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第一偉人曼納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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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北歐小國芬蘭,國土窄長,資源匱乏,發展緩慢,長期受強鄰環伺。維京人、丹麥人先後入侵,十四世界被瑞典帝國統計,十九世紀落入俄羅斯帝國手上。

某年夏天,初次來到赫爾辛基。作為一國之首都,赫爾辛基沒有巴黎的繁華瑰麗、沒有倫敦的華燈璀璨、沒有紐約的多姿多采。不過,這個城市舒適宜人、沒有污染、規劃井井有條,加上芬蘭人誠懇踏實,是非常宜居的城市。不同於其他旅遊名城,赫爾辛基幾乎沒有那些非去不可的景點,詩經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我也樂得清閒,在市內閒逛。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令我非去不可的地方—曼納海姆故居博物館。

曼納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是何方神聖?2004年,芬蘭廣播公司舉辦一項投票活動,由公眾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芬蘭人,調查結果公佈,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名芬蘭人當中,曼納海姆名列榜首。

曼納海姆故居位於海邊的一座小山丘上,其貌不揚,白色牆壁、紅瓦屋頂。故居周圍沒有任何引人注視的標記,只在門前豎立了一張小海報。我微感詫異,全國第一偉人的紀念館,門前陳設竟是如此簡單。也多虧這張小海報,否則,還以為去錯地方摸錯門!

我想,內儉、低調、不張揚、不浮誇,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嚮導小姐為我們介紹這所住宅。除了兩個房間改作展覽室陳列了大量勳章、獎狀、軍服,屋子其餘地方包括客廳、飯廳、書房、寢室、廚房、浴室等大致沒有大改動,室內傢俱物品都是屬於曼納海姆本人的。

曼納海姆生於1867年,19歲從軍。當時芬蘭仍被俄羅斯帝國,因此他效力的對象是俄軍。他隨俄軍參與了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曾被委派作情報員,走訪中國等遠東地區,查探各國虛實。經過深入調查,曼納海姆作出結論,認為滿清政府不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原因是軍備太落後,而且不少士兵染上鴉片毒癮。嚮導為我們播放了他出訪中國時所拍的照片。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帝國被列寧(Lenin)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推翻,芬蘭伺機宣布獨立。1918年1月,芬蘭發生內戰,曼納海姆回國,率領白軍戰勝有蘇俄背景的紅軍,成為英雄人物。1919年,52歲的曼納海姆競逐總統落選,自此,他淡出政壇,除了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大部分時間週遊列國。

故居展示他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集回來的物品,收藏豐富,包括地氈、刺繡、雕塑、戰皮、油畫、書籍,充滿東方情調,其中一張書桌,是從巴黎跳蚤市場買回來的,並特意請了一位華人工匠為桌腳刻上唐式浮雕。

Mannerheim Museum

整座宅子雖然談不是金碧輝煌,但也非常精巧別緻,顯示主人非常講究生活品味。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的寢室,也是整座宅子最簡陋的地方。寢室內的行軍床、小桌子、灰色班駁地氈,牆上掛上騎兵的圖畫,可以看出,半生戎馬的曼納海姆對其軍旅生崖有著不可捨割的情感。他在內戰結束後退役,可能未曾料到自己還會重披戰袍。

歷史不乏太器晚成之輩。晉文公重耳在外流亡19年,到61歲才回國繼承王位。姜太公出山輔助周文王已經83歲時。曼納海姆一生最重要的使命也是70歲後才開始的。

上世紀30年代,國際局勢波雲詭譎,歐洲大陸籠罩著陰翳的氣氛。1939年8月,納粹德國和蘇聯兩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9月,德國閃電進擊波蘭,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1月,野心勃勃的史達林下令蘇軍入侵芬蘭,冬戰(Winter War)爆發。兩國邊境由北至南,長達八百多英里,芬蘭全無天險可守,而且兵力少、部隊缺少訓練,軍備嚴重不足,加上英法等國因各自利益而袖手旁觀,芬蘭幾乎孤軍作戰。旁人眼中,芬蘭要抵御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如同螳臂擋車,無異是自取滅亡。

國難當頭,曼納海姆被任命為芬蘭元帥(Marshal of Finland),擔任芬蘭軍總司令,當時他已年屈72歳。曹操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和曼納海姆,前者的志向是治國平天下,後者為了救國於危急存亡之秋,但兩人同是令人欽佩的老驥烈士!Mannerheimintie_Mannerheim Square 02

曼納海姆採用遊擊戰術,化整為零,分散敵人兵力,以便逐一撃破。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下,槍林彈雨、砲火連天,勇敢的芬蘭軍人穿上白衣,利用雪撬,在白雪皚皚的密林中,拼死抗敵。他們偷偷將汽油箱放在蘇軍坦克車底下,將易燃物品塞入酒瓶,然後擲向坦克車底下的汽油箱引發爆炸,令蘇軍大吃苦頭。芬蘭人勇敢抗敵的事績,令世人刮目相看。

韓愈曾說過:「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國燕趙地區(今河北省)一帶,土地貧瘠、生活艱苦,造就了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名將樂毅、刺客荊軻、《趙氏孤兒》的程嬰與公孫杵臼、三國時代張飛等可歌可泣的英雄義士。比較河北地區,芬蘭更接近北極,生活同樣艱苦,我相信芬蘭人的血液中也有燕趙之士的特質。

我想,堅韌不拔、刻苦耐勞,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曼納海姆是一名務實主義者。雖然芬軍成功抵擋了蘇軍接二連三的功勢,但他深知兩國實力太懸殊,己方是不能支撐太久的。不過,曼納海姆不打算來個魚死網破,也不願意搖尾乞憐。他的企圖是減少己方傷亡,同時消耗蘇軍戰力,創造最有利條件,才和蘇聯議和。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將損失減至最低。

曼納海姆的努力沒有白費。後來,形勢轉變,蘇聯不欲在芬蘭的戰場繼續消耗下去。1940年3月,芬蘇言和,雙方簽署(Moscow Peace Treaty),芬蘭賠償11%的土地與及30%的資產,避免被完全呑拼的厄運。

不欲被蘇聯統治的芬蘭百姓選擇離鄕別井,遷往西邊,成為難民。冬戰後,芬蘭政府共接收了42萬名難民。同時,國內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加上蘇聯仍對其虎視眈眈,芬蘭是屋漏兼逢夜雨。此時納粹德國向芬蘭伸出援手。當然,德國也並非省油的燈,希德勒正準備對蘇聯用兵,他欲借助芬蘭,以助己一臂之力。

弱國無外交,古今皆然。要麽和德國合作,要麽坐以侍斃,成為蘇聯囊中之物。芬蘭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迫不得已,唯有接受德國物資支援和軍事協助,對抗蘇聯。既要和德國合作,共同對付蘇聯,但同時又不可過度靠攏,處處提防,以免成為傀儡,任憑控制。曼納海姆等人步步為營,可謂如坐針氈,如履薄冰。

1941年3月,「繼續戰爭」(Continuation War)爆發,在德軍的協助下,曼納海姆領導的芬軍一度奪回失去的領土,並佔領了東卡累利亞。此地是蘇聯境內,眾多芬蘭人居住的地方。

雖然傳來捷報,但曼納海姆等領導尚算克制,沒有被仇恨和貪婪沖昏頭腦。他們沒有不自量力,未有因為初嚐甜頭以貪得無厭,借機窮兵黷武,無限擴張領土。他們對外聲稱,其軍事行動,是為了維護領土安全。事實上,曼納海姆的部隊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直接參與其後的列寧格勒圍城戰(Siege of Leningrad,二次大戰一場慘烈戰役,傷亡人數高達400萬),而背負沉重戰爭責任。

我想,腳踏實地、安守本份、不好大喜功,這是芬蘭人的個性。

1944年,情況逆轉,英美蘇諸國組成聯盟,共同對抗德國為主的軸心國,芬蘭自然成為盟軍的敵人。6月,盟軍登陸諾曼第(Normandy),德國節節敗退。面對蘇軍排山倒海的進逼,曼納海姆領導的芬軍即使快將彈盡糧絕,但乃拒絕投降,擋下一波又一波的攻勢。這名老帥心知,戰敗在所難免,不過他尋求和蘇聯議和,而並非投降。因為太早停火,芬蘭只會失去自主權,命運無異於愛沙里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鄰國,遭受完全吞拼,淪為附庸。為了保持祖國的主權地位,他要求部隊苦苦支撐,因為他要耐心等待,讓英美等國能夠騰出手來,以阻止蘇聯吞拼芬蘭。

整個導賞約一小時,踏出博物館時,天色陰沉、烏雲翻滾,過了片刻,雨滴滴答答的落下。

1944年8月,久病纏身的曼納海姆成為總統,當時他已77歳。能夠成為一國元首原本是引以為榮之事,但估計他成為總統時,心情也像陰天一樣,憂鬱壓抑。當時,全國一片愁雲慘霧,曼納海姆以戰敗國總統身份,負責和蘇聯議和,處理善後工作,在這嚴峻時刻,只有他兼具國內支持及國際聲望,可以代表芬蘭,和戰勝國談判,力挽大廈於傾傾,將賠償降至最低。同年9月,曼納海姆等侍的時機到了,一方面,蘇聯打算和芬蘭停戰,以集中兵力對付德國,另一方面,英美兩國也出面協調(盟軍諸國也是各懷鬼胎,英美不欲蘇聯在芬蘭身上撈到太多好處)。芬蘇兩國簽署莫斯科停戰協定(Moscow Armistice),前者割讓八分之一土地,賠償三億美元(按照通脹計算,大概是今天的四十億),並負責趕走境內德軍。雖屬戰敗國,嚴格來說,芬蘭並非軸心國,除了對抗蘇聯,沒有侵略其他國家,也沒有屠殺猶太人,應寄以同情。但國與國的博奕,從來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勝王敗寇,誰教自己形勢不如人!

想起了晚清的李鴻章,他在72和78歲時,代表滿清政府,分別簽下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含恨而終。如果這位中堂大人和曼納海姆相遇,說不定會引為知己。不過,曼納海姆比李宗堂幸運何止百倍,他不用背負賣國賊的黑鍋,沒有成為喪權辱國千古罪人,更贏得國人的諒解、尊敬,成為國家英雄。

曼納海姆不似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開疆拓土,在戰場上取得輝𤾗戰果;也不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縱橫捭闔,在外交場上運籌帷幄。不過,曼納海姆的偉大,是他在重要的時候,做自己應做的事。他在危急關頭,挑起重擔子,力挽狂瀾,領導國人對抗外敵,用雙手改變命運。二戰後,蘇聯邊境眾多接壤國,惟有芬蘭,能夠保持其主權獨立和民主制度,令芬蘭蠃得世人稱頌。想起了漢高袓劉邦的一句話:「大丈夫,應當如此!」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避雨。半小時後,雨漸停,可以繼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雨後總會出現陽光。芬蘭這蕞爾小國,數百年來遭列強欺凌,苦苦掙扎求存,跌跌撞撞、步履蹣跚,但終於在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下,走出苦難,茁壯成長。1952年,芬蘭償還所有賠款,冷戰期間,保持中立,沒有投入英美懷怉而招致蘇聯猜忌。21世紀,已成為世界上富裕國家之一,國家競爭力、教育素質、國民快樂指數皆名列前茅。

我想,自強不息、逆境求存,這也是芬蘭人的個性!

 

參考資料:
吳祥輝,《芬蘭驚艷: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的故事》,台北:遠流,2006。

協和廣場的亡魂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巴黎市中央,廣場倚靠風光旖旎的塞納河,東側是古典精致、綠草如茵的杜勒麗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西側是著名的香榭麗舍大道(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的起始點,沿著大道行西去,可直達宏偉壯麗、雕欄玉砌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廣場中央直插雲霄的埃及方尖碑傲然而立,四周豎起十多座巴洛克式雕塑及噴泉宏大雄偉,廣場仿似在誇耀法蘭西的光輝歲月,懾人心魄。

Place de la Concorde 09可是有多少到訪者知道,這座華麗的廣場,在十八世紀未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是那血跡斑斑,惡名昭彰,令人不寒而憟的斷頭臺行刑場。

後人總為革命披上光榮、偉大、神聖、悲壯、浪漫的華麗衣裳。這是全部真相?

表面上,大部分的革命旨在推翻獨裁,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革命往往和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1775年,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登基,歷經路易十四(Louis XIV)窮兵黷武、大興土木與路易十五(Louis XV)的揮霍無度、窮奢極欲,國家已是風雨飄搖。(延伸閱讀:《繁華與滄桑:凡爾賽宮的前世今生》)國庫空虛,稅徭沈重,貧富嚴重不均,加上糧食短缺,農作失收,大地發出淒厲的悲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縱觀人類歷史,革命總是離不開暴力,老毛也曾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民眾因飢餓與貧困而發動暴亂、騷動及搶劫。「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當暴動之火一旦燃點,其他民眾就紛紛效法,結果動亂就以星火燎原,風卷殘雲之勢蔓延,到了1789年7月14日 ,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並摧毀了巴士底監獄(Bastille),後世以此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起點。Place de la Concorde_Obélisque 01

巴士底監獄是中世紀時期建成的堡壘,最初是為了軍事防禦目的而建,後來成為一座典獄,到了路易十四時,王權達到極致,囚禁了不少政治犯及異見人仕。路易十四後,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管制逐漸寛容和寬鬆,巴士底已逐漸失去其作用。1789年,當怒髮沖冠的群眾攻陷巴士底時,獄中僅囚禁了七名罪犯,而且全都不是政治犯。更甚者,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被群眾毒打後殺害,其首級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偉大的革命就以群衆的蠻橫行動揭開了序幕。革命者就以攻陷巴士底監獄作為大革命的里程碑及代表性標誌,後來7月14日 更被定為法國國慶日。

平心而論,比起路易十四及十五,路易十六談不上是一名壞君主,即使在革命前,他已嘗試改革求進。巴士底事件後,國王同意君主立憲,改革稅制,及取消貴族和教會特權。不幸的是,循序漸進的改革在短期內是沒有顯著成效的,新政策非但沒有舒緩公眾的情緒,反而認為國王沒有誠意推行改革,人民滿腔努火,局勢更加動盪不安。

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道:「革命並不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每況愈下而引起。一個嚴刑峻法的國家,人民都非常有耐性、似乎若無其事地忍受,但法律一旦寬鬆,他們就會開始反抗。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之前的政權更開明,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壞政府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剛開始改革的時候。……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提出想脫離苦難的建議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被消除的苦難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還有其他苦難存在,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減輕,人們感覺反而更強烈。步向滅亡的封建制度比起其最強盛時更能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微不足道的專橫政策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所有的專制更難以忍受……」

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某處政局不穩時,總是謠言四起。當民眾對路易十六的改革逐漸失去耐性時,流言蜚語不絕於耳。例如有謠傳國王打算派軍隊鎮壓平民,外國軍隊即將入侵,殺手到處出沒。後來,又盛傳王后瑪麗(Marie Antoinette)和兒子路易十七亂倫;這類謠言其實和時局風馬牛不相及,卻加深了民眾對皇室仇視。不知瑪麗王后那句「名言」:「人民沒麵包吃就給他們蛋糕吧!」是否也是始於大革命時期。(題外話,此句和晉惠帝説的「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極其相似,我懷疑是抄襲。)

巴黎市彌漫不安氣氛,民眾情緒日益不穩,怨恨憤怒接近沸騰點,激進勢力乘機抬頭,令風燭殘年的波旁王朝雪上加霜。到了1793年,可憐的路易十六與瑪麗王后先後被推上斷頭臺,身首異處。兒子路易十七被囚禁並虐待至死,年僅10歲。

從前的因,今天的果;前人作孽,要由後世子孫承受,命運之弄人,歷史之擺佈,令人不勝唏噓慨嘆。

每當一個王權被革命迅速推翻後,新制度的建立仍在摸索階段,此時便會出現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當統治者之間、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往往訴諸暴力。

如果說革命是制度的更換,那麼它既要破壞,亦要建設,既要推翻舊制度,更要建立新制度。革命又往往離不開暴力,但暴力僅能破壞,不能建設。矛盾的是,在革命的熊熊烈焰下,人們會沉溺於使用暴力,以為暴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金科玉律,結果舊社會被打得稀巴爛,新制度的建立是遙遙無期。

暴力會令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凶狠乘戾。革命分子變得更激進,不容異己,哪怕是稍為溫和的意見。在他們眼中,非黑即白,非左則右,非友即敵,非此則彼。不是革命派就是保皇黨,不是革命義士就是反革命分子,從此再沒有中庸之道或中間路線。人們逐漸殺紅了眼,過去的激進者被更激進人仕取替。昨天是革命元勳,今日成了反革命罪人。昔日手執權仗判決定他人生死,今朝輪到自己成為斷頭臺的亡魂。揭竿起義,透過革命建立共和的理想,拋到九霄雲外。

君主立憲派被主張共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轟下台,後來吉倫特派被更激進的雅各賓黨(Jacobin)取而代之,巴黎陷入白色恐佈。雅各賓黨掌權後又發生內哄,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鏟除了昔日的革命伙伴埃貝爾(Jacques René Hébert)和丹東(Georges Danton)。不久,羅伯斯比也被推上斷頭臺。

據記載,1791-1794短短4年間,共有7萬人成為斷頭臺的刀下亡魂,更諷刺的是,不少遭處決者都不是當初掀起革命要「革」的對象,如皇室、貴族、教會人仕等特權階級。

因共和而獨裁,為了自由而專制,又假惜公義之名而使用暴力,這就是偉大的革命?

面對永無休止的殺戮,民衆漸漸懷念當年波旁王朝的日子。時勢造英雄,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橫空出世,收拾殘局。1804年,他加冕稱帝,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共和國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國民推倒帝制,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後,他們又擁護新皇帝,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後來拿破崙政權被歐洲列強推翻,波旁王朝復辟,之後又被七月王朝取而代之。接著,第二共和國成立,數年後,法國又恢復帝制,法蘭西第二帝國取替了共和國。

亂哄哄,你方唱擺我登場。

專制,共和,專制,共和……歷史吊鐘在專制與共和之間搖擺。要到1870年,即革命的81年後,專制才退下歷史舞臺。

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法國會經過動盪不安、反反覆覆、流血千里的過程尋找其共和之路,某些國家如大不列顛卻大相徑庭,緩慢但循序漸進性地改變政治制度來配合社會架構變遷、經濟結構轉型,找出最適合國情的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及議會式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減輕階級矛盾而引致的傷亡。

當教科書,慶典,媒體替某某革命、運動盲目地歌功頌德,推祟備至,而不去回顧歷史,不看事情的正反兩面,我們也永遠不能從歷史吸取經驗和教訓。

我愛讀史。當我沈澱那浩瀚的歷史長河和悠悠的歲月時光,思想領域會發現一片又一片新大陸,豁然開朗。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共勉之。

波希米亞的明珠—布拉格

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形容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皇冠上最珍貴的寶石(Prague is the most precious stone in the crown of towns.)

Old Town_Clock Tower View_Tyn Church 03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趁冬日休課期間,暫時拋下塵世俗務,與友人同遊布拉格。時光荏苒,距今已是一紀之遙,但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抵達布拉格,在酒店放下細軟,第一個目的地就昰舊城區,一抵達舊城區,我頓時愛上了布拉格。城區裡的教堂、市政廳、宮殿、劇院、天文樓、火藥塔,石路,歷史文化沈澱,宛若時光凝固色彩繽紛,恍如去到童話世界,目不暇及,令人樂而忘返。

有別於巴黎市中心都市規劃所強調建築的工整對稱,舊城區似乎未經任何規劃,不同年代、風格、色彩、大小、線條、高低的建築將市中心廣場團團包圍。令人詫異的是,建築群不但沒有顯得雜亂無章,反而在互相輝映襯托下,舊城區的整體美感得以昇華,仿如原野上百花競放,嫣紅姹紫下之自然美景。

廣場有一鐘樓,登上鐘樓頂鳥瞰舊城區,看到那醉人美景,頓時呆了。冬日暖陽斜灑,與色彩絢麗的廣場建築交纏,色彩眩目,如同視覺盛宴,令人如痴如醉。層層疊疊的磚紅色屋頂形成一片紅海,與藍天白雲交融,相映成趣。穿梭那街頭巷尾是另一樂也,在鐘樓下古城巷內,明明「山窮水覆疑無路」,轉瞬間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處老房子戶外庭院忽然映入眼前。此外,在舊城廣場某角落咖啡店內,細品紅茶醇香,觀賞廣場四週之絢麗多姿、靜聽鍾樓之鐘聲妙𩐳,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從舊城區信步往西就會抵達伏爾塔瓦河(Vltava)。此川流不息的長河,既非「滾滾長江東逝水」之氣勢磅礡,亦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般氣吞天下,而是宛若溫柔慈祥的母親,孕育了波希米亞的璀璨文化。抬頭遠眺對岸,那巍峨壯麗的哥德式聖維特教堂River Vltava View 09(St Vitus Cathedral)昂然挺立在小山丘上的城堡區,尖塔高聳入雲,突顯其神聖不可侵犯。教堂從多個世紀以前就一直鳥瞰山下的布拉格城,在悠悠歳月中守護她。教堂往下看,那櫛比鱗次、色彩斑斕的老房子從山丘伸延到伏爾塔瓦河河邊,侊如歡欣跳躍的音符,令到四處洋溢輕鬆愉悅的氣氛。詩詞畫意的河邊風景卷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橫跨伏爾加河的查理斯古橋(Charles Bridge),連繫了舊城區與對岸小城區。多年來,管他風吹雨打,滄海桑田,這道古橋樑依舊屹立不動,與斯立夫民族的堅韌不屈源出一脈。橋上三十座精雕細琢的石像,不知目睹多少人的悲歡離合,更不知見證了多少朝代的興衰交替。我渴望這道橋是永無盡頭的,無奈事與願違,明明是緩步而行,卻似疾步而飛。世上所有美好事情總是轉瞬即逝,走畢橋後,依依惜別、無限眷戀。来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在橋上,我情不自禁啍起了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的《我的祖國》(My Fatherland)第二樂章,旋律浪漫動人,猶如向聽眾娓娓道出了伏爾加河那波瀾壯闊、風雲激蕩的歳月。德弗乍克(Antonin Dvorak)的《新世界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也是我非常鐘愛的捷克交響樂曲,尤其是第二樂章,作曲家悠悠鄉愁溢於言表,處處流露出相思眷戀之情。正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每次聽畢這兩首交響詩,都覺餘音裊裊,繞樑三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講到音樂,不可不提布拉格與莫札特(Wolfgang Mozart)之不解淵源。當年音樂神童在維也納陷入事業低潮,相反,他在布立格卻深受愛戴。後來他在布拉格完成了歌劇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並在當地首演,盛況空前。後來莫札特逝世,布拉格為他舉行了彌撒,萬人追悼。難怪他生前曾感慨地道:「知我者布拉格也」,可見布拉格人是莫札特的知音。

記得某名人曾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在我心目中,布拉格的建築是最扣人心弦的凝固音樂,波希米亞的音樂是最感人心脾的流動建築。比起南歐人的熱情奔放,捷克人顯得沈默寡言,但從對建築和音樂的品味和追求來看,他們骨子也是浪漫多情的。

捷克向來都是命途多舛,地理上屬歐洲中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強敵覬覦從未休止。捷克曾被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統治達四百年,一次世界大戰後好不容易才宣告獨立。可惜1938年被德軍入侵,對方迅雷不及耳,兵不血刃就佔領了布拉格。同樣事情又發生在1968年,這次輪到蘇軍。同樣地,對方如入無人之境,布立格轉瞬間便淪陷了。兩次被入侵,市民都沒有激烈抵抗,反正打不過就不如不打,保留實力再伺機而動。由於沒有遭遇槍林彈雨,布拉格古城幾乎絲毫無損。

另一邊廂,1944年,捷克的鄰國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義,企圖從德軍手中奪回首都。起義軍「寧為肉碎,不作瓦存」,激烈火拼下,不但「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華沙古城慘遭摧毀,最終更被夷為平地,僅餘一大片斷垣殘壁。由於布拉格人的「無為」,布拉格這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留。Old Town_Klementinum 07

捷克人不僅天生浪漫,更天生一副傲骨。在強敵當前,捷克人既不慷慨就義或拼個魚死網破,亦沒有擺出阿諛諂媚或搖尾乞憐的姿態,而是以沉默作拒絕,以忍耐作抵抗,除此以外,他們堅韌不屈地更進行長期抗爭。捷克作家克拉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英譯: The Spirit of Prague)一書中描述知識分子如何透過地下集會、地下硏討會、出版地下刊物,用筆桿子極權政府進行鬥爭。1989年,天鵝絨革命爆發,人民終於得嘗所願,推翻專制政權。捷克人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擁有自己的民選總統和國會。1968年,布拉格在沒有抵抗下被蘇軍佔領,差不多30年後,又幾乎沒有流血情況下重投布拉格巿民懷抱。兩次「變天」都幾乎沒有傷亡,此例在歷史上屬鳯毛麟角,堅韌,忍耐、克制、樂觀、理性、睿智,缺一不可。

1990年5月,捷克走向民主自由後第一次舉行布拉格之春音樂節。開幕演奏會極富劃時代意義意義。演奏樂章是洋溢愛國情懷的《我的祖國》,而且更由流亡海外達四十年的名指揮家庫比利克(Rafael Kubelik)負責揮棒指揮,象徵國家擺脫專制統後重獲新生。演奏完畢全場站起掌聲雷動,聽眾情緒高漲,慷慨激昂,喝采之聲此起彼伏,久久不止。他們不僅聽了一場悠揚悅耳,觸動心弦的演奏,更聽到自己民族在歷盡災劫後重新站起的勝利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