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上篇討論,十五世紀荷蘭地區宗教色彩淡薄,社會自由開放,吸引不少商人、工匠、學者移民,資金、知識、科技也隨著流入,提升了其國家競爭力。此自由開放風氣此乎也承傳至今。今日的荷蘭乃歐洲最寛容的國家之一,它是全球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人也以開放持平的態度看待性交易及大麻等毒品問題。阿姆斯特丹便以其紅燈區而著稱,本地人及遊客皆可偎紅倚翠,享受那溫柔鄕。提供大麻的店舖稱為coffeehouse(千萬別與一般的咖啡館cafe混淆),顧客除了可以在店內吞雲吐霧外,coffeehouse也出售含有少量大麻的蛋糕。癮君子更可以前去特定的注射中心注射少量毒品,這些中心都是受當局嚴格監管。姑不論以上政策的道德問題,荷蘭人的生活品質似乎沒有受到負面影響。荷蘭治安穩定,犯案率之低長期處於世界前列。青少年服用毒品比率也較鄰國低。根據2018年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荷蘭位列世界第六快樂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調查發現,全球十大適合兒童成長的國家(Top 10 Best Countries to Raise Children),荷蘭也名列第六。

不可不知,原來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也是名列前矛。一項名為環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調查顯示,全球排名第三。數年前,荷蘭小鎮德拉赫騰(Drachten)實施了創新而大膽的政策。當局在鎮上繁忙的交通點上拆走了所有交通燈及路標。兩年後,交通事故率竟大幅下降!專家解析,駕駛者習慣過於依賴交通燈及路標,當有關指示訊號移走後,駕駛者便會密切注意實際的路面情況,交通事故率得以減低。

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似乎與數百年前他們祖先敢於開創的精神乃一脈相𠄘。前文提及,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荷蘭成為強國有頼制度的創新,而其制度創新包括了政治創新及金融創新。

先談政治制度創新。從數百年前直至近代,戰爭是邁向強國的必經之路。當封建國家的國王欲發動戰爭,他要透過徵稅籌措軍糧、軍餉及軍火的開支。理論上國王手上握有徵稅權,他有權增加各地稅頂。但各地封建領主的利益與國王並非一致,所以他們或會公然拒絕、或會陽奉陰違。荷蘭共和國的情況就大相徑庭。當時世界只有兩個共和國,一個是荷蘭共和國,另一個是我曾經提及威尼斯共和國。荷蘭是世界最早實施議會制的國家之一,眼光可謂超前。共和國共七個省份,每個省份有各自的議會,各省代表又組成一個聯省議會。徵稅權乃聯省議會所享有,議會所通過的徵稅議案乃經過討論、協調、談判的結果,權衡了各地利益。另外,共和國以商立國,議會以商人作主導,其決議自然符合商人的利益。商人明白動武是為了確保商船及貨品安全,他們願意繳付更多稅金來保障自身利益。如此一來,當戰事爆發,荷蘭比它的對手更快、更有效率地動用資源。

除了政治制度的創新,荷蘭人更有金融制度的創新。1602,阿姆斯特丹交易所(Amsterdam Exchange) 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所上市公司,其股票在交易所讓公眾人士自由買賣。

以往由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所主導的海上貿易,每次出航都由王室率頭,召集投資者,進行融資、借貸,購買或租船隻,召募船員水手,將名方人員湊在一起才啓航。船隊甫歸航後,投資者取回所得成本及利潤,船隊便隨著解散。下一次出航時,又要重覆以上步驟。相反東印度公司乃上市公司,集合了公眾財產,資金來源穏定。東印度公司擁有穩定的資本,其董事及投資者重視長遠的回報,並有長遠的經營策略及宏觀視野,它擁有自己的船塢、船隊,涉足的領域包括貿易、造船業及運輸業。不少學者更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史上首間跨國企業。上市企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比葡萄牙的官辦船隊自然更勝一籌。

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館(Amsterdam Maritime Museum)前身是海軍倉庫,館內展出大量航海時代的文物,史料豐富,讓人緬懷荷蘭昔日的崢嶸歲月。博物館的多媒體巧奪心思,讓孩子樂而忘返。戶外有一艘複製的船艦,名「阿姆斯特丹號」。17、18世紀時,有無數艘這般大小的船隻從阿姆斯特丹等海港揚帆出海,浩浩蕩蕩,開啓了一段段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風雲史詩。我在一個嚴冬的早上登上甲板參觀,太陽藏在烏雲背後,北風呼呼作響,船上的纖繩、桅桿、橫桿被吹得搖搖幌幌,甲板也左搖右擺。以現代人的角度,實在難以想像歐洲人如何能在設備簡陋的桅帆船馳騁海上,縱橫萬里。他們是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抑或是「醉臥沙場君莫笑」的覺悟,創造一次又一次扣人心弦的壯舉?

荷蘭人效法葡萄牙人,南下非洲,遶過好望角(Cape Town)然後往東。他們在亞洲各地札根,興建要塞、武器庫、船塢、貨倉、碼頭、商館、交易市集,築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葡萄牙人東渡亞洲主要是為了壟斷胡椒,而東印度公司商船所運載的貨物則非常多元化,除了胡椒外,還有丁香、豆蔻、煙草、咖啡豆、茶葉、瓷器、漆器、白銀、絲織品、棉織品、棉花、瑪瑙、象牙、獸皮、毛氈等商品。荷蘭人不僅從事往來歐亞的貿易,他們也參與亞洲區內的貿易,開拓商機。

1619年,東印度公司佔領今日印尼的首都耶加達(Jakarta),改變名巴達維亞(Batavia,Batavi乃羅馬時代居住在荷蘭萊茵河一帶的某個部落)成為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公司的亞洲總部也設在此。

東印度公司曾接觸大明帝國,請求允許其在中國大陸設立貿易據點,但遭閉門羹。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與明朝軍隊交戰,但戰敗。他們轉往福爾摩沙的安平市(今台南)建立殖民地,改名熱蘭遮(Zeelandia),名字源於荷蘭的行省澤蘭省(Zeeland),以此作為轉口港,與明朝的走私商人交易,換取中國的貨物。題外話,1642年,荷蘭人在太平洋西南方發現一個島嶼,後來他們也借用澤蘭省的名稱來命名這個島嶼,名Nova Zeelandia,這個島嶼就是今天的新西蘭(New Zealand)

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貿易站還遠至日本。1638年,他們答應了德川幕府的條件,不進行任何傳教活動,因此獲準在長崎(Nagasaki)設立商館。在日本閉關鎖國期間,西方人中也只有荷蘭人獲准在日本經商。長崎的荷蘭人乃日本人學習西洋事物的唯一途徑,一切有關西洋的知識稱為「蘭學」。

1641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走馬六甲,他們所建立的紅屋廣場(The Stadhuys,下圖)自今成為馬六甲著名景點。荷蘭的殖民地還包括好望角、模里西斯(Mauritius)、錫蘭(Ceylon)、科倫坡(Colombo)、安汶島(Ambon)、萬丹(Bantam)等地,在此難以一一細錄。

東印度公司的海外貿易為阿姆斯特丹帶回大量財富,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Bank of Amsterdam)成立,它是第一所具備現代金融功能的銀行。阿姆斯特丹更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機構資金充裕,可以批出更多貸款,創造更多利潤,其雄厚財力更可以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後盾。因此,荷蘭的海外貿易與金融業乃相輔相成。

盛極必衰乃歷史恆常不變的定律,荷蘭的海上霸權最後也走上衰落。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版圖不斷擴張,樹大有枯枝,日子久了,難免作風官僚,監管不力,而且虧空、舞弊、貪風成風,公司利潤每況愈下,最終關門歇業,荷蘭也退出海上爭霸行列。它畢竟是史上第一所跨國企業,沒有前車可鑑,人人都在摸索階段,無人䁱得該如何管理及監管這龐大機構,關門大吉也是必然結果。

由於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興旺,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市場上的淘金遊戲,相反,投資實業資金則逐漸減少。銀行有見貸款生意回本快,賺錢容易,今天批出貸款,明年就連本帶利賺回來,何樂而不為?銀行批出貸款愈來愈多,貸款準則也愈見愈寬鬆,最後泡沫惡化,不少銀行因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

荷蘭和葡萄牙都存在同一致命傷,兩國皆人口不足、資源匱乏。15世紀中葉,英、法兩大強權相繼崛起,在陸路上,荷蘭人要面對強大的法軍,在海上,其補給線又被英軍堵截。1794年,拿破崙的軍隊征服了荷蘭,有二百年歷史的共和國宣布滅亡。

大江東去,大海的翻天巨浪淘盡了無數的英雄豪傑。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海上冒險雖已落幕,但他們的開創精神及不撓意志將會被後來者傳承下去。人類才會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你說是嗎?(回到上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憐憐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幹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傖,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下次去佛羅倫斯,無論你在鐘樓上眺望古城紅頂的褐磚、在河邊靜聽呢喃的風聲、在廣場享受陽光的撫摸、抑或在咖啡室享受獨處的時光,不妨低吟這首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曾經韶華,宛若煙雲,美麗滄桑的古城,交織著詩人的款款情深,你會別有一番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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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Roman Empire)滅亡後,歐洲進入封建時代。長久以來,佃農在封建領主的土地下生活,以農作物繳納田租。日子久了,技術提升,促進生產力,農民家庭繳納田租後有剩餘的農作物,又或者有剩餘的勞動力可以製作簡單的手工產品。他們便可以利用這些剩餘的農作物或手工製作,換取其他生活用品,以提高生活質素。

在此背景下,市集慢慢形成。農民在固定日子市集參與買賣。市集的規模越來越大,交易的人數越來越多,貨品也越來越多元化。其他服務或產品也應運而生。農民要搬動貨物,市集便須要木匠、鐵匠或馬車夫。酒館、旅館也漸多,為商人提供餐飲住宿。為了令到交易可以公正地進行,保障買賣雙方權益,測量所、會計師所、中介人、仲裁人等服務也出現了。

市集一帶越來越多人聚在一起,老百姓搬到附近定居,於是催生了城市。城市的財富慢慢累積,城中的居民得到國王及領主的同意,取得了自治地位。城市有了自己的議會制定律法,成立了保安部隊維持秩序,更可以聘請僱傭兵。這些城市勢力日漸壯大甚至成為城邦國(city-state)。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意大利成為東西方的貿易樞紐。不少城邦成為重要的商貿中心而富甲一方。佛羅倫斯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漸漸崛起的意大利城邦。它以出口優質羊毛制成品而成為歐洲最富裕的都市,其鑄造的貨幣弗羅林更成為國際網頁間通用的貨幣。

作為商貿重鎮,以佛羅倫斯為首城市內資訊流通,決策者、富商、學者、藝術家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與此同時,城市湧現新興的豪門世家。有別於封建領主貴族,這些豪門世家都是從事商業起家。他們樂於大灑金錢,購買藝術品及奢侈品。因為有市場需求,畫匠、金匠、木匠、雕塑師等技術日趨成熟,引領藝術前進。中世紀期間,黑死病肆虐,教會的無能令其公信力受到削弱。年輕學者希望透過古希臘文獻重新研討人和宇宙的關係,反思生存的意義和審視生命本質。透過古希臘藝術品追求人間真善美。由於拜占庭帝國受到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威脅,不少學者及知識分子攜同大量古希臘典籍逃去意大利,促進了古典文化的研究。

以上種種因素,播下了14世紀末意大利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種子。

如果說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旗艦,那麼麥地奇(Medici)家族就是旗艦上的領航員。

Stemma_dei_Medici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左圖就是麥第奇家族的族徽。在佛羅倫斯古城內,可以常看到這個徽號。不論在馬賽克地板、天花、磚牆、浮雕或者旗幟,假若你看到一個徽號上面有數個圓形,這幾乎可以肯定是麥第奇家族的族徽。有朋友去過佛羅倫斯看到這個族徽後大感失望。的確,比起那些美輪美奐的繪畫及精雕細琢的雕塑,這個族徽顯得過分簡單!

關於族徽上這六個圓形的由來眾說紛紜。有人說代表六個砝碼,用以量度重量,代表家族的商人地位。有人說是錢幣,象徵銀行家的身份。另外,也有人說是六個橘子,乃家族買賣的商品。有人指,麥第奇的意文Medici是Medicol的復數,後者是醫生的意思,因此推測麥第奇家族祖先從事樂品買賣,而六個圓形為六顆藥丸。還有一個更有趣的說法,話說許多年前,家族的祖先和一隻怪獸搏鬥,搏鬥非常激烈,祖先贏得最後勝利,其盾牌留下六顆牙齒。從此這個盾牌就成為了家族徽號!

麥第奇家族最早從事農耕,因經商而累積雄厚財力後投資金融業,成為歐洲最富有的銀行家族,客戶包括教廷及王室成員。麥第奇家族後來涉足政圈。家族的領導層野心勃勃,目光遠大,為了擴大權力版圖,他們捭闔縱橫,運籌帷幄,遊走於教廷及諸國之間,建立成功的人際關係及完善的情報網。麥第奇家族又利用聯姻政策,與多個王室、貴族、豪門世家結成姻親,以鞏固在國際間的話語權。

麥第奇家族一共誕生了三位教宗、兩位法國王后,多名歐洲王室成員。那位赫赫有名的大陽王路易(Louis XIV)也是其後裔。

麥地奇家族能夠名垂千古,是因爲對藝術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歷史上雖然曾出現無數權力世家,但能夠對文化藝術史有如此深遠影響,則絶無二家。這個家族有不少骨幹成員醉心於古希臘詩歌、哲學、藝術、建築。他們曾栽培及資助不少藝術大師,並毫不吝嗇地收購藝術作品。家族擁有大量藝術品收藏,時至今天仍在烏菲茲美術館展出。他們又一擲千金,在佛羅倫斯興建了大規模公共建築。後世更歌頌麥地奇家族為「文藝復興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英國畫家伊芙琳·德·摩根(Evelyn De Morgan)説過:「藝術是永恆,但生命卻短暫(Art is eternity, but life is short)。」麥地奇家族早已退下歷史舞台,但其名聲如同文藝復興的藝術瑰寶,成為不朽。

《麥地奇家族春秋》系列文章
《麥地奇家族與文藝復興》
《布魯內萊斯基的穹頂》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1485年,來自熱那亞的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來到里斯本拜謁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João II)。雄心勃勃的哥倫布冀求國王支持他的航海計劃。他指出,由於地球是圓的,只須向西航行,跨越了大西洋,便會到達富庶的印度,找到胡椒等昂貴香料。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沒有接納他的提議。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意外地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停留,趾高氣揚的哥倫布,少不免在約翰二世面前炫耀並揶揄一番,後者因錯過這筆生意而悔恨交加、懊惱不已。

「地球是圓的」這套論述,其實並非哥倫布獨創之見。十五世紀時,不少專家已經推算出相同結論,不過未經證實而已。國王的專家推算,印度的位置比哥倫布所估計還要更遠,往西去尋找印度,其高昂成本難以估計。更何況,葡萄牙船隊在東方的探索已漸有成績,毌須另闢蹊徑。因此。國王婉拒了哥倫布的提議。後來事實證明,專家們是正確的,但卻令葡萄牙錯失與新大陸失諸交臂。相反,哥倫布至臨終前還以為自己已到達東印度,雖然他判斷錯誤,卻為西班牙在美洲尋得大量白銀。歷史就是如此吊詭,正確的判斷帶來失敗的結局,而錯誤的判斷卻帶來輝煌的成果。

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在美洲迅速拓展地盤,葡萄牙因而眼紅,認為其利益受損,兩國出現紛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解,兩國簽署了著名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以瓜分世界。根據條約,雙方同意在大西洋某位置畫一條線,該線以東的新世界土地屬葡萄牙、以西則屬西班牙。從今天看,兩國似乎太過狂妄自大,不過,當年歐洲諸國中,也只有西葡兩國有如此能力,可以動員船隻水手,遠赴萬里以外的海域,就好比上世紀冷戰時期,只有美蘇兩大強國可以派人登陸月球。

雖然沒有得到新大陸,葡萄牙人並未灰心喪意。條約簽署後,他們的船隊便專注於東邊探索。皇天不負苦心人,1498年,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印度。遺憾的是,約翰二世已經仙遊,坐享其成的是其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其實曼努埃爾能夠登上王位,純屬意外。在眾王位繼承人中,他僅排第六、七位,但排名比他前者,不是早已逝世,就是慘遭打壓。故此,陰差陽錯下,他撿了個大便宜。好事還在後頭,曼努埃爾一世登基兩年後,葡萄牙經營多年的航海事業取得重大突破,財富滾滾而來。他在位期間,適逢葡萄牙迎來空前盛世。前人種樹,他這位後人乘涼,如此福氣,難怪後人稱他為幸運王曼努埃爾(Manuel the Fortunate)。

曼努埃爾一世當然意氣風發,他認為一切並非運氣使然,而是自己乃天命所歸。葡萄牙在他統治下,可以千秋萬載領導世界。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在里斯本貝倫區(Belém)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古往今來,為人君主者都愛來這一套,當年中國的乾隆皇帝也撰寫了一本什麼《十全武功記》來自吹自擂。

曼努埃爾所建的修道院就是上篇提及的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假如讀者還有印象,葡塔食譜就是透過此修道院的修女,傳入民間。修道院前身是一間小教堂,據說達伽馬出發去尋找印度的前夜,也曾在該教堂向上帝禱告。

修道院為哥德式(Gothic)建築,其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Manueline)。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修道院的拱頂,鑲嵌上扭繩的花紋,馬上令人聯想到探險船上的繩索。圓球體的浮雕,代表地球儀,乃曼努埃爾的個人徽號,意思不言而喻。支撐修道院的數根巨型大柱子,外形似棕櫚樹,當時肯定令人嘖嘖稱奇,因為棕櫚樹乃熱帶植物,大部分歐洲人從未見過。修道院內所有動植物浮雕,例如朝鮮薊、花椰菜、大象等,全是來自新世界的奇珍異物。1983年,這家修道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曼努埃爾一世和他的功臣達伽瑪皆安葬於此。

同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還有附近的貝倫塔(Torre de Belém)。貝倫塔於1514年動工,當年葡萄牙已擠身世界一流強國,里斯本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都市,其海岸每天船隻熙來攘往。這𥚃的貨物玲瑯滿目,令人目炫。除了胡椒,還有丁香、肉桂、豆蔻、糖、瓷器、絲綢、茶葉、香水、地毯、象牙、檀香木、麝香、番紅花,還有奴隸。貝倫塔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向來往商船徵稅;第二,守護海岸;第三、囚禁犯人。塔的東北角有一突出的石亭建築,此乃哨崗站,石亭底下有一犀牛頭浮雕,此也是曼努埃爾式風格裝飾。這犀牛可大有來頭,原來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

朋友解釋,當年貝倫塔距離岸邊約一百餘米,遠航人員最後看到的袓國建築應該就是這七層石塔了。過了石塔後,就是無邊無際而又深不可測、喜怒無常的浩瀚大海了。1755年,里斯本發生嚴重地震,海岸線移動,今日貝倫塔距離陸地僅數步之遙,遊客只須跨過一道木橋就可入內參觀。攀上頂層天台,沿岸景色卷入眼廉。天色一抹蔚藍,白雲不知竄到哪兒去,竟毫無蹤影。陽光溫煦,波光粼粼、水色瀲豔。雖然正值七月盛夏,在海風吹拂下,說不出的凉爽。當年達伽馬啓航也是七月,不知天色是否無異?

貝倫區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的濫殤,這道海岸見證了無數的生離死別、得失榮枯。當年,在那旌旗招展下,號角爭鳴,鼓樂喧天,水手們雄糾糾站列在甲板上,他們的家人妻兒在岸邊灑淚相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船錨拉上,一艘艘滿載著貪婪、野心、夢想的船隻從這裡出發,人人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毅然出走,當中有部分人可以名載千秋史冊,但更多無名氏不是被大海吞筮就是遭黃沙淹沒,又或許成為炮火的獵物。

有云:「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則現今中國河北省一帶,該處自古便英雄輩出。想不到在地球上差不多同一緯度卻遙遠的葡萄牙,其土壤也孕育了無數捨生忘死之輩。與其鄰居西班牙人一樣,葡萄牙人身上也流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血液。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他們喜愛冒險、嚮往自由、勇敢無懼、尚武而任俠。唐吉訶德的基因,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去追求理想和榮譽。葡萄牙的傳統音樂法朵(Fado)所表達那股宿命的憂愁,似乎也是騎士精神的延續。這源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也成為葡萄牙人的精神枷鎖,當歴史擺脫中世紀前往工業革命時,騎士精神也就變得不合時宜,令葡萄牙裏足不前,最終也被逐出一流強國之列。此乃後話。

1498年,達伽馬等人抵達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奮鬥了80載,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終於取得豐碩的成果。找到香料來源地後,葡萄牙人陸續在東非、波斯灣、印度建立據點,自此攏斷了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貿易,並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中國明朝時稱卡利卡特為古里,當年鄭和下西洋,曾數度停留,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也是在此嚥下人生最後一囗氣。鄭和去逝後,明帝國實施海禁,中國艦隊和其航海事業,也如孤帆遠影,消失在碧空中。從此,這片汪洋大海處於權力真空,直到達伽馬到來。東西方權力平衡,開始逆轉。卡利卡特/古里位於印度西岸,一個強國在此步向衰落,差不多一個甲子後,另一強國又在同一地方崛起,冥冥中似乎有其主宰。當年,鄭和艦隊有船200多艘,兵力超過20,000,相反,達伽馬僅帶領船隻4艘,船員大約170名。比起西方諸國,中國不但在人力物佔有壓倒性優勢,其航海技術也走在世界最前端。擁有如此大好形勢下,嘎然閉關自守,不再過問海洋事務,從此西風壓倒東風。難怪後世中國人回顧這段歴史,皆搖頭嘆息,大感不值。

1500年,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前往印度,因海流及風向關係,航道改變,意外發現了今日的巴西。還記得之前提及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嗎?根據條約,西班牙向西發展,而葡萄牙往東。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唯一例外就是卡布拉爾發現的巴西。時至今日,葡語成為了巴西的官方語言,而其餘南美洲國家的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

1509年,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兩年後,葡萄牙攻陷這座古城,並在當地興建要塞以便長期佔領馬六甲海峽這貿易要衡。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該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見下圖)。當年鄭和也多次訪問馬六甲,並在當地興建貿易站在貨倉。馬六甲國王曾多次遣派使臣前往明帝國朝貢(延伸閱讀:《鄭和與馬六甲》)。隨著後者閉關自守,兩國關係轉淡,馬六甲被葡萄牙入侵時也曾向大明求救,但無功而返。

1513年,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因貿易問題和文化差異與明朝軍隊多次磨擦,繼而動武。葡萄牙人眼見中國強大,難以用武力逼其就範,加上西班牙、荷蘭、英國也磨拳擦掌,企圖在海上貿易分一杯羹,由於怕夜上夢多,於是和中國官員商討,欲租借澳門作為貿易點。朝廷與地方官也想息事寧人,於是澳門歸葡萄牙管轄。

1953年,葡萄牙人抵達日本,大量西方知識傳入該東方島國,影響深遠。有人認為,日本的天婦羅(天麩羅)乃源自葡萄牙油炸食品Tempero,因為前者的日語發音 Tempura 與Tempero 非常接近。日本的傳統金平糖日語發音為 Kompeito,也與葡萄牙有關,因為糖果的葡語發音為Confeito。「謝謝」的日語發音為Arigato,葡萄牙人則說Obtigado,發音也巧合地相似。

最有趣的是魚的日語讀音,據說也和葡萄牙人有關。當年葡萄牙人看見日本人進食生魚片,大為震驚,認為他們乃未經開化之野蠻人,斥他們為Sacana。葡語Sacana乃罵人之詞,意思接近英語的Bastard,則指責他人為混蛋、雜種。日本人卻誤為那是魚的讀法,從此以後,魚的日語音為 Sakana!以上種種,真假難辨,多少乃葡萄牙人因本身優越感及對歷史的浪漫情懷而訛傳或誤解,不過,這也許可以説明,當年葡萄牙人對日本帶來之衝擊。

為何葡萄牙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呢?第一,當其殖民地無限擴張,其人力資源便捉襟見肘,首尾不能兼顧。第二,它的國民傳統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異教徒,手段殘忍,樹敵太多,相反,以新教徒為主的英國及荷蘭人則較為務實。第三,未能將賺取的財富投資在科硏及教育,令其競爭力及創新力不足。大國博弈,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古今皆然。

(回到上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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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貝克街探訪福爾摩斯

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記念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建築物,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建築物外牆會鑲嵌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能夠享有此「藍牌榮譽」的虛構人物,柯南·道爾(Arthur Canon Doyle)筆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應該是絶無僅有。

福爾摩斯博物館位於倫敦市西敏區貝克街(Baker Street)221號b。博物館外牆上可以瞧見
那醒目的藍色圓牌,牌上刻著 “221b SHERLOCK HOLMES CONSULTING DETECTIVE 1881-1904 " ,標示大偵探在1881至1904年間在此楝建築「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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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是一幢喬治亞式四層建築,福爾摩斯的「居所」位於一樓(第二層)。對所有房東來說,福爾摩斯是最稀奇古怪的房客。他居所內如同雜物房,針筒、煙斗、手槍、鞭子、放大鏡、顯微鏡、動植物標本、化學物品、白蘭地、信件、剪報、百科全書,甚麼都有,令人目眩。他性格乖僻,除了華生(John Watson)外,幾乎沒有朋友。賦閒在家時,他喜歡拉奏小提琴,也會埋首化學實驗,房間偶爾傳出燒焦氣味,又或者是熏天的酸腐臭味。他行蹤飄忽不定,神龍見首不見尾,動輒數星期不在家,要不然就整個星期待在家,足不出戶。他可以在月黑風高時出門,也可能在黎明破曉時方回來。

博物館內有不少臘像,全是小說裡的人物。英國的杜莎sherlock-holmes-museum_prof-moriaty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舉世聞名,此處的蠟像也不遑多讓。除了福爾摩斯和華生外,知名度最高要數莫里亞蒂教授(Professor James Moriarty)。他體型瘦削,稍稍有點兒駝背,頭部中間部分已禿,剩下兩則頭髮,目光深邃,面部表情嚴肅冷酷,突顯其城府極深。當年,道爾從學院畢業後回到英格蘭行醫,但其診所門庭冷清,百無聊賴下,他寫了數個褔爾摩斯的故事,在雜誌上刊登,大受好評。數年後,為了陪伴病重的妻子,加上厭倦了不停趕稿的日子,於是創作了莫里亞蒂這名犯罪頭子,安排他與褔爾摩斯在縣崖邊打鬥,二人同歸黃泉。其實這個故事寫作手法頗為粗糙,世界第一神探與天下頭號罪犯,居然效法流氓,扭作一團,既兒嬉亦有損二人名聲,顯然是道爾為了趕稿而草草了事。後來,莫里亞蒂竟成為文學史上最惡名昭彰而又最具魅力的罪犯,實屬美麗的誤會!10年後,在雜誌社厚酬打動下,他從新執筆,於是褔爾摩斯重出江湖了。

有人說過:「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小說家透過虛構人物,為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與福爾摩斯及華生一起查案,可一窺大英帝國的盛世風華,也可了解其倫敦的城市面貌、生活實況與及社會文化。

sherlock-holmes-museum_the-red-headed-league-the-adventure-of-shoscombe-old-place-2福爾摩斯活躍於倫敦時適逢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在位。維多利亞時,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國力蒸蒸日上,經濟實力獨佔世界鰲頭,其海軍稱霸海上,疆域佔了地球土地面績四份一。但物極必反,盛世光環淹蓋不了隱憂,社會問題叢生,作為首都的倫敦成了罪犯樂園與及間諜溫床,為福爾摩斯塔好了表演的舞台。

少年時,曾經看過福爾摩斯小說及電視劇,使我納悶的是,兩者都將警察形容為「蘇格蘭場」。我實在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為何倫敦的罪案要勞煩到蘇格蘭的警察,難道倫敦的警察全是菜鳥?若干年後,方知「蘇格蘭場」是從英語的Scotland Yard翻譯過來,當時倫敦警察廳的一道入口對著名為Scotland Yard的街道。後來,人們就用「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 作為當地警察的代名詞。而此地稱「蘇格蘭場」則因為許多年前,蘇格蘭國王的使者出訪倫敦,曾經在此處的一座宮殿借宿。1829年,倫敦建立了首支現代化警察隊伍,但由於辦事效率低又常抓錯人,經常被市民抱怨。福爾摩斯就看不起蘇格蘭場的警察,並曾經批評他們破壞凶案現場。

sherlock-holmes-museum_the-adventure-of-the-beryl-coronet_the-man-with-the-twisted-lip-2博物館內其中一位蠟像,頭髮蓬鬆、臉色蒼白,盤著腿,坐在地上行乞。他身穿黑色上衣,腿上有一頂深色皮革帽子,帽子內裝著途人所施捨的金錢,一副可鄰兮兮的樣子。他是《歪唇男人》(The Man with the Twisted Lips)的聖克萊爾先生(Mr. St. Clair)。故事中,太太正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據太太引述,丈夫最後出現的地方是天鵝巷的一間鴉片煙館。為了找尋線索,福爾摩斯喬裝成癮君子混進鴉片煙館內。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市面上充斥毒品及成癮藥物。泰晤士河沿岸地區有數間鴉片煙館,當時不少海員都染上了鴉片癮,他們一上岸就會前去光顧。鴉片、古柯鹼、嗎啡等藥物也被大眾當成止痛藥物、鎮靜劑、麻醉劑,市民可以在藥房隨買購買到。壯年時的福爾摩斯也會為自己注射古柯鹼,以刺激腦部思維。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公眾逐漸認識此類成癮藥物的危害性,但要到1920年當局方立例去管制或禁用有害的成癮藥物。

經濟飛躍發展的同時,社會也要承擔代價。由於大量使用煤炭,倫敦的空氣污染尤其嚴重。在《布魯斯-帕廷頓計劃》(The Adventures of the Bruce-Partington)故事中,華生有以下憶述:

In the third week of November, in the year 1895, a dense yellow fog settled down upon London. From the Monday to the Thursday I doubt whether it was ever possible from our windows in Baker Street to see the loom of the opposite houses…after pushing back our chairs from breakfast we saw the greasy, heavy brown swirl still drifting past us and condensing in oily drops upon the window-panes, my comrade’s impatient and active nature could endure this drab existence no longer…

“Nothing of interest in the paper, Watson?" he said…

“The London criminal is certainly a dull fellow," said he in the querulous voice of the sportsman whose game has failed him. “Look out this window, Watson. See how the figures loom up, are dimly seen, and then blend once more into the cloud-bank. The thief or the murderer could roam London on such a day as the tiger does the jungle, unseen until he pounces, and then evident only to his victim."

 

倫敦市濃霧遮天蔽日,連對面房舍也難以睢見,霧氣在窗邊凝固成類似油狀的露珠,其空氣污染可見一斑。福爾摩斯因為沒有案子而發愁,他向華生抱怨,那濃霧繚繞時,就是犯案的好時機,他質疑無能的罪犯為何不趁此出來興風作浪!看來全倫敦,甚至全英國,只有他一人會因為治安良好而大發牢騷!

十九世紀,馬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倫敦除了有私人馬車或運貨馬車外,更出現了公共馬車。Hansom Cab就是該時代的計程車或出租車,通常是一匹馬拉動的兩輪馬車。至於收入較低者,可以乘搭Omnibus。Ominus是現今公共汽車bus 的前身, 它有固定路線,其車身較Hansom Cab大,要三至四匹馬拉動,可以容納多名乘客。交通繁忙時,搭客可以站在車廂外甚至坐在車廂頂。福爾摩斯每次出門,皆是乘搭前者,看來他收入應該不俗。由於倫敦交通繁忙,每天有數萬馬匹在繁囂鬧市中穿插來回,造成滿地馬糞,奇臭無比。下雨天時,馬糞化成了泥濘,馬路塗上令人作嘔的啡褐色。據說,街頭上有不少自僱清道夫,專收取路人費用,替他們掃請附近髒物,以便於步行。馬糞遍地開花嚴重影響公共衛生,1894年,問題日趨嚴重,時人稱之為馬糞危機(Great Horses Manure Crisis), 當局束手無策,後來汽車普及,馬車逐漸被淘汰,問題才得以解決。

工業革命後,有產階級崛起,科技一日千里,但並非所有人都受惠。事實上,工人飽遭剝削,他們工作環境惡劣、工作時間長、工資低。1849年,馬克斯(Karl Marx)被流放而來到倫敦定居,直到餘生。他積極參與工人抗爭活動,並撰寫《資本論》(Das Kapital),為無產階級抱不平。那個時代的人相信,基於人格素質的良萎不齊,有人阡陌千里,也人無立錐之地,這是天經地義之事。大眾對於貧困者不會寄予多大同情,政府也不特別重視福利政策。街道上隨處見到露宿饑寒的乞丐和衣衫襤縷的流浪漢。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小説中,對貧苦大眾表達深厚、溫暖的同情。吃苦的不僅是大人,兒童也要受罪。貧困家庭的兒童要出外謀生,工廠、礦場、農場聘用了大量童工。倫敦街上也有大批無家可歸的兒童。《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故事內,福爾摩斯也曾僱用一群流浪兒童作其探子,在倫敦的大街小巷竄來竄去,替他探取情報,這群孩子被稱為「貝克街的小聽差」(Baker Street Irregulars)。有趣的是,這批流浪兒童僅在早期的故事中出現,後來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道爾覺得僱用流浪兒童對大偵探名聲有損,也可能出於於心不忍,於是安排善心人士妥善照顧,令他們不用再流浪街頭。

sherlock-holmes-museum_scandal-in-bohemia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提倡一系列道德規條,後世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念(Victorian Morality),但不少人皆陽奉陰違。雖然社會鼓勵性節制,不少已婚男性都另有情婦,娼妓問題更日趨嚴重。另外,女性須嚴守婦道,倫敦社會卻出現不少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式的悲劇人物。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中,充斥著虛偽與矯情,道貌岸然下,社會人士假借道德之名,以談論人家是非為樂,皇室成員也被捲入醜聞。博物館可以看到艾德勒(Irene Adler)與波希米亞國王的蠟像。《波希米亞的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故事中,福爾摩斯的委托人便是這位國王。他初次約見福爾摩斯時,為了隱暪身分,戴上了黑色面罩。國王快將與斯堪地那維亞國王公主結成秦晉之好。艾德勒是國王的前度情人,她美艷動人,是歌劇院歌手,也是一位冒險家。她要脅國王,要將二人關係公開,以破壞後者的婚事,國王委托福爾摩斯,奪回艾德勒手上證據。

1903年,《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在英國創刋,成為世界上第一份小報。這正反映了社會上說三道四、搬弄是非之風盛行。有不良分子專門搜集名門紳士淑女的私隱或瘡疤,並以此進行勒索。秘密一旦公開,小則婚姻破裂,大則身敗名裂,被社會所棄唾。福爾摩斯就經常受到社會名流的委托,要與勒索者鬥智鬥力。下圖的兩座蠟像構成《米爾沃頓探案》(The Adventures of Charles Augustus Milverton)的一幕,話說米爾沃頓是一名無恥之勒索人,福爾摩斯與華生潛入其家時,遇上一位貴婦人。婦人曾受米爾沃頓迫害,丈夫更大受刺激而病故。當晚,她身穿黑色輕紗布,布上有白色花紋,披上黑色斗蓬,頭也載著黑色面紗,闖入米爾沃頓府中開槍將米爾沃頓擊斃,替丈夫報仇雪恨。福爾摩斯同情這位婦人的遭遇,也沒有將事情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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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博物館後,我沿著貝克街往南走。街上兩旁的盡是古樸典雅的喬治亞式或維多利亞式建築,與百多年前無異。貝克街上車水馬龍,一輪輪馬車嘎啦嘎啦地迎面以來,弄到塵土飛揚。在繁囂馬路上要特別注意,因為馬匹偶爾會失控,突然左衝右突,橫衝直撞,弄到險象環生。路人接踵摩肩,有文質彬彬的紳士、有窈窕端莊的淑女、 有汗流浹背的搬運工人、有蓬頭垢面的流浪漢。街上一隅,兩名彪形大漢正在竊竊私語,神情舉止可疑。不遠處有人在兜售報紙,頭條是:「XXXXX公爵長男兼繼承人昨晚遇溺身亡」。福爾摩斯站在起居室窗前,他那鋭利的眼睛,正俯視街上的一切。縱使隔著玻璃窗,他靈敏的嗅覺,也可聞到罪犯的味道⋯⋯

參考資料:
馬丁·費德著。柯清心譯。《柯南道爾所不知道的福爾摩斯》,台北:遠流,2008。
蘿絲.薛佛著。  林濬棋譯。《跟著福爾摩斯穿越倫敦:BBC影集、電影劇照與老照片,帶你漫遊辦案路線與時代街景》,台北:山岳,2016。
諸兄邦香著。 黃薇嬪譯。《完全搞懂福爾摩斯:史上第一名偵探的真相,就看這本》,台北:臉譜,2014。

 

都柏林,1916(下)  

凱勒梅堡監獄(Kilmanheim Gaol)位於都柏林市中心而西僅3公里 。這座監獄建於1796年,多年來收容了各類罪犯。愛爾蘭爆發大飢荒時,不少老百姓為求溫飽,故意犯罪以圖被囚禁於此。儘管監獄環境惡劣,但當階下囚總比餓死強吧?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獨立運動閙得沸沸揚揚,這裏曾關狎大量政治犯,包括在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中被捕的人士。

Kilmainham Gaol Museum 61
 
監獄曾經多次擴建,上圖所示乃最後擴建之部分。呈橢圓形狀,中央是廣場,橢圓牆壁後是囚室,共四層,每層有24間囚室。囚室門口面向廣場。廣場上開頂,抬頭仰望穹蒼,也許就是囚犯最奢侈的享受吧?

監獄於1924年永久關閉,1971年改闢成博物館讓公眾參觀。這裡最後一名獲釋的囚犯名瓦勒拉(Eamon de Valera),後來他成了愛爾蘭第一任總理。
 
隨了牢房可供參觀,館方還設了一座資料室。資料室有三層,一樓是監獄的歷史,二樓主要是關於獨立運動的題材,三樓是監獄改建成博物館的故事。二樓展出不少囚犯的個人物品,經過歲月的積澱,封塵了無數動人故事。泛黃的照片、褪色的信件、破舊的衣物、生了銹的勳章、停止擺動的鉈錶等,這些展品背後的往事,或迴腸盪氣、或夢縈纏繞或扣人心弦。人生如戲,每段故事都是一本小說、一齣戲,但更真實、更感人。
 
有一位慈母去信獄中的兒子,除了勉勵一番,同時提醒愛兒,要為敵人禱告,希望彼此可以化敵為友。
 
一名囚犯在日記中慨嘆,他為快將獲釋而傷感,因為他在獄中結交了不少好友。
 
有一名看守和囚犯結成好友,前者送給囚犯一盒巧克力。那名囚犯將巧克力轉贈一位8Kilmainham Gaol Museum_Exhibition 2_History of Nationalism & Republicanism 77 (2)的女孩,並告訴女孩,假若自己獲釋,他們可以一起分享,假如他出不去,就叫她獨自享用。最終囚犯遭處決,女孩從此把那盒巧克力收藏,盒子一直沒有打開。
 
一名參與復活節起義死囚在獄中致信,向其求婚,在行刑前數小時前,二人完婚。那名女子終身也沒有再婚。
 
儘管天地茫茫、風雲激盪,人間仍然有情。
 
現在回到1916年。前文提到復活節起義慘敗收場。事件中,英政府的應變手法極具爭議,引起社會不少震撼。
 
首先,在鎮壓行動中,有不少無辜人士遭牽連,甚至遇害。義軍投降後,英軍也胡亂逮捕人犯,有人無罪變有罪 ,輕罪變重罪。法院審訊是以閉門方式進行,且被告一方沒有答辯機會。有十五人被處決,上面提到的瓦勒拉也一度被死刑,後被推翻。信不信由你,有人説其乃美國公民,當時英軍在一次世界大戰戰埸打到手忙腳亂、頭崩額裂,政府急著拉攏美國參戰,這關節眼上,不欲令對方面子上難看。
 
Dame St 06當局的處理手法使愛爾蘭人義憤填膺,認為英國統治者麻目不仁,義士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同情和支持,犧牲者更成為愛爾蘭人心目中的烈士和英雄。共和主義者中的溫和派人士也受到衝擊,他們認清,單憑議會是不可能爭取自主獨立,必須透過強硬手段方能解決問題。一些親英的本土人士也投向共和陣營。
 
詩人葉慈(W. B. Yeats)寫了一首悼念詩,部分如下
 
Now and in time to be,
Wherever green is worn,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獨立呼聲越來越高漲復活節起義未能成功,但義士們最後成就了愛爾蘭的獨立大業,這就是《易經》所說的「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了。

1918年,英國全國大選,部分在愛爾蘭地區當選的議員,拒絕前往倫敦就職,他們自組愛爾蘭議會,並宣稱獨立,英軍介入,引發獨立戰爭(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愛爾蘭人幾經奮戰及交涉 ,英國終於讓步。1921年,英方提出允許愛爾蘭32郡中其中26郡組成自治政府,主權仍歸英國,但擁有非常高的自主權,地位等同當年的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國。而剩下位於東北的6個郡仍歸英國領土。首相警告,這是英國政府底線,要不接受,要不告吹。由於當局態度強硬,獨立派的兵力也幾乎消耗殆盡了。另外,客觀上,北部新教徒居多,而且不少人也忠於英國皇室。最後,獨立派接受和談條款,雙方簽署《英愛和約》(Anglo-Irish Treaty),英國讓出愛爾蘭的26郡,「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加一「北」字,成了「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這個名稱沿用至今。
 
和平在望,但黎明曙光被另一場暴風雨吞噬了。愛爾蘭的強硬分子堅決要求愛爾蘭本島完全獨立,因此他們認為和談派出賣了革命。和談派與強硬派關係決裂,內戰(Irish Civil War)爆發。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內戰期間,大量士兵、官員、無辜平民喪生,傷亡總人數比獨立戰爭更高出數倍,同室操戈比共抗外侮更激烈。更諷刺的是,英國為主和派提供武器,讓後者射殺自己的愛爾蘭同胞。事實再一次證明,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
 
內戰打了接近一年,雙方都損失慘重,遇害者包括主和派頭號人物米高.哥連斯(Michael Collins1996年上映了一部有關其本人的同名傳記電影,影星Liam Neeson主演,口碑票房階不俗)。當殺到筋疲力竭、心力交瘁,有人就開始反思,為何昔日休戚與共的同志,今朝成了生死相向的敵人。終於,雙方展開談判。1924年,強硬派放下武器,雙方停火。或許,此事説明了,人類不至於無藥可救。
 
1937年,愛爾蘭26郡宣布脫離英國獨立,國名愛爾蘭(Ireland)
 
1948年,愛爾蘭廢除君主制,成為共和國(Republic),總統成為最高元首。
 
1998年,愛爾蘭與北愛爾蘭、英國三方達成協議,有關北愛爾蘭的去留(留英或加入愛爾蘭)問題,將交予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人民表決。
Garden of Remembrance 02
 
從郵政總局向北步行十分鐘,就來到都柏林紀念公園(Garden of Remembrance),此處曾是當年義軍投降的地方,後人建此公園以為紀念。2011年,英女皇到此悼念死難者。借用魯迅的名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後記:
世事往往並非涇渭分明。直至今天,愛爾蘭、北愛爾蘭與英國三者關係也非常微妙。
以體育運動為例,在國際足球賽事,英國分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威爾斯(Wales)和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四隊參賽。愛爾蘭共和國以愛爾蘭(Ireland)名義參賽。

欖球比賽,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各有一隊,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合組一隊,名愛爾蘭(Ireland)

奧林匹克運動會,英國以大不列顛國(Great Britain)身份出賽,而愛爾蘭共和國就沿用愛爾蘭(Ireland)。來自北愛爾蘭的運動選手,卻可以自由選擇加入Great BritainIreland隊!
 
世事就是如此「剪不斷,理還亂」。

 

都柏林,1916(上)

愛爾蘭曾被英國統治長達數百年,首都都柏林市洋溢著倫敦的釆風,舉目四望,到處都是英式酒館、雙層公車、圓柱形郵筒、喬治式(Georgian)與維多利亞式(Victorian)建築。常見的菜式當然有炸魚薯條(fish & chips)、農舍派(farmhouse pie)等。

早前去了都柏林一趟,適逢是愛爾蘭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一百週年紀念。酒肆餐廳門外縣掛愛爾蘭國旗。不少建築物外牆鑲嵌上關於當年起義運動的資料圖片。郵政局也發行紀念郵票。商店也販售有關紀念品。

本身對這段歷史幾乎一無所知,於是買了 一兩本相關書籍,在回家的十數小時航機途程中,夜裏挑燈,抱卷翻頁,勉強明白一點皮毛。Dame Lane 05

十六世紀以降,愛爾蘭國王(King of Ireland)為英格蘭國王(King of England)國王兼任。1707年,英格蘭將蘇格蘭併入其領土,連同威爾斯,建立大不列顛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1801年,愛爾蘭也被吞併,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誕生。

愛爾蘭原住民本身信奉天主教舊教(Roman Catholicism),不少從英格蘭移民到愛爾蘭的後裔也「入鄕隨俗」,成為舊教徒。但是另一方面,英國的國教乃新教(Protestantism)。愛爾蘭舊教徒長期遭受打壓,不少原愛爾蘭地主和特權階級為了維謢自己的利益也從舊教改為信奉新教。

十九世紀,民族主義(Nationalism)烽煙燃遍歐洲。愛爾蘭人對英格蘭統治者的長期不滿、新教徒對舊教徒的岐視,還有以舊教徒為主的佃農被地主剝削。此外,十九世紀末,愛爾蘭鬧大饑荒,人民對執政者怨聲載道,令到矛頭指向英國國會,共和主義者伺機崛起,尋求愛爾蘭自主甚至獨立的呼聲漸響。

經過長達數十年的請願、交涉、抗爭,英國終於讓步。1914年,英國國會通過《愛爾蘭自治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允許愛爾蘭成立自治政府和議會。

世事難測,偏偏這時侯,不遲不早,英國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政府打算全力應戰,為免節外生枝,他們將自治法案置之一旁,暫援實施。

此舉雖有其道理,但卻惹怒了愛爾蘭共和主義者。人往往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從「無」到「有」,令他們歡喜若狂,但從「有」又回到「無」,此起落跌伏,令到他們憤恨交加,認為英國出爾反爾。部分激進份子更對政府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們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

1916年,一次大戰陷入僵局,英軍在歐洲戰場進退維谷。激進份子們認為時機成熟,當局應該騰不出手來處理愛爾蘭事務。這一年的4月24日,他們揭竿起義,這就是文章開首所提到的復活節起義。

GPO 02

義軍佔據火車站、橋樑、軍營、醫院、政府辦公廳等戰略地,並以中央郵政總局(General Post Office)為總部(那個年代,郵局的作用好比現在的新聞通訊社)。他們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英國仍是歐洲強權,實力仍在,武裝份子欲畢其功於一役未免操之過爭。

Dame Lane 08都柏林市不少市民對於叛亂所造成的財物損失而對義軍不滿。另一方面,當年有不少愛爾蘭人為了養家糊口而加入英軍,正在歐洲大陸作戰,軍人家眷對義軍極其反感,認為他們此刻在後院起火是落井下石之舉。

補充一下,作為後人去重新審視歷史,我們不要陷入非左即右,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Dualism)的思維模式,千萬不要簡單歸納:

英格蘭人 = 保皇黨 = 地主 = 新教徒 = 剝奪者
愛爾蘭人 = 獨立派 = 佃農 = 舊教徒 = 被剝奪者

共和主義者中較溫和者就反對使用武力,他們提倡應該從憲法尋求獨立之可行性。有人主張愛爾蘭在不脫離英國前提下成立自治政府。在愛爾蘭北部,有不少本土人忠於英國皇室,他們為了維護英國主權,成立不同組織,對抗獨立派。另外,有左派工會團體,他們也為了自己的目標與共和主義者合作,共同抵抗英國。英國國會內,也有議員同情愛爾蘭支持他們自治。

就以中國清末民初為例,清廷就有立憲派、軍閥和滿族權貴。革命黨更有光復會、興中會、華興會、同盟會,孫中山也曾跟國民黨鬧別扭,弄了個中華革命黨,然後再重組成中國國民黨。

這些組織團體之間,錯綜複雜,盤根錯節,有分有合。今天結盟,明日決裂;今年合併,明年拆伙;既合縱,又連橫⋯⋯

復活節起義爆發後,英軍迅速增援,他們組織有條不紊,而且利用重型武器,向義軍陣地無情炮轟,令對方據點逐一失守。

29日,起義軍向英軍無條件投降,起義僅6日而終。

歷史往往異常吊詭。無人料到,起義的失敗竟為獨立運動帶來契機。

(請看下篇)

十二月的蘇黎世

十二月某天,蘇黎世寒風侵肌,陰霾密佈,太陽好不容易從烏雲的縫隙中擠出一點光,但侵肌的寒氣仍然絲毫不減。

舊城區是蘇黎世市的重要旅遊景點, 城區的其一特色是保留了數百年前的公會會堂(Guildhall)建築,現已改闢為餐廳、旅館及博物館。會堂是當年行業公會(Guild)辦公和開會之處。至於何謂行業公會?中世紀中期,商品貿易蓬勃發展,城市崛起,催生了不同行業,行業公會是獲官方授權的機構,公會會員能夠在城市內獨家從事指定買賣或商業活動的機構。例如你懂縫刅,必須加入裁縫公會,成為認可會員,方可在城市開裁縫店,賺取收入。假如你曉得製造或維修鐘錶,也要加入鐘錶匠公會,成為合資格的鐘錶匠,方可從事有關業務。除了裁縫和鐘錶匠擁有各自的公會,也有鐵匠、木匠、鎖匠、鞋匠,甚至烘焙師也有所屬公會。

公會的成立,是透過制度有效控制服務品質,同時公員也可以發揮互助精神。不過,公會也形成了攏斷,公會成員因循守舊、固執保守,價格高企不下,而品質也沒有提昇,數十年如一日。市場的需求愈來愈大,有聰明的商人想到從農村購買商品。他們先將綿分配給農村村民,後者趁農閒時候,將綿織成布料,然後將制成品交付商人,換取酬勞。公會利益受損,企圖阻撓,可惜不敵時代的洪流,從此日漸式微。近來,有智能手機程式大行其道,隨時召喚出租車,任何擁有車輛人士都可提供接載服務。各大城市都有計程車司機團體組織抗議活動,鬧得沸沸揚揚,滿城風雨。計程車司機的困境和當年公會的情況何其相似,他們最強大的對手不是手機程式,也不是其他車主,而是科技的創新、社會的變革、歷史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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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區縱然遊人如鯽,大部分遊客不曾知道該處曾住了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化名列寧(Lenin)。DSC06061

當年列寧因組織革命活動而逃離俄羅斯,流亡海外,他曾在蘇黎世逗留了一年,期間完成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他才離開瑞士,怱怱潛返回國。

1916年,列寧和妻子在舊城區租下了某公寓單位。去了一䠀他的故居憑弔一翻。寓所樓高五層,灰藍色護窗門,班駁的外牆鑲嵌上一紀念牌,指示列寧曾住在公寓內。歲月悠悠,滄海一粟,列寧早已仙遊,蘇維埃政權跨台了,一切都成為歷史的塵埃,寓所人面全非,俱往矣!我也懶得研究列寧當年是住在那座單位,反正每扇窗戶都是一模一樣。

從列寧故居不要10分鐘步程便來到著名的Odeon Cafe。門庭若市,幾乎座無虛席,典型的維也納咖啡館的裝潢,挑高的天花板,水晶吊燈、大理石圓形茶几,牆壁鑲上鏡子。咖啡館設有一字排開的室外座位,但由於寒風凜冽,沒有顧客敢坐在室外呈強,紛紛躲進室內。

此店來頭不小,愛因斯坦、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喬伊斯(James Joyce)都曾經是座上客。列寧逗留蘇黎世期間也經常光顧。説不定有人在咖啡館的一角竊竊私語,企圖效法列寜和他的革命同志,將天捅個大窟窿,如同老毛所「敢教日月換新天」!Cafe Odeon 11

牆壁上的鏡子上寫有"No wifi! Talk to each other",也許顧客經常查詢同樣問題,店員不勝其煩,於是寫下此告示,調侃一下。

過了良久,方才離開,沿著班霍夫大道(Bahnhofstrasse)往中央車站方向去。班霍夫大道一帶是當地最著名的購物區。聖誕佳節將至,處處張燈結彩,夜幕拉下,聖誕華燈亮起,鬧市披上閃爍衣裳,如同火樹銀花、星雨下凡塵。千多年前京城元宵佳節的熱鬥情景仿若從現眼前:「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辛棄疾《青玉案·元夕》)Bahnhofstrasse 15

有街頭藝人高聲彈唱佳節樂韻,觀眾的打賞也比平日慷慨。有來自教會的團體,頌唱福音歌,向公眾傳播吸引途人圍觀。有人身穿聖誕老人服飾,腳踏摩托車,在馬路飛馳,途人無不莞爾。

Zurich HB Christmas Market 01轉眼之間來到中央火車站內的聖誕市集。乍看之下,攤位繁多,貨品琳瑯滿目,有玩具、玻璃器皿、瓷器、工藝品、燭台、天然肥皂、香薰、廚具、皮革用品、服裝飾物、聖誕擺設品等,食品包糖果、巧克力、餅乾、糕點、乳酪、酒精等,熱烘烘的香腸、意式薄餅、芝士薄餅,還有個別的攤位提供日式拉麵、小籠包子、越式河粉!攤位逛得多了,貨品難免重覆,而且價格不比平日便宜。一位本地人告訴我,以往蘇黎世只有中央火車站這個傳統市集,近年為吸引觀光客,這類市集近年越開越多,單是市中心已有四至五個市集了,而且不少貨品是從海外進口的便宜貨,缺乏不土特色,沒啥意思。Zurich HB Christmas Market 37

每年聖誕,總會想起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短篇小說《聖誕頌歌》(Christmas Carol)。故事主人翁史古基愛財如命、刻薄寡恩,對人莫不關心。平安夜,史古基獨自在家,已故生意伙伴的靈魂找上門來,勸導他要改過自身,否則身後遭受報應。接著連續三天,三名聖誕精靈先後到訪,分別是「過去的聖誕」、「現在的聖誕」和「將來的聖誕」。透過精靈,史古基看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人和事,深受啟發,觸動心弦,重拾他昔日的善良本性。從此,一毛不拔的財主成為樂善好施的長者。

狄更斯活躍文壇時,英國已進入工業化,國家富裕了,但社會貧富不均、下層階級生活困苦。工人長期工作,缺乏休息,收入低微,加上工作環境惡劣,更惶論有其他福利或保險。寡婦孤兒、老年長者、殘疾病患者遭歧視。狄更斯對社會狀況觀察入微,他用趣味盎然的故事,細膩感人的筆觸,表達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希望在聖誕佳節喚醒讀者對社會的關注,提倡博愛平等精神。

講到聖誕電影,不可不提《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或譯《風雲人物》/《莫負少年頭》),此片於1949年上映,由法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執導,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wart)主演。對於亞洲觀眾來說可能較陌生,但在美國是家傳戶曉的合家歡電影。2007年,美國電影學會(American Film Instiute)評選百年100套最偉大電影,此片名列第20名。學會還評選了百年來最啟發人生的電影(America’s Most Inspiring Movie),此片高踞榜首。

故事講述某處的小鎮,主角喬治因意外遺失巨款,公司面臨倒閉,他也面臨牢獄之災。喬治萬令俱灰,企圖投河自盡。關鍵時刻,奇蹟出現了。天使倏忽出現制止他,並將帶他去一個既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同樣的人物、時間、地點,但卻是一個「從没有他」的世界、一個他不曾存在的世界。

原來喬治一生古道熱腸、仗義疏財,親人、朋友、鄰居有困難,他必施以援手,不圖回報。他放棄出外闖蕩的理想,畢生留在家鄉小鎮,保護居民,令他們免受大財主的壓迫。沒有他,人人安居樂業的小鎮,變成污煙瘴氣、聲色犬馬之地。沒有他,親友個個處境堪虞,有人窮困委頓,有人家庭破碎,有人孤苦無依,甚至有人鋃鐺入獄。

這一刻,天使令喬治頓悟了。後者一生助人無數,溫暖了他們的心坎,燃點他們的希望,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同時也贏得了親情、愛情、友情等人生最寶貴的財富。所謂的勝負榮枯,生意失敗也好、坐牢也好,都如輕煙、如鴻毛。他興奮奔回家中,和家人團聚,共渡佳節。

此時,出現了第二個奇蹟。

原來喬治欠債的消息傳開後,無數曾受他恩惠的親友,不論遠近,一呼百應,人人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債務迎刃而解。眾人高唱《友誼萬歲》(Auld Langs Syne)下,電影落幕。

聖誕佳節,人人忙著購物、吃大餐、參加派對。但現今世界,貧富懸殊日趨嚴重,資源嚴重分配不均。同一穹蒼下,有人田連阡陌,有人無立錐地;有人錦衣玉食,有人稀粥爛飯;有人綾羅綢緞,有人衣不遮體。我們的社會,消費享樂主義盛行,年輕人動輒數月換手機,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家,有人三餐不繼,飢餓而死。《聖誕頌歌》和《美好人生》的作者,就是提醒大家,毋忘聖誕節耶穌降生、關懷世人的意義。

最後的華爾滋

提起歐洲強國,人們會想起德國、俄羅斯,然後或許是英國和法國。其實在一百多年前,歐洲有傳統的五大強國,除了上述四國,還有中歐的奧地利。奧地利曾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長達六百年,國土彊域遼闊,屬歐洲第二大,僅次於俄羅斯,其領土包括了現在的奧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北部,還有今天的意大利、波蘭、烏克蘭等國的部分地區。不同的是,當其餘四國仍在國際舞台上充當其大國的角色時,奧地利早已退出大國爭雄之列。

1848年,年僅18歳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登基,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帝。他在位長達68年,是歐洲歷史上其中一名在位最長的君主。約瑟夫自幼接受傳統的皇室教育,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以繼承帝國的光榮傳統、延續帝國的威望和維護帝國的聲譽為己任,若果是一二百年前,約瑟夫可能是一名守成之君而名垂青史。奈何,時不利兮,世界正在蘊壤驚天巨變,歷史巨輪正在向前所未知的領域急速前進,約瑟夫那套老掉牙的祖宗家法,早已不合時宜。Ringstrasse 14

約瑟夫剛登位時,奧地利已是外強中乾,長期與法國、普魯斯、俄羅斯、奧斯曼等國的明爭暗鬥耗損不少國力。自19世紀中葉起,奧地利與他國在軍事對抗和外交博奕中節節敗退,丟掉不少領土。與此同時,奧地利土地遼闊,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帝國,民族、宗教及語言繁多,各民族因土地、宗教、文化因起的磨察、糾紛及衝突在所難免。加上19世紀末,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火種傳遍歐洲大陸各地,民族意識抬頭,帝國政府與各地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分離分子、革命分子紛紛蠢蠢欲動,為日後帝國分裂種下禍根。

1867年,在匈牙利貴族不斷施壓下,皇帝約瑟夫妥協讓步,同意將帝國架構重新整合,奧地利帝國成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此為二元君主國(Duale Monarchy),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平起平坐,由奧地利皇帝同時兼任匈牙利國王,除了外交、國防由兩國共同處理外,匈牙利擁有獨立的政府與國會。

1848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負責巴黎的重建,將首都重新規劃整修,成為歐洲的繁華大都會,奠定了今日巴黎市的輪廓。約瑟夫有見及此,也依樣葫蘆,大刀闊斧地推行首都維也納的重建計劃,意圖把維也納改造成金碧輝煌、華燈璀璨的大城市,以彰顯帝國的威名與榮耀。1870年,他下令擴建宮殿霍夫堡(Hofburg),同時建設一條環繞舊城區的大道,稱為環城大道,並沿著大道興建大量新建築,以配合新都市的發展。

Hotel Bristol 08

儘管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維也納今天依然是風姿綽約、風韻猶存。沿著環城大道緩緩
而行,仍可發思古之幽情,遙想帝國的昔日風華與光榮歲月。在湛藍的天空陪襯與艷陽的照射下,大道兩旁的帝國建築更顯雍容華貴。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立面的新哥德式風格(Neo-Gothic)尖塔直插雲宵,歌頌上帝對帝國的眷顧和庇佑。城堡劇院(Burgtheater)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都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劇院,華美如瑤台瓊室,精緻如鬼斧神功。維也納音樂協會大樓的金色大廳,顧名思義,內裡金碧輝煌,閃閃生輝,是世界最華麗的音樂廳。

為了向公眾展出帝國的龐大珍藏品,皇帝下令興建藝術史博物館(Art History Museum)和自然史博物(Natural History Museum)。兩者外形如出一徹,在瑪麗亞特蕾沙廣場(Maria-Theresien-Platz)相對而視。這兩座博物館仍在運作,藏品之豐富令人咋舌。新古典主義風格(Neo-classical)的國會大廈(Hohes Haus)氣勢磅礴,正中央仿希臘神殿的三角楣飾(Pediment)和哥林式(Corinthian order)柱,還有向左右兩側無限伸展的柱廊,象徵帝國的無上權威。環城大道上的著名地標還包括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新校舍、帝國酒店(Hotel Imperial)、市政廳(Rathaus)、郵政儲蓄銀行(P.S.K.)等。Musikverein 09

山雨欲來風滿樓。1889年,皇子魯道夫(Rudolf)與情婦在維也納市郊殉情自殺,9年後,皇后伊利莎白(就是那位著名的西西公主)遭遇意大利分離份子行刺而香消玉殞,皇帝大受打擊,帝國的未來蒙上陰影。

雖然如此,老百姓仍在夜夜笙歌、觥籌交錯。對普羅大眾而言,危機是遙不可及之事,他們依舊陶醉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不僅維也納,當時整個西歐社會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西方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學術思想百花齊放、文化藝術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維也納是世界的音樂之都,馬勒(Gustav Mahler)、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II)等長期活躍於此,其中小史勞斯的藍色多惱河更是家傳戶曉。每當華燈初上,夜幕低垂,圓舞曲悠悠奏起,舞廳內賓客翩翩起舞,餐館裡觥籌交錯。奧圖·華格納(Otto Wagner)的作品成為新時代的建築典範。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吻》(The Kiss)、《朱蒂斯》(Judith I)等鑲金繪畫令世人驚艷。以席勒(Egon Schiele)為代表的表現主義藝術蔚為風潮。

不過,眼前僅是浮光掠影、暫借繁華。輝煌與黑暗、 繁榮和淪亡、強盛及衰落,僅是一紙之隔。

P1090082借用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場白: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智慧的世代,這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正前往天堂,我們正前往相反的地方。(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末年汴梁的繁華景象。畫中的汴京城內商舗酒肆林立,八街九陌,縱橫交錯。市集人喧馬嘶、接踵摩肩、熙來攘行,一片民康物阜、太平盛世之象。不過,盛世暗藏憂患,危機躲在安逸背後。無人料到,金人於數年後揮軍南下,鐵蹄錚錚,汴京城淪陷,宋徽宗欽宗二帝被攄,宋室丟了半壁江山,繁華夢落。

1913年,霍夫堡新冀(Neue Burg)落成。建築物呈弧形形狀,氣勢磅礴但不失古典幽雅。皇宮前豎起了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雕塑像。此位親王並非等閒之輩,他曾出任帝國元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曾評選他為古今七大軍事天才之一。當年在他的帶領下,奧軍屢戰屢勝,帝國走向鼎盛。工匠把他雕琢得雄姿英發,勒馬揚威,似在歌頌奧地利國力強盛,睥睨天下。

Hofburg_Neue Burg_Statue of Prince Eugene of Savoy 03可惜,一切都是夕陽餘輝、西風殘照。最後的華爾滋已經奏起。

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隨煬帝的大運河、沙賈汗(Shah Jahan)的泰姬陵(Taj Mahal)、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的天鵝堡(Neuschwanstein Castle),這些歷史上的偉大建築工程,無不展現君主的野心和氣魄。諷刺的是,當這些工程竣工不久,惡運就隨之而來,要不君主被廢黜,更嚴重的就是國家覆亡。

倒不是說那些宏偉巍峨的建築工程掏空了國庫而拖跨國家,而是當統治者因瓊樓玉宇、雕欄玉砌而自我陶醉時,為金城湯池、銅牆鐵壁而得意忘形時,災難已迫在眉睫了。國家根基腐朽,民心思變,大廈將顛,更華美的建築,更堅固的城牆也於事無補。

清朝康熙在位時,曾有邊關將領建議修補長城,他卻不以為然,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在康熙心目中,真正長城不在邊境,而是在民心。

1914年,皇儲弗朗茨·費迪南(Franz Ferdinand)與皇妃在撒拉熱窩被狂熱民族主義份子行刺雙雙身故。帝國向屬國塞爾維亞施壓,要求撒底調查事件不果。皇帝約瑟夫為了帝國的面子和尊嚴,向塞爾維亞興師問罪,獲德國支持。英、法、俄等國因各自利益而支援塞爾維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式燃起。

皇帝和大臣們的眼睛,已經被華麗的宮殿、宏偉的都市建設矇蔽了。他們未能認知,奧匈帝國已是一隻紙老虎。國防經費不足、裝備落伍、武器匱乏、將帥不和、士兵缺少訓練、隊伍組織鬆散、紀律渙散,更要命的是奧匈帝國軍隊語言、民族繁多,溝通困難,導致指令難以下達。奧軍在戰場屢敗屢戰,儘管有德軍苦苦支撐,最後仍難逃戰敗厄運。

1918年,大戰結束,參戰國簽署聖日爾曼條約,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從奧匈帝國分拆,帝國正式解體,從此退下歷史舞臺。約瑟夫尚算幸運,生前可以看到環形大道完成,而又在戰事結束前兩年與世長辭,看不見帝國的滅亡,也不用當亡國之君。

詩人桑塔那亞(George Santayana)曾説:「無法記得過去的人是注定要重蹈覆轍的。」(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doomed to repeat it.)1938年,奧地利和納粹德國合併。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果,歷史重演,奧地利又成為戰敗一方,再一次換來慘痛回憶。

1955年,奧地利向世人宣佈成為永久中立國。

Ringstrasse 12今天的奧地利,已告別了逐鹿爭雄的日子。

今天的奧地利,已遠離了波瀾狀闊的歷史。

今天的奧地利,國土面績僅有奧匈帝國時期的八份之一,比葡萄牙、希臘、匈牙利還小,是名符其實的蕞爾小國。

今天的奧地利,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2015聯合國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全球最快樂國家排名,奧地利排第13位。不少有關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調查,維也納長踞三甲。

1995年,維也納政府奪得世界博覽會主辦權,後來因眾多市民反對而告吹。2013年,維也納政府就應否申辦2028年奧運而舉行全民投票,被高達七成多的投票者否決,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舉辦奧運會對政府財政帶來厭力。或許,經過多次歷史教訓,維也納市民覺得珍惜現在擁有,享受平靜平淡的生活比爭強好勝更重要。

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華沙的小孩雕塑

某個週末,華沙舊城區的城堡廣場熱鬧喧騰、遊人如織,色彩斑斕的舊城建築,為廣場倍添愉悅芬圍。到處見到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們一邊舔冰淇淋,一邊好奇地觀看街頭藝人的表演,過了片刻又嚷著要和卡通人物合照,不亦樂乎,父母則手忙腳亂。

在廣場南側遊人稀疏之地,有一座小孩靑銅雕塑像。他身穿軍服、頭載一頂大人的軍用頭盔,雙手橫抱長槍。他沒有孩子應有的稚氣、天真,反之他眼神帶憂鬱,眉宇之間流露剛毅之色,飽受風霜的臉龐和廣場前天真開朗活潑的孩子大相徑庭。這名孩子真有其人,名叫Mały Powstaniec,因參與1944年的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而喪生,年僅13歲。DSC01564

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兩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9月,德國閃電進擊波蘭,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戰的序幕,波蘭自此被納粹德國統治,人民被貶為低等人種,飽受欺凌和壓迫,過著感怒不敢言的生活。1944年7月,二次大戰的熊熊烈火在歐洲大地虐肆了五年,被盟軍東西夾擊的德國節節敗退。東線戰場,蘇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從東向西推進,劍指柏林。7月中,蘇軍進入波蘭邊境,月尾抵達華沙市郊區。

在獲悉蘇軍逼近的消息,潛伏在華沙的波蘭家鄉軍(Home Army,又被稱為波蘭地下軍)決定揭竿起義。8月1日,地下軍在華沙展開行動,由於德軍正在移防,並且對地下軍部署了解不深,再加上後者得到華沙民眾支持,形勢有利。8月3日,地下軍已經佔據了市內約九成地區。

惟好景不常,德軍其後重整兵力便展開強烈反攻,他們畢竟久經沙場,作戰經驗異常豐富,軍備精良,相比之下,地下軍裝備嚴重不足,每10名士兵僅擁有一支槍㭜,因此很快便掐入苦戰。

起初,地下軍將領判斷,蘇軍已在市郊,估計己方僅須在城內各據點守住四天,等待蘇軍展開攻勢,到時內外夾攻,便能順利奪得華沙。

可惜事與願違,老奸巨猾的蘇聯領袖史達林卻另有圖謀。地下軍是聽命於親西方的波蘭海外流亡政府,而史達林則打算在波蘭扶值共產政權,地下軍自然成為其眼中釘。他打算借刀殺人,利用德軍除去地下軍,於是命令蘇軍停止前進,原地侍命。其實地下軍選擇在蘇軍抵達前行動,也是希望在最短時間在華沙以及波蘭各處地區,建立武裝勢力,以阻揭蘇聯建立傀儡政權。但是他們萬萬未曾料到,蘇聯竟然按兵不動,見死不救,任由己方獨力死撑。

華沙市內,兩軍寸土不讓,房屋、教堂、廣場、火車站、道路等,都成了戰場。子彈橫飛、火焰亂舞、煙硝蓋天,很快地,街頭巷尾成了頹垣廢井,層樓疊榭變為斷垣殘壁。戰士們身處廢墟焦土,已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進退兩難。人會認錯路,子彈砲火卻不會認錯人,無情地向士兵射擊轟炸。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當年地下軍曾向英美兩國求援。殊不知當時英美和蘇聯在聯合對抗德國的同時,也在討論彼此在歐洲的地盤。英美兩國已默許讓蘇聯接管波蘭等東歐地區。因此英美僅提供了寥寥數次的空投物質援助,對地下軍而言僅是杯水車薪。兩國為了和蘇聯聯手抗德,才不會為了華沙與後者結下梁子!不僅西方政府草草了事,西方傳媒也三緘其口,《1984》(1984)、《動物農場》(Animal Farm)作者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看不過眼,直斥他們行為不誠實(dishonesty)和懦弱(cowardice)。

一日復一日,德軍的包圍圈已經愈收愈窄,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華沙起義已經成為一場沒有明天的戰爭。槍聲炮聲蓋過了呼喚聲、求救聲,塌陷的混凝土埋藏了屍首。地下軍戰士在煙硝中茍延殘喘,對他們而言,明天是奢侈,生存是妄想。生存無望,許多軍士們會隨手抓來的一塊木板或鐵片,刻上絶書,內容大概是:"我是XXX,生於XX年XX月XX日,家在XXXXX,看見此行文字,請代為通知我妻子。" 留下最後存在世上的紀錄,就是他們惟一能做之事,寥寥數字,卻痛徹心扉,

10月2日,彈盡糧絕的地下軍繳械投降,被押送至戰俘營,從事勞役差事。另外,華沙全市居民被逼遷,部份民眾更被關押在勞動營或集中營。老羞成怒的德國人將華沙夷為平地。戰後統計,地下軍傷亡人數超越3萬名,另外最少有15萬平民喪生,文化遺產的損失更是不可估計。

2004年,是華沙起義60週年,市政府興建了華沙起義博物館(Warsaw Uprising Museum),以此紀念這場悲壯慘烈的戰爭。槍枝、手榴彈、軍服、勳章、軍人証件、戰車、火柴盒、餐具、通訊器村、電報、醫療用品、地下報章,輔以照片、影片,鉅細靡遺地介紹當時的戰爭情況及生活環境。

DSC00682博物館內有一處小室展出有關當年郵遞服務的物件。起義期間,華沙被分隔成數個戰區,通訊困難,地下政府發起了郵遞服務,讓將士之間傳遞情報,也為戰士和家人互報平安。書信有嚴𧫴格式,例如每封信件不可多過25字,信上不能透露身在何處和戰事情況,而且必先經過審查方可寄出,考慮當時兵兇戰危的處境,也是無可奈何。小室展出了當年遺留下来一個郵箱。郵箱塗上鮮紅色油漆,仿佛道出了戰火的殘酷無情,表面生鏽脫色,訢説出家破家亡的哀傷。除了展出郵箱外,還不少戰士們的書信。炮火無情,但人間有愛。雖看不懂波蘭文字,這些信件中有魂牽夢縈的情書、兒子給年邁母親的慰問信、慈父寫給兒女的鼓勵家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片言隻字猶勝千言萬語,每封信都是一本令人柔腸百轉的小說或一部感人肺腑的電影。長相思,摧心肝。在戰場上,士兵的生命比身上的家書更脆弱,最終能夠和親人愛人圑聚者,又有幾人?信紙因歲月緩緩變黃,墨水漸漸退色,失去至親的哀痛難以平伏,內心的遺憾永遠不留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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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展出當年信差的臂章、証件、用具和照片,負責傳遞信件者,並非是身材魁梧、驍勇善戰的士兵,大部分都是10至15歲的初生之犢,Mały就是其一。在華沙起義期間,這些少年信差以細小的身軀,每日在混凝土廢墟縫隙中穿插,在臭氣沖天的污水渠爬行,平均每日送遞的信件超過3700份。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其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曾指出,我們為了置身事外的「輕」,往往回換來難以承受的「重」。我不清楚孩子們挺身而出是否昆德拉所說的「重」,但就是因為他們不懼犧牲、不辭勞苦,在槍林彈雨、炮火連天下,為戰士和家人帶來唯一慰撫。照片中孩子們的神情和Mały無異,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符的早熟與滄桑,總角之年就要挑上大人的擔子,既令人佩服、又讓人心酸。

凝視眼前靑銅像,再想起廣場前好動活潑的孩子,百感交集。

芬蘭第一偉人曼納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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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北歐小國芬蘭,國土窄長,資源匱乏,發展緩慢,長期受強鄰環伺。維京人、丹麥人先後入侵,十四世界被瑞典帝國統計,十九世紀落入俄羅斯帝國手上。

某年夏天,初次來到赫爾辛基。作為一國之首都,赫爾辛基沒有巴黎的繁華瑰麗、沒有倫敦的華燈璀璨、沒有紐約的多姿多采。不過,這個城市舒適宜人、沒有污染、規劃井井有條,加上芬蘭人誠懇踏實,是非常宜居的城市。不同於其他旅遊名城,赫爾辛基幾乎沒有那些非去不可的景點,詩經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我也樂得清閒,在市內閒逛。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令我非去不可的地方—曼納海姆故居博物館。

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是何方神聖?2004年,芬蘭廣播公司舉辦一項投票活動,由公眾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芬蘭人,調查結果公佈,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名芬蘭人當中,曼納海姆名列榜首。

曼納海姆故居位於海邊的一座小山丘上,其貌不揚,白色牆壁、紅瓦屋頂。故居周圍沒有任何引人注視的標記,只在門前豎立了一張小海報。我微感詫異,全國第一偉人的紀念館,門前陳設竟是如此簡單。也多虧這張小海報,否則,還以為去錯地方摸錯門!

我想,內儉、低調、不張揚、不浮誇,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嚮導小姐為我們介紹這所住宅。除了兩個房間改作展覽室陳列了大量勳章、獎狀、軍服,屋子其餘地方包括客廳、飯廳、書房、寢室、廚房、浴室等大致沒有大改動,室內傢俱物品都是屬於曼納海姆本人的。

曼納海姆生於1867年,19歲從軍。當時芬蘭仍被俄羅斯帝國,因此他效力的對象是俄軍。他隨俄軍參與了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曾被委派作情報員,走訪中國等遠東地區,查探各國虛實。經過深入調查,曼納海姆作出結論,認為滿清政府不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原因是軍備太落後,而且不少士兵染上鴉片毒癮。嚮導為我們播放了他出訪中國時所拍的照片。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帝國被列寧(Lenin)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推翻,芬蘭伺機宣布獨立。1918年1月,芬蘭發生內戰,曼納海姆回國,率領白軍戰勝有蘇俄背景的紅軍,成為英雄人物。1919年,52歲的曼納海姆競逐總統落選,自此,他淡出政壇,除了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大部分時間週遊列國。

故居展示他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集回來的物品,收藏豐富,包括地氈、刺繡、雕塑、戰皮、油畫、書籍,充滿東方情調,其中一張書桌,是從巴黎跳蚤市場買回來的,並特意請了一位華人工匠為桌腳刻上唐式浮雕。

Mannerheim Museum

整座宅子雖然談不是金碧輝煌,但也非常精巧別緻,顯示主人非常講究生活品味。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的寢室,也是整座宅子最簡陋的地方。寢室內的行軍床、小桌子、灰色班駁地氈,牆上掛上騎兵的圖畫,可以看出,半生戎馬的曼納海姆對其軍旅生崖有著不可捨割的情感。他在內戰結束後退役,可能未曾料到自己還會重披戰袍。

歷史不乏太器晚成之輩。晉文公重耳在外流亡19年,到61歲才回國繼承王位。姜太公出山輔助周文王已經83歲時。曼納海姆一生最重要的使命也是70歲後才開始的。

上世紀30年代,國際局勢波雲詭譎,歐洲大陸籠罩著陰翳的氣氛。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兩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9月,德國閃電進擊波蘭,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1月,野心勃勃的史達林下令蘇軍入侵芬蘭,冬戰(Winter War)爆發。兩國邊境由北至南,長達八百多英里,芬蘭全無天險可守,而且兵力少、部隊缺少訓練,軍備嚴重不足,加上英法等國因各自利益而袖手旁觀,芬蘭幾乎孤軍作戰。旁人眼中,芬蘭要抵御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如同螳臂擋車,無異是自取滅亡。

國難當頭,曼納海姆被任命為芬蘭元帥(Marshal of Finland),擔任芬蘭軍總司令,當時他已年屈72歳。曹操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和曼納海姆,前者的志向是治國平天下,後者為了救國於危急存亡之秋,但兩人同是令人欽佩的老驥烈士!Mannerheimintie_Mannerheim Square 02

曼納海姆採用遊擊戰術,化整為零,分散敵人兵力,以便逐一撃破。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下,槍林彈雨、砲火連天,勇敢的芬蘭軍人穿上白衣,利用雪撬,在白雪皚皚的密林中,拼死抗敵。他們偷偷將汽油箱放在蘇軍坦克車底下,將易燃物品塞入酒瓶,然後擲向坦克車底下的汽油箱引發爆炸,令蘇軍大吃苦頭。芬蘭人勇敢抗敵的事績,令世人刮目相看。

韓愈曾說過:「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國燕趙地區(今河北省)一帶,土地貧瘠、生活艱苦,造就了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名將樂毅、刺客荊軻、《趙氏孤兒》的程嬰與公孫杵臼、三國時代張飛等可歌可泣的英雄義士。比較河北地區,芬蘭更接近北極,生活同樣艱苦,我相信芬蘭人的血液中也有燕趙之士的特質。

我想,堅韌不拔、刻苦耐勞,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曼納海姆是一名務實主義者。雖然芬軍成功抵擋了蘇軍接二連三的功勢,但他深知兩國實力太懸殊,己方是不能支撐太久的。不過,曼納海姆不打算來個魚死網破,也不願意搖尾乞憐。他的企圖是減少己方傷亡,同時消耗蘇軍戰力,創造最有利條件,才和蘇聯議和。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將損失減至最低。

曼納海姆的努力沒有白費。後來,形勢轉變,蘇聯不欲在芬蘭的戰場繼續消耗下去。1940年3月,芬蘇言和,雙方簽署(Moscow Peace Treaty),芬蘭賠償11%的土地與及30%的資產,避免被完全呑拼的厄運。

不欲被蘇聯統治的芬蘭百姓選擇離鄕別井,遷往西邊,成為難民。冬戰後,芬蘭政府共接收了42萬名難民。同時,國內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加上蘇聯仍對其虎視眈眈,芬蘭是屋漏兼逢夜雨。此時納粹德國向芬蘭伸出援手。當然,德國也並非省油的燈,希德勒正準備對蘇聯用兵,他欲借助芬蘭,以助己一臂之力。

弱國無外交,古今皆然。要麽和德國合作,要麽坐以侍斃,成為蘇聯囊中之物。芬蘭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迫不得已,唯有接受德國物資支援和軍事協助,對抗蘇聯。既要和德國合作,共同對付蘇聯,但同時又不可過度靠攏,處處提防,以免成為傀儡,任憑控制。曼納海姆等人步步為營,可謂如坐針氈,如履薄冰。

1941年3月,「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爆發,在德軍的協助下,曼納海姆領導的芬軍一度奪回失去的領土,並佔領了東卡累利亞。此地是蘇聯境內,眾多芬蘭人居住的地方。

雖然傳來捷報,但曼納海姆等領導尚算克制,沒有被仇恨和貪婪沖昏頭腦。他們沒有不自量力,未有因為初嚐甜頭以貪得無厭,借機窮兵黷武,無限擴張領土。他們對外聲稱,其軍事行動,是為了維護領土安全。事實上,曼納海姆的部隊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直接參與其後的列寧格勒圍城戰(Siege of Leningrad,二次大戰一場慘烈戰役,傷亡人數高達400萬),而背負沉重戰爭責任。

我想,腳踏實地、安守本份、不好大喜功,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1944年,情況逆轉,英美蘇諸國組成聯盟,共同對抗德國為主的軸心國,芬蘭自然成為盟軍的敵人。6月,盟軍登陸諾曼第(Normandy),德國節節敗退。面對蘇軍排山倒海的進逼,曼納海姆領導的芬軍即使快將彈盡糧絕,但乃拒絕投降,擋下一波又一波的攻勢。這名老帥心知,戰敗在所難免,不過他尋求和蘇聯議和,而並非投降。因為太早停火,芬蘭只會失去自主權,命運無異於愛沙里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鄰國,遭受完全吞拼,淪為附庸。為了保持祖國的主權地位,他要求部隊苦苦支撐,因為他要耐心等待,讓英美等國能夠騰出手來,以阻止蘇聯吞拼芬蘭。

整個導賞約一小時,踏出博物館時,天色陰沉、烏雲翻滾,過了片刻,雨滴滴答答的落下。

1944年8月,久病纏身的曼納海姆成為總統,當時他已77歳。能夠成為一國元首原本是引以為榮之事,但估計他成為總統時,心情也像陰天一樣,憂鬱壓抑。當時,全國一片愁雲慘霧,曼納海姆以戰敗國總統身份,負責和蘇聯議和,處理善後工作,在這嚴峻時刻,只有他兼具國內支持及國際聲望,可以代表芬蘭,和戰勝國談判,力挽大廈於傾傾,將賠償降至最低。同年9月,曼納海姆等侍的時機到了,一方面,蘇聯打算和芬蘭停戰,以集中兵力對付德國,另一方面,英美兩國也出面協調(盟軍諸國也是各懷鬼胎,英美不欲蘇聯在芬蘭身上撈到太多好處)。芬蘇兩國簽署莫斯科停戰協定(Moscow Armistice),前者割讓八分之一土地,賠償三億美元(按照通脹計算,大概是今天的四十億),並負責趕走境內德軍。雖屬戰敗國,嚴格來說,芬蘭並非軸心國,除了對抗蘇聯,沒有侵略其他國家,也沒有屠殺猶太人,應寄以同情。但國與國的博奕,從來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勝王敗寇,誰教自己形勢不如人!

想起了晚清的李鴻章,他在72和78歲時,代表滿清政府,分別簽下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含恨而終。如果這位中堂大人和曼納海姆相遇,說不定會引為知己。不過,曼納海姆比李宗堂幸運何止百倍,他不用背負賣國賊的黑鍋,沒有成為喪權辱國千古罪人,更贏得國人的諒解、尊敬,成為國家英雄。

曼納海姆不似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開疆拓土,在戰場上取得輝𤾗戰果;也不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縱橫捭闔,在外交場上運籌帷幄。不過,曼納海姆的偉大,是他在重要的時候,做自己應做的事。他在危急關頭,挑起重擔子,力挽狂瀾,領導國人對抗外敵,用雙手改變命運。二戰後,蘇聯邊境眾多接壤國,惟有芬蘭,能夠保持其主權獨立和民主制度,令芬蘭蠃得世人稱頌。想起了漢高袓劉邦的一句話:「大丈夫,應當如此!」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避雨。半小時後,雨漸停,可以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雨後總會出現陽光。芬蘭這蕞爾小國,數百年來遭列強欺凌,苦苦掙扎求存,跌跌撞撞、步履蹣跚,但終於在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下,走出苦難,茁壯成長。1952年,芬蘭償還所有賠款,冷戰期間,保持中立,沒有投入英美懷怉而招致蘇聯猜忌。21世紀,已成為世界上富裕國家之一,國家競爭力、教育素質、國民快樂指數皆名列前茅。

我想,自強不息、逆境求存,這也是芬蘭人的個性!

 

參考資料:
吳祥輝,《芬蘭驚艷: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的故事》,台北:遠流,2006。

埃文河畔尋訪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麥克白(Macbeth)裡寫道:「人生如痴人說夢,充滿喧嘩和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Life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由於留存文獻匱乏,後人對這位文壇巨匠生平所知不詳。1564年他出生於英格蘭中部地區的斯特拉特福鎮 (Stratford-upon-Avon), 約二十多歲離鄉別井前往倫敦發展,在劇壇大放異彩,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劇本和詩詞。在倫敦打滾多年後,他於1616年選擇回故鄉頤養天年,從此過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浮華和璀璨後一切歸於平淡樸實,直至終老。本文開首引文就是莎翁領唔了人生的虛幻與無常後的內心剖白。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斯特拉特福鎮距離校園僅一小時車程。某年二月,一個乍暖還寒的早上,與友人結伴前往遊覽。鎮上仍保留不少都鐸時期的橡本建築,其中還包括數間莎翁及其家人的住所。當天是平Shakespeare's Birthplace 10日的上午,遊客尚未蜂擁而至,我與同伴在古色古香的街道閒逛蹓躂,仿如回到伊利莎白年代,趣味盎然。莎翁的出生居所亦已長期開放予遊人參觀,在其故居內緩緩踱步,或能感受大文豪的創作詩魂就近在咫尺。

聞名遐邇的埃文河(River Avon,又譯雅芳河、艾芬河)距離市中心僅數步之遙。英國不少文人都和水結下了不解之緣,英格蘭北部的湖區 (Lake District) 和南部的泰吾士河,分別孕育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及彌爾頓 (John Milton) ,而這條蜿蜒但溫柔的埃文河,就灌溉了莎翁這位"吟遊詩人"的創作心靈。春寒料峭,大地剛從冬眠甦醒,一副眼忪忪,懶洋洋的樣子,儘管未有繁花盛放和鶯歌燕語,但在草色青青和流水涓涓陪伴下,花半日在此漫步依然感受悠然自得。毫無疑問,如詩如畫的鄉土情懷和自然純樸的小鎮風情啟發了莎翁無數創作靈感。

河畔有一座愈八百年歷史的中古世紀教堂。教堂與河流,一剛一靜、一靜一動,卻又說不出的和諧,似天造地設的一對。這座其貌不揚的教堂來頭不小,它就是莎翁出生受洗和安葬的聖三一教堂 (Holy Trinity Church),據說教堂今貌和莎翁時期大致相同,改動不大。除了北牆掛着莎翁的半身雕像,教堂仍保存他繈褓之時受洗所用的水盆。莎翁的墓地就在祭壇前的地上,供遊人瞻仰。

2003年,教堂因日舊失修而導致屋頂有坍塌之虞。一個名為 Friends of Shakespeare Church 的組織因此成立,目的就是為教堂籌募經費以作修葺之用 ,令其免於被迫關閉厄運。這則消息受到廣泛報導,成立數年已從River Avon 01民間籌得過百萬英鎊的經費,其中更有遠自美國的捐款,令教堂倖免於難。這種源自民間的自發運動頗令人動容。君不見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國長城身上的石磚正被他以往保護的老百姓的不屑子孫無情地遷拆、搬動,被用作搭橋、鋪路、蓋房子,甚至圍豬欄!每想及此,百感交集。

莎士比亞最偉大處,不在於詞藻的華麗優美或劇本的澎湃張力,而是他觀察入微,將人性看得徹底透徹並入木三分地呈現在劇本角色裡。莎翁作品晚期較早期優勝,悲劇比喜劇出色 (研究文學者一定痛罵我大言不慚) 。他的作品裡有不少人物非天生大奸大惡之徒,但由於他們被身上的弱點包括愚昧、貪婪、憤怒、嫉妒、自大、偏執、自私等支配了行為而造成一幕幕悲劇。有趣的是,莎翁筆下那些悲劇人物不少是帝王將相或達官貴人,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的本性不會因身份貴賤而有所差異。其實那些帝王將相所犯過失與一般平民百姓大同小異,不過由於身份、權力和財富,前者的過失不僅導致妻離子散,而是釀成宮廷傾軋,禍起蕭牆,進而就是戰火連天,生靈塗炭,牽連之廣、影響之深比後者遠過之。這究竟是劇情所需還是作者弦外之音,則非我所能解答。

中國戲曲遙遠流長,題材亦甚為廣泛,包括才子佳人、清宮審案、忠臣孝子、神仙鬼怪等,不過如莎劇般以大人物題材,真實歷史人物也好,虛構創作角色也好,則鮮見於我國古代劇目。可能中國自古君權至上、皇帝唯我獨尊,在此基礎上,思想輿論受嚴密控制,劇作家亦要自我審查,頂多寫一些賢臣良將忠肝義膽的故事,如近期上映,改編自元雜劇的電影趙氏弧兒,否則被斷章取義,給他人以口實,今天參你緬懷前朝,明天控你誹謗朝廷,後天告你意圖謀反,這可是腦袋搬家、株連九族的大罪!

莎士比亞時代,中產階級崛起,早期資本主義開始芽牙,提供了一個開放包容的創作空間,使他寫下如此多之曠世經典。更令人欣慰的是,英國既沒有文字獄,也沒有焚書坑儒,莎翁的文字因此能留芳百世,成為不朽的文學瑰寶。這是莎翁的幸運,更是英國人的福氣。

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

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泡湯了

籌劃經年,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由於政府和業主無法達成共識而胎死腹中。三年前,當政府公佈此項收復計劃曾引來一埸哄動,參觀李小龍故居更曾被美國時代雜誌網站評選為25項「亞洲體驗」的李小龍故居,始料未及,三年後,轉眼一切成空,俱往矣。看到有關報導,感到悵然若失。

別誤會,其實我並非一名李小龍粉絲或武術迷。我對李小龍的過去和成就,知之甚少; 對武術更是一竅不通。約十年前,一代歌后鄧麗君生前的最後居所,位於赤柱的一幢精緻別墅因經營管理困難,被鄧麗君基金會出售,易手後已被拆卸。伊人已逝,居所亦隨主人而去,遺下的只有綿綿餘恨和裊裊餘音。

多年來,為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挑戰和配合城市的高速發展,我們已經習慣地奉「自由市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規條,視「經濟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金科玉律,於是數之不盡的珍貴文化遺產已慘遭踐踏、遷拆、破壞、消滅,或消失殆盡、或面目全非。

與香港同樣寸土呎金的金融中心倫敦,已開放的名人故居或紀念埸所不勝枚舉,相關名人包括前首相邱吉爾、軍事英雄威靈頓、皇妃載安娜、詩人濟慈、大文豪狄更士、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心理學家弗洛依德,還有無數在大街小巷、公共埸所的雕塑、石碑,表達對前人功績的感恩、對先賢達士的緬懷和對過去歷史的尊敬。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保護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工作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舊建築,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的建築,外牆上均被掛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倫敦市被掛上藍牌的建築之多有如星羅棋布,根據官方網站,已愈八百五十處。

香港情況又如何?據本人所知,本港唯一為名人開闢而供公眾參觀的紀念場地,乃位於上環的孫中山紀念館,人家畢竟來頭大,總要為他找一處紀念體面的地方供人瞻仰。補充一點,此紀念館前身乃富商何甘棠故宅而非國父故居,而國父本人更未曾踏足此處。

數百年來,多少文人雅士、知識分子、藝壇領袖、官商巨賈都曾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斯人已逝,輕舟已過萬重山。他們的故事已乏人問津,而他們替本港付出的貢獻被逐漸遺忘,他們為後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亦隨歲月流逝。俱往矣,一切不愖回首。

保留名人故居和歷史建築,並非僅為增添一兩處旅遊觀光名勝或週末逍遣去處。文化的保護推廣和教育,除了表達對先輩恩德的感念,更可培養大眾對社會的歸屬感,提昇市民的人文素質和精神文明。近幾年香港不是積極推動甚麼「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嗎?其實從耳濡目染的人文環境成長和透過課堂書本學習對我們的下一代同樣重要。

因此,令我不能釋懷的是,香港自稱為國際大都會,我們沒有包容的胸襟去保護日漸消失的舊有事物,更欠缺長遠的目光為下一代留下精神遺產,此精神遺產是擁有再豐盛的物質財富都不能換取的。

一齣贏盡票房口碑的「歲月神偷」僅能拯救一條街道,卻不足以改變當局者的思維。

一個被遺忘過去的城市就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不知從何方而來,更不知向何處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學懂撫今追昔,才可承先啟後;曉得溯古追今,方能繼往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