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鼓勵國民多用華語，少用方言。原因是靑少年在家和長輩用方言溝通，會防礙學校學習華語的成效。另一原因，是為低下階層的生計。李光耀發現，有不少華人低下階層，因英語能力欠佳，難以找到工作。若果不同方言被華語取代，所有華人能夠用華語溝通，這批人士較容易被僱主接受。為了推行華語，不少以方言為主的電視頻道被華語頻道取代，港劇必須改用華語配音。公務必須通過華語測驗方能晉升。市民在公共機構排隊等候，懂華語者可被優先處理。此政策引發極大爭議華人。華族人批評他扼殺了中華文化的多元性，是棄祖亡宗，非華族人則指責他是華語沙文主義。

自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決心將國家打造成花園城市。他發現新加坡樹木不如澳纽等國翠綠，便派遣専家，從國外引進超過8000種植物，嘗試在新加坡種植，最後選了約2000種。綠化環境遍佈全國各地，政府甚至規定，裕廊工業區(Jurong Industrial Park)內的工廠必須種植植物方能開始運作。

新加坡組屋政策有口皆碑。李光耀在回憶錄透露，他觀察到租賃的房屋保養維修差，因為住戶不會珍惜非自己擁有的物業，故此他決心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並以低於市價售於永久公民。他同時認為，新加坡家庭擁有房屋，提高國民對國家歸屬感及認同感，父母才會同意兒子服兵役，是去捍衛自己家園而非富有家庭利益。

70年代中期，新加坡開發新市鎮，各個新市鎮都有保留土地以興建無污染工業工廠，僱用了大批家庭主婦。由於要照顧兒女，這批家庭主婦都無法到較遠的地區工作。新市鎮設置工廠，令她們在兒女上學時能夠在附近工廠上班，提高家庭收入。

李光耀深諳地緣政治之道，他認為維持區內各勢力平衡就是新加坡這小國的生存之道。70年代，他支持美軍出兵越南，以抑制激進紅色勢力蔓延東南亞。冷戰過後，他支持並協助美軍重返亞太區，維持區內穩定。不過，他反對美國企圖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輸入中國，認為中美關係緊張會為區內帶來不穩定因素。

自60年代起，李光耀尋求外商在新加坡設廠投資，主要遊說對象並非鄰近地區企業，而是捨易取難，把注意力集中歐美企業。鄰近地區如台灣及香港企業，主要是輕工業產業為主，但歐美企業較多為高增值或高科技產業，長遠增加新加坡工人的競爭力。外資在新加坡設廠，除了創造就業，同時亦保障國家安全，有西門子、加德士、惠普、菲利浦、蘋果電腦等巨企在當地設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牽涉其中，對新加坡垂涎欲滴者也會投鼠忌器。

1978年，鄧小平復出後首次出國外訪選了新加坡。文革後中國大陸滿目瘡痍，鄧小平深以為憂，國宴上和李光耀談到中國改革問題，李光耀的話充滿睿智。他指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代。中國留守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因此，新加坡做到，中國會做得更好。

中國大陸門戶開放，近七成新加坡人為華裔，語言和文化和中國非常近似，因利成便，政府協助國內商人投資中國，並充當中國與西方企業接觸的橋樑。 90年代中期，新加坡與中國政府合作，發展蘇州工業園區，並開辦課程，每年培訓數千名來自中國的幹部。台灣自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在外交場上四面碰壁。李光耀出訪台灣，為新加坡和台灣建立良好關係，更和蔣經國建立深厚友情。台灣協助新加坡鞏固國防並訓練士兵。李光耀是少數能夠同時得到海峽兩岸領導人信任的政治領袖，在其穿針引線下，第一次汪辜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行。

李光耀曾說：「我不在乎是否政治正確，我只在乎是否正確。」(I a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interested in being correct.) 他推崇東方儒家思想，將勤勉、節儉、孝順、服從、有責任感、團體利益重於過人等價值觀作為其治國方針。新加坡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市場經濟，但李光耀認為香港放任式的市場經濟，容易造成貧富懸殊，與此同時，他又對西方福利主義不以為然，令到國民長期依賴國家，失去競爭力。他認為東西方歷史發展迥異不同、歷史發展文化價值觀大相徑庭，對於西方企圖將民主、自由等觀念強行加諸其他國家，他嗤之以鼻。他不認同美國總統選舉方法，因為如果由選民直接投票，容易選出沒有經驗的候選人出任總統。儘管被受批評，他依然固我。

《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被問及希望歷史如何看待自己，李光耀如此回答：「到時我都死了，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堅持我的立場。我做出了一些強硬的決定好把事情辦妥。 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認為我太苛刻， 但是存亡關頭， 我一定要確保新加坡成功，就是這樣。到頭來，我得到了什麼？一個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麼？我的一生。」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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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韓福光著。《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新加坡：海峽時報，2011。
李光耀著。《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著，林添貴譯。《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台北：時報文化，2013。

前文提及李光耀從文化層面著手，他以英語為國家的工作語言，使新加坡成為兼容並包的社會，以吸引世界各地投資和人才。除了經濟因素外，語言選擇亦涉及深層的社會及政治問題。

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華族乃最大族群，華人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七十五，馬來人和印度人分別佔人口約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八。雖然華人佔人口大多數，但若果獨尊華語，容易予人口實，將語言問題政治化，誤以為政府推行華人至上的政策，種族衝突勢必加劇，後果不堪設想。以華語為工作語言會令馬來人和印度人不滿，同樣地，以馬來語或淡米爾語為主，也會招致其餘兩個民族不滿。因此，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令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子女都學習英語，令大家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

李光耀高度重視培養國民素質。除了推動英語成為工作語言，他同時鼓勵國民學習母語，從而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增加文化底蘊及文化認同感。他同時看到西方文化的不足。由於西方社會重視人權，年青人變得自我中心、好逸惡勞、沒有責任心、缺乏社團體意識。看到東方文化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他鼓勵國民透過學習母語，從而認識到自己民族的美德。他本人亦高度推崇華人儒家文化裏勤奮、節儉、謙虛、尊師重道、團體重於個人等優良素質。

為了生存和競爭，必先懂得英語。為了培養品德，也要學習母語。這就是推動雙語政策的最根本原因。

語言政策改革滋事體大，涉及種族問題，牽一髮則會動全身。若過份急進，企圖畢全功於一役，容易人仰馬翻，後果嚴重。因此，政府推行雙語政策時，小心翼翼，幾經跌跌撞撞，才取得成果。套用老鄧的名言，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1966年，雙語政策剛開始推行，但校方可自行決定英語作第一或第二語言。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就是第二語言；反之，若選擇母語為第一，英語就必須成為第二。1987年，當英語成為主流，政府才統一全國上下，才完成英語為主，母語為輔。

南大的故事亦值得一書。前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本是一座以華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1980年，該校收生質素每況愈下，畢業生英語能力差而不獲僱主雇用，李光耀有見及此，他在一片反對聲浪下力排眾議，將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後來成為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2年，升格成為南洋理工大學(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寫到此，想起孟子的名言：「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此乃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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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告獨立。事前李光耀曾四處奔走，企圖力挽狂瀾，無奈，時不利兮騅不逝，新加坡終被逐出聯邦。當日，李光耀在記者會上，一臉愁容，神情阻喪，眼淚數度奪眶而出。莫道男兒無淚時， 只缘未到傷心處。

新加坡是一處彈丸之地，國內市場規模小、缺乏天然資源、失業率高企、種族問題錯綜復雜，加上強鄰覬覦，求助無門，前景堪虞。李光耀意識到，新加坡的唯一出路，便是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吸引外商投資和優秀人才。要補充一點，上世紀60、70年代，誇國經貿合作不可和今天全球化年代同日而語，不少發展中國家領袖受到新殖民主義思想影響，抱著懷疑和𧫴慎態度對待已發展國家企業投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前殖民地的另類剝削。李光耀卻不同，他是一名務實的領袖，他自言不受意識形態，理論規條所約束。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他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免稅優惠、政府低息貸款、基礎建設投資、都市綠化。在動盪不安，國或國之間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60、70年代，新加坡的開放政策，是走在世界前端。

李光耀認為人力資源是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視吸納人才為治國的根本。他參考美國的經驗，該國是移民國家，文化兼容並蓄，人才源源不絕湧入，這些人才為美國注入新觀念、新思維和新技術，提昇創造力，令其科技走在最前，因此美國總能夠從多次危機及其他國家挑戰下自強不息，從新崛起。古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可以招攬各國人才，才換來數百年的強盛。現代日本情況則相反，該國是個單一民族國家，幾乎不接納新移民，排他性極強。因此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缺乏創新力量，一蹶不振，欲捲土重來但舉步維艱。新加坡和美國同樣是移民國家，沒有沈重的歷史包袱，沒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知，有條件包容各國種族、宗教和文化。李光耀注意到，美國的主要語言為英語，而英語又是世界語言，故該國能夠吸引各國曉得英語的菁英不斷流入。

為了吸引各國人才和外資，儘管曾引起極大爭議，李光耀大刀闊斧、不遺餘力推行英語為先，母語為次的雙語教育政策，在全國學校用英語授課，教育人民用英語溝通和思考，在不影響學習英語的情況下學習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淡米爾語)。

經過多年努力，雙語教育政策收到成效，新加坡成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多元民族國家。外地人到新加坡，不僅能和本地人溝通，而且可以融入社會，故此人才流入，提高了國家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發表2014-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香港第七，台灣第十四，中國第二十八)。

有一點值得一提，李光耀曾認為，中文(即華文)是中國的主要語言，外國人對中文感到艱深難學，且中國文化難以融入，因此中國不能似美國般吸納人才，影響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戰略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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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後二戰時期乃國際史上一段風起雲湧、波譎雲詭的歲月。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當年在國際政壇上指點江山、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已一一退下人生舞台，李光耀乘鶴西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不論世人愛他、恨他、敬重他或批撃他，稱他為建國總理或政治強人，不能否認他是一位劃時代的世界級政治領䄂。

李光耀在1959-1990年出任新加坡總理，他見證了東西方冷戰、石油危機、越戰、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蘇聯解體等國際大事，帶領新加坡這個物質匱乏，飽受內憂外患的蕞爾小島，從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世界，地緣政治影響力更舉足輕重。

筆者相信時勢造英雄。特定的客觀歷史條件讓人展現才華、抱負或野心，是歷史選擇了他們，但個人的意志卻不能左右歷史前進的方向。好比河水流經石頭，濺起水花，但石頭僅能影響河水流速，不能改變其流向。即使林肯未能當選美國總統，奴隸制度早晚會被廢除。就算瓦特沒有發明蒸汽機，工業革命始終會發生。沒有孫中山、沒有黃興，滿清政府仍會退下歷史舞台。李光耀也是云云眾生其一，沒有他，亞洲經濟會照樣高速增長，東南亞諸國遲早會創立東盟，中國依舊會開放改革，但沒有李光耀，新加坡或許不會出現經濟奇跡，更遑論在近代史上佔一席位。新加坡的成就，筆者不敢斷言是否後無來者，但肯定在世界歷史的長河是前無古人。

儘管近日有關李光耀的評論或悼念文章如雨春筍，俯拾皆是，筆者仍手癢難耐，決定提起筆桿，用文字方式向他寥表敬意。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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