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的丹麥人

蒂沃利樂園(Tivoli Garden)位於哥本哈根最繁喧熱鬧的購物區,外圍是車水馬龍的大街,北歐最大的中央火車站也近在咫尺。與樂園一牆之隔的大街上,空氣中迴盪著充滿歡愉的尖叫聲,此番體驗,令初訪哥本哈根者嘖嘖稱奇。作為全球最快樂的城市之一,哥本哈根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2018年5月迎來丹麥王儲的50歲生日。為此,王室在該月21日舉辦一項名為Royal Run的跑步競賽,活動在哥本哈根等數個城市舉行,王儲及家眷也有參加,與民同樂。

當日我適逢其會,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Vesterbrogade大道上,目睹這項盛事。大道上,有形形色色的參加者,不分男女老幼,既有經驗豐富的職業跑手,更多的是純粹參與的市民。有不少人將國旗或氣球繫在衣領或腰間,也有人頭戴金色紙王冠,替活動添上歡愉氣氛。有不少父母更帶同兒女參與。孩子年幼跑不動怎麼辦?爸爸媽媽讓幼童安坐在嬰兒車內,父母一邊推著嬰兒車一邊跑!選手也不乏輪椅健兒,縱使雙腿不能使喚,他們用雙手滾動著輪椅輪子,堅強意志令人側目。更有一對選手,他們各自牽著繩子的一端,一左一右,右邊那位在稍前位置,牽著左邊的伙伴跑,原來後面伙伴是失明人士,前面的伙伴則負責領路。這條繩索牽著的不僅是該對搭擋,更是深厚的情誼。我又瞧見有十數位身穿整齊水手制服的年輕人,他們步伐一致,雄糾糾的跑姿,滿臉傲氣,一路跑,一路高聲呼喊口號,毫不吝嗇體力,令人莞爾。連寵物也有參與這項活動,有跑手攜同愛犬一起跑,狗主牽著繩索在前,狗隻緊隨其後,速度比起主人毫不遜色。

跑手經過Vesterbrogade大道時,引來市民夾道鼓掌、喝采。熱情的少女揮動國旗,為他們歡呼。我佇足面向蒂沃利樂園正門入口,入口前有一隊儀仗樂團奏樂,旁觀者也順著樂曲節拍,為選手拍掌打氣。距離我不遠處有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向經過的健兒伸出右手,不少健兒見狀,紛紛露出溫柔的微笑,稍稍彎一彎腰,與這女孩輕輕撃掌示意。

這項Royal Run活動,與其說是一場跑步盛事,倒不如說是一場嘉年華會,令我初次體會何謂「丹麥式快樂」。

數百年年前,丹麥乃北歐強權,瑞典、挪威也曾為其屬國。不過,時移世易,瑞典率先脫離丹麥控制,並反客為主,成為其心腹之患。接著,普魯士、英國、法國等強鄰紛紛崛起,昔日的霸權腹背受敵。接踵而來的,便是連串的軍事失利、外交屈辱、割地賠款。國力不振,反而凝聚了全國上下,政府與國民有了共識,與其在外交場上逐鹿爭雄、報仇雪恨,不如結合有限的人力、物力,以謀求國民福祉及社會安定為治國方針。借用一位丹麥詩人的名言:「在外部所失去的,就從內部贏回來。」(丹麥語: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 英語譯:What is lost on the outside, shall be won on the inside) 經過多年的社會改革,丹麥成為世界最和諧安定的國家,其福利政策為世界稱羡,成就斐然。

自2012年起,聯合國每年都會發表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該報告計算出全球150多個國家地區人民的快樂指數,並作出排名。從2012到2018年丹麥已經是連續七年在該排行榜上名列三甲。

丹麥這個北歐小國家能夠成為最快樂的國家,其完善的公共福利政策居功至偉。

丹麥國民可以享有免費的門診、住院、手術保障。老人獲得政府發放的養老金,基本金額每月超過6000克朗,有需要人士更有額外補助。失業人士可以享有長達3年的失業保障,保障收入最高為失業前的9成薪水。不過,在這段期間,政府要確認領取保障者仍有積極地尋找工作,而當局也會根據當事人學歷、專長、工作經驗,為其尋找僱主。

對父母而言,丹麥是養育子女的天堂。小學、中學及大學學費是全免,報讀私校的學生也會得到政府津貼。孩子上幼稚園也可以得到75%學費的資助。丹麥的托兒機構也得到政府大幅資助,因此費用相當廉宜,婦女產後不久可以重回職場,無後顧之憂,此舉促進了兩性平等。丹麥的產婦享有4週的產前及14週產後假期。產後的14週,孩子的父親有兩週的假期。除此之外,孩子的父母還可以得到額外32週的假期,可以自由配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每年都會選出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與及最適合撫養孩子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Raising Kids),2018年丹麥在該兩份名單上皆名列第一。

當然,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為了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丹麥納稅人要繳交高昂的稅項。丹麥的個人稅項包括國家稅、地區稅、勞動稅,再加教會稅。

一般納稅人所繳交之稅率為個人收入42.5%,高收入者之稅率為51.5%,稅率之高讓人咋舌。別忘了還有消費增值稅、汽車稅、土地稅⋯⋯丹麥人每年究竟繳交了多少稅實在難以想像。不過,丹麥人似乎樂於履行交税責任,未有任何怨言,也鮮有政黨以減稅方案作為選舉政綱,因為選民也不會受落。丹麥國民信任政府,他們相信透過稅收,資源重新分配,改善貧富不均,創造一個均富的社會。基本上,大部分丹麥家庭均為中產,鮮有過度富有或貧窮者。大家都信任政府,低收入者沒有怨恨,不會挺而走險,破壞社會安寧。高收入者不會遭到仇視,不用擔心會遇劫或遭勒索。

除了信任政府外,人與人之間也互相信任。我未曾有機會親眼目睹,不過,不少網頁及書籍雜誌都曾提及,丹麥父母在餐廳用膳時,讓稚兒安坐在嬰兒車內,然後放心地將孩子連車留在門口外,讓其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他們肯定很信任自己的社區,也信任周遭的路人,不會起歹念,拐走孩子。

曾旅居丹麥的英國作家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有《HYGGE! 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The Year of Living Danishly)一書,分享她在該國的所見所聞。書裡有一件趣事:某天作者有一位朋友發現銀行戶口的積蓄不翼而飛,銀行客戶經理艾倫去了度假。朋友將這件事告訴老爸卻發現積蓄原來轉移父親戶口裡。事情是這樣的:原來艾倫同為父子二人的客戶經理。某天,艾倫向老爸推薦一個新型的高息戶口,老爸覺得不錯,便吩咐艾倫將兒子戶口的資金也轉賬到自己戶口,賺取高息。艾倫沒有得到兒子允許下就照辦了,事後忘了通知後者然後就去了度假,因此才有以上誤會。整件事雖然匪夷所思,卻反映丹麥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彼此之間的信任能夠減少猜疑,也可免除焦慮,增加安全感,人也自然生活得輕鬆。

相比其他國家,丹麥的王室成員也生活得更輕鬆自在,國民與王室存在著某種默契,在平常的日子,民眾盡量不去打擾王室成員的日常生活,讓他們有一定的私人空間。似乎王室也非常信任國民。女王的王宮阿馬林堡宮(Amalienborg)沒有任何高牆欄杆,宮門前僅有一名警衛,幾近毫無設防。丹麥王妃每天會騎自行車接送孩子上學下課,身邊沒有任何隨從護衞。她也會輕裝簡便在市集購物,與一般家庭主婦無異。市民看見王妃也不會大驚小怪,更不會凑前去圍觀拍照,以免造成滋擾。

丹麥的快樂似乎也與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息息相關。以有關自行車的為例,政府為了鼓勵民眾用自行車代步,幾乎所有大街都劃分獨立的自行車道,在禁止車輛的巷子內,自行車可以自由進出,城市內到處都設有自行車停泊處,所有電車、地下鐵、火車內皆有寛敞的空間可以容納自行車。自行車的車票價格相當於小童車票,頗為便宜。在隆冬大雪的日子,鏟雪工人也會率先處理自行車道的積雪,讓自行車通行無阻。在丹麥,每輛計程車車尾都有特別支架,可以同時運載兩架自行車,假如下班後遇上惡劣天氣或酒後酩酊大醉不欲騎自行車的話也不用擔心。

據我在哥本哈根的觀察,在市中心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自行車與汽車數目參半,騎車者有西裝革履的上班族,盛裝打扮的淑女,也有打扮得花技招展的少女。自行車早已融入丹麥的生活文化。市政府將港口一帶改建為優美的公共空間,延綿不斷的海濱走廊沒有任何建築物遮擋視線,景色一覽無遺,自行車也可通行無阻。偶爾也可以停下,歇一歇在河邊散步、看書、曬太陽、喝酒、聊天。據統計,該市約有4成人口每天以自行車代步。這樣不僅可以節約能源、減省日常開支、舒緩交通阻塞,更可以舒展身心。在亞洲不少大城市,轎車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不過,在哥本哈根,不論是企業老闆、專業人士、速遞員、藍領工人、主婦、學生、老人,都是自行車一族,連國會議員也騎自行車上班。不分年齡、性別、階級的自行車文化,展現社會的平等。

當然,丹麥並非完美的國度。這個國家酗酒者、吸煙者眾,癌症發病率高舉不下,國民服用抗抑鬱藥劑量亦持續攀升。但丹麥人教曉我們如何追求簡單而幸福的生活,並創造一個開放、平等、寛容的社會。丹麥人讓我們領悟到,快樂並非源於實現夢想,而是珍惜現在擁有。

參考書目:
海倫‧羅素著。羅亞琪譯。《丹麥一年:我的快樂調查報告,台北:地平線文化,2018。

維京風雲

羅斯基勒(Roskilde)乃丹麥的千年古都,距離首都哥本哈根約50分鐘車程。市內的哥德式紅磚教堂Roskilde Domkirke,為歷代丹麥王室成員的長眠之地,1995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不過,以下要介紹的是位於海邊的羅斯基勒維京船博物館。上世紀50年代末,有潛水人員在離岸不遠的水域發現數艘破爛的木船殘骸,經專家考證,確認為維京時代的維京長船,大約在1060-1080年之間所造。原來當年羅斯基勒乃維京時代(Viking Age)貿易重鎮,為了防衛需求,維京士兵在水淺處鑿沉了五艘長船,作為水中屏障,以阻擋敵船登陸。1962年,這五艘沉睡多年的長船終於出土,經文物專家重新拼砌嵌合並塗上防腐漆後於1969年在博物館公開展出。

維京人(Vikings)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Scandinavia)的部落,大概在8世紀末崛起,他們乃今日丹麥人、瑞典人及挪威人的祖先。維京人活躍於歐洲沿海地區近三百年,他們是冒險家、航海員、戰士、強盜、商人、漁民、雇兵、殖民者、開墾者、拓荒者。他們縱橫四海、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有關這群海上鬥士的傳說及故事,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關於維京Viking一詞的來源及定義眾說紛紜。根據古諾斯語(Norse,古北歐語的一種),Vík是小海灣的意思,而挪威東南方有一處叫Víkin的地區,Víking可能指來自某小海灣或來自Víkin的人。有人認為viking源自古英語wicing,意思是「從海上而來的入侵者」。也有人指出wic是帳篷,那麼wicing則形容維京人的生活習慣。

中世紀時期,斯堪地維尼亞地區出現大大小小的部落國家,當時國與國之間未仍有清晰的國界。該地位處歐洲西北一隅,終年溫度較低,冬天嚴寒且晝短夜長,土地貧瘠,不大適合種植小麥或飼養牲畜,生活條件非常嚴苛。幸好,由於接近北極圈,該帶有不少馴鹿、狐狸、貂熊,加上北海(North Sea)及波羅的海(Baltic Sea)一帶魚產豐盛,維京人不僅可以靠打獵捕魚取得生活所需,也可以將所得魚獲、獸皮、鹿角出口到歐洲其他地區,以換取其他物資。因此,不少維京成為商人。

北國的漫天冰雪及澟洌北風鑄造了維京人鋼鐵一般的強悍意志,那懸崖峭壁及礁岩嶙峋雕琢出他們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個性。維京人不滿於現狀,他們嚮住探險,追求財富榮譽,推崇勇士,更崇拜唱吟詩人所歌頌的英雄人物。

由於長年與船為伴、與海為伍,維京人不但精通水性,更長於造船。維京船博物館所展出的五艘維京長船中,戰船及商船各佔兩艘,另加一艘魚船。維京長船丹麥語為langskib,即英語的longship,意思毋須贅言。其中的2號船為一艘戰船,乃現存最長的維京船長之人,長約30米,闊3.8米,吃水約1米,可容納65至70名船員。

滄海桑田,這五艘出土的長船早已殘缺不存,不過對於後人研究維京人的生活習性、活動範圍及軍事戰術乃可略窺一斑。維京長船窄而長,沒有甲板,似簡陋不堪的長木伐插上桅桿及掛上桅帆。在虎嘯龍吟的茫茫大海中在航行,船員唯一可做的,便是穿著獸皮大衣,蜷縮在簡陋的帳篷內取暖,可以想像,凍死者及被海浪吞噬者肯定不計其數。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維京長船也有不少好處。此類長船成本低,易於建造,又便於掌舵,而且船速快,輕巧靈活,非常適合維京人擅長的遊擊戰術。長船可在淺灘登陸,而且容易搬運,可以抬起並藏在樹叢裏,方便施展突襲。每次維京人在陸地掠奪一番後,船員迅速將戰利品搬上船,然後縱身一躍便輕易登上長船便逃之夭夭,被却者也只能望「海」輕嘆。

作為海上霸主,維京人當然深諳航海之道。雖然沒有指南針,他們依靠夜間星象、太陽位置、候鳥遷徙路線、飄浮在海面的植物與海水顔色,甚至海水鹹淡度,在浩瀚大海辨認方向。

公元789年,西方歷史第一次出現有關維京人的記戴。根據《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該年他們登陸英國南方的波特蘭島(Isle of Portland)。國王的官員將這群不速之客誤認作商人,向他們提出徵收稅項,結果糊裡糊塗地被殺。793年,他們又將東面林迪斯法恩(Holy Island)的修道院洗却一空。

甫開始時,維京人以修道院為搶掠目標。修道院內的聖匱、器皿、祭壇都是價值連城之物,而且修道院也藏有不少民眾捐贈。後來,他們懂得搶刧城鎮,因為中世紀的城鎮乃貿易中心,附近的教堂及民居自然囤積不少財富。維京人神出鬼沒,他們利用其長船在淺灘處登陸,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殺入城鎮,如入無人之境,洗刧一番後離去。待救援部隊趕至現場,城鎮早已人去樓空。除了財富外,城鎮的居民也被一拼攎走,有身份地位者可以贖金贖回,至於其他平民百姓就在奴隸市場上販賣出售。歐洲各地的君主不勝其煩,紛紛以保護費換取邊界安寧。保護費雖不能換取長治久安,總也獲得短暫和平。由於當年維京人普遍被稱作丹麥人(Danes),其保護費又稱丹麥錢(Danegeld)。

在戰術層面而言,維京人與中國古代的北方外族有異曲同工之處,後者南下中原皇朝,也是倏忽展開突襲,仿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他們將目標搶掠一空後又迅速逃到荒漠草原,神出鬼沒,無跡可尋,皇帝也拿他們沒轍。

日子久了,維京人羽翼漸豐,他們蒐集了各地山川地勢、風土民情及兵力部署的情報,更累積不少作戰經驗。他們的侵略從沿海城鎮深入至內陸地區,其目的也從短暫掠奪改為割地稱王。今天的英格蘭、愛爾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西西里、突尼西亞、諾曼第都曾經成為維京人的領土。「諾曼第」(Normandy)一詞原義就是「來自北方的人」(North men),所指的就是維京人。另外,有一支源自瑞典的維京人稱為羅斯人(Rus’),他們跨越波羅的海南遷,後來在基輔(Kiev)建立自己的強國。由於維京人威名遠播,有部分人被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聘請為僱傭兵。

並非所有維京人都是單純的侵略者或強盜。有一批維京人從挪威往西探險,先後發現了冰島(Iceland)及格陵蘭(Greenland)並定居下來,後來該支維京人再往西移,到達了今天加拿大東岸,成為最早到達美洲新大陸的歐洲人,比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早了數百年。據說,維京人原本計劃將加拿大發展成殖民地,後來與當地原住民發生武裝沖突而擱置,否則人類歷史也會改寫。此外,更有不少維京人成為商人,其蹤跡遠至今日的巴格達。

大約11世紀中葉,維京文化開始沒落,其部落文化逐漸被歐洲大陸的農耕文化所取替,情況如同中國的北方外族征服了中原,但日子久了,原本在他們血脉流淌的草原文化被南方的漢族文化所融合、同化,最後更被馴化了。維京的統治者仿效歐洲各地,建立了封建制度,實施土地分封,人與土地建立長久關係,部落文化逐漸沒落。另外,基於政治原因,統治者領頭改信基督教,他們便停止侵略鄰近基督教國家。畢竟大家同為基督徒,同室操戈的話在道義上是很難站得住腳。斯堪地維尼亞地區技術躍進,生產力提升,加上貿易頻繁,物質條件改善,當地人民也不用再四處搶掠。畢竟,追求優質的生活是人類天性。既然代價大、風險高,潛在回報也不太豐厚,沒有太多人願意過著刀光劍影、風餐露宿的生活。

維京人對後世影響不容小覷。例如,法律的英語law是從諾斯語的lag衍生,大概是指已經確定及不容改變的事情。現代陪審員制度也是由維京人引進英國,然後再由英國人發揚光大。

維京的女人獨立而剛強,絲毫不讓鬚眉。婦女不僅料理家務、照料孩子、醃製食物、釀酒,由於男人長期在外,她們也是優秀的工匠,懂得建造房屋及倉庫,更懂得狩獵及保衛家園。在維京人社會,一位結婚超過二十年的婦女不僅可以提出離婚,更有權分得一半財產。假如丈夫離世,遺孀有權繼承遺產。維京人尊重女性的傳統似乎也一路承傳下去。北歐國家很早便給予女性投票權。時至今日,北歐國家的兩性平等政策受到國際推崇。北歐女性的侍遇比其他地方更好。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一份調查發現,世界最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Best Countries for Women)頭五席依次為丹麥、瑞典、挪威、荷蘭、芬蘭,五席中北歐諸國就佔了其四。

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名作《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就是取材自斯堪地維尼亞地區的神話故事。

藍牙(Bluetooth)乃近年所流行的無線電通訊技術。其名稱與一位維京國王哈拉爾(Harald Blåtand Gormsen)有關,這位國王的綽號正是藍牙(Bluetooth)。

維京時代早已成為縷縷輕煙,但維京人的事跡依然在浩瀚無際的歷史星空下熠熠生輝。

參考資料:
拉爾斯·布朗沃思著。黃芳田譯。《維京傳奇:來自海上的戰狼》,台北:馬可孛羅,2018。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上篇討論,十五世紀荷蘭地區宗教色彩淡薄,社會自由開放,吸引不少商人、工匠、學者移民,資金、知識、科技也隨著流入,提升了其國家競爭力。此自由開放風氣此乎也承傳至今。今日的荷蘭乃歐洲最寛容的國家之一,它是全球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人也以開放持平的態度看待性交易及大麻等毒品問題。阿姆斯特丹便以其紅燈區而著稱,本地人及遊客皆可偎紅倚翠,享受那溫柔鄕。提供大麻的店舖稱為coffeehouse(千萬別與一般的咖啡館cafe混淆),顧客除了可以在店內吞雲吐霧外,coffeehouse也出售含有少量大麻的蛋糕。癮君子更可以前去特定的注射中心注射少量毒品,這些中心都是受當局嚴格監管。姑不論以上政策的道德問題,荷蘭人的生活品質似乎沒有受到負面影響。荷蘭治安穩定,犯案率之低長期處於世界前列。青少年服用毒品比率也較鄰國低。根據2018年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荷蘭位列世界第六快樂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調查發現,全球十大適合兒童成長的國家(Top 10 Best Countries to Raise Children),荷蘭也名列第六。

不可不知,原來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也是名列前矛。一項名為環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調查顯示,全球排名第三。數年前,荷蘭小鎮德拉赫騰(Drachten)實施了創新而大膽的政策。當局在鎮上繁忙的交通點上拆走了所有交通燈及路標。兩年後,交通事故率竟大幅下降!專家解析,駕駛者習慣過於依賴交通燈及路標,當有關指示訊號移走後,駕駛者便會密切注意實際的路面情況,交通事故率得以減低。

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似乎與數百年前他們祖先敢於開創的精神乃一脈相𠄘。前文提及,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荷蘭成為強國有頼制度的創新,而其制度創新包括了政治創新及金融創新。

先談政治制度創新。從數百年前直至近代,戰爭是邁向強國的必經之路。當封建國家的國王欲發動戰爭,他要透過徵稅籌措軍糧、軍餉及軍火的開支。理論上國王手上握有徵稅權,他有權增加各地稅頂。但各地封建領主的利益與國王並非一致,所以他們或會公然拒絕、或會陽奉陰違。荷蘭共和國的情況就大相徑庭。當時世界只有兩個共和國,一個是荷蘭共和國,另一個是我曾經提及威尼斯共和國。荷蘭是世界最早實施議會制的國家之一,眼光可謂超前。共和國共七個省份,每個省份有各自的議會,各省代表又組成一個聯省議會。徵稅權乃聯省議會所享有,議會所通過的徵稅議案乃經過討論、協調、談判的結果,權衡了各地利益。另外,共和國以商立國,議會以商人作主導,其決議自然符合商人的利益。商人明白動武是為了確保商船及貨品安全,他們願意繳付更多稅金來保障自身利益。如此一來,當戰事爆發,荷蘭比它的對手更快、更有效率地動用資源。

除了政治制度的創新,荷蘭人更有金融制度的創新。1602,阿姆斯特丹交易所(Amsterdam Exchange) 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所上市公司,其股票在交易所讓公眾人士自由買賣。

以往由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所主導的海上貿易,每次出航都由王室率頭,召集投資者,進行融資、借貸,購買或租船隻,召募船員水手,將名方人員湊在一起才啓航。船隊甫歸航後,投資者取回所得成本及利潤,船隊便隨著解散。下一次出航時,又要重覆以上步驟。相反東印度公司乃上市公司,集合了公眾財產,資金來源穏定。東印度公司擁有穩定的資本,其董事及投資者重視長遠的回報,並有長遠的經營策略及宏觀視野,它擁有自己的船塢、船隊,涉足的領域包括貿易、造船業及運輸業。不少學者更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史上首間跨國企業。上市企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比葡萄牙的官辦船隊自然更勝一籌。

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館(Amsterdam Maritime Museum)前身是海軍倉庫,館內展出大量航海時代的文物,史料豐富,讓人緬懷荷蘭昔日的崢嶸歲月。博物館的多媒體巧奪心思,讓孩子樂而忘返。戶外有一艘複製的船艦,名「阿姆斯特丹號」。17、18世紀時,有無數艘這般大小的船隻從阿姆斯特丹等海港揚帆出海,浩浩蕩蕩,開啓了一段段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風雲史詩。我在一個嚴冬的早上登上甲板參觀,太陽藏在烏雲背後,北風呼呼作響,船上的纖繩、桅桿、橫桿被吹得搖搖幌幌,甲板也左搖右擺。以現代人的角度,實在難以想像歐洲人如何能在設備簡陋的桅帆船馳騁海上,縱橫萬里。他們是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抑或是「醉臥沙場君莫笑」的覺悟,創造一次又一次扣人心弦的壯舉?

荷蘭人效法葡萄牙人,南下非洲,遶過好望角(Cape Town)然後往東。他們在亞洲各地札根,興建要塞、武器庫、船塢、貨倉、碼頭、商館、交易市集,築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葡萄牙人東渡亞洲主要是為了壟斷胡椒,而東印度公司商船所運載的貨物則非常多元化,除了胡椒外,還有丁香、豆蔻、煙草、咖啡豆、茶葉、瓷器、漆器、白銀、絲織品、棉織品、棉花、瑪瑙、象牙、獸皮、毛氈等商品。荷蘭人不僅從事往來歐亞的貿易,他們也參與亞洲區內的貿易,開拓商機。

1619年,東印度公司佔領今日印尼的首都耶加達(Jakarta),改變名巴達維亞(Batavia,Batavi乃羅馬時代居住在荷蘭萊茵河一帶的某個部落)成為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公司的亞洲總部也設在此。

東印度公司曾接觸大明帝國,請求允許其在中國大陸設立貿易據點,但遭閉門羹。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與明朝軍隊交戰,但戰敗。他們轉往福爾摩沙的安平市(今台南)建立殖民地,改名熱蘭遮(Zeelandia),名字源於荷蘭的行省澤蘭省(Zeeland),以此作為轉口港,與明朝的走私商人交易,換取中國的貨物。題外話,1642年,荷蘭人在太平洋西南方發現一個島嶼,後來他們也借用澤蘭省的名稱來命名這個島嶼,名Nova Zeelandia,這個島嶼就是今天的新西蘭(New Zealand)

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貿易站還遠至日本。1638年,他們答應了德川幕府的條件,不進行任何傳教活動,因此獲準在長崎(Nagasaki)設立商館。在日本閉關鎖國期間,西方人中也只有荷蘭人獲准在日本經商。長崎的荷蘭人乃日本人學習西洋事物的唯一途徑,一切有關西洋的知識稱為「蘭學」。

1641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走馬六甲,他們所建立的紅屋廣場(The Stadhuys,下圖)自今成為馬六甲著名景點。荷蘭的殖民地還包括好望角、模里西斯(Mauritius)、錫蘭(Ceylon)、科倫坡(Colombo)、安汶島(Ambon)、萬丹(Bantam)等地,在此難以一一細錄。

東印度公司的海外貿易為阿姆斯特丹帶回大量財富,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Bank of Amsterdam)成立,它是第一所具備現代金融功能的銀行。阿姆斯特丹更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機構資金充裕,可以批出更多貸款,創造更多利潤,其雄厚財力更可以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後盾。因此,荷蘭的海外貿易與金融業乃相輔相成。

盛極必衰乃歷史恆常不變的定律,荷蘭的海上霸權最後也走上衰落。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版圖不斷擴張,樹大有枯枝,日子久了,難免作風官僚,監管不力,而且虧空、舞弊、貪風成風,公司利潤每況愈下,最終關門歇業,荷蘭也退出海上爭霸行列。它畢竟是史上第一所跨國企業,沒有前車可鑑,人人都在摸索階段,無人䁱得該如何管理及監管這龐大機構,關門大吉也是必然結果。

由於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興旺,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市場上的淘金遊戲,相反,投資實業資金則逐漸減少。銀行有見貸款生意回本快,賺錢容易,今天批出貸款,明年就連本帶利賺回來,何樂而不為?銀行批出貸款愈來愈多,貸款準則也愈見愈寬鬆,最後泡沫惡化,不少銀行因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

荷蘭和葡萄牙都存在同一致命傷,兩國皆人口不足、資源匱乏。15世紀中葉,英、法兩大強權相繼崛起,在陸路上,荷蘭人要面對強大的法軍,在海上,其補給線又被英軍堵截。1794年,拿破崙的軍隊征服了荷蘭,有二百年歷史的共和國宣布滅亡。

大江東去,大海的翻天巨浪淘盡了無數的英雄豪傑。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海上冒險雖已落幕,但他們的開創精神及不撓意志將會被後來者傳承下去。人類才會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你說是嗎?(回到上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本篇是海上傳奇系列的第六篇。本文要談的是17世紀的海上強國荷蘭。

歷史曾出現不少強國,憑著不同條件而睥睨天下。有的依靠龐大的軍事力量、有的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有的則擁有無遠弗屆的軟實力。除此之外,創新能力也是大國崛起的本錢,葡萄牙與荷蘭這兩個蕞爾小國,就是因為各自的創新能力而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吒咤風雲。

葡萄牙的創新,體現在其航海事業上。憑藉其引領時代的航海技術及鍥而不捨的冒險精神,葡萄牙人發現了新航海路線,打破了威尼斯共和國壟斷多年的胡貿易,建立了龐大的海上帝國。(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

在風雲際會的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形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除非能夠不斷推陳出新,方能保持競爭優勢。葡萄牙人呼風喚雨了百餘年,他們的航海技術逐漸被其他國家撑握,各國的船隻,也依循他們的路線,南下非洲,再繞過好望角(Cape Town)後,往東前往印度。葡萄牙人自此優勢不再,國力也江河日下,取而代之的是荷蘭人。

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荷蘭則是制度的創新。

荷蘭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水道與橋樑縱橫交錯,宛若迷宮。運河兩旁,一座座精緻優雅的房子緊緊挨在一起。它們亦高亦低、顏色各異,卻排列得錯落有致,組成一首張弛有度 、豐富旋律的行板。

阿姆斯特丹的面貌,乃荷蘭整國的縮影。這個低地國家,僅有約50%土地高於海拔2米,多年來洪水不斷,荷蘭人世代與為海為鄰、與海爭地。那波瀾萬丈、洶湧澎湃的大海既是他們的對手,也是他們的老師。他們開鑿運河,規劃出完善的水陸交通網絡。荷蘭人亦興建海堤水堤、水霸、水車,用以疏導洪水、控制水流、開墾農地、灌溉農田。難怪西方有一句諺語:「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God created the world but the Dutch created the Netherlands)

不過,單靠發展農業也不足以養活所有人口,更遑論要稱雄爭霸。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每年夏天,毗鄰荷蘭的北海海域便宜會出現大量鯡魚。鯡魚是當時歐洲人餐桌上常見的料理。不少荷蘭人便以捕魚為生,他們懂得腌製技術,如此一來,漁船便可以航行到更遠的地方捕漁,捕獲的鯡魚可以存放多天而不會腐爛。漁業發展逢勃,荷蘭人不僅賺得第一桶金,他們也累積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精密的造船技術,為它日的航海事業紮好根基。

有別於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由於土地資源不足,荷蘭未曾出現封建莊園領主割據的局面。既然沒有封建領主,地主與佃農、農奴的從屬關係就不存在。由於沒有特權階級,荷蘭人很早建立一個相對開明開放的社會,該地區宗教色彩淡薄,不受傳統價值觀羈絆,能夠兼容並包。公平法律制度保障了各階層及各行業人士。老百姓權利與財産得到保障的社會,更有利追求財富與及商業發展。除此之外,荷蘭地理位置優越,它位於北海入口南岸,駛入北海及波羅的海的船隻都會停泊其沿海地區。這兩個因素,令到荷蘭成為西歐貿易重鎮。

16世紀初葉,荷蘭等低地國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1568年,由於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和利益糾紛,以荷蘭及比利時為首的低地國與西班牙爆發戰爭,雙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糾纏了足足80年,後世稱為80年戰爭(80 Years Wars)。1581年,尼德蘭七省(今荷蘭與及比利時北部地區)脫離西班牙,成立共和國,俗稱荷蘭共和國。1648年,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承認尼德蘭七省完全獨立。戰爭期間,不少商人、資本家、手工匠、僧侶、學者為了脫離西班牙統治,從貿易重鎮安特衛普遷移到荷蘭定居,帶來了財富、人才、知識、技術,令到這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不僅資金充裕、商貿繁榮,更一躍成為歐洲的科學之都、藝術之都。

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Rijkmuseum,左圖)展出了大量荷蘭17世紀的繪畫。有別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當時荷蘭的油畫買家或收藏家一般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而非王親國戚或諸侯貴族,他們也不喜歡宗教色彩濃厚,或歌頌王室貴族的作品。他們家中的寢室起居室也沒有皇宮別苑的廣闊空間,自然容不下那些巨形掛畫或天花版畫。為了滿足這個新興市場,荷蘭的畫家唯有另闢蹊徑。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等荷蘭繪畫大師鑽硏的風俗畫、風景畫、靜物畫,題材圍繞著家居生活、社會風俗、都市風貌、田園風光等,非常生活化及平民化。

普遍認為,近代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起源於法國。嚴格來說,是荷蘭孕育了這場思潮,後來法國才接捧,令其發揚光大。當時荷蘭對言論的管制比其他國家寛鬆,不少論述及著作被認為過份煽動而在法國等地被禁,在荷蘭則受到包容,後者也順理成章成了歐洲印刷、出版中心及學術重鎮。「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在荷蘭定居了二十年,出版了數本書。「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天文研究著作遭梵帝崗教廷所禁,在荷蘭卻得到首次發行。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成立。該公司獲政府授權,擁有海外貿易壟斷權,它更可以發行貨幣、與他國締結條約、設立殖民地、發動戰爭。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利潤不斷被東印度公司蠶食,其海上霸權地位也拱手相讓,可謂:江山輪流坐,今年到我家。(請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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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

去過法國的朋友都知道,該國皇室宮殿,如汗牛充棟,多不勝數。不過,當中最著名顯赫非羅浮宮(Lourve)與及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莫屬。兩者建於不同年代,同為是皇室住所,皆呈現法國宮殿建築之美,可謂一時瑜亮,難分軒轅。前者宏偉莊嚴、古典雅緻,後者氣勢磅礡、金碧輝煌;一個是端莊優雅的淑女,另一個是雍容華貴的名媛。本篇要說的是凡爾賽宮的故事。

寫凡爾賽宮就不能不提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因為凡爾賽宮就是這位太陽王(le Roi Soleil)於1661年下令所建,工程之龐大屬史無前例,大約50年後始竣工。路易十四是歷史上其中一位最有權勢及最有作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對歐洲以至世界的影響深遠,時至今天。大文豪伏爾泰(Voltaire)也曾經批評這位太陽王,但也不得不否認這位國王統治期間是一個得懷念的時代。

路易十四的成功,除了有賴其文韜武略及氣逾霄漢外,更重要是他得到命運的垂青,給予其時間和健康讓他一展抱負。歷史上不少雄才大略的帝王皆非常長壽。有「查理大帝」之稱的查理曼(Charlemagne)在位42年。中國的漢武帝在位54年,康熙、乾隆兩爺孫分別當了61及60年的皇帝。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更當了68年法老王。那麼路易十四呢?他5歲登基,直到1715年與世長辭,在位長達72年,是世界史上其中一位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凡爾賽宮的前身是路易十四父親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狩獵行宮,周遭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路易十四年幼時,巴黎爆發瘟疫,當時法國王室仍在巴黎市定居,為安全計,他被安排到行宮暫住,以避免受感染。

在1648年 – 1653年期間,法國發生內戰,史稱「投石黨之亂」(Fronde)。數年的內戰,國家經濟嚴重受創,死傷者眾,高達百萬。巴黎市也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導致路易十四要兩度逃離首都避難。當時他尚未親政,但兩次的出走,令到這位年輕的君王留下深刻的烙印。他決心要建立一個專制政權,強化君主權力,唯我獨尊,以維持國家穩定。此外,他也對巴黎心生厭惡,導致他決定將居所及辦公地方搬遷到凡爾賽,以後也不再回去。

1660年某天,路易十四前往財政總監富凱(Nicolas Fouquet)的沃子爵府邸(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作客。當他看到臣子的府邸金碧輝煌、美侖美奐,連自己的王宮也黯然失色,這位心高氣傲的君主不禁妒火中燒。當天,路易十四忍而不發,但過了一些日子後,他倏然下令以貪污罪命將富凱逮捕,財產充公。另外,有份參與沃子爵府邸建設的三名專家,包括建築師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園林設計師勒諾特爾(André Le Nôtre)和畫家勒布倫(Charles Le Brun)則被委派參與凡爾賽宮的工程。

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命富商沈萬三出資興建,後者不但還提早完工,並且還主動想出資犒軍,一人一兩銀,花費數百萬兩,其財力雄厚可想而知。不過,沈氏的好意,觸動了朱元璋的神經,忖思他富可敵國,是對朝廷的威脅,又認為他犒勞軍隊,是要收買人心,圖謀不軌,便打算將沈氏處死。幸好,馬皇后為其求情後改叛充軍,財產半數充公。富凱和沈萬三的遭遇體驗了一句俗語:伴君如伴虎!

通往凡爾賽宮正門,是一條筆直平坦的大路。有別於北京紫禁城,到訪者不用經過重重深鎖的宮門及高高的朱紅宮牆。踏入天安門後,還有午門、端門、太和門,難怪俗語云「一入宮門深似海」。參觀西方的王宮,腦海是不會有此念頭。

凡爾賽宮正門朝東,呈古典主義風格,氣勢磅薄、格局恢宏 ,展現君臨天下的氣派,宛若一位睥睨天下的王者,坐在大殿上,俯視著千里迢迢前來覲見的臣民。宮內的廳堂燈燭輝煌、堂宇深邃,呈現一位雄主的目光和胸懷。一般鼠目寸光的平庸國君是不會建造如此格局的宮殿。室內的水晶吊燈、地氈、傢具、油畫、雕塑、瓷器等,無一不是鬼斧神工之作。精雕細琢、雕欄玉砌的巴洛克或洛可可風格裝潢誇耀法國深不見底的雄厚國力。色彩絢麗、巧奪天工的天花板畫歌頌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

佇立在鏡廳(Galerie des glaces)的窗台遠眺,凡爾賽宮的庭園捲入眼廉。庭園設計師以幾何圖形剪栽堆砌出和諧、平衡、左右對稱之美。一碧如洗的穹蒼、蒼翠欲滴的綠葉與及活蹦亂跳的噴泉合奏著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的協奏曲,讓人心情愉悅。極目遠眺,庭園的前方,是那無盡伸延的密林,如同法蘭西的國土,遼闊無彊。

凡爾賽宮也是路易十四攏絡地方領主及貴族的工具。大陽王邀請貴族們到凡爾賽定居,他們無不被金碧輝煌與瑰麗堂皇的宮廷建築所征服。他們盡情投入夜夜笙歌、衣香鬢影的宮廷生活,一切反叛的意志皆消弭於無形。此外,連年的內戰令到地方勢力式微,路易十四推動中央集權統治就更得心應手了。

究竟凡爾賽宮有多大?根據官方數字,整個宮殿連同園林及密林佔地總面積達830公頃、屋頂面積也有13公頃、道路總長度20公里、牆壁總長度也是20公里、水管長度更有35公里、35萬棵樹木、2143扇窗、67段楼梯⋯⋯

路易十四的夢想,雕刻在美侖美奐的宮殿,他的野心,寫在無窮無盡的疆土上。他擴大軍隊數量,聘請國外導家,扶植國防工業,改善國內水陸運輸系統。在其領導下,法國成為歐洲霸主,國力空前強盛。同一時間,其「軟實力」也無遠弗屆。法語成為歐洲貴族的通用語,據說在俄羅斯宮廷,說法語的貴族比俄語還多。法國王室也引領時尚潮流,他們的文化品味與及宮廷禮儀到各國貴族追捧仿效。路易十四也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內涵的君主。他醉心舞蹈,並將古典芭蕾舞加以改良並發揚光大。他斥資創立芭蕾舞劇院,他更經常粉墨登場,在芭蕾舞劇中擔任主角,多次扮演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Apollo) 。

順便一提,路易十四是佛羅倫斯麥地奇家族後裔。1600年,瑪麗亞麥地奇(Marie de’ Medici)成為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第二任妻子,後來生下路易十四的父親路易十三(Louis XIII)。因此,瑪麗亞是路易十四的祖母。我有朋友認為,路易十四的文化氣質,與麥地奇家族乃一脈相承,此言不虛。

短期而言,君主專制政權有利於維持地方跌序,維護國家穩定。另一方面,君主能夠貫徹其個人意志,有效集中國家資源,扶助國營事業,推動政府政策,以富國強兵。不過,專制統治也有不少弊端,首先,由於中央集權,地方受到控制,民間工商業受到打壓,地方持續貧窮。專制政權的運作,必須有賴於其龐大的官僚體系,以控制全國。官僚作風向來都是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當這個官僚體系不斷澎漲,內部一定開始腐敗,舞弊、貪污、虧空不斷,國家財政足不見跗,老百姓被壓搾、剝削。

路易十四的專制政權也無可避免出現以上流弊。加上他連年大興土木,窮兵黷武,財政連年赤字,中央要錢,上層官員自然向地方官員施壓,地方官員唯有向老百姓開刀,苛捐雜稅層出不窮,老百姓苦不堪言。

1710年,路易十四病逝,曾孫路易十五(Louis XV)繼位。據說,大陽王病危之際,曾勸勉年幼的繼任人,要停止對外用武,化干戈為玉帛,讓國家休養生息。路易十五年輕時也打算繼承曾祖父遺志,發奮圖強,可惜他天性優柔寡斷,懦弱膽小,其施政受到挫折後很快便心灰意冷,自此沉耽於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生活中,偏偏他又非常長壽,竟當了69年的國王。他在位期間揮霍無度,令到緊絀的國庫和沉重的國債百上加斤。到了他的孫子路易十六(Louis XVI)即位時,病入膏盲的波旁王朝已經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了。

路易十六和明朝的崇禎皇帝可謂同病相憐。二人都接下了上一代留下的燙手山芋,他們都企圖勵精圖治、力挽狂瀾,可惜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二人最大敵人是時間。崇禎當了17年的皇帝,李自成便攻入北京城。歷史給予路易十六的時間更少,他即位15年後,憤怒的民眾忍無可忍,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延伸閱讀《協和廣場的亡魂》)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路易十六一家被「邀請」離開凡爾賽宮,返回巴黎市定居,1793年,更被判成判國而遭處決。從路易十四到十六,凡爾賽宮傳承了三代,見證了波旁王朝由盛世走向壽終正寢,一切的雄圖霸業,恍若浮光掠影、晨曦露珠。由於革命黨人急需錢,更將宮內古董家具、奇珍異寶拍賣。後來,革命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凡爾賽宮遭受暴徒洗劫。東坡居士說得好,瓊樓玉宇果真是高處始終不勝寒,曾經燈火通明、夜夜笙歌的世界最華麗的宮殿如今變得十室九空、黯淡蕭瑟。要到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執政期間,政府替凡爾賽宮進行大規模修葺翻新工程,將其改建為國家博物館,大陽王的宫殿才重現昔日芳華。

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國王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被普軍俘擄後遜位。1871年1月,為了羞辱法蘭西人,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竟在凡爾賽宮的鏡廳內加冕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曾經象徵法王無上權力的宮殿,如今見證了德國的統一。二月,德法雙方在凡爾賽宮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德國取代法國成為歐陸第一強國。不過,德國人也不能高興太久,風水輪流轉,不到50年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戰敗,簽署了割地賠款的苛刻條約。簽署地又是在鏡廳,因此條約也被稱為《凡爾賽和約》。

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的建築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曾說過:「建築,是為了不巧(Architecture aims at Eternity.)」路易十四締造的王朝在他閉上眼不足一百年就灰飛煙滅,不過他的凡爾賽宮卻仍然傲然而立,也可謂:風住塵香花已盡,物是人非事事休。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憐憐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幹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傖,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下次去佛羅倫斯,無論你在鐘樓上眺望古城紅頂的褐磚、在河邊靜聽呢喃的風聲、在廣場享受陽光的撫摸、抑或在咖啡室享受獨處的時光,不妨低吟這首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曾經韶華,宛若煙雲,美麗滄桑的古城,交織著詩人的款款情深,你會別有一番體會。

**************************

羅馬帝國(Roman Empire)滅亡後,歐洲進入封建時代。長久以來,佃農在封建領主的土地下生活,以農作物繳納田租。日子久了,技術提升,促進生產力,農民家庭繳納田租後有剩餘的農作物,又或者有剩餘的勞動力可以製作簡單的手工產品。他們便可以利用這些剩餘的農作物或手工製作,換取其他生活用品,以提高生活質素。

在此背景下,市集慢慢形成。農民在固定日子市集參與買賣。市集的規模越來越大,交易的人數越來越多,貨品也越來越多元化。其他服務或產品也應運而生。農民要搬動貨物,市集便須要木匠、鐵匠或馬車夫。酒館、旅館也漸多,為商人提供餐飲住宿。為了令到交易可以公正地進行,保障買賣雙方權益,測量所、會計師所、中介人、仲裁人等服務也出現了。

市集一帶越來越多人聚在一起,老百姓搬到附近定居,於是催生了城市。城市的財富慢慢累積,城中的居民得到國王及領主的同意,取得了自治地位。城市有了自己的議會制定律法,成立了保安部隊維持秩序,更可以聘請僱傭兵。這些城市勢力日漸壯大甚至成為城邦國(city-state)。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意大利成為東西方的貿易樞紐。不少城邦成為重要的商貿中心而富甲一方。佛羅倫斯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漸漸崛起的意大利城邦。它以出口優質羊毛制成品而成為歐洲最富裕的都市,其鑄造的貨幣弗羅林更成為國際網頁間通用的貨幣。

作為商貿重鎮,以佛羅倫斯為首城市內資訊流通,決策者、富商、學者、藝術家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與此同時,城市湧現新興的豪門世家。有別於封建領主貴族,這些豪門世家都是從事商業起家。他們樂於大灑金錢,購買藝術品及奢侈品。因為有市場需求,畫匠、金匠、木匠、雕塑師等技術日趨成熟,引領藝術前進。中世紀期間,黑死病肆虐,教會的無能令其公信力受到削弱。年輕學者希望透過古希臘文獻重新研討人和宇宙的關係,反思生存的意義和審視生命本質。透過古希臘藝術品追求人間真善美。由於拜占庭帝國受到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威脅,不少學者及知識分子攜同大量古希臘典籍逃去意大利,促進了古典文化的研究。

以上種種因素,播下了14世紀末意大利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種子。

如果說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旗艦,那麼麥地奇(Medici)家族就是旗艦上的領航員。

Stemma_dei_Medici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左圖就是麥第奇家族的族徽。在佛羅倫斯古城內,可以常看到這個徽號。不論在馬賽克地板、天花、磚牆、浮雕或者旗幟,假若你看到一個徽號上面有數個圓形,這幾乎可以肯定是麥第奇家族的族徽。有朋友去過佛羅倫斯看到這個族徽後大感失望。的確,比起那些美輪美奐的繪畫及精雕細琢的雕塑,這個族徽顯得過分簡單!

關於族徽上這六個圓形的由來眾說紛紜。有人說代表六個砝碼,用以量度重量,代表家族的商人地位。有人說是錢幣,象徵銀行家的身份。另外,也有人說是六個橘子,乃家族買賣的商品。有人指,麥第奇的意文Medici是Medicol的復數,後者是醫生的意思,因此推測麥第奇家族祖先從事樂品買賣,而六個圓形為六顆藥丸。還有一個更有趣的說法,話說許多年前,家族的祖先和一隻怪獸搏鬥,搏鬥非常激烈,祖先贏得最後勝利,其盾牌留下六顆牙齒。從此這個盾牌就成為了家族徽號!

麥第奇家族最早從事農耕,因經商而累積雄厚財力後投資金融業,成為歐洲最富有的銀行家族,客戶包括教廷及王室成員。麥第奇家族後來涉足政圈。家族的領導層野心勃勃,目光遠大,為了擴大權力版圖,他們捭闔縱橫,運籌帷幄,遊走於教廷及諸國之間,建立成功的人際關係及完善的情報網。麥第奇家族又利用聯姻政策,與多個王室、貴族、豪門世家結成姻親,以鞏固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麥第奇家族一共誕生了三位教宗、兩位法國王后,多名歐洲王室成員。那位赫赫有名的大陽王路易(Louis XIV)也是其後裔。

麥地奇家族能夠名垂千古,是因爲對藝術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歷史上雖然曾出現無數權力世家,但能夠對文化藝術史有如此深遠影響,則絶無二家。這個家族有不少骨幹成員醉心於古希臘詩歌、哲學、藝術、建築。他們曾栽培及資助不少藝術大師,並毫不吝嗇地收購藝術作品。家族擁有大量藝術品收藏,時至今天仍在烏菲茲美術館展出。他們又一擲千金,在佛羅倫斯興建了大規模公共建築。後世更歌頌麥地奇家族為「文藝復興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英國畫家伊芙琳·德·摩根(Evelyn De Morgan)説過:「藝術是永恆,但生命卻短暫(Art is eternity, but life is short)。」麥地奇家族早已退下歷史舞台,但其名聲如同文藝復興的藝術瑰寶,成為不朽。

《麥地奇家族春秋》系列文章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1485年,來自熱那亞的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來到里斯本拜謁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João II)。雄心勃勃的哥倫布冀求國王支持他的航海計劃。他指出,由於地球是圓的,只須向西航行,跨越了大西洋,便會到達富庶的印度,找到胡椒等昂貴香料。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沒有接納他的提議。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意外地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停留,趾高氣揚的哥倫布,少不免在約翰二世面前炫耀並揶揄一番,後者因錯過這筆生意而悔恨交加、懊惱不已。

「地球是圓的」這套論述,其實並非哥倫布獨創之見。十五世紀時,不少專家已經推算出相同結論,不過未經證實而已。國王的專家推算,印度的位置比哥倫布所估計還要更遠,往西去尋找印度,其高昂成本難以估計。更何況,葡萄牙船隊在東方的探索已漸有成績,毌須另闢蹊徑。因此。國王婉拒了哥倫布的提議。後來事實證明,專家們是正確的,但卻令葡萄牙錯失與新大陸失諸交臂。相反,哥倫布至臨終前還以為自己已到達東印度,雖然他判斷錯誤,卻為西班牙在美洲尋得大量白銀。歷史就是如此吊詭,正確的判斷帶來失敗的結局,而錯誤的判斷卻帶來輝煌的成果。

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在美洲迅速拓展地盤,葡萄牙因而眼紅,認為其利益受損,兩國出現紛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解,兩國簽署了著名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以瓜分世界。根據條約,雙方同意在大西洋某位置畫一條線,該線以東的新世界土地屬葡萄牙、以西則屬西班牙。從今天看,兩國似乎太過狂妄自大,不過,當年歐洲諸國中,也只有西葡兩國有如此能力,可以動員船隻水手,遠赴萬里以外的海域,就好比上世紀冷戰時期,只有美蘇兩大強國可以派人登陸月球。

雖然沒有得到新大陸,葡萄牙人並未灰心喪意。條約簽署後,他們的船隊便專注於東邊探索。皇天不負苦心人,1498年,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印度。遺憾的是,約翰二世已經仙遊,坐享其成的是其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其實曼努埃爾能夠登上王位,純屬意外。在眾王位繼承人中,他僅排第六、七位,但排名比他前者,不是早已逝世,就是慘遭打壓。故此,陰差陽錯下,他撿了個大便宜。好事還在後頭,曼努埃爾一世登基兩年後,葡萄牙經營多年的航海事業取得重大突破,財富滾滾而來。他在位期間,適逢葡萄牙迎來空前盛世。前人種樹,他這位後人乘涼,如此福氣,難怪後人稱他為幸運王曼努埃爾(Manuel the Fortunate)。

曼努埃爾一世當然意氣風發,他認為一切並非運氣使然,而是自己乃天命所歸。葡萄牙在他統治下,可以千秋萬載領導世界。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在里斯本貝倫區(Belém)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古往今來,為人君主者都愛來這一套,當年中國的乾隆皇帝也撰寫了一本什麼《十全武功記》來自吹自擂。

曼努埃爾所建的修道院就是上篇提及的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假如讀者還有印象,葡塔食譜就是透過此修道院的修女,傳入民間。修道院前身是一間小教堂,據說達伽馬出發去尋找印度的前夜,也曾在該教堂向上帝禱告。

修道院為哥德式(Gothic)建築,其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Manueline)。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修道院的拱頂,鑲嵌上扭繩的花紋,馬上令人聯想到探險船上的繩索。圓球體的浮雕,代表地球儀,乃曼努埃爾的個人徽號,意思不言而喻。支撐修道院的數根巨型大柱子,外形似棕櫚樹,當時肯定令人嘖嘖稱奇,因為棕櫚樹乃熱帶植物,大部分歐洲人從未見過。修道院內所有動植物浮雕,例如朝鮮薊、花椰菜、大象等,全是來自新世界的奇珍異物。1983年,這家修道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曼努埃爾一世和他的功臣達伽瑪皆安葬於此。

同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還有附近的貝倫塔(Torre de Belém)。貝倫塔於1514年動工,當年葡萄牙已擠身世界一流強國,里斯本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都市,其海岸每天船隻熙來攘往。這𥚃的貨物玲瑯滿目,令人目炫。除了胡椒,還有丁香、肉桂、豆蔻、糖、瓷器、絲綢、茶葉、香水、地毯、象牙、檀香木、麝香、番紅花,還有奴隸。貝倫塔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向來往商船徵稅;第二,守護海岸;第三、囚禁犯人。塔的東北角有一突出的石亭建築,此乃哨崗站,石亭底下有一犀牛頭浮雕,此也是曼努埃爾式風格裝飾。這犀牛可大有來頭,原來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

朋友解釋,當年貝倫塔距離岸邊約一百餘米,遠航人員最後看到的袓國建築應該就是這七層石塔了。過了石塔後,就是無邊無際而又深不可測、喜怒無常的浩瀚大海了。1755年,里斯本發生嚴重地震,海岸線移動,今日貝倫塔距離陸地僅數步之遙,遊客只須跨過一道木橋就可入內參觀。攀上頂層天台,沿岸景色卷入眼廉。天色一抹蔚藍,白雲不知竄到哪兒去,竟毫無蹤影。陽光溫煦,波光粼粼、水色瀲豔。雖然正值七月盛夏,在海風吹拂下,說不出的凉爽。當年達伽馬啓航也是七月,不知天色是否無異?

貝倫區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的濫殤,這道海岸見證了無數的生離死別、得失榮枯。當年,在那旌旗招展下,號角爭鳴,鼓樂喧天,水手們雄糾糾站列在甲板上,他們的家人妻兒在岸邊灑淚相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船錨拉上,一艘艘滿載著貪婪、野心、夢想的船隻從這裡出發,人人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毅然出走,當中有部分人可以名載千秋史冊,但更多無名氏不是被大海吞筮就是遭黃沙淹沒,又或許成為炮火的獵物。

有云:「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則現今中國河北省一帶,該處自古便英雄輩出。想不到在地球上差不多同一緯度卻遙遠的葡萄牙,其土壤也孕育了無數捨生忘死之輩。與其鄰居西班牙人一樣,葡萄牙人身上也流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血液。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他們喜愛冒險、嚮往自由、勇敢無懼、尚武而任俠。唐吉訶德的基因,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去追求理想和榮譽。葡萄牙的傳統音樂法朵(Fado)所表達那股宿命的憂愁,似乎也是騎士精神的延續。這源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也成為葡萄牙人的精神枷鎖,當歴史擺脫中世紀前往工業革命時,騎士精神也就變得不合時宜,令葡萄牙裏足不前,最終也被逐出一流強國之列。此乃後話。

1498年,達伽馬等人抵達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奮鬥了80載,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終於取得豐碩的成果。找到香料來源地後,葡萄牙人陸續在東非、波斯灣、印度建立據點,自此攏斷了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貿易,並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中國明朝時稱卡利卡特為古里,當年鄭和下西洋,曾數度停留,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也是在此嚥下人生最後一囗氣。鄭和去逝後,明帝國實施海禁,中國艦隊和其航海事業,也如孤帆遠影,消失在碧空中。從此,這片汪洋大海處於權力真空,直到達伽馬到來。東西方權力平衡,開始逆轉。卡利卡特/古里位於印度西岸,一個強國在此步向衰落,差不多一個甲子後,另一強國又在同一地方崛起,冥冥中似乎有其主宰。當年,鄭和艦隊有船200多艘,兵力超過20,000,相反,達伽馬僅帶領船隻4艘,船員大約170名。比起西方諸國,中國不但在人力物佔有壓倒性優勢,其航海技術也走在世界最前端。擁有如此大好形勢下,嘎然閉關自守,不再過問海洋事務,從此西風壓倒東風。難怪後世中國人回顧這段歴史,皆搖頭嘆息,大感不值。

1500年,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前往印度,因海流及風向關係,航道改變,意外發現了今日的巴西。還記得之前提及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嗎?根據條約,西班牙向西發展,而葡萄牙往東。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唯一例外就是卡布拉爾發現的巴西。時至今日,葡語成為了巴西的官方語言,而其餘南美洲國家的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

1509年,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兩年後,葡萄牙攻陷這座古城,並在當地興建要塞以便長期佔領馬六甲海峽這貿易要衡。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該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見下圖)。當年鄭和也多次訪問馬六甲,並在當地興建貿易站在貨倉。馬六甲國王曾多次遣派使臣前往明帝國朝貢(延伸閱讀:《鄭和與馬六甲》)。隨著後者閉關自守,兩國關係轉淡,馬六甲被葡萄牙入侵時也曾向大明求救,但無功而返。

1513年,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因貿易問題和文化差異與明朝軍隊多次磨擦,繼而動武。葡萄牙人眼見中國強大,難以用武力逼其就範,加上西班牙、荷蘭、英國也磨拳擦掌,企圖在海上貿易分一杯羹,由於怕夜上夢多,於是和中國官員商討,欲租借澳門作為貿易點。朝廷與地方官也想息事寧人,於是澳門歸葡萄牙管轄。

1953年,葡萄牙人抵達日本,大量西方知識傳入該東方島國,影響深遠。有人認為,日本的天婦羅(天麩羅)乃源自葡萄牙油炸食品Tempero,因為前者的日語發音 Tempura 與Tempero 非常接近。日本的傳統金平糖日語發音為 Kompeito,也與葡萄牙有關,因為糖果的葡語發音為Confeito。「謝謝」的日語發音為Arigato,葡萄牙人則說Obtigado,發音也巧合地相似。

最有趣的是魚的日語讀音,據說也和葡萄牙人有關。當年葡萄牙人看見日本人進食生魚片,大為震驚,認為他們乃未經開化之野蠻人,斥他們為Sacana。葡語Sacana乃罵人之詞,意思接近英語的Bastard,則指責他人為混蛋、雜種。日本人卻誤為那是魚的讀法,從此以後,魚的日語音為 Sakana!以上種種,真假難辨,多少乃葡萄牙人因本身優越感及對歷史的浪漫情懷而訛傳或誤解,不過,這也許可以説明,當年葡萄牙人對日本帶來之衝擊。

為何葡萄牙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呢?第一,當其殖民地無限擴張,其人力資源便捉襟見肘,首尾不能兼顧。第二,它的國民傳統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異教徒,手段殘忍,樹敵太多,相反,以新教徒為主的英國及荷蘭人則較為務實。第三,未能將賺取的財富投資在科硏及教育,令其競爭力及創新力不足。大國博弈,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古今皆然。

(回到上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里斯本西南端的貝倫區(Belem)位於塔古斯河(Tagus River) 下遊,從該處向西航行,很快就會到達大西洋海口。

Pasteis de Belem是區內歴史悠久的糕餅店。其代表性產品葡式蛋塔(Pastel de Nara),是百多前由附近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的修女所首創。後來修女將葡塔食譜傳給當地某人,該人就是Pasteis de Belem的創業人,葡塔甫推出便大受食客歡迎,餅店由其後人經營至今。

從朋友口中得知,Pasteis de Belem的葡塔食譜,被店家視為高度機密,為防涉密,食譜只能透過口耳相傳,不能筆錄。現時只有三名僱員知道食譜,為了控制風險,店家有嚴格規定,這三名知情僱員不能同時乘搭同一輛交通工具,以防同遭不測,食譜失傳。在同一家餐廳用膳時,三人也不能點同一款食物,以免同時中毒!

熱騰騰的葡塔,其奶油外皮酥脆可口,蛋黃內餡香滑柔較,令人一咬傾心。今時今日,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貝倫區,除了參觀附近名勝古蹟,就是為了品賞此店的葡塔。每逢旅季,接揰磨肩的顧客將餅店擠得水洩不通,不論是入內用餐或外賣,動輒用等候大半小時。

五百多年前,貝倫區也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原因也與食物相關。不過,當年的主角並非葡塔或任何糕點,而是胡椒。

葡萄牙位於歐洲大陸的西南盡頭,北邊和東邊皆與西班牙接壤,南邊朝地中海,西邊則面向大西洋,古人誤以為從此再往西乃世界的盡頭。葡萄牙國土面積小、位置偏遠、資源匱乏,在大國博弈下,它僅充當跑龍套的角色。不過,笨鳥往往先飛,西方地理大發現(Great Discovery,又名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棒,歷史選舉了這個不太起眼的蕞爾小國。

八世紀,摩爾人(Moors)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該地陷入長期紛亂的局面。摩爾人祖先源自今天的阿拉伯地區,經過長年遷徙進入北非地區,與不同種族混血,其後裔稱為摩爾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作《奧賽羅》(Othello)中,那名誤以為愛妻紅杏出牆而將其掐死的威尼斯將領,就是摩爾人。此君應該是西方戲劇世界裡,最為人認識的摩爾人。題外話,由於牽涉種族及政治題材,也難怪《奧賽羅》被視為莎翁筆下最艱澀難懂的作品。

中世紀時期,東方香料非常受到歐洲人青眣,各式各樣的香料中又以胡椒最受歡迎。胡椒可以增添食物風味,而且在未有冰箱的年代,胡椒更可防止食物腐爛。另外,胡椒粒體積細小便於運輸。因此,在中世紀從事香料交易的生意,那巨利令人咋舌。當時歐洲的香料主要源自印度,透過阿拉伯商人運送到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以威尼斯人為首的意大利商人,再經地中海運到意大利,然後又轉口到歐洲各地。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與歐洲交惡,東西方貿易路線受阻,香料在歐洲市場嚴重供不應求。供應量大減又令到價格飆升,商人叫苦連天。(延伸閱讀:《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經過數百年浴血奮戰,葡萄牙人驅逐了摩爾人,建立了世界最早出現的單一民族國家。當時歐洲諸國,不是忙於與他國兵戎相交,就是為內患困擾。相比之下,葡萄牙早已統一,當權者更有條件探索改革圖強之路。葡萄牙與鄰國卡斯提爾(Castilla,今西班牙中北部地區,當時西班牙仍未統一)不太和睦,東行路線受阻。不過,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葡萄牙人心想,既然向東不行,不如西下太平洋,再往南,然後繞過非洋,前往富饒的東方。如果能夠從海路直達印度購買香料並依循同一路線帶返歐洲,如此一來,就可以節省經黎凡特地區而繳付的關稅及中介人佣金,那驚人巨利無法估計。

1960年,葡萄牙政府在貝倫區岸邊永久豎起一座混凝土所造的巨型紀念碑,名為「發現者紀念碑」(Monumento aos Descobrimentos)。此碑為了紀念葡萄牙航海事業奠基者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又名享利王子)逝世五百周年及其航海事業而豎立,紀念碑高達52米,外型仿似一艘巨型帆船。恩里克王子的雕像佇立在船首,其左手手握地圖,右手端著一座三桅帆船模型,顯示其運籌唯握、胸懷四海。王子挺著腰,身子筆直、右腳踏前,遠眺前方,暗示他目光遠大、無所畏懼。在船的左右兩側,各有16座雕像,排列在王子身後,從高空俯瞰,如同英文字母"V"字。他們全是地理大發現相關人物,當中包括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上圖左三)、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上圖左五)、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上圖左六)、迪亞士(Bartolomeu Dias)。這33座雕塑唯一一位女性,與航海沒有直接關係,她是恩里克王子的母親蘭卡斯特皇后(Filipa de Lencastre,標題圖左二)。

恩里克父親是葡萄牙國王,眾兄弟中他排第三,與王位無緣。雖然如此,他不願成為一名庸庸碌碌的王親國戚。恩里克熱衷航海事業,醉心於擴大國家的版圖。他招攬不少專家,包括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專門研究航海路線。他並資助不少前往非洲及西太平洋探索的航海計劃。恩里克並非航海家,但後世尊稱他為航海員恩里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在恩里克王子的主導下,葡萄牙人開展人類航海時代的新一頁。航海人員從貝倫出發,前往大西洋及非洲,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每次下海遠行,船上除了有領航員、水手、工匠等,隨行的夥伴還包括測量師、地圖繪制員、文書、畫師,他們的工作是要將新世界的所見所聞,包括各地的地理氣候、生態環境、文化宗教、風土民情等巨細無遺記錄下來,帶回祖國要專家學者研究。葡萄牙人也會記下各地區的政治外交關係(例如某國和鄰國家交惡、某部落和另一部落結成聯盟),以便將來與這些國家/ 部落打交道可以採取分而治之、合縱連橫之謀。可以說,每一次航行都為下一次更遠的探索做準備。由於條件不足,船員們在海上要克服無數挑戰,既要迎接狂風呼嘯、白浪滔天,又要忍受酷陽毒照、數九寒天。他們有機會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而導致斷水斷糧。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面臨疾病橫行或船蛆威脅。總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冒險,丟掉性命的可能性比去打仗還高。

經過長年累月的艱苦奮鬥,葡萄牙人終於累積到成果,他們所拼湊的新世界大拼圖漸趨完整。

1482年,迪奥戈·康(Diogo Cão)等人抵達非洲西南方並深入剛果河,為歐洲人首次。

1487年,迪亞士船隊發現好望角,歐洲人首次扺達非洲最南端,成功進入印度洋。

1497年,在華士古·達伽馬的帶領下,歐洲人首次經海路到達印度。恩里克王子而作古愈半個甲子。

今天,從歐洲乘搭飛機前往印度僅須八、九小時。當年,葡萄牙人尋找印度足足花了超過八十年。(請看下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下)

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每天都是船來船往,那水面上泛起的點點白光,數百年如一天,突顯這座偉大水都生生不息。聖馬可廣場(St Mark’s Square)的大教堂莊嚴華麗,當年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將士出征前及凱旋歸國後都會在此舉行彌撒。教堂內煙霧繚繞,朝聖者絡繹不絕,每逢旅遊旺季動輒要排隊大半小時方可入內參觀。教堂外,廣場鐘樓挺著腰翹首眺望遠方,不知它是否在期盼遊子早日歸家?廣場上的柱廊,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到訪者。

遙想當年,這裡曾是世界貿易中心,其繁榮盛況,可勾勒出一軸西洋版的《淸明上河圖》卷畫。每逢交易季節,到處人聲鼎沸、接踵磨肩,街上出現無數穿上奇珍異服的人士,世界各地的商人都聚首威尼斯。市場上羅列了從各處採購的商品,黃金、琥珀、寶石、珍珠、銅、錫、絲綢、瓷器、棉花、羊毛、丁香、肉桂、胡椒、獸皮、象牙、木材,更有各種膚色的奴隷。各類數不盡的奇珍異寶,讓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另一邊廂,碼頭工人忙到不可開交、汗流浹背,他們忙著搬貨、裝貨、卸貨。靠岸及離岸的漿舶船實在太多划漿人小心翼翼,以防意外。河道上經常出現兩船迎面而來之情景,乍看之下似快要相撞,情況險象環生,但各船的划漿人則從容不迫,似乎互有默契,各人輕輕一撥其手中木漿,兩船擦身而過,一場意外頓時消融於無形,划漿人之手法實在妙到毫㒹。

《威尼斯商人》(The Venice of Merchant) 乃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最有影響力喜劇之一。劇中安東尼奧為了助好友早日與心上人結成秦晉之好,不惜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貸,並向對方承諾,若逾期未未能還款,則割下自己身上一磅之肉以作還債。後來安東尼奧的貨船在海上遇險,他因資金週轉困難而逾期未能還款,被迫與夏洛克對簿公堂。後來劇情當然峯迴路轉,前者免收皮肉之災,其友亦順利完婚。此劇首演於1598年,當時威尼斯已開始衰落,但仍是地中海強權。多年來,此劇引來無數爭議(例如作者是否同情夏洛克、又例如安東尼奧之性取向),但有一點則無容置疑,當時威尼斯是的確存在商業法庭(當然割肉抵債多半是小説家言)。

根據黃仁宇教授所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有專門處理商業訴訟的法庭,稱之為Curia Di petizion,當事人可自僱律師。該書也指出,當時也出現類似股份制的投資,名collenganza。不但如此,該城更有滙款、信貸、海上保險、法律、經紀等商業服務。以上種種,威尼斯的商業制度,是走在歷史前端。

由於特殊地利環境,威尼斯耕地匱乏,因此沒有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立情況。另外,水患頻繁,加上全城皆商,凡此種種,使到居民有共同價值觀念,也孕育了與封建制度大相徑庭的共和國。此共和國也並非現代觀念之共和國,其總督(即最高長官)並非全國一人一票選出,但也不是父傳子的世襲制度,而是議會中選出41名選舉人所選出。頗堪玩味的是,選出該41名選舉人的過程是非常稀奇古怪而又複雜繁瑣。

根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所述,當局會先在議會合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此30人又要再抽籤淘汰剩9人,然後由這9人負責選出40人。下一步,該40人要抽籤淘汰剩12人,這12人要負責選舉25人。然後再下一步,這25人又再抽籤減至9人,此9人又要選舉45人。第四步,這45人又要再抽籤淘汰為11人,而這11人才負責選舉最終那41位選舉人。簡而言之,就是經過5次抽籤再加4次提名選舉,產生41位選舉人,最終才由這41位選舉人選出總督。

如此令人頭暈目眩的制度,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操控選舉。另外,威尼斯人也制定不少規則,防範總督以權謀私或私通外敵。例如,總督接受禮物不可超出規定上限,而且不得與教宗及他國元首有私人信件來往。縱觀威尼斯共和國數百年歷史,其政局也大致和平穩定。

上篇提到,1204年4月,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攻入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洗刧一番。更最重要是,威尼斯趁勢控制了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進一步擴大其貿易版圖。黎凡特自古就東西方貿易要衝。大航海時代前,大部分來自東方的商人先將貨物運抵黎凡特,然後再由意大利商人經地中海轉送到歐洲大陸各地。掌握了黎凡特地區,貿易航線自然也牢牢握在手中。當其他強權忙於攻城掠地,威尼斯人則集中精力擴闊其海上版圖。他們在亞德里亞海及地中海東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或親威尼斯政權,並在這些地方興建港口、倉庫、船塢、要塞。克里特島(Crete)和塞浦路斯島(Cyprus)都曾經成為威尼斯殖民地。另外,他們又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外交關係,爭取設立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他們會不顧教宗反對與異教徒來往、交易。他們曾得到蒙古人的允許,在黑海(Black Sea)的東北岸建立貿易據點。

威尼斯人的目的,就是利用其縱橫裨闔、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必要時動武),以壟斷貿易航運路及確保其暢通無阻。縱觀歷史,後來者如葡、西、荷、英、美等國之戰略,與威尼斯都有異曲同工之處。看歷史,也是為了鑑古而知今。

人有勝敗榮辱,國有興衰盛亡,威尼斯共和國也不例外。那麼,為何威尼斯會走向衰退?首先,人口不足是其弱點,最高峰也是維持十多萬,一場軍事敗仗利令其短時間內難以復原。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向西擴張,在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擁有不少殖民的威尼斯自然首當其衝,雙方多兵戎相見。奧斯曼人口超過百萬,君主可以憑其意志徵召大軍壓境,秋天戰軍方,春天又來犯,今年打完,明年又捲土重來。相反,威尼斯就沒有如此國力,與奧斯曼交戰,前者往往力不從心,陷於被動和捱打,其貿易路線也受阻隔。1498年,葡萄牙人成功繞過非洲南岸,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貿易航線,地中海作為東西貿易樞紐的地位漸漸式微。

十六世紀起,威尼斯在世界貿易的領導地位開始減弱。再下一個世紀,它從一個世界貿易之都逐漸轉營為旅遊城市。同一時期,這裡也成為富豪權貴留連忘返之地,城內到處充斥著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場所。1797,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兵臨城下,共和國走下歴史舞台。拿破崙倒台後,威尼斯又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psburg Empire )吞併,直至意大利建國。
(回到上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上)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是一個「對立」並存 、「矛盾」共融的城市。

首先,威尼斯街巷阡陌與運河水道縱横交錯,「陸地」與「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該城是由兩者完美的交織在一起,儼然一匹華麗綢緞。居民每天的出入,也離不開「陸地」與「水」。

威尼斯的美麗不用多言, 另一方面其污染漸趨嚴重,由於其獨特地勢,難以建立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城中不少污水未經處理下就排入運河。當你夏天乘搭貢多拉(Gondola)時,身子湊到水巷的水面上一聞,那陣陣撲鼻酸腐臭味令人窒息!

威尼斯的小橋流水令人想起中國江南地區的溫柔婉約,但那條貫穿古城的横向S形運河卻又豪邁雄渾。

古城區有不少廣場萬家燈火、喧嘩熱鬧,轉瞬間,你無意中竄進了一條冷清幽靜、燈火闌珊的小巷,當你以為前無去路,倏忽柳暗花明,原來小巷的尾端有一條岔路,沿著岔路向前走,眼前豁然開朗,原來你又回到那川流不息的廣場。

威尼斯的歴史,也是文明與野蠻並存。

話說羅馬帝國(Roman Empire)衰退後,歐洲陷入兵荒馬亂,遊牧民族四處搶掠。有一羣民眾被日耳曼人追殺,逃到意大利東北海濱地區,發現一潟湖,湖上有無數島嶼,衆人涉水逃到島嶼上避難。面對一望無際的湖水,敵人的騎兵也毫無用武之地。他們必須以船隻代步,但潟湖四周是石礁,而且有多處淺灘,不諳附近地理環境欲撐船而入,船隻必定擱淺。日耳曼人唯有望「湖」興歎。潟湖令眾人逃過一刧,從此以後,他們就在島嶼定居,成為威尼斯人的祖先。

潟湖雖然提供了天然屏障,但四周缺農地,不能種植農作物,而且資源匱乏,潮漲帶來水患之憂,生活條件艱苦。地無立錐的威尼斯人以水為友,以船為伍。他們最初為漁民,其後從事鹽及小麥的貿易。漸漸地,他們的漿帆船越去越遠。在那浩瀚無垠大海上,危機重重,威尼斯隨時要面對那巨浪咆哮、狂風呼嘯、暴雨敲打、嚴冬來襲、烈陽毒照、瘟疫肆虐、飢渴交逼,甚至海盗覬覦。他們也一一克服難關,生意如雪球越滾越大,最後壟斷了貿易,成為地中海霸主,寫下了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海上傳奇。

威尼斯原本臣屬於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後者自四世紀從羅馬帝國分裂出來,成為地中海以東的強權。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十世紀以降,拜占庭逐漸衰落,反之威尼斯因貿易致富而日漸強盛。兩方勢力此消彼長下,拜占庭甚至要依頼威尼斯戰艦保障其海岸線安全。

威尼斯拿下了達爾馬提亞(Dalmatia,即現今克羅地亞南部沿岸地區),取得亞德里亞海的控制權。該地極具戰略價值,既有優良的海港,還有茂密的的森林,為威尼斯提供大量上等木材以製造穩固的船隻。

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堡)處於歐亞交界處,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貿易的主要市場,大批威尼斯人在此經商。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劃下了一個區域,允許威尼斯商人定居和從事貿易。拜占庭和威尼斯原本就互不信任,再加上文化習俗差異、信仰衡突、利益糾纏,矛盾不斷。拜占庭人視威尼斯人為沒有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威尼斯人則認為對方以大國自居,目中無人。日子久了,嫌隙漸深,裂痕也難以修補。

1201年,羅馬的使者來到威尼斯會見總督丹多洛(Enrico Dandolo),與其商討一筆大生意。原來教宗英諾斯三世(Innocent III)欲號召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須依靠威尼斯人的船隻、補及與航海技術跨越地中海。丹多洛雖已年介九十,且早已失明。他仍然高瞻遠矚、雄才大略。他再三躊踷,決定參加這場豪賭,他向使者開出條件:威尼斯為十子軍三萬名步兵及四千五百名騎提供船隻、補給,費用九萬五千馬克。另外,威尼斯又免費提供五十艘武裝船隻,條件是與十字軍對分戰利品。使者答應了條件,雙方簽約。

兩年後,威尼斯已經準備就緒,問題出在十字軍那方。原來,羅馬簽約的使者過度樂觀,應教皇號召的士兵遠低於預期,雪上加霜的是,十字軍所籌得奉獻捐款也僅得三萬多馬克。丹多洛叫苦連天,他是多番唇舌才遊説威尼斯人參加這宗交易。這兩年來,威尼斯暫停了所有商業買賣,傾全國之力,日夜趕工,籌備了十字軍所需物資。如今對方付不起費用,不但丹多洛名譽掃地,威尼斯也面臨破產危機。

丹多洛心生一計,他向十字軍將領提出,只要你們協助攻下扎拉 (Zara),還款期可以延緩。扎拉位於達爾馬提亞地區,原本臣服於威尼斯,最近投靠匈牙利,令威尼斯人震怒不已。扎拉是基督教國家,假如十字軍出兵討伐,那便是自相殘殺了。十字軍將領為了避免東征泡湯,唯有硬著頭皮,攻下扎拉,並洗刧一番。

攻下扎拉不久後,拜占庭皇子主動聯絡聯軍,聲稱其伯父奪了父皇伊薩克二世(Issac II)的皇位,他要求十字軍與威尼斯人出兵協助其奪回帝位,並承諾事後必定有重酬。丹多洛見奇貨可居,再次施展其伶牙利齒,再次以利害關係説服十字軍將領出兵。十字軍為了盡快還款,唯有答應這筆交易。拜占庭帝國乃東正教國家,與羅馬天主教雖屬不同宗派,畢竟也信奉基督。事情發展至此,該東征已經完全變質。

聯軍攻入君士坦丁堡,救回伊薩克二世,皇子也藉此登基,成為阿歷克塞四世(Alexios IV),於是出現了兩位皇帝共治的局面。

事情仍未解決。為了還清債務,阿歷克塞四世向開徵稅項,又命人四處搜刮教堂財物。君士坦丁堡居民心生不滿,而且對於聯軍造成的破壞怨聲載道,加上多年來和威尼斯人積下的恩怨仇恨,導致局勢變得不可收拾。

不久後,宮廷發生政變,新皇帝阿歷克塞五世(Alexios V)拒絕償還聯軍欠款,聯軍終於老羞成怒,於1204年4月再次攻陷君士坦丁堡,連續三日四處搶掠、擄刧、姦淫、殺人、放火,造成空前浩劫。

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北京圓明圓,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抨擊:「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 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差不多600年前,君士坦丁堡也來了兩個強盜,一個叫十字軍,一個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從君士坦丁堡取回大量黃金、珠寶、名畫、器皿、雕塑,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們將搶掠回來四匹青銅駿馬雕塑,鑲嵌在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的正門上,時至今日,此四匹駿馬在教堂內展出,正門上的仿制品,仍在拔足翻騰、仰天長嘯,炫耀當日的「勝利」。(請看下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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