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令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令其生意失敗。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重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

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賬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順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來自於米的麴菌)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最後的華爾滋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Ringstrasse 14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Hotel Bristol 08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
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Musikverein 09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P1090082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位親王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Hofburg_Neue Burg_Statue of Prince Eugene of Savoy 03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Ringstrasse 12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梵谷與莫內

1870年某天,法國畫商魯埃爾(Paul Durand-Ruel)在倫敦約見了兩名同樣來自法國但籍籍無名的畫家。三人不曾料到,一次普通的聚會,將為畫壇帶來天翻地覆的巨變,改寫了往後西方藝術的發展。

DSC03173該兩名畫家,較年長那位40歲,名畢沙羅(Camille Pissaro),他日後會成為一名印象派畫家。畢沙羅的同伴比他年輕10歲,這位同伴比畢沙羅更廣為人知,名聲更響亮,成為家傳戶曉的畫壇大師。他的名字叫克洛德.莫內(Claude Monet)。

話說春秋時代,孫陽非常懂得相馬,楚王託他去尋一匹舉世無雙的千里馬。孫陽踏遍大江南北都未有所獲,偶然在路上一匹馬正拉着一輛鹽車。該馬瘦骨嶙峋、舉步維艱,但孫陽一眼看出,這就是他要尋找的千里馬。孫陽向駕車人買下了馬匹,回去向楚王覆命。楚王起初不相信這瘦骨伶仃的馬竟會是千里駿馬,但在悉心照料下,馬變得神采飛揚,並如孫陽所言,成為千里神駒,難怪後人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魯埃爾便是藝術界的伯樂,是印象派畫家能夠發出耀眼光茫的幕後功臣。當時莫內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新普畫家,他們努力探討顔色在光線和空氣影響下的轉變,將此反映在作品中。此前所未有創作方式為西方繪畫藝術帶來革命式的突破,可惜被其他固步自封、執著於學院式陳規教條的主流畫家輕視、嘲諷甚至排擠。魯埃爾獨具慧眼,他看出了這批年輕畫家的潛力,後來在畢沙羅及莫內的引薦下,認識了竇加(Edgar Degas)馬奈(Édouard Manet)、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等人。魯埃爾豪不猶豫地買下這批年輕畫家作品,並不遺餘力在歐美地區宣傳、推廣他們的作品,並替他們舉辦畫展。魯埃爾曾一度陷於破產便緣,但他仍一如既往資助莫內等人。最後,用一句陳言老套的英語: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DSC03122數年前的夏天,我在巴黎渡假,某日,朋友特地安排了一天的藝術之旅,上午驅車前往奧維(Auvers-sur-Oise)拜訪梵谷(Vincent Van Gogh)故居(請參閱《梵谷的最後歲月》)下午再前往位於吉維尼(Giverny)參觀聞名遐邇的莫內花園(Monet’s Garden)。奧維和吉維尼,兩者同樣位於巴黎市郊,兩地皆是愜意舒適的小鎮,更分別是梵谷和莫內這兩名大師綻放出繪畫生涯最後璀璨光芒之地。

梵谷和莫內,兩人同為十九世紀末的畫壇大師,堪稱一時瑜亮,就藝術史的地位和影響力而言,在伯仲之間。奈何,天意弄人,兩人不論在性格、人際關係、愛情生活、家庭背景迴異,事業發展更天差地遠。梵谷生於1853,較莫內晚13年出生,算是後者晚輩。他早年打算成為神職人員,後來才醉心於繪畫,算是中途出家。莫內自青年時代已經立志要成為畫家,他創作路程上遇到德加、馬奈、雷諾瓦等意氣相投的朋友,後來他們都各有所成,各人都成為印象派的代表性人物。梵谷則恰恰相反,他人緣欠佳,終其一生,鮮遇知音,他曾一度和畫家高更(Paul Gauguin)私交甚篤,其後因意見不合而鬧翻,梵谷更在狂怒之下,不能自己,切下自己大半隻左耳!

工業革命後,資本家抬頭,資產階級掘起。以往替皇室、教會及封建領主效力的畫匠也走向職業化,面向消費羣,而手握資本、洞悉市場資訊、擁有豐富人脈的買賣中間人對莫內等人的創作生涯擧足輕重。魯埃爾的出現,是莫內等人以至整個印象派藝術的轉捩點。莫内曾感嘆道:「要不是魯埃爾,我們都餓死了。」在魯埃爾這位伯樂的提攜及幫助下,莫內這匹千里馬聲名崛起,成為世人景仰的藝術大師。梵谷卻未曾遇到一位像魯埃爾的伯樂,儘管親弟西奧(Theo Van Gogh) 也是一名畫商,卻未能成功推廣梵谷的作品。DSC03181

下午抵達吉維尼時,陽光和煦,雅緻的鄉村住宅門前草木蓬勃,生機盎然。莫內故居門庭若市,訪客須魚貫而入,與梵谷故居門堪羅雀,成強烈對比。梵谷與莫內,生平遭遇有天淵之別,未料,連故居參觀者數也是大相徑庭,煞是諷刺。

莫內故居為一座鄉村式住宅,呈粉紅色,配以綠色窗框、大門、陽臺,牆壁掛滿常青藤,為整幢房子加添田園氣息。屋內寛敞雅致,除了寢室、飯廳、客廳、廚房,更有畫家的工作室,他亦常在寓所在招待賓客。莫內深受日本浮世繪影響(請點擊《畫狂人葛飾北齋》),他生前購買了大量版畫,故居內有不少珍藏。1883年,莫內租下此處作為自己和家人的居所。隨後數年,莫內事業漸上軌道,收入財富與日俱增,1890年,他買下了該座住宅,在後院種滿各類花草。除此之外,莫內更在院子內增建了兩間工作室,以方便自己在不同光源、不同角度下繪畫。

有人歡喜有人愁。同一年,貧病交加的梵谷在不遠處的奧維小鎮,他的生活作息,全在一窄小陰暗的方間,不可和莫內同日而語,實在令人握腕興歎、情何以堪!到了奧維三個月後,梵谷吞槍自盡,帶著滿腹遺撼離開塵世,年僅37歲。痛哉!痛哉!

1893年,莫內購買住宅後院以南的一塊土地,改建成私人花園,後人稱為莫內花園(Monet’s Garden)。陽光從樹隙灑下,站在那著名的綠橋上,觀賞那花紅柳綠。池塘邊那柳絮以錦,婀娜多姿。中國古典文學裡 ,柳樹有離愁別緒之意。「柳」諳音「留」,有請君留下之意。另外,柳樹在風中搖曳,似揮手道別。李白有詩言:「年年柳色 灞陵傷別」劉禹錫也道:「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柳樹洋名Weeping Willow,weep乃哭泣的意思。柳樹在西方也有悲涼之意。不過,此地的楊柳毫無哀傷之情,涼風徐徐,柳絮在風中舒展懶腰,好不閒逸。

DSC03163池塘上睡蓮隨處可見,此花晝舒夜卷,故有「花中睡美人」之稱號。睡蓮在旁邊綠葉苛護下在水中飄蕩,有如亭亭美人舟中立,份外撩人。池中睡蓮乃從日本進口,每棵價格6法郎。3年前,梵谷在奧維旅店的房租包括膳食是每天3.5法郎。換言之,莫內每棵蓮花差不多是梵谷兩天的生活費,時也命也,想起造化弄人,不勝感慨!

想像莫內每天在蒼翠欲滴的樹木陪伴下閒庭信步、寫生作畫,仰望天空上白雲蒼狗,欣賞池水之波光瀲灩,享受暖陽愛撫,感受涼風騷癢,領略四時之變化,體驗自然之奧妙,樂也融融。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1926年,莫內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有六,雖然夫人和長子先他而去,幸有兒媳陪伴在側,老有所養,而且更是畫壇一代宗師,成就蜚然,無憾矣。想梵谷一生,飽受貧困與病痛折磨,且鬱鬱不得志,含恨而終。再看這美麗花園遊人如織,反觀梵谷故居門庭冷清,不禁惋惜慨嘆。雖無鋤強之心,但扶弱之意卻油然而生。人在莫內花園,放不去奧維的黃金稻田,明明看到池上睡蓮,卻心繫畫中向日葵。

延伸閱讀:《梵谷的最後歲月》

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Place de la Concorde 09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延伸閱讀:《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年7月14日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Place de la Concorde_Obélisque 01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月14日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益不穩,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崙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專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而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

梵谷的最後歲月

在巴黎以西北方約27公里有一處名叫奧維(Auvers-sur-Oise)的小鎮。和法國其他地方比較,這裡沒有旖旎風光,沒有雄偉山川,更沒有豐厚的文化底藴。平心而論,它是一個閒逸恬靜卻又平平凡凡的小鎮。不過在1890年5月,這平凡的小鎮迎來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他就是後印象主義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

梵谷天才橫溢卻又一生坎坷。1890年,作為畫家的梵谷,由於作品無人賞識,令他陷入一窮如洗的境地,雪上加霜的是,他更飽受精神病所困擾。值得安慰是親弟西奧(Theo Van Gogh) 在經濟上給予支持。由於家住巴黎,西奧特意安排兄長到距離巴黎不遠的奧維小鎮休養身體,以便照應。同時,更安排了鎮上的嘉舍醫生(Paul Gachet)負責照顧他。始料不及的是,這小鎮竟成了梵谷的人生終點站。

某年夏天上午,我和兩位友人來到奧維鎮。在鎮中心放眼四周,有別於法國其他著名觀光小鎮,這裡沒有高聳入雲的哥德式大教堂,亦沒有令人肅然起敬的巴洛克或新古典式樣的市區廣場。除了一座其貎不揚的市政廳和數家酒肆商店,餘下盡是民居。鎮上出乎意料的清靜,別說遊客,連行人亦屈指可算。我念頭一閃,這不就是梵谷一生的寫照嗎?

天才總是吊形吊影。由於異想天開,天馬行空,加上思想深邃、獨特,他們言行舉止因而異於常人。大仲馬(Alexandre Dumas)某天寫作時,要將小說中他最喜愛的人物「殺死」,他竟因此而失聲痛哭,悲痛欲絶。文藝復興(Renaissance)巨匠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工作期間受到打擾,他會大發雷霆,破口大罵。天才們行為怪異,許多人不明就裡而刻意疏遠。和很多天才一樣,梵谷追求完美,令他執着如狂,加上他性格孤僻,不善交際,令他經常孤身隻影。

我們第一目個的地是位於市中心的Auberge Ravoux。它前身是一家旅店,當年梵谷便是下榻在此。屋子外牆色彩斑駁,有上下兩層,下層為酒肆,上層則修建為梵谷故居博物館以供公衆參觀。我們從後門樓梯拾級而上,走廊狹窄,梵谷就住走廊第一間客房。如我所料,房間窄小而簡陋,導覽員指出,梵谷下榻期間,這裡僅有一卓一椅和一衣櫥。房內有一天窗,當日陽光燦爛,幾道金光斜線穿窗而入。儘管如此,室內依然陰沈灰暗,瀰漫淒淒戚戚的氣氛,天氣晴朗已經如此,更遑論烏雲密佈的日子。當年梵谷侍在這陰暗一角,觸景傷情,想起自己生平際遇,內心一定倍添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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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總是曲高和寡,他們的作品超前但深奧難解,不易為人明白、接受,令他們覺得孤單寂寞。話說春秋時期,俞伯牙善彈琴,鐘子期善聽琴。俞伯牙彈奏的音樂,鐘子期都可以聽懂琴意,二人頓成莫逆之交。後來,鐘子期逝世,俞伯牙傷心欲絶,認為知音已去,世上已無人聽懂自己琴音,於是摔琴斷弦,此生不再彈琴。可想而知,知音難覓,天才的不幸莫過於此。梵谷懷才不遇,生前僅賣出一幅作品,他內心的苦楚不言而喻,正是:「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DSC02990屋外有一小徑,小徑兩旁綠樹成陰,草木蔥蘢,令人心曠神怡。 梵谷的《奧維街道及階梯》 (Village Street and Steps in Auvers with Figures)《奧維的教堂》(The Church at Auvers)、《麥田群鴉》(Wheat Field with Crows)等不朽之作,便是在小徑附近取景。我們沿着小徑緩步而行,找到當年他所畫過的階梯、教堂和麥田等。他是為藝術而生,繪畫就是他生命。在奧維期間,他傾注心力,將內心的激情浪漫、辛酸苦澀、抑鬰怨憤在畫筆下盡情揮毫,在短短70天內,畫下了驚人的80多幅作品。

天才總是在逆境下攀上高峯。當遭遇挫折時,他們對天地萬物和生老病死有了更深體會,思想的衝擊為他們藝術生命注入新養份,從以能夠另創高峯。好比有了頑石,潮水才可擊起千層浪。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由於耳聾,聽不到世俗繁音,才可以寫下一篇篇的千古絶唱(延伸閱讀:《貝多芬的遺書》)。梵谷命途多舛,屢受挫折,加上精神病纏身,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所看所感受的世界異於常人,種種體會,令他完成一幅幅曠世之作。今時今日在欣賞梵谷、貝多芬等人作品時,回首前麈,他們所付出的沈重代價令人心辛酸,實在情何以堪。

在這舒適怡人的小鎮,梵谷的病情曾一度好轉。唯好景不常,7月初,他前往巴黎探望西奧,發現原來弟弟頑疾纏身,且經濟拮据。梵谷深覺自己已成為弟弟的包袱。與此同時,他又與嘉舍醫生出現嚴重矛盾。雙重打擊,間接令病情急轉直下。

步行約10分鍾,一望無際的金黃麥田映入眼簾。沿著麥田上的小徑再向前走,我們很快來到一處三岔口。梵谷便在此處完成了他著名的《麥田群鴉》。畫中那麥田上群鴉亂舞,在暗藍的天色俺蓋下,畫中籠罩着陰沈不詳氣氛,儘管作者的才華如金黃麥田般燦爛奪目,可惜生命就快走到盡頭,縱使萬分無奈卻無能為力。一個月後,梵谷重返此地,以槍指胸,拉下板機。身負槍傷下,他強忍痛楚,自行返回旅店。兩天後,他在西奧陪伴下,嚥下最後一口氣,撤手人寰,終年三十有七。梵谷的作品固然驚世駭足,他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亦前無古人。從麥田到旅店約十數分鐘路程,不知梵谷在負傷下是如何熬過這段路的?或許對他而言,皮肉痛楚比起內心苦楚算不上甚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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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風和日麗,但舉目張望,只見麥田萬無邊際,四處渺無人煙,想起天妒英才,悲涼和無奈的感覺湧上心頭,輕風吹送,麥田搖曳,更倍添哀愁。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梵谷的作品在他生前一文不值,但諷刺地,在他死後卻價值連城。如果說梵谷在世時,命運折騰他,那麼他離世後,命運是在補償他還是在揶揄他?假若他在遠處的天堂看到這一切,必定苦笑不已,百般滋味湧上心頭……

我們繼續沿小徑住前走,在不遠的拐彎處旁邊有一座墓園,梵谷便是葬在此處。他的墳墓在入口不遠處,手足情深的西奧永遠倍伴在側。墓碑上插了數朵向日葵,令人聯想起他的向日葵系列,煞有意思,墳前種滿長青膝,提醒大家,他的作品長青不朽,永留人間。正是:「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延伸閱讀:《梵谷與莫內》

左岸咖啡館

人在巴黎,我不愛登鐵塔、看凱旋門,望見香榭大道行人路上熙來攘往的購物客,我馬上拔腿而逃,唯恐走避不及。去羅浮宮看畫,見到那排山倒海的遊人只會令我頭昏腦脹,最終放棄觀賞那些稀世珍寶,溜之大吉。

人在巴黎,我享受獨個兒在左岸閒晃,東遊西逛二手書店及畫廊,穿梭街頭巷尾尋找名人故居,黃昏時在夕陽映襯的塞納河河畔享受涼風的輕撫。除此以外,我更愛流連左岸的咖啡館,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些受文人墨客青睞的名店如花神(Café de Flore)、雙叟(Les Deux Magots)、多摩(Le Dôme Café)、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圓亭(Café de la Rotonde)等。

歲月匆匆,那些百年老店現已物是人非,昔日王謝堂前燕,早已不曉得飛到那裏去了,但咖啡館百年風華猶在,依舊充滿文藝氣息,予人無限聯想。新古典藝術樣式的天花牆壁,胡桃木或紅壇木色桌椅,再配上鍍金色鋼枝製成的樓梯扶手、傢俱配件、室內裝飾令店內顯得古樸典雅而不浮誇奢華,還有圍在店外的一兩排桌椅,令整間咖啡館多一分愜意閒情,少一分嚴肅拘謹。

每逢週末假日,咖啡館便會被大批慕名而來的遊客擠得水泄不通。幾乎每張咖啡卓上都會罷上一兩瓶美國入口的軟性飲料,一看見此番情景,便知山姆大叔的文化霸權真是無處不在!為避免左擠右,碰我會選擇在平日的下午,在遊人較稀疏時在咖啡館的一角Left Bank_Saint-Germain-des-Prés_Café de Flore 02消磨兩三小時。

當獨個兒坐在咖啡館時,我當幻想能適逢期會見證那文采風流的年代。我渴望在花神看到薩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多娃(Simone de Beauvoir)坐而論道、探討哲學,在圓亭瞧見畢加索(Pablo Picasso)正在構思他下一幅作品或在丁香園目睹海明威和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高談闊論、醉酒當歌。因生不逢時而感到有點悵然若失之際,我想起《世說新語》一則故事來自我開解:話說某夜東晉士人王子猷思念友人戴Left Bank_Montparnasse_La Rotonde 03安道,便令從人雪夜乏舟拜訪戴,到了戴家門口,卻令從人掉頭而去。從人問這是何故,王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自我感覺最重要,見到與否又如何?當然,才子的境界深邃雋永,非我所能及,此番胡亂引用其言語,實屬穿鑿附,甚至有點狂妄自大。

扯遠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巴黎左岸吹起一股文藝新思潮,富文化氣息的咖啡館四處林立,文化沙龍之風氣盛極一時,
吸引無數年輕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知識分子到來追尋夢想。久而久之,咖啡館成為他們的聚會場所,左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左岸文化亦由此而生。到初前來逐夢那些年輕人,部份已漸露頭,部份仍寂寂無名。除了本文提及的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還有達利(Salvador Dalí)、艾略特(T. S. Eliot)、米羅(Joan Miró)、紐維爾(Luis Buñuel)等,若干年後他們將會在文化界大放異彩,「各領風騷數百年」。君可知多曠世巨作就是誕生於這些屹立於巴黎左岸的百年老店!

年輕的文人雅士來到左岸定居、工作,過著反傳統的波希米亞生活,與同道中人一起切磋硏討哲學、文學、音樂、歷史等課題,他們來到左岸尋求靈感,企圖在傳統學院派的創作框架上取得突破。當然,在Left Bank_Saint-Germain-des-Prés_Les Deux Magots巴黎這五光十色、絢麗多姿的繁華都市,年輕人在努力創作之餘,夜夜笙歌,觥籌交錯是少不免的,男歡女愛更不在話下。他們可能要經歷窮困、失業、失戀,同時亦過著不羈、放縱、自由的生活。多年以後,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一書回憶巴黎的歳月寫道:「我們雖貧亦樂」(…we were very poor and ver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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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喜,是悲;成也好,敗也好;不論年輕人高呼「春風得意馬蹄疾」、「今夕何夕,見此佳人」,還是慨嘆「古來聖賢皆寂寞」、「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既是生活的體驗,同時亦是生命的歷練。著名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以「風箏不斷線」來形容藝術,風箏可以任意飛翔,線總不能斷;藝術作品可以天馬行空,但不能離開生活。巴黎的經歷,對於他們的藝術生命而言,猶如幼蟲要成為翩翩彩蝶前必須先成蛹而後破出,是不可或缺的階段。

近年我國不少年輕音樂家在海外比賽屢屢奪魁。他們彈奏得出神入化,甚至是近乎完美無暇,這可能是他們自小每天苦練十數小時的成果。但水能戴舟,亦能覆舟,有評論指出中國音樂家普遍欠缺個人風格,我想這與他們整天困在室內苦練,缺乏正常社交活動、生活的體驗不無關係。如前所述,藝術也好,文學也好,是離不開生活的。樂譜是風箏,演奏家是放風箏者,風箏在空中如何飛翔,就要看手執輪線之人如可掌控了!

為了中國藝術發展也好,為了年輕人亦好,我不奢望中國有「左岸」,只冀望他們可以全面成長。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情迷午夜巴黎》觀後隨想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寫過:「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經歷無數變遷的巴黎已非昔日海明威的巴黎,但它仍然是令無數人魂牽夢縈、牽腸掛肚之地,連鬼才導演活地亞倫也不能免俗,過了七十古稀之年也要製作一部以其為題材的電影,拍攝他心中的一席饗宴。

活地亞倫縱橫荷里活愈四十年,平均每年推出一部作品,速度之高令同濟咋舌。《情迷午夜巴黎》貫徹其幽默詼諧本色,角色對白,無論是情人打情罵俏,親人閒話家常,還是同輩談笑風生,總是字字珠璣,意在言外,詼諧裡滲透睿智,嘲諷中帶點幽默,令人或捧腹不已,或忍雋不禁,或莞爾而笑,證明大師功力絲毫不遜當年。

本片充滿醉人懷舊情調,電影配樂、美術指導、鏡頭運用都可令人勾起那已消逝的如詩情懷,連電影海報也借用了梵谷(Vincent Van Gogh)名畫Starry Night作爲背景襯托,爲活地亞倫眼中的巴黎平添浪漫。

男主角Gil本為荷里活編劇,為了追逐作家夢想甘願放棄了高薪厚職,前往巴黎尋求創作靈感。擁有文人氣質的他一直認為現代社會俗不可耐,而他心中的黃金年代是被形容為The Lost Generation的上世紀20年代。某夜,心中感到納悶的Gil獨自徘徊於巴黎街頭,無意開啟了時光之門,去到他夢寐以求的20年代,更有幸認識了不少朋友,更令人雀耀的是,這些朋友非泛泛之輩,他們將來無一不成為震動世界的藝壇巨匠或文壇大師,包括海明威、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畢加索(Pablo Picasso)、達利(Salvador Dalí)、紐維爾(Luis Buñuel)等。如魚得水的Gil,每當夜幕低垂,便走進時光隧道,重返昔日巴黎的酒吧餐館,在觥籌交錯、酒酣半濃之際,與良朋知己天南地北,談古論今。除此之外,他更邂逅了美艷動人的Adriana。正當Gil在20年代樂不思蜀,在一次偶然機會下,他和Adriana回到了一次大戰前的巴黎,亦是後者最神往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當Adriana執意要留下時,Gil要作出決定……

每個人總認為處身的年代庸俗乏味,內心深處總有個不可觸及的黃金年代。主角Gil回到最嚮往的上世紀20年代,當認為一切夢想成真時,他在20年代的情人Adriana著迷的卻是19世紀末至一次大戰前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編劇幽了他一默!更諷刺的是,當Gil及Adriana在美好年代,遇上高更(Paul Gauguin)、德加(Edgar Degas)等印象派大師,卻發現這幾位大師異口同聲對五百多年前的文藝復興年代(Renaissance)推崇備至。電影在勸導大家,我們總是對現况不滿而眷戀從前,但沉溺過去,只會徙添傷感。曲水流觴嘆如何,人生如夢易蹉跎。逝者已矣,而來者可追。與其學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慨嘆「最美麗的樂園是失去的樂園」、「幸福的歲月是失去的歲月」,倒不如在緬懷昔日之餘,借鋻過去的經驗及傳統,把握現在,開創美好將來。其實用此來勉勵港人亦何其恰當!

平心而論,此類愛情喜劇在荷里活已屢見不鮮,活地亞倫執導本片更是駕輕就熟。因此,可以說本片和他近十年其他作品一樣無甚突破(亞倫迷可能大不以為然),但人家畢竟是大師,雖然內容是舊酒新瓶,倒也百看不厭;縱然題材乏善可陳,也令觀衆賞心悅目。好像一級廚師,即使用最簡單的食材也能準備一席令人難忘愉快的美食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