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里斯本西南端的貝倫區(Belem)位於塔古斯河(Tagus River) 下遊,從該處向西航行,很快就會到達大西洋海口。

Pasteis de Belem是區內歴史悠久的糕餅店。其代表性產品葡式蛋塔(Pastel de Nara),是百多前由附近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的修女所首創。後來修女將葡塔食譜傳給當地某人,該人就是Pasteis de Belem的創業人,葡塔甫推出便大受食客歡迎,餅店由其後人經營至今。

從朋友口中得知,Pasteis de Belem的葡塔食譜,被店家視為高度機密,為防涉密,食譜只能透過口耳相傳,不能筆錄。現時只有三名僱員知道食譜,為了控制風險,店家有嚴格規定,這三名知情僱員不能同時乘搭同一輛交通工具,以防同遭不測,食譜失傳。在同一家餐廳用膳時,三人也不能點同一款食物,以免同時中毒!

熱騰騰的葡塔,其奶油外皮酥脆可口,蛋黃內餡香滑柔較,令人一咬傾心。今時今日,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貝倫區,除了參觀附近名勝古蹟,就是為了品賞此店的葡塔。每逢旅季,接揰磨肩的顧客將餅店擠得水洩不通,不論是入內用餐或外賣,動輒用等候大半小時。

五百多年前,貝倫區也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原因也與食物相關。不過,當年的主角並非葡塔或任何糕點,而是胡椒。

葡萄牙位於歐洲大陸的西南盡頭,北邊和東邊皆與西班牙接壤,南邊朝地中海,西邊則面向大西洋,古人誤以為從此再往西乃世界的盡頭。葡萄牙國土面積小、位置偏遠、資源匱乏,在大國博弈下,它僅充當跑龍套的角色。不過,笨鳥往往先飛,西方地理大發現(Great Discovery,又名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棒,歷史選舉了這個不太起眼的蕞爾小國。

八世紀,摩爾人(Moors)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該地陷入長期紛亂的局面。摩爾人祖先源自今天的阿拉伯地區,經過長年遷徙進入北非地區,與不同種族混血,其後裔稱為摩爾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作《奧賽羅》(Othello)中,那名誤以為愛妻紅杏出牆而將其掐死的威尼斯將領,就是摩爾人。此君應該是西方戲劇世界裡,最為人認識的摩爾人。題外話,由於牽涉種族及政治題材,也難怪《奧賽羅》被視為莎翁筆下最艱澀難懂的作品。

中世紀時期,東方香料非常受到歐洲人青眣,各式各樣的香料中又以胡椒最受歡迎。胡椒可以增添食物風味,而且在未有冰箱的年代,胡椒更可防止食物腐爛。另外,胡椒粒體積細小便於運輸。因此,在中世紀從事香料交易的生意,那巨利令人咋舌。當時歐洲的香料主要源自印度,透過阿拉伯商人運送到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以威尼斯人為首的意大利商人,再經地中海運到意大利,然後又轉口到歐洲各地。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與歐洲交惡,東西方貿易路線受阻,香料在歐洲市場嚴重供不應求。供應量大減又令到價格飆升,商人叫苦連天。(延伸閱讀:《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經過數百年浴血奮戰,葡萄牙人驅逐了摩爾人,建立了世界最早出現的單一民族國家。當時歐洲諸國,不是忙於與他國兵戎相交,就是為內患困擾。相比之下,葡萄牙早已統一,當權者更有條件探索改革圖強之路。葡萄牙與鄰國卡斯提爾(Castilla,今西班牙中北部地區,當時西班牙仍未統一)不太和睦,東行路線受阻。不過,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葡萄牙人心想,既然向東不行,不如西下太平洋,再往南,然後繞過非洋,前往富饒的東方。如果能夠從海路直達印度購買香料並依循同一路線帶返歐洲,如此一來,就可以節省經黎凡特地區而繳付的關稅及中介人佣金,那驚人巨利無法估計。

1960年,葡萄牙政府在貝倫區岸邊永久豎起一座混凝土所造的巨型紀念碑,名為「發現者紀念碑」(Monumento aos Descobrimentos)。此碑為了紀念葡萄牙航海事業奠基者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又名享利王子)逝世五百周年及其航海事業而豎立,紀念碑高達52米,外型仿似一艘巨型帆船。恩里克王子的雕像佇立在船首,其左手手握地圖,右手端著一座三桅帆船模型,顯示其運籌唯握、胸懷四海。王子挺著腰,身子筆直、右腳踏前,遠眺前方,暗示他目光遠大、無所畏懼。在船的左右兩側,各有16座雕像,排列在王子身後,從高空俯瞰,如同英文字母"V"字。他們全是地理大發現相關人物,當中包括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上圖左三)、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上圖左五)、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上圖左六)、迪亞士(Bartolomeu Dias)。這33座雕塑唯一一位女性,與航海沒有直接關係,她是恩里克王子的母親蘭卡斯特皇后(Filipa de Lencastre,標題圖左二)。

恩里克父親是葡萄牙國王,眾兄弟中他排第三,與王位無緣。雖然如此,他不願成為一名庸庸碌碌的王親國戚。恩里克熱衷航海事業,醉心於擴大國家的版圖。他招攬不少專家,包括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專門研究航海路線。他並資助不少前往非洲及西太平洋探索的航海計劃。恩里克並非航海家,但後世尊稱他為航海員恩里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在恩里克王子的主導下,葡萄牙人開展人類航海時代的新一頁。航海人員從貝倫出發,前往大西洋及非洲,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每次下海遠行,船上除了有領航員、水手、工匠等,隨行的夥伴還包括測量師、地圖繪制員、文書、畫師,他們的工作是要將新世界的所見所聞,包括各地的地理氣候、生態環境、文化宗教、風土民情等巨細無遺記錄下來,帶回祖國要專家學者研究。葡萄牙人也會記下各地區的政治外交關係(例如某國和鄰國家交惡、某部落和另一部落結成聯盟),以便將來與這些國家/ 部落打交道可以採取分而治之、合縱連橫之謀。可以說,每一次航行都為下一次更遠的探索做準備。由於條件不足,船員們在海上要克服無數挑戰,既要迎接狂風呼嘯、白浪滔天,又要忍受酷陽毒照、數九寒天。他們有機會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而導致斷水斷糧。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面臨疾病橫行或船蛆威脅。總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冒險,丟掉性命的可能性比去打仗還高。

經過長年累月的艱苦奮鬥,葡萄牙人終於累積到成果,他們所拼湊的新世界大拼圖漸趨完整。

1482年,迪奥戈·康(Diogo Cão)等人抵達非洲西南方並深入剛果河,為歐洲人首次。

1487年,迪亞士船隊發現好望角,歐洲人首次扺達非洲最南端,成功進入印度洋。

1497年,在華士古·達伽馬的帶領下,歐洲人首次經海路到達印度。恩里克王子而作古愈半個甲子。

今天,從歐洲乘搭飛機前往印度僅須八、九小時。當年,葡萄牙人尋找印度足足花了超過八十年。(請看下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維京風雲》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令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令其生意失敗。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重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

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賬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順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Cafe Griensteidl 03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茶儿、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Cafe Landtmann 04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Kolschitzky)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他的賞賜,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Hotel Sacher_Cafe Sacher Wien 03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Cafe Demel 23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Cafe Central 01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Cafe Sperl 03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Cafe Central 08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