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佛羅倫斯:但丁與碧雅翠絲

佛羅倫斯舊城區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錯落有致、巷弄縱橫交錯。在這座古城內,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聖瑪格麗塔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教堂的立面是由灰蒙蒙的磚塊所推疊成,入囗是挑高的木閘門,閘門就藏身在狹窄巷子內。此種佈局在古城區內比比皆是。如果沒有指示牌,你還以為門後是一座空置的大宅或棄置的倉庫,很容易與敎堂察身而過。這座其貎不揚的教堂內,封塵了一段令大文豪但丁(Dante Alighieri)刻骨銘心的往事。

但丁是西方文壇巨擘,地位能夠與其相提並論者,也僅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荷馬(Homer)、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等寥寥數人。他出身在佛羅倫斯一個貴族家庭。9歲的那一年,但丁在聖瑪格麗塔教堂遇上了碧雅翠絲(Beatrice Portinari)
 
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年齡較但丁少一歲。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權傾一時,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多年後,他在詩集《新生》
(La Vita Nuova)中回憶這段行事:「這個時候,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凌駕我的一切所能。 
 
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楊不悔告訴張無忌,自己喜歡了他的殷六叔,她說:「無忌哥哥,我小時候甚麽事都跟你說,我要吃個燒餅,便跟你說﹔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也跟你說。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你還記得麽?」張無忌不禁有些心酸,低聲道:「我記得。」楊不悔按著他手背,說道:「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我舍不得吃,可是拿在手里走路,太陽晒著晒著,糖人兒融啦,我傷心得甚麽似的,哭著不肯停。你說再給我找一個,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你雖然后來買了更大更好的 糖人兒給我,我也不要了,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那時你很著惱,罵我不聽話,是不是?」張無忌笑著說自己忘記了。她接著道:「我的脾氣很執拗,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

碧雅翠絲就是但丁的糖人兒。
 
9年後,但丁在河邊再次遇上碧雅翠絲。這時,女方正值碧玉年華,生得娉娉裊裊、蕙質蘭心。這次偶遇,令但丁乍驚乍喜。自遇上碧雅翠絲,對方的嫣然一笑、盈盈一督,令他魂牽夢繫。9年後嘎然而遇,但丁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霎時間,他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整理,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儘管滿腹墨水,在心上人面前,但丁說話結結巴巴。碧雅翠絲與他寒喧數句之後,一笑而別。詩人在《新生》憶迹該次重逢:「她那令人眷戀的幾聲問候,我的憤世嫉俗煙消雲散。慈愛如火,在我心中燃起。如果有人問起,我會回答, 那是一份添上謙遜的愛意!」
 
如果說,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位沈佳宜,毫無疑問,碧雅翠絲就是但丁心中的沈佳宜。

3年後,碧雅翠絲下嫁他人,對方出身銀行世家,二人也屬門當戶對。奈何,紅顏薄命,婚後3年,她就因病去世,享年僅24歲。據記載,她被安葬在聖瑪格麗塔教堂。不過,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只是他人一廂情願。


姑不論真相如何,時至今日,
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教堂室內不算寬敞,四周光線不足,卻彌漫一片祥和,氣氛莊嚴肅穆。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相比之下,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

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標示碧絲下葬於此。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多年來,無數痴男怨女、苦命鴛鴦在此禱告,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
十三世紀末葉,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1301年,黑黨人士掌權,到處殘害異己,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完成了鴻篇巨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此為冗筆。唐代詩人崔護那首《題都城南莊》膾炙人口,孟棨借題發揮,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話說某年清明,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走到半路,看到一戶人家,便上前扣門,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崔護自報姓名,向少女討了一杯水。片刻後,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遞給詩人。二人四目交投,互生情愫。崔護回到家後,念念不忘該名少女。翌年清明,他重回故地,但大門已緊閉,他感到悵然若失,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天後,他按奈不住,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到了門口,屋內竟傳出哭泣聲。崔護敲門,一位老翁應門而出,問道:「你是崔護嗎?」崔護說是。老翁哭著說:「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便鬱鬱寡歡,茶飯不思,前幾天,我們回家後,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崔護悲慟不已,他走入屋內,但見少女躺在床上,早已斷氣。崔護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須臾,奇蹟出現,少女緩緩張開雙眸,她竟然死而復生,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皆大歡喜。(順便一提,二十多年前,台劇《人面桃花》中,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

納蘭容若詩言:「人生若只如初見, 何事秋風悲畫扇? 」。有云往事並如煙,對但丁來說,一切依然歷歷在目,如同初見。伊人的倩影,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烙印。多年後,但丁在《神曲》裡,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結局」。不過,他所寫的,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
 
在小說中,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這時侯,碧雅翠絲出現了,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令他獲得救贖。
 
文人生命中的漣漪、波瀾、驚濤,種種失意、考驗、苦難,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讓他們破繭而出。

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加上思鄉情切,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

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啓發他寫成《圍城》這套經典名著。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年輕失戀,以文字抒懷,寫了《少年維持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這部曠世之作。(延伸閱讀:《少年歌德的煩惱》)

歐威爾(George Orwell)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二人將所見所聞,分別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及《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es)兩部巨著。

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經過多年的昇華、發酵,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他自己獲得了救贖,《神曲》也得以茁壯成長。

華沙的小孩雕塑

某個週末,華沙舊城區的城堡廣場熱鬧喧騰、遊人如織,色彩斑斕的舊城建築,為廣場倍添愉悅芬圍。到處見到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們一邊舔冰淇淋,一邊好奇地觀看街頭藝人的表演,過了片刻又嚷著要和卡通人物合照,不亦樂乎,父母則手忙腳亂。

在廣場南側遊人稀疏之地,有一座小孩靑銅雕塑像。他身穿軍服、頭載一頂大人的軍用頭盔,雙手橫抱長槍。他沒有孩子應有的稚氣、天真,反之他眼神帶憂鬱,眉宇之間流露剛毅之色,飽受風霜的臉龐和廣場前天真開朗活潑的孩子大相徑庭。這名孩子真有其人,名叫Mały Powstaniec,因參與1944年的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而喪生,年僅13歲。DSC01564

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兩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9月,德國閃電進擊波蘭,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波蘭自此被納粹德國統治,人民被貶為低等人種,飽受欺凌和壓迫,過著感怒不敢言的生活。1944年7月,二次大戰的熊熊烈火在歐洲大地虐肆了五年,被盟軍東西夾擊的德國節節敗退。東線戰場,蘇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從東向西推進,劍指柏林。7月中,蘇軍進入波蘭邊境,月尾抵達華沙市郊區。

在獲悉蘇軍逼近的消息,潛伏在華沙的波蘭家鄉軍(Home Army,又被稱為波蘭地下軍)決定揭竿起義。8月1日,地下軍在華沙展開行動,由於德軍正在移防,並且對地下軍部署了解不深,再加上後者得到華沙民眾支持,形勢有利。8月3日,地下軍已經佔據了市內約九成地區。

惟好景不常,德軍其後重整兵力便展開強烈反攻,他們畢竟久經沙場,作戰經驗異常豐富,軍備精良,相比之下,地下軍裝備嚴重不足,每10名士兵僅擁有一支槍㭜,因此很快便掐入苦戰。

起初,地下軍將領判斷,蘇軍已在市郊,估計己方僅須在城內各據點守住四天,等待蘇軍展開攻勢,到時內外夾攻,便能順利奪得華沙。

可惜事與願違,老奸巨猾的蘇聯領袖史達林卻另有圖謀。地下軍是聽命於親西方的波蘭海外流亡政府,而史達林則打算在波蘭扶值共產政權,地下軍自然成為其眼中釘。他打算借刀殺人,利用德軍除去地下軍,於是命令蘇軍停止前進,原地侍命。其實地下軍選擇在蘇軍抵達前行動,也是希望在最短時間在華沙以及波蘭各處地區,建立武裝勢力,以阻揭蘇聯建立傀儡政權。但是他們萬萬未曾料到,蘇聯竟然按兵不動,見死不救,任由己方獨力死撑。

華沙市內,兩軍寸土不讓,房屋、教堂、廣場、火車站、道路等,都成了戰場。子彈橫飛、火焰亂舞、煙硝蓋天,很快地,街頭巷尾成了頹垣廢井,層樓疊榭變為斷垣殘壁。戰士們身處廢墟焦土,已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進退兩難。人會認錯路,子彈砲火卻不會認錯人,無情地向士兵射擊轟炸。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當年地下軍曾向英美兩國求援。殊不知當時英美和蘇聯在聯合對抗德國的同時,也在討論彼此在歐洲的地盤。英美兩國已默許讓蘇聯接管波蘭等東歐地區。因此英美僅提供了寥寥數次的空投物質援助,對地下軍而言僅是杯水車薪。兩國為了和蘇聯聯手抗德,才不會為了華沙與後者結下梁子!不僅西方政府草草了事,西方傳媒也三緘其口,《1984》(1984)、《動物農場》(Animal Farm)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看不過眼,直斥他們行為不誠實(dishonesty)和懦弱(cowardice)。

一日復一日,德軍的包圍圈已經愈收愈窄,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華沙起義已經成為一場沒有明天的戰爭。槍聲炮聲蓋過了呼喚聲、求救聲,塌陷的混凝土埋藏了屍首。地下軍戰士在煙硝中茍延殘喘,對他們而言,明天是奢侈,生存是妄想。生存無望,許多軍士們會隨手抓來的一塊木板或鐵片,刻上絶書,內容大概是:"我是XXX,生於XX年XX月XX日,家在XXXXX,看見此行文字,請代為通知我妻子。" 留下最後存在世上的紀錄,就是他們惟一能做之事,寥寥數字,卻痛徹心扉,

10月2日,彈盡糧絕的地下軍繳械投降,被押送至戰俘營,從事勞役差事。另外,華沙全市居民被逼遷,部份民眾更被關押在勞動營或集中營。老羞成怒的德國人將華沙夷為平地。戰後統計,地下軍傷亡人數超越3萬名,另外最少有15萬平民喪生,文化遺產的損失更是不可估計。

2004年,是華沙起義60週年,市政府興建了華沙起義博物館(Warsaw Uprising Museum),以此紀念這場悲壯慘烈的戰爭。槍枝、手榴彈、軍服、勳章、軍人証件、戰車、火柴盒、餐具、通訊器村、電報、醫療用品、地下報章,輔以照片、影片,鉅細靡遺地介紹當時的戰爭情況及生活環境。

DSC00682博物館內有一處小室展出有關當年郵遞服務的物件。起義期間,華沙被分隔成數個戰區,通訊困難,地下政府發起了郵遞服務,讓將士之間傳遞情報,也為戰士和家人互報平安。書信有嚴𧫴格式,例如每封信件不可多過25字,信上不能透露身在何處和戰事情況,而且必先經過審查方可寄出,考慮當時兵兇戰危的處境,也是無可奈何。小室展出了當年遺留下来一個郵箱。郵箱塗上鮮紅色油漆,仿佛道出了戰火的殘酷無情,表面生鏽脫色,訢説出家破家亡的哀傷。除了展出郵箱外,還不少戰士們的書信。炮火無情,但人間有愛。雖看不懂波蘭文字,這些信件中有魂牽夢縈的情書、兒子給年邁母親的慰問信、慈父寫給兒女的鼓勵家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片言隻字猶勝千言萬語,每封信都是一本令人柔腸百轉的小說或一部感人肺腑的電影。長相思,摧心肝。在戰場上,士兵的生命比身上的家書更脆弱,最終能夠和親人愛人圑聚者,又有幾人?信紙因歲月緩緩變黃,墨水漸漸退色,失去至親的哀痛難以平伏,內心的遺憾永遠不留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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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展出當年信差的臂章、証件、用具和照片,負責傳遞信件者,並非是身材魁梧、驍勇善戰的士兵,大部分都是10至15歲的初生之犢,Mały就是其一。在華沙起義期間,這些少年信差以細小的身軀,每日在混凝土廢墟縫隙中穿插,在臭氣沖天的污水渠爬行,平均每日送遞的信件超過3700份。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其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曾指出,我們為了置身事外的「輕」,往往回換來難以承受的「重」。我不清楚孩子們挺身而出是否昆德拉所說的「重」,但就是因為他們不懼犧牲、不辭勞苦,在槍林彈雨、炮火連天下,為戰士和家人帶來唯一慰撫。照片中孩子們的神情和Mały無異,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符的早熟與滄桑,總角之年就要挑上大人的擔子,既令人佩服、又讓人心酸。

凝視眼前靑銅像,再想起廣場前好動活潑的孩子,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