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中有鏡,鏡中有畫」的維拉斯奎茲

馬德里的普拉多美術館(Museo Nacional del Prado)藏有大量14世紀到19世紀來自歐洲各地的繪畫、雕塑等藝術瑰寶,是歐洲最大美術館之一。畫家維拉斯奎茲(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的雕塑豎立在這座藝術殿堂正門入口處。他坐在椅子上,右手手執畫筆,左手端著畫盤,銳利的目光望住前方,似乎正仔細觀察他的繪畫對象。雕塑的所在位置,透露了畫家的顯赫地位。維拉斯奎茲是西班牙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畫家,在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米羅(Joan Miró i Ferrà)等天才畫家相繼湧現之前,他獨力支撐著西班牙畫壇。假如沒有維拉斯奎茲,西班牙的黃金年代就如同褪色的玫瑰薔薇,單調乏味。

假如沒有維拉斯奎茲,西班牙的黃金年代就如同褪色的玫瑰薔薇,單調乏味。(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599年,維拉斯奎茲出身於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維爾,父母皆有貴族血統,令他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謙和有禮。他年幼便展露才華,學滿師成為正式畫家後很快便薄有名氣。1622年,他前往首都馬德里發展,兩年後獲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Philip IV)賞識,成為宮廷畫師。

維拉斯奎茲人生沒有經歷太大風浪。他深得國王腓力四世信任,直至終老。他不但是畫師,更是宮廷主管,既要打點王室的起居飲食,也要安排宴會。他與國王既是君臣,亦是朋友。腓力四世前往離宮暫住,他也隨行伴駕。為了觀摩及學習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維拉斯奎茲曾前往義大利遊歷,皇室照發他工資。他離開王宮日子久了,腓力四世去信傕促他早日回宮。畫家的受寵程度,可見一斑。繁瑣的宮廷工作,減少了他的創作時間,但同時卻令他對王室傳統習俗和宮廷生活風貌有更深入了解,令其作品更加細膩寫實。

腓力四世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第四任國王。在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統治下,西班牙盛極一時,成為世界最強帝國,領土包括葡萄牙、荷蘭、比利時、義大利拿不勒斯及西西利島,殖民地遠至南美洲及亞洲菲律賓。不過,在腓力四世登位前,西班牙國力已日漸衰退,他在任期間,更丟失了荷蘭(延伸閱讀:《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及葡萄牙,前者更取代了西班牙的霸主地位。由於外交上無所作為,腓力四世便醉心於藝術發展,成為著名藝術贊助人,無意間發崛及栽培維拉斯奎茲成為西班牙史上最享負盛名的畫家。

維拉斯奎茲的客戶主要為國王及王室人員,王室擁有大量他的作品。1819年,普拉多美術館成立,獲王室捐贈這批珍藏。該美術館收藏的維拉斯奎茲作品,乃全球之最。

逗留義大利期間,維拉斯奎茲曾在麥地奇家的別墅暫住,他創作的《美第奇家在羅馬的花園別墅》頗有印象派的影子。(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逗留義大利期間,維拉斯奎茲曾在麥地奇家族(House of Medici)的別墅暫住,他創作的《美第奇家在羅馬的花園別墅》頗有印象派的影子。多年後,莫奈(Claude Monet)等印象派畫家看見此畫時大吃一驚,原來他們鑽研的繪畫技巧,早於200年前,已被人捷足先登!馬奈(Édouard Manet)甚至認為,維拉斯奎茲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畫家。

其中一名男子望向前方,以熱情的目光邀請觀眾加入。畫家如此安排,打破了觀眾與畫之間的隔閡。(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酒神巴庫斯》(Los borrachos)創作於1628–1629年。載上葡萄葉頭冠的巴庫斯正與民眾觥籌交錯,畫家將神話人物與現實世界的販夫走卒融合在藝術作品中。其中一名男子望向前方,以熱情的目光邀請觀眾加入。畫家如此安排,打破了觀眾與畫之間的隔閡。

畫家構思新穎,他一反以往戰爭畫的傳統,既沒有描繪戰爭的刀光劍影、血肉模糊,也沒有替勝利一方歌功頌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布雷達降》(La rendición de Breda)描繪80年戰爭(80 Years Wars)初期,西班牙所取得的一場勝仗。畫家構思新穎,他一反以往戰爭畫的傳統,既沒有描繪戰爭的刀光劍影、血肉模糊,也沒有替勝利一方歌功頌德。畫面中央是雙方的將領,荷蘭的防衞司令向西班牙指揮官交出城中鎖匙。後者伸出右手輕拍他,溫言安慰。

《侍女》(Las Meninas)是普拉多美術館的鎮館之寶。此畫創作於1656年,是畫家晚年登峰造極之作,與《蒙娜麗莎》(Monna Lisa)《夜巡》(De Nachtwacht)並列為西方三大名畫。

《侍女》與《蒙娜麗莎的微笑》及《夜巡》並列為西方三大名畫。(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此畫運用了高超的透視法,構圖、冷暖色彩的運用亦妙到毫巔。畫中的房間是維拉斯奎茲的宮廷畫室,背景數幅鑲嵌在牆上的巨型油畫透露了畫室挑高的天花板。右邊牆壁有數扇窗戶,觀眾可以瞧見兩處光源,一近一遠,從窗戶照向室內。

腓力四世與第二任王后瑪麗亞(Maria Anna)之女瑪格麗特.德蕾莎公主(Infanta Margaret Teresa)位於畫面中央下方。她那濃密而柔軟的曲髮,聰明伶俐的臉蛋令人印象深刻,她身穿襲繡花套裙,上衣金閃閃的線條及鮮紅的鍛帶,饒富質感與立體感。

兩名女官擁簇在公主身旁。右邊那位叫Isabel de Velasco,她稍稍拉起裙擺,準備向公主行禮。左邊那位是María Agustina Sarmiento de Sotomayor,她屈膝蹲下,將手上端著的金盤遞向公主,金盤上有一紅罐,罐內盛著公主的飲料。這些女官一般來自顯赫家庭,稱之為ladies-in-waiting,她們擔任著類似同伴和秘書助手的角色,與一般婢女僕人有別。

瑪格麗特.德蕾莎公主位於畫面中央下方。她那濃密而柔軟的曲髮,聰明伶俐的臉蛋令人印象深刻。她身穿襲繡花套裙,上衣金閃閃的線條及鮮紅的鍛帶,饒富質感與立體感。(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畫面右下方可以見到兩位侏儒。面向前方那位是Mari Barbola,另一位是Nicolas Pertusato,他伸出右腳,逗弄狗兒,展現了宮廷輕鬆活潑的一面。中世紀的歐洲宮廷,侏儒受到王室的喜愛他們既是寵物,也是神韻的象徵。一男一女站在他們身後,男子是一名侍衛,姓名不詳。女的叫Marcela de Ulloa  ,乃公主的隨從。

王后的管家José Nieto Velázquez站在畫面後面的梯階。據說他是畫家的親戚。他向畫室了一眼,不知是方要步入畫家還是剛離開?畫家利用門外的梯階,巧妙地延長畫面的深度。

《侍女》的左邊,是維拉斯奎茲的自畫像,他手持畫筆色盤,正在創作。他故意將畫版背向觀眾,讓觀眾無從得知,他在描繪何人何物。維拉斯奎茲胸前的紅十字勳章是後加的,因為他在完成此畫3年才受勳。有專家估計,可能是畫家辭世後,國王懷念他,便叫人(或者親手)加上勳章。

此畫的佈局非常巧妙,畫家利用鏡子,將最前方的人物,「放置」在最後方。(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背景的牆壁還鑲嶔了一面鏡子,透過鏡子可以看見國王腓力四世與第二任王后瑪麗亞(Maria Anna)的上半身。如此一來,為何畫家沒有描繪他們的「真身」?原來,他們佇立在公主的前方,畫面以外的位置。有人認為,維拉斯奎茲正在為他們創作肖像畫。此畫的佈局非常巧妙,畫家利用鏡子,將最前方的人物,「放置」在最後方。如此一來,觀眾在扮演國王夫婦的角色,又或者說他們站在國王夫婦身邊,望向公主等。他們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一絲不掛的維納斯背向觀眾,透過邱比特手上鏡子的影像,觀眾可以看見她的芳容。(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創作《侍女》之前,此「畫中有鏡,鏡中有畫」的構圖,也出現在維拉斯奎茲其他作品中。1647年創作的《鏡前的維納斯》(La Venus del espejo)一畫中,一絲不掛的維納斯背向觀眾,透過邱比特手上鏡子的影像,觀眾可以看見她的芳容。1618年,維拉斯奎茲的《耶穌與馬大和馬利亞在一起》 (Cristo en casa de Marta y María)也有類似安排。畫中一名老婆婆正在督促另一位帶著頭巾的女子工作,對方似乎心不在焉。畫面右上角可以看見耶穌與馬大和馬利亞。有人推測,耶穌等人是鏡子的影像,三人位於畫面的前方,吸引了帶著頭巾女子的注意力。 此兩幅畫現藏倫敦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

有人推測,耶穌等人是鏡子的影像,三人位於畫面的前方,吸引了帶著頭巾女子的注意力。(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660年,維拉斯奎茲為西班牙公主瑪麗亞·德蕾莎(María Teresa,腓力四世與第一任妻子所生女兒)與法王路易十四籌備婚禮。由於舟車勞頓,身體不勝負荷,回國後又要為國王安排宴會一切,不久之後就離開人世。

維拉斯奎茲曾為公主畫下多幅肖像畫。原來國王為他安排好一門政治婚姻,對象是奧地利的利奧波特一世(Leopald I),也是公主的舅舅,那些肖像畫就是讓未來姻親了解女兒的成長過程。這位公主依約下嫁利奧波特一世,不過她自幼體弱多病,21歲便離開人世。

為了保障王朝正統,鞏固權力,歐洲各國王室之間有近親通婚的習慣。腓力四世便是瑪麗亞王后的舅父。她一共誕下五位孩子,只有兩名孩子能夠活下來。除了長女德雷莎公主,幼子成為國王卡洛斯二世,但天生智障,而且不育,38歲便英年早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正式斷嗣。此乃封建王朝的哀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高第──來自天堂的建築師(下)

完成巴特由之家(Casa Batlló)項目後(請詳閱上篇),高第(Antoni Gaudí)受到米拉夫婦委託,負責他們的寓所。這個項目於1906年至1912年間興建,稱為作米拉之家(Casa Milà),與巴特由之家同樣位於格拉西亞大道。乍看之下,其外觀仿若一處斷崖,崖壁上有無數洞穴,時人戲謔為La Pedrera(採石場的意思)。建築物外牆是用白石堆砌而成,呈波浪線條,陽台有金屬雕花欄杆,正門鐵閘花紋似顯微鏡下的細胞群。公寓內有采光中庭,每一單位光線都由中庭和外面街道而來,采光充足。

巴特由之家外觀仿若一處斷崖,崖壁上有無數洞穴,時人戲謔為La Pedrera(採石場的意思)。

據說,米拉之家的建築結構是受到蛇骨所啟發。建築物只用柱子而不用牆壁去承托大樓重量,因此它只有幕牆,沒有主牆。這個嶄新設計,令到公寓的住戶,能夠自由改動其單位內的牆壁,而不會建築結構安全。

米拉之家另一特點,就是其起伏不平的天台,躺徉其中,其樂無窮。天台上有多個造型奇特的通風塔及煙囪。其中一組煙囪鑲嵌上玻璃瓶碎片,既能防水,而且美觀又環保。

米拉之家另一特點,就是其起伏不平的天台,躺徉其中,其樂無窮。

1884年,高第被任命為聖家宗座聖殿暨贖罪殿(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簡稱聖家堂)總建築師。這座聖堂是他畢生的巔峰之作,其後更成為巴塞羅納地標。這座教堂與高第其他6項建築共同登錄為世界遺產。

儘管創作漸趨成熟,事業攀上高峰,高第卻面對多次生離死別。他年輕時,母親與兄姐已經相繼離世。1906年,父親離他而去後,高第一直與姪女相依。可惜天意弄人,姪女不但有情緒病,更有酗酒毛病,最後於1912年病故。連串打擊,令他變得沉默寡言、鬰鬰寡歡。

同時,高第的家鄕亦處於內憂外患。20世紀初,巴塞隆拿為首的加泰隆尼亞地區正處於動盪不安的時代。城市工業化,加劇階級矛盾,左派和右派之間衝突日益嚴重,加上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央政府和地區之間長期鬧不和,保皇黨和獨立派之間更是勢成水火,一連串的問題,終於發酵成1909年的「悲劇周」(Setmana Tràgica)事件。

1909年夏天,西班牙政府打算對屬地摩洛哥採取軍事行動,首相下令召進預備役軍人前往支援,當中包加泰隆尼亞現役及預備役軍人組成的軍隊。那個時代,兵役乃強制性,只可以透過付款免除兵役,不過,一般勞動階級是付擔不起的。7月份,在左派陣營包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號召下,各地發生擺工、遊行、示威,其後暴力升級。西班牙政府從各地調動部隊增援,最終動亂造成78人死亡,數萬人受傷。事件雖告一段落,但派系之間的仇恨始終沒有緩和,到了30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攘成更嚴重死傷,此乃後話。

絢麗耀目的光影錯落其中,身心淋浴在上帝的恩典與聖潔的光環中,令人心存敬畏,感動之情油然而生。(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暴亂造成全市共80座宗教建築受損。馬克斯(Karl Marx)有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左派人士認為羅馬天主教會和資產階級互相勾結,乃一丘之貉。受到煽動,工人四處破壞焚燒教堂、修道院等建築。暴亂最激烈期間,高第憂心仲仲,他不顧一切,冒著生命危險,趕往聖家堂施工地盤,幸好教堂奇蹟地絲毫無損。

高第甚少參與政治活動,卻熱心捍衞加泰隆尼亞文化。20年代,獨裁政府頒布法令,禁止公共場所用加泰隆尼亞語交談,更終止所有加泰隆尼亞文化慶祝活動。1924年,他前往教堂參與一項紀念加泰隆尼亞烈士紀念彌撒,在教堂門口被警方阻止。建築師用加泰隆尼亞語言回應,指對方無權阻止,随即被逮捕,後來助手往警局交罰金了事。

高第年輕乃紈絝子弟,他舉止輕浮、生活奢靡、揮金如土。大約30歲後,他痛改前非,成為一名虐誠的教徒。自1883年直到去世,他一直負責聖家堂的工作。大約1910年代左右,他推掉所有,全心全意投入聖家堂的工作,而且分文不收。他每天清晨起床,從桂爾公園的寓所步行到教堂參與彌撒,然後前往聖家堂的地盤工作,下班後,再到教堂祈禱告解才回家。1925年,他更搬到聖家堂居住,方便工作。

聖家堂至今還未完工,高第生前常說:「 我的委託人不急。」委託人是指上帝。根據設計圖,聖家堂會有18座高聳入雲的尖塔,每座尖塔代表一位人物,包括耶穌、聖母、十二使徒與及聖經四大福音的作者(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代表耶穌的尖塔最高,約170米,略低巴塞隆納的聖山蒙特惠奇山(Montjuïc),高第認為如果自己設計的尖塔高於上帝的作品便是僭越。每座尖塔頂部會鑲嵌色彩繽紛的裝飾物,更顯生動活潑。代表耶穌的尘塔會有一個巨型十字架。代表四位福音作者的尖塔也各有象徴物:路加是長有翅膀的公牛,馬太是長有翅膀的人,約翰是飛鷹,而馬可是長有翅膀的獅子。

誕生立面以耶穌誕生及成長為題,上面有多個人物、天使及動物的浮雕,目不暇給,饒富生命力。高第在設計此立面前,齋戒了20多天。

聖家堂儼如石雕版的聖經,教堂有三個巍峨壯觀的立面:東部的誕生立面,西部的受難立面,和南部的榮耀立面。誕生立面和受難立面已經完成。誕生立面以耶穌誕生及成長為題,上面有多個人物、天使及動物的浮雕,目不暇給,饒富生命力。高第在設計此立面前,齋戒了20多天。聖經記載,耶穌宣讀福音前齋戒了40天,高第於是也透過齋戒,潔淨身體,為自己過行的行為懺悔後,才開始工作。他身體異常虛弱,幾乎連床也下不了。

為了突顯耶穌承受的痛苦,牆上的浮雕稜角分明、線條簡潔利落,除此之外,沒有多餘裝飾物,瀰漫一股不安的情緒。

與誕生立面比較,受難立面顯得樸素得多。為了突顯耶穌承受的痛苦,牆上的浮雕稜角分明、線條簡潔利落,除此之外,沒有多餘裝飾物,瀰漫一股不安的情緒。

聖家堂大殿內,多支樹狀圓柱支撐著天花頂。佇足其中,如置身於天堂的樹林內,令人平靜祥和絢麗耀目的光影錯落其中,身心淋浴在上帝的恩典與聖潔的光環中,令人心存敬畏,感動之情油然而生。

聖家堂大殿內,多支樹狀圓柱支撐著天花頂。佇足其中,如置身於天堂的樹林內。

1926年6月7日下午,高第橫過馬路時被電車撞倒,頓失知覺。現場人士見到這個老人家身穿破舊邋遢的西裝,加上身上沒有身份證明文件,還以爲他是露宿者。有好心人替他招了計程車,但計程車司機擔心無人收不回車資而拒載。好不容易把他送到醫院,仍然沒有人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建築師。翌日,心急如焚的聖家堂職員到處尋找高第,他們去到醫院時才認出這位建築師。可惜,高第傷勢嚴重,藥石罔效。到了第三天,高第終於回到了天家。

高第的逝世,充滿戲劇性。也許這是虔誠信徒必經的過程。基督教是貧苦大眾的宗教,上帝關心窮人,耶穌及其門徒也過著粗衣糲食的生活。耶穌也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基督徒要好像耶穌一樣收著苦難而去,以此表明耶穌與窮人何等貼近。

阿倫·狄保頓(Alain de Botton)《幸福的建築》(The Happiness of Architecture)指出:「美感標誌著我們邂逅了我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的具體表現。 」(A feeling of beauty is a sign that we have come upon a material articulation of certain of our ideas of a good life.)如果你有幸懈㤧高弟的建築,你就會明白,他如何用曲線之美、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為人類譜寫幸福美好生活。

(回到上篇)

高第──來自天堂的建築師(上)

假如上帝是一位陶匠,他的工作室裏有無數個模具,文藝復興巨匠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與西班牙鬼才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í)可能是同一個模具所出。兩人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同為虔誠的教徒,他們手執上帝的搥子,全心全意投入藝術創作,終身未婚,為了信仰使命,離群索居,過著粗茶淡飯,日以繼夜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與米開朗基羅一樣,高第也是天才橫溢,其獨樹一幟的構圖、神工鬼斧的設計、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令他成為上世紀最偉大的建築師之一。

進入正題之前,或許先交代一下時代背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班牙處於一個躁動的年代。1898年,美國與西班牙為了奪取美洲殖民地而掀起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以今日之觀點,後者無異螳臂擋車,當時的意見卻剛剛相反,西班牙曾經是世界最强國家,儘管國力漸走下坡,但乃是西方強權,而美國只是羽翼未豐的新興國家。未料到,西班牙鬥牛勇士不敵初出茅廬的西部牛仔,美國海軍大獲全勝,西班牙喪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強國夢徹底粉碎。3年前,在遙遠的東方,號稱東亞最強的水帥的大清北洋艦隊被日本帝國海軍重創。兩個古老帝國敗於後起之秀。美西戰爭令西班人如夢初醒,文人、學者、藝術家開始思索西班牙今後的出路,以富國強兵。有人提倡復興傳統的騎士尚武精神,有人鼓吹全盤歐洲化這班人被稱作98世代(Generación del 98)。

巴特由之家外牆上鑲嵌了的馬賽克反光磁磚,在陽光照射下,如同水底的寶石閃閃生輝、色彩斑斕。

巴塞隆納(Barcelona)位於伊比利半島的東北,乃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首府,自古以來該地區便有其獨特的語言及文化。15世紀末,伊比利亞半島儲國合拼,西班牙王國成立,加泰隆尼亞享有自治權。18世紀,自治權被取消,以自己的語言及獨特文化而自豪的加泰隆尼亞人,感到長期遭受政府打壓,衍生了種種恩怨情仇。到了19世紀下半葉,巴塞隆納成為國內最早工業化的城市,經濟空前繁榮,富裕的資產階級崛起,他們樂於花錢購買藝術品,更大力資助當地的文化事業。與此同時,歐洲掀起了新藝術運動。工業革命以降,出現新建材及技術,加上受到日本浮世繪影響,藝術家提倡自然風格,波浪紋的線條及富生命力的曲線成為自流裝飾風格。新藝術運動的衝擊,有產階級對於生命品味的追求,再加上加泰隆尼亞人的文化優越感,孕育了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Modernismo Catalan)。

以上種種政治、歷史、文化及經濟因素,令到巴塞羅納成為各類新主義、新思維、新文化的大熔爐。同一時間,巴塞羅納都市擴充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湧現了大量住宅、工廠及各類公共建築,建築師及工程師需求殷切。天才建築師高第就是在這個激變的時代橫空出世。

桂爾公園蠑螈雕塑

高第生於1852年,父親是一名製作鍋爐的工匠。由於幼年患上風濕病,高第不能與其他小孩子一齊玩耍。不過,他並沒有感到氣餒或寂寞,他亦沒有少年維特的多愁善感。他寄情於大自然。藍天白雲、潺潺的小溪、嫩綠的草地成為他的遊樂場,蝸牛、棕櫚樹、蜂巢、蜻蜓、甲蟲、蜘蛛、蝴蝶、螃蟹、貝殼、鴿子、蘑菇、蒲公英、向日葵等都是他的玩伴。他曾坦言,窗外的大樹,就是自己的老師。日後高第的作品,處處留露出對大自然的嚮往及眷戀。他既令到建築成為大自然的延伸,他也讓大自然成為建築的語言。

桂爾公園波浪形長凳

1878年,高第唸完建築學院畢業。畢業當天,院長揚聲道:「今天在我們眼前的,不是個天才,便是個瘋子!」試問哪位天才,未曾被人認為是瘋子!同年,高第認識了他的伯樂——商人桂爾(Eusebi Güell),後者非常賞識高第,讓他能夠一展所長,在建築界嶄露頭角。

桂爾公園如同洞穴的石柱長廊

1900年,桂爾委任高第負責桂爾公園(Parc Güell)計劃。此為地產項目,地點位於巴塞羅那西北郊區一座山丘上。受英國花園都市概念啟發,建築師希望能將大自然融入住宅中,因此項目名稱用了「公園」(Parc)一字。根據最初的構思,桂爾公園有遊樂場、劇院、市集、涼亭、觀景台,約有60塊地可供出售,讓買家蓋房子。可惜銷情慘淡,最終公園只建成了兩棟房子,其中一棟原定作為樣板房,1904年完成後出售,由於無人問津,高第自掏腰包買下,1906年與家人共同入住。地產方案以慘敗告終,可能因地點距離市中心較遠有關。另一方面,賣家也作出了嚴格的規定。例如,業主不可從事地產買賣活動。每棟房子的高度也有限制,以免影響景觀。1926年,這個項目被改為公眾公園,對外開放。

高第儼如一個頑童,憑藉豐富的童真利用黏土揑造出充滿童真的桂爾公園,然後他再用馬賽克瓷磚隨心黏貼,砌出栩栩如生的圖案與及增添絢麗班斕的色彩。

高第儼如一個頑童,憑藉豐富的童真利用黏土揑造出充滿童真的桂爾公園,公園內有無數稀奇古怪的動物、植物、石頭、屋子,然後他再用馬賽克瓷磚隨心黏貼,為公園拼砌出栩栩如生的圖案與及增添絢麗班斕的色彩。公園內有蠑螈雕塑、蛇頭浮雕、波浪形長凳、樹形牆壁、鳥巢形露台、童話屋亭子、太陽圖案天花如同洞穴的石柱長廊、置身其中,彷如透過魔衣櫥意外進入了納尼亞王國(Narnia),或誤闖桃樂絲曾去過的奧茲國(Land of Oz)。

不僅公寓的外牆找不到直線,就連室內的裝橫陳設例如門扉、窗框、走廊、電梯、樓梯、火爐、天花燈飾、木椅、化妝桌等也幾乎全是曲線。

1904年,高第受商人巴特由委托,負責其公寓的重建工程。這楝公寓被稱為巴特由之家(Casa Batlló),位於車水馬龍的格拉西亞大道,是巴塞隆拿最繁華的商業大道。巴特由之家於1906年竣工,外牆上鑲嵌了的馬賽克反光磁磚,在陽光照射下,如同水底的寶石閃閃生輝、色彩斑斕。這棟公寓設計取材自巴塞羅納守護聖人聖喬治,相傳他是屠龍英雄,為民除害。屋頂鋪上了瓦片,貌似龍脊上的鱗片。屋頂尖塔狀的裝飾物,是高第有名的「四臂十字架」,亦象徵聖喬治屠龍的長矛。室內蜿蜒的樓梯就是龍的脊椎骨,陽台的外形令人想起人類的頭骨和骨架,代表被龍殺害的無辜者。高第的座右銘「直線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在這個項目中得到充分反映。不僅公寓的外牆找不到直線,就連室內的裝橫陳設例如門扉、窗框、走廊、電梯、樓梯、火爐、天花燈飾、木椅、化妝桌等也幾乎全是曲線。(請前往下篇)

高第的座右銘「直線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在巴特由之家得到充分反映。

主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浴火重生的華沙古城

Piwna (波蘭語啤酒的意思)乃華沙舊城區最長的街道之一,兩旁的巴洛克(Baroque)建築緊挨著,石板街道顯得古樸厚重。不遠處有遊客馬車經過,傳來噠噠的馬蹄聲及轆轆的車輪聲。街上餐廳、酒吧、商店林立,不過比起主要大街Świętojańska,這裡顯得低調得多。連教堂也是門堪羅雀。

華沙重建後,居民便在婦人當年棲身之處,鑲嵌鴿子浮雕,以茲紀念。

Piwna 6號是一楝樓高三層的建築,外牆灰溜溜,其貌不揚,沒啥看頭,路人容易失之交臂,而錯過了入口門拱上的精緻鴿子浮雕。浮雕是為了紀念一位婦人而鑲嵌。該婦人名Kazimiera Majchrzak,乃當地居民。二次大戰期間,華沙遭戰火蹂躪,昔日繁華都市成了一片頹垣敗瓦。戰後,Majchrzak是首批回到該地的老百姓。縱使家園痛失,三餐不繼,她仍毫不吝嗇糧食,餵飼附近的鴿子。這位婦人於1947年病逝,她的善舉被捕捉入永恆的鏡頭內,其動人故事成為不朽。《聖經》記載,洪水淹沒大地後,諾亞從方舟上放出一隻鴿子,不久,鴿子銜着橄欖枝回來,那表示洪水已退。對於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波蘭人,鴿子帶來和平與希望。Majchrzak和鴿子的照片,更成為華沙生生不息、繼往開來的象徵。華沙重建後,居民便在婦人當年棲身之處,鑲嵌了上述的鴿子浮雕,以茲紀念。

Majchrzak和鴿子的照片,更成為華沙生生不息、繼往開來的象徵。(照片來源:WOW! TOURS)

 

1939年9月1日凌晨,希特勒(Adolf Hitler)揮下的納粹德軍閃電入侵波蘭。波蘭軍民挺身而出,無數壯懷激烈、慷慨悲歌之士,以斯巴達式的無畏精神,奮力迎戰。可惜,敵人質量與規模皆佔壓倒性優勢。不久,華沙失守,成為二戰時期第一個淪陷的首都。

華沙淪陷,德國推行帕布斯特計劃(Pabst Plan),目的將其改造成一座德意志模範城市。當局從國內輸入移民,猶太人被遷入隔離區(ghetto)加以迫害,波蘭人被強徴為苦工。對於希特勒而言,要將一個民族連根拔起,便要瓦解其文化,抹去其歷史,消滅其語言。他下令摧毀市內大量建築,尤其那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圖書館、檔案所、博物館、學校、皇宮、歌劇院、文化廳、市政廳、廣場一一被拆毀,至於市內具民族象徵意義的紀念碑、雕像更加不能倖免。

作為斯拉人(Slav)的後裔,波蘭人身上流著「威武不能屈」的血液。1944年,到處藏匿的波蘭家鄉軍(Home Army,又稱波蘭地下軍)決定揭竿起義。8月1日,地下軍在華沙展開行動,史稱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甫開始,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戰略地點,形勢有利。不過,德軍經調整後展開炮轟還擊。10月2日,地下軍由於裝備不足、糧食短缺,被迫投降。同月,德軍決定將華沙夷為平地,他們到處炸毀市内建築物,令到這座幾經折騰的古城更是雪上加霜。

到1945年1月,蘇軍進入華沙時,整個都市已經儼如一座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現代龐貝城(Pompeii),85%的建築被摧毀,超過一半人口遇害或流失。昔日風華已成孤帆遠影、空中樓閣。四周斷垣殘壁,到處哀鴻遍野、滿目瘡痍,不少地方仍殘留火焰,那裊繞的煙硝令此座面目全非的古都倍添哀愁。偶爾刮起一陣風,廢墟上頓時灰沙滾滾,遮雲蔽日。劈啪的槍聲與轟隆的炮火似乎猶言在耳。瓦礫埋葬無數屍骸,倒塌的牆壁成為無字墓碑。腐爛屍體的酸臭味中人欲嘔,直撲腦鼻。

二戰結束後親蘇的波蘭政權成立。新政府原本計劃另覓他處作為首都,而華沙則保留下來,作永久展示。不過,老百姓皆要求在原地重建國都,加上蘇聯當局也希望在國際社會建立聲譽,華沙重建計劃得以展開。

愛國的波蘭人民紛紛湧進華沙,充當義工,為復修首都出力。他們當中,有捲起襯衫袖子的青年、有赤膊的壯漢、有束髮的妙齡少女、有裹著繡花頭巾的婦人、也有頭戴扁帽的長鬚老翁,大家無分你我,投入這項史無前例的工程。儘管工作艱辛,物質匱乏,機械設備不足他們皆不辭勞苦、任勞任怨。有人用鐵撬拆除硬物,有人揮起鐵鍬挖土,有人高舉鐵鎚敲打牆壁。有些人排成一列,以傳遞建築材料。泥水匠忙著疊砌磚塊,搬運工人用手推水泥車或馬車運送瓦礫碎片。專家掘地三尺,小心翼翼在瓦礫堆中尋找珍貴文物。

城堡乃按照瑞典風格而設計,今天當地人戲謔稱其為宜家(IKEA)風格。

華沙得以重建,除有賴老百姓上下一心外,有兩位人物厥功至偉。第一位是18世紀的波蘭宮廷畫師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他有不少創作以舊城區的街道建築為主題,透過其作品,工程師得以穿過時光縫隙,窺見了當年建築的面貌。

另一位是建築教授Jan Zachwatowicz。淪陷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暗中蒐集保存了許多書籍、文件、照片、圖像、檔案等珍貴資料。戰後,他也成為了工程的主要負責人。施工期間,政府提出以社會主義風格建築取代傳統建築,幸好這位教授四處奔走,據理力爭,加上50年代初社會風氣也比較自由開放,當局接納其意見,古城才得以重現昔日風華。

整項重建工程非常嚴謹慎密。基於尊重歷史,建築外觀或內部裝潢皆要按接18世紀的原貌修復,不可作任何改動,連材料制法,建築技術都要按照傳統。廢墟上那些未有損毀的磚頭瓦片皆填上編號,以作紀錄識別,因為這些一磚一瓦都要擺回原本位置,不可錯放。另一方面,為了讓後人憑弔追思,戰爭痕跡也會盡量保留。

1952年,即大戰結束後7年,舊城區的重建工程大致完成。位於城堡廣場上的皇家城堡修複工程於1971年展開,1974年恢復外觀,而內部修復於88年竣工。

聖母懷抱裡空無一物,其姿勢動作,顯得有點不大自然。

波蘭人完成了一項曠古未有的壯舉。念天地之悠悠,綜觀人類都市發展史,從來沒有一座城市,歷經浩切後,能夠重新崛起。更令人惻目的是,整項工程幾乎全由波蘭人一手包辦,連經費也是向國民和海外僑民募捐所得。戰後東西方步入冷戰,工程並未得到歐美資金援助。為了表揚波蘭人的成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0年,破天荒將華沙古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評審員認為,其重建過程鉅細靡遺,體驗了歷史精神和人文情懷,古城雖乃複製品,但無損其真實性(authenticity)。

在華沙舊城區蹓躂,既可懈㤧歷史,撫今懷昔,也能體驗波蘭人的細緻入微。

某棟房子的外牆,其中一部分顏色暗淡且彈痕纍纍,另一部分卻光潔無暇。很明顯,前者是原件,後者乃戰後修復。

某座聖母雕像,聖母原本抱著聖嬰,聖嬰被毀後,後人故意沒有修復,聖母懷抱裡空無一物。對於不知來龍去脈的觀賞者而言,其姿勢動作,顯得有點不大自然。

城堡廣場矗立著西格蒙特三世( Zygmunta III)紀念柱。柱高 22米,雕像高2.75米,國王左手握著十字架,右手持有佩劍,象徵基督教的守護者。當年德軍炸毁柱子,國王雕塑從高處掉落地上,除了佩劍跌碎外,整座雕像大致無損,堪稱奇蹟。戰後,當地人鑄造了一根新柱子,把修復後的雕像重新竪立在廣場中央。至於那根被炸㫁的柱子,就放置在廣場的一隅,讓人憑弔。

國王左手握著十字架,右手持有佩劍,象徵基督教的守護者。

那根被炸㫁的柱子,就放置在廣場的一隅,讓人憑弔。

家城堡乃西格蒙特三世下令興建。此君來自北方的瑞典他當上波蘭國王後,因為思鄉情切及種種政治因素,特意把首都從克拉科夫(Krakow)搬遷到較接近北方的華沙城堡乃按照瑞典風格而設計今天當地人戲謔稱其為宜家(IKEA)風格。它在二戰期間被夷為平地。中庭入口的門拱頂部經修復後,故意露出方塊狀的修補痕跡。

中庭入口的門拱頂部經修復後,故意露出方塊狀的修補痕跡。

歷盡無數次的踉踉蹌蹌,跌跌撞撞,甚至乎只能匍匐前進,波蘭人終於可以昂首挺胸,邁步而行。

補充:40年代末期,名為Trasa W-Z的高速公路正式開通,此乃戰後華沙首項大型基建項目有餅店推出一款名Wuzetka的奶油夾心巧克力海綿蛋糕。時至今日,此糕點仍是華沙市民的日常食品。人在華沙,欲重溫上述歷史,除了透過眼睛觀察,也可以用味蕾品嚐。

Wuzetka奶油夾心巧克力海綿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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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華沙的小孩雕塑

 

亞捷隆大學的六百載滄桑

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University Jagiellonian)乃波蘭頂尖學府,其歷史悠久,中歐第二古老大學,是世界現存最古老大學之一。在波瀾起伏的歲月長河中,這所學府曾培育不少頂尖人才,其校友包括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安德里奇(Ivo Andrić)、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後二者皆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它與波蘭的國運一樣,飽歷風霜,命途乖舛,但仍在櫛風沐雨下,砥礪前行。若果說,亞捷隆大學六百載的校史,是半部波蘭史,也不為過。

亞捷隆大學由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所創辦。這位君王乃波蘭中興之主,文治武功皆盛,後世稱卡齊米日大帝。為了吸引人才,他決定在國內創立一所大學,於是向教廷提出申請。(在中世紀歐洲,教廷掌控世俗權力,成立大學必須預先得到教宗批准,否則該大學文憑是不獲其他國家承認。)教宗同意了請求,卡齊米日三世遂於1364年成立了中歐的第二所大學(當時取名克拉科夫學院,其後多次易名,1871年才改名亞捷隆大學,沿用至今。),僅次於布拉格的查爾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大學成立之初,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查爾士大學提供哲學(liberal arts,乃現今通識學科之前身)、法律(law)、醫科(medicine)及神學(theology)課程,但亞捷隆僅獲授權舉辦前三門學科,唯獨欠缺神學。中世紀時代神學乃各學科之首,一所未能提供神學的大學談不上一間完整的學府,這可能是教宗為了平衡各方利益所作出的決定。除此之外,大學創辦初期,條件也不太充足,它沒有校舍,校方向市政府及教會商借場地,學生須在不同地方上課。

禮堂天花浮雕

1370年,卡齊米日三世溘然長逝,令到大學前景蒙上陰影。由於沒有子嗣,卡齊米日三世身故後由外甥匈牙利國王路易士一世兼任波蘭國王。這位新任國王比較在乎匈牙利的利益,並沒有投放太多心思去統治波蘭,他更加不會去關心大學的運作。

事情很快便出現轉機。1382年,路易士一世駕崩,女兒雅德維加(Jadwiga)成為波蘭女王。1386年,雅德維加與立陶宛大公雅蓋隆(Jagiełło)結婚,二人共同統治波蘭。夫婦兩人銳意推動政治改革,對亞捷隆大學的發展也不遺餘力。1397年,教宗批准大學開設神學課程,令其成為一所更「完整」的院校。1399年,年輕的女王病逝,依照遺囑,其部分遺產損贈大學,令到學校的財政更充裕。

1400年,國王雅蓋隆在克拉科夫為大學買了一楝房子,作為校舍,成立超逾30年,學校終於擁有自己的教學大樓。為了報答國王,新校舍命名國王學院,後來改名Collegium MaiusCollegium Maius是拉丁語,意思等同英語的Greater College。歲月留情,這座古老校舍倖存至今,雖已不作教學用途,但仍是校方舉行重要會議及接待外賓的場所,平日對外開放,乃歐洲現存最古老大學建築之一。

從大門而入,穿過幽暗的拱廊,轉瞬間,美麗而寛敞的中庭便映入眼簾。

Collegium Maius儼如一本書,一本讓人不忍釋卷的鴻篇巨著。學院為歌德式建築,厚重的拱形金屬門扉如同皇宮深苑的大門,氣象森嚴。從大門而入,穿過幽暗的拱廊,轉瞬間,美麗而寛敞的中庭便映入眼簾。中庭呈四方形,四周是紅磚赤瓦,顯得温暖厚實而又古意盎然。仰望芎蒼,晴空上懸掛著慵慵懶懶的雲朵,讓人豁然開朗。中庭中央有一口古井,屬新巴洛克風格,井水已不能飲用,據說當年有醫療功效。學院建築樓高三層,底層顯得比較高,予人扎實純樸的感覺。地面四邊以迴廊圍繞,以尖拱開口,既能美化中庭亦可為師生遮風避雨。

甫踏入學院室內,還以爲自己走上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誤闖哈里波特的魔法學校,一切既古典雅緻又充滿神秘感。室內所有陳設,如木造傢俱、絨布簾幕、人物雕像、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天秤、古書、羊皮卷、地圖、吊燈、陶瓷、鍍銀器皿、浮雕、掛氈、油畫、火爐等都有自己的故事。遙想當年,學院內不知有多少的天南地北、多少的激掦文字、多少的雄辯高談、多少的經緯滔滔。

圖書館的肋拱天花繪上了藍天白雲圖案,象徵知識源自於天堂。

Collegium Maius內的一滴一點,反映中世紀的時代精神、社會風貌及人文價值觀。學生從早上上課,由於蠟燭非常昂貴,課堂會在天黑之前結束。圖書館的肋拱天花繪上了藍天白雲圖案,象徵知識源自於天堂。除了課室與圖書館,學院內有禮堂、教員宿舍及飯堂。另外,學院更設有牢房,以囚禁頑劣學生。教授之間是等級分明,舉例來說,他們在飯堂用膳時,資歷較低者要負責誦讀聖經。教授們也要嚴守清規戒律,言行衣著皆受到約束,更不能隨意與異性交談,儼如修道院的僧侶。據文獻記載,16世紀初,有一位已婚教授,為了讓妻子陪同自己入住學院宿舍,竟要得到教宗親自同意,方可遂願。

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葉,波蘭國力鼎盛,成為中歐第一強權。它不僅擁有硬實力,同時亦兼備軟實力。作為波蘭歴史悠久的學府,亞捷隆大學自然是聲譽鵲起、水漲船高,成為了歐洲的學術重鎮,哥白尼也是在15世紀末來到此處求學,並且首次接觸及認識天文學。這段期間,亞捷隆大學享譽國際,國外的莘萃學子皆慕名而來。資料顯示,15世紀下半葉,它有40%的學生來自國外,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學府。

16世紀中以後,亞捷隆大學開始漸走下坡。原因有二,其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所燃點宗教改革之火席捲各地,有識之士重新思考天主教教義,人們渴求新知識及新思維。波蘭是天主教國家,保守派勢力強大,排斥新事物,改革步伐較為緩慢。在此背景下,大學自然趕不上新時代的需求,其學術地位今非昔比。更要命的是,波蘭軟硬實力已大不如前,國內政治傾軋,國外則強鄰環伺,大學亦受牽連,其聲譽今不如昔,發展停滯不前,學生人數不斷下跌。

禮堂

到了18世紀末,波蘭領土慘被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三國完全瓜分,史稱Partition of Poland,「波蘭」在地圖上消失。克拉科夫成為奧地利屬土。外來政權對大學的蓄意打壓,令其雪上加霜,學生人數銳減,課室人去樓空,讓人唏噓。

1867年,奧地利成為君主立憲國後,開始對其波蘭屬土採取較寛容政策。克拉科夫成為波蘭藝術文化之都,亞捷隆大學回復昔日風華,出現一陣兼容並包、學術自由之風,它更得到奧地利當局撥款資助作為硏究經費,各地教授學生紛至沓來。1918年,波蘭復國,它成為這個新生國家的最高學府,校園不斷擴充,教舍亦步入現代化。

教員休息室

隨著二次大戰的隆隆砲火聲響起,亞捷隆大學再次踏入黑暗期。1939年秋天,德軍佔領克拉科夫。該年116日,德軍召集教員前來開會,聲稱是為了公佈新實施的教育政策。教員不虞有詐,紛紛應邀前來。當所有人到達現場後,德方突然發難,將他們統統拘捕,並遣送到集中會。此惡名昭彰的行動,稱為Sonderaktion Krakau,共183人被捕,大部分為亞捷隆職員。消息傳開去後,輿論嘩然,抗議批評之聲此起彼落,就連德國學術界亦不忿此番作為。數個月後,德方陸續釋放被捕人士。可惜,不少教員早已在集中營內被折磨而死,也有人獲釋不久便去世。

雖然教員們紛紛獲釋,但大學被當局下令停課。畢竟,作為知識與思想的搖籃,大學乃強權的眼中釘。此外,根據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波蘭人乃斯拉夫人(Slav)的一支,屬於較低等的民族,沒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為了學子們的教育,亞捷隆的教員,連同全國各地的學者、教授、知識份子,開辦多所地下學校。從事地下工作,理應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偏偏,從事教育工作,就要推而廣之、有教無類、來者不拒,這些教育工作者紛紛義無反顧、挺而走險,使到薪火得以相傳,寫下波蘭歷史的一頁動人詩篇。

大戰於1945年結束,兩年後東西方的冷戰卻再次阻礙亞捷隆的發展。要到1991年,自由的春風再次涖臨波蘭,亞捷隆重新踏入正軌,茁壯成長,芬芳馥鬱,應驗了其校訓:真理勝過強權(Plus ratio quam vis)

改變世界的居禮夫人(上)

1995年4月21日,這一天巴黎市風和日麗,先賢祠(Panthéon)的新古典主義風格三角形山牆下懸掛著法國的藍白紅三色旗。迎向正門立面的蘇弗洛大道(Rue Soufflot)鋪上一匹長長的雪白地氈。地氈上有十二人,分成兩組左右並列而行,每組扛著一楅棺木,緩緩步向先賢祠。大道兩側站滿了黑壓壓的人頭。這一天舉行的是居禮(Curie)夫婦移葬先賢祠的儀式。

居禮(Curie)夫婦移葬先賢祠的儀式。(圖片來源:Huffpost)

這座先賢祠堪稱法國的偉人殿堂,只有曾經對社會作出超卓貢獻者方可安葬在此。出席這場莊嚴感人的儀式更包括了時任法國總統及波蘭總統。

居禮夫婦是享譽世界的科學家,成就斐然,尤其是居禮夫人。儘管在她之前,早有其他女士在先賢祠長眠,但憑藉著個人成就而被安葬在該殿堂的女士,居禮夫人乃史上第一人。

2018年,英國廣播公司(BBC)一份刋物舉辦一項選舉,邀請讀者們選出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結果,波蘭裔法國科學家居禮夫人名列榜首。

居禮夫人乃史上最優秀科學家,她的研究造福了天下蒼生,在其波瀾壯闊的60多年人生歲月中,她飽嘗生命的悲歡聚散,歷盡人間冷暖,既活得無怨無悔,也愛到盪氣迴腸。

居禮夫人原名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a Salomea Skłodowska)。1867年11月7日,她出生於華沙古城區附近的一所公寓。二戰大戰期間,這所公寓連同華沙城大部分建築,被戰火焚毀,戰後重建,1967年改闢為故居博物館。

瑪麗亞是家中老么,有3位姐姐及1名兄長。她出身書香世代的中產家庭,祖父是敎師,父親在大學教授數學及物理,母親經營一所女子學校。父母交遊廣闊,桃李滿門,居禮夫人日後在其回憶說,她每次出席波蘭人的社交活動,總會遇到父母從前的朋友學生。

中國歷史有三家分晉之事件,歐洲也有三國瓜分波蘭,英語稱Partition of Poland。早在瑪麗亞出世之前,波蘭早已經遭受俄羅斯、奧地利及普魯士三大強憐瓜分,「波蘭」這個名字亦在地圖上消失,而華沙被劃歸俄國統治。雖然自幼在國土淪亡的環境下成長,瑪麗亞由始至終乃一位愛國者,她以身為波蘭人自豪,其回憶錄字裡行間也處處流露對祖國的眷戀。

居禮夫人故居

希特拉曾經說過:「要消滅一個民族, 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 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里下手。 」當年俄羅斯也是奉行此道,在其高壓統治下,波蘭學童被迫學習俄語,不少學校關閉,波蘭老師及學者遭受歧視,甚至迫害。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波蘭出現不少鐵骨錚錚、高風亮節的知識份子,好比南宋末年的士大夫,他們心繫故國,縱使沒有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也不會去貪國富貴,搖尾乞憐。瑪麗亞父親就是其一,他不欲與當局合作而遭解僱,被迫另覓低薪工作。瑪麗亞也頗有父風,她年輕時在鄉村工作期間,曾教授當地幼童波蘭語。當時課堂必須秘密進行,一旦被當局發現,就要鎯鐺入獄,嚴重者甚至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從事苦役。日後,她定居法國,仍堅持女兒要學習波蘭語,一有機會,也會陪同她們回波蘭遊山玩水,認識祖國。

瑪麗亞自幼興趣廣泛,中學畢業後,對於前路曾猶豫不決,她拿不定主意,應該深造文學、社會學或科學。再三躊躇後,她決心從事科學研究。在那個年代,波蘭的高等院校並不接納女性學生。她必須前往國外方可升學,別無他途。不過,學費、住宿費再加上生活費,對其家庭而言乃一筆大開銷。父親投資失利,財富萎縮,早年失去大學高薪厚職,收入捉襟見肘,難以支付其留學費用。當時,適逢瑪麗亞的大姐布洛尼亞也希望前往巴黎攻讀醫科。姐妹倆商議好,布洛尼亞先出國升學,瑪麗亞在國內工作提供經費。姐姐畢業後,就要去賺錢支持妹妹讀書,投桃報李。

在國內工作掙錢期間,瑪麗亞沒有荒廢學業。當時,華沙有一所地下大學,由一群愛國人士所創立,瑪麗亞曾在該所大學修讀及授課。另外,在親友協助下,她借到一間實驗室。工餘時間便往實驗室跑,透過一些化學及物理實驗來自修。

1891年,瑪麗亞終於得償所願,前赴巴黎求學。她租住一間小閣樓,生活節儉,平日僅吃麵包、雞蛋、水果及巧克力,更曾經因為飢餓而暈倒。冬天時,洗臉盆裡的自來水轉𣊬結成冰。火爐所用的煤炭更要自己扛上閣樓。在嚴冬下,由於煤炭不足,她在被窩裡穿得臃臃腫腫方能入睡。生活雖然拮据,但大學教育為瑪麗亞打開了知識大門,而且更讓感受到嚮往已久的自由氣息,所有一切,令她雖貧亦樂。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1893年,瑪麗亞取得物理學學位。1894年,她再接再厲,考得數學學位。同年,她遇上改變其一生的男人——物理學家皮埃爾·居禮(Pierre Curie)。他們無所不談,很快便互生情愫,翌年二人共偕連理。婚禮一切從簡,當天僅有數位親友到場祝賀。瑪麗亞天性節儉,婚禮上她身穿一襲深藍色長衫,顯得非常樸素。往後的日子,她便經常身穿這套長衫在實驗室工作。華沙的故居博物館也有展示該長衫的複製品。

由於心繫祖國及掛念父親,瑪麗亞在結婚前曾經短暫回國,她欲申請克拉科夫(Cracow,今波蘭南城市)的雅蓋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職位,不過因為性別關係而被拒。吃了閉門羹的瑪麗亞唯有重回巴黎。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巴黎這個國際大都會內,院校林立,學術氣氛濃厚,讓她如魚得水,一展所長。

瑪麗亞成為居禮夫人(Madame Curie)後,仍然堅持保留原本的波蘭姓氏,因此其姓名為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Maria Skłodowska-Curie,法語Marie Skłodowska-Curie)。

新婚燕爾,固然喜不自勝,不過居禮伉儷沒有過度陶醉在愛河中。新婚不久,他們很快便投入工作。瑪麗亞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課程,功課遇上困難皮埃爾便從旁協助。後者從事教職,瑪麗亞幫他備課。不過,兩人更多的時間是投放在研究工作上。夫妻倆互相扶持,他們既是工作伙伴,也是良朋知己,更是心靈伴侶。

居禮伉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歷史上不少模範夫妻乃因為志趣相投而結合。楊絳曾經回憶:「我與錢鐘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痴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她與錢鐘書乃天造地設的一對。李清照與趙明誠亦是另一對。民國的林徽因與梁思承夫婦以硏究及保護古建築為己任。同樣,居禮伉儷不但熱愛科學,亦有貢獻社會之抱負,實屬佳偶天成。

1897年,長女艾蓮(Irène)出世。同年,瑪麗亞得到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教職。雖然要兼顧家庭與工作,夫妻二人對於科學的熱忱並未絲毫減少。他們更將工作收入,扣除了生活家庭開支後,悉數投入實驗室研究中。

1898年7月,居禮夫婦向外界宣布發現一種新元素。為了紀念故國,居禮夫人將其命名「釙」(Polonium)。同年12月,居禮夫婦公佈他們又發現另一新元素,命名為「鐳」(Radium),其拉丁文的意思為「射線」。從此以後,人類科學邁向新里程碑。

居禮夫人博物館內架起一座木棚,重現了居禮夫婦實驗室的情景。

居禮夫人博物館內架起一座木棚,重現了居禮夫婦實驗室的情景。該館的展櫥還有一個模擬他們實驗室的小模型。透過這些展品,我們了解到二人的工作是何等艱辛。由於研究經費不足,居禮夫婦好不容易向醫學院借了一所空置木棚作為他們的實驗室。該所木棚實驗室設備簡陋,斑駁的木牆,地板鋪滿灰塵,玻璃天花板污穢滿佈,有數件破舊的松木傢具、生銹的火爐、污漬滿佈的洗手盆,加上一些簡單的實驗室儀器。瑪麗亞在憶述,木棚夏天熱不可耐,冬天寒氣襲人,下雨天時屋頂常漏水,弄到非常狼狽。基於化學實驗經常釋出大量刺激性氣體,他們為此要移步到木棚外的院子方可進行研究。為了節省時間,瑪麗亞更會在實驗室做飯。她不僅懂得輕巧細活,連粗重工作也難不倒她。別小覷瑪麗亞看似弱質纖纖,每當要燃燒大量物料時,她會手握一根又長又粗的鐵棒,然後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攪拌熔漿,其工作與工廠工人無異。儘管困難重重,瑪麗亞在回憶錄中表示,那是她一生最快樂的日子。

居禮夫婦實驗室小模型

1903年,瑪麗亞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她與丈夫與求另一位科學家亨利·貝可勒爾(Henri Becquerel),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第一位贏得諾貝爾獎項的女士。原本,委員會僅打算表揚皮埃爾及貝可勒爾兩人,不少委員認為瑪麗亞僅是實驗助手,而並非主要研究人員,幸好有成員據理力爭,她才獲得表彰。其實也不僅是委員會心存遍見,當時科學界由男性主導,女性普遍遭受排斥、輕蔑,僅有少數人認為女性也可以成為出色的學者。

1906年,瑪麗亞遭遇了一生中最大打擊與挫折。(請前往下篇)

 

參考書目:
Skłodowska-Curie, Maria. Autobiographical notes & Pierre Curie. Warsaw: Galant Edition, 2011.

世界最大城堡──馬爾堡城堡

作為歷史愛好者,我對古堡情有獨鍾。多年前負笈英倫,學校附近有一座破舊的古堡,課餘的日子,我很喜歡在古堡踏青、看書,細看斷垣殘壁,撫摸那歲月磨不平也瘉不合的傷痕,在斜陽下聆聽歷史的低吟淺唱。

位於波蘭北部波美拉尼亞省(Pomerelia)的馬爾堡城堡(Malbork Castle),同樣令我樂而忘返。這座宏偉壯麗的古堡於13至14世紀初所建,乃條頓騎士團(Teutonic Order)的總部。曾經有人說過,建築是用石頭寫成的史書,那麼這座古堡就是用磚頭寫成的波蘭史書,高潮迭起、波瀾壯闊。同時,它也是一幅畫,蒼勁雄渾,鬼斧神工。它又是一闕詩,雄奇飄逸、抑揚頓挫。它更是一首交響曲,高山流水、盪氣迴腸。

曾經有人說過,建築是用石頭寫成的史書,那麼這座古堡就是用磚頭寫成的波蘭史書,高潮迭起、波瀾壯闊。

波蘭人乃西斯拉夫人的一支,大約10世紀左右成為統一的國家。不過,由於國土遼闊,地勢大致平坦,除了南面的塔特拉山脈(Tatry)外,波蘭東西兩側缺乏天然屏障,幾乎是一馬平川,長久以來受外敵覬覦,統一分裂的循環不斷重複,引證了《三國演義》劈頭一句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1世紀上半葉,波列斯瓦夫三世 (Bolesław III Wrymouth)成功抵禦外族,再次統一了波蘭。據說,國王曾為了爭奪王位與其兄弟手足相殘,到了年老之時,多年前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蕭牆之禍令他猶有餘悸。為免下一代重蹈覆轍,國王頒下詔書,宣布身後將國土分封四位兒子,以長兄為名義上的領袖。他希望兒子各得其所後便會安守本份,和睦相處。可惜,國王未免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他歸天不久,諸王子誰也不服其他人,兄弟鬩牆之事重演,波蘭王國再度四分五裂。1226年,馬佐維亞(Masovia,波蘭其中一個公國)的康拉德一世(Konrad I Mazowiecki )為了擴張領土,不惜邀請條頓騎士團前來助一臂之力,豈料卻引狼入室,引起無窮後患。

條頓騎士團,全名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弟兄聖母騎士團」(Orden der Brüder vom Deutschen Haus der Heiligen Maria in Jerusalem),成立於第三次十字軍東征(Crusade)期間,成員來自德意志貴族。騎士團成立之目的,原意是為了救助基督教徒弟兄及保護耶路撒冷聖地,不過日子久了,騎士團也發展成一支武裝集團,以宗教之名,行擴張勢力之實。

條頓騎士團原本活躍於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十字軍東征連番受挫後,基督教勢力淡出,騎士團轉戰東歐地區。1230年左右,康拉德一世以聖戰為名出征普魯士地區(Prussia,今波蘭東北、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及立陶宛西南部地區)失利,為了扭轉敗局,他向驍勇善戰的條頓騎士團求助,並答應賞賜一小塊土地,作為報酬。豈料,騎士團並不滿足於那丁點賞賜。他們得寸進尺、變本加厲,透過巧取豪奪,得到土地越來越多。康拉德一世因為一己之私造成了這個尾大不掉的窘境。請客容易送客難,1231年,騎士團征服普魯士地區後就不再離開,在教宗同意下,取得土地擁有權。在未来數十年,騎士團在普魯士地區不斷砍伐森林、開墾農地、修建道路橋樑、建立城鎮、鼓勵德意志移民,政權根基漸穏。

條頓騎士團並不滿足於現狀,他們透過軍事手段擴大版圖,控制了波蘭西北部的格但斯克(Gdansk)及波美拉尼亞等地區。格但斯克擁有天然港口,更為琥泊之路的起點,乃波羅的海(Baltic Sea)貿易重鎮,自古以來便是富饒之地(有關格但斯克及琥泊之路,請參閱《琥珀之都格但斯克》)。騎士團透過徴收稅款及參與出口貿易賺取了大量財富。他們亦立法壟斷琥珀行業,凡未經許可擅自經營琥珀業務可以遭處決。除了經濟價值外,格但斯克也是戰略重地,它位於波蘭最長河流維斯杜拉河入海口,沿著河流南下,便可深入波蘭腹地,令其如芒在背。這個時候,波蘭人原本應該團結一致,共同抵禦外侮,可惜各公國之間如同一盤散沙,各自為政,大家為了爭奪地盤而明爭暗鬥,心思並未有放在北方的失土上。如此一來,條頓騎士團更是恣意妄為,肆無忌憚。

馬爾堡城堡一帶主要為平原,堡壘以泥土制成的紅磚為主要建築材料。它乃哥德式建築,尖塔、尖拱、肋拱隨處可見。

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站穩陣腳後,便開始興建軍事保壘以鞏固其統治,當中最具規模者非馬爾堡城堡莫屬。這座固若金湯的城堡動工於1270年,然後不斷擴建,大約在14世紀上半葉奠定今日所見規模,佔地面積超過14萬平方米,為世上最大磚造城堡。1309年起開始成為條頓騎士團總部。13至14世紀時期乃歐洲政治經濟中心之一。

馬爾堡城堡一帶主要為平原,堡壘以泥土制成的紅磚為主要建築材料。它乃哥德式建築,尖塔、尖拱、肋拱隨處可見。城堡為巨型綜合建築,它不僅是軍事要塞,亦是騎士團的行政中心及修道院。

作為天主教僧侶,騎士們每天要禱告、靈修,出席彌撒及各樣宗教活動,因此城堡內共有7間教堂。理論上他們要遵守清規戒律,所以城堡不會到處皆金碧輝煌、畫楝雕樑。當然也有例外,譬如歌頌上帝的教堂。另一例子就是豪華的哥德式宴會廳,用作招待各國君主、公爵及貴族,宴會上更有音樂及其他娛樂。騎士們平日頗為講究個人衛生,城堡浴室有熱水供應,更提供浴衣及香料。此外,馬爾堡城堡更有辦公室、會議室、金庫、宿舍、客房、飯堂、廚房、酒窖、醫院、警衛室、馬槽、牛棚、碼頭、作坊、兵器庫、審問室、牢房,更有花園和墓園。為應付戰爭需要,榖倉可以儲存兩年的糧食,即使遭敵人長期圍攻也無斷糧之憂。冬天時,城堡部分房間更有暖氣供應。城堡外牆有一座稱Dangler的塔樓,透過天橋接駁到城堡內的宿舍。此座高塔既有防禦功用,同時亦是衞生間。人們在如廁時,排泄物會直接從高處掉下河裡。

馬爾堡城堡乃哥德式建築,尖塔、尖拱、肋拱隨處可見。

有道是盛極必衰,盈滿必虧,雄崌波羅的海近二百年,條頓騎士團終究要面臨嚴峻考驗。14世紀初,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大半個波蘭已經重歸一統。到了英明睿智的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又稱卡齊米日大帝)在位期間,波蘭領土不斷擴張,工商業繁盛興旺,國力蒸蒸日上。波蘭人收復北方故土已非空中樓閣、紙上談兵了。

由於卡齊米日三世沒有子嗣,他身故後由外甥匈牙利國王路易士一世兼任波蘭國王。後者逝世後由其女兒雅德維加(Jadwiga)接捧。1386年,雅德維加與立陶宛大公雅蓋隆(Jagiełło)結婚,二人共同統治波蘭。多年來波蘭及立陶宛皆與條頓騎士團積怨甚深,兩國成為秦晉之好後,順利締結成聯盟,歷史從此改寫。

1410年,波蘭立陶宛聯軍與條頓騎士團爆發格倫瓦德之戰(Battle of Grunwald)。該場戰役被譽為中世紀最大規模的戰事。戰場上,鐵蹄錚錚、盔甲閃爍、號角爭鳴、旌旗招展、塵土飛揚、殺聲震天。雙方將士橫槍躍馬,戰事一度陷入膠著狀態。當雙方廝殺到難分難解之際,騎士團團長戰死,騎士團頓時群龍無首,陣腳大亂,防線迅速崩潰。騎士團兵敗如山倒,數千名條頓士兵陣亡,波蘭立陶宛聯軍取得大捷。為了斬草除根,聯軍數天後圍攻騎士團總部馬爾堡城堡。不過,該城堡無愧其盛名,即使被強攻兩個月仍然穩如磐石。聯軍久攻不下,士氣也漸漸低落。最後,雙方締結和約,騎士團須要割地賠款。

格倫瓦德一役後,騎士團喪失大部分主將,元氣大傷,實力已大不如前。為了力挽狂瀾,騎士團僱用了大量傭兵,同時修建損毀城堡要塞,開支大增。除了應付國防開支外,騎士團還要償還波蘭立陶宛聯盟大額賠款,令其財政捉襟見肘。無計可施下,騎士團大幅增加領地稅項,大量苛捐雜稅令經濟衰退,各城鎮怨聲載道。

騎士們要遵守清規戒律,所以城堡不會到處皆金碧輝煌、畫楝雕樑。

1440年,包括但格斯克在內的數十個城鎮組成普魯士聯盟。1454年,聯盟與條頓騎士團決裂,同時求助於波蘭,得到後者應充出兵對抗騎士團,從而引發了十三年戰爭(Thirteen Years’ War)。1457年,歐洲首屈一指的馬爾堡城堡終於落入波蘭人手中。到了1466年,騎士團大勢已去,被迫和談。經談判後,格但斯克及波美拉尼亞等地區歸還波蘭,稱西普魯士或皇家普魯士(Royal Prussia)。騎士團保留原有普魯士地區,稱東普魯士,不過從此臣屬波蘭王國。波蘭奪回富庶的沿海地區後,成為中歐強權。1569年年,波蘭與立陶宛合併,成立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 Commonwealth),開始步入其黃金年代。另一邊廂,騎士團自此一蹶不振,更於16世紀末被逐出波羅的海地區,逐漸去政治化及軍事化。1929年,條頓騎士團成為了純宗教性質團體。

十三年戰爭結束後,馬爾堡城堡成為波蘭王室財產。18世紀,波蘭國力衰退,領土遭鄰國瓜分,城堡輾轉落入德意志手上。二次大戰期間,它一度成為戰場而慘遭嚴重損毀,戰後重歸波蘭。1959年又遭遇祝融之災。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修復,此座飽受歲月及戰火摧殘的巨大紅磚建築終於浴火重生。1997年,城堡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所有的刀光劍影乘風歸去,一切的恩怨情仇也隨水而去。

達文西與《抱銀貂的女子》

文藝復興(Renaissance)巨匠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傳世作品不多,約有15幅,其中女肖像畫僅得四幅。以知名度而言,首推《蒙娜麗莎》(Mona Lisa),其次就是《抱銀貂的女子》(Dama con l’ermellino,又譯《抱銀鼠的女子》)。此畫是他在米蘭期間的作品,於1489-1490年創作,當時作者大約37、38歲。

達文西出道於佛羅倫斯,未到而立之年就已經躋身一流畫家。當時佛羅倫斯被麥地奇家族(House of Medici)統治,家族掌舵人是羅倫佐·德·麥地奇(Lorenzo de’ Medici),人稱「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il Magnifico,有關羅倫佐生平請參閱《波提切利的維納斯》)。這位偉大的君主醉心於文化藝術。他在位期間,不惜投放大量資金興建大學及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他四處招攬人才,不少詩人、哲學家、藝術家皆成為麥地奇宅邸的座上客,為其效力,達文西也不例外。

達文西效力麥地奇家族期間似乎發展平平,相關文獻資料也乏善可陳。羅倫佐麾下人才輩出,達文西雖然是當中翹楚,不過在群星閃耀下,其光芒多少也被掩蓋。另一方面,羅倫佐似乎也走漏了眼。他曾重用波堤切利(Sandro Botticelli),後來也鋭意提拔初出茅廬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證明他眼光獨到,堪稱伯樂。羅倫佐也曾分配給達文西一些工作,不過對於後者而言,那些都是旁枝末節。他希望有更多機會能夠一展抱負,發揮所長。剛好這個時候,米蘭攝政慮多維科·史科沙(Ludovico Sforza)向達文西發出邀請(也可能是羅倫佐推薦),讓後者決定前赴米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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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身處克拉科夫,適逢博物館整修,《抱銀貂的女子》被轉移到克拉科夫國立博物館(Muzeum Narodowe w Krakowie)臨時展出。

當時意大利仍未統一,城邦國之間明爭暗鬥,圖謀稱霸,各方勢力廣納賢士。有識之士也到處尋覓明主,畢竟良禽須擇木而棲。固然,沒有人能夠保證米蘭會比佛羅倫斯好。達文西的心態好比現代的在職者,在公司發展未如理想,就掛冠而去,另覓新僱主。達文西向羅倫佐提出請辭,後者也想借這個機會向米蘭示好,以鞏固兩家關係。他便送給達文西這個順水人情,讓他請辭,擔任米蘭宮廷畫師及工程師。

文藝復興以前,畫家主要為教會工作,肖像畫裡的人物一般為聖經人物。文藝復興以降,以人為本的思想漸漸流行,畫家可以為凡人創作,個人肖像畫開始流行。《抱銀貂的女子》就是此歷史背景下的產物,畫中人叫切奇利婭·加勒蘭妮(Cecilia Gallerani),乃慮多維科的情人。據說該位米蘭攝政有多位情人,切奇利婭是最受寵愛的一位。該畫估計是達文西受慮多維科委托而畫。

切奇利婭才貌雙全、聰穎過人,她對文學、音樂、哲學有濃厚興趣,並經常與文化界人士舉行聚會,互相硏試不同課題。甚至乎有學者認為,她是歐洲文化沙龍的始創者。切奇利婭認識達文西後,知道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自然不會錯過此機會,常邀請後者出席其聚會。

切奇利婭的父親在米蘭官廷任職,因此她並非出身豪門世家或名門望族。也許是基於這一層原因,切奇利婭不能與愛人共諧連理。1491年,慮多維科迎聚了費拉拉公爵的女兒碧雅翠絲·德斯特(Beatrice d’Este),婚禮由達文西負責籌辦。

婚後,慮多維科仍然與切奇利婭繼續來往,更有了一男嬰。可惜,紙包不住火,慮多維科金屋藏嬌之事被妻子發現。切奇利婭被迫離開,翌年嫁給一位貴族,婚後育有四名兒女。

若干年後,《抱銀貂的女子》被波蘭貴族Adam Jerzy Czartoryski購入,收藏於其家族位於普瓦維(Puławy)的博物館。波蘭多次遭受戰火蹂躪,不少珍藏皆付之一炬,幸好該幅名畫大致保持完整。1878年,家族後人將博物館連同珍藏搬搬遷到克拉科夫(Kraków)至今。

當我身處克拉科夫,適逢博物館整修,《抱銀貂的女子》被轉移到克拉科夫國立博物館(Muzeum Narodowe w Krakowie)臨時展出。館方搭建了一間臨時展廳,甫踏入展廳乃一條走廊,走廊的間隔牆有詳細介紹,走廊盡頭往右轉是一間偌大房間,《抱銀貂的女子》便是在這房間內展出。房間的燈光全部集中在肖像畫上,其餘空間則漆黑一片,讓觀賞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切奇利婭及她懷中的貂鼠上。觀賞者不太多,進進出出最多十數人,與《蒙娜麗莎》前那人頭攢動的景況有天淵之別。我在畫前屏息凝視了大約十數分鐘,與畫中女子共度了一段短暫與溫柔的時光。

館方搭建了一間臨時展廳,甫踏入展廳乃一條走廊,走廊的間隔牆有詳細介紹,走廊盡頭往右轉是一間偌大房間,《抱銀貂的女子》便是在這房間內展出。

《抱銀貂的女子》長54公分,闊39公分,畫中切奇利婭那雪裡透紅的臉頰,瘦長的美人鼻子,加上那雙深邃的眼眸,顯得她端莊秀麗、雍容華貴。她的臉蛋向左轉,一雙明䀵瞧向遠處,可能正在召喚僕人,也說不定她聽到房間外傳來愛人的腳步聲。此番安排,不但突顯迷人的粉頸與微露的酥胸,更令作品增添生氣。

達文西涉獵甚廣,堪稱當代全才,他精通化學、數學、光學、工程學,也深入鉆研解剖學,對人體骨骼肌理有深入研究。畫中描繪切奇利婭那微屈的纖纖玉指,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絕。有趣的是,有藝術史學者認為伊人的手指顯得僵硬,她似乎有點緊張,與其淡然自若的神情南轅北轍。作者的用意,是否為了暗示女主人的愛情之路荊棘滿佈?

畫中切奇利婭那雪裡透紅的臉頰,瘦長的美人鼻子,加上那雙深邃的眼眸,顯得她端莊秀麗、雍容華貴。(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切奇利婭懷中抱著一隻銀貂。銀貂是米蘭公爵的徽號,女主人將它抱在懷中,暗示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銀貂也代表貞忠的意思,作者可能在讚揚切奇利婭的美德。另外,銀貂的古希臘語galee與其姓氏Galerani諧音。

數年前,專家利用先進儀器,發現背景原是深籃色,不知道是後世哪一位收藏家塗上一大片黑色。幸好,黑色背景沒有減弱伊人的古典韻味與優雅氣質。專家又發現,這張畫前後有三個版本,經達文西一改再改後才完成。最早的版本,切奇利婭懷裡沒有任何寵物。其後,作者在原畫上加了一隻貂鼠,身形較廋長,貂毛呈灰色。後來,他又再作出修捕,改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隻銀貂。

左上角有人寫上LA BELE FERONIERE. LEONARD DAWINCI.,此乃波蘭收藏家所為。(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細心的觀賞者會發現此畫的左上角曾被弄崩,經修補後裂痕依然清晰可見。另外,左上角有人寫上LA BELE FERONIERE. LEONARD DAWINCI.,此乃波蘭收藏家所為。收藏家誤認為畫中女子與達文西另一名作《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內的女主角為同一人。不過,這個觀點已經被大部分專家否定。

最後補充,在米蘭期間,達文西也完成另一巔峰之作《最後的晩餐》。這,又是另一故事了。

延伸閱讀:
蒙娜麗莎失竊事件簿
達文西與《最後的晚餐》

快樂的丹麥人

蒂沃利樂園(Tivoli Garden)位於哥本哈根最繁喧熱鬧的購物區,外圍是車水馬龍的大街,北歐最大的中央火車站也近在咫尺。與樂園一牆之隔的大街上,空氣中迴盪著充滿歡愉的尖叫聲,此番體驗,令初訪哥本哈根者嘖嘖稱奇。作為全球最快樂的城市之一,哥本哈根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2018年5月迎來丹麥王儲的50歲生日。為此,王室在該月21日舉辦一項名為Royal Run的跑步競賽,活動在哥本哈根等數個城市舉行,王儲及家眷也有參加,與民同樂。

當日我適逢其會,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Vesterbrogade大道上,目睹這項盛事。大道上,有形形色色的參加者,不分男女老幼,既有經驗豐富的職業跑手,更多的是純粹參與的市民。有不少人將國旗或氣球繫在衣領或腰間,也有人頭戴金色紙王冠,替活動添上歡愉氣氛。有不少父母更帶同兒女參與。孩子年幼跑不動怎麼辦?爸爸媽媽讓幼童安坐在嬰兒車內,父母一邊推著嬰兒車一邊跑!選手也不乏輪椅健兒,縱使雙腿不能使喚,他們用雙手滾動著輪椅輪子,堅強意志令人側目。更有一對選手,他們各自牽著繩子的一端,一左一右,右邊那位在稍前位置,牽著左邊的伙伴跑,原來後面伙伴是失明人士,前面的伙伴則負責領路。這條繩索牽著的不僅是該對搭擋,更是深厚的情誼。我又瞧見有十數位身穿整齊水手制服的年輕人,他們步伐一致,雄糾糾的跑姿,滿臉傲氣,一路跑,一路高聲呼喊口號,毫不吝嗇體力,令人莞爾。連寵物也有參與這項活動,有跑手攜同愛犬一起跑,狗主牽著繩索在前,狗隻緊隨其後,速度比起主人毫不遜色。

跑手經過Vesterbrogade大道時,引來市民夾道鼓掌、喝采。熱情的少女揮動國旗,為他們歡呼。我佇足面向蒂沃利樂園正門入口,入口前有一隊儀仗樂團奏樂,旁觀者也順著樂曲節拍,為選手拍掌打氣。距離我不遠處有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向經過的健兒伸出右手,不少健兒見狀,紛紛露出溫柔的微笑,稍稍彎一彎腰,與這女孩輕輕撃掌示意。

我佇足面向蒂沃利樂園正門入口,入口前有一隊儀仗樂團奏樂,旁觀者也順著樂曲節拍,為選手拍掌打氣。

這項Royal Run活動,與其說是一場跑步盛事,倒不如說是一場嘉年華會,令我初次體會何謂「丹麥式快樂」。

數百年年前,丹麥乃北歐強權,瑞典、挪威也曾為其屬國。不過,時移世易,瑞典率先脫離丹麥控制,並反客為主,成為其心腹之患。接著,普魯士、英國、法國等強鄰紛紛崛起,昔日的霸權腹背受敵。接踵而來的,便是連串的軍事失利、外交屈辱、割地賠款。國力不振,反而凝聚了全國上下,政府與國民有了共識,與其在外交場上逐鹿爭雄、報仇雪恨,不如結合有限的人力、物力,以謀求國民福祉及社會安定為治國方針。借用一位丹麥詩人的名言:「在外部所失去的,就從內部贏回來。」(丹麥語: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 英語譯:What is lost on the outside, shall be won on the inside) 經過多年的社會改革,丹麥成為世界最和諧安定的國家,其福利政策為世界稱羡,成就斐然。

自2012年起,聯合國每年都會發表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該報告計算出全球150多個國家地區人民的快樂指數,並作出排名。從2012到2018年丹麥已經是連續七年在該排行榜上名列三甲。

丹麥這個北歐小國家能夠成為最快樂的國家,其完善的公共福利政策居功至偉。

丹麥國民可以享有免費的門診、住院、手術保障。老人獲得政府發放的養老金,基本金額每月超過6000克朗,有需要人士更有額外補助。失業人士可以享有長達3年的失業保障,保障收入最高為失業前的9成薪水。不過,在這段期間,政府要確認領取保障者仍有積極地尋找工作,而當局也會根據當事人學歷、專長、工作經驗,為其尋找僱主。

對父母而言,丹麥是養育子女的天堂。小學、中學及大學學費是全免,報讀私校的學生也會得到政府津貼。孩子上幼稚園也可以得到75%學費的資助。丹麥的托兒機構也得到政府大幅資助,因此費用相當廉宜,婦女產後不久可以重回職場,無後顧之憂,此舉促進了兩性平等。丹麥的產婦享有4週的產前及14週產後假期。產後的14週,孩子的父親有兩週的假期。除此之外,孩子的父母還可以得到額外32週的假期,可以自由配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都會選出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與及最適合撫養孩子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Raising Kids),2018年丹麥在該兩份名單上皆名列第一。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為了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丹麥納稅人要繳交高昂的稅項。丹麥的個人稅項包括國家稅、地區稅、勞動稅,再加教會稅。

一般納稅人所繳交之稅率為個人收入42.5%,高收入者之稅率為51.5%,稅率之高讓人咋舌。別忘了還有消費增值稅、汽車稅、土地稅⋯⋯丹麥人每年究竟繳交了多少稅實在難以想像。不過,丹麥人似乎樂於履行交税責任,未有任何怨言,也鮮有政黨以減稅方案作為選舉政綱,因為選民也不會受落。丹麥國民信任政府,他們相信透過稅收,資源重新分配,改善貧富不均,創造一個均富的社會。基本上,大部分丹麥家庭均為中產,鮮有過度富有或貧窮者。大家都信任政府,低收入者沒有怨恨,不會挺而走險,破壞社會安寧。高收入者不會遭到仇視,不用擔心會遇劫或遭勒索。

除了信任政府外,人與人之間也互相信任。我未曾有機會親眼目睹,不過,不少網頁及書籍雜誌都曾提及,丹麥父母在餐廳用膳時,讓稚兒安坐在嬰兒車內,然後放心地將孩子連車留在門口外,讓其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他們肯定很信任自己的社區,也信任周遭的路人,不會起歹念,拐走孩子。

曾旅居丹麥的英國作家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有《HYGGE! 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The Year of Living Danishly)一書,分享她在該國的所見所聞。書裡有一件趣事:某天作者有一位朋友發現銀行戶口的積蓄不翼而飛,銀行客戶經理艾倫去了度假。朋友將這件事告訴老爸卻發現積蓄原來轉移父親戶口裡。事情是這樣的:原來艾倫同為父子二人的客戶經理。某天,艾倫向老爸推薦一個新型的高息戶口,老爸覺得不錯,便吩咐艾倫將兒子戶口的資金也轉賬到自己戶口,賺取高息。艾倫沒有得到兒子允許下就照辦了,事後忘了通知後者然後就去了度假,因此才有以上誤會。整件事雖然匪夷所思,卻反映丹麥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彼此之間的信任能夠減少猜疑,也可免除焦慮,增加安全感,人也自然生活得輕鬆。

阿馬林堡宮沒有任何高牆欄杆,宮門前僅有一名警衛,幾近毫無設防。

相比其他國家,丹麥的王室成員也生活得更輕鬆自在,國民與王室存在著某種默契,在平常的日子,民眾盡量不去打擾王室成員的日常生活,讓他們有一定的私人空間。似乎王室也非常信任國民。女王的王宮阿馬林堡宮(Amalienborg)沒有任何高牆欄杆,宮門前僅有一名警衛,幾近毫無設防。丹麥王妃每天會騎自行車接送孩子上學下課,身邊沒有任何隨從護衞。她也會輕裝簡便在市集購物,與一般家庭主婦無異。市民看見王妃也不會大驚小怪,更不會凑前去圍觀拍照,以免造成滋擾。

丹麥的快樂似乎也與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息息相關。以有關自行車的為例,政府為了鼓勵民眾用自行車代步,幾乎所有大街都劃分獨立的自行車道,在禁止車輛的巷子內,自行車可以自由進出,城市內到處都設有自行車停泊處,所有電車、地下鐵、火車內皆有寛敞的空間可以容納自行車。自行車的車票價格相當於小童車票,頗為便宜。在隆冬大雪的日子,鏟雪工人也會率先處理自行車道的積雪,讓自行車通行無阻。在丹麥,每輛計程車車尾都有特別支架,可以同時運載兩架自行車,假如下班後遇上惡劣天氣或酒後酩酊大醉不欲騎自行車的話也不用擔心。

據我在哥本哈根的觀察,在市中心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自行車與汽車數目參半,騎車者有西裝革履的上班族,盛裝打扮的淑女,也有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少女。自行車早已融入丹麥的生活文化。市政府將港口一帶改建為優美的公共空間,延綿不斷的海濱走廊沒有任何建築物遮擋視線,景色一覽無遺,自行車也可通行無阻。偶爾也可以停下,歇一歇在河邊散步、看書、曬太陽、喝酒、聊天。據統計,該市約有4成人口每天以自行車代步。這樣不僅可以節約能源、減省日常開支、舒緩交通阻塞,更可以舒展身心。在亞洲不少大城市,轎車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不過,在哥本哈根,不論是企業老闆、專業人士、速遞員、藍領工人、主婦、學生、老人,都是自行車一族,連國會議員也騎自行車上班。不分年齡、性別、階級的自行車文化,展現社會的平等。

在市中心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自行車與汽車數目參半,騎車者有西裝革履的上班族,盛裝打扮的淑女,也有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少女。

當然,丹麥並非完美的國度。這個國家酗酒者、吸煙者眾,癌症發病率高舉不下,國民服用抗抑鬱藥劑量亦持續攀升。但丹麥人教曉我們如何追求簡單而幸福的生活,並創造一個開放、平等、寛容的社會。丹麥人讓我們領悟到,快樂並非源於實現夢想,而是珍惜現在擁有。

參考書目:
海倫‧羅素著。羅亞琪譯。《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台北:地平線文化,2018。

維京風雲

羅斯基勒(Roskilde)乃丹麥的千年古都,距離首都哥本哈根約50分鐘車程。市內的哥德式紅磚教堂Roskilde Domkirke,為歷代丹麥王室成員的長眠之地,1995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不過,以下要介紹的是位於海邊的羅斯基勒維京船博物館。上世紀50年代末,有潛水人員在離岸不遠的水域發現數艘破爛的木船殘骸,經專家考證,確認為維京時代的維京長船,大約在1060-1080年之間所造。原來當年羅斯基勒乃維京時代(Viking Age)貿易重鎮,為了防衛需求,維京士兵在水淺處鑿沉了五艘長船,作為水中屏障,以阻擋敵船登陸。1962年,這五艘沉睡多年的長船終於出土,經文物專家重新拼砌嵌合並塗上防腐漆後於1969年在博物館公開展出。

由於長年與船為伴、與海為伍,維京人不但精通水性,更長於造船。

維京人(Vikings)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Scandinavia)的部落,大概在8世紀末崛起,他們乃今日丹麥人、瑞典人及挪威人的祖先。維京人活躍於歐洲沿海地區近三百年,他們是冒險家、航海員、戰士、強盜、商人、漁民、雇兵、殖民者、開墾者、拓荒者。他們縱橫四海、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有關這群海上鬥士的傳說及故事,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關於維京Viking一詞的來源及定義眾說紛紜。根據古諾斯語(Norse,古北歐語的一種),Vík是小海灣的意思,而挪威東南方有一處叫Víkin的地區,Víking可能指來自某小海灣或來自Víkin的人。有人認為viking源自古英語wicing,意思是「從海上而來的入侵者」。也有人指出wic是帳篷,那麼wicing則形容維京人的生活習慣。

中世紀時期,斯堪地維尼亞地區出現大大小小的部落國家,當時國與國之間未仍有清晰的國界。該地位處歐洲西北一隅,終年溫度較低,冬天嚴寒且晝短夜長,土地貧瘠,不大適合種植小麥或飼養牲畜,生活條件非常嚴苛。幸好,由於接近北極圈,該帶有不少馴鹿、狐狸、貂熊,加上北海(North Sea)及波羅的海(Baltic Sea)一帶魚產豐盛,維京人不僅可以靠打獵捕魚取得生活所需,也可以將所得魚獲、獸皮、鹿角出口到歐洲其他地區,以換取其他物資。因此,不少維京成為商人。

北國的漫天冰雪及澟洌北風鑄造了維京人鋼鐵一般的強悍意志,那懸崖峭壁及礁岩嶙峋雕琢出他們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個性。維京人不滿於現狀,他們嚮住探險,追求財富榮譽,推崇勇士,更崇拜唱吟詩人所歌頌的英雄人物。

由於長年與船為伴、與海為伍,維京人不但精通水性,更長於造船。維京船博物館所展出的五艘維京長船中,戰船及商船各佔兩艘,另加一艘魚船。維京長船丹麥語為langskib,即英語的longship,意思毋須贅言。其中的2號船為一艘戰船,乃現存最長的維京船長之人,長約30米,闊3.8米,吃水約1米,可容納65至70名船員。

其中的2號船為一艘戰船,乃現存最長的維京船長之人,長約30米,闊3.8米,吃水約1米,可容納65至70名船員。

滄海桑田,這五艘出土的長船早已殘缺不存,不過對於後人研究維京人的生活習性、活動範圍及軍事戰術乃可略窺一斑。維京長船窄而長,沒有甲板,似簡陋不堪的長木伐插上桅桿及掛上桅帆。在虎嘯龍吟的茫茫大海中在航行,船員唯一可做的,便是穿著獸皮大衣,蜷縮在簡陋的帳篷內取暖,可以想像,凍死者及被海浪吞噬者肯定不計其數。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維京長船也有不少好處。此類長船成本低,易於建造,又便於掌舵,而且船速快,輕巧靈活,非常適合維京人擅長的遊擊戰術。長船可在淺灘登陸,而且容易搬運,可以抬起並藏在樹叢裏,方便施展突襲。每次維京人在陸地掠奪一番後,船員迅速將戰利品搬上船,然後縱身一躍便輕易登上長船便逃之夭夭,被却者也只能望「海」輕嘆。

作為海上霸主,維京人當然深諳航海之道。雖然沒有指南針,他們依靠夜間星象、太陽位置、候鳥遷徙路線、飄浮在海面的植物與海水顔色,甚至海水鹹淡度,在浩瀚大海辨認方向。

船成本低,易於建造,又便於掌舵,而且船速快,輕巧靈活,非常適合維京人擅長的遊擊戰術。

公元789年,西方歷史第一次出現有關維京人的記戴。根據《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該年他們登陸英國南方的波特蘭島(Isle of Portland)。國王的官員將這群不速之客誤認作商人,向他們提出徵收稅項,結果糊裡糊塗地被殺。793年,他們又將東面林迪斯法恩(Holy Island)的修道院洗却一空。

甫開始時,維京人以修道院為搶掠目標。修道院內的聖匱、器皿、祭壇都是價值連城之物,而且修道院也藏有不少民眾捐贈。後來,他們懂得搶刧城鎮,因為中世紀的城鎮乃貿易中心,附近的教堂及民居自然囤積不少財富。維京人神出鬼沒,他們利用其長船在淺灘處登陸,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殺入城鎮,如入無人之境,洗刧一番後離去。待救援部隊趕至現場,城鎮早已人去樓空。除了財富外,城鎮的居民也被一拼攎走,有身份地位者可以贖金贖回,至於其他平民百姓就在奴隸市場上販賣出售。歐洲各地的君主不勝其煩,紛紛以保護費換取邊界安寧。保護費雖不能換取長治久安,總也獲得短暫和平。由於當年維京人普遍被稱作丹麥人(Danes),其保護費又稱丹麥錢(Danegeld)。

在戰術層面而言,維京人與中國古代的北方外族有異曲同工之處,後者南下中原皇朝,也是倏忽展開突襲,仿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他們將目標搶掠一空後又迅速逃到荒漠草原,神出鬼沒,無跡可尋,皇帝也拿他們沒轍。

日子久了,維京人羽翼漸豐,他們蒐集了各地山川地勢、風土民情及兵力部署的情報,更累積不少作戰經驗。他們的侵略從沿海城鎮深入至內陸地區,其目的也從短暫掠奪改為割地稱王。今天的英格蘭、愛爾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西西里、突尼西亞、諾曼第都曾經成為維京人的領土。「諾曼第」(Normandy)一詞原義就是「來自北方的人」(North men),所指的就是維京人。另外,有一支源自瑞典的維京人稱為羅斯人(Rus’),他們跨越波羅的海南遷,後來在基輔(Kiev)建立自己的強國。由於維京人威名遠播,有部分人被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聘請為僱傭兵。

並非所有維京人都是單純的侵略者或強盜。有一批維京人從挪威往西探險,先後發現了冰島(Iceland)及格陵蘭(Greenland)並定居下來,後來該支維京人再往西移,到達了今天加拿大東岸,成為最早到達美洲新大陸的歐洲人,比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早了數百年。據說,維京人原本計劃將加拿大發展成殖民地,後來與當地原住民發生武裝沖突而擱置,否則人類歷史也會改寫。此外,更有不少維京人成為商人,其蹤跡遠至今日的巴格達。

大約11世紀中葉,維京文化開始沒落,其部落文化逐漸被歐洲大陸的農耕文化所取替,情況如同中國的北方外族征服了中原,但日子久了,原本在他們血脉流淌的草原文化被南方的漢族文化所融合、同化,最後更被馴化了。維京的統治者仿效歐洲各地,建立了封建制度,實施土地分封,人與土地建立長久關係,部落文化逐漸沒落。另外,基於政治原因,統治者領頭改信基督教,他們便停止侵略鄰近基督教國家。畢竟大家同為基督徒,同室操戈的話在道義上是很難站得住腳。斯堪地維尼亞地區技術躍進,生產力提升,加上貿易頻繁,物質條件改善,當地人民也不用再四處搶掠。畢竟,追求優質的生活是人類天性。既然代價大、風險高,潛在回報也不太豐厚,沒有太多人願意過著刀光劍影、風餐露宿的生活。

維京人對後世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法律的英語law是從諾斯語的lag衍生,大概是指已經確定及不容改變的事情。現代陪審員制度也是由維京人引進英國,然後再由英國人發揚光大。

維京的女人獨立而剛強,絲毫不讓鬚眉。婦女不僅料理家務、照料孩子、醃製食物、釀酒,由於男人長期在外,她們也是優秀的工匠,懂得建造房屋及倉庫,更懂得狩獵及保衛家園。在維京人社會,一位結婚超過二十年的婦女不僅可以提出離婚,更有權分得一半財產。假如丈夫離世,遺孀有權繼承遺產。維京人尊重女性的傳統似乎也一路承傳下去。北歐國家很早便給予女性投票權。時至今日,北歐國家的兩性平等政策受到國際推崇。北歐女性的侍遇比其他地方更好。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一份調查發現,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頭五席依次為丹麥、瑞典、挪威、荷蘭、芬蘭,五席中北歐諸國就佔了其四。

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名作《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就是取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的神話故事。

藍牙(Bluetooth)乃近年所流行的無線電通訊技術。其名稱與一位維京國王哈拉爾(Harald Blåtand Gormsen)有關,這位國王的綽號正是藍牙(Bluetooth)。

維京時代早已成為縷縷輕煙,但維京人的事跡依然在浩瀚無際的歷史星空下熠熠生輝。

參考資料:
拉爾斯·布朗沃思著。黃芳田譯。《維京傳奇:來自海上的戰狼》,台北:馬可孛羅,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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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