繾綣華沙咖啡館

Posted on 24/02/2020 by Edward Tan

1683年7月，維也納城牆外旌旗招展，塵土飛揚，鎧甲閃爍，馬匹嘶鳴，號角四起，鑼鼓喧天，原來是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大軍兵臨城下。雙方隨即展開一場殊死相搏的攻防戰，戰場上槍林刀樹，火球橫飛，炮火轟隆，硝煙瀰漫，殺聲震天。與外隔絕的維也納人死守城池，數星期後他們面臨彈盡糧絕，防衛司令官斯塔海姆貝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暗暗叫苦，無計可施下，派遣探子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打聽城外援軍動向。

哥辛斯基是波蘭人，他曾經以經商為作為掩飾，在奧斯曼帝國潛伏多時，不但操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言行舉止也無異當地人。某天，哥辛斯基穿著一身穆斯林服飾，偷偷潛出城外，路上他一面觀察奧斯曼的兵力部署，一面引吭高唱土耳其民謠，敵方士兵不防有詐。他在郊外遇到洛林公爵帶領的奧地利援兵，並將城內外情況如實告之。這位波蘭占士邦回到城內通風報信，維也納人知道救兵將至，士氣大振。

哈布斯堡皇朝首都維也納位處歐洲要衝，而且更是基督教國家抵禦穆斯林教徒的橋頭堡。一旦失守，整個歐洲也難以倖存，唇亡齒寒下，諸國派軍救援。9月，洛林公爵的援兵及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領導的歐洲聯軍共同出擊，將奧斯曼人擊退，取得大捷。

哥辛斯基因立下奇功而成為維也納人的英雄，更得到不少賞賜。揚三世讓他在敵軍遺留下的物質中，隨意選擇，作為勝利品。哥辛斯基選擇的物品包括一大堆咖啡豆。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維也納士兵還以爲這堆褐色豆狀物乃駱駝飼料，因此乏人問津。然而，哥辛斯基久居土耳其，深知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開了當地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甫開張時，由於要開水沖泡的咖啡味道苦澀，不為消費者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他不但將咖啡引入維也納，更無意中推廣了咖啡館文化。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遍佈各地。維也納圍城戰結束後，一位波蘭國王拯救了歐洲，另一名波蘭特務成為英雄，更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習慣。(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724年，哥辛斯基的祖國波蘭出現第一間咖啡館，地點是華沙，接著200年，咖啡館在全國遍地開花。社會人士無分階層、無分職業前往光顧。政府官員、貴族子弟、外國公使、商人、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畫家、演員、導演、記者、革命黨人、特務，均是常客。咖啡館成為文化沙龍、文學搖籃、新思潮孕育地、新聞中心，甚至是革命推手及間諜溫床。青年時代的蕭邦(Frédéric Chopin，延伸閱讀：《蕭邦與華沙》)也是華沙咖啡館的常客。

18世紀下半葉，波蘭慘遭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三國瓜分，首都華沙被俄羅斯統治。民族主義者經常前在咖啡館互通消息，共謀大事。根據記載，革命黨人曾經在咖啡館內策劃1830年的一月起義(January Uprising)及1863年的十一月起義(November Uprising)。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知識分子發起名為「青年波蘭」(Młoda Polska) 的文化革新運動，咖啡館也充當文化交流場所及實驗場地，功不可沒。

沉醉在那美好年光(Belle Époque)的芬圍中，我期望《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娜塔莎、《北與南》(North and South)的瑪嘉烈、《北非碟影》(Casablanca)的伊莎或印象派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延伸閱讀：《馬奈：現代主義先驅》)捲入眼簾，姍姍地步入店內，坐在鄰桌的座位。

自學生時代，接觸西歐文學藝術較多，所以當我流連華沙咖啡館時，比起身處巴黎、威尼斯或維也納的咖啡館，往往少一分虔敬，卻多一分恣意。我不用掂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或沙特(Jean-Paul Sartre)最愛的是哪個座位，也不用惆悵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或馬勒(Gustav Mahler)最常點的是哪款咖啡，更也不用猜度是否和歌德(Goethe)在欣賞同一道風景。坐在咖啡館內，我的勺子輕輕地攪拌咖啡，然後小心翼翼地端起杯子，馥郁的芬芳伴隨著蒸氣撲鼻而來，呡一口香醇的咖啡，無意之中闖入了歲月的星河。歲月如梭，花開花落，雲卷雲舒，在那個繁華璀璨，風雲激蕩的年代，多少的前塵往事，多少的花樣年華，多少的浅斟低唱，多少的輕狂歲月，皆融入那杯濃情化不開的咖啡中。我瞥見咖啡館的當眼位置，一名才華洋溢的作家在抑揚頓挫地朗誦新詩。在窗下的座位，有位手頭拮据的年青人從早到晚在埋頭寫作，他夢想得到出版社編輯垂青，將其散文集結成書。靠著牆的位置，數個滿腔熱血的青年正在面紅耳赤、激昂慷慨地討論時局。穿著白圍裙的年輕侍應正與吧檯座位的女顧客搭訕，對方是懷才不遇的劇場演員。由於劇場總監經常前來光顧，女演員便在此地等待對方出現，打算毛遂自薦。咖啡館較寧靜的角落，革命黨人在竊竊私語，策劃著某驚天動地之義舉。其實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被當局監視，不遠處有位紳士裝束的男士，佯裝翻看報紙，原來他乃特務，緊盯著革命黨人⋯⋯

華沙曾遭受戰火蹂躪，不少百年咖啡老店已成孤帆遠影，消失在歷史的碧空盡頭，得以倖免的只有少數。

布里斯托咖啡館內散發古樸典雅的氣息，空間寬敞明亮，挑高的天花板、斜紋磚鋪地板、鍍金燈具、淡黃的燈光、褐色木椅及沙發，令人感覺溫暖。

布里斯托咖啡館(Cafe Bristol) 位於一間同名的飯店內。上世紀初，大量猶太移民湧入，華沙成為猶太文化重鎮，猶太裔的作家、知識份子、教師及記者常在咖啡館內互相交流切磋。布里斯托咖啡館與華沙大學近在咫尺，自然成為這些文人學士經常聚首的場地。二戰期間，飯店被德軍徴用，到了大戰末期，華沙市幾乎被夷為平地，飯店倖免於難，日後連同咖啡館重新開張。

布里斯托咖啡館內散發古樸典雅的氣息，空間寬敞明亮，挑高的天花板、斜紋磚鋪地板、鍍金燈具、淡黃的燈光、褐色木椅及沙發，令人感覺溫暖。沉醉在那美好年光(Belle Époque)的芬圍中，我期望《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娜塔莎、《北與南》(North and South)的瑪嘉烈、《北非碟影》(Casablanca)的伊莎或印象派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延伸閱讀：《馬奈：現代主義先驅》)捲入眼簾，姍姍地步入店內，坐在鄰桌的座位。

布力基咖啡館(Cafe Blikle)位於車水馬龍的新世界大路(Nowy Świat)上。這家老牌咖啡館已經經營了5代，該店的冬甩乃本地人最愛，不少政經領袖曾是其座上客，當中包括芬蘭開國元勳曼納海姆 (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上世紀10年代，曼納海姆曾在華沙履行軍務，期間常來光顧，他最愛的食物是龍蝦奄列。咖啡館另一位名人顧客是前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將軍。1920年，他協助波蘭人抵確蘇軍入侵，在華沙逗留期間，亦是咖啡館常客。1967年，戴高樂舊地重臨，該店特地以一款朱古力杏仁蛋糕招待，並命名為tort generalski czekoladowy (將軍巧克力蛋糕的意思)，以茲紀念。

布力基咖啡館座椅是經典的索涅特(Thonet)曲木椅與及靠牆墨綠色沙發，牆壁上半部分是墨綠色，下半部鑲嵌上褐色護牆板，加上幽幽的燈光，氣氛有點兒沉鬱，令人想起該店一段滄桑的往事。

1939年，第三代店東傑西·布力基(Jerzy Blikle)從軍，往前線抵抗蘇軍入侵。戰事結束後，他從前線徒步回到華沙，繼續經營祖傳的咖啡館。1944年，他收到消息，華沙軍民即將發動起義(延伸閱讀：《華沙的小孩雕塑》)，解放首都。傑西攜同妻兒前往市外暫避，自己則每天騎自行車回到華沙打理咖啡館。起義期間，咖啡館沒法營業，他任職烘焙師養家糊口。大戰結束後，華沙處處斷垣殘壁，咖啡館也成為廢墟。傑西在瓦礫堆中找到地牢入口，他匍匐鉆入狹窄的通道，找到僅存的兩桶麵粉及兩桶果醬。當時他幾乎身無分文，這批食材成為其東山再起的資本。數年後，布力基咖啡館在原址重建開張。50年代，波蘭大量企業、商店被共產政府國營化。布力基咖啡館卻逃過一劫，因為該店有不少客戶乃政府官員及外國使館人員。雖然如此，傑西也是步步為營。官員會偶爾前來突擊檢查賬簿，只要數字稍有錯誤，店舖便會遭政府沒收。另外，在共產政權年代，商品由政府配給，咖啡館難以購入足夠食材。傑西想盡辦法張羅物資，他向顧客訂購果醬，又在特許商店*購買巧克力。某次，傑西因為買了15顆雞蛋而被拘捕扣查。總而言之，他一直是如履薄冰。皇天不負有心人，到了80年代，自由之風吹遍東歐，波蘭逐步走向開放，咖啡館也守得雲開見月明，業務蒸蒸日上。

華沙曾遭受戰火蹂躪，不少百年咖啡老店已成孤帆遠影，消失在歷史的碧空盡頭，得以倖免的只有少數。

華沙咖啡館故事多，有待你我共同發掘。

*此為政府授權經營的特許貿易商店，簡稱Pewex。共產時代，政府負債纍纍，物資貴乏，不少國民手上有美金。政府容許國民可以用美金在Pewex購入外國貨品。政府賺取外匯，國民又可以購買舶來品，一舉兩得。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特別鳴謝：
WOW! TOURS

參考資料：
Cienski, Jan. Start-Up Poland: The People Who Transformed an Econom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2018.
https://culture.pl/en/article/the-spy-who-started-cafe-culture-a-secret-polish-history
https://culture.pl/en/article/cafe-culture-in-18th-century-poland

相遇在佛羅倫斯──但丁與碧雅翠絲

Posted on 07/05/2017 by Edward Tan

聖瑪格麗塔教堂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佛羅倫斯舊城區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錯落有致、巷弄縱橫交錯。在這座古城內，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聖瑪格麗塔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教堂的立面是由灰蒙蒙的磚塊所推疊成，入囗是挑高的木造閘門，閘門就藏身在狹窄巷子內。此種佈局在古城區內比比皆是。如果沒有指示牌，你還以為門後是一座空置的大宅或棄置的倉庫，很容易與敎堂察身而過。這座其貎不揚的教堂內，封塵了一段令大文豪但丁(Dante Alighieri)刻骨銘心的往事。

但丁是西方文壇巨擘，地位能夠與其相提並論者，也僅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荷馬(Homer)、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等寥寥數人。他出身在佛羅倫斯一個貴族家庭。9歲的那一年，但丁在聖瑪格麗塔教堂遇上了碧雅翠絲(Beatrice Portinari)。

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

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年齡較但丁少一歲。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權傾一時，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多年後，他在詩集《新生》(La Vita Nuova)中回憶這段行事：「這個時候，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凌駕我的一切所能。」

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楊不悔告訴張無忌，自己喜歡了他的殷六叔，她說：「無忌哥哥，我小時候甚麽事都跟你說，我要吃個燒餅，便跟你說﹔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也跟你說。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你還記得麽？」張無忌不禁有些心酸，低聲道：「我記得。」楊不悔按著他手背，說道：「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我舍不得吃，可是拿在手里走路，太陽晒著晒著，糖人兒融啦，我傷心得甚麽似的，哭著不肯停。你說再給我找一個，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你雖然后來買了更大更好的糖人兒給我，我也不要了，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那時你很著惱，罵我不聽話，是不是？」張無忌笑著說自己忘記了。她接著道：「我的脾氣很執拗，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

碧雅翠絲就是但丁的糖人兒。

9年後，但丁在河邊再次遇上碧雅翠絲。這時，女方正值碧玉年華，生得娉娉裊裊、蕙質蘭心。這次偶遇，令但丁乍驚乍喜。自遇上碧雅翠絲，對方的嫣然一笑、盈盈一督，令他魂牽夢繫。9年後嘎然而遇，但丁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霎時間，他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整理，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儘管滿腹墨水，在心上人面前，但丁說話卻結結巴巴。碧雅翠絲與他寒喧數句之後，一笑而別。詩人在《新生》憶迹該次重逢：「她那令人眷戀的幾聲問候，我的憤世嫉俗煙消雲散。慈愛如火，在我心中燃起。如果有人問起，我會回答，那是一份添上謙遜的愛意！」

如果說，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位沈佳宜，毫無疑問，碧雅翠絲就是但丁心中的沈佳宜。

3年後，碧雅翠絲下嫁他人，對方出身銀行世家，二人也屬門當戶對。奈何，紅顏薄命，婚後3年，她就因病去世，享年僅24歲。據記載，她被安葬在聖瑪格麗塔教堂。不過，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只是他人一廂情願。

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

姑不論真相如何，時至今日，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教堂室內不算寬敞，四周光線不足，卻彌漫一片祥和，氣氛莊嚴肅穆。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相比之下，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

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

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標示碧雅翠絲下葬於此。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多年來，無數痴男怨女、苦命鴛鴦在此禱告，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

十三世紀末葉，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1301年，黑黨人士掌權，到處殘害異己，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完成了鴻篇巨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此為冗筆。唐代詩人崔護那首《題都城南莊》膾炙人口，孟棨借題發揮，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話說某年清明，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走到半路，看到一戶人家，便上前扣門，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崔護自報姓名，向少女討了一杯水。片刻後，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遞給詩人。二人四目交投，互生情愫。崔護回到家後，念念不忘該名少女。翌年清明，他重回故地，但大門已緊閉，他感到悵然若失，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天後，他按奈不住，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到了門口，屋內竟傳出哭泣聲。崔護敲門，一位老翁應門而出，問道：「你是崔護嗎？」崔護說是。老翁哭著說：「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便鬱鬱寡歡，茶飯不思，前幾天，我們回家後，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崔護悲慟不已，他走入屋內，但見少女躺在床上，早已斷氣。崔護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須臾，奇蹟出現，少女緩緩張開雙眸，她竟然死而復生，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皆大歡喜。(順便一提，二十多年前，台劇《人面桃花》中，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

納蘭容若詩言：「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有云往事並如煙，對但丁來說，一切依然歷歷在目，如同初見。伊人的倩影，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烙印。多年後，但丁在《神曲》裡，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結局」。不過，他所寫的，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

在小說中，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這時侯，碧雅翠絲出現了，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令他獲得救贖。

文人生命中的漣漪、波瀾、驚濤，種種失意、考驗、苦難，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讓他們破繭而出。

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加上思鄉情切，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

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啓發他寫成《圍城》這套經典名著。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年輕失戀，以文字抒懷，寫了《少年維持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這部曠世之作。(延伸閱讀：《少年歌德的煩惱》)

歐威爾(George Orwell)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二人將所見所聞，分別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及《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es)兩部巨著。

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經過多年的昇華、發酵，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他自己獲得了救贖，《神曲》也得以茁壯成長。

貝多芬的遺書

Posted on 14/10/2016 by Edward Tan

我是音樂的門外漢，樂理、樂器皆一竅不通。不過，偶爾賦閒在家時，也會開啓音響，讓家中迴蕩著古典音符。無他，附庸風雅矣。

單憑音樂而論，貝多芬並非我最喜愛的古典音樂家，卻是我最佩服的一位。

1770年12月17日，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在德國波昂呱呱墜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祖籍並非德國而是佛蘭德地區(Flanders，今比利時西部及荷蘭南部)，其家族的姓氏中有一「范」(van)字而非「馮」(von)字，前者是該地區常見的姓氏，而後者則屬德國貴族所專有。

貝多芬出身音樂世家，袓父是宮廷樂師，父親是唱詩班成員，因此他自幼便接受音樂薰陶。貝多芬父親一心想把兒子栽培成材，不辛的是，父親脾氣暴躁，而且有酗酒習慣，他經常在半夜時分將貝多芬叫醒，迫他彈奏鋼琴，只要兒子稍有出錯便對他拳打腳踢。縱然如此，貝多芬對音樂的熱情絲豪不減。

1787年，貝多芬動身前往維也納向莫札特學師，待了不足兩星期，便因家鄉傳來母親病危的噩耗而怱忙趕回家。最後母親藥石罔效而離世，成為他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傷痛。

1792年，貝多芬再次前往維也納。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的帝都，也是音樂的聖城。那個年代，維也納好比音樂界的好萊塢，任何新晋音樂家能夠在維也納打響名號，其事業也會向前邁進一大步。1795年，貝多芬在維也納舉行人生第一場音樂會，好評如潮，令他聲名鵲起，工作也接踵而來。

那個時代，西方音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轉變。以往音樂家主要為貴族世家與教會團體服務，而音樂則以悠揚悅耳的宮廷旋律與及莊嚴華麗的教堂聖詩為主流，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十八世紀末以降，貴族開始沒落，資產階級堀起，音樂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而變得大衆化、世俗化，普羅大眾也成為音樂會的捧場客。十九世紀初，受到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人們嚮往自由、平等、博愛，人間真善美受到頌揚。這個時期，聽眾層擴闊了，音樂變得更多元化，音樂踏入浪漫時期(Romantic Period)。用現代語來說，音樂市場正面對「結構性轉變」。相比古曲主義強調結構嚴謹工整，浪漫時期更注重情感的表達，而且題材也更豐富。古典時期，音樂家收入主要自皇室貴族，到了浪漫時期，音樂家成了自雇人士，他們要靠公開演出或出售作品版權為生。貝多芬的音樂有强烈的感情元素，善於表達人生的喜怒哀樂，富感染力，容易引發聽眾共鳴。他又勇於創新，作品也非常多元化。他活躍之時，西方音樂正從古典時期過渡到浪漫時期，這場「結構性轉變」令他如魚得水，他成為樂壇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也可謂時勢造英雄。

人有旦夕禍福，正當貝多芬意氣風發之際，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居然患上耳疾，其聽覺逐漸減弱，到後來幾乎完全失聰。對一名音樂家而言，世間沒有比此更荒謬、更殘酷的事了。對於貝多芬如此心高氣昂、持才傲物之人，這更是致命的打擊。

貝多芬害怕會遭聽眾摒棄、嘲笑，他感到沮喪、失落、不安與焦慮。在旁人眼中，他的行為舉止也顯得怪異。與他交談時，他總是答非所問、支吾以對。身邊的朋友也發現，貝多芬對聲音的敏感度驟然下降，不論清脆的笛子聲或牧羊人的響亮歌聲，他也毫無反應，如同充耳不聞。更糟糕的是，他彈奏時也經常犯錯。他耳疾的傳聞不踁而走。貝多芬變得脾氣暴躁、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由於惶恐不可終日，他逐漸離群索居，絕跡於大小社交場合。

1802的夏天，貝多芬來到維也納近郊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ädt)。當年這裡是以溫泉而聞名的小鎮，那個年代的人相信溫泉水能醫百病。貝多芬租下了一座農莊暫居，他打算在此靜心休養一段時間，並冀望泉水能令耳患有所好轉。

無奈，蒼天不從人願，他的耳疾不但未有改善，而且每況愈下。

我們難以聯想貝多芬是如何度過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當時，無人知曉他曾寫過此份遺書。要到1827年貝多芬逝世後，助理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這份封塵而久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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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當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居所被稱「海利根施塔特遺書之家」(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Haus)，現已開始予公眾參觀。故居經過修葺裝修，家具早已蕩然無存，白皙的牆壁，顯得冷冰冰。故居展覽主要闡述了他在此居住時的日常生活、音樂創作、心路歷程，還有那份遺書的來龍去脈

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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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

貝多芬在遺書如此寫：

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有著一副心腸，來感受出於善意的溫情，甚至我還懷著要做一番偉大事業的心願。但是，請想想，六年來我處在何等絕望的境地。庸醫的治療使我的病情更為惡化，我年復一年懷著好轉的希望，但都落了空⋯我畢竟不能對人大聲說：喂，請說大聲點！你得向我叫喊，因為我是個聾子！啊，我怎能承認，我身上的一種感官出了毛病。這種感官在我理應比別人完美。這感官在我身上曾經是高度完美的，完美的程度過去或現在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哦！我可不能承認。所以，你們如果看到我這個一向愛和你們一起相處的人躲開你們，就必須請你們原諒。要是我在這時候被人誤解，我的不幸就使我倍加痛苦。我已得不到與人交往的樂趣，已不再能與人進行深入而微妙的交談，已不再能與人互吐衷腸。幾乎完全孤獨！⋯⋯我像一個流放者那樣生活著。一旦接近人群，我就感到萬分害怕，惟恐我的疾病有被人發現的危險。(摘錄自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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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又寫：

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摘錄自知網)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說過：「有人天生注定偉大，有人經過奮鬥而偉大，有人被迫成偉大。」(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

貝多芬的偉大，有一半是奮鬥得來的，另一半是被迫出來的。

貝多芬抱有強大使命感，他堅信自己的音樂可以振奮人心、撫慰心靈、歌頌愛情，更重要是宣揚世間的正義和真理。就是這份使命感，令他克服一切困難，在失聰的情況下，堅持作曲，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不朽。

我認為，貝多芬在他的《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與《c小調第五交響曲》(又稱《命運交響曲》)娓娓道出了他的心路歷程。

1804年，貝多芬為他的《第三交響曲》舉行首演。整首交響曲意象恢宏，氣勢雄惲，令聽眾豪情萬丈、慷慨激昂。每次聽此曲，王昌齡的邊塞詩「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與「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畫面總在我心中迴蕩。貝多芬原本打算將此曲獻給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後來拿破崙稱帝，他憤而將其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個人認為，這英雄並非拿破崙，也並非他人，而是貝多芬自己。

《第五號交響曲》則在5年後首演。音樂剛開始時，命運連續兩次，每次四響的拍門聲，從來未有交響曲的開首如此令人心驚膽顫，接著處處波濤洶湧、天崩地裂。他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哮。最後憑藉信心和勇氣，如同大衞打倒巨人歌利亞，他戰勝了那看似不可征服的命運。

看來貝多芬頗喜歡海利根施塔特，他曾多次回到此地度假。距離他的故居不遠處有一條散步小徑，他暫居期間，經常來此散步，當他人將此小徑命名為「貝多芬散步道」(Beethovengang)，以茲紀念。據說，當年他在此一邊踱步，一邊構思他的《F大調第六交響曲「田園」》。

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起初，我以為這處定是風光如畫，結果和我所想大相徑庭。這裡談不上風光旖旎，沒有煙波浩淼的堪藍湖泊，沒有萬里無涯的黃金稻田，也沒有姹紫焉紅的花團錦簇。小徑兩旁樹影婆娑，旁邊一條蜿蜒小溪緩緩流淌，也許當年這條小溪曾經洗滌貝多芬的心靈？沿路上有一中年男子遛狗散步，另一對老夫婦坐在長凳上，正享陶醉在陽光的輕撫，估計他們都是鎮上居民。對於這些居民來說，每天唧唧鳥鳴、澀澀綠草、颯颯涼風的陪伴，生活就是如此簡單但幸福。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海利根施塔特也是著名的葡萄酒鄕，不少葡萄酒莊園在附近開設了酒館，最具名氣要數Mayer am Pfarrplatz。客人可以選擇在室內或庭院用餐，而我則坐在庭院的一隅。庭院以黃色為主調，再以綠色窗框、木門、配襯，煞有田園色彩。從前，農民會在此慶祝每年一度豐收。直到今天每逢夏季週末這處也是觥籌交錯，笙歌夜舞之地。點了一杯當地佳釀，享受一個愜意的下午。其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來到此地也是因為貝多芬。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不過，他也是嗜酒之人，而酒館又有大量瓇漿玉液，不知他是否每晚都喝到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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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愛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曾寫過《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Beethoven the Universal Composer)一書。書中提及，貝多芬年少時，曾經接觸過德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在詩人眾多作品中，他尤其喜愛《歡樂頌》(Ode to Joy)一詩，於是他便立誓，有朝一日，他要把這首詩改編成音樂。

為了實踐夢想而寫《第九交響曲》，他打算將《歡樂頌》改編成合唱曲歌詞然後加插在交響曲的第四章內。音樂史上，從未有作曲家敢在交響曲上配以人聲，也只有貝多芬有如此驚人魄力和豐富想像力才得以完成。這首交響曲耗盡了作曲家的心力，寫完又改，改完再改，直到1824年才正式完稿。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大劇院(Theater am Kärntnertor)首演。這是貝多芬12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現身，他的復出，引發全市哄動，音樂會的門票一早售罄。當晚，劇院座無虛席，賓客雲集，音樂界的知名人士，要不在台下當觀眾，不然就在台上參與演出。當時，貝多芬已經接近全聾，不能親自指揮，但仍站在指揮身旁，以作提示。

那一夜，貝多芬征服了在場每一位觀眾。從未有人聽過如此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交響樂，人人聽得如痴如醉、如癲如狂。觀眾反應從未如此熱烈，情緒有如萬馬奔騰，如滔滔江水，全場掌聲雷動，喝采歡乎之聲此起彼落，有不少觀眾熱淚奪眶而出，也有不少人將手帕和帽子拋上半空，好不動人。

演奏完畢時，貝多芬背向觀眾，他既看不到更聽不見台下反應。合唱團一名女低音見狀，於是便攙扶著他，助他緩緩轉身面向觀眾席。貝多芬看到台下反應的剎那，頓時呆了，他未料觀眾情緒竟會如斯高漲。他激動不已，身子不停顫抖，久久不能平復。據說，觀眾共起立了5次以表謝意，由於他們反應太熾熱，當晚演出曾數度中斷，連警察局也要派員到場維持秩序。

維也納多了一位英雄—他仿若就是為了此刻而生。

遺憾的是，肯恩頓門大劇院已於1870年拆遷，其原址位於那家以薩赫蛋糕(sachertorte)聞名的薩赫酒店(Hotel Sacher)。(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827年3月26日，這位音樂巨人與世長辭。據說，他彌留之際，狂風驟雨、雷電交加，窗外嘎然傳來一陣轟隆的雷鳴。同一時間，貝多芬瞪大雙眼，一臉怒容，他舉起了右手，拳頭緊握。數秒後，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右手捶下。這幕如同命運交響曲一般，充滿了戲劇性。他畢生都在舆命運抗爭，直到人生最後一刻。

貝多芬是傳奇中的傳奇。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筆下的那位老漁夫，愈戰愈強，當他耳患越趨嚴重，他的事業越攀越高。也許，少了凡塵的繁囂喧嘩與及俗世的靡靡之音，才可譜出一闕一闕的高山流水、陽春白雪。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愛在琴聲終結前──蕭邦與喬治·桑》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資料：
愛德蒙·莫瑞斯著。李維拉譯。《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台北：左岸文化，2007。
http://www.wikitw.club/thread-1059903-1-1.html

聖馬可廣場的咖啡館

Posted on 14/08/2015 by Edward Tan

每次到訪歐洲，我必定造訪當地博物館。歐洲各大博物館藏品豐富，在館內走動，如劉姥姥入大觀園，目不暇給，令人咋舌，但動輒要花數小時參觀，令人疲憊，而且展出的古董寶物如百貨公司櫥窗上陳列的商品，稍欠生命力。

咖啡館則不同。我最愛去那些歷史悠久的咖啡館，它們是活生生的文化古跡，踏入店內仿若走入時光隧道，再加上環境舒適，令人心情愉悅。咖啡館如陳年佳釀，在店裡不僅可享用一杯齒頰留香的咖啡或香醇四溢的紅茶，更可感受過去人和事留下的遺香。在咀嚼香滑柔軟的奶油蛋糕或美味可口的香草冰淇淋同時，還能品味那封塵歳月剩下的餘韻。靈魂如躺徉在悠悠歷史長河中，得到滋潤。

咖啡館源於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統治下的土耳其，隨著咖啡豆傳入歐洲各地後，咖啡館也陸續開設。據說歐洲(不計橫跨歐亞兩州的奧斯曼帝國)第一間咖啡館出現在意大利威尼斯(另一説法是奧地利維也納)。由於位處地中海東端，威尼斯充當了東西方貿易樞紐，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威尼斯共和國也盛極一時(延伸閱讀：《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威尼斯商人聲名遠播，他們揚帆下海，四處尋找商機，既是商人，更是冒險家。當時，威尼斯共和國和土耳其經貿關係密切，商人經常來往兩地。威尼斯商人將咖啡豆帶回本土，並開設咖啡館，成為西方咖啡文化的濫觴。

自此，咖啡館如雨後春筍，在歐洲各地開設，吸引社會不同人士光顧。貴族子弟、青年才俊、商人、詩人、思想家、學者、作曲家、歌手、畫師、記者、報館編輯、革命黨人、名媛淑女、交際花，甚至間諜，都成為咖啡館的常客。

顧客會在咖啡館內看書、閱報、寫信、抽煙、下棋、聽音樂、討論時務。心理學家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也常在維也納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為病人診症。簡單而言，咖啡館是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咖啡館還傳出不少風流韻事，據說，從前的社會名流愛躲在某間廂房和情人幽會，同享魚水之歡，共渡雲雨巫山。

不單如此，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咖啡館的角色不容忽視。在物質短缺、資訊匱乏之年代，它們是新聞情報中心、也是某曠世名作或名曲的誕生地、又是學識交流的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的傳播地等等。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咖啡館提供了公共空間，讓學者、知識分子，互相硏討、辯論、交流，後來更催生了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歷史應記一功。

廣場被拱廊圍起，歲月悠悠，牆面已褪色剝落，但更具真實感，無損廣場的莊嚴宏偉。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Saint Marco’s Square)氣勢雄渾，可以媲美世上任何一座廣場。高聳入雲的鐘樓乃廣場的地標，廣場東側的拜占庭式聖馬可大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立面上，那美輪美奐的浮雕和鍍金鑲嵌成的繪畫震懾人心。哥德式的總督府位於廣場東南方，面向大運河，仿似在炫耀當年共和國總督的無上權威。廣場被拱廊圍起，歲月悠悠，牆面已褪色剝落，但更具真實感，無損廣場的莊嚴宏偉。

廣場上有兩間老字號咖啡館，自十八世紀開業至今，見證了威尼斯的盛衰。

墨綠地毯、暗黃牆壁、大理石桌面，再加上牆上的油畫，芬圍舒適愜意。

1775年開業的夸德里咖啡館(Caffè Quadri)位於廣場北側的拱廊下。墨綠地毯、暗黃牆壁、大理石桌面，再加上牆上的油畫，芬圍舒適愜意。白天時，店面的玻璃令透入的陽光變得柔和，是讀書寫作的好地方。難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這裏的熟客，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常在此創作歌曲。瞧見有人在此一邊吞雲吐霧，一邊寫作，總會想此人或許是未來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或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咖啡間內設有大理石桌面、紅絨椅背、胡桃木色地板，古典雅緻。牆壁以金色為主調，為洛可可式，並鑲嵌了精緻的油畫和大玻璃鏡，加強空間感，裝潢瑰麗，富氣派，如袖珍版的凡爾賽宮鏡廊。

斜對面的佛羅里安咖啡館(Caffè Florian)歷史更悠久，自1720年創業至今，據說是現存最古老的咖啡館之一，曾接侍的名人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拜倫(Lord Byr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史德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店內由數個互相貫穿的咖啡間組成。咖啡間內設有大理石桌面、紅絨椅背、胡桃木色地板，古典雅緻。牆壁以金色為主調，為洛可可式，並鑲嵌了精緻的油畫和大玻璃鏡，加強空間感，裝潢瑰麗，富氣派，如袖珍版的凡爾賽宮鏡廊。佛羅里安是文化藝術界人士的聚會場所，後來孕育聞名世界的威尼斯雙年展。

當時，威尼斯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關係緊張。夸德里由奧地利人投資設立，吸引了不少親奧派人士光顧。而本土派則自然前往對面的佛羅里安，可謂楚河漢界、壁壘分明。歲月如梭，一切派系之分、政見之爭早已付諸笑談中，但佛羅里安和夸德里這兩間咖啡館，仍在廣場南北兩側，互相較勁拉客，它們各自在店外設有露天座位，並有樂手演奏助興，從白天到華燈初上，再到三更時分，方始結束。這兩間百年老店，如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及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這對宿敵，難分高下，又宛若《傲慢與偏見》(Pride & Prejudice)裡的歡喜冤家，伊利莎白(Elizabeth)與達西(Darcy)，令人莞爾。

在威尼斯渡假時，迎來了十數年難逢的熱浪，白天，酷陽高照，暑氣蒸人。到了夜幕低垂，天氣漸涼，坐在佛羅里安的露天座位，享受這星光熠熠的夏夜。

1775年開業的夸德里咖啡館(Caffè Quadri)位於廣場北側的拱廊下。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這裏的熟客，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常在此創作歌曲。

穿著白色西服的侍應趾高氣揚、雄姿英發，僅用五指毋須掌心，便能單手托起戴滿食品飲料的銀盤，筆直著身子走動自如，煞是瀟灑。站在露天座位表演台上最前方乃一名中年女子，是樂團的小提琴手，她不但技法純熟，其身體語言也別有動感節奏感，既有金庸《笑傲江湖》藍鳯凰的風騷，更具備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氣勢，牽動了現場氣氛，並引來不少途人圍觀。

佛羅里安樂團演奏的樂曲種類繁多，古典名曲、古典流行曲、舞曲、電影配樂、民謠等。樂韻悠揚，每曲演奏完畢，台下掌聲如雷鳴，不到半响，對面夸德里也傳來掌聲，很快，又輪到佛羅里安這邊鼓掌。掌聲歡呼聲在兩邊不斷交替，此起彼落，相映成趣，如同擂台上兩名武術高手，你一拳我一腿，互不相讓。

當晚座無虛席。有耳鬢斯磨的情侶，也有共聚天倫的一家老少。鄰桌一對老夫婦，或許這兒是他們初次約會的地方。忽然，台上奏起一曲《茉莉花》，微感詫異，何故會演奏這支蘇州民歌，正納悶之際，有五六名中國妙齡女子走到台前，高聲獻唱，原來是她們要求點奏。她們歌聲嘹亮動人，如同黃鶑出谷，看似是音樂學院的學生，贏得全場觀眾拍手喝采。不久之後，台上奏起小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的《藍色多惱河》(Blue Danube)，十數名顧客隨著音樂起舞，樂也融融。

佛羅里安咖啡館(Caffè Florian)歷史更悠久，自1720年創業至今，據說是現存最古老的咖啡館之一。

廣場的星光和音樂令人讉綣，差不多到三更時分，台上奏上一曲Time to Say Goodbye，方才曲終人散。

這晚，感受到意大利人的熱情。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氣侯地理環境，影響人的身體特徵、文化、個性。歐洲南部得天獨厚，陽光充足，難怪意大利人奔放、浪漫、率性、無拘無束、愛自由、愛生活。不過，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生活太美好容易令人懶散松懈、欠危機感、欠上進心。

近年，意大利、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深陷財政窘境，此四國皆位於歐洲南部，是巧合嗎？抑或事出有因？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左岸咖啡館

Posted on 20/08/2013 by Edward Tan

人在巴黎，我不愛登鐵塔、看凱旋門，望見香榭大道行人路上熙來攘往的購物客，我馬上拔腿而逃，唯恐走避不及。去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看畫，見到那排山倒海的遊人只會令我頭昏腦脹，最終放棄觀賞那些稀世珍寶，溜之大吉。

人在巴黎，我享受獨個兒在左岸閒晃，東遊西逛二手書店及畫廊，穿梭街頭巷尾尋找名人故居，黃昏時在夕陽映襯的塞納河河畔享受涼風的輕撫。除此以外，我更愛流連左岸的咖啡館，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些受文人墨客青睞的名店如花神(Café de Flore)、雙叟(Les Deux Magots)、多摩(Le Dôme Café)、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圓亭(Café de la Rotonde)等。

歲月匆匆，那些百年老店現已物是人非，昔日王謝堂前燕，早已不曉得飛到那裏去了，但咖啡館百年風華猶在，依舊充滿文藝氣息，予人無限聯想。新古典藝術樣式的天花牆壁，胡桃木或紅壇木色桌椅，再配上鍍金色鋼枝製成的樓梯扶手、傢俱配件、室內裝飾令店內顯得古樸典雅而不浮誇奢華，還有圍在店外的一兩排桌椅，令整間咖啡館多一分愜意閒情，少一分嚴肅拘謹。

Left Bank_Saint-Germain-des-Prés_Café de Flore 02

花神咖啡館

每逢週末假日，咖啡館便會被大批慕名而來的遊客擠得水泄不通。幾乎每張咖啡卓上都會罷上一兩瓶美國入口的軟性飲料，一看見此番情景，便知山姆大叔的文化霸權真是無處不在！為避免左擠右，碰我會選擇在平日的下午，在遊人較稀疏時在咖啡館的一角消磨兩三小時。

圓亭咖啡館

當獨個兒坐在咖啡館時，我當幻想能適逢期會見證那文采風流的年代。我渴望在花神看到薩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多娃(Simone de Beauvoir)坐而論道、探討哲學，在圓亭瞧見畢加索(Pablo Picasso)正在構思他下一幅作品或在丁香園目睹海明威和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高談闊論、醉酒當歌。因生不逢時而感到有點悵然若失之際，我想起《世說新語》一則故事來自我開解：話說某夜東晉士人王子猷思念友人戴安道，便令從人雪夜乏舟拜訪戴，到了戴家門口，卻令從人掉頭而去。從人問這是何故，王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自我感覺最重要，見到與否又如何？當然，才子的境界深邃雋永，非我所能及，此番胡亂引用其言語，實屬穿鑿附，甚至有點狂妄自大。

扯遠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巴黎左岸吹起一股文藝新思潮，富文化氣息的咖啡館四處林立，文化沙龍之風氣盛極一時，吸引無數年輕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知識分子到來追尋夢想。久而久之，咖啡館成為他們的聚會場所，左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左岸文化亦由此而生。到初前來逐夢那些年輕人，部份已漸露頭，部份仍寂寂無名。除了本文提及的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還有達利(Salvador Dalí)、艾略特(T. S. Eliot)、米羅(Joan Miró)、紐維爾(Luis Buñuel)等，若干年後他們將會在文化界大放異彩，「各領風騷數百年」。君可知多曠世巨作就是誕生於這些屹立於巴黎左岸的百年老店！

Left Bank_Saint-Germain-des-Prés_Les Deux Magots

雙叟咖啡館

年輕的文人雅士來到左岸定居、工作，過著反傳統的波希米亞生活，與同道中人一起切磋硏討哲學、文學、音樂、歷史等課題，他們來到左岸尋求靈感，企圖在傳統學院派的創作框架上取得突破。當然，在巴黎這五光十色、絢麗多姿的繁華都市，年輕人在努力創作之餘，夜夜笙歌，觥籌交錯是少不免的，男歡女愛更不在話下。他們可能要經歷窮困、失業、失戀，同時亦過著不羈、放縱、自由的生活。多年以後，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一書回憶巴黎的歳月寫道：「我們雖貧亦樂」(…we were very poor and very happy)。

多摩咖啡館

是喜，是悲；成也好，敗也好；不論年輕人高呼「春風得意馬蹄疾」、「今夕何夕，見此佳人」，還是慨嘆「古來聖賢皆寂寞」、「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既是生活的體驗，同時亦是生命的歷練。著名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以「風箏不斷線」來形容藝術，風箏可以任意飛翔，線總不能斷；藝術作品可以天馬行空，但不能離開生活。巴黎的經歷，對於他們的藝術生命而言，猶如幼蟲要成為翩翩彩蝶前必須先成蛹而後破出，是不可或缺的階段。

近年我國不少年輕音樂家在海外比賽屢屢奪魁。他們彈奏得出神入化，甚至是近乎完美無暇，這可能是他們自小每天苦練十數小時的成果。但水能戴舟，亦能覆舟，有評論指出中國音樂家普遍欠缺個人風格，我想這與他們整天困在室內苦練，缺乏正常社交活動、生活的體驗不無關係。如前所述，藝術也好，文學也好，是離不開生活的。樂譜是風箏，演奏家是放風箏者，風箏在空中如何飛翔，就要看手執輪線之人如可掌控了！

為了中國藝術發展也好，為了年輕人亦好，我不奢望中國有「左岸」，只冀望他們可以全面成長。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情迷午夜巴黎》觀後隨想

Posted on 19/08/2013 by Edward Tan

回應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寫過：「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經歷無數變遷的巴黎已非昔日海明威的巴黎，但它仍然是令無數人魂牽夢縈、牽腸掛肚之地，連鬼才導演活地亞倫也不能免俗，過了七十古稀之年也要製作一部以其為題材的電影，拍攝他心中的一席饗宴。

活地亞倫縱橫荷里活愈四十年，平均每年推出一部作品，速度之高令同濟咋舌。《情迷午夜巴黎》貫徹其幽默詼諧本色，角色對白，無論是情人打情罵俏，親人閒話家常，還是同輩談笑風生，總是字字珠璣，意在言外，詼諧裡滲透睿智，嘲諷中帶點幽默，令人或捧腹不已，或忍雋不禁，或莞爾而笑，證明大師功力絲毫不遜當年。

本片充滿醉人懷舊情調，電影配樂、美術指導、鏡頭運用都可令人勾起那已消逝的如詩情懷，連電影海報也借用了梵谷(Vincent Van Gogh)名畫Starry Night作爲背景襯托，爲活地亞倫眼中的巴黎平添浪漫。

《情迷午夜巴黎》電影海報

男主角Gil本為荷里活編劇，為了追逐作家夢想甘願放棄了高薪厚職，前往巴黎尋求創作靈感。擁有文人氣質的他一直認為現代社會俗不可耐，而他心中的黃金年代是被形容為The Lost Generation的上世紀20年代。某夜，心中感到納悶的Gil獨自徘徊於巴黎街頭，無意開啟了時光之門，去到他夢寐以求的20年代，更有幸認識了不少朋友，更令人雀耀的是，這些朋友非泛泛之輩，他們將來無一不成為震動世界的藝壇巨匠或文壇大師，包括海明威、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畢加索(Pablo Picasso)、達利(Salvador Dalí)、紐維爾(Luis Buñuel)等。如魚得水的Gil，每當夜幕低垂，便走進時光隧道，重返昔日巴黎的酒吧餐館，在觥籌交錯、酒酣半濃之際，與良朋知己天南地北，談古論今。除此之外，他更邂逅了美艷動人的Adriana。正當Gil在20年代樂不思蜀，在一次偶然機會下，他和Adriana回到了一次大戰前的巴黎，亦是後者最神往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當Adriana執意要留下時，Gil要作出決定……

每個人總認為處身的年代庸俗乏味，內心深處總有個不可觸及的黃金年代。主角Gil回到最嚮往的上世紀20年代，當認為一切夢想成真時，他在20年代的情人Adriana著迷的卻是19世紀末至一次大戰前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編劇幽了他一默！更諷刺的是，當Gil及Adriana在美好年代，遇上高更(Paul Gauguin)、德加(Edgar Degas)等印象派大師，卻發現這幾位大師異口同聲對五百多年前的文藝復興年代(Renaissance)推崇備至。電影在勸導大家，我們總是對現况不滿而眷戀從前，但沉溺過去，只會徙添傷感。曲水流觴嘆如何，人生如夢易蹉跎。逝者已矣，而來者可追。與其學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慨嘆「最美麗的樂園是失去的樂園」、「幸福的歲月是失去的歲月」，倒不如在緬懷昔日之餘，借鋻過去的經驗及傳統，把握現在，開創美好將來。其實用此來勉勵港人亦何其恰當！

平心而論，此類愛情喜劇在荷里活已屢見不鮮，活地亞倫執導本片更是駕輕就熟。因此，可以說本片和他近十年其他作品一樣無甚突破(亞倫迷可能大不以為然)，但人家畢竟是大師，雖然內容是舊酒新瓶，倒也百看不厭；縱然題材乏善可陳，也令觀衆賞心悅目。好像一級廚師，即使用最簡單的食材也能準備一席令人難忘愉快的美食盛宴。

閒遊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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