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佛羅倫斯:但丁與碧雅翠絲

佛羅倫斯舊城區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錯落有致、巷弄縱橫交錯。在這座古城內,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聖瑪格麗塔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教堂的立面是由灰蒙蒙的磚塊所推疊成,入囗是挑高的木閘門,閘門就藏身在狹窄巷子內。此種佈局在古城區內比比皆是。如果沒有指示牌,你還以為門後是一座空置的大宅或棄置的倉庫,很容易與敎堂察身而過。這座其貎不揚的教堂內,封塵了一段令大文豪但丁(Dante Alighieri)刻骨銘心的往事。

但丁是西方文壇巨擘,地位能夠與其相提並論者,也僅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荷馬(Homer)、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等寥寥數人。他出身在佛羅倫斯一個貴族家庭。9歲的那一年,但丁在聖瑪格麗塔教堂遇上了碧雅翠絲(Beatrice Portinari)
 
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年齡較但丁少一歲。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權傾一時,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多年後,他在詩集《新生》
(La Vita Nuova)中回憶這段行事:「這個時候,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凌駕我的一切所能。 
 
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楊不悔告訴張無忌,自己喜歡了他的殷六叔,她說:「無忌哥哥,我小時候甚麽事都跟你說,我要吃個燒餅,便跟你說﹔在路上見到個糖人兒好玩,也跟你說。那時候咱們沒錢買不起,你半夜里去偷了來給我,你還記得麽?」張無忌不禁有些心酸,低聲道:「我記得。」楊不悔按著他手背,說道:「你給了我那個糖人兒,我舍不得吃,可是拿在手里走路,太陽晒著晒著,糖人兒融啦,我傷心得甚麽似的,哭著不肯停。你說再給我找一個,可是從此再也找不到那樣的糖人兒了。你雖然后來買了更大更好的 糖人兒給我,我也不要了,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場。那時你很著惱,罵我不聽話,是不是?」張無忌笑著說自己忘記了。她接著道:「我的脾氣很執拗,殷六叔是我第一個喜歡的糖人兒,我再也不喜歡第二個了。」

碧雅翠絲就是但丁的糖人兒。
 
9年後,但丁在河邊再次遇上碧雅翠絲。這時,女方正值碧玉年華,生得娉娉裊裊、蕙質蘭心。這次偶遇,令但丁乍驚乍喜。自遇上碧雅翠絲,對方的嫣然一笑、盈盈一督,令他魂牽夢繫。9年後嘎然而遇,但丁的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霎時間,他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整理,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說起。儘管滿腹墨水,在心上人面前,但丁說話結結巴巴。碧雅翠絲與他寒喧數句之後,一笑而別。詩人在《新生》憶迹該次重逢:「她那令人眷戀的幾聲問候,我的憤世嫉俗煙消雲散。慈愛如火,在我心中燃起。如果有人問起,我會回答, 那是一份添上謙遜的愛意!」
 
如果說,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位沈佳宜,毫無疑問,碧雅翠絲就是但丁心中的沈佳宜。

3年後,碧雅翠絲下嫁他人,對方出身銀行世家,二人也屬門當戶對。奈何,紅顏薄命,婚後3年,她就因病去世,享年僅24歲。據記載,她被安葬在聖瑪格麗塔教堂。不過,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只是他人一廂情願。


姑不論真相如何,時至今日,
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教堂室內不算寬敞,四周光線不足,卻彌漫一片祥和,氣氛莊嚴肅穆。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相比之下,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

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標示碧絲下葬於此。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多年來,無數痴男怨女、苦命鴛鴦在此禱告,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
十三世紀末葉,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1301年,黑黨人士掌權,到處殘害異己,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完成了鴻篇巨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此為冗筆。唐代詩人崔護那首《題都城南莊》膾炙人口,孟棨借題發揮,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話說某年清明,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走到半路,看到一戶人家,便上前扣門,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崔護自報姓名,向少女討了一杯水。片刻後,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遞給詩人。二人四目交投,互生情愫。崔護回到家後,念念不忘該名少女。翌年清明,他重回故地,但大門已緊閉,他感到悵然若失,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天後,他按奈不住,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到了門口,屋內竟傳出哭泣聲。崔護敲門,一位老翁應門而出,問道:「你是崔護嗎?」崔護說是。老翁哭著說:「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便鬱鬱寡歡,茶飯不思,前幾天,我們回家後,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崔護悲慟不已,他走入屋內,但見少女躺在床上,早已斷氣。崔護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須臾,奇蹟出現,少女緩緩張開雙眸,她竟然死而復生,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皆大歡喜。(順便一提,二十多年前,台劇《人面桃花》中,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

納蘭容若詩言:「人生若只如初見, 何事秋風悲畫扇? 」。有云往事並如煙,對但丁來說,一切依然歷歷在目,如同初見。伊人的倩影,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烙印。多年後,但丁在《神曲》裡,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結局」。不過,他所寫的,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
 
在小說中,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這時侯,碧雅翠絲出現了,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令他獲得救贖。
 
文人生命中的漣漪、波瀾、驚濤,種種失意、考驗、苦難,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讓他們破繭而出。

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加上思鄉情切,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

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啓發他寫成《圍城》這套經典名著。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年輕失戀,以文字抒懷,寫了《少年維持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這部曠世之作。(延伸閱讀:《少年歌德的煩惱》)

歐威爾(George Orwell)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二人將所見所聞,分別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及《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es)兩部巨著。

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經過多年的昇華、發酵,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他自己獲得了救贖,《神曲》也得以茁壯成長。

貝多芬的遺書

我是音樂的門外漢,樂理、樂器皆一竅不通。不過,偶爾賦閒在家時,也會開啓音響,讓家中迴蕩著古典音符。無他,附庸風雅矣。
 
單憑音樂而論,貝多芬並非我最喜愛的古典音樂家,卻是我最佩服的一位。
 
17701217,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在德國波昂呱呱墜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祖籍並非德國而是佛蘭德地區(Flanders,今比利時西部及荷蘭南部),其家族的姓氏中有一「范」(van)字而非「馮」(von)字,前者是該地區常見的姓氏,而後者則屬德國貴族所專有。
 
貝多芬出身音樂世家,袓父是宮廷樂師,父親是唱詩班成員,因此他自幼便接受音樂薰陶。貝多芬父親一心想把兒子栽培成材,不辛的是,父親脾氣暴躁,而且有酗酒習慣,他經常在半夜時分將貝多芬叫醒,迫他彈奏鋼琴,只要兒子稍有出錯便對他拳打腳踢。縱然如此,貝多芬對音樂的熱情絲豪不減。
 
1787年,貝多芬動身前往維也納向莫札特學師,待了不足兩星期,便因家鄉傳來母親病危的噩耗而怱忙趕回家。最後母親藥石罔效而離世,成為他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傷痛。
 
1792年,貝多芬再次前往維也納。維也納是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的帝都,也是音樂的聖城。那個年代,維也納好比音樂界的好萊塢,任何新晋音樂家能夠在維也納打響名號,其事業也會向前邁進一大步。1795年,貝多芬在維也納舉行人生第一場音樂會,好評如潮,令他聲名鵲起,工作也接踵而來。
 

那個時代,西方音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轉變。以往音樂家主要為貴族世家與教會團體服務,而音樂則以悠揚悅耳的宮廷旋律與及莊嚴華麗的教堂聖詩為主流,這段時間被稱為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十八世紀末以降,貴族開始沒落,資產階級堀起,音樂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而變得大衆化、世俗化,普羅大眾也成為音樂會的捧場客。十九世紀初,受到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影響,人們嚮往自由、平等、博愛,人間真善美受到頌揚。這個時期,聽眾層擴闊了,音樂變得更多元化,音樂踏入浪漫時期(Romantic Period)。用現代語來說,音樂市場正面對「結構性轉變」。相比古曲主義強調結構嚴謹工整,浪漫時期更注重情感的表達,而且題材也更豐富。古典時期,音樂家收入主要自皇室貴族,到了浪漫時期,音樂家成了自雇人士,他們要靠公開演出或出售作品版權為生。貝多芬的音樂有强烈的感情元素,善於表達人生的喜怒哀樂,富感染力,容易引發聽眾共鳴。他又勇於創新,作品也非常多元化。他活躍之時,西方音樂正從古典時期過渡到浪漫時期,這場「結構性轉變」令他如魚得水,他成為樂壇承先啟後的代表人物,也可謂時勢造英雄。

人有旦夕禍福,正當貝多芬意氣風發之際,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居然患上耳疾,其聽覺逐漸減弱,到後來幾乎完全失聰。對一名音樂家而言,世間沒有比此更荒謬、更殘酷的事了。對於貝多芬如此心高氣昂、持才傲物之人,這更是致命的打擊。

貝多芬害怕會遭聽眾摒棄、嘲笑,他感到沮喪、失落、不安與焦慮。在旁人眼中,他的行為舉止也顯得怪異。與他交談時,他總是答非所問、支吾以對。身邊的朋友也發現,貝多芬對聲音的敏感度驟然下降,不論清脆的笛子聲或牧羊人的響亮歌聲,他也毫無反應,如同充耳不聞。更糟糕的是,他彈奏時也經常犯錯。他耳疾的傳聞不踁而走。貝多芬變得脾氣暴躁、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由於惶恐不可終日,他逐漸離群索居,絕跡於大小社交場合。

1802的夏天,貝多芬來到維也納近郊的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ädt)。當年這裡是以溫泉而聞名的小鎮,那個年代的人相信溫泉水能醫百病。貝多芬租下了一座農莊暫居,他打算在此靜心休養一段時間,並冀望泉水能令耳患有所好轉。
 
無奈,蒼天不從人願,他的耳疾不但未有改善,而且每況愈下。
 
我們難以聯想貝多芬是如何度過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光。當夜䦨人靜,明月當空,窗下那搖曳的燭光,看似贏弱不堪,只有孤影和他作伴。他滿腔抑鬱,念天地悠悠,有可以與誰共鳴?在萬念俱灰下,他寫了一份遺書,並打算了結生命。後人將其命名為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當時,無人知曉他曾寫過此份遺書。要到1827年貝多芬逝世後,助理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這份封塵而久的遺書。
 beethoven-heiligenstadt-testament-haus-11

 

當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居所被稱「海利根施塔特遺書之家」(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 Haus),現已開始予公眾參觀。故居經過修葺裝修,家具早已蕩然無存,白皙的牆壁,顯得冷冰冰。故居展覽主要闡述了他在此居住時的日常生活、音樂創作、心路歷程,還有那份遺書的來龍去脈

beethoven-heiligenstadt-testament-haus-23beethoven-pasqualatihaus-46

貝多芬在遺書如此寫:

啊,世人!你們認為我或者說我對懷著敬意,脾氣古怪,是一個厭世者,這對我是何等地不公平!你們不瞭解隱藏在外表下的原因。從童年時代起,我就有著一副心腸,來感受出於善意的溫情,甚至我還懷著要做一番偉大事業的心願。但是,請想想,六年來我處在何等絕望的境地。庸醫的治療使我的病情更為惡化,我年復一年懷著好轉的希望,但都落了空⋯我畢竟不能對人大聲說:喂,請說大聲點!你得向我叫喊,因為我是個聾子!啊,我怎能承認,我身上的一種感官出了毛病。這種感官在我理應比別人完美。這感官在我身上曾經是高度完美的,完美的程度過去或現在我的同行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擬。哦!我可不能承認。所以,你們如果看到我這個一向愛和你們一起相處的人躲開你們,就必須請你們原諒。要是我在這時候被人誤解,我的不幸就使我倍加痛苦。我已得不到與人交往的樂趣,已不再能與人進行深入而微妙的交談,已不再能與人互吐衷腸。幾乎完全孤獨!⋯⋯我像一個流放者那樣生活著。一旦接近人群,我就感到萬分害怕,惟恐我的疾病有被人發現的危險。(摘錄自知網)

 
beethoven-heiligenstadt-testament-haus-20

不過,他又寫:

我瀕於絕望,差一點我只用自殺來收場。是藝術,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我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摘錄自知網)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說過:「有人天生注定偉大,有人經過奮鬥而偉大,有人被迫成偉大。」(Some are born great, some achieve greatness, and 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

貝多芬的偉大,有一半是奮鬥得來的,另一半是被迫出來的。

貝多芬抱有強大使命感,他堅信自己的音樂可以振奮人心、撫慰心靈、歌頌愛情,更重要是宣揚世間的正義和真理。就是這份使命感,令他克服一切困難,在失聰的情況下,堅持作曲,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不朽。

我認為,貝多芬在他的《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與《c小調第五交響曲》(又稱《命運交響曲》)娓娓道出了他的心路歷程。

1804年,貝多芬為他的《第三交響曲》舉行首演。整首交響曲意象恢宏,氣勢雄惲,令聽眾豪情萬丈、慷慨激昂。每次聽此曲,王昌齡的邊塞詩「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與「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畫面總在我心中迴蕩。貝多芬原本打算將此曲獻給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後來拿破崙稱帝,他憤而將其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個人認為,這英雄並非拿破崙,也並非他人,而是貝多芬自己。

《第五號交響曲》則在5年後首演。音樂剛開始時,命運連續兩次,每次四響的拍門聲,從來未有交響曲的開首如此令人心驚膽顫,接著處處波濤洶湧、天崩地裂。他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哮。最後憑藉信心和勇氣,如同大衞打倒巨人歌利亞,他戰勝了那看似不可征服的命運。

看來貝多芬頗喜歡海利根施塔特,他曾多次回到此地度假。距離他的故居不遠處有一條散步小徑,他暫居期間,經常來此散步,當他人將此小徑命名為「貝多芬散步道」(Beethovengang),以茲紀念。據說,當年他在此一邊踱步,一邊構思他的《F大調第六交響曲「田園」》。

beethovengang-03

起初,我以為這處定是風光如畫,結果和我所想大相徑庭。這裡談不上風光旖旎,沒有煙波浩淼的堪藍湖泊,沒有萬里無涯的黃金稻田,也沒有姹紫焉紅的花團錦簇。小徑兩旁樹影婆娑,旁邊一條蜿蜒小溪緩緩流淌,也許當年這條小溪曾經洗滌貝多芬的心靈?沿路上有一中年男子遛狗散步,另一對老夫婦坐在長凳上,正享陶醉在陽光的輕撫,估計他們都是鎮上居民。對於這些居民來說,每天唧唧鳥鳴、澀澀綠草、颯颯涼風的陪伴,生活就是如此簡單但幸福。對於貝多芬而言,田園並非在海利根施塔特,而是早已在其心中,當地的靜謐與閒逸 ,為作曲家帶來平靜淡然,也打開了他心中的田園之門。

海利根施塔特也是著名的葡萄酒鄕,不少葡萄酒莊園在附近開設了酒館,最具名氣要數Mayer am Pfarrplatz。客人可以選擇在室內或庭院用餐,而我則坐在庭院的一隅。庭院以黃色為主調,再以綠色窗框、木門、配襯,煞有田園色彩。從前,農民會在此慶祝每年一度豐收。直到今天每逢夏季週末這處也是觥籌交錯,笙歌夜舞之地。點了一杯當地佳釀,享受一個愜意的下午。其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來到此地也是因為貝多芬。1817年,貝多芬在這家酒館的閣樓住了一段短時間,他在這裡埋首創作《d小調第九交響曲「合唱」》。不過,他也是嗜酒之人,而酒館又有大量瓇漿玉液,不知他是否每晚都喝到酩酊大醉?

 beethoven-weingut-mayer-am-pfarrplatz-03

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愛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曾寫過《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Beethoven the Universal Composer)一書。書中提及,貝多芬年少時,曾經接觸過德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在詩人眾多作品中,他尤其喜愛《歡樂頌》(Ode to Joy)一詩,於是他便立誓,有朝一日,他要把這首詩改編成音樂。

為了實踐夢想而寫《第九交響曲》,他打算將《歡樂頌》改編成合唱曲歌詞然後加插在交響曲的第四章內。音樂史上,從未有作曲家敢在交響曲上配以人聲,也只有貝多芬有如此驚人魄力和豐富想像力才得以完成。這首交響曲耗盡了作曲家的心力,寫完又改,改完再改,直到1824年才正式完稿。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肯恩頓門大劇院(Theater am Kärntnertor)首演。這是貝多芬12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現身,他的復出,引發全市哄動,音樂會的門票一早售罄。當晚,劇院座無虛席,賓客雲集,音樂界的知名人士,要不在台下當觀眾,不然就在台上參與演出。當時,貝多芬已經接近全聾,不能親自指揮,但仍站在指揮身旁,以作提示。

那一夜,貝多芬征服了在場每一位觀眾。從未有人聽過如此扣人心弦、震撼人心的交響樂,人人聽得如痴如醉、如癲如狂。觀眾反應從未如此熱烈,情緒有如萬馬奔騰,如滔滔江水,全場掌聲雷動,喝采歡乎之聲此起彼落,有不少觀眾熱淚奪眶而出,也有不少人將手帕和帽子拋上半空,好不動人。

演奏完畢時,貝多芬背向觀眾,他既看不到更聽不見台下反應。合唱團一名女低音見狀,於是便攙扶著他,助他緩緩轉身面向觀眾席。貝多芬看到台下反應的剎那,頓時呆了,他未料觀眾情緒竟會如斯高漲。他激動不已,身子不停顫抖,久久不能平復。據說,觀眾共起立了5次以表謝意,由於他們反應太熾熱,當晚演出曾數度中斷,連警察局也要派員到場維持秩序。

維也納多了一位英雄—他仿若就是為了此刻而生。

遺憾的是,肯恩頓門大劇院已於1870年拆遷,其原址位於那家以薩赫蛋糕(sachertorte)聞名的薩赫酒店(Hotel Sacher)。(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827年3月26日,這位音樂巨人與世長辭。據說,他彌留之際,狂風驟雨、雷電交加,窗外嘎然傳來一陣轟隆的雷鳴。同一時間,貝多芬瞪大雙眼,一臉怒容,他舉起了右手,拳頭緊握。數秒後,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右手捶下。這幕如同命運交響曲一般,充滿了戲劇性。他畢生都在舆命運抗爭,直到人生最後一刻。

貝多芬是傳奇中的傳奇。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筆下的那位老漁夫,愈戰愈強,當他耳患越趨嚴重,他的事業越攀越高。也許,少了凡塵的繁囂喧嘩與及俗世的靡靡之音,才可譜出一闕一闕的高山流水、陽春白雪。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資料:
愛德蒙·莫瑞斯著。李維拉譯。《於是,命運來敲門——貝多芬傳》,台北:左岸文化,2007。
http://www.wikitw.club/thread-1059903-1-1.html

 

 

 

聖馬可廣場的咖啡館

每次到訪歐洲,我必定造訪當地博物館。歐洲各大博物館藏品豐富,在館內走動,如劉姥姥入大觀園,目不暇給,令人咋舌,但動輒要花數小時參觀,令人疲憊,而且展出的古董寶物如百貨公司櫥窗上陳列的商品,稍欠生命力。

咖啡館則不同。我最愛去那些歷史悠久的咖啡館,它們是活生生的文化古跡,踏入店內仿若走入時光隧道,再加上環境舒適,令人心情愉悅。咖啡館如陳年佳釀,在店裡不僅可享用一杯齒頰留香的咖啡或香醇四溢的紅茶,更可感受過去人和事留下的遺香。在咀嚼香滑柔軟的奶油蛋糕或美味可口的香草冰淇淋同時,還能品味那封塵歳月剩下的餘韻。靈魂如躺徉在悠悠歷史長河中,得到滋潤。

咖啡館源於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統治下的土耳其,隨著咖啡豆傳入歐洲各地後,咖啡館也陸續開設。據說歐洲(不計橫跨歐亞兩州的奧斯曼帝國)第一間咖啡館出現在意大利威尼斯(另一説法是奧地利維也納)。由於位處地中海東端,威尼斯充當了東西方貿易樞紐,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威尼斯共和國也盛極一時(延伸閱讀:《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威尼斯商人聲名遠播,他們揚帆下海,四處尋找商機,既是商人,更是冒險家。當時,威尼斯共和國和土耳其經貿關係密切,商人經常來往兩地。威尼斯商人將咖啡豆帶回本土,並開設咖啡館,成為西方咖啡文化的濫觴。

自此,咖啡館如雨後春筍,在歐洲各地開設,吸引社會不同人士光顧。貴族子弟、青年才俊、商人、詩人、思想家、學者、作曲家、歌手、畫師、記者、報館編輯、革命黨人、名媛淑女、交際花,甚至間諜,都成為咖啡館的常客。

顧客會在咖啡館內看書、閱報、寫信、抽煙、下棋、聽音樂、討論時務。心理學家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也常在維也納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為病人診症。簡單而言,咖啡館是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咖啡館還傳出不少風流韻事,據說,從前的社會名流愛躲在某間廂房和情人幽會,同享魚水之歡,共渡雲雨巫山。

不單如此,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咖啡館的角色不容忽視。在物質短缺、資訊匱乏之年代,它們是新聞情報中心、也是某曠世名作或名曲的誕生地、又是學識交流的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的傳播地等等。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咖啡館提供了公共空間,讓學者、知識分子,互相硏討、辯論、交流,後來更催生了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歷史應記一功。

St Mark's Square 09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Saint Marco’s Square)氣勢雄渾,可以媲美世上任何一座廣場。高聳入雲的鐘樓乃廣場的地標,廣場東側的拜占庭式聖馬可大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立面上,那美輪美奐的浮雕和鍍金鑲嵌成的繪畫震懾人心。哥德式的總督府位於廣場東南方,面向大運河,仿似在炫耀當年共和國總督的無上權威。廣場被拱廊圍起,歲月悠悠,牆面已褪色剝落,但更具真實感,無損廣場的莊嚴宏偉。

廣場上有兩間老字號咖啡館,自十八世紀開業至今,見證了威尼斯的盛衰。

St Mark's Square_Caffè Quadri 051775年開業的夸德里咖啡館(Caffè Quadri)位於廣場北側的拱廊下。墨綠地毯、暗黃牆壁、大理石桌面,再加上牆上的油畫,芬圍舒適愜意。白天時,店面的玻璃令透入的陽光變得柔和,是讀書寫作的好地方。難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這裏的熟客,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常在此創作歌曲。瞧見有人在此一邊吞雲吐霧,一邊寫作,總會想此人或許是未來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或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斜對面的佛羅里安咖啡館(Caffè Florian)歷史更悠久,自1720年創業至今,據說是現存最St Mark's Square_Caffè Florian 07古老的咖啡館之一,曾接侍的名人包括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拜倫(Lord Byr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史德汶斯基(Igor Stravinsky)。店內由數個互相貫穿的咖啡間組成。咖啡間內設有大理石桌面、紅絨椅背、胡桃木色地板,古典雅緻。牆壁以金色為主調,為洛可可式,並鑲嵌了精緻的油畫和大玻璃鏡,加強空間感,裝潢瑰麗,富氣派,如袖珍版的凡爾賽宮鏡廊。佛羅里安是文化藝術界人士的聚會場所,後來孕育聞名世界的威尼斯雙年展。

當時,威尼斯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關係緊張。夸德里由奧地利人投資設立,吸引了不少親奧派人士光顧。而本土派則自然前往對面的佛羅里安,可謂楚河漢界、壁壘分明。歲月如梭,一切派系之分、政見之爭早已付諸笑談中,但佛羅里安和夸德里這兩間咖啡館,仍在廣場南北兩側,互相較勁拉客,它們各自在店外設有露天座位,並有樂手演奏助興,從白天到華燈初上,再到三更時分,方始結束。這兩間百年老店,如同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及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這對宿敵,難分高下,又宛若《傲慢與偏見》(Pride & Prejudice)裡的歡喜冤家,伊利莎白(Elizabeth)與達西(Darcy),令人莞爾。

在威尼斯渡假時,迎來了十數年難逢的熱浪,白天,酷陽高照,暑氣蒸人。到了夜幕低垂,天氣漸涼,坐在佛羅里安的露天座位,享受這星光熠熠的夏夜。

St Mark's Square_Caffè Quadri 01穿著白色西服的侍應趾高氣揚、雄姿英發,僅用五指毋須掌心,便能單手托起戴滿食品飲料的銀盤,筆直著身子走動自如,煞是瀟灑。站在露天座位表演台上最前方乃一名中年女子,是樂團的小提琴手,她不但技法純熟,其身體語言也別有動感節奏感,既有金庸《笑傲江湖》藍鳯凰的風騷,更具備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氣勢,牽動了現場氣氛,並引來不少途人圍觀。

佛羅里安樂團演奏的樂曲種類繁多,古典名曲、古典流行曲、舞曲、電影配樂、民謠等。樂韻悠揚,每曲演奏完畢,台下掌聲如雷鳴,不到半响,對面夸德里也傳來掌聲,很快,又輪到佛羅里安這邊鼓掌。掌聲歡呼聲在兩邊不斷交替,此起彼落,相映成趣,如同擂台上兩名武術高手,你一拳我一腿,互不相讓。

當晚座無虛席。有耳鬢斯磨的情侶,也有共聚天倫的一家老少。鄰桌一對老夫婦,或許這兒是他們初次約會的地方。忽然,台上奏起一曲《茉莉花》,微感詫異,何故會演奏這支蘇州民歌,正納悶之際,有五六名中國妙齡女子走到台前,高聲獻唱,原來是她們要求點奏。她們歌聲嘹亮動人,如同黃鶑出谷,看似是音樂學院的學生,贏得全場觀眾拍手喝采。不久之後,台上奏起小約翰·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的《藍色多惱河》(Blue Danube),十數名顧客隨著音樂起舞,樂也融融。

St Mark's Square_Caffè Florian 22廣場的星光和音樂令人讉綣,差不多到三更時分,台上奏上一曲Time to Say Goodbye,方才曲終人散。

這晚,感受到意大利人的熱情。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氣侯地理環境,影響人的身體特徵、文化、個性。歐洲南部得天獨厚,陽光充足,難怪意大利人奔放、浪漫、率性、無拘無束、愛自由、愛生活。不過,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生活太美好容易令人懶散松懈、欠危機感、欠上進心。

近年,意大利、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深陷財政窘境,此四國皆位於歐洲南部,是巧合嗎?抑或事出有因?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左岸咖啡館

人在巴黎,我不愛登鐵塔、看凱旋門,望見香榭大道行人路上熙來攘往的購物客,我馬上拔腿而逃,唯恐走避不及。去羅浮宮看畫,見到那排山倒海的遊人只會令我頭昏腦脹,最終放棄觀賞那些稀世珍寶,溜之大吉。

人在巴黎,我享受獨個兒在左岸閒晃,東遊西逛二手書店及畫廊,穿梭街頭巷尾尋找名人故居,黃昏時在夕陽映襯的塞納河河畔享受涼風的輕撫。除此以外,我更愛流連左岸的咖啡館,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些受文人墨客青睞的名店如花神(Café de Flore)、雙叟(Les Deux Magots)、多摩(Le Dôme Café)、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圓亭(Café de la Rotonde)等。

歲月匆匆,那些百年老店現已物是人非,昔日王謝堂前燕,早已不曉得飛到那裏去了,但咖啡館百年風華猶在,依舊充滿文藝氣息,予人無限聯想。新古典藝術樣式的天花牆壁,胡桃木或紅壇木色桌椅,再配上鍍金色鋼枝製成的樓梯扶手、傢俱配件、室內裝飾令店內顯得古樸典雅而不浮誇奢華,還有圍在店外的一兩排桌椅,令整間咖啡館多一分愜意閒情,少一分嚴肅拘謹。

每逢週末假日,咖啡館便會被大批慕名而來的遊客擠得水泄不通。幾乎每張咖啡卓上都會罷上一兩瓶美國入口的軟性飲料,一看見此番情景,便知山姆大叔的文化霸權真是無處不在!為避免左擠右,碰我會選擇在平日的下午,在遊人較稀疏時在咖啡館的一角Left Bank_Saint-Germain-des-Prés_Café de Flore 02消磨兩三小時。

當獨個兒坐在咖啡館時,我當幻想能適逢期會見證那文采風流的年代。我渴望在花神看到薩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多娃(Simone de Beauvoir)坐而論道、探討哲學,在圓亭瞧見畢加索(Pablo Picasso)正在構思他下一幅作品或在丁香園目睹海明威和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高談闊論、醉酒當歌。因生不逢時而感到有點悵然若失之際,我想起《世說新語》一則故事來自我開解:話說某夜東晉士人王子猷思念友人戴Left Bank_Montparnasse_La Rotonde 03安道,便令從人雪夜乏舟拜訪戴,到了戴家門口,卻令從人掉頭而去。從人問這是何故,王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自我感覺最重要,見到與否又如何?當然,才子的境界深邃雋永,非我所能及,此番胡亂引用其言語,實屬穿鑿附,甚至有點狂妄自大。

扯遠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巴黎左岸吹起一股文藝新思潮,富文化氣息的咖啡館四處林立,文化沙龍之風氣盛極一時,
吸引無數年輕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知識分子到來追尋夢想。久而久之,咖啡館成為他們的聚會場所,左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左岸文化亦由此而生。到初前來逐夢那些年輕人,部份已漸露頭,部份仍寂寂無名。除了本文提及的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還有達利(Salvador Dalí)、艾略特(T. S. Eliot)、米羅(Joan Miró)、紐維爾(Luis Buñuel)等,若干年後他們將會在文化界大放異彩,「各領風騷數百年」。君可知多曠世巨作就是誕生於這些屹立於巴黎左岸的百年老店!

年輕的文人雅士來到左岸定居、工作,過著反傳統的波希米亞生活,與同道中人一起切磋硏討哲學、文學、音樂、歷史等課題,他們來到左岸尋求靈感,企圖在傳統學院派的創作框架上取得突破。當然,在Left Bank_Saint-Germain-des-Prés_Les Deux Magots巴黎這五光十色、絢麗多姿的繁華都市,年輕人在努力創作之餘,夜夜笙歌,觥籌交錯是少不免的,男歡女愛更不在話下。他們可能要經歷窮困、失業、失戀,同時亦過著不羈、放縱、自由的生活。多年以後,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一書回憶巴黎的歳月寫道:「我們雖貧亦樂」(…we were very poor and very happy)。

Left Bank_Montparnasse_Le Dôme 06
是喜,是悲;成也好,敗也好;不論年輕人高呼「春風得意馬蹄疾」、「今夕何夕,見此佳人」,還是慨嘆「古來聖賢皆寂寞」、「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既是生活的體驗,同時亦是生命的歷練。著名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以「風箏不斷線」來形容藝術,風箏可以任意飛翔,線總不能斷;藝術作品可以天馬行空,但不能離開生活。巴黎的經歷,對於他們的藝術生命而言,猶如幼蟲要成為翩翩彩蝶前必須先成蛹而後破出,是不可或缺的階段。

近年我國不少年輕音樂家在海外比賽屢屢奪魁。他們彈奏得出神入化,甚至是近乎完美無暇,這可能是他們自小每天苦練十數小時的成果。但水能戴舟,亦能覆舟,有評論指出中國音樂家普遍欠缺個人風格,我想這與他們整天困在室內苦練,缺乏正常社交活動、生活的體驗不無關係。如前所述,藝術也好,文學也好,是離不開生活的。樂譜是風箏,演奏家是放風箏者,風箏在空中如何飛翔,就要看手執輪線之人如可掌控了!

為了中國藝術發展也好,為了年輕人亦好,我不奢望中國有「左岸」,只冀望他們可以全面成長。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情迷午夜巴黎》觀後隨想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寫過:「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經歷無數變遷的巴黎已非昔日海明威的巴黎,但它仍然是令無數人魂牽夢縈、牽腸掛肚之地,連鬼才導演活地亞倫也不能免俗,過了七十古稀之年也要製作一部以其為題材的電影,拍攝他心中的一席饗宴。

活地亞倫縱橫荷里活愈四十年,平均每年推出一部作品,速度之高令同濟咋舌。《情迷午夜巴黎》貫徹其幽默詼諧本色,角色對白,無論是情人打情罵俏,親人閒話家常,還是同輩談笑風生,總是字字珠璣,意在言外,詼諧裡滲透睿智,嘲諷中帶點幽默,令人或捧腹不已,或忍雋不禁,或莞爾而笑,證明大師功力絲毫不遜當年。

本片充滿醉人懷舊情調,電影配樂、美術指導、鏡頭運用都可令人勾起那已消逝的如詩情懷,連電影海報也借用了梵高(Vincent Van Gogh)名畫Starry Night作爲背景襯托,爲活地亞倫眼中的巴黎平添浪漫。

男主角Gil本為荷里活編劇,為了追逐作家夢想甘願放棄了高薪厚職,前往巴黎尋求創作靈感。擁有文人氣質的他一直認為現代社會俗不可耐,而他心中的黃金年代是被形容為The Lost Generation的上世紀20年代。某夜,心中感到納悶的Gil獨自徘徊於巴黎街頭,無意開啟了時光之門,去到他夢寐以求的20年代,更有幸認識了不少朋友,更令人雀耀的是,這些朋友非泛泛之輩,他們將來無一不成為震動世界的藝壇巨匠或文壇大師,包括海明威、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畢加索(Pablo Picasso)、達利(Salvador Dalí)、紐維爾(Luis Buñuel)等。如魚得水的Gil,每當夜幕低垂,便走進時光隧道,重返昔日巴黎的酒吧餐館,在觥籌交錯、酒酣半濃之際,與良朋知己天南地北,談古論今。除此之外,他更邂逅了美艷動人的Adriana。正當Gil在20年代樂不思蜀,在一次偶然機會下,他和Adriana回到了一次大戰前的巴黎,亦是後者最神往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當Adriana執意要留下時,Gil要作出決定……

每個人總認為處身的年代庸俗乏味,內心深處總有個不可觸及的黃金年代。主角Gil回到最嚮往的上世紀20年代,當認為一切夢想成真時,他在20年代的情人Adriana著迷的卻是19世紀末至一次大戰前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編劇幽了他一默!更諷刺的是,當Gil及Adriana在美好年代,遇上高更(Paul Gauguin)、德加(Edgar Degas)等印象派大師,卻發現這幾位大師異口同聲對五百多年前的文藝復興年代(Renaissance)推崇備至。電影在勸導大家,我們總是對現况不滿而眷戀從前,但沉溺過去,只會徙添傷感。曲水流觴嘆如何,人生如夢易蹉跎。逝者已矣,而來者可追。與其學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慨嘆「最美麗的樂園是失去的樂園」、「幸福的歲月是失去的歲月」,倒不如在緬懷昔日之餘,借鋻過去的經驗及傳統,把握現在,開創美好將來。其實用此來勉勵港人亦何其恰當!

平心而論,此類愛情喜劇在荷里活已屢見不鮮,活地亞倫執導本片更是駕輕就熟。因此,可以說本片和他近十年其他作品一樣無甚突破(亞倫迷可能大不以為然),但人家畢竟是大師,雖然內容是舊酒新瓶,倒也百看不厭;縱然題材乏善可陳,也令觀衆賞心悅目。好像一級廚師,即使用最簡單的食材也能準備一席令人難忘愉快的美食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