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面咖啡桌、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格林斯坦咖啡館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是其常客。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精通土耳其語。圍城期間，他到城外打探消息，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當中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延伸閱讀：《繾綣華沙咖啡館》)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彼得·艾騰貝格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他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

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維也納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譯。《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瑞士琉森湖上堪藍天空，懶洋洋的白雲在飄飄盪盪，清澈碧綠的湖水在山中流躺，波光粼粼，水光瀲灧。白皚皚的雪山將天空和湖水分隔開。遙看那巍峨的山峰，奇峰兀立、峰巒叠嶂，其個性與藍天碧湖截然不同，卻又如此配合，果真是山水如畫。一雙如同白絮的天鵝在湖上任意滑翔，似天上的白雲跌落湖上隨水飄浮，令眼前的美景添上畫龍點睛之效，對上帝的巧手匠心發出由衷讚嘆。

莊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如江湖」，遭遇水旱，魚兒互相吐沫以濕潤對方，莊子指出，如其如此，不如各自投入江湖之中，來得更痛快寫意。莊子所指的「江湖」並非自然山水，而是精神境界。但面對如斯美景，縱使不能渾然忘我，大徹大悟，也會略有所悟，把煩惱拋下湖中，把焦慮藏進白雲縫隙。

綿綿細雨洗滌了音樂家傷痕纍纍的心靈，徐徐涼風送走了憂愁，清徹的湖水灌溉他乾涸的創作靈魂，如慈母溫柔的陽光重燃他對音樂的熱情。

不少文人墨客如大仲馬(Alexandre Dumas)、雨果(Victor Hugo)、馬克吐溫(Mark Twain)等人都對這一帶的山輝川媚所傾倒。不過他們僅在此地作短暫停留。能夠和琉森湖結下長久不解之緣者，首推俄羅斯作曲家、指揮家、鋼琴家拉赫曼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ff)。

赫曼尼諾夫出身於1873年。當時的俄國仍受沙皇統治。父親為地主階級，雙親同為業餘音樂家，他自幼便接受音樂教育。後來家道中落，母親仍堅持他要完成學業。

拉赫曼尼諾夫畢業於莫斯科音樂學院(Moscow Conservatory)。他出道時，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已是樂壇首屈一指的大師。據說，柴可夫斯基非常欣賞這位年輕後輩，並打算在自己的巡迴演奏會上演奏後者的作品。得到前輩的青睞，對拉赫曼尼諾夫的事業理應是大有裨益。未料，天有不測風雲，柴可夫斯基突然去世，此事未能成真。

更倒楣的事還在後頭。1897年，他發表《第一號交響曲》首演失敗，劣評如潮。失敗的原因眾說紛紜，一說是綵排不足，以至演出混亂。另一說法是指揮乃名酗酒者，當晚在醉酒情況下在臺上指揮。不論何故，他自信心嚴重受創，停止創作，更抑鬱成症，接受了數年心理輔導。

經過悉心治療，拉赫曼尼諾夫逐漸走出失敗陰翳。1900年，他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大受歡迎，令其聲名鵲起。數年後，他先後發表《第二號交響曲》和《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從以奠定在樂壇的地位。

好景不常，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沙皇被推翻，列寧(Lenin)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由於拉赫曼尼諾夫家族乃地主階級，而且與皇室曾有往來，自然成為革命黨人眼中的階級敵人，他在伊雲諾夫卡 (Ivanovka) 的家園被沒收。為免遭受迫害，他帶著妻女遠走他鄉，從此巡迴歐美各國演出，以養家糊口。

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拉赫曼尼諾夫本身就是個天性悲觀、多愁善感之人。如前所述，他因首演而患上抑鬱症就可見一班。因此，被迫出走，有國不能回，有家不能歸的困境，對他打擊甚大。

流亡海外，國破家亡的憂患意識，離鄉背井的無奈悲慟，加上長期為生活奔波的勞累困頓，令拉赫曼尼諾夫心力交瘁，構成思想桎梏，嚴重影響他的音樂創作。從1917年到1926年，長達10年，他沒有發表任何作品。

由於演出大受樂迷歡迎，經濟狀況逐漸寬裕，拉赫曼尼諾夫夫婦在琉森湖畔購買了一塊地並蓋了一棟房子，名命為Villa Senar，屋內家居陳設仿照伊雲諾夫卡舊居。

不知是否瑞士的湖光山色和故鄉有幾分神似，也許琉森和伊雲諾夫卡擁有同一片藍天白雲，也許在琉森可以享受家鄉送來的拂拂淸風，也許這處有他所熟悉泥土芳香。從1932至1939年，每逢夏天，夫婦二人必定在此度過，抒緩他對故土的無限依戀。

舊日雖如夢，歷史沒有塵封。這樣的故事，說不清、數不盡、也寫不完。

綿綿細雨洗滌了音樂家傷痕纍纍的心靈，徐徐涼風送走了憂愁，清徹的湖水灌溉他乾涸的創作靈魂，如慈母溫柔的陽光重燃他對音樂的熱情。尼赫曼尼諾夫登上作曲生涯的最後高峯，他在此寫下了《第三號交響曲》和《伯格尼尼狂想曲》(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兩首傳世經典。後者旋律如晨曦露珠、黃鶯出谷，節奏如高山流水、千迴百轉，扣人心弦，迥腸盪氣，更成為電影《時光倒留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的主題音樂而廣為人知。

不過，那只是落日的最後餘輝。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纏繞心頭，令他魂牽夢縈的始終是俄國家鄉。更蘭人靜，舉頭望湖上的明月，低頭所思的始終是千里之外的故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離鄉背井對拉赫曼尼諾夫的影響，透過數字可以略窺一二。粗略計算，從1880到1916年，他創作了約四十套作品。從1917年流亡海外到1943年辭世的二十多年，他僅發表了六首作品。假如沒有革命，又假如他不是地主階級，又假如他不用遠走他鄉，不知會否為後世留下更多優美旋律和動人樂章。

1939年，二次大戰烽火燃燒歐洲大陸，拉赫曼尼諾夫舉家定居美國。1943年，他因病辭世，家人將他安葬美國。原本他的遺願是落葬於琉森湖湖畔，由於歐洲受戰火影響而未能遂意。狐死首穴、鳥戀舊林，如果可以選擇，他最想的應該是可以長眠故土吧！

縱觀歷史，知識分子和文藝界人士往往因各種原因例如出身、家庭背景、言論、政見、意識型態而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運氣好還可以逃離或流亡，運氣稍遜者可能被軟禁、囚禁、虐待、勞役、流放或處決。

魏晉年間，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因反對司馬氏政權，最後身首異處。(伸廷閱讀《嵇康與山嶹》）

北宋大文豪蘇東坡晚年被流放到海南島，後來被朝廷重召，未料途中因病離世。

《神曲》的作者但丁(Dante Alighieri)，因反對佛羅倫斯的統治者，終身不得重回故里，客死異鄉。

白俄羅斯女記者亞歷塞維奇 (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以敢言著稱，多次發表老百姓遭到當權者蹂躪的報導，被迫流亡海外長達10年。2015年，她贏得諾貝爾文學獎。

舊日雖如夢，歷史沒有塵封。這樣的故事，說不清、數不盡、也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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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琴聲終結前──蕭邦與喬治·桑》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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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形容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皇冠上最珍貴的寶石(Prague is the most precious stone in the crown of towns.)

舊城區似乎未經任何規劃，不同年代、風格、色彩、大小、線條、高低的建築將市中心廣場團團包圍。令人詫異的是，建築群不但沒有顯得雜亂無章，反而在互相輝映襯托下，舊城區的整體美感得以昇華，仿如原野上百花競放，嫣紅姹紫下之自然美景。

多年前我負笈英倫，趁冬日休課期間，暫時拋下塵世俗務，與友人同遊布拉格。時光荏苒，距今已是一紀之遙，但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們抵達布拉格，在酒店放下細軟，第一個目的地就昰舊城區，一抵達舊城區，我頓時愛上了布拉格。城區裡的教堂、市政廳、宮殿、劇院、天文樓、火藥塔，石路，歷史文化沈澱，宛若時光凝固；色彩繽紛，恍如去到童話世界，目不暇及，令人樂而忘返。

有別於巴黎市中心都市規劃所強調建築的工整對稱，舊城區似乎未經任何規劃，不同年代、風格、色彩、大小、線條、高低的建築將市中心廣場團團包圍。令人詫異的是，建築群不但沒有顯得雜亂無章，反而在互相輝映襯托下，舊城區的整體美感得以昇華，仿如原野上百花競放，嫣紅姹紫下之自然美景。

廣場有一鐘樓，登上鐘樓頂鳥瞰舊城區，看到那醉人美景，頓時呆了。冬日暖陽斜灑，與色彩絢麗的廣場建築交纏，色彩眩目，如同視覺盛宴，令人如痴如醉。層層疊疊的磚紅色屋頂形成一片紅海，與藍天白雲交融，相映成趣。穿梭那街頭巷尾是另一樂也，在鐘樓下古城巷內，明明「山窮水覆疑無路」，轉瞬間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處老房子戶外庭院忽然映入眼前。此外，在舊城廣場某角落咖啡店內，細品紅茶醇香，觀賞廣場四週之絢麗多姿、靜聽鍾樓之鐘聲妙𩐳，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抬頭遠眺對岸，那巍峨壯麗的哥德式聖維特教堂昂然挺立在小山丘上的城堡區，尖塔高聳入雲，突顯其神聖不可侵犯。教堂從多個世紀以前就一直鳥瞰山下的布拉格城，在悠悠歳月中守護她。

從舊城區信步往西就會抵達伏爾塔瓦河(Vltava)。此川流不息的長河，既非「滾滾長江東逝水」之氣勢磅礡，亦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般氣吞天下，而是宛若溫柔慈祥的母親，孕育了波希米亞的璀璨文化。抬頭遠眺對岸，那巍峨壯麗的哥德式聖維特教堂(St Vitus Cathedral)昂然挺立在小山丘上的城堡區，尖塔高聳入雲，突顯其神聖不可侵犯。教堂從多個世紀以前就一直鳥瞰山下的布拉格城，在悠悠歳月中守護她。教堂往下看，那櫛比鱗次、色彩斑斕的老房子從山丘伸延到伏爾塔瓦河河邊，侊如歡欣跳躍的音符，令到四處洋溢輕鬆愉悅的氣氛。詩詞畫意的河邊風景卷入眼簾，令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橫跨伏爾加河的查理斯古橋(Charles Bridge)，連繫了舊城區與對岸小城區。多年來，管他風吹雨打，滄海桑田，這道古橋樑依舊屹立不動，與斯立夫民族的堅韌不屈源出一脈。橋上三十座精雕細琢的石像，不知目睹多少人的悲歡離合，更不知見證了多少朝代的興衰交替。我渴望這道橋是永無盡頭的，無奈事與願違，明明是緩步而行，卻似疾步而飛。世上所有美好事情總是轉瞬即逝，走畢橋後，依依惜別、無限眷戀。来如春夢幾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在橋上，我情不自禁啍起了史麥塔納(Bedrich Smetana)的《我的祖國》(My Fatherland)第二樂章，旋律浪漫動人，猶如向聽眾娓娓道出了伏爾加河那波瀾壯闊、風雲激蕩的歳月。德弗乍克(Antonin Dvorak)的《新世界交響曲》(From the New World)也是我非常鐘愛的捷克交響樂曲，尤其是第二樂章，作曲家悠悠鄉愁溢於言表，處處流露出相思眷戀之情。正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每次聽畢這兩首交響詩，都覺餘音裊裊，繞樑三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講到音樂，不可不提布拉格與莫札特(Wolfgang Mozart)之不解淵源。當年音樂神童在維也納陷入事業低潮，相反，他在布立格卻深受愛戴。後來他在布拉格完成了歌劇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並在當地首演，盛況空前。後來莫札特逝世，布拉格為他舉行了彌撒，萬人追悼。難怪他生前曾感慨地道：「知我者布拉格也」，可見布拉格人是莫札特的知音。

記得某名人曾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在我心目中，布拉格的建築是最扣人心弦的凝固音樂，波希米亞的音樂是最感人心脾的流動建築。比起南歐人的熱情奔放，捷克人顯得沈默寡言，但從對建築和音樂的品味和追求來看，他們骨子也是浪漫多情的。

捷克向來都是命途多舛，地理上屬歐洲中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強敵覬覦從未休止。捷克曾被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統治達四百年，一次世界大戰後好不容易才宣告獨立。可惜1938年被德軍入侵，對方迅雷不及耳，兵不血刃就佔領了布拉格。同樣事情又發生在1968年，這次輪到蘇軍。同樣地，對方如入無人之境，布立格轉瞬間便淪陷了。兩次被入侵，市民都沒有激烈抵抗，反正打不過就不如不打，保留實力再伺機而動。由於沒有遭遇槍林彈雨，布拉格古城幾乎絲毫無損。

捷克向來都是命途多舛，地理上屬歐洲中心，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強敵覬覦從未休止。

另一邊廂，1944年，捷克的鄰國波蘭，地下軍在華沙起義，企圖從德軍手中奪回首都。起義軍「寧為肉碎，不作瓦存」，激烈火拼下，不但「壯士一去兮不復返」，華沙古城慘遭摧毀，最終更被夷為平地，僅餘一大片斷垣殘壁。由於布拉格人的「無為」，布拉格這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留。

捷克人不僅天生浪漫，更天生一副傲骨。在強敵當前，捷克人既不慷慨就義或拼個魚死網破，亦沒有擺出阿諛諂媚或搖尾乞憐的姿態，而是以沉默作拒絕，以忍耐作抵抗，除此以外，他們堅韌不屈地更進行長期抗爭。捷克作家克拉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英譯: The Spirit of Prague)一書中描述知識分子如何透過地下集會、地下硏討會、出版地下刊物，用筆桿子極權政府進行鬥爭。1989年，天鵝絨革命爆發，人民終於得嘗所願，推翻專制政權。捷克人可以自己當家作主，擁有自己的民選總統和國會。1968年，布拉格在沒有抵抗下被蘇軍佔領，差不多30年後，又幾乎沒有流血情況下重投布拉格巿民懷抱。兩次「變天」都幾乎沒有傷亡，此例在歷史上屬鳯毛麟角，堅韌，忍耐、克制、樂觀、理性、睿智，缺一不可。

1990年5月，捷克走向民主自由後第一次舉行布拉格之春音樂節。開幕演奏會極富劃時代意義意義。演奏樂章是洋溢愛國情懷的《我的祖國》，而且更由流亡海外達四十年的名指揮家庫比利克(Rafael Kubelik)負責揮棒指揮，象徵國家擺脫專制統後重獲新生。演奏完畢全場站起掌聲雷動，聽眾情緒高漲，慷慨激昂，喝采之聲此起彼伏，久久不止。他們不僅聽了一場悠揚悅耳，觸動心弦的演奏，更聽到自己民族在歷盡災劫後重新站起的勝利凱歌。

人在巴黎，我不愛登鐵塔、看凱旋門，望見香榭大道行人路上熙來攘往的購物客，我馬上拔腿而逃，唯恐走避不及。去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看畫，見到那排山倒海的遊人只會令我頭昏腦脹，最終放棄觀賞那些稀世珍寶，溜之大吉。

人在巴黎，我享受獨個兒在左岸閒晃，東遊西逛二手書店及畫廊，穿梭街頭巷尾尋找名人故居，黃昏時在夕陽映襯的塞納河河畔享受涼風的輕撫。除此以外，我更愛流連左岸的咖啡館，尤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些受文人墨客青睞的名店如花神(Café de Flore)、雙叟(Les Deux Magots)、多摩(Le Dôme Café)、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圓亭(Café de la Rotonde)等。

歲月匆匆，那些百年老店現已物是人非，昔日王謝堂前燕，早已不曉得飛到那裏去了，但咖啡館百年風華猶在，依舊充滿文藝氣息，予人無限聯想。新古典藝術樣式的天花牆壁，胡桃木或紅壇木色桌椅，再配上鍍金色鋼枝製成的樓梯扶手、傢俱配件、室內裝飾令店內顯得古樸典雅而不浮誇奢華，還有圍在店外的一兩排桌椅，令整間咖啡館多一分愜意閒情，少一分嚴肅拘謹。

花神咖啡館

每逢週末假日，咖啡館便會被大批慕名而來的遊客擠得水泄不通。幾乎每張咖啡卓上都會罷上一兩瓶美國入口的軟性飲料，一看見此番情景，便知山姆大叔的文化霸權真是無處不在！為避免左擠右，碰我會選擇在平日的下午，在遊人較稀疏時在咖啡館的一角消磨兩三小時。

圓亭咖啡館

當獨個兒坐在咖啡館時，我當幻想能適逢期會見證那文采風流的年代。我渴望在花神看到薩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多娃(Simone de Beauvoir)坐而論道、探討哲學，在圓亭瞧見畢加索(Pablo Picasso)正在構思他下一幅作品或在丁香園目睹海明威和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高談闊論、醉酒當歌。因生不逢時而感到有點悵然若失之際，我想起《世說新語》一則故事來自我開解：話說某夜東晉士人王子猷思念友人戴安道，便令從人雪夜乏舟拜訪戴，到了戴家門口，卻令從人掉頭而去。從人問這是何故，王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自我感覺最重要，見到與否又如何？當然，才子的境界深邃雋永，非我所能及，此番胡亂引用其言語，實屬穿鑿附，甚至有點狂妄自大。

扯遠了……

上世紀二十年代，巴黎左岸吹起一股文藝新思潮，富文化氣息的咖啡館四處林立，文化沙龍之風氣盛極一時，吸引無數年輕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知識分子到來追尋夢想。久而久之，咖啡館成為他們的聚會場所，左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左岸文化亦由此而生。到初前來逐夢那些年輕人，部份已漸露頭，部份仍寂寂無名。除了本文提及的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加索，還有達利(Salvador Dalí)、艾略特(T. S. Eliot)、米羅(Joan Miró)、紐維爾(Luis Buñuel)等，若干年後他們將會在文化界大放異彩，「各領風騷數百年」。君可知多曠世巨作就是誕生於這些屹立於巴黎左岸的百年老店！

雙叟咖啡館

年輕的文人雅士來到左岸定居、工作，過著反傳統的波希米亞生活，與同道中人一起切磋硏討哲學、文學、音樂、歷史等課題，他們來到左岸尋求靈感，企圖在傳統學院派的創作框架上取得突破。當然，在巴黎這五光十色、絢麗多姿的繁華都市，年輕人在努力創作之餘，夜夜笙歌，觥籌交錯是少不免的，男歡女愛更不在話下。他們可能要經歷窮困、失業、失戀，同時亦過著不羈、放縱、自由的生活。多年以後，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一書回憶巴黎的歳月寫道：「我們雖貧亦樂」(…we were very poor and very happy)。

多摩咖啡館

是喜，是悲；成也好，敗也好；不論年輕人高呼「春風得意馬蹄疾」、「今夕何夕，見此佳人」，還是慨嘆「古來聖賢皆寂寞」、「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既是生活的體驗，同時亦是生命的歷練。著名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以「風箏不斷線」來形容藝術，風箏可以任意飛翔，線總不能斷；藝術作品可以天馬行空，但不能離開生活。巴黎的經歷，對於他們的藝術生命而言，猶如幼蟲要成為翩翩彩蝶前必須先成蛹而後破出，是不可或缺的階段。

近年我國不少年輕音樂家在海外比賽屢屢奪魁。他們彈奏得出神入化，甚至是近乎完美無暇，這可能是他們自小每天苦練十數小時的成果。但水能戴舟，亦能覆舟，有評論指出中國音樂家普遍欠缺個人風格，我想這與他們整天困在室內苦練，缺乏正常社交活動、生活的體驗不無關係。如前所述，藝術也好，文學也好，是離不開生活的。樂譜是風箏，演奏家是放風箏者，風箏在空中如何飛翔，就要看手執輪線之人如可掌控了！

為了中國藝術發展也好，為了年輕人亦好，我不奢望中國有「左岸」，只冀望他們可以全面成長。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人類歷史沒有任何 一堵牆，如同德國的柏林圍牆如此富傳奇性、戲劇性。

柏林圍牆在50年前勃然而起，像飛將軍從天而降，東西兩德從此天各一方，分道揚鑣，約30年後卻又驟然倒下，平地一聲雷，退下了歷史舞臺。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二次大戰後，戰敗軸心國德國被一分為二，東德歸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歌蘇聯管轄，而西德則由美、英、法三大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管理。柏林位於東德心臟地帶，根據戰後協議亦被上述兩大陣營劃分為東西柏林。剛開始的時候兩地人民尚可自由出入，後來日子久了，基於東德人民嚮往西德的自由民主社會，加上兩地生活水平有着天壤之別，大量東德民眾前仆後繼，如潮水般湧向西柏林。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如果任由大量勞動力流失必對東德國家經濟造成無可挽回之損失，東德政府毅然決定採取非常手段。1961年8月13日清晨時分，東德當局動用大批軍警，在東西柏林邊境架起鐵絲網及其他路障，市民不能自由通行。早上看到如此陣勢的柏林市民不禁面面相覷、呆若木雞，此刻方如夢初醒，心知大事不妙卻又無可奈何。數個月後，西柏林被繞成一圈的混凝土牆所包圍，自此以後，無數家庭朋友被迫分隔，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人類歷史沒有任何 一堵牆，如同德國的柏林圍牆如此富傳奇性、戲劇性。圍牆在50年前勃然而起，像飛將軍從天而降，東西兩德從此天各一方，分道揚鑣，約30年後卻又驟然倒下，平地一聲雷，退下了歷史舞臺。

當壓迫的一方手段愈嚴厲，被壓迫的另一方反抗愈強烈。但另一方面，壓迫的一方就更變本加厲。於是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扭盡六壬，展開一場場鬥智鬥力的博奕遊戲。曾看過一套名為The Berlin Wall 的紀錄片，片中逃亡者憶述當年如何跨越圍牆，他們的逃生方法猶如五花百門的特技大全，包括掘地道、乘坐熱氣球、用空中吊纜，簡直千變萬化，層出不窮。除此之外，有西柏林民眾用滑翔機飛起圍牆另一方接載親人，有人偷鴐裝甲車企圖強行衝破圍牆，更有逃亡者用滑浪風帆橫跨波羅的海投奔西方…可謂上天下地、飛簷走壁，一應俱全。另一邊廂，東德政府亦不是省油燈，為了阻攔民眾，軍警如臨大敵般在圍牆附近築起重重障礙。除了混凝土牆外，欄上升杆、電鐵絲網、地雷、暸望塔、針床等設施應有盡有，軍警甚至還架起了機關槍，以掃射逃亡者！

中國人常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比喻世事變幻常。東德自1961年起建立圍牆，當時有誰可曾料到不足三十年後，局勢急轉直下。因為國內強烈改革訴求和國際政治局勢巨變，1989年11月9日，當局晚上突然宣佈，民眾可自由出人兩德邊境。一石激起千層浪，兩德統一，東歐國家改弦更張，冷戰年代被畫上休止符。

當年的機關障礙，早已盪然無全，大部分牆壁，已被拆毀搬遷，不少碎塊成為紀念商品供遊客選購。我亦不能免俗，買了一小塊圍牆碎片以作留念。我和友人沿着當年分隔東西的邊境散步，仍可斷斷續續地看到少量斷垣殘壁，好像上一輩的德國人，明明已封塵的記憶卻又不時湧上心頭。乍看之下，那厚重而粗獷的牆身，誇耀他所經歷那段風雲激盪的歲月，牆上的斑斑痕跡和段段裂紋，細訴他所見證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另有少部分圍牆，成為戶外博物館的展品，將一切轉化為塵封的歷史。博物館除了評頭品足的觀光客外，偶爾可見到一兩位長者，貌似當地人，眉宇間滲透淡淡憂傷，站在展品旁邊，或注目凝視，或低頭沈思，勾起了前塵歲月。往事如煙，一切不堪回首。

灰黑黑的混凝土牆換上班斕色彩，無異炎夏的一道涼劑，歷史要受到尊重，但過去的包袱畢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輕鬆調侃取替嚴肅沈重不失為睿智之舉。

除此之外，有部分圍牆供人塗鴉繪畫後搖身變作公共藝術品供人駐足觀賞，成為鬧市一道奇異風景。我頗欣賞這種處理方法，既能保留遺跡，又省下搬遷拆卸所需人力物力，同時又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創作之地，一舉三得。灰黑黑的混凝土牆換上班斕色彩，無異炎夏的一道涼劑，歷史要受到尊重，但過去的包袱畢竟令人有點喘不過氣，輕鬆調侃取替嚴肅沈重不失為睿智之舉。數年前戲院曾上映Goodbye Lenin的德國電影，片中講述新舊交替的德國，用小人物反映大時代，沒有義正辭嚴的陳述或冷酷無情的控苦。無論是過去與現在的交疊，日常生活和社會轉變的交纏，何去何從？沒有令人聲淚俱下的情節或捧腹大笑的橋段，悲中帶喜，喜中有悲，歡欣帶點無奈，苦澀滿懷希望，導演處理得不瘟不火，令人讚歎。以上不僅是古蹟保護或電影表現手法，更是豁達和淡然的生活態度，從側面說明德國人如何面對過去。

2010年10月，適逢兩德終二十週年，看到電視重播當年圍牆倒塌的片段：布蘭登堡門上空煙掟放，無數男女歡呼擁抱喜極而泣，圍牆下有人用鐵搥及斧頭鑿向牆身。這畫面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歡樂頌》四重唱(延伸閱讀：《貝多芬的遺書》)結合，成為永恆經典。多年來，西方主流媒體仍樂此不彼用此作為東歐鐵幕國家倒下，西方資本主義戰勝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象徵。不過，我看到的不是意識形態的優勝劣敗，而是一個民族在歷盡災刧後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