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丹麥人

蒂沃利樂園(Tivoli Garden)位於哥本哈根最繁喧熱鬧的購物區,外圍是車水馬龍的大街,北歐最大的中央火車站也近在咫尺。與樂園一牆之隔的大街上,空氣中迴盪著充滿歡愉的尖叫聲,此番體驗,令初訪哥本哈根者嘖嘖稱奇。作為全球最快樂的城市之一,哥本哈根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2018年5月迎來丹麥王儲的50歲生日。為此,王室在該月21日舉辦一項名為Royal Run的跑步競賽,活動在哥本哈根等數個城市舉行,王儲及家眷也有參加,與民同樂。

當日我適逢其會,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Vesterbrogade大道上,目睹這項盛事。大道上,有形形色色的參加者,不分男女老幼,既有經驗豐富的職業跑手,更多的是純粹參與的市民。有不少人將國旗或氣球繫在衣領或腰間,也有人頭戴金色紙王冠,替活動添上歡愉氣氛。有不少父母更帶同兒女參與。孩子年幼跑不動怎麼辦?爸爸媽媽讓幼童安坐在嬰兒車內,父母一邊推著嬰兒車一邊跑!選手也不乏輪椅健兒,縱使雙腿不能使喚,他們用雙手滾動著輪椅輪子,堅強意志令人側目。更有一對選手,他們各自牽著繩子的一端,一左一右,右邊那位在稍前位置,牽著左邊的伙伴跑,原來後面伙伴是失明人士,前面的伙伴則負責領路。這條繩索牽著的不僅是該對搭擋,更是深厚的情誼。我又瞧見有十數位身穿整齊水手制服的年輕人,他們步伐一致,雄糾糾的跑姿,滿臉傲氣,一路跑,一路高聲呼喊口號,毫不吝嗇體力,令人莞爾。連寵物也有參與這項活動,有跑手攜同愛犬一起跑,狗主牽著繩索在前,狗隻緊隨其後,速度比起主人毫不遜色。

跑手經過Vesterbrogade大道時,引來市民夾道鼓掌、喝采。熱情的少女揮動國旗,為他們歡呼。我佇足面向蒂沃利樂園正門入口,入口前有一隊儀仗樂團奏樂,旁觀者也順著樂曲節拍,為選手拍掌打氣。距離我不遠處有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向經過的健兒伸出右手,不少健兒見狀,紛紛露出溫柔的微笑,稍稍彎一彎腰,與這女孩輕輕撃掌示意。

這項Royal Run活動,與其說是一場跑步盛事,倒不如說是一場嘉年華會,令我初次體會何謂「丹麥式快樂」。

數百年年前,丹麥乃北歐強權,瑞典、挪威也曾為其屬國。不過,時移世易,瑞典率先脫離丹麥控制,並反客為主,成為其心腹之患。接著,普魯士、英國、法國等強鄰紛紛崛起,昔日的霸權腹背受敵。接踵而來的,便是連串的軍事失利、外交屈辱、割地賠款。國力不振,反而凝聚了全國上下,政府與國民有了共識,與其在外交場上逐鹿爭雄、報仇雪恨,不如結合有限的人力、物力,以謀求國民福祉及社會安定為治國方針。借用一位丹麥詩人的名言:「在外部所失去的,就從內部贏回來。」(丹麥語: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 英語譯:What is lost on the outside, shall be won on the inside) 經過多年的社會改革,丹麥成為世界最和諧安定的國家,其福利政策為世界稱羡,成就斐然。

自2012年起,聯合國每年都會發表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該報告計算出全球150多個國家地區人民的快樂指數,並作出排名。從2012到2018年丹麥已經是連續七年在該排行榜上名列三甲。

丹麥這個北歐小國家能夠成為最快樂的國家,其完善的公共福利政策居功至偉。

丹麥國民可以享有免費的門診、住院、手術保障。老人獲得政府發放的養老金,基本金額每月超過6000克朗,有需要人士更有額外補助。失業人士可以享有長達3年的失業保障,保障收入最高為失業前的9成薪水。不過,在這段期間,政府要確認領取保障者仍有積極地尋找工作,而當局也會根據當事人學歷、專長、工作經驗,為其尋找僱主。

對父母而言,丹麥是養育子女的天堂。小學、中學及大學學費是全免,報讀私校的學生也會得到政府津貼。孩子上幼稚園也可以得到75%學費的資助。丹麥的托兒機構也得到政府大幅資助,因此費用相當廉宜,婦女產後不久可以重回職場,無後顧之憂,此舉促進了兩性平等。丹麥的產婦享有4週的產前及14週產後假期。產後的14週,孩子的父親有兩週的假期。除此之外,孩子的父母還可以得到額外32週的假期,可以自由配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都會選出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與及最適合撫養孩子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Raising Kids),2018年丹麥在該兩份名單上皆名列第一。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為了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丹麥納稅人要繳交高昂的稅項。丹麥的個人稅項包括國家稅、地區稅、勞動稅,再加教會稅。

一般納稅人所繳交之稅率為個人收入42.5%,高收入者之稅率為51.5%,稅率之高讓人咋舌。別忘了還有消費增值稅、汽車稅、土地稅⋯⋯丹麥人每年究竟繳交了多少稅實在難以想像。不過,丹麥人似乎樂於履行交税責任,未有任何怨言,也鮮有政黨以減稅方案作為選舉政綱,因為選民也不會受落。丹麥國民信任政府,他們相信透過稅收,資源重新分配,改善貧富不均,創造一個均富的社會。基本上,大部分丹麥家庭均為中產,鮮有過度富有或貧窮者。大家都信任政府,低收入者沒有怨恨,不會挺而走險,破壞社會安寧。高收入者不會遭到仇視,不用擔心會遇劫或遭勒索。

除了信任政府外,人與人之間也互相信任。我未曾有機會親眼目睹,不過,不少網頁及書籍雜誌都曾提及,丹麥父母在餐廳用膳時,讓稚兒安坐在嬰兒車內,然後放心地將孩子連車留在門口外,讓其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他們肯定很信任自己的社區,也信任周遭的路人,不會起歹念,拐走孩子。

曾旅居丹麥的英國作家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有《HYGGE! 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The Year of Living Danishly)一書,分享她在該國的所見所聞。書裡有一件趣事:某天作者有一位朋友發現銀行戶口的積蓄不翼而飛,銀行客戶經理艾倫去了度假。朋友將這件事告訴老爸卻發現積蓄原來轉移父親戶口裡。事情是這樣的:原來艾倫同為父子二人的客戶經理。某天,艾倫向老爸推薦一個新型的高息戶口,老爸覺得不錯,便吩咐艾倫將兒子戶口的資金也轉賬到自己戶口,賺取高息。艾倫沒有得到兒子允許下就照辦了,事後忘了通知後者然後就去了度假,因此才有以上誤會。整件事雖然匪夷所思,卻反映丹麥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彼此之間的信任能夠減少猜疑,也可免除焦慮,增加安全感,人也自然生活得輕鬆。

相比其他國家,丹麥的王室成員也生活得更輕鬆自在,國民與王室存在著某種默契,在平常的日子,民眾盡量不去打擾王室成員的日常生活,讓他們有一定的私人空間。似乎王室也非常信任國民。女王的王宮阿馬林堡宮(Amalienborg)沒有任何高牆欄杆,宮門前僅有一名警衛,幾近毫無設防。丹麥王妃每天會騎自行車接送孩子上學下課,身邊沒有任何隨從護衞。她也會輕裝簡便在市集購物,與一般家庭主婦無異。市民看見王妃也不會大驚小怪,更不會凑前去圍觀拍照,以免造成滋擾。

丹麥的快樂似乎也與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息息相關。以有關自行車的為例,政府為了鼓勵民眾用自行車代步,幾乎所有大街都劃分獨立的自行車道,在禁止車輛的巷子內,自行車可以自由進出,城市內到處都設有自行車停泊處,所有電車、地下鐵、火車內皆有寛敞的空間可以容納自行車。自行車的車票價格相當於小童車票,頗為便宜。在隆冬大雪的日子,鏟雪工人也會率先處理自行車道的積雪,讓自行車通行無阻。在丹麥,每輛計程車車尾都有特別支架,可以同時運載兩架自行車,假如下班後遇上惡劣天氣或酒後酩酊大醉不欲騎自行車的話也不用擔心。

據我在哥本哈根的觀察,在市中心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自行車與汽車數目參半,騎車者有西裝革履的上班族,盛裝打扮的淑女,也有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少女。自行車早已融入丹麥的生活文化。市政府將港口一帶改建為優美的公共空間,延綿不斷的海濱走廊沒有任何建築物遮擋視線,景色一覽無遺,自行車也可通行無阻。偶爾也可以停下,歇一歇在河邊散步、看書、曬太陽、喝酒、聊天。據統計,該市約有4成人口每天以自行車代步。這樣不僅可以節約能源、減省日常開支、舒緩交通阻塞,更可以舒展身心。在亞洲不少大城市,轎車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不過,在哥本哈根,不論是企業老闆、專業人士、速遞員、藍領工人、主婦、學生、老人,都是自行車一族,連國會議員也騎自行車上班。不分年齡、性別、階級的自行車文化,展現社會的平等。

當然,丹麥並非完美的國度。這個國家酗酒者、吸煙者眾,癌症發病率高舉不下,國民服用抗抑鬱藥劑量亦持續攀升。但丹麥人教曉我們如何追求簡單而幸福的生活,並創造一個開放、平等、寛容的社會。丹麥人讓我們領悟到,快樂並非源於實現夢想,而是珍惜現在擁有。

參考書目:
海倫‧羅素著。羅亞琪譯。《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台北:地平線文化,2018。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是世界上最著名博物館之一,每天皆川流不息、門庭若市。這楝建築由麥地奇家族出資興建,原本用作辦公大樓,uffizi和英語office意思接近,指辦公室。家族後人將整楝大樓連同大量美術品捐贈市政府,後來成為今天的美術館。館內所藏的文藝復興繪畫,無論質量或數量上,堪稱世界數一數二。

烏菲茲美術館眾多藏品中,最受屬目應數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名作,尢其是他的《春》(La Primavera)與及《維納斯的誕生》(La nascita di Venere)。

波提切利原名亞歷桑德羅·菲利佩皮(Alessandro Filipep),Botticelli是綽號,乃小桶的意思。波提切利的父親是一名皮革匠,但他卻無意繼承父親衣缽。他曾經為一名金匠,後來追隨委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學習繪畫,與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為同門師兄弟,比對方年長7歲。

波提切利出道之時,佛羅倫斯正接受文藝復興的洗滌,對這位天才畫家而言,可謂適逢其會,如魚得水。麥迪奇家族就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藝術運動的旗手。當時,家族的掌舵人是羅倫佐·德·麥第奇(Lorenzo de’ Medici),人稱「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il Magnifico)。羅倫佐祖父是上一篇文章所提及的科西莫··麥第奇(Cosimo de’ Medici)。在科西莫的領導下,麥迪奇家族族攀上權力的高峰。到了羅倫佐掌權之時,麥第奇王朝正值頂峰時刻。他是一個兼具政治家魄力及詩人氣質的領袖,尤其醉心於文化及藝術。有了祖父輩及父輩的庇蔭,他有充裕的時間、金錢和權力去追求他的夢想,帶領佛羅倫斯邁入文藝復興的黃金時期。

羅倫佐在位期間,不惜一擲千金興建大量文化建設,包括大學及圖書館。他熱愛建築、哲學、繪畫、雕塑、詩歌,藝術鑑賞力高,也寫得一手好詩。他積極推廣及推動新拍拉圖主義,常與詩人研討詩歌,與哲學家辯論哲學命題。幾乎所有知名學者及文化界人士皆成為麥迪奇宅邸座上客,部分人更被聘請成為家族的私人教師。羅倫佐更加在自己的豪宅開辦雕塑學院,栽培人才,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就曾經是該學院的學徒。

羅倫佐同時也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政治領袖。當時的義大利半島,分裂成十數個國家,有點兒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這十數個國家,各懷鬼胎,各有盤算,既合縱,又連環,今天歃血為,明天盟兵戎相見。某一年,以教宗與那不勒斯為首的聯盟進攻佛羅倫斯,對後者不利。他前往敵方陣營談判,其膽識與謀略令對方大表折服。羅倫佐成功簽署和約,為佛羅倫斯帶來和平,他也贏得國內外聲望。

波提切利可能透過老師委羅基奧的關係,認識了他將來的贊助者及主顧──麥地奇家族。他又因此認識了不少文化交人士。在耳濡目染下,視野眼光更擴闊、技巧手法更純熟、觸角審美觀得到薰陶,人生觀及宇宙觀得以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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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1475年,在一名商人的委托下,波提切利創作了《三博士來朝》(Adorazione dei Magi),令他聲名大操。畫中所有人物,幾乎全是麥地奇家族的骨幹成員。委托人並非來家族一員,他求畫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炫耀自己和他們的關係,也可能是為了拍馬屁。畫中央左側,跪下迎接聖嬰的老翁就是羅倫佐的祖父科西莫,中央下方身穿紅斗篷是科西莫的兒子,羅倫佐的父親,「痛風者」皮耶羅·德·麥地奇(Piero de’ Medici)。他一生受頑疾所苦,成就較前二者失色。畫中右方面朝觀眾者就是畫家本人。

接著就要簡單介紹《春》與及《維納斯的誕生》這兩幅烏菲茲的鎮館之寶。前者於1482年為麥地奇家族創作。站在畫面中央的是女神維納斯(Venus),上方的調皮男童是她兒子愛神邱比特(Cupid)。畫面左方是墨丘利(Mercury),是宇宙之神宙斯(Zeus)的信使,因此手握權杖。他旁邊的三名女神乃維納斯的隨從。畫面右手邊是西風之神兹德弗洛斯(Zephyrus) ,旁邊一臉驚恐瞧著他的是克洛莉絲(Chloris)。據說,兹德弗洛斯強佔了克洛莉絲,後來他愛上了她,並為自己的所為而懊悔,於是讓後者成為花神(Flora)。那位身穿一襲輕紗的女士就是花神,輕紗上的鮮花圖案暗示了其身份。此畫是橘子樹為背景,在羅馬時代橘子乃婚姻的象徵,有人認為此畫以描述婚姻為主題。值得一提的是畫下方的植物據說畫家總共畫了數百株植物,品種高達4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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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維納斯的誕生》創作於1485年,一般認為委托人來自是麥地奇家族,近年有專家提出異議。受到新柏拉圖主義影響,波提切利是最早繪畫祼體像的畫家之一,佇立在畫中央的維納絲,洋溢著古典美。她髮絲如娟,霧鬢雲鬟,婀娜多姿,頸部稍為長,身體呈流線型,畫家刻意偏離寫實。她剛來到世上,一臉茫然若失的樣子,少女情懷總是詩,份外撩人心弦。左邊的是西風之神兹德弗洛斯,他抱著愛人花神的纖腰,吹起一陣風,將維納斯送到岸邊。季節女神荷賴(Horae)正在岸邊迎接,準備為她披上一襲粉紅長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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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ikipedia

據說此兩幅名畫的模特兒是來自熱那亞西蒙內塔(Simonetta Cattaneo Vespucci)。她是傾國傾城的大美人,後來成為韋斯普奇家的媳婦。韋斯普奇是名門望族,也是波提切利的贊助者。傳說西蒙內塔愛上了羅倫佐的二弟,朱利亞諾·德·麥地奇(Giuliano de’ Medici)。朱利亞諾乃城中有名的「高富帥」,他貌似潘安,情如宋玉。西蒙內塔和他本是一對璧人,惜女方已婚,二人唯有發展地下情。可惜紅顔薄命,1476年,西蒙內塔因病而香消玉殞,年僅22歲。

無巧不成書,兩年後,朱利亞諾也死於非命。1478年復活節,羅倫佐兄弟二人在參加禮拜時,遭遇刺客行刺,羅倫佐負傷而逃,朱利亞諾身中19刀命喪黃泉。事件主謀為麥地奇死對頭帕齊(Pazzi)家族,稱為「帕齊陰謀」(Pazzi Conspiracy),數名主謀者及行刺者被處決。當年羅倫佐邀請波提切利為事件創作壁畫,可惜已隨著時光灰飛煙滅。

羅倫佐晚年似乎有點玩物喪志,不思進取。他留下了一個金玉其外的爛攤子給予後人,家族面臨外憂內患,首先是家族銀行業務出現虧損,周轉困難,政局也暗藏洶湧,波雲詭調,國內朝野傾軋,國外強敵覬覦。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居然在佛羅倫斯得到驗證。1494年,羅倫佐逝世僅兩年,麥地奇王朝便被推翻,取而代之是一位名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的傳教士。他這個人能言善辯,說話富感染力。他提倡禁慾主義,反對一切享樂,也反對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精神。他譴責麥地奇家族奢侈糜爛,導致貧富懸殊,後來連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也被他大肆抨擊。(題外話,在之前的文章我也曾提及這位教宗,15世紀末葉,西班牙和萄葡牙兩國為了瓜分世界而簽署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就是由亞歷山大六世牽頭的,詳情請看《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他掌權後以律法強迫老百姓嚴守清規戒律,禁止賭博、喝酒和一切娛樂。他又在市中心燃起一把大火,命名為「虛榮之火」,並下令道,除了生活必需品與及宗教用品外,其餘物品例如化妝品、古典書籍、樂器、飾物必須燒毀。薩佛納羅拉的倒行逆施,招致天怒人怨。佛羅倫斯的市民忍無可忍,最後把他推翻並公開處決。革命者最後又被人革了命。

波提切利也迷上了薩佛納羅拉的論述,他竟然也把多幅作品,扔入那把「虛榮之火」,那些曠世之作,化作熊熊火焰。據說,他晚年貧病交迫,最後鬱鬱而終。

1512年,麥地奇家族奪回佛羅倫斯的統治權,可惜佛羅倫斯的輝煌盛世已一去不回,俱往矣,文藝復興的主要舞台,亦從佛羅倫斯移往羅馬。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參考書目:
Deimling, Barbara. Sandro Botticelli. Cologne: Taschen, 2000.
Cesati著,張正穎譯。《梅迪奇家族:一段歐洲王朝史》,佛羅倫斯:Mandragora,2012。

《麥地奇家族春秋》系列文章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奧地利中西部古城薩爾斯堡德語為Salzburg,salz 和 burg 分別是鹽及堡壘的意思。中世紀時期,薩爾斯堡主宰了附近地區的鹽業而盛極一時。蜿蜒嫵媚的薩爾茲河(Salzach)伴隨著悠悠時光緩緩流淌,掠過薩爾斯堡時向其輕輕揮手。薩爾斯堡舊城區在河的南邊。舊城內,迂迴曲折的大街小巷古意盎然,兩旁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乃歷史遺留下來的瑰寶。巧奪天工、瑰麗堂皇的蕯爾斯堡主教堂是我最愛的教堂之一,它曾在戰爭中遭炸毀,現已重建。以白色為主調的教堂外觀象徵了聖靈的高貴、純潔、無瑕。音樂神童莫札特也是在這處領洗。

1765年1月,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在蕯爾斯堡出生,其出生地位於古城區格特萊第街(又稱糧食胡同) Getreidegasse 9號,乃一楝黃澄澄,樓高5層的建築。莫札特一家住在三樓,現已成為莫札特博物館。每天,博物館樓下黑壓壓的站滿了遊客,神童故居成為他們拍照留念或在社交媒體上「打卡」之地。

薩爾斯堡市內,以莫札特為名的商品琳瑯滿目、鋪天蓋地,還有以他命名的商店、咖啡店、餐廳、樂團、音樂學校、音樂節,連機場也稱Salzburg (W. A. Mozart) Airport,形容薩爾斯堡「遍地莫札特」也不為過。不過,莫札特似乎對薩爾斯堡沒有甚麼依戀,自從他25歲前赴維也納謀生後便幾乎沒有返鄕。事實上,當年他在薩爾斯堡渡過了一段鬱鬱不得志的時光。假若他知悉自己竟成了故鄕的標誌性人物的話一定會哭笑不得。

莫札特是老么,他父母共生了7個孩子。不過,只他和姐姐瑪利亞·安娜·莫札特(Maria Anna Mozart)最終長大成人,因此二人感情也特別要好。父親李奧波德·莫札特(Leopald Mozart)乃薩爾斯堡大主教教廷樂隊的小提琴手,後來晉升為作曲家及副團長,在歐洲也薄有名氣。得到父親遺傳,莫札特姐弟自幼便展露過人的音樂天賦,二人童年便到處巡迴演出。可惜,在父權思想所支配的傳統封建社會,姐姐只能成為社會制度鑄模下的產物,最後嫁為人婦,平凡一生,未能成為音樂家而留芳後世。是福?非福?這就無人知曉了。

眾所皆知,莫札特自幼便被公認為音樂奇才,3歲能記音律,5歲學習大鍵琴,6歲作曲。他的童年軼事令人津津樂道。某天,莫札特在維也納熊布倫宮御前獻奏,他在琴鍵被絨布所覆蓋下,仍然能夠輕鬆演奏,這「蓋布彈琴」的技藝竟毫無誤差,技驚四座。還有一次,首次會見約翰·克里斯蒂安·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音樂之父巴哈的兒子),對方將他抱在膝上,二人輪流彈奏,巴哈先彈一段,莫札特彈另一段,然後又到巴哈,如此這般。據說,二人的合作妙到毫巔,乍聽之下,還以為是一人在自個兒彈奏!

古語有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年幼時的過人天賦必非是將來成功的保證,此類例子如同汗牛充棟。在莫札特短短35年人生中,能夠在音樂史上綻放璀燦光芒,除了歸功其天賦才華及後天努力外,更重要是父母的栽培,尤其是父親。

古今中外,無數名人的成功離不開父母的循循善誘、諄諄教悔。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自幼充滿好奇心,凡事尋根究底。童年時,他忽發奇想:既然母雞可以孵蛋,那人是否可以依樣葫蘆?於是便找了一隻蛋,自己坐上去。老師知道後把他臭罵一頓。不過,母親非但沒有責怪愛迪生,反而毅然讓他退學,親自教導兒子,並在家中騰出空間,作為兒子的實驗室,鼓勵他去探索追求知識。這位慈母改變了他的一生。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父親是一名事務官,曾周遊列國。老歌德除了用心培養兒子讀書學習,還希望他有廣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歌德年幼時,老歌德一有機會便帶他去郊外遊玩,並經常分享自己在外地的所見所聞,鼓勵兒子將來要到處闖蕩。歌德長大後也效法父親四處遊歷,令其受益匪淺。

蘇洵與及兒子蘇軾、蘇轍,一門三傑,人稱「三蘇」。後人所稱頌的唐宋八大家,他們蘇家竟然佔了三席。據說,童年的蘇軾蘇轍活潑好動,但不愛讀書,令蘇洵非常擔心。某天,他心生一計。當兄弟二人在院子嬉戲時,蘇洵便在院子的角落一邊看書一邊竊竊私笑。兩兄弟見狀便上前詢問父親,蘇洵假裝手忙腳亂把書本收起來,然後搖頭否認。蘇軾蘇轍兩兄弟心想書本一定有甚麼好玩的事情,他們經常趁父親不在書房時便看父親的藏書。漸漸地,二人便愛上了看書,更成為文學大家。蘇洵可謂用心良苦。

蘇洵為兒子取名也花盡心思。他在《名二子說》有詳細解釋。「轍」是車輪所壓過的痕跡,馬車的功勞與其毫不相干,若馬車遇上也不用負上責任。蘇洵瞭解二兒子低調內斂、沈實淡泊,取名「轍」寄寓他一生平安順利。至於「軾」是車廂內的橫木扶手。相比馬車其他部分,扶手不太顯眼,實而不華。但沒有扶手,馬車便不完整。蘇軾天才橫逸、豪邁奔放,蘇洵擔心兒子鋒芒畢露,招人嫉妒,替其取名「軾」就是要勸喻兒子收斂鋒芒,韜光養晦,方為安身立命之道。連起名字也如此費煞思量,可以想像,蘇洵對兒子的教育更加一絲不茍。

為了培育莫札特成材,老莫札特不但將自己所知傾囊相授,後來為了全心全意陪伴兒子,更放棄了自己的音樂事業。從6歲到25歲期間,莫札特在家人陪同下,頻密地出外演奏,短則數星期,最長達三年半,可以說他在外地時間比侍在薩爾斯堡還多,足跡所至,包括維也納、慕尼黑、法蘭克福、緬因茲、曼海姆、米蘭、羅馬、巴黎、倫敦。每次外遊,老莫札特都會安排兒子在皇公大臣及名門望族前獻奏,提升知名度,以便尋找理想工作。他也動用自己人脈,讓兒子認識不少音樂界的名人,拓寬其視野,並吸收各家之所長。前面提過的巴哈便是其一,他非常喜歡莫札特,後者從他身上也獲益匪淺。

莫札特與家人長期出遊並非毫無代價。首先,他們僱用車伕,租用馬匹馬車,再加上食宿,這是一筆大開銷。雖然莫札特一家算得上是中產,但多年的左支右絀,財政上難免捉襟見肘。另外,莫札特的年代,飲食、衛生及各項物質條件遠不如今天完善,長年累月的舟車勞頓,顛簸奔波,對健康也是一大考驗。莫札特曾一度病重,後來死裡逃生。他的母親就沒有那般幸運。1778年,22歲的莫札特與母親一同前往巴黎,她就是在當地病逝。十數年後,莫札特去逝時,也才35歲。這位作曲家的一生,既似驚濤拍岸,巍峨壯麗而曇花一現,又似那晨曦朝露來去匆匆卻璀璨奪目。近年有硏究指出,他是因爲吃了不潔的豬肉而患上旋毛蟲病而亡,個人認為,姑不論其直接病因,莫札特的英年早逝與其一生奔波勞碌不無關係。

莫札特的音樂,旋律優美,讓人舒適暢快、愉悅愜意,令人如沐春風、如浴冬陽。他的作品變化多端,時而綠野平川,時而奇峰突出;這一刻水光瀲灩,下一刻白浪滔天。莫札特個性熱情好客、樂觀豁達、開朗活潑,他的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歷久彌新。更重要他從小到大懷著純潔的童真,這份童真能夠為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養份。因此,他靈感不斷,短短30多年人生,竟譜寫出愈600份作品,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童話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的作者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都有一顆純潔的童真。他們的作品是如此雋永動人。至於中國,自古文人的靈魂被禁錮在儒教的牢獄,個性難以抒展,創作力與創新力自然受到壓抑。那個童心不老初心不忘的蘇軾是個罕見的異類。

莫札特成年後仍是大孩子一名,這是因為他心中有愛,也因為長期有家人陪伴在側。借用一句西方諺語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有正必有反。莫札特依賴性強,不太懂得照顧自己,更不善理財,晚年時債台高築。他的依賴性與其赤子之心乃一脈相承。不過,如果他成熟穩重而且又獨立自主的話,就不是我們認識的莫札特了。

多年前有一齣莫札特的傳記電影《阿瑪迪斯》(Amadeus),深入民心,更揚威奧斯卡,贏得最佳電影等8個獎項。此片是一部難得上乘佳作,但人物塑造卻與真實不符。電影裡的莫札特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整日嘻皮笑臉。這位音樂神童固然淘氣愛玩,但他更是一位溫柔體貼、感情豐富、正直善良的音樂家。有一件事情可以反映他心思細膩。當年他母親在巴黎去逝,莫札特去信父親,信中含糊其辭,僅提及母親病危,讓父親先有了心理準備,然後再請好友布洛林(Joseph Bullinger)協助,將死訊轉告父親。透過這件事,其心細如髮表露無遺,與電影中那嘻嘻哈哈,沒半點正經的形象大相徑庭。

莫札特有寫信的習慣,他身後遺留了大量書信,從字裡行間流露其豐富情感及內心世界:

「我祈禱您會相信我良善的一面,而非聽信那些留言我是莫札特,是年輕且正直的莫札特。我曾犯的許多錯誤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懂我的朋友便懂我⋯⋯若他們不懂我,說再多又有何用呢?當需要言辭、信件來澄清時就表示糟透了。」(1778年2月22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認為沒甚麼行徑比欺騙一位真誠的女孩更令人可恥。」(1778年7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只有這些人我會稱他或她為朋友:無論何種處境下皆忠誠以對的人、日夜所思全是幫助友人幸福的人、以及激勵朋友、並盡己所能為他人帶來幸福的人。」(1778年12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容我懇請您繼續維持您珍貴的友情,並懇請您也接受我此生不變的情誼,我並以最赤誠的心向您許下永恆諾約⋯⋯一個不因失敗而喪失勇氣、總是信仰虔誠且信奉上帝的人,便是虔誠的基督徒和誠實之人,他也值得被真正的朋友珍惜並尊重⋯⋯」 (1778年8月7日,寫給布洛林,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祝自己能見到您健康、長壽,這是我最大的喜悅與幸福。」(1781年11月16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1773年,莫札特一家遷往市集廣場(Marktplatz)的新居。新寓所位於薩爾茲河北岸,與舊居僅數分鐘步程。這座故居也成為另一座莫札特博物館。比起舊居,新居室內光線更明亮,空間也更寛敞,共8個房間,似乎他們一家經濟有好轉。同年,莫札特同時也開始教廷樂隊的工作。

不過,莫札特和僱主薩爾斯堡大主教相處並不和睦,而且經常出現爭執。主要原因是莫札特希望有更好的薪酬侍遇,而且有更加多發揮所長機會。可惜,那個年代,樂師的待遇不太高,身份地位如同僕人,唯僱主之命而從,他的要求不得要領。另一方面,莫札特經常前往外地演出,也令大主教大為惱火,畢竟,世界上沒有哪個僱主會喜歡僱員經常請假外出。更重要的是,莫札特年少就自然氣盛,他也是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不懂察言觀色、投其所好,更不會拍大主教馬屁。二人矛盾逐漸加深。1777年,他辭去職務。在父親勸說下,兩年後莫札特重返樂團,不過他和大主教的緊張關係並未緩和,雙方裂痕難以修補,最後更勢成水火。

「在薩爾斯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或算哪號人物。我看似有頭有臉其實默默無聞。我的需求不多也不少,只希望得到一點尊嚴⋯⋯」(1778年10月15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該書將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薩爾斯堡如今對我來說一文不值⋯⋯大主教完全無法合我意,因為他沒有給我期待且合意的待遇。」(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同上,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第二次了,大主教以最粗俗的傲慢無禮對待我,我不吭一聲;然後我像是甚麼事都沒發生過,拿出一貫的熱忱為他演奏。我以為當他明白我服侍的誠意以及樂於取悅他的想法之後,事情就能有轉變,誰知他卻選出世上最刻薄的姿態,開始他那第三場滔滔不絕的辱罵。」(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薩爾斯堡畢竟太小了,容不下這位音樂奇才的鴻鵠之志。1781年,風華正茂的莫札特決定掛冠而去,前往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首府維也納謀生,展開人生新一頁。

(有關莫札特在維也納的故事,請點擊《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書目:
莫札特著, 謝孟璇譯。《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台北:八旗文化,2017。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雁塔題名

中國陝西省中部地區,古稱「秦中」。自秦一統天下到清末辛亥革命,大約有二千年的歷史,由秦到唐大約有一千年,從宋至辛亥是另一個一千年。假如將歷史比喻為一齣舞台劇,這齣舞台劇的上半場自然是秦至唐,而舞台的中央就是秦中地區。

秦中踞有天險,且土地肥沃,秦、漢、隋、唐(另加一些小王朝)皆定都於秦中地區,因此便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說法。後來,因為兵禍連天、氣侯變遷、地勢移動,人口逐漸流失,舞台的中央才轉移到其他地區。

西安市,古稱長安,位於秦中地區,中國最強盛的漢與唐皆定都於此。漢唐威名遠播,各國紡紛遣派使臣代表來朝貢經商,長安自然成了國際大都會,近代被公認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這次要說的是西安市的大雁塔。

大雁塔是磚造佛教建築,屬於大慈恩寺的建築郡。大雁塔樓高七層,每層如同一個方形匣子,一個一個向上堆疊,上面的匣子比下面較細小,每層再加上屋簷加以裝飾,塔頂加上塔尖。

翻查歷史,最先在此地建寺的是北魏道武帝,名淨覺寺。其後隋文帝在原址建無漏寺。到了唐代貞觀年間,太子李治為了紀念亡母長孫皇后,命人興建慈恩寺(又稱大慈恩寺)。到他當皇帝時,玄裝大師為了供奉從天竺帶回的佛像、經書和舍利,決定在慈恩寺興建石塔,由朝廷出資,這便是大雁塔的由來。

當年,由於大雁塔乃長安城最高建築,自然成了帝都的勝地,好比今日的巴黎鐵塔。唐中宗年期,進士張莒來到慈恩寺,一時興之所至,在大雁塔下題名,其他進士紛紛仿效,日子久了,漸漸成了習俗。每年三月,皇帝在曲江杏園設宴,以祝賀新科進士,後世稱為曲江赴宴。宴會後,衆人一起前往大雁塔,所有新進士們會在塔下題名。後人便用雁塔題名形容科舉登弟。當年白居易中舉後,也曾在此題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原來十七位進士中,數他年紀最輕,難怪他如此意氣風發。

塔原本是宗教建築,乃寺院供奉舍利之建築。不知何故,在中國文化中,塔經常成了權力的象徵,是強者對弱者的逼迫之地,是當權者對被壓迫者的囚禁之所。《封神演義》中,托塔天王李靖(此托塔天王乃文學創作,並非佛教那位)以玲瓏寶塔困住哪吒。《白蛇傳》裡的白素素被法海和尚禁固於西湖雷峰塔下。清朝也有一座寧古塔,不少重犯皆流放此地,當中還包括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其實寧古塔是一座城池而非塔,卻偏偏有一個「塔」字。在《書劍恩仇錄》內,當權者被金庸反將了一軍,貴為天子的乾隆皇帝竟被紅花會兄弟脅持到六和塔,被迫答應反清復明。

大雁塔11 自從有了科舉,雁塔題名,出仕為官,然後一展所長,成為皇帝的股肱,這便成為古代無數讀書人的夢想。

科舉俘儢了知識分子的心,雁塔也囚禁了他們的精神人格。

科舉,即古代的考試制度,作用是從民間挑選有識之士,為朝廷效力。不說不知,原來古代中國是全世界最早出現考試的地方,更有人道考試制度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科舉制度並非在古代某日倏然從天而降,它是經過客觀的歷史因素和漫長的進化改革才成為我們所認識的古代考試制度。

漢代時,朝廷為了選拔官員而推行察舉制。由地方長官根據家世、名聲、學識、品德選拔人才,推薦於朝廷,再由中央評估,以任命官員。由於當時缺乏完善的教育制度,知識主要透過家族傳播。老爸教授兒子,兒子再傳予下一代。各地推薦的人士,往往來自當地同一家族,當家族成員紛紛出仕,這個家族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漸漸形成了史書上所說的「士族」。官位往往世代相傳,因此便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說。此缺乏競爭性的制度,被任命的官員大都是平庸子弟。更甚者,世家子弟壟斷了官位,士族漸漸變成龐大地方勢力集團,掌控地方政權,甚至左右朝政。東漢末年,曹操提倡「用人唯才」,便是為了打撃士族勢力。可惜,他的後代便沒有這份魄力。曹丕自立為帝後,為了拉攏士族集團以鞏固勢力,推行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將人才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再依據等级任命官員,其實這也只不過是察舉制的改良版本,得益始終是士族世家。

魏晉南北朝期間,戰禍連年,士族子弟遷徙的遷徙、失散的失散、遇難的遇難,士族勢力開始式微。到了隋文帝楊堅時,朝廷開始推行科舉,透過考試形式選拔民間精英,為皇帝效力。但是隋國運短祚,僅兩代而亡,將科舉「發揚光大」的,便是取而代之的大唐。

自唐代起,朝廷每年皆舉辦科舉,地位低下、門第寒微的讀書人透過科舉而鯉躍龍門,成為天子門生,出人頭地。當時行卷之風盛行,所謂行詩,就是舉子將自己詩作獻予達官貴人、文壇領袖。原來唐代科舉考卷上沒有糊名的。考生的知名度與外界評價會影響考官的最終評審。如果考生寂寂無名,即使其答題出色也不一定可以及第。假如考生的行卷得到某知名人士的賞識,他就會聲名鵲起,如果考試表現也同樣出色,考官自然會另眼相看。因此,行卷就好比舉子的自薦信。可以説,唐代的官吏選拔仍保留察舉的性質。

大雁塔08

宋代的科舉在唐代的基礎上加以改良、變更,並採用了糊名機制。可以說,科舉制度源於隋代,唐代大力推動,到了宋代漸趨完善。宋代以降,科舉制度大致不變。

無可否認,科舉制度是一個較公平客觀的標準,來評估士子的才能。憑著考試,朝廷可以選出賢能之士,為國家所用。另外,寒門之士也可憑著科舉,入朝為官。

引用社會學的觀點,科舉為低下階層人士(lower class)提供向上層階級移動的渠道,提高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科舉也令到中國文學陳化發酵,使其醇香幽幽,芬芳馥郁。

自從有了科舉,讀書人一生的勝敗榮辱完全繫於試卷上。登科中舉者趾高氣揚、吐氣揚眉,從此平步青雲,名落孫山者垂頭喪氣、頓足捶胸、最後抱憾終生。

杜甫《四喜詩》道:「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生四大喜事中僅第四項為讀書人專享。中唐詩人孟郊以一首《遊子吟》名垂千古。他在考場屢戰屢敗,終於在不惑之年考中進士,狂喜下寫了《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金榜題名令人「今朝放蕩」、「春風得意」,數十載的寒窗苦讀終於沒有白費。不過考上了又如何,孟郊後來出任地方官,官運平平,仕途不得意,這是題外話。

自從有了科舉,人人把頭栽進書本典籍裡,獨立思考、批判精神、道德價值觀便被科舉此座大雁所囚。從此,科技、制度、思想皆停滯不前,數百年如一日。到了清末,洋人的大炮轟醒了知識分子的讀書夢,任你如何滿腹經文、經天緯地,又或者你對經史子集過目不忘,倒背如流,在洋人船堅炮利的威脅下,也是一籌莫展。到了1905年,清廷終於癈除了科舉。

魯迅就曾對科舉作出無情的鞭撻,嚴厲的批評。他筆下的失意舉人孔乙己,衣衫襤褸,精神萎靡,如同行屍走肉,他卻死愛面子,滿口知乎者也,旁人都睢不起他,最後落得悲慘下場。魯迅對科舉痛恨和厭惡可想而知。

科舉這座巨塔塌陷了,另一座巨塔又拔地而起,

君不見,今天的莘莘學子自幼被訓練成考試機器。每年公開考試前夕,考生與及家長如臨大敵,如坐針氈。如雨後春筍的大型補習社,提供考題預測,教授學生以取巧方式背誦答案,補習講師如當紅明星。教育機構日進斗金,甚至在金融市場集資上市。

在西安時正值盛夏,暑氣不僅蒸人,也令我渾身黏膩、憋悶侷促。仰望那磗塔的剛勁、挺拔、巍峨、雄渾,我更喜歡木塔的靈巧、精緻、秀氣、飄逸。

也許,曾經夜來幽夢,回到大唐盛世,我成了一名失意的讀書人,科舉屢次落第,在曉風殘月、杜鵑啼血下哽咽:雁塔題目夢未圓。

 

世間已無李光耀(三)

前文提及李光耀從文化層面著手,他以英語為國家的工作語言,使新加坡成為兼容並包的社會,以吸引世界各地投資和人才。除了經濟因素外,語言選擇亦涉及深層的社會及政治問題。

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華族乃最大族群,華人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七十五,馬來人和印度人分別佔人口約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八。雖然華人佔人口大多數,但若果獨尊華語,容易予人口實,將語言問題政治化,誤以為政府推行華人至上的政策,種族衝突勢必加劇,後果不堪設想。以華語為工作語言會令馬來人和印度人不滿,同樣地,以馬來語或淡米爾語為主,也會招致其餘兩個民族不滿。因此,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令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子女都學習英語,令大家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李光耀高度重視培養國民素質。除了推動英語成為工作語言,他同時鼓勵國民學習母語,從而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增加文化底蘊及文化認同感。他同時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由於西方社會重視人權,年青人變得自我中心、好逸惡勞、沒有責任心、缺乏社團體意識。看到東方文化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他鼓勵國民透過學習母語,從而認識到自己民族的美德。他本人亦高度推崇華人儒家文化裏勤奮、節儉、謙虛、尊師重道、團體重於個人等優良素質。

為了生存和競爭,必先懂得英語。為了培養品德,也要學習母語。這就是推動雙語政策的最根本原因。

語言政策改革滋事體大,涉及種族問題,牽一髮則會動全身。若過份急進,企圖畢全功於一役,容易人仰馬翻,後果嚴重。因此,政府推行雙語政策時,小心翼翼,幾經跌跌撞撞,才取得成果。套用老鄧的名言,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1966年,雙語政策剛開始推行,但校方可自行決定英語作第一或第二語言。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就是第二語言;反之,若選擇母語為第一,英語就必須成為第二。1987年,當英語成為主流,政府才統一全國上下,才完成英語為主,母語為輔。

南大的故事亦值得一書。前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本是一座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1980年,該校收生質素每況愈下,畢業生英語能力差而不獲僱主雇用,李光耀有見及此,他在一片反對聲浪下力排眾議,將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後來成為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2年,升格成為南洋理工大學(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寫到此,想起孟子的名言:「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此乃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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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已無李光耀(二)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告獨立。事前李光耀曾四處奔走,企圖力挽狂瀾,無奈,時不利兮騅不逝,新加坡終被逐出聯邦。當日,李光耀在記者會上,一臉愁容,神情阻喪,眼淚數度奪眶而出。莫道男兒無淚時, 只缘未到傷心處。

新加坡是一處彈丸之地,國內市場規模小、缺乏天然資源、失業率高企、種族問題錯綜復雜,加上強鄰覬覦,求助無門,前景堪虞。李光耀意識到,新加坡的唯一出路,便是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吸引外商投資和優秀人才。要補充一點,上世紀60、70年代,誇國經貿合作不可和今天全球化年代同日而語,不少發展中國家領袖受到新殖民主義思想影響,抱著懷疑和𧫴慎態度對待已發展國家企業投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前殖民地的另類剝削。李光耀卻不同,他是一名務實的領袖,他自言不受意識形態,理論規條所約束。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他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免稅優惠、政府低息貸款、基礎建設投資、都市綠化。在動盪不安,國或國之間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60、70年代,新加坡的開放政策,是走在世界前端。

李光耀認為人力資源是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視吸納人才為治國的根本。他參考美國的經驗,該國是移民國家,文化兼容並蓄,人才源源不絕湧入,這些人才為美國注入新觀念、新思維和新技術,提昇創造力,令其科技走在最前,因此美國總能夠從多次危機及其他國家挑戰下自強不息,從新崛起。古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可以招攬各國人才,才換來數百年的強盛。現代日本情況則相反,該國是個單一民族國家,幾乎不接納新移民,排他性極強。因此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缺乏創新力量,一蹶不振,欲捲土重來但舉步維艱。新加坡和美國同樣是移民國家,沒有沈重的歷史包袱,沒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知,有條件包容各國種族、宗教和文化。李光耀注意到,美國的主要語言為英語,而英語又是世界語言,故該國能夠吸引各國曉得英語的菁英不斷流入。

為了吸引各國人才和外資,儘管曾引起極大爭議,李光耀大刀闊斧、不遺餘力推行英語為先,母語為次的雙語教育政策,在全國學校用英語授課,教育人民用英語溝通和思考,在不影響學習英語的情況下學習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淡米爾語)。

經過多年努力,雙語教育政策收到成效,新加坡成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多元民族國家。外地人到新加坡,不僅能和本地人溝通,而且可以融入社會,故此人才流入,提高了國家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發表2014-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香港第七,台灣第十四,中國第二十八)。

有一點值得一提,李光耀曾認為,中文(即華文)是中國的主要語言,外國人對中文感到艱深難學,且中國文化難以融入,因此中國不能似美國般吸納人才,影響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戰略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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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社上市有感—追憶蔡元培

近日從報章上獲悉,某大型連鎖式補習社在市場集資招股掛牌上市,一則普通財經新聞,竟讓我思想穿梭時空回廊,想起了中國偉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子孑民,浙江紹興人,曾於1929-30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位偉大教育家指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也」,上世紀初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出「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進行大刀闊釜的改革,他的努力不懈,不僅令北大煥然一新,一改過住抱殘不全、固步自封、保守排外、服從權威的官僚習氣,更重要的是為中國教育走向現化留下了不滅的火種。

這位中國偉大教育家不趨炎赴勢、不隨波俗流,不攀附權貴,為了教育理想孜孜不倦、高風亮節、兩袖清風,由於不治家財,據說去世時連入葬費亦是他人資助的。順便一提,蔡先生是被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有人視教育為理想而終身鞠躬盡瘁,亦有人視教育為商品而趨之若鶩。因此,院校高層搖身成為精打細算的商人,才有教育機構上市招股、國際學校售賣債券、學費騰飛等荒誕現象,是莘莘學子的不幸,更是一個時代的慨嘆。俱往矣,世間已無蔡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