年左右,陳粹芬隻身前赴檳城隱居,與朋友投資橡膠園。當年,她和孫中山浪跡天涯,曾多次前往南洋馬來亞及新加坡,那裡有不少二人的回憶。當年二人相濡以沫、刀光劍影,如今她孑然一身,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回首前塵往事,令伊人千迴百轉、百感交集。正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陳粹芬行事低調,深居簡出,對於革命往事,她三緘其口。她也從來不以「革命功臣」或「孫中山的女人」自居,以圖撈到任何好處。陳粹芬在南洋期間,收養一女孩,取名孫仲英,二人相依為命,感情非常深厚。1931年,她𢹂同養女回國,後來孫中山長子孫科將她接回廣州安頓,並托她照顧兩名兒子(中山孫子)。

1936年,蔣介石南下廣州,聽聞這位相識於微時的陳四姑在附近定居,於是修書一封,並出資數萬兩,命人為其築房子,讓她頤養天年,以聊表心意。一位身處江湖之遙的婦人,竟然讓居廟堂之高的蔣委員長費心,可見陳粹芬在革命黨人心中的地位不輕。後來廣州淪陷,房子還未蓋好就被炸毀。

孫仲英回國後認識了孫乾(又名孫治乾),二人相戀。後者是孫盾的孫子,即孫中山的侄孫。名份上,孫仲英是孫中山的養女,是孫乾的姑姑。這段姑侄戀遭孫眉及盧慕貞反對,孫科卻極力贊成。後來長輩讓步,條件是孫仲英離開孫家,如此一來她便不是姑姑,兩人的婚事便不違長幼尊卑之觀念。為了成全愛女,陳粹芬忍痛與孫仲英脫離母女關係,後者恢復原姓,名蘇仲英,從孫家女兒轉為孫家媳婦。陳蘇二人母女名份不再,但感情依舊,孫乾也侍奉陳如丈母娘。他和妻子生了5子,陳粹芬得享天倫之樂。

陳粹芬晚年在中山定居,而盧慕貞則住在澳門,兩人時有來往,情如姐妹。1960年10月,這位傳奇的陳四姑濭然長逝,其喪事一切從簡,家人將她葬於香港九龍荃灣華人永遠墳場。1992年,孫乾把她改葬中山翠亨村孫家祖墳。

上個世紀,陳粹芬之事跡鮮為人知。原因之一是她行事低調,不欲令孫中山尷尬或名聲有損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國民黨為了神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的功績一概抹掉,更何況是女流之輩的陳粹芬。更甚者,她與孫的往事多少也構成孫人格上的「污點」,當然要束之高閣。國共相爭時,共產黨為了突顯宋慶齡的偉大,陳粹芬對革命的功獻也略去不提。慶幸,海峽兩岸近年重新肯定了她的事跡,總算填補了這片歴史空白。

愛一個人有很多種方式。宋慶齡非常崇拜孫中山,為了與他結婚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一切,從上海直奔東京,投入情人懷抱。陳粹芬的愛則包含「大局為重」的考量,她既覺得自己不足,也不欲有損愛人名聲,毅然決定割愛。她的選擇,讓人欽佩,更令人心酸。

電影《六弄咖啡館》有句話說得很好:「愛人是一種能力,被愛是一種天賦」,陳孫二人,一人有能力,另一人卻有天賦。

參考書目: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北:八旗文化,2017。
七月流火著。《孫中山和他的女人們》,香港:環宇文化,2011。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另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從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

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脹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須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少帥與宋美齡

台北士林公園的士林官邸,是當年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赴台後的居所。這座官邸現已成為古跡,近年受到大陸觀光客青睞。每當一車車的觀光客來到,靜謐的氛圍頓時煙消雲散,官邸門前變得熙來攘往,鳥兒的啁啾聲也被人聲掩蓋。相反,距離官邸幾步之遙的凱歌堂則顯得門庭冷淸,殊不知,這座凱歌堂其實大有來頭,也是歷史見證人。它是蔣介石夫婦二人的私人禮拜堂,不少國民政府高層也曽在此參加禮拜。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尼克森也曾在此耹聽講道。

凱歌堂是一楝西式的紅磚建築。我去的時候,門已鎖上。隔著玻璃窗觀看,禮拜堂室內以紅色為主調,估計是代表耶穌的鮮血。室內有紅地毯、紅絨窗廉、講道台鋪上紅絨布,台下大概有六十張木椅,天花掛上水晶吊燈。個人認為,以一間禮拜堂而言,陳設略嫌繁複。

《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一書中記錄了一則小插曲。1960年某個週日早上,凱歌堂依常舉辦禮拜。參加眾都是政府高層,蔣氏夫婦坐在最前排。禮拜完畢,蔣氏夫婦在眾人目送率先離座。當蔣夫人離開禮拜堂前,她睢見一名兀頭老翁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上,便湊上前與其握手後,方始離去。眾人納悶,這位老翁究竟是何方神聖,夫人竟主動跟他打招呼。頃刻,有人認出,那名老翁竟是鼎鼎大名的「東北虎」張學良張少帥!自西安事變後,少帥遭蔣介石「嚴加管束」,已經絕跡公開場合多年,居然在此露面!這也表示,蔣對少帥的軟禁,也開始寛鬆了。人人乍驚乍喜,大家爭著上前與其握手寒暄。*

少帥張學良失去自由數十年,這段日子,他一直得到蔣夫人的照料和眷顧。在後者的鼓勵和影響下,少帥更成了基督徒。心細如髮的蔣夫人,那天自編自演了這齣戲,巧妙地宣布少帥已獲得局部自由。

二人的故事要從1925年談起。那一年,五卅運動爆發,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進入上海維持秩序,受到各界招待,其風頭一時無倆。在某個酒會上,少帥認識了宋美齡,二人年紀相若,男的長得氣宇軒昂、風度翩翩,女的高貴優雅、才貎雙全,二人不約而同都受過西方敎育,在當時屬於極少數,興趣相投,因此有說不盡的話題。據說,二人約會了數次,宋美䶖帶少帥在上海四處參觀遊覽。

少帥年老時回憶:「若不是當時已有太太(于鳳至),我會猛追宋美齡。」(摘錄自  王書君《張學良口述自傳》)。不過,退一萬步來說,即使男的敢追,女的對其有意,二人也不見得會開花結果。原因是宋美齡來自基督教家庭,她本人也是虔誠的教徒,不贊同一夫多妻。更何況,宋美齡並非一般小傢碧玉,她有非一般的抱負和理想。她與趙四截然不同,不會為了愛情而奉獻一生。(延伸閱讀:《少帥在五峰鄉的日子》)畢竟人各有志。

時光一晃,二人再次見面時已經是1929年,宋美齡已成了蔣夫人。她陪同蔣介石,在北平與少帥會面。甫一見面,蔣夫人便説:「漢卿,你好啊。」蔣介石一征,問:「妳怎麼認識他呢?」夫人笑著回答:「我認識他還在認識你以前哩!」(摘錄自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

1931年,少帥丟失了東北三省,繼而又失去錦州與熱河,後來蔣介石派他圍剿紅軍,屢屢受挫,損兵折將。少帥求蔣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但遭拒絕,雙方多次發生口角。1936年12月,少帥與楊虎城趁蔣來到西安巡視,發動兵變,將其囚禁,以圖迫使其放棄剿共,一致對外抗日。

蔣夫人得知丈夫被脅持,嘎然晴天霹靂,幾乎當場昏倒。她早知丈夫與少帥有不少矛盾,郤萬萬料不到後者竟然大膽到扣留國家領袖,此事簡直是曠古未聞,少帥把天捅了一個大窟窿。

當時南京政府高層一片混亂,人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有人力主和平解決事件,有人主張討伐張楊二人,更有人心懹鬼胎,提出要轟炸西安,其實欲借平叛為由而將老蔣除之。

蔣夫人幾經辛苦、力排眾議,才得到政府同意暫緩攻打西安,由她親赴西安談判,營救丈夫。與她同行的,還有宋子文與澳洲人威廉·端納(William Donald)。前者為蔣夫人兄長,後者乃蔣氏伉儷外籍顧問,也曾擔任少帥私顧問。二人與少帥交情皆不淺,有熟人在,萬事也好商量。

當專機快要抵達西安時,蔣夫人將一支手槍遞給端納,並吩咐他,飛機著陸後,如有士兵不受控制,欲對自己不利,便開槍打死自己。段納一笑,說:「上帝和夫人同在,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少帥親往機場迎接蔣夫人。當年,二人在上海相知相交,如今江山依舊,人面卻已全非,千言萬語,卻不知從何說起。少帥見到蔣夫人時,神色既內疚又尷尬,幾乎不敢直視夫人。反而蔣夫人裝得若無其事說:「漢卿,請不要下令讓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為我害怕他們把我的行李給翻亂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帶的衣服、用品多。」少帥急忙回答:「夫人何出此言,我怎麼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氏夫婦一衆人,平安回到南京。這時侯,危機過後,少帥卻成了階下囚。蔣夫人之前對少帥懊惱與埋怨,早已轉化為諒解與同情。國民黨的文獻,對少帥及事變嚴厲譴責批判,蔣夫人在1937年3月撰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的觀點則大相徑庭。她解釋:「西安事變的經過、狀況之復雜,決非中國過去的兵變可以比擬。」她又指出張學良「從頭至尾,絕未提金錢與權位事。歷來叛變軍人所斤斤不能去懷之主題,此次竟未有壹人置懷,由此足見彼等此舉,有異於歷來之叛變。」

事變後,少帥被蔣介石「嚴加管束」,他與趙四小姐曾被多番轉移,後來在台灣五峰鄉井上溫泉住了十多年。作為人妻,蔣夫人要以丈夫利益為依歸,遵其意志而行,她沒有辦法讓少帥回復自由身。她可以做的,便是噓寒問暖、關懷備至,並給予他精神的支持。

由於山上物資匱乏,蔣夫人經常叫為少帥帶來各類食品、書籍、雜誌、電器及日常家品。每逢佳節,她必為少帥凖備應節食品,例如中秋節有月餅茶葉、端午節有粽子,每年少帥生日也為收到蛋糕賀福。蔣夫人出外回台,總會為少帥帶來海外的的禮物,就連他與海外親友間的書信也是托蔣夫人代為轉交,連家事也是托夫人幫忙。為了向蔣夫人表達感謝之情,少帥偶爾也將個收藏的字畫贈送予她,其中更包括蘇東坡的真跡。

少帥幽居數十年,一直與蔣夫人保持書信往來。少帥遣留下來的五百多封信件,單是蔣夫人就佔了一百多封。透過這些信件,我們更加了解二人間的互動:

1950年4月,蔣夫人寫信給少帥,二人已十數年未曾見面,信中説:「自我返國,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見過面⋯⋯但每次要去看你時,總臨時有事⋯⋯但我向你保證我沒有忘記你⋯⋯所以,下週末我將可以來看你。」少帥回信說,前往五峰鄉路途遙遠顛簸,叫夫人不要前來,後來,二人在大溪見面。(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51年3月,蔣夫人身體不適,少帥去信慰問,對方回信:「因不慎從樓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週⋯⋯這樣行走不便還會保持幾個月⋯⋯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請隨時告訢我好嗎?」(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52年5月,蔣夫人臨慕石濤的畫,托人轉交少帥,她道:「我希望你會喜歡,請你包涵我的生澀筆法,到底我學習國畫僅11個月,我的原則是不將我的畫送人⋯⋯但我將此畫送你留作紀念。一幅美齡初學的畫,也許會引起你的興趣。」(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蔣夫人長期受皮膚疾病困擾,1954年赴美就醫,期間見了少帥元配于鳳至,她寫信告訴少帥:「我前兩天剛回台北⋯⋯在舊金山見到鳳姐姐,她到醫院来看我,次日我們一起吃晚飯⋯⋯她能說英語,而她看來比我十年前見她還要年輕十歲,我既驚訝又高興,見她如此自立⋯⋯但她非常想念你⋯⋯」(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少帥夜裡挑燈看書,視力不太好。蔣夫人聞訊後,叫人從外國帶來一盞台燈,並說:「這種台燈,我在美國也有一個,非常好用⋯⋯」(摘錄自《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夫人逐漸淡出政壇,晚年在紐約深居簡出。1991年,少帥也赴夏威夷頤養天年。自此之後,二人沒有再見面,不過,每逢佳節會互贈禮物道賀。2001年,蔣夫人在紐約家中得知少帥離世,她心情異常沉重,數日不語。少帥喪禮上,她所來的花圈寫上:送張漢卿先生遠行。蔣宋美齡敬挽。

假若將海峽兩岸近代史比喻為一首風雲幻變的交響詩,張宋二人的情誼就是一小段輕鬆愉悅的快板。二人的故事宛如烏雲縫隙中的一道綺麗彩霞,也仿若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少帥一生倍添傳奇,夫人也更加溫婉動人。

* 根據《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一書所指,故事是發生在台北士林禮拜堂,據我推測,應該就是現今台北士林公園內的凱歌堂。

 

 

參考書目:
端納口述∕ 澤勒著 《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1994。
張學良口述∕ 王書君著,《張學良口述自傳》,香港:香江,2004。
張閭蘅、張閭芝、陳海濱編著,《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 溫泉幽禁歲月(一九四六 – 一九六○)》,北京:三聯書店,2006。
張學良口述∕ 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2009。

都柏林,1916(上)

愛爾蘭曾被英國統治長達數百年,首都都柏林市洋溢著倫敦的釆風,舉目四望,到處都是英式酒館、雙層公車、圓柱形郵筒、喬治式(Georgian)與維多利亞式(Victorian)建築。常見的菜式當然有炸魚薯條(fish & chips)、農舍派(farmhouse pie)等。

早前去了都柏林一趟,適逢是愛爾蘭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一百週年紀念。酒肆餐廳門外縣掛愛爾蘭國旗。不少建築物外牆鑲嵌上關於當年起義運動的資料圖片。郵政局也發行紀念郵票。商店也販售有關紀念品。

本身對這段歷史幾乎一無所知,於是買了 一兩本相關書籍,在回家的十數小時航機途程中,夜裏挑燈,抱卷翻頁,勉強明白一點皮毛。Dame Lane 05

十六世紀以降,愛爾蘭國王(King of Ireland)為英格蘭國王(King of England)國王兼任。1707年,英格蘭將蘇格蘭併入其領土,連同威爾斯,建立大不列顛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1801年,愛爾蘭也被吞併,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誕生。

愛爾蘭原住民本身信奉天主教舊教(Roman Catholicism),不少從英格蘭移民到愛爾蘭的後裔也「入鄕隨俗」,成為舊教徒。但是另一方面,英國的國教乃新教(Protestantism)。愛爾蘭舊教徒長期遭受打壓,不少原愛爾蘭地主和特權階級為了維謢自己的利益也從舊教改為信奉新教。

十九世紀,民族主義(Nationalism)烽煙燃遍歐洲。愛爾蘭人對英格蘭統治者的長期不滿、新教徒對舊教徒的岐視,還有以舊教徒為主的佃農被地主剝削。此外,十九世紀末,愛爾蘭鬧大饑荒,人民對執政者怨聲載道,令到矛頭指向英國國會,共和主義者伺機崛起,尋求愛爾蘭自主甚至獨立的呼聲漸響。

經過長達數十年的請願、交涉、抗爭,英國終於讓步。1914年,英國國會通過《愛爾蘭自治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允許愛爾蘭成立自治政府和議會。

世事難測,偏偏這時侯,不遲不早,英國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政府打算全力應戰,為免節外生枝,他們將自治法案置之一旁,暫援實施。

此舉雖有其道理,但卻惹怒了愛爾蘭共和主義者。人往往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從「無」到「有」,令他們歡喜若狂,但從「有」又回到「無」,此起落跌伏,令到他們憤恨交加,認為英國出爾反爾。部分激進份子更對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們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

1916年,一次大戰陷入僵局,英軍在歐洲戰場進退維谷。激進份子們認為時機成熟,當局應該騰不出手來處理愛爾蘭事務。這一年的4月24日,他們揭竿起義,這就是文章開首所提到的復活節起義。

GPO 02

義軍佔據火車站、橋樑、軍營、醫院、政府辦公廳等戰略地,並以中央郵政總局(General Post Office)為總部(那個年代,郵局的作用好比現在的新聞通訊社)。他們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英國仍是歐洲強權,實力仍在,武裝份子欲畢其功於一役未免操之過爭。

Dame Lane 08都柏林市不少市民對於叛亂所造成的財物損失而對義軍不滿。另一方面,當年有不少愛爾蘭人為了養家糊口而加入英軍,正在歐洲大陸作戰,軍人家眷對義軍極其反感,認為他們此刻在後院起火是落井下石之舉。

補充一下,作為後人去重新審視歷史,我們不要陷入非左即右,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Dualism)的思維模式,千萬不要簡單歸納:

英格蘭人 = 保皇黨 = 地主 = 新教徒 = 剝奪者
愛爾蘭人 = 獨立派 = 佃農 = 舊教徒 = 被剝奪者

共和主義者中較溫和者就反對使用武力,他們提倡應該從憲法尋求獨立之可行性。有人主張愛爾蘭在不脫離英國前提下成立自治政府。在愛爾蘭北部,有不少本土人忠於英國皇室,他們為了維護英國主權,成立不同組織,對抗獨立派。另外,有左派工會團體,他們也為了自己的目標與共和主義者合作,共同抵抗英國。英國國會內,也有議員同情愛爾蘭支持他們自治。

就以中國清末民初為例,清廷就有立憲派、軍閥和滿族權貴。革命黨更有光復會、興中會、華興會、同盟會,孫中山也曾跟國民黨鬧別扭,弄了個中華革命黨,然後再重組成中國國民黨。

這些組織團體之間,錯綜複雜,盤根錯節,有分有合。今天結盟,明日決裂;今年合併,明年拆伙;既合縱,又連橫⋯⋯

復活節起義爆發後,英軍迅速增援,他們組織有條不紊,而且利用重型武器,向義軍陣地無情炮轟,令對方據點逐一失守。

29日,起義軍向英軍無條件投降,起義僅6日而終。

歷史往往異常吊詭。無人料到,起義的失敗竟為獨立運動帶來契機。

(請看下篇)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Cafe Griensteidl 03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茶儿、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Cafe Landtmann 04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Kolschitzky)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他的賞賜,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Hotel Sacher_Cafe Sacher Wien 03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Cafe Demel 23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Cafe Central 01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Cafe Sperl 03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Cafe Central 08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櫻花夢落大阪城

四月上旬早上,春寒料峭。大阪城的櫻花已經穿上霓裳羽衣,忙著騷首弄姿,但偶爾吹來陣陣寒風,令人忍不住打冷顫,趕緊把脖子縮進外套內。天色陰霾,白雲披上了灰衣外袍,太陽早已躲到九重天外。大阪城公園_大阪城天守閣29

大阪城的「阪」字,最初是左「土」右「反」的「坂」。由於「土反」近似「士反」而有所違忌,到了近代明治年間,才改作「阪」沿用至今。為免混淆,全文用「阪」字。

大阪城乃戰國梟雄豐臣秀吉(延伸閱讀:《梟雄的輓歌》)下令所建,其結構之嚴僅、佈局之精妙、氣派之恢弘傲視同群,一副震攝天下之氣勢,故當年有「天下第一城」之美譽。

大阪城濠溝寬闊水深,石垣高大敦厚,城內的本丸、二之丸、三之丸、乾櫓、千貫櫓等皆是匠心獨運之作,當然少不了城內最重要的天守閣。 天守多年前曾遭受雷擊被燒毀,眼前所見乃1931重建。它建築在城內的土丘上,宏偉而華麗,入城者要攀上重重石級,經過曲折石路,方能抵達天守入口。從天守頂層鳥瞰,視野一望無際,多虧市政府四周改建成現今的大阪城公園,因此天守鄰近才沒有高樓大厦。想當年俾倪天下的秀吉站在同樣位置,必定是躊躇滿志,意氣風發。

離開天守後,開始飄下綿綿細雨。大阪城公園_大阪城天守閣34

家國興亡自有時,這座巍峨雄偉的大阪城不僅見證了豐臣秀吉成為天下霸主,也目睹豐臣一族的衰亡。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歲月淹沒了歷史的傷痕,飽歷風霜風雨的大阪城,經過多次整修,也難以找到當年留下的烙印。話雖如此,陰雨綿綿下,憑弔城牆石垣,也難免令人傷感。

大阪城公園_南外崛_一番櫓02想起了安土桃山時代淀夫人茶茶的悲劇人生。淀夫人生於永祿十年(1567年),原名淺井茶茶。母親織田市(阿市)是戰國大名織田信長的妹妹。她的兄長雄才大略,多年來東征西討,志在天下。為了籠絡另一位有勢力的大名淺井長政,信長安排了一場政治婚姻,讓妹妹阿市下嫁長政。儘管如此,婚後的阿市和長政相敬如賓,並先後誕下了茶茶、阿初與及阿江三名女兒。可惜天意弄人,數年後織田家和淺井家反目成仇,織田信長帶兵討伐淺井長政,後者戰敗。眼見大勢已去,長政命人將阿市和女兒遣送回娘家織田家,然後自我了斷。

淺井家被滅後,阿市和茶茶三姐妹便在織田信長的照料下生活。1582年(天正十年),信長在京都本能寺的一場政變中身故(史稱本能寺之變),阿市四母女頓失依靠。為了在亂世中安身立命,阿市下嫁信長其中一位最有力的家臣柴田勝家。不過命運始終不肯放過阿市母女。為了信長的繼承人問題,柴田勝家和另一位家臣羽柴秀吉(即後來的豐臣秀吉)發生內訌,雙方兵戎相見,勝家戰敗自殺。這次阿市沒有離開,她選擇隨同丈夫而去。可憐的茶茶和兩名妹妹不僅是再度失去父親,更和多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陰陽相隔。

茶茶三姐妹從此被秀吉照顧。羽柴秀吉雖出身寒微,機警善變、腹有韜略,而且更胸懷大志。他追隨主公織田信長而出人頭地,成為信長最有力的助手。信長去逝後,秀吉更取而代之,成為日本最有實力的霸主。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當年有人問過孫中山,除了革命最愛甚麼,老孫不假思索,便回答:「女人。」少帥張學良曾寫過一首有趣的打油詩:「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秀吉天生好色,茶茶也正值花樣年華,花容月貌,而且家世顯赫,豈會不令他心動。

也許,茶茶多少有點傾慕秀吉這位地下無雙的英雄。也許,茶茶為了保護自己和妺妹,權傾四海秀吉自然是最好的靠山。又也許,寄人籬下,豈能不低頭,唯有任人擺佈。總之,在秀吉軟硬兼施下,茶茶成為他的側室,被稱為淀夫人或淀殿。

命運是否在玩弄和竊笑茶茶?害死生父的人是自己的親舅父織田信長,逼死生母及繼父的仇人最後竟成為自己的丈夫。

在那戰火連天,弱肉強食的年代,一切荒謬不經,也是天經地義;所有的匪夷所思,也變成理所當然。

著名導演黑澤明在《亂》一片中說得好:「在瘋狂的世界裡,只有瘋子是清醒的。」在瘋狂的亂世,也只有按照瘋子的方式,才能夠苟全性命。

羅馬帝國時期,埃及女皇克利奧帕特拉(就是那位埃及艷后)被親弟兼政敵迫得走投無路,她投靠了羅馬的凱撒(Julius Caesar),後來誕下凱撒里(Caesarion)。凱撒死後,克利奧帕特拉為了自己和孩子,轉而投靠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也是情理之中,惜後人對她多了一份批判,少一份同情。

莎翁名著《哈姆雷特》(Hamlet)中,弟弟克勞地(Cladius)殺害了國王,奪取了王位,還強娶王后兼兄嫂葛簇特(Gertrude)。後者也是無可奈何,心高氣傲的王子哈姆雷特不諒解母親,還說:「懦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Frality! Thy name is woman!)

大阪城公園_大阪城天守閣19天正十一年(1583年),秀吉選擇大阪作為其政權中心,並下令興建大阪城,以彰顯其顯赫地位與無上權威。天正十四年(1586年),獲天皇賜姓「豐臣」,羽柴秀吉改名為豐臣秀吉。天正十九年(1591年),秀吉終於盪平群雄,結束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戰國亂世,成為日本統治者。當時秀吉年事已高,一直以來膝下無子,未料他統一天下兩年後,茶茶竟為他誕下兒子秀賴,秀吉歡喜若狂。有云母憑子貴,茶茶為豐臣家誕下繼承人,秀吉自然對她更寵愛有加。正是: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可惜命運始終沒有放過茶茶。數年後,秀吉身體日漸衰弱。秀吉英雄一世、享盡尊榮,自知不久於人世,最令他牽腸掛肚的事情,就是妻兒的將來,這點和尋常百姓無異。為了保障茶茶和秀賴,秀吉作出連番人事調動,並要求家臣和德川家康為首等大名宣誓永遠效忠豐臣家和兒子秀賴。他又替秀賴與家康的孫女千姬訂下婚約,目的就是拉攏德川家為豐臣家效力。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權力讓人趨之若鶩,古往今來,能夠拿得起而又放得下的,又有幾人?故此,更響亮的誓言、更華美的誓詞都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慶長三年(1598年),62歲的豐臣秀吉結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由於秀賴年幼,年輕守寡的茶茶成為了豐臣家的掌舵人。

秀吉離世後,群雄蠢蠢欲動。剛才提到的德川家康,也借機擴張勢力,以圖天下。他將反對勢力逐一鏟除後,便盤算如何對付豐臣家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家康需要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既可對付豐臣家而又不貽人口實,留下話柄。

很快,機會來了…

今天京都的東山區有一豐國神社,是為紀念豐臣秀吉而建的。神社旁邊的一塊空地,是當年方廣寺的遺址。歲月無情,如今的方廣寺僅剩下斷垣殘壁和一巨大梵鐘。數百年來,梵鐘孤獨地懸掛在空地,哀悼豐臣一族。方廣寺_梵鐘07

此梵鐘大有來頭,它不僅是日本三大梵鐘之一,更是豐臣家的催命符。

話說當年方廣寺在地震中倒塌,豐臣秀賴命人將其重建,在寺內安置一巨大梵鐘,並在梵鐘上刻上銘文,未料,此舉竟引來滔天巨禍。

問題出在梵鐘的銘文上。銘文原是一般的祝禱文。德川家康獲悉銘文後竟然興師方廣寺_梵鐘05問罪。原來銘文上出現了「君臣豐樂」和「國家安康」這八個字。其中「豐」和「臣」兩字是連在一起,而「家」和「康」是分開的。家康指責豐臣家意圖詛咒他身首異處,他藉此要求淀夫人茶茶來當人質或豐臣家遷出根據地大阪城,以示清白。豐臣家嚴詞拒絕,家康便下令出兵討伐大阪城。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難為了德川家的文官,不知花了多少時間,費煞思量,才鑽到這個空子。其實,無中生有、造謠生事、憑空捏造的手段,放諸四海皆有。清初的文字獄也是大同小異。例如康熙年間的《南山案》,載南山在其著中提及南明政權時真接引用了南明永曆年號,被人指控懷念前朝(明朝),結果被判處死刑,族人遭流放。雍正年間,某次鄉試,試題中出現了「維」和「止」二字,有奸險小人誣告主考官查嗣庭心懷異志,理據是「維止」乃「雍正」去其首級,後來查慘死獄中。查嗣庭乃查良庸祖先,後者在其著作《鹿鼎記》中曾提及此寃案。

慶長十六年(1614年)冬天,德川軍大舉進攻大阪城,史稱大阪冬之陣。面對敵軍來勢洶洶,豐臣家作出殊死抵抗,勉強守住了根據地。翌年夏天,德川軍再度攻擊大阪城,引發了大阪夏之陣戰役。這場戰役異常慘烈,據說連茶茶也要身穿鎧甲督戰!最終,豐臣家慘敗,大阪城被攻陷。紅顏薄命,49歲的茶茶走投無路。她和22歲的兒子秀賴在城內雙雙自盡,秀賴兒子被斬首。為了斬草除根,德川家康下令豐臣家所有男丁一個不留。豐臣一族僅兩代而終,其霸業來去怱怱,如櫻花般璀璨但短暫、絢麗卻傷感。後人為了追悼茶茶秀賴這對悲情母子,特意在二人自刃之處竪起一座石碑,以作憑弔。時至,該紀念碑仍然靜靜地佇立在大阪城的一隅。

順便一提,秀吉生前為了拉攏德川家康,特意將茶茶三妹淺井江許配於家康三子德川秀忠(有關二人之故事,請參閱拙文《將軍夫人傳奇》)。換言之,大阪之役便是妹妹夫家德川家和姐姐夫家豐臣家決裂,最終妹妹夫家滅了姐姐夫家,姐姐和姐姐兒子自殺,孫子被殺害。

在亂世中,骨肉相殘、同室操戈、違背倫常的慘劇,不停重複。

歲月無痕,但落櫻有情。在落櫻舖成的粉紅石道上,夾道的櫻花樹上掉下來的一片片花瓣,在為四百年前那場慘劇而啜泣。雨的哭聲也漸大,滴滴答答地打個不停。不一會兒,連風也按耐不住要哀號了。風中搖曳的樹梢捶胸頓足。地上的櫻瓣也跟著盤旋飛舞,以示哀悼。整個畫面,說不出的悽楚、哀傷、惆悵。茶茶一生坎坷,她掙扎求存,企圖改變命運,最後仍成為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在戰火中香消玉碎。她的遭遇,是亂世的悲歌,也是古代苦命女人的寫照。在「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舊社會,女性受三從四德的教條擺佈。在朝不保夕的亂世,成年男丁都被徵召入伍,女性更要照顧家中老幼。杜甫《兵車行》 道:「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其實,女性不見得比男性幸運。生存者也不見得比犧牲者容易。

數年前,日本NHK電視台將茶茶三姐妹的傳奇故事改編成大河劇《江·戰國三公主》,頗值一看。

大阪城公園_南外崛11從櫻花樹上掉下來的一片片花瓣,在為四百年前那場慘劇而啜泣。雨水在滴滴答答地打在落櫻舖成的粉紅大道上,哭聲漸大。不一會兒,連風也按耐不住要哀號了,風中搖曳的樹梢捶胸頓足,地上的櫻瓣也跟著盤旋飛舞,以示哀悼。整個畫面,說不出的悽楚、哀傷、惆悵。

忽發奇想,若果在此地架起舞臺,上演一幕《霸王別姬》,一定是異常精彩絕倫。試想,在陰雨綿綿、雪櫻紛飛下,虞姬邊舞劍,邊吟唱:「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唱畢,舉劍自盡,何等扣人心弦、迴腸盪氣。

統一天下的德川家康也沒能高興多久,滅了豐臣家一年後,他也跟著乘鶴西去。

抬頭仰望那大阪城天守,似乎也在風吹雨打下顯得弱不禁風、搖搖欲墜,不禁想起秀吉的辭世名言:「吾似朝露降人世,來去匆匆瞬即逝,巍巍大阪氣勢盛,亦如夢中虛姿。」這看似固若金湯、無堅不摧的大阪城,在悠悠歲月中,也多次被摧毀、重建、再摧毀、再重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日出日落,潮漲潮退,人生怱怱,來去如櫻花夢一場,勞勞碌碌,金戈鐵馬,雄圖霸業,最終得到甚麼?

《日本戰國風雲》系列文章
《櫻花夢落大阪城》
《阿初的遺憾》
《將軍夫人傳奇》
《第一夫人的最後歸宿》
《織田信長(上):夢迴安土城》
《織田信長(下):本能寺驚變》
《姬路城的故事(上):秀吉的十日奇蹟》
《姬路城的故事(下):悲情公主千姬》
《梟雄的輓歌》

世間已無李光耀(一)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後二戰時期乃國際史上一段風起雲湧、波譎雲詭的歲月。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當年在國際政壇上指點江山、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已一一退下人生舞台,李光耀乘鶴西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不論世人愛他、恨他、敬重他或批撃他,稱他為建國總理或政治強人,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劃時代的世界級政治領䄂。

李光耀在1959-1990年出任新加坡總理,他見證了東西方冷戰、石油危機、越戰、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蘇聯解體等國際大事,帶領新加坡這個物質匱乏,飽受內憂外患的蕞爾小島,從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地緣政治影響力更舉足輕重。

筆者相信時勢造英雄。特定的客觀歷史條件讓人展現才華、抱負或野心,是歷史選擇了他們,但個人的意志卻不能左右歷史前進的方向。好比河水流經石頭,濺起水花,但石頭僅能影響河水流速,不能改變其流向。即使林肯未能當選美國總統,奴隸制度早晚會被廢除。就算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工業革命始終會發生。沒有孫中山、沒有黃興,滿清政府仍會退下歷史舞台。李光耀也是云云眾生其一,沒有他,亞洲經濟會照樣高速增長,東南亞諸國遲早會創立東盟,中國依舊會開放改革,但沒有李光耀,新加坡或許不會出現經濟奇跡,更遑論在近代史上佔一席位。新加坡的成就,筆者不敢斷言是否後無來者,但肯定在世界歷史的長河是前無古人。

儘管近日有關李光耀的評論或悼念文章如雨春筍,俯拾皆是,筆者仍手癢難耐,決定提起筆桿,用文字方式向他寥表敬意。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前往《世間已無李光耀(二)》

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泡湯了

籌劃經年,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由於政府和業主無法達成共識而胎死腹中。三年前,當政府公佈此項收復計劃曾引來一埸哄動,參觀李小龍故居更曾被美國時代雜誌網站評選為25項「亞洲體驗」的李小龍故居,始料未及,三年後,轉眼一切成空,俱往矣。看到有關報導,感到悵然若失。

別誤會,其實我並非一名李小龍粉絲或武術迷。我對李小龍的過去和成就,知之甚少; 對武術更是一竅不通。約十年前,一代歌后鄧麗君生前的最後居所,位於赤柱的一幢精緻別墅因經營管理困難,被鄧麗君基金會出售,易手後已被拆卸。伊人已逝,居所亦隨主人而去,遺下的只有綿綿餘恨和裊裊餘音。

多年來,為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挑戰和配合城市的高速發展,我們已經習慣地奉「自由市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規條,視「經濟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金科玉律,於是數之不盡的珍貴文化遺產已慘遭踐踏、遷拆、破壞、消滅,或消失殆盡、或面目全非。

與香港同樣寸土呎金的金融中心倫敦,已開放的名人故居或紀念埸所不勝枚舉,相關名人包括前首相邱吉爾、軍事英雄威靈頓、皇妃載安娜、詩人濟慈、大文豪狄更士、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心理學家弗洛依德,還有無數在大街小巷、公共埸所的雕塑、石碑,表達對前人功績的感恩、對先賢達士的緬懷和對過去歷史的尊敬。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保護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工作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舊建築,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的建築,外牆上均被掛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倫敦市被掛上藍牌的建築之多有如星羅棋布,根據官方網站,已愈八百五十處。

香港情況又如何?據本人所知,本港唯一為名人開闢而供公眾參觀的紀念場地,乃位於上環的孫中山紀念館,人家畢竟來頭大,總要為他找一處紀念體面的地方供人瞻仰。補充一點,此紀念館前身乃富商何甘棠故宅而非國父故居,而國父本人更未曾踏足此處。

數百年來,多少文人雅士、知識分子、藝壇領袖、官商巨賈都曾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斯人已逝,輕舟已過萬重山。他們的故事已乏人問津,而他們替本港付出的貢獻被逐漸遺忘,他們為後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亦隨歲月流逝。俱往矣,一切不愖回首。

保留名人故居和歷史建築,並非僅為增添一兩處旅遊觀光名勝或週末逍遣去處。文化的保護推廣和教育,除了表達對先輩恩德的感念,更可培養大眾對社會的歸屬感,提昇市民的人文素質和精神文明。近幾年香港不是積極推動甚麼「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嗎?其實從耳濡目染的人文環境成長和透過課堂書本學習對我們的下一代同樣重要。

因此,令我不能釋懷的是,香港自稱為國際大都會,我們沒有包容的胸襟去保護日漸消失的舊有事物,更欠缺長遠的目光為下一代留下精神遺產,此精神遺產是擁有再豐盛的物質財富都不能換取的。

一齣贏盡票房口碑的「歲月神偷」僅能拯救一條街道,卻不足以改變當局者的思維。

一個被遺忘過去的城市就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不知從何方而來,更不知向何處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學懂撫今追昔,才可承先啟後;曉得溯古追今,方能繼往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