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京風雲

羅斯基勒(Roskilde)乃丹麥的千年古都,距離首都哥本哈根約50分鐘車程。市內的哥德式紅磚教堂Roskilde Domkirke,為歷代丹麥王室成員的長眠之地,1995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不過,以下要介紹的是位於海邊的羅斯基勒維京船博物館。上世紀50年代末,有潛水人員在離岸不遠的水域發現數艘破爛的木船殘骸,經專家考證,確認為維京時代的維京長船,大約在1060-1080年之間所造。原來當年羅斯基勒乃維京時代(Viking Age)貿易重鎮,為了防衛需求,維京士兵在水淺處鑿沉了五艘長船,作為水中屏障,以阻擋敵船登陸。1962年,這五艘沉睡多年的長船終於出土,經文物專家重新拼砌嵌合並塗上防腐漆後於1969年在博物館公開展出。

維京人(Vikings)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Scandinavia)的部落,大概在8世紀末崛起,他們乃今日丹麥人、瑞典人及挪威人的祖先。維京人活躍於歐洲沿海地區近三百年,他們是冒險家、航海員、戰士、強盜、商人、漁民、雇兵、殖民者、開墾者、拓荒者。他們縱橫四海、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有關這群海上鬥士的傳說及故事,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關於維京Viking一詞的來源及定義眾說紛紜。根據古諾斯語(Norse,古北歐語的一種),Vík是小海灣的意思,而挪威東南方有一處叫Víkin的地區,Víking可能指來自某小海灣或來自Víkin的人。有人認為viking源自古英語wicing,意思是「從海上而來的入侵者」。也有人指出wic是帳篷,那麼wicing則形容維京人的生活習慣。

中世紀時期,斯堪地維尼亞地區出現大大小小的部落國家,當時國與國之間未仍有清晰的國界。該地位處歐洲西北一隅,終年溫度較低,冬天嚴寒且晝短夜長,土地貧瘠,不大適合種植小麥或飼養牲畜,生活條件非常嚴苛。幸好,由於接近北極圈,該帶有不少馴鹿、狐狸、貂熊,加上北海(North Sea)及波羅的海(Baltic Sea)一帶魚產豐盛,維京人不僅可以靠打獵捕魚取得生活所需,也可以將所得魚獲、獸皮、鹿角出口到歐洲其他地區,以換取其他物資。因此,不少維京成為商人。

北國的漫天冰雪及澟洌北風鑄造了維京人鋼鐵一般的強悍意志,那懸崖峭壁及礁岩嶙峋雕琢出他們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個性。維京人不滿於現狀,他們嚮住探險,追求財富榮譽,推崇勇士,更崇拜唱吟詩人所歌頌的英雄人物。

由於長年與船為伴、與海為伍,維京人不但精通水性,更長於造船。維京船博物館所展出的五艘維京長船中,戰船及商船各佔兩艘,另加一艘魚船。維京長船丹麥語為langskib,即英語的longship,意思毋須贅言。其中的2號船為一艘戰船,乃現存最長的維京船長之人,長約30米,闊3.8米,吃水約1米,可容納65至70名船員。

滄海桑田,這五艘出土的長船早已殘缺不存,不過對於後人研究維京人的生活習性、活動範圍及軍事戰術乃可略窺一斑。維京長船窄而長,沒有甲板,似簡陋不堪的長木伐插上桅桿及掛上桅帆。在虎嘯龍吟的茫茫大海中在航行,船員唯一可做的,便是穿著獸皮大衣,蜷縮在簡陋的帳篷內取暖,可以想像,凍死者及被海浪吞噬者肯定不計其數。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維京長船也有不少好處。此類長船成本低,易於建造,又便於掌舵,而且船速快,輕巧靈活,非常適合維京人擅長的遊擊戰術。長船可在淺灘登陸,而且容易搬運,可以抬起並藏在樹叢裏,方便施展突襲。每次維京人在陸地掠奪一番後,船員迅速將戰利品搬上船,然後縱身一躍便輕易登上長船便逃之夭夭,被却者也只能望「海」輕嘆。

作為海上霸主,維京人當然深諳航海之道。雖然沒有指南針,他們依靠夜間星象、太陽位置、候鳥遷徙路線、飄浮在海面的植物與海水顔色,甚至海水鹹淡度,在浩瀚大海辨認方向。

公元789年,西方歷史第一次出現有關維京人的記戴。根據《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該年他們登陸英國南方的波特蘭島(Isle of Portland)。國王的官員將這群不速之客誤認作商人,向他們提出徵收稅項,結果糊裡糊塗地被殺。793年,他們又將東面林迪斯法恩(Holy Island)的修道院洗却一空。

甫開始時,維京人以修道院為搶掠目標。修道院內的聖匱、器皿、祭壇都是價值連城之物,而且修道院也藏有不少民眾捐贈。後來,他們懂得搶刧城鎮,因為中世紀的城鎮乃貿易中心,附近的教堂及民居自然囤積不少財富。維京人神出鬼沒,他們利用其長船在淺灘處登陸,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殺入城鎮,如入無人之境,洗刧一番後離去。待救援部隊趕至現場,城鎮早已人去樓空。除了財富外,城鎮的居民也被一拼攎走,有身份地位者可以贖金贖回,至於其他平民百姓就在奴隸市場上販賣出售。歐洲各地的君主不勝其煩,紛紛以保護費換取邊界安寧。保護費雖不能換取長治久安,總也獲得短暫和平。由於當年維京人普遍被稱作丹麥人(Danes),其保護費又稱丹麥錢(Danegeld)。

在戰術層面而言,維京人與中國古代的北方外族有異曲同工之處,後者南下中原皇朝,也是倏忽展開突襲,仿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他們將目標搶掠一空後又迅速逃到荒漠草原,神出鬼沒,無跡可尋,皇帝也拿他們沒轍。

日子久了,維京人羽翼漸豐,他們蒐集了各地山川地勢、風土民情及兵力部署的情報,更累積不少作戰經驗。他們的侵略從沿海城鎮深入至內陸地區,其目的也從短暫掠奪改為割地稱王。今天的英格蘭、愛爾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西西里、突尼西亞、諾曼第都曾經成為維京人的領土。「諾曼第」(Normandy)一詞原義就是「來自北方的人」(North men),所指的就是維京人。另外,有一支源自瑞典的維京人稱為羅斯人(Rus’),他們跨越波羅的海南遷,後來在基輔(Kiev)建立自己的強國。由於維京人威名遠播,有部分人被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聘請為僱傭兵。

並非所有維京人都是單純的侵略者或強盜。有一批維京人從挪威往西探險,先後發現了冰島(Iceland)及格陵蘭(Greenland)並定居下來,後來該支維京人再往西移,到達了今天加拿大東岸,成為最早到達美洲新大陸的歐洲人,比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早了數百年。據說,維京人原本計劃將加拿大發展成殖民地,後來與當地原住民發生武裝沖突而擱置,否則人類歷史也會改寫。此外,更有不少維京人成為商人,其蹤跡遠至今日的巴格達。

大約11世紀中葉,維京文化開始沒落,其部落文化逐漸被歐洲大陸的農耕文化所取替,情況如同中國的北方外族征服了中原,但日子久了,原本在他們血脉流淌的草原文化被南方的漢族文化所融合、同化,最後更被馴化了。維京的統治者仿效歐洲各地,建立了封建制度,實施土地分封,人與土地建立長久關係,部落文化逐漸沒落。另外,基於政治原因,統治者領頭改信基督教,他們便停止侵略鄰近基督教國家。畢竟大家同為基督徒,同室操戈的話在道義上是很難站得住腳。斯堪地維尼亞地區技術躍進,生產力提升,加上貿易頻繁,物質條件改善,當地人民也不用再四處搶掠。畢竟,追求優質的生活是人類天性。既然代價大、風險高,潛在回報也不太豐厚,沒有太多人願意過著刀光劍影、風餐露宿的生活。

維京人對後世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法律的英語law是從諾斯語的lag衍生,大概是指已經確定及不容改變的事情。現代陪審員制度也是由維京人引進英國,然後再由英國人發揚光大。

維京的女人獨立而剛強,絲毫不讓鬚眉。婦女不僅料理家務、照料孩子、醃製食物、釀酒,由於男人長期在外,她們也是優秀的工匠,懂得建造房屋及倉庫,更懂得狩獵及保衛家園。在維京人社會,一位結婚超過二十年的婦女不僅可以提出離婚,更有權分得一半財產。假如丈夫離世,遺孀有權繼承遺產。維京人尊重女性的傳統似乎也一路承傳下去。北歐國家很早便給予女性投票權。時至今日,北歐國家的兩性平等政策受到國際推崇。北歐女性的侍遇比其他地方更好。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一份調查發現,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頭五席依次為丹麥、瑞典、挪威、荷蘭、芬蘭,五席中北歐諸國就佔了其四。

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名作《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就是取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的神話故事。

藍牙(Bluetooth)乃近年所流行的無線電通訊技術。其名稱與一位維京國王哈拉爾(Harald Blåtand Gormsen)有關,這位國王的綽號正是藍牙(Bluetooth)。

維京時代早已成為縷縷輕煙,但維京人的事跡依然在浩瀚無際的歷史星空下熠熠生輝。

參考資料:
拉爾斯·布朗沃思著。黃芳田譯。《維京傳奇:來自海上的戰狼》,台北:馬可孛羅,2018。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上篇討論,十五世紀荷蘭地區宗教色彩淡薄,社會自由開放,吸引不少商人、工匠、學者移民,資金、知識、科技也隨著流入,提升了其國家競爭力。此自由開放風氣此乎也承傳至今。今日的荷蘭乃歐洲最寛容的國家之一,它是全球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人也以開放持平的態度看待性交易及大麻等毒品問題。阿姆斯特丹便以其紅燈區而著稱,本地人及遊客皆可偎紅倚翠,享受那溫柔鄕。提供大麻的店舖稱為coffeehouse(千萬別與一般的咖啡館cafe混淆),顧客除了可以在店內吞雲吐霧外,coffeehouse也出售含有少量大麻的蛋糕。癮君子更可以前去特定的注射中心注射少量毒品,這些中心都是受當局嚴格監管。姑不論以上政策的道德問題,荷蘭人的生活品質似乎沒有受到負面影響。荷蘭治安穩定,犯案率之低長期處於世界前列。青少年服用毒品比率也較鄰國低。根據2018年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荷蘭位列世界第六快樂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調查發現,全球十大適合兒童成長的國家(Top 10 Best Countries to Raise Children),荷蘭也名列第六。

不可不知,原來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也是名列前矛。一項名為環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調查顯示,全球排名第三。數年前,荷蘭小鎮德拉赫騰(Drachten)實施了創新而大膽的政策。當局在鎮上繁忙的交通點上拆走了所有交通燈及路標。兩年後,交通事故率竟大幅下降!專家解析,駕駛者習慣過於依賴交通燈及路標,當有關指示訊號移走後,駕駛者便會密切注意實際的路面情況,交通事故率得以減低。

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似乎與數百年前他們祖先敢於開創的精神乃一脈相𠄘。前文提及,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荷蘭成為強國有頼制度的創新,而其制度創新包括了政治創新及金融創新。

先談政治制度創新。從數百年前直至近代,戰爭是邁向強國的必經之路。當封建國家的國王欲發動戰爭,他要透過徵稅籌措軍糧、軍餉及軍火的開支。理論上國王手上握有徵稅權,他有權增加各地稅頂。但各地封建領主的利益與國王並非一致,所以他們或會公然拒絕、或會陽奉陰違。荷蘭共和國的情況就大相徑庭。當時世界只有兩個共和國,一個是荷蘭共和國,另一個是我曾經提及威尼斯共和國。荷蘭是世界最早實施議會制的國家之一,眼光可謂超前。共和國共七個省份,每個省份有各自的議會,各省代表又組成一個聯省議會。徵稅權乃聯省議會所享有,議會所通過的徵稅議案乃經過討論、協調、談判的結果,權衡了各地利益。另外,共和國以商立國,議會以商人作主導,其決議自然符合商人的利益。商人明白動武是為了確保商船及貨品安全,他們願意繳付更多稅金來保障自身利益。如此一來,當戰事爆發,荷蘭比它的對手更快、更有效率地動用資源。

除了政治制度的創新,荷蘭人更有金融制度的創新。1602,阿姆斯特丹交易所(Amsterdam Exchange) 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所上市公司,其股票在交易所讓公眾人士自由買賣。

以往由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所主導的海上貿易,每次出航都由王室率頭,召集投資者,進行融資、借貸,購買或租船隻,召募船員水手,將名方人員湊在一起才啓航。船隊甫歸航後,投資者取回所得成本及利潤,船隊便隨著解散。下一次出航時,又要重覆以上步驟。相反東印度公司乃上市公司,集合了公眾財產,資金來源穏定。東印度公司擁有穩定的資本,其董事及投資者重視長遠的回報,並有長遠的經營策略及宏觀視野,它擁有自己的船塢、船隊,涉足的領域包括貿易、造船業及運輸業。不少學者更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史上首間跨國企業。上市企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比葡萄牙的官辦船隊自然更勝一籌。

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館(Amsterdam Maritime Museum)前身是海軍倉庫,館內展出大量航海時代的文物,史料豐富,讓人緬懷荷蘭昔日的崢嶸歲月。博物館的多媒體巧奪心思,讓孩子樂而忘返。戶外有一艘複製的船艦,名「阿姆斯特丹號」。17、18世紀時,有無數艘這般大小的船隻從阿姆斯特丹等海港揚帆出海,浩浩蕩蕩,開啓了一段段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風雲史詩。我在一個嚴冬的早上登上甲板參觀,太陽藏在烏雲背後,北風呼呼作響,船上的纖繩、桅桿、橫桿被吹得搖搖幌幌,甲板也左搖右擺。以現代人的角度,實在難以想像歐洲人如何能在設備簡陋的桅帆船馳騁海上,縱橫萬里。他們是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抑或是「醉臥沙場君莫笑」的覺悟,創造一次又一次扣人心弦的壯舉?

荷蘭人效法葡萄牙人,南下非洲,遶過好望角(Cape Town)然後往東。他們在亞洲各地札根,興建要塞、武器庫、船塢、貨倉、碼頭、商館、交易市集,築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葡萄牙人東渡亞洲主要是為了壟斷胡椒,而東印度公司商船所運載的貨物則非常多元化,除了胡椒外,還有丁香、豆蔻、煙草、咖啡豆、茶葉、瓷器、漆器、白銀、絲織品、棉織品、棉花、瑪瑙、象牙、獸皮、毛氈等商品。荷蘭人不僅從事往來歐亞的貿易,他們也參與亞洲區內的貿易,開拓商機。

1619年,東印度公司佔領今日印尼的首都耶加達(Jakarta),改變名巴達維亞(Batavia,Batavi乃羅馬時代居住在荷蘭萊茵河一帶的某個部落)成為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公司的亞洲總部也設在此。

東印度公司曾接觸大明帝國,請求允許其在中國大陸設立貿易據點,但遭閉門羹。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與明朝軍隊交戰,但戰敗。他們轉往福爾摩沙的安平市(今台南)建立殖民地,改名熱蘭遮(Zeelandia),名字源於荷蘭的行省澤蘭省(Zeeland),以此作為轉口港,與明朝的走私商人交易,換取中國的貨物。題外話,1642年,荷蘭人在太平洋西南方發現一個島嶼,後來他們也借用澤蘭省的名稱來命名這個島嶼,名Nova Zeelandia,這個島嶼就是今天的新西蘭(New Zealand)

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貿易站還遠至日本。1638年,他們答應了德川幕府的條件,不進行任何傳教活動,因此獲準在長崎(Nagasaki)設立商館。在日本閉關鎖國期間,西方人中也只有荷蘭人獲准在日本經商。長崎的荷蘭人乃日本人學習西洋事物的唯一途徑,一切有關西洋的知識稱為「蘭學」。

1641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走馬六甲,他們所建立的紅屋廣場(The Stadhuys,下圖)自今成為馬六甲著名景點。荷蘭的殖民地還包括好望角、模里西斯(Mauritius)、錫蘭(Ceylon)、科倫坡(Colombo)、安汶島(Ambon)、萬丹(Bantam)等地,在此難以一一細錄。

東印度公司的海外貿易為阿姆斯特丹帶回大量財富,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Bank of Amsterdam)成立,它是第一所具備現代金融功能的銀行。阿姆斯特丹更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機構資金充裕,可以批出更多貸款,創造更多利潤,其雄厚財力更可以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後盾。因此,荷蘭的海外貿易與金融業乃相輔相成。

盛極必衰乃歷史恆常不變的定律,荷蘭的海上霸權最後也走上衰落。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版圖不斷擴張,樹大有枯枝,日子久了,難免作風官僚,監管不力,而且虧空、舞弊、貪風成風,公司利潤每況愈下,最終關門歇業,荷蘭也退出海上爭霸行列。它畢竟是史上第一所跨國企業,沒有前車可鑑,人人都在摸索階段,無人䁱得該如何管理及監管這龐大機構,關門大吉也是必然結果。

由於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興旺,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市場上的淘金遊戲,相反,投資實業資金則逐漸減少。銀行有見貸款生意回本快,賺錢容易,今天批出貸款,明年就連本帶利賺回來,何樂而不為?銀行批出貸款愈來愈多,貸款準則也愈見愈寬鬆,最後泡沫惡化,不少銀行因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

荷蘭和葡萄牙都存在同一致命傷,兩國皆人口不足、資源匱乏。15世紀中葉,英、法兩大強權相繼崛起,在陸路上,荷蘭人要面對強大的法軍,在海上,其補給線又被英軍堵截。1794年,拿破崙的軍隊征服了荷蘭,有二百年歷史的共和國宣布滅亡。

大江東去,大海的翻天巨浪淘盡了無數的英雄豪傑。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海上冒險雖已落幕,但他們的開創精神及不撓意志將會被後來者傳承下去。人類才會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你說是嗎?(回到上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

去過法國的朋友都知道,該國皇室宮殿,如汗牛充棟,多不勝數。不過,當中最著名顯赫非羅浮宮(Lourve)與及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莫屬。兩者建於不同年代,同為是皇室住所,皆呈現法國宮殿建築之美,可謂一時瑜亮,難分軒轅。前者宏偉莊嚴、古典雅緻,後者氣勢磅礡、金碧輝煌;一個是端莊優雅的淑女,另一個是雍容華貴的名媛。本篇要說的是凡爾賽宮的故事。

寫凡爾賽宮就不能不提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因為凡爾賽宮就是這位太陽王(le Roi Soleil)於1661年下令所建,工程之龐大屬史無前例,大約50年後始竣工。路易十四是歷史上其中一位最有權勢及最有作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對歐洲以至世界的影響深遠,時至今天。大文豪伏爾泰(Voltaire)也曾經批評這位太陽王,但也不得不否認這位國王統治期間是一個得懷念的時代。

路易十四的成功,除了有賴其文韜武略及氣逾霄漢外,更重要是他得到命運的垂青,給予其時間和健康讓他一展抱負。歷史上不少雄才大略的帝王皆非常長壽。有「查理大帝」之稱的查理曼(Charlemagne)在位42年。中國的漢武帝在位54年,康熙、乾隆兩爺孫分別當了61及60年的皇帝。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更當了68年法老王。那麼路易十四呢?他5歲登基,直到1715年與世長辭,在位長達72年,是世界史上其中一位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凡爾賽宮的前身是路易十四父親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狩獵行宮,周遭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路易十四年幼時,巴黎爆發瘟疫,當時法國王室仍在巴黎市定居,為安全計,他被安排到行宮暫住,以避免受感染。

在1648年 – 1653年期間,法國發生內戰,史稱「投石黨之亂」(Fronde)。數年的內戰,國家經濟嚴重受創,死傷者眾,高達百萬。巴黎市也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導致路易十四要兩度逃離首都避難。當時他尚未親政,但兩次的出走,令到這位年輕的君王留下深刻的烙印。他決心要建立一個專制政權,強化君主權力,唯我獨尊,以維持國家穩定。此外,他也對巴黎心生厭惡,導致他決定將居所及辦公地方搬遷到凡爾賽,以後也不再回去。

1660年某天,路易十四前往財政總監富凱(Nicolas Fouquet)的沃子爵府邸(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作客。當他看到臣子的府邸金碧輝煌、美侖美奐,連自己的王宮也黯然失色,這位心高氣傲的君主不禁妒火中燒。當天,路易十四忍而不發,但過了一些日子後,他倏然下令以貪污罪命將富凱逮捕,財產充公。另外,有份參與沃子爵府邸建設的三名專家,包括建築師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園林設計師勒諾特爾(André Le Nôtre)和畫家勒布倫(Charles Le Brun)則被委派參與凡爾賽宮的工程。

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命富商沈萬三出資興建,後者不但還提早完工,並且還主動想出資犒軍,一人一兩銀,花費數百萬兩,其財力雄厚可想而知。不過,沈氏的好意,觸動了朱元璋的神經,忖思他富可敵國,是對朝廷的威脅,又認為他犒勞軍隊,是要收買人心,圖謀不軌,便打算將沈氏處死。幸好,馬皇后為其求情後改叛充軍,財產半數充公。富凱和沈萬三的遭遇體驗了一句俗語:伴君如伴虎!

通往凡爾賽宮正門,是一條筆直平坦的大路。有別於北京紫禁城,到訪者不用經過重重深鎖的宮門及高高的朱紅宮牆。踏入天安門後,還有午門、端門、太和門,難怪俗語云「一入宮門深似海」。參觀西方的王宮,腦海是不會有此念頭。

凡爾賽宮正門朝東,呈古典主義風格,氣勢磅薄、格局恢宏 ,展現君臨天下的氣派,宛若一位睥睨天下的王者,坐在大殿上,俯視著千里迢迢前來覲見的臣民。宮內的廳堂燈燭輝煌、堂宇深邃,呈現一位雄主的目光和胸懷。一般鼠目寸光的平庸國君是不會建造如此格局的宮殿。室內的水晶吊燈、地氈、傢具、油畫、雕塑、瓷器等,無一不是鬼斧神工之作。精雕細琢、雕欄玉砌的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裝潢誇耀法國深不見底的雄厚國力。色彩絢麗、巧奪天工的天花板畫歌頌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

佇立在鏡廳(Galerie des glaces)的窗台遠眺,凡爾賽宮的庭園捲入眼廉。庭園設計師以幾何圖形剪栽堆砌出和諧、平衡、左右對稱之美。一碧如洗的穹蒼、蒼翠欲滴的綠葉與及活蹦亂跳的噴泉合奏著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的協奏曲,讓人心情愉悅。極目遠眺,庭園的前方,是那無盡伸延的密林,如同法蘭西的國土,遼闊無彊。

凡爾賽宮也是路易十四攏絡地方領主及貴族的工具。大陽王邀請貴族們到凡爾賽定居,他們無不被金碧輝煌與瑰麗堂皇的宮廷建築所征服。他們盡情投入夜夜笙歌、衣香鬢影的宮廷生活,一切反叛的意志皆消弭於無形。此外,連年的內戰令到地方勢力式微,路易十四推動中央集權統治就更得心應手了。

究竟凡爾賽宮有多大?根據官方數字,整個宮殿連同園林及密林佔地總面積達830公頃、屋頂面積也有13公頃、道路總長度20公里、牆壁總長度也是20公里、水管長度更有35公里、35萬棵樹木、2143扇窗、67段楼梯⋯⋯

路易十四的夢想,雕刻在美侖美奐的宮殿,他的野心,寫在無窮無盡的疆土上。他擴大軍隊數量,聘請國外導家,扶植國防工業,改善國內水陸運輸系統。在其領導下,法國成為歐洲霸主,國力空前強盛。同一時間,其「軟實力」也無遠弗屆。法語成為歐洲貴族的通用語,據說在俄羅斯宮廷,說法語的貴族比俄語還多。法國王室也引領時尚潮流,他們的文化品味與及宮廷禮儀到各國貴族追捧仿效。路易十四也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內涵的君主。他醉心舞蹈,並將古典芭蕾舞加以改良並發揚光大。他斥資創立芭蕾舞劇院,他更經常粉墨登場,在芭蕾舞劇中擔任主角,多次扮演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Apollo) 。

順便一提,路易十四是佛羅倫斯麥地奇家族後裔。1600年,瑪麗亞麥地奇(Marie de’ Medici)成為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第二任妻子,後來生下路易十四的父親路易十三(Louis XIII)。因此,瑪麗亞是路易十四的祖母。我有朋友認為,路易十四的文化氣質,與麥地奇家族乃一脈相承,此言不虛。

短期而言,君主專制政權有利於維持地方跌序,維護國家穩定。另一方面,君主能夠貫徹其個人意志,有效集中國家資源,扶助國營事業,推動政府政策,以富國強兵。不過,專制統治也有不少弊端,首先,由於中央集權,地方受到控制,民間工商業受到打壓,地方持續貧窮。專制政權的運作,必須有賴於其龐大的官僚體系,以控制全國。官僚作風向來都是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當這個官僚體系不斷澎漲,內部一定開始腐敗,舞弊、貪污、虧空不斷,國家財政足不見跗,老百姓被壓搾、剝削。

路易十四的專制政權也無可避免出現以上流弊。加上他連年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財政連年赤字,中央要錢,上層官員自然向地方官員施壓,地方官員唯有向老百姓開刀,苛捐雜稅層出不窮,老百姓苦不堪言。

1710年,路易十四病逝,曾孫路易十五(Louis XV)繼位。據說,大陽王病危之際,曾勸勉年幼的繼任人,要停止對外用武,化干戈為玉帛,讓國家休養生息。路易十五年輕時也打算繼承曾祖父遺志,發奮圖強,可惜他天性優柔寡斷,懦弱膽小,其施政受到挫折後很快便心灰意冷,自此沉耽於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生活中,偏偏他又非常長壽,竟當了69年的國王。他在位期間揮霍無度,令到緊絀的國庫和沉重的國債百上加斤。到了他的孫子路易十六(Louis XVI)即位時,病入膏盲的波旁王朝已經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了。

路易十六和明朝的崇禎皇帝可謂同病相憐。二人都接下了上一代留下的燙手山芋,他們都企圖勵精圖治、力挽狂瀾,可惜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二人最大敵人是時間。崇禎當了17年的皇帝,李自成便攻入北京城。歷史給予路易十六的時間更少,他即位15年後,憤怒的民眾忍無可忍,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延伸閱讀《協和廣場的亡魂》)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路易十六一家被「邀請」離開凡爾賽宮,返回巴黎市定居,1793年,更被判成判國而遭處決。從路易十四到十六,凡爾賽宮傳承了三代,見證了波旁王朝由盛世走向壽終正寢,一切的雄圖霸業,恍若浮光掠影、晨曦露珠。由於革命黨人急需錢,更將宮內古董家具、奇珍異寶拍賣。後來,革命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凡爾賽宮遭受暴徒洗劫。東坡居士說得好,瓊樓玉宇果真是高處始終不勝寒,曾經燈火通明、夜夜笙歌的世界最華麗的宮殿如今變得十室九空、黯淡蕭瑟。要到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執政期間,政府替凡爾賽宮進行大規模修葺翻新工程,將其改建為國家博物館,大陽王的宫殿才重現昔日芳華。

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國王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被普軍俘擄後遜位。1871年1月,為了羞辱法蘭西人,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竟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內加冕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曾經象徵法王無上權力的宮殿,如今見證了德國的統一。二月,德法雙方在凡爾賽宮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德國取代法國成為歐陸第一強國。不過,德國人也不能高興太久,風水輪流轉,不到50年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戰敗,簽署了割地賠款的苛刻條約。簽署地又是在鏡廳,因此條約也被稱為《凡爾賽和約》。

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的建築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曾說過:「建築,是為了不巧(Architecture aims at Eternity.)」路易十四締造的王朝在他閉上眼不足一百年就灰飛煙滅,不過他的凡爾賽宮卻仍然傲然而立,也可謂:風住塵香花已盡,物是人非事事休。

蒙娜麗莎失竊事件簿

巴黎羅浮宮(Louvre, 延伸閱讀:《貝聿銘的金字塔》)擁有無數奇珍異寶、和璧隋珠,不少更是藝術史上的曠世之作。不過在眾多珍藏瑰寶中,單憑知名度而言,首推文藝復興(Renaissance)作品蒙娜麗莎(Monna Lisa)。每天皆有無數觀光客擁簇在蒙娜麗莎身旁,人人前仆後繼,爭相與伊人合影留念,咔擦咔擦聲響個不停,場面堪稱博物館奇景。巴黎市大街小巷,與蒙娜麗莎有關的商品、紀念品俯拾皆是,其風頭無「畫」能及、歷久猶新。

蒙娜麗莎乃李安納度·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巨作,據說花了他4個寒暑方能完成。蒙娜麗莎是畫在白楊木板上,長77公分,寬53公分。畫中伊人長髪披肩、冰肌玉骨、體態豐滿、酥胸微露。她的雙瞳如剪水,表情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又仿若欲言又止、欲語還休。達文西技巧高超,如鬼斧神工,他能夠捕捉瞬間即逝的回䀵一笑,用畫筆將其凝固於永恆。在那個未有照相機、攝錄機的年代,畫家的觀察入微令後人折服。另外,仔細瞧瞧,你會發現蒙娜麗莎的雙手和臉上輪廓不見任何線條。其實達文西用了暈塗法(sfumato),他利用糢糊漸變的色彩代替線條,加強美感。伊人身後背景也是焦點所在,她身後的左右兩邊背景,似乎並非源於同處,如此構圖鮮見於同時代其他作品。這純粹是美學所需還是背後另有深意,專家未有共識。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無數有關蒙娜麗莎的謎團仍尚侍解開。畫中女子究竟是何人?來自何方?歷來眾說紛紜。有人說是達文西的自畫像,也有說是畫家的同性伴侶。不過,大部分人都相信畫中的模特兒為麗莎·康喬多(Lisa del Giocondo),是一名富商的妻子。達文西便是受該富商委托,為其妻子畫一幅肖像畫。不過有人反駁,既然是受人所托而畫,為何達文西完成後並未交給委托人反而一直留在身邊?歷史的層層迷霧仍未撥開。

縱使蒙娜麗莎是偉大傑作,即使其背後也有不少謎團,不過,假若沒有百餘年前的失竊事件,該畫也不會聲名竄升,舉世聞名,萬千寵愛於一身。

事件發生於1911年8月20號。盜畫者為意大利人皮魯吉亞(Vincenzo Peruggia),他是羅浮宮所聘用的臨時工,負責安裝及更換畫框。話說他完成了當天的工作後,趁沒有人注意時,藏匿在羅浮宮某隱蔽角落,直到夜闌人靜,所有人已離開時方溜出來,他躡手躡腳地走到掛畫處,以熟練的手法將蒙娜麗莎取走。皮魯吉亞要離開羅浮宮之際,方發現原來門口已經反鎖了。無計可施下,他唯有等到白天,待有人開門始離開。説實話,作為盜畫者,竟沒有為自己安排退路,皮魯吉亞不僅毫不專業,似乎有點愣頭磕腦!

不過,有關蒙娜麗莎被盜過程,也有另一說法。話說8月21日為羅浮宮閉館日,但由於有工作人員出入而沒有上鎖。當天早上,皮魯吉亞穿著白色的工作人員制服進入博物館,未有引起任何人懷疑。他悄然走到蒙娜麗莎跟前,打量四周,確定附近無人,將畫連同畫框搬到樓梯間,然後再將畫取走,溜之大吉。

無論如何,大家可以看出,那個年代的博物館保安措施真的是錯漏百出、因陋就簡,簡直形同虛設。

可笑的是,直到翌日羅浮宮開門時,職員仍懵然不知。有參觀者發現蒙娜麗莎不在原本位置,於是向職員查詢。起初,職員還以為它被攝影師取走以作拍攝之用,要數小時後始證實該名作不翼而飛。這一驚真的非同小可。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巴黎市警察空羣而出,如臨大敵。羅浮宮還特意閉館一星期,以配合警方調查。警方查了又查,但一直苦無頭緒,蒙娜麗莎如同人間蒸發。警局上下均感到黯然無光。畫家畢加索(Pablo Picasso)曾被帶回警局問話,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

其實警方並非沒有機會破案,他們也懷疑失竊事件乃羅浮宮「家賊」所為。蒙娜麗莎畫框留有皮魯吉亞的指紋,警方套取了羅浮宮職員的指紋,逐一檢視對照,以圖找到盜匪。但不知是館方還是警方犯的低級錯誤,他們竟忘了套取皮魯吉亞這位臨時工的指紋!警方也曾前往他寓所搜查及問話。前面曾提及蒙娜麗莎是畫在木板上,不易藏匿,當時皮魯吉亞把她藏在寓所床底下皮箱的夾層內。不過警察在他寓所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他們就這樣和伊人察身而過。

蒙娜麗莎的失竊案,轟動了巴黎以至整個西方社會。在那個仍未有電視、電影、互聯網的年代,報紙幾乎是唯一大眾傳播媒體。各大報章都以頭條報導此宗新聞,蒙娜麗莎成了世人關注的焦點。即使對藝術一無所知、對繪畫一䆻不通者,也知道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莎被盜。一夜之間,蒙娜麗莎知名度驟然飆升,其風頭蓋過了世間上所有藝術瑰寶珍藏。

羅浮宮內,原本掛蒙娜麗莎的位置已經縣空,但每天有不少人特地前去「懷念」、「憑弔」,更有人獻上鮮花致意,仿若伊人已香消玉殞矣!

兩年後,仍然未有任何關於蒙娜麗莎的消息。

1913年11月29日,佛羅倫斯畫商蓋里(Alfredo Geri)收到一封署名李安納度(Leonardo)的信。寫信人指,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就在自己手上。他又說,由於畫家是意大利人,該畫也應該屬於意大利擁有,冀望能夠物歸原地。讀者們應該猜到,寫信人正是皮魯吉亞。

蓋里怔怔地看著該封來歷不明的信件,過了半响,才回過神來。他思忖,信上所言是否可信?究竟這是惡作劇?還是騙案?還是瘋子所為?為了慎重起見,他聯絡了烏菲茲美術館(Galleria degli Uffizi)館長波吉(Giovanni Poggi),後者答應一同前往求證。

12月9日,在波吉的陪同下,蓋里前往皮魯吉亞下塌的Albergo Tripoli-Italia。此是一所廉價旅館,鄰近佛羅倫斯火車站。皮魯吉亞引領二人進入其設備簡陋的房間,他從床底拉出皮箱,將其放在床上。接著他打開皮箱,取走所有衣物及用品,在皮箱的夾層內取出蒙娜麗莎。波吉小心翼翼地鑑定,當確定眼前畫是達文西真跡時,他和蓋里皆狂喜,但二人壓抑心中的激動興奮。波吉故作鎮定地對皮魯吉亞說,他初步認為該畫是真跡,不過仍要進一步鑑定,然後借故離開。對方似乎毫無懷疑,也由得他離去。波吉離開旅館後,馬上通知警方。警方趕到現場,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制服皮魯吉亞,取回了蒙娜麗莎。

此宗前無古人、驚天動地的世紀盜案,就此落幕,破案過程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盜畫者既非妙手神偷或飛天大盜,而破案者更不用勞動福爾摩斯或包青天再世。

可堪玩味的是,皮魯吉亞下塌飯店位置與當年康喬多的居所只是近在咫尺。該名畫失蹤兩年後,竟在其誕生地重現世間,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

皮魯吉亞被捕後,承認偷竊罪名。他指自己偷畫,並非因為貪圖財物。他聲稱自己乃愛國者,希望將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所搶掠的寶物歸還意大利。他最後被判監七個月。不少意大利人視皮魯吉亞為國家英雄,他坐牢期間,收到不少慰問信及禮物。盜畫賊受到民眾如此擁載,不一定後無來者,但肯定是前無古人矣。姑不論其所作所為是否基於單純的愛國心,不過他平日一定不怎麼看書。因為蒙娜麗莎並非拿破崙所搶掠,而是數百年被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所蒐集的!正因為他糊里糊塗弄錯了,蒙娜麗莎也得以聲名遠播。

警方尋回蒙娜麗莎的消息馬上傳遍意大利名地,舉國歡騰。據說,當消息傳到意大利議會時,兩位政見相異的議員正扭打成一團,二人聽到消息後,竟情不自禁擁吻。正是:「盈盈一笑,盡把恩仇了」,蒙娜麗莎果然魅力非凡!

蒙娜麗莎先後在佛羅倫斯、羅馬、米蘭巡迴展出。這段期間,她其所到之處,必有儀仗隊及警衞相伴,接待其規格之高前所未見、而保衛之森嚴也是前無古人。蒙娜麗莎在運送途中,引來萬人空巷,宛如英雄榮歸故里。

20世紀初,民族主義(Nationalism)浪潮席捲全球,歐洲各地也瀰漫著熾熱的民族意識,高漲的民眾情緒和盲目的愛國情操影響意大利民眾如何對看蒙娜麗莎。假若同樣事情發生在今天,民眾的態度很有可能與當年大相徑庭。

1914年1月初,蒙娜麗莎終於回到了羅浮宮。由於陰差陽錯,她因禍得福,成為世界第一名畫。從此以後,六宮粉黛皆失色,無數眾生皆拜倒其石榴裙下。有人千里迢迢跑到巴黎,就是為了一睹美人芳容。假如當初皮魯吉亞多看書、或多做點資料搜集、又或許他行竊失敗,歷史會否改寫?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貝聿銘的金字塔

蔚藍天空,太陽恣意揮灑,羅浮宮(Louvre)中庭的金字塔閃閃生輝。金字塔的玻璃,既能透視過去,亦能映照未來。金字塔的魅力直迫艾菲爾鐵塔,成為巴黎引以為傲的地標。不過,當年這座金字塔竟引發了牽連大波,原來,其背後又是一則傳奇故事。

1981年,左派人士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登上法國總統寶座。甫上任,他便大刀闊斧推動連串社會福利改革方案。作為一名文化藝術愛好者,密特朗立志要令到巴黎重現昔日歐洲文化之都的榮光,除了將文化藝術的公帑開支增加一倍,密特朗胸中還醖釀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他要重新修葺歷史悠久的羅浮宮,該計劃稱「大羅浮宮計劃」(Le Grand Louvre)。

羅浮宮建於12世紀末葉,剛開始作要塞堡壘用途。自14世紀起,成為皇室宮殿,多位法國國王曾經入住。法國國王向來醉心於藝術。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莫過於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與文藝復興(Renaissance)巨擘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忘年之交。有傳聞指,達文西彌留之際,弗朗索瓦一世一路陪伴在側。這名國王並收購了不少達文西的作品,其中包括家傳戶曉的蒙娜麗莎(Mona Lisa)。這批曠世名作,至今仍在羅浮宮展出。除了弗朗索瓦一世,多名國王也熱衷於採購藝術品並收藏在皇宮內。日子久了,羅浮宮的藏品也越來越豐富。法國大革命後,羅浮宮正式成為博物館,開放予公眾參觀。

悠悠歲月中,羅浮宮曾經多次整修擴建,工程皆由法國人負責。路易十四曾聘請名揚四海的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負責羅浮宮的重建工程,梵蒂岡的聖彼得廣場(Piazza San Pietro)便是該名大師的傑作。不過,貝尼尼不善與法國人交際應酬,而法國人又天生排外,他們不認同貝尼尼的意大利風格,結果合作告吹,雙方不歡而散。路易十四給予貝尼尼一筆酬金,將他打發回意大利。

歲月流逝,到了上世紀80年代,羅浮宮已顯得垂垂老矣,它已難以符合作為一所現代博物館的要求。博物館入口狹窄,大堂每日皆被大量訪客擠得水洩不通、接踵磨肩。館內光線陰暗、地板䯦髒、空調不足。展品經常布滿灰塵而且被安置得雜亂無章。標示不足,害訪客走到踏破鐵鞋、頭昏腦脹,如墜迷宮深淵。諷刺的是,貴為全世界最大博物館之一,羅浮宮竟然只有兩間廁所。貯藏空間匱乏而且設施簡陋,不少藏品積滿污垢甚至發霉。所謂積羽沉舟,群輕折軸,大規模的重建與改革已迫在眉睫。

為了實現他的「大羅浮宮計劃」,密特朗委派親信明查暗訪,並前往見世界各大博物館的負責人,向他們查詢誰人可以勝任此項世紀工程,他們不約而同推薦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Ieoh Ming Pi)。

1983年,該名親信秘密前往美國拜訪貝聿銘,並代表密特朗邀請他出任「大羅浮宮計劃」的建築師。貝聿銘有點受寵若驚,他回答對方,自己須要時間考慮,畢竟當時他已66歲了。

貝聿銘在妻子陪同下前往巴黎。他每天在羅浮宮附近一邊散步、一邊思索,如何能夠打造一座有活力、現代化、而又能夠融入巴黎這座城市的博物館。經過數個月仔細思量、反覆推敲,他有了腹案,於是決定接受米特朗的邀請。

羅浮宮的平面圖呈「凵」字形,缺口朝西,面向杜樂麗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露天寬敞的中庭為拿破崙廣場(Cour Napoléon)。貝聿銘打算利用廣場地庫作為羅浮宮的全新空間。在地面上,他打算建一個金字塔,以玻璃及金屬支架所製成,而這個金字塔又被三個小金字塔及三角形噴水池圍繞。到訪的參觀者將步走入廣場中央的大金字塔,然後往下,進入地庫的中央大堂及接侍處。這個設計,可解決原入口的人滿之患,而且可以不改動原有的宮殿建築下,擴充博物館的展覽空間。

貝聿銘獲委任為「大羅浮宮計劃」建築師的消息對外公佈後,輿論一片嘩然,引發連串抨撃及爭議。首先,如此浩大的工程,建築師人選及設計竟由米特朗總統一錘定音,而沒有對外公開招標,難以服眾。不少人指出,法國歷史悠久,文化底縕深厚,不乏優秀人才,為故要聘用國外的建築師,而且更來自美國?保守派人士認為,美國只會輸出速食文化與及卡通老鼠的新興國家,其建築師根本不會瞭解羅浮宮對於法國人的歷史文化意義。另外,也有人質疑,貝聿銘的東方人背景,認為其未必能夠勝任此工作。儘管面對公眾巨大厭力,米特朗力排眾議,他仍然全力支持自己親自「欽點」的貝聿銘,這就是所謂「用人勿疑,疑人勿用」。難怪後者曾說:「傑出的藝術家須有傑出的客戶。(Great artists need great clients.) 」貝聿銘就有幸遇到米特朗這位好主顧。

好戲還在好頭。當貝聿銘在委員會會議上,簡述其設計方案時,委員們目瞪口呆、面面相覷。他們做夢也未曾料到,這名狂妄的美國老頭,竟要在拿破崙廣場挖一個巨坑,然後再蓋上一個金字塔形狀的龐然巨物,如此的餿主意簡直是前所未見、聞所未聞。頓時,譏諷、嘲笑之聲接連不斷,辱罵、譴責之聲此起彼落。委員們氣勢洶洶,盛氣凌人,他們連珠炮發,連貝聿銘身邊的翻譯員也被嚇到不停顫抖,不能夠翻譯下去。

金字塔方案引起各界羣起而攻之,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政界對其口誅筆伐。巴黎社會似乎掀起一股反金字塔浪潮。有輿論抨擊,那座古怪的現代玻璃金字塔和羅浮宮古典優雅的建築完全不能協調,將其豎立在中庭位置,完全破壞了羅浮宮的整體景觀。也有人認為,金字塔乃古埃及建築,借用他國的建築來代表法國驕人的歷史文化,乃風馬牛不相及,荒謬之至。另外,金字塔令人想起法老王陵墓,將其作為博物館入口乃不倫不類之舉。米特朗的反對者也乘機大造文章、加油添醋,指金字塔乃專制獨裁社會之產物,總統的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據一份右翼報章所做的民意調查,有百分之九十的巴黎反對貝聿銘的設計。事情越鬧越大,連羅浮宮館長也決定辭職,以示抗議。跨張一點地説,貝聿銘幾乎成為巴黎市民的公敵,在街上散步時,迎來的是白眼相看、或橫眉怒目、或冷嘲熱諷。根據貝聿銘的女兒回憶,有一名婦人甚至朝父親的皮鞋吐痰。當回憶這段日子,他感慨地說

I’d been going to the Louvre since 1951. I thought I knew Paris and the French, but I didn’t really. You know how easy it is to make friends when you are traveling. People are curious about you, you are curious about them. But you never really make friends that way. After the Louvre, I discovered that I have friends now because I have enemies.

法國畢竟是民主開放的社會,雖然得到總統支持,當局也不能莫視民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貝聿銘他不打算修改設計圖或作任何妥協,他要打一場公關戰。

貝聿銘盡可能利用不同場合,例如講座、咨詢會、展覽會、媒體採訪,來介紹金字塔的設計理念。他也拜訪巴黎有影響力人士,以化解他們的疑慮。對於公眾的批評,他也一一答辯。貝聿銘介紹,金字塔的體積沒有想像中如此巨大,它不但不會破壞羅浮宮的整景觀,而且有劃龍點睛之效。他也指出,金字塔是跨地域的建築並非古埃及獨有,在中國、希臘、意大利、墨西哥都有金字塔遺址。羅浮宮的金字塔雖然是古代建築,但材料選用了玻璃及金屬,具古今融合、承先啟後的象徵意義。金字塔的錐體形狀,也配合法國建築、庭園、城市規劃中常用的幾何圖形。

有知名人士公開表態支持貝聿銘的設計,當中包括指揮家布列茲(Pierre Boulez)、影后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前總統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的遺孀Claude Pompidou。漸漸地,批評責難之聲開始減弱。貝聿銘心知,他須要一位關鍵人物的支持,此人是當時的巴黎市長希拉克(Jacques Chirac)。

希拉克是密特朗爭取連任的最大競爭對手,他曾反對貝聿銘的設計。貝聿銘前往市長辦公室與其會面,詳細解釋他的設計會為羅浮宮及巴黎有甚麼好處云云。希拉克心動了,不過附帶一個條件,他要貝聿銘在羅浮宮中庭豎立金字塔的模型,其大小尺寸必須與實體一致。希拉克要讓巴黎市民來決定金字塔的命運。

貝聿銘依照市長的要求,令用鋼繩索在羅浮宮中庭豎立了一個模型,吸引來了超過60,000人前往參觀。參觀者都覺得,金字塔沒有想像中那麼糟糕,似乎「還可以」。此刻,貝聿銘終於打贏了這場漫長而艱苦的公關戰。

1989年,貝聿銘打造的金字塔及其地下展覽廳正式開放。以往老態龍鍾,老氣橫秋的羅浮宮變得神采奕奕,容光煥發,更成為了巴黎的新寵兒。剛好100年前,工程師艾菲爾(Gustave Eiffel)所設計的鐵塔也曾被狠批得一文不值,後來成為巴黎人的驕傲。貝聿銘的金字塔不但成為巴黎地標,引來全世界艷羡的目光,與鐵塔一樣,成為曠世之作。貝聿銘也從巴黎人的公敵成為不巧傳奇,他的勝利如此漂亮卻得來不易,如同以下一句詩:「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參考書目:
麥可‧坎奈爾著。蕭美惠譯。《貝聿銘-現代主義泰斗》,台北:智庫,1996。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令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令其生意失敗。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重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

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賬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順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最後的華爾滋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Ringstrasse 14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Hotel Bristol 08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
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Musikverein 09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P1090082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位親王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Hofburg_Neue Burg_Statue of Prince Eugene of Savoy 03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Ringstrasse 12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梵高與莫內

1870年某天,法國畫商魯埃爾(Paul Durand-Ruel)在倫敦約見了兩名同樣來自法國但籍籍無名的畫家。三人不曾料到,一次普通的聚會,將為畫壇帶來天翻地覆的巨變,改寫了往後西方藝術的發展。

DSC03173該兩名畫家,較年長那位40歲,名畢沙羅(Camille Pissaro),他日後會成為一名印象派畫家。畢沙羅的同伴比他年輕10歲,這位同伴比畢沙羅更廣為人知,名聲更響亮,成為家傳戶曉的畫壇大師。他的名字叫克洛德.莫內(Claude Monet)。

話說春秋時代,孫陽非常懂得相馬,楚王託他去尋一匹舉世無雙的千里馬。孫陽踏遍大江南北都未有所獲,偶然在路上一匹馬正拉着一輛鹽車。該馬瘦骨嶙峋、舉步維艱,但孫陽一眼看出,這就是他要尋找的千里馬。孫陽向駕車人買下了馬匹,回去向楚王覆命。楚王起初不相信這瘦骨伶仃的馬竟會是千里駿馬,但在悉心照料下,馬變得神采飛揚,並如孫陽所言,成為千里神駒,難怪後人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魯埃爾便是藝術界的伯樂,是印象派畫家能夠發出耀眼光茫的幕後功臣。當時莫內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新普畫家,他們努力探討顔色在光線和空氣影響下的轉變,將此反映在作品中。此前所未有創作方式為西方繪畫藝術帶來革命式的突破,可惜被其他固步自封、執著於學院式陳規教條的主流畫家輕視、嘲諷甚至排擠。魯埃爾獨具慧眼,他看出了這批年輕畫家的潛力,後來在畢沙羅及莫內的引薦下,認識了德加(Edgar Degas)、馬奈(Édouard Manet)、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等人。魯埃爾豪不猶豫地買下這批年輕畫家作品,並不遺餘力在歐美地區宣傳、推廣他們的作品,並替他們舉辦畫展。魯埃爾曾一度陷於破產便緣,但他仍一如既往資助莫內等人。最後,用一句陳言老套的英語: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DSC03122數年前的夏天,我在巴黎渡假,某日,朋友特地安排了一天的藝術之旅,上午驅車前往奧維(Auvers-sur-Oise)拜訪梵高(Vincent Van Gogh)故居(請參閱《梵高的最後歲月》)。下午再前往位於吉維尼(Giverny)參觀聞名遐邇的莫內花園(Monet’s Garden)。奧維和吉維尼,兩者同樣位於巴黎市郊,兩地皆是愜意舒適的小鎮,更分別是梵高和莫內這兩名大師綻放出繪畫生涯最後璀璨光芒之地。

梵高和莫內,兩人同為十九世紀末的畫壇大師,堪稱一時瑜亮,就藝術史的地位和影響力而言,在伯仲之間。奈何,天意弄人,兩人不論在性格、人際關係、愛情生活、家庭背景迴異,事業發展更天差地遠。梵高生於1853,較莫內晚13年出生,算是後者晚輩。他早年打算成為神職人員,後來才醉心於繪畫,算是中途出家。莫內自青年時代已經立志要成為畫家,他創作路程上遇到德加、馬奈、雷諾瓦等意氣相投的朋友,後來他們都各有所成,各人都成為印象派的代表性人物。梵高則恰恰相反,他人緣欠佳,終其一生,鮮遇知音,他曾一度和畫家高更(Paul Gauguin)私交甚篤,其後因意見不合而鬧翻,梵高更在狂怒之下,不能自己,切下自己大半隻左耳!

工業革命後,資本家抬頭,資產階級掘起。以往替皇室、教會及封建領主效力的畫匠也走向職業化,面向消費羣,而手握資本、洞悉市場資訊、擁有豐富人脈的買賣中間人對莫內等人的創作生涯擧足輕重。魯埃爾的出現,是莫內等人以至整個印象派藝術的轉捩點。莫内曾感嘆道:「要不是魯埃爾,我們都餓死了。」在魯埃爾這位伯樂的提攜及幫助下,莫內這匹千里馬聲名崛起,成為世人景仰的藝術大師。梵高卻未曾遇到一位像魯埃爾的伯樂,儘管親弟西奧(Theo Van Gogh) 也是一名畫商,卻未能成功推廣梵高的作品。DSC03181

下午抵達吉維尼時,陽光和煦,雅緻的鄉村住宅門前草木蓬勃,生機盎然。莫內故居門庭若市,訪客須魚貫而入,與梵高故居門堪羅雀,成強烈對比。梵高與莫內,生平遭遇有天淵之別,未料,連故居參觀者數也是大相徑庭,煞是諷刺。

莫內故居為一座鄉村式住宅,呈粉紅色,配以綠色窗框、大門、陽臺,牆壁掛滿常青藤,為整幢房子加添田園氣息。屋內寛敞雅致,有莫內的工作室,他亦常在此招待賓客。1883年,莫內租下此屋作為自己和家人的居所。隨後數年,莫內事業漸上軌道,收入財富與日俱增,1890年,他買下了該座住宅,在後院種滿各類花草。除此之外,莫內更在院子內增建了兩間工作室,以方便自己在不同光源、不同角度下繪畫。

有人歡喜有人愁。同一年,貧病交加的梵高在不遠處的奧維小鎮,他的生活作息,全在一窄小陰暗的方間,不可和莫內同日而語,實在令人握腕興歎、情何以堪!到了奧維三個月後,梵髙吞槍自盡,帶著滿腹遺撼離開塵世,年僅37歲。痛哉!痛哉!

1893年,莫內購買住宅後院以南的一塊土地,改建成私人花園,後人稱為莫內花園(Monet’s Garden)。陽光從樹隙灑下,站在那著名的綠橋上,觀賞那花紅柳綠。池塘邊那柳絮以錦,婀娜多姿。中國古典文學裡 ,柳樹有離愁別緒之意。「柳」諳音「留」,有請君留下之意。另外,柳樹在風中搖曳,似揮手道別。李白有詩言:「年年柳色 灞陵傷別」劉禹錫也道:「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柳樹洋名Weeping Willow,weep乃哭泣的意思。柳樹在西方也有悲涼之意。不過,此地的楊柳毫無哀傷之情,涼風徐徐,柳絮在風中舒展懶腰,好不閒逸。

DSC03163池塘上睡蓮隨處可見,此花晝舒夜卷,故有「花中睡美人」之稱號。睡蓮在旁邊綠葉苛護下在水中飄蕩,有如亭亭美人舟中立,份外撩人。池中睡蓮乃從日本進口,每棵價格6法郎。3年前,梵高在奧維旅店的房租包括膳食是每天3.5法郎。換言之,莫內每棵蓮花差不多是梵高兩天的生活費,時也命也,想起造化弄人,不勝感慨!

想像莫內每天在蒼翠欲滴的樹木陪伴下閒庭信步、寫生作畫,仰望天空上白雲蒼狗,欣賞池水之波光瀲灩,享受暖陽愛撫,感受涼風騷癢,領略四時之變化,體驗自然之奧妙,樂也融融。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1926年,莫內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有六,雖然夫人和長子先他而去,幸有兒媳陪伴在側,老有所養,而且更是畫壇一代宗師,成就蜚然,無憾矣。想梵高一生,飽受貧困與病痛折磨,且鬱鬱不得志,含恨而終。再看這美麗花園遊人如織,反觀梵高故居門庭冷清,不禁惋惜慨嘆。雖無鋤強之心,但扶弱之意卻油然而生。人在莫內花園,放不去奧維的黃金稻田,明明看到池上睡蓮,卻心繫畫中向日葵。

延伸閱讀:《梵高的最後歲月》

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Place de la Concorde 09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延伸閱讀:《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年7月14日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Place de la Concorde_Obélisque 01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月14日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益不穩,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崙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專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而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

梵高的最後歲月

在巴黎以西北方約27公里有一處名叫奧維(Auvers-sur-Oise)的小鎮。和法國其他地方比較,這裡沒有旖旎風光,沒有雄偉山川,更沒有豐厚的文化底藴。平心而論,它是一個閒逸恬靜卻又平平凡凡的小鎮。不過在1890年5月,這平凡的小鎮迎來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他就是後印象主義畫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

梵高天才橫溢卻又一生坎坷。1890年,作為畫家的梵高,由於作品無人賞識,令他陷入一窮如洗的境地,雪上加霜的是,他更飽受精神病所困擾。值得安慰是親弟西奧(Theo Van Gogh) 在經濟上給予支持。由於家住巴黎,西奧特意安排兄長到距離巴黎不遠的奧維小鎮休養身體,以便照應。同時,更安排了鎮上的嘉舍醫生(Paul Gachet)負責照顧他。始料不及的是,這小鎮竟成了梵高的人生終點站。

某年夏天上午,我和兩位友人來到奧維鎮。在鎮中心放眼四周,有別於法國其他著名觀光小鎮,這裡沒有高聳入雲的哥德式大教堂,亦沒有令人肅然起敬的巴洛克或新古典式樣的市區廣場。除了一座其貎不揚的市政廳和數家酒肆商店,餘下盡是民居。鎮上出乎意料的清靜,別說遊客,連行人亦屈指可算。我念頭一閃,這不就是梵高一生的寫照嗎?

天才總是吊形吊影。由於異想天開,天馬行空,加上思想深邃、獨特,他們言行舉止因而異於常人。大仲馬(Alexandre Dumas)某天寫作時,要將小說中他最喜愛的人物「殺死」,他竟因此而失聲痛哭,悲痛欲絶。文藝復興(Renaissance)巨匠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工作期間受到打擾,他會大發雷霆,破口大罵。天才們行為怪異,許多人不明就裡而刻意疏遠。和很多天才一樣,梵高追求完美,令他執着如狂,加上他性格孤僻,不善交際,令他經常孤身隻影。

我們第一目個的地是位於市中心的Auberge Ravoux。它前身是一家旅店,當年梵高便是下榻在此。屋子外牆色彩斑駁,有上下兩層,下層為酒肆,上層則修建為梵高故居博物館以供公衆參觀。我們從後門樓梯拾級而上,走廊狹窄,梵高就住走廊第一間客房。如我所料,房間窄小而簡陋,導覽員指出,梵高下榻期間,這裡僅有一卓一椅和一衣櫥。房內有一天窗,當日陽光燦爛,幾道金光斜線穿窗而入。儘管如此,室內依然陰沈灰暗,瀰漫淒淒戚戚的氣氛,天氣晴朗已經如此,更遑論烏雲密佈的日子。當年梵高侍在這陰暗一角,觸景傷情,想起自己生平際遇,內心一定倍添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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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總是曲高和寡,他們的作品超前但深奧難解,不易為人明白、接受,令他們覺得孤單寂寞。話說春秋時期,俞伯牙善彈琴,鐘子期善聽琴。俞伯牙彈奏的音樂,鐘子期都可以聽懂琴意,二人頓成莫逆之交。後來,鐘子期逝世,俞伯牙傷心欲絶,認為知音已去,世上已無人聽懂自己琴音,於是摔琴斷弦,此生不再彈琴。可想而知,知音難覓,天才的不幸莫過於此。梵高懷才不遇,生前僅賣出一幅作品,他內心的苦楚不言而喻,正是:「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DSC02990屋外有一小徑,小徑兩旁綠樹成陰,草木蔥蘢,令人心曠神怡。 梵高的《奧維街道及階梯》 (Village Street and Steps in Auvers with Figures)《奧維的教堂》(The Church at Auvers)、《麥田群鴉》(Wheat Field with Crows)等不朽之作,便是在小徑附近取景。我們沿着小徑緩步而行,找到當年他所畫過的階梯、教堂和麥田等。他是為藝術而生,繪畫就是他生命。在奧維期間,他傾注心力,將內心的激情浪漫、辛酸苦澀、抑鬰怨憤在畫筆下盡情揮毫,在短短70天內,畫下了驚人的80多幅作品。

天才總是在逆境下攀上高峯。當遭遇挫折時,他們對天地萬物和生老病死有了更深體會,思想的衝擊為他們藝術生命注入新養份,從以能夠另創高峯。好比有了頑石,潮水才可擊起千層浪。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由於耳聾,聽不到世俗繁音,才可以寫下一篇篇的千古絶唱。梵高命途多舛,屢受挫折,加上精神病纏身,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所看所感受的世界異於常人,種種體會,令他完成一幅幅曠世之作。今時今日在欣賞梵高、貝多芬等人作品時,回首前麈,他們所付出的沈重代價令人心辛酸,實在情何以堪。

在這舒適怡人的小鎮,梵高的病情曾一度好轉。唯好景不常,7月初,他前往巴黎探望西奧,發現原來弟弟頑疾纏身,且經濟拮据。梵高深覺自己已成為弟弟的包袱。與此同時,他又與嘉舍醫生出現嚴重矛盾。雙重打擊,間接令病情急轉直下。

步行約10分鍾,一望無際的金黃麥田映入眼簾。沿著麥田上的小徑再向前走,我們很快來到一處三岔口。梵高便在此處完成了他著名的《麥田群鴉》。畫中那麥田上群鴉亂舞,在暗藍的天色俺蓋下,畫中籠罩着陰沈不詳氣氛,儘管作者的才華如金黃麥田般燦爛奪目,可惜生命就快走到盡頭,縱使萬分無奈卻無能為力。一個月後,梵高重返此地,以槍指胸,拉下板機。身負槍傷下,他強忍痛楚,自行返回旅店。兩天後,他在西奧陪伴下,嚥下最後一口氣,撤手人寰,終年三十有七。梵高的作品固然驚世駭足,他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亦前無古人。從麥田到旅店約十數分鐘路程,不知梵高在負傷下是如何熬過這段路的?或許對他而言,皮肉痛楚比起內心苦楚算不上甚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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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風和日麗,但舉目張望,只見麥田萬無邊際,四處渺無人煙,想起天妒英才,悲涼和無奈的感覺湧上心頭,輕風吹送,麥田搖曳,更倍添哀愁。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梵高的作品在他生前一文不值,但諷刺地,在他死後卻價值連城。如果說梵高在世時,命運折騰他,那麼他離世後,命運是在補償他還是在揶揄他?假若他在遠處的天堂看到這一切,必定苦笑不已,百般滋味湧上心頭……

我們繼續沿小徑住前走,在不遠的拐彎處旁邊有一座墓園,梵高便是葬在此處。他的墳墓在入口不遠處,手足情深的西奧永遠倍伴在側。墓碑上插了數朵向日葵,令人聯想起他的向日葵系列,煞有意思,墳前種滿長青膝,提醒大家,他的作品長青不朽,永留人間。正是:「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延伸閱讀:《梵高與莫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