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7月，維也納城牆外旌旗招展，塵土飛揚，鎧甲閃爍，馬匹嘶鳴，號角四起，鑼鼓喧天，原來是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大軍兵臨城下。雙方隨即展開一場殊死相搏的攻防戰，戰場上槍林刀樹，火球橫飛，炮火轟隆，硝煙瀰漫，殺聲震天。與外隔絕的維也納人死守城池，數星期後他們面臨彈盡糧絕，防衛司令官斯塔海姆貝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暗暗叫苦，無計可施下，派遣探子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打聽城外援軍動向。

哥辛斯基是波蘭人，他曾經以經商為作為掩飾，在奧斯曼帝國潛伏多時，不但操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言行舉止也無異當地人。某天，哥辛斯基穿著一身穆斯林服飾，偷偷潛出城外，路上他一面觀察奧斯曼的兵力部署，一面引吭高唱土耳其民謠，敵方士兵不防有詐。他在郊外遇到洛林公爵帶領的奧地利援兵，並將城內外情況如實告之。這位波蘭占士邦回到城內通風報信，維也納人知道救兵將至，士氣大振。

哈布斯堡皇朝首都維也納位處歐洲要衝，而且更是基督教國家抵禦穆斯林教徒的橋頭堡。一旦失守，整個歐洲也難以倖存，唇亡齒寒下，諸國派軍救援。9月，洛林公爵的援兵及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領導的歐洲聯軍共同出擊，將奧斯曼人擊退，取得大捷。

哥辛斯基因立下奇功而成為維也納人的英雄，更得到不少賞賜。揚三世讓他在敵軍遺留下的物質中，隨意選擇，作為勝利品。哥辛斯基選擇的物品包括一大堆咖啡豆。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維也納士兵還以爲這堆褐色豆狀物乃駱駝飼料，因此乏人問津。然而，哥辛斯基久居土耳其，深知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開了當地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甫開張時，由於要開水沖泡的咖啡味道苦澀，不為消費者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他不但將咖啡引入維也納，更無意中推廣了咖啡館文化。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遍佈各地。維也納圍城戰結束後，一位波蘭國王拯救了歐洲，另一名波蘭特務成為英雄，更改變了歐洲人的飲食習慣。(延伸閱讀：《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1724年，哥辛斯基的祖國波蘭出現第一間咖啡館，地點是華沙，接著200年，咖啡館在全國遍地開花。社會人士無分階層、無分職業前往光顧。政府官員、貴族子弟、外國公使、商人、作家、哲學家、音樂家、畫家、演員、導演、記者、革命黨人、特務，均是常客。咖啡館成為文化沙龍、文學搖籃、新思潮孕育地、新聞中心，甚至是革命推手及間諜溫床。青年時代的蕭邦(Frédéric Chopin，延伸閱讀：《蕭邦與華沙》)也是華沙咖啡館的常客。

18世紀下半葉，波蘭慘遭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三國瓜分，首都華沙被俄羅斯統治。民族主義者經常前在咖啡館互通消息，共謀大事。根據記載，革命黨人曾經在咖啡館內策劃1830年的一月起義(January Uprising)及1863年的十一月起義(November Uprising)。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知識分子發起名為「青年波蘭」(Młoda Polska) 的文化革新運動，咖啡館也充當文化交流場所及實驗場地，功不可沒。

沉醉在那美好年光(Belle Époque)的芬圍中，我期望《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娜塔莎、《北與南》(North and South)的瑪嘉烈、《北非碟影》(Casablanca)的伊莎或印象派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延伸閱讀：《馬奈：現代主義先驅》)捲入眼簾，姍姍地步入店內，坐在鄰桌的座位。

自學生時代，接觸西歐文學藝術較多，所以當我流連華沙咖啡館時，比起身處巴黎、威尼斯或維也納的咖啡館，往往少一分虔敬，卻多一分恣意。我不用掂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或沙特(Jean-Paul Sartre)最愛的是哪個座位，也不用惆悵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或馬勒(Gustav Mahler)最常點的是哪款咖啡，更也不用猜度是否和歌德(Goethe)在欣賞同一道風景。坐在咖啡館內，我的勺子輕輕地攪拌咖啡，然後小心翼翼地端起杯子，馥郁的芬芳伴隨著蒸氣撲鼻而來，呡一口香醇的咖啡，無意之中闖入了歲月的星河。歲月如梭，花開花落，雲卷雲舒，在那個繁華璀璨，風雲激蕩的年代，多少的前塵往事，多少的花樣年華，多少的浅斟低唱，多少的輕狂歲月，皆融入那杯濃情化不開的咖啡中。我瞥見咖啡館的當眼位置，一名才華洋溢的作家在抑揚頓挫地朗誦新詩。在窗下的座位，有位手頭拮据的年青人從早到晚在埋頭寫作，他夢想得到出版社編輯垂青，將其散文集結成書。靠著牆的位置，數個滿腔熱血的青年正在面紅耳赤、激昂慷慨地討論時局。穿著白圍裙的年輕侍應正與吧檯座位的女顧客搭訕，對方是懷才不遇的劇場演員。由於劇場總監經常前來光顧，女演員便在此地等待對方出現，打算毛遂自薦。咖啡館較寧靜的角落，革命黨人在竊竊私語，策劃著某驚天動地之義舉。其實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被當局監視，不遠處有位紳士裝束的男士，佯裝翻看報紙，原來他乃特務，緊盯著革命黨人⋯⋯

華沙曾遭受戰火蹂躪，不少百年咖啡老店已成孤帆遠影，消失在歷史的碧空盡頭，得以倖免的只有少數。

布里斯托咖啡館內散發古樸典雅的氣息，空間寬敞明亮，挑高的天花板、斜紋磚鋪地板、鍍金燈具、 淡黃的燈光、褐色木椅及沙發，令人感覺溫暖。

布里斯托咖啡館(Cafe Bristol)  位於一間同名的飯店內。上世紀初，大量猶太移民湧入，華沙成為猶太文化重鎮，猶太裔的作家、知識份子、教師及記者常在咖啡館內互相交流切磋。布里斯托咖啡館與華沙大學近在咫尺，自然成為這些文人學士經常聚首的場地。二戰期間，飯店被德軍徴用，到了大戰末期，華沙市幾乎被夷為平地，飯店倖免於難，日後連同咖啡館重新開張。

布里斯托咖啡館內散發古樸典雅的氣息，空間寬敞明亮，挑高的天花板、斜紋磚鋪地板、鍍金燈具、 淡黃的燈光、褐色木椅及沙發，令人感覺溫暖。沉醉在那美好年光(Belle Époque)的芬圍中，我期望《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娜塔莎、《北與南》(North and South)的瑪嘉烈、《北非碟影》(Casablanca)的伊莎或印象派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延伸閱讀：《馬奈：現代主義先驅》)捲入眼簾，姍姍地步入店內，坐在鄰桌的座位。

布力基咖啡館(Cafe Blikle)位於車水馬龍的新世界大路(Nowy Świat)上。這家老牌咖啡館已經經營了5代，該店的冬甩乃本地人最愛，不少政經領袖曾是其座上客，當中包括芬蘭開國元勳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上世紀10年代，曼納海姆曾在華沙履行軍務，期間常來光顧，他最愛的食物是龍蝦奄列。咖啡館另一位名人顧客是前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將軍。1920年，他協助波蘭人抵確蘇軍入侵，在華沙逗留期間，亦是咖啡館常客。1967年，戴高樂舊地重臨，該店特地以一款朱古力杏仁蛋糕招待，並命名為tort generalski czekoladowy (將軍巧克力蛋糕的意思)，以茲紀念。

布力基咖啡館座椅是經典的索涅特(Thonet)曲木椅與及靠牆墨綠色沙發，牆壁上半部分是墨綠色，下半部鑲嵌上褐色護牆板，加上幽幽的燈光，氣氛有點兒沉鬱，令人想起該店一段滄桑的往事。

布力基咖啡館座椅是經典的索涅特(Thonet)曲木椅與及靠牆墨綠色沙發，牆壁上半部分是墨綠色，下半部鑲嵌上褐色護牆板，加上幽幽的燈光，氣氛有點兒沉鬱，令人想起該店一段滄桑的往事。

1939年，第三代店東傑西·布力基(Jerzy Blikle)從軍，往前線抵抗蘇軍入侵。戰事結束後，他從前線徒步回到華沙，繼續經營祖傳的咖啡館。1944年，他收到消息，華沙軍民即將發動起義(延伸閱讀：《華沙的小孩雕塑》)，解放首都。傑西攜同妻兒前往市外暫避，自己則每天騎自行車回到華沙打理咖啡館。起義期間，咖啡館沒法營業，他任職烘焙師養家糊口。大戰結束後，華沙處處斷垣殘壁，咖啡館也成為廢墟。傑西在瓦礫堆中找到地牢入口，他匍匐鉆入狹窄的通道，找到僅存的兩桶麵粉及兩桶果醬。當時他幾乎身無分文，這批食材成為其東山再起的資本。數年後，布力基咖啡館在原址重建開張。50年代，波蘭大量企業、商店被共產政府國營化。布力基咖啡館卻逃過一劫，因為該店有不少客戶乃政府官員及外國使館人員。雖然如此，傑西也是步步為營。官員會偶爾前來突擊檢查賬簿，只要數字稍有錯誤，店舖便會遭政府沒收。另外，在共產政權年代，商品由政府配給，咖啡館難以購入足夠食材。傑西想盡辦法張羅物資，他向顧客訂購果醬，又在特許商店*購買巧克力。某次，傑西因為買了15顆雞蛋而被拘捕扣查。總而言之，他一直是如履薄冰。皇天不負有心人，到了80年代，自由之風吹遍東歐，波蘭逐步走向開放，咖啡館也守得雲開見月明，業務蒸蒸日上。

華沙曾遭受戰火蹂躪，不少百年咖啡老店已成孤帆遠影，消失在歷史的碧空盡頭，得以倖免的只有少數。

華沙咖啡館故事多，有待你我共同發掘。

*此為政府授權經營的特許貿易商店，簡稱Pewex。共產時代，政府負債纍纍，物資貴乏，不少國民手上有美金。政府容許國民可以用美金在Pewex購入外國貨品。政府賺取外匯，國民又可以購買舶來品，一舉兩得。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特別鳴謝：
WOW! TOURS

參考資料：
Cienski, Jan. Start-Up Poland: The People Who Transformed an Econom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2018.
https://culture.pl/en/article/the-spy-who-started-cafe-culture-a-secret-polish-history
https://culture.pl/en/article/cafe-culture-in-18th-century-poland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和自然史博物。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

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君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的雕塑像。此君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

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延伸閱讀：《美麗與哀愁──美泉宮的金枝玉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