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革命的季節:孫中山與陳粹芬

馬來西亞檳榔嶼喬治城是一座迷人的城市。這裡椰林樹影,步伐不太急促,風格迴異的建築、文化、藝術共冶一爐,毗鄰的海灘水清沙幼,讓訪客樂而忘返。

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位於喬治城打銅仔街120號(120 Lebuh Armenian)。紀念館前身是一楝民居,乃檳城閱書報社的舊址,也曾經是革命黨人的秘密基地。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章《光華日報》就是在此創刊。1910年11月,孫中山召開庇能會議(庇能乃檳城舊稱)策劃第三次廣州起義(又稱三·二九之役或黃花崗起義),他就是在閲書報社發表著名的演說。

紀念館是一所精緻瘦長的兩層民房,細緻而內儉、優雅而沉實,銅仔街一帶有不少類似的民房,因此它不至於張揚炫耀而引人注目,而且四通八達,是作為革命基地的理想地點。

鄭和下西洋以降,不少中國男性下南洋經商,他們在當地紮根,並與當地的馬來亞女性通婚,所生的下一代,男的稱為峇峇,女的稱為娘惹。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保留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馬來西亞的文化風俗,日子久了,便孕育了南洋獨特的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不但體驗在當地人平日的衣食住行,更深植在他們的文化藝術、傳統習俗及道德價值觀。紀念館建築呈現了獨特的娘惹風格,其欄杆、地磚、壁畫、槅扇、門柄、窗框、庭、陶瓷乃精雕細琢、美輪美奐的細膩之作。

2007年,為了紀念革命黨人在檳城的事跡,中國、馬來西亞兩國合作拍攝電影《夜·明》。這所閱書報社的舊址也是電影的拍攝現場之一。影片洋溢著昔日南洋風情,穿插著真實及虛構人物,全片節奏明快,沒有太多的旁枝末節。編劇以孫中山在檳城籌劃革命的故事為經,以一干人的情感故事為緯,交織出他在南洋的一段故事。本片是鮮有對其紅顔知己陳粹芬有著深刻描繪的一部影視作品。

陳粹芬又名香菱,原籍廈門集美,1874年香港出生,父親為郎中。她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稱「陳四姑」。陳粹芬眉清目秀、圓臉蛋,簡單的清湯掛麵頭,乃民初非常普遍的女生髮式。她談不上是大美人,但外形樸素清爽、通情達理,是頗受男性喜歡的類型。她有陳璧君的男兒氣概、小鳳仙的江湖俠氣及秋瑾的磊落襟懷。感情方面,她如同趙四小姐一樣,愛得義無反顧。

題外話,孫中山有個不雅的外號,名「孫大炮」。意思就是他只懂紙上談兵、誇誇其談、言過其實。1912年,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後擔任全國鐵路督辦,揚言要10年內為中國建設10萬里的鐵道,袁世凱對親信評價他:「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此話頗有見地。幾年後,銀子給花掉不少,但1米的鐵道都未出現。到了2013年,中國的鐵道總長度方能達到10萬里,孫的目標,遲了近整個世紀始能完成。這個10萬里鐵路的計劃與後來毛澤東的「超英趕美」目標同樣不切實際,堪稱是異曲同工。平心而論,這個「孫大炮」的稱號雖有貶義,它倒也反映孫中山口若懸河、雄辯滔滔,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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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左右,陳粹芬與孫中山在香港邂逅。當時孫中山在香港華人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大學前身)攻讀醫科。孫生得一表人才,幼年曾在夏威夷留學,能操一口流利英語,而且「孫大炮」常高談闊論,鼓吹革命,滿腔熱血,理想之高超乎常人。這樣的男子自然令陳粹芬傾心不已。二人情愫漸生,陳粹芬毅然決定追隨孫中山,為革命奔走。從1892年到1912年,她跟著孫中山出生入死、赴湯蹈火,足跡踏遍澳門、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地,譜出一段感人肺腑的亂世情緣。

由於被清廷通輯,孫中山唯有流亡海外,他到處宣傳革命,籌募經費。基於多次起義皆以失敗告終,其籌款也愈見困難,加上清廷施壓,多個國家將他驅逐出境。在這段四處飄泊、顛沛流離、鬱鬱不得志的歲月中,陳粹芬這位燈火闌珊下的伊人,成為他的生活寄托與精神慰籍。伊人的明眸善睞是他灰暗穹蒼的彩霞,她的柔情蜜意宛如寒冬臘月下的暖陽。

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滿清駐英公事館人員拘捕,準備將其秘密遣送回國,幸好得到恩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營救。臨別倫敦前,康德黎送給孫中山一金質懷錶,錶上刻上"Y. S. Sun"。後來孫中山將此彌足珍貴的懷錶轉贈陳粹芬,二人的感情可見一斑。

陳粹芬陪同孫中山四海為家,二人以夫妻的名義掩護。除了照顧孫中山的日常生活,陳粹芬更要充當前者的貼身保鏢。基於女性不太引人注目,她經常負責偷運軍火、傳遞情報、聯絡同志、印製傳單等工作,她也曾經趕赴前線,任勞任怨,展現柔中帶剛的一面。革命同志拜訪孫中山住處,她要負責接待衆人,更要做飯、洗衣服、打掃房間,儼如長嫂。革命黨人如胡漢民、汪兆銘、居正、戴季陶、蔣介石、廖仲愷、馮自由、劉成禺等,都曾被陳粹芬照顧,對她尊敬有加。

根據橫山宏章著作《素顏的孫文》,孫中山的日本摯友宮崎滔天(寅藏)非常欣賞陳粹芬。該書引述了滔天妻子宮崎土子的回憶錄(《亡夫滔天回憶錄》):「照顧孫先生生活起居的支拿婦人同志,是難得的女中豪傑,拿著(長長的)筷子,精氣十足,不輸男性,大大的眼睛,吃起東西來也是讓人不得不佩服,是不是女性要當革命家,就是要這個樣子才行。夫君轉向我,讚賞支拿的革命婦人,同時鼓勵我,聽聽她充滿精氣的大音量,我在這樣畏首畏尾,就要輸給她了。」(摘錄自《素顏的孫文》)同盟會員馮自由著有《革命逸史》一書,書裡也提及陳萃芬,曰:「總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時,陳夫人恆為往來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備至,同志咸稱其賢。」另一位革命元勳劉成禺題詩曰:「望門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見細兒;隻有香菱賢國嫗,能飄白發說微時。」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電影《夜·明》尾段,孫中山(趙文瑄飾)要離開檳城,前往廣州策動起義。離別在即,陳粹芬(吳越飾)取出一件新衣服,她紅著眼圈,勉強擠出笑容,說:「給你新做的,穿它走吧。」孫微微點頭。鏡頭一轉,她為他整理衣領,哽咽道:「我有時候在想,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從我眼前消失了,我再也看不見你,我該怎麼辦?」然後轉換話題問「這個造得還挺合身的,你覺得呢?」孫握著她雙手,放在自己胸前,柔聲說:「不要胡思亂想,只要我活著,就會回來。」然後伸出手,輕撫她臉朧。「等我把事情做完,我們生個兒子,我一定給你一個家。」他摟著她說:「在別人眼裡我是孫逸仙,可在你眼𥚃我永遠是孫文,愛你的孫文。」陳終於按奈不住,靠在孫的左肩上,涙水奪眶而出,顫聲說:「我知道。可是這個孫文,在愛我之前,就愛上了革命⋯⋯」此時此刻,她已哭成淚人兒。

《納蘭詞》曰:「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愛情是有期限的。後來革命終於成功了,季節更迭了,孫陳二人的感情也到期了。

普遍相信,二人於1912年4月或5月期間分手。據說5月左右,孫中山已經在追求自己的秘書宋靄齡。有關二人分手的內情不詳,究竟是誰先提出分手?何故分手?

《夜·明》其中一幕,陳粹芬與千金小姐徐丹蓉(李心潔飾)在廚房為孫中山準備生日飯。徐說:「革命成功後,先生就會成為總統,你應該成為總統夫人。」陳的嘴角泛起笑容,笑容看似甜蜜,卻夾著無奈與狡黠,回答說:「其實我不希望他成功。」「為什麼?」徐問。「如果他當了總統,他的夫人應該是一個有文化、有教養、漂亮高貴的女人。可我不是。」「你怕先生會嫌棄你嗎?」對方繼續追問。陳幽幽地回答:「他們都知道我和他的關係。他待我不薄,也不會負我的,可是,我出身貧寒,知識有限,如果我留在他身邊,會給他丟臉的。我這樣想是不是太自私了?」

革命成功後,是否有人始亂終棄?抑或是陳粹芬「功成身退」?也許,如電影對白,她覺得自己配不起孫中山。或許,她不想讓流言蜚語中傷愛人,自己無名無份,而且孫夫人盧慕貞也回到他身邊,退出是最好的選擇。那麼,是陳主動提出分手嗎?如是,孫中山有沒有極力挽留?一切的謎團,消失在歴史的迷霧中。

紅樓夢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黛玉妹妹畢生只愛一人。陳粹芬也只愛一人。可惜,老孫卻見一個愛一個(而且都是年輕貎美的)。宋靄齡拒絕了孫中山,嫁給了孔子的75代孫孔祥𤋮。1914年,二妹宋慶齡代替靄齡出任孫的秘書,兩人很快墮入愛河。翌年,她不顧家人的反對,和後者結婚。

胡漢民等革命黨人皆強烈反對孫宋二人的婚事。姑且不論二人年紀相差27年,孫中山本身是有家室之人,他為了迎聚宋慶齡,不惜和元配盧慕貞離婚,這件事傳開去成何體統。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澍,曾有恩於孫中山,現在孫居然不顧其反對,硬要和他的女兒結婚,實屬忘恩背義。更何況,在革命黨人心目中,陳粹芬陪同孫中山出生入死多年,其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孫及革命,在情在理,前者才有資格成為孫夫人,他們都為陳粹芬的遭遇而忿忿不平。孫宋在東京結婚當天,出席者大部分皆為日本友人,孫的中國同志幾乎無人出席。

多年以後,陳粹芬對人說:「我跟孫中山反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救國救民的志願已達,我視富貴如浮雲;中山自倫敦蒙難後,全世界的華僑視他為人民救星;當了總統之後,貴為元首,崇拜者眾;自古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我自知出身貧苦,知識有限,自願分離,並不是中山棄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負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後,有了賢內助,諸事尚順利,應為他們祝福。」一席話,突顯她的豁達大度與坦蕩胸懷,卻令人唏噓扼腕。

戀愛的回憶既甜蜜亦苦澀。伊人內心深處的淡淡悲傷與哀愁,時間帶不走、歲月也洗不掉。雖然未能與孫中山長相廝守,她一直關注遠方的愛朗,默默為其祝禱,十數年如一日。

1925年,孫中山辭世,當時陳粹芬身在南洋,噩耗傳來,令她肝腸寸斷。她為孫中山遙祭七天,道:「我雖然與中山分離,但心還是相通的,他在北京病危期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夢見他在空中飛翔。」

她愛他愛得迴腸盪氣、無怨無悔,想他也想得陰晴圓缺、天荒地老。

那麼,陳粹芬如何渡過她的下半生?

1912年末,她得到孫中山兄長孫眉的照顧,前往澳門定居。孫家給予她名份,全家上下視她為家人。1914年左右,陳粹芬隻身前赴檳城隱居,與朋友投資橡膠園。當年,她和孫中山浪跡天涯,曾多次前往南洋馬來亞及新加坡,那裡有不少二人的回憶。當年二人相濡以沫、刀光劍影,如今她孑然一身,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回首前塵往事,令伊人千迴百轉、百感交集。正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陳粹芬行事低調,深居簡出,對於革命往事,她三緘其口。她也從來不以「革命功臣」或「孫中山的女人」自居,以圖撈到任何好處。陳粹芬在南洋期間,收養一女孩,取名孫仲英,二人相依為命,感情非常深厚。1931年,她𢹂同養女回國,後來孫中山長子孫科將她接回廣州安頓,並托她照顧兩名兒子(中山孫子)。

1936年,蔣介石南下廣州,聽聞這位相識於微時的陳四姑在附近定居,於是修書一封,並出資數萬兩,命人為其築房子,讓她頤養天年,以聊表心意。一位身處江湖之遙的婦人,竟然讓居廟堂之高的蔣委員長費心,可見陳粹芬在革命黨人心中的地位不輕。後來廣州淪陷,房子還未蓋好就被炸毀。

孫仲英回國後認識了孫乾(又名孫治乾),二人相戀。後者是孫盾的孫子,即孫中山的侄孫。名份上,孫仲英是孫中山的養女,是孫乾的姑姑。這段姑侄戀遭孫眉及盧慕貞反對,孫科卻極力贊成。後來長輩讓步,條件是孫仲英離開孫家,如此一來她便不是姑姑,兩人的婚事便不違長幼尊卑之觀念。為了成全愛女,陳粹芬忍痛與孫仲英脫離母女關係,後者恢復原姓,名蘇仲英,從孫家女兒轉為孫家媳婦。陳蘇二人母女名份不再,但感情依舊,孫乾也侍奉陳如丈母娘。他和妻子生了5子,陳粹芬得享天倫之樂。

陳粹芬晚年在中山定居,而盧慕貞則住在澳門,兩人時有來往,情如姐妹。1960年10月,這位傳奇的陳四姑濭然長逝,其喪事一切從簡,家人將她葬於香港九龍荃灣華人永遠墳場。1992年,孫乾把她改葬中山翠亨村孫家祖墳。

上個世紀,陳粹芬之事跡鮮為人知。原因之一是她行事低調,不欲令孫中山尷尬或名聲有損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國民黨為了神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的功績一概抹掉,更何況是女流之輩的陳粹芬。更甚者,她與孫的往事多少也構成孫人格上的「污點」,當然要束之高閣。國共相爭時,共產黨為了突顯宋慶齡的偉大,陳粹芬對革命的功獻也略去不提。慶幸,海峽兩岸近年重新肯定了她的事跡,總算填補了這片歴史空白。

愛一個人有很多種方式。宋慶齡非常崇拜孫中山,為了與他結婚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一切,從上海直奔東京,投入情人懷抱。陳粹芬的愛則包含「大局為重」的考量,她既覺得自己不足,也不欲有損愛人名聲,毅然決定割愛。她的選擇,讓人欽佩,更令人心酸。

電影《六弄咖啡館》有句話說得很好:「愛人是一種能力,被愛是一種天賦」,陳孫二人,一人有能力,另一人卻有天賦。

參考書目: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台北:八旗文化,2017。
七月流火著。《孫中山和他的女人們》,香港:環宇文化,2011。

世間已無李光耀(四)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鼓勵國民多用華語,少用方言。原因是靑少年在家和長輩用方言溝通,會防礙學校學習華語的成效。另一原因,是為低下階層的生計。李光耀發現,有不少華人低下階層,因英語能力欠佳,難以找到工作。若果不同方言被華語取代,所有華人能夠用華語溝通,這批人士較容易被僱主接受。為了推行華語,不少以方言為主的電視頻道被華語頻道取代,港劇必須改用華語配音。公務必須通過華語測驗方能晉升。市民在公共機構排隊等候,懂華語者可被優先處理。此政策引發極大爭議華人。華族人批評他扼殺了中華文化的多元性,是棄祖亡宗,非華族人則指責他是華語沙文主義。

自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決心將國家打造成花園城市。他發現新加坡樹木不如澳纽等國翠綠,便派遣専家,從國外引進超過8000種植物,嘗試在新加坡種植,最後選了約2000種。綠化環境遍佈全國各地,政府甚至規定,裕廊工業區(Jurong Industrial Park)內的工廠必須種植植物方能開始運作。

新加坡組屋政策有口皆碑。李光耀在回憶錄透露,他觀察到租賃的房屋保養維修差,因為住戶不會珍惜非自己擁有的物業,故此他決心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政府出資興建房屋,並以低於市價售於永久公民。他同時認為,新加坡家庭擁有房屋,提高國民對國家歸屬感及認同感,父母才會同意兒子服兵役,是去捍衛自己家園而非富有家庭利益。

70年代中期,新加坡開發新市鎮,各個新市鎮都有保留土地以興建無污染工業工廠,僱用了大批家庭主婦。由於要照顧兒女,這批家庭主婦都無法到較遠的地區工作。新市鎮設置工廠,令她們在兒女上學時能夠在附近工廠上班,提高家庭收入。

李光耀深諳地緣政治之道,他認為維持區內各勢力平衡就是新加坡這小國的生存之道。70年代,他支持美軍出兵越南,以抑制激進紅色勢力蔓延東南亞。冷戰過後,他支持並協助美軍重返亞太區,維持區內穩定。不過,他反對美國企圖將自由、民主等價值觀輸入中國,認為中美關係緊張會為區內帶來不穩定因素。

自60年代起,李光耀尋求外商在新加坡設廠投資,主要遊說對象並非鄰近地區企業,而是捨易取難,把注意力集中歐美企業。鄰近地區如台灣及香港企業,主要是輕工業產業為主,但歐美企業較多為高增值或高科技產業,長遠增加新加坡工人的競爭力。外資在新加坡設廠,除了創造就業,同時亦保障國家安全,有西門子、加德士、惠普、菲利浦、蘋果電腦等巨企在當地設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牽涉其中,對新加坡垂涎欲滴者也會投鼠忌器。

1978年,鄧小平復出後首次出國外訪選了新加坡。文革後中國大陸滿目瘡痍,鄧小平深以為憂,國宴上和李光耀談到中國改革問題,李光耀的話充滿睿智。他指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代。中國留守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因此,新加坡做到,中國會做得更好。

中國大陸門戶開放,近七成新加坡人為華裔,語言和文化和中國非常近似,因利成便,政府協助國內商人投資中國,並充當中國與西方企業接觸的橋樑。 90年代中期,新加坡與中國政府合作,發展蘇州工業園區,並開辦課程,每年培訓數千名來自中國的幹部。台灣自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在外交場上四面碰壁。李光耀出訪台灣,為新加坡和台灣建立良好關係,更和蔣經國建立深厚友情。台灣協助新加坡鞏固國防並訓練士兵。李光耀是少數能夠同時得到海峽兩岸領導人信任的政治領袖,在其穿針引線下,第一次汪辜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行。

李光耀曾說:「我不在乎是否政治正確,我只在乎是否正確。」(I a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interested in being correct.) 他推崇東方儒家思想,將勤勉、節儉、孝順、服從、有責任感、團體利益重於過人等價值觀作為其治國方針。新加坡以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市場經濟,但李光耀認為香港放任式的市場經濟,容易造成貧富懸殊,與此同時,他又對西方福利主義不以為然,令到國民長期依賴國家,失去競爭力。他認為東西方歷史發展迥異不同、歷史發展文化價值觀大相徑庭,對於西方企圖將民主、自由等觀念強行加諸其他國家,他嗤之以鼻。他不認同美國總統選舉方法,因為如果由選民直接投票,容易選出沒有經驗的候選人出任總統。儘管被受批評,他依然固我。

《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被問及希望歷史如何看待自己,李光耀如此回答:「到時我都死了,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堅持我的立場。我做出了一些強硬的決定好把事情辦妥。 可能有些人不認同。 認為我太苛刻, 但是存亡關頭, 我一定要確保新加坡成功,就是這樣。到頭來,我得到了什麼?一個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麼?我的一生。」

俱往矣,世間已無李光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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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 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韓福光著。《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新加坡:海峽時報,2011。
李光耀著。《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著,林添貴譯。《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台北:時報文化,2013。

世間已無李光耀(二)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告獨立。事前李光耀曾四處奔走,企圖力挽狂瀾,無奈,時不利兮騅不逝,新加坡終被逐出聯邦。當日,李光耀在記者會上,一臉愁容,神情阻喪,眼淚數度奪眶而出。莫道男兒無淚時, 只缘未到傷心處。

新加坡是一處彈丸之地,國內市場規模小、缺乏天然資源、失業率高企、種族問題錯綜復雜,加上強鄰覬覦,求助無門,前景堪虞。李光耀意識到,新加坡的唯一出路,便是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吸引外商投資和優秀人才。要補充一點,上世紀60、70年代,誇國經貿合作不可和今天全球化年代同日而語,不少發展中國家領袖受到新殖民主義思想影響,抱著懷疑和𧫴慎態度對待已發展國家企業投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前殖民地的另類剝削。李光耀卻不同,他是一名務實的領袖,他自言不受意識形態,理論規條所約束。為了吸引外商投資,他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免稅優惠、政府低息貸款、基礎建設投資、都市綠化。在動盪不安,國或國之間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60、70年代,新加坡的開放政策,是走在世界前端。

李光耀認為人力資源是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視吸納人才為治國的根本。他參考美國的經驗,該國是移民國家,文化兼容並蓄,人才源源不絕湧入,這些人才為美國注入新觀念、新思維和新技術,提昇創造力,令其科技走在最前,因此美國總能夠從多次危機及其他國家挑戰下自強不息,從新崛起。古羅馬帝國也是因為可以招攬各國人才,才換來數百年的強盛。現代日本情況則相反,該國是個單一民族國家,幾乎不接納新移民,排他性極強。因此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後,缺乏創新力量,一蹶不振,欲捲土重來但舉步維艱。新加坡和美國同樣是移民國家,沒有沈重的歷史包袱,沒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認知,有條件包容各國種族、宗教和文化。李光耀注意到,美國的主要語言為英語,而英語又是世界語言,故該國能夠吸引各國曉得英語的菁英不斷流入。

為了吸引各國人才和外資,儘管曾引起極大爭議,李光耀大刀闊斧、不遺餘力推行英語為先,母語為次的雙語教育政策,在全國學校用英語授課,教育人民用英語溝通和思考,在不影響學習英語的情況下學習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淡米爾語)。

經過多年努力,雙語教育政策收到成效,新加坡成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多元民族國家。外地人到新加坡,不僅能和本地人溝通,而且可以融入社會,故此人才流入,提高了國家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發表2014-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香港第七,台灣第十四,中國第二十八)。

有一點值得一提,李光耀曾認為,中文(即華文)是中國的主要語言,外國人對中文感到艱深難學,且中國文化難以融入,因此中國不能似美國般吸納人才,影響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戰略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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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甘川文化村—成功的保育個案

甘川洞位於韓國釜山市西區某處山坡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戰爆發,大批難民湧入釜山,甘川洞成為難民聚居地。戰後,部份人在此落地生根,於是甘川洞逐漸發展成一村莊。數年前,地區政府聯同村民及藝術家,將此老化的社區打造成富有濃厚藝術氣息的甘川文化村。

村內老房子的外牆原是灰白斑駁,被藝術家塗上鮮豔奪目的顏色。從高處鳥瞰,櫛比鱗次的民房披上色彩斑斕的綢緞,宛如姹紫嫣红、茫無邊際的花海。房子的屋頂、窗台,還有街燈、石級、路標、欄杆、行人路等無不添上趣味盎然的圖案或匠心獨運的雕塑,加上個體戶經營的咖啡室、工藝精品店、書店、展覽館、美術館,令這老態龍鍾、步履蹣跚的社區變得生機盎然、精神抖擻。村內一條條高低起伏、彎彎曲曲的里弄斜巷縱橫交錯,在其中倘佯蹓躂,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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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當華燈初上,遊人便逐漸離去,沒有夜市酒吧,村內不會成為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場所而對村民構成滋擾。同時,附近亦沒有連鎖啇店或大型旅館,不會造成寸金呎土,地價租金飆漲而影響民生。

既能將這老化社區的舊建築加以活化保護,振興社區經濟,尊重私有產權,同時亦令村民安居樂業,更為藝術家提供創造平臺,推動政府與民間合作,乃多贏方案。

保育,並非大灑金錢,大興土木,更不用動輒就左拆右拆,東遷西徙。我們的政府,有此智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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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泡湯了

籌劃經年,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復建計劃,由於政府和業主無法達成共識而胎死腹中。三年前,當政府公佈此項收復計劃曾引來一埸哄動,參觀李小龍故居更曾被美國時代雜誌網站評選為25項「亞洲體驗」的李小龍故居,始料未及,三年後,轉眼一切成空,俱往矣。看到有關報導,感到悵然若失。

別誤會,其實我並非一名李小龍粉絲或武術迷。我對李小龍的過去和成就,知之甚少; 對武術更是一竅不通。約十年前,一代歌后鄧麗君生前的最後居所,位於赤柱的一幢精緻別墅因經營管理困難,被鄧麗君基金會出售,易手後已被拆卸。伊人已逝,居所亦隨主人而去,遺下的只有綿綿餘恨和裊裊餘音。

多年來,為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挑戰和配合城市的高速發展,我們已經習慣地奉「自由市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規條,視「經濟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金科玉律,於是數之不盡的珍貴文化遺產已慘遭踐踏、遷拆、破壞、消滅,或消失殆盡、或面目全非。

與香港同樣寸土呎金的金融中心倫敦,已開放的名人故居或紀念埸所不勝枚舉,相關名人包括前首相邱吉爾、軍事英雄威靈頓、皇妃載安娜、詩人濟慈、大文豪狄更士、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心理學家弗洛依德,還有無數在大街小巷、公共埸所的雕塑、石碑,表達對前人功績的感恩、對先賢達士的緬懷和對過去歷史的尊敬。倫敦市早自十九世紀中已推行了一項藍牌計劃(Blue Plaque Scheme),計劃宗旨是保護那些曾經有名人居住或工作或與其生平息息相關的舊建築,凡被提名又經評審確認的建築,外牆上均被掛上一藍色圓牌,牌上簡述建築物與名人的關係,供市民瞻仰。倫敦市被掛上藍牌的建築之多有如星羅棋布,根據官方網站,已愈八百五十處。

香港情況又如何?據本人所知,本港唯一為名人開闢而供公眾參觀的紀念場地,乃位於上環的孫中山紀念館,人家畢竟來頭大,總要為他找一處紀念體面的地方供人瞻仰。補充一點,此紀念館前身乃富商何甘棠故宅而非國父故居,而國父本人更未曾踏足此處。

數百年來,多少文人雅士、知識分子、藝壇領袖、官商巨賈都曾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斯人已逝,輕舟已過萬重山。他們的故事已乏人問津,而他們替本港付出的貢獻被逐漸遺忘,他們為後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亦隨歲月流逝。俱往矣,一切不愖回首。

保留名人故居和歷史建築,並非僅為增添一兩處旅遊觀光名勝或週末逍遣去處。文化的保護推廣和教育,除了表達對先輩恩德的感念,更可培養大眾對社會的歸屬感,提昇市民的人文素質和精神文明。近幾年香港不是積極推動甚麼「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嗎?其實從耳濡目染的人文環境成長和透過課堂書本學習對我們的下一代同樣重要。

因此,令我不能釋懷的是,香港自稱為國際大都會,我們沒有包容的胸襟去保護日漸消失的舊有事物,更欠缺長遠的目光為下一代留下精神遺產,此精神遺產是擁有再豐盛的物質財富都不能換取的。

一齣贏盡票房口碑的「歲月神偷」僅能拯救一條街道,卻不足以改變當局者的思維。

一個被遺忘過去的城市就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不知從何方而來,更不知向何處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學懂撫今追昔,才可承先啟後;曉得溯古追今,方能繼往開來。

補習社上市有感—追憶蔡元培

近日從報章上獲悉,某大型連鎖式補習社在市場集資招股掛牌上市,一則普通財經新聞,竟讓我思想穿梭時空回廊,想起了中國偉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子孑民,浙江紹興人,曾於1929-30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位偉大教育家指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也」,上世紀初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出「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進行大刀闊釜的改革,他的努力不懈,不僅令北大煥然一新,一改過住抱殘不全、固步自封、保守排外、服從權威的官僚習氣,更重要的是為中國教育走向現化留下了不滅的火種。

這位中國偉大教育家不趨炎赴勢、不隨波俗流,不攀附權貴,為了教育理想孜孜不倦、高風亮節、兩袖清風,由於不治家財,據說去世時連入葬費亦是他人資助的。順便一提,蔡先生是被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有人視教育為理想而終身鞠躬盡瘁,亦有人視教育為商品而趨之若鶩。因此,院校高層搖身成為精打細算的商人,才有教育機構上市招股、國際學校售賣債券、學費騰飛等荒誕現象,是莘莘學子的不幸,更是一個時代的慨嘆。俱往矣,世間已無蔡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