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奈:現代主義先驅

1890年,莫奈(Claude Monet)收到消息,獲知好友馬奈(Édouard Manet)生前名作《奧利比亞》(Olympia)有機會被美國畫商購得。這名畫壇大師焦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他發起籌款,以購買該畫,轉贈國家。他認為這幅曠世之作乃法國國寶,應該在羅浮宮(Louvre) 永久展出,不可以讓它遠走外邦。最後他籌得20,000法朗,不過基於種種原因,該畫只能在巴黎的盧森堡博物館展出,要到17年後方能移送到羅浮宮,後來歸奧賽博物館所有。當年,《奧林比亞》被受評擊,引來社會口誅筆伐,現在卻成為奧賽博物館鎮館之寶,可謂世事如棋,乾坤莫測。

馬奈被視作將繪畫藝術從寫實主義(Realism)過渡到現代主義(Modernism)的關鍵人物,又稱「印象主義之父」。他出身於1832年,家世顯赫,父親是資深法官,母親的教父更是瑞典王儲。父親原本寄望馬奈能夠繼承其衣砵,從事法律工作。不過馬奈醉心繪畫,老馬奈拿他沒轍,勉為其難答應,這方面與竇加(Edgar Degas)一樣

年輕時的馬奈,追隨歷史畫家庫蒂爾(Thomas Couture)學習繪畫,並經常到羅浮宮臨摹古典名家作品。20歲出頭時,他前往歐洲各國吸收各地藝術精華。馬奈深受古典主義派薰陶的,不過其作品可謂既戀舊亦創新,一方面他作品的構圖饒富古典主義風格,另一方面,其作品摒棄了傳統宗教和神話題材。他認為表達情感和事實,遠比主題重要。

1863年,《草地上的午餐》(The Picnic)在落選者沙龍(Salon des Refusés)中展出,成為馬奈的成名作。何謂落選者沙龍?這要從巴黎沙龍(Salon de Paris)說起。巴黎乃18、19世紀歐洲藝術重鎮,而沙龍就是最具權威性的公共畫展。沙龍由巴黎法蘭西藝術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舉辦,並得到政府贊助。能夠在沙龍展出的作品都要經過專家學者所組成的評委認可。那個年代,它好比藝術界的科舉考試,畫家必先有作品入選沙龍,方為公衆認識,才可出人頭地。沙龍評委由於風格保守,漸漸為人詬病。1863年,大量年輕新晉畫家包括馬奈的作品皆被拒諸門外,引起不少騷動,國王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為了安撫他們,並彰顯其開明作風,特別舉辦了上述的落選者沙龍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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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次畫展中,《草地上的午餐》引起了極大迴響。畫中構圖模仿了拉菲爾(Rafael)的雕刻《帕里斯的裁判》(Judgement of Paris)。最前方的女子一絲不掛坐在兩名西裝革履的男士旁邊,該兩名男士只顧聊天,右邊那位邊聊天,邊用手比劃,完全無視裸女的存在。與此同時,女子也自顧地睢向觀眾。左下角有水果和麵包,呼應了主題,衣物證明女子是來到草地後寬衣的。遠方穿著輕紗的女子在溪邊淋浴,她與其餘三組成了古典的三角形構圖。作者唾棄了調和色彩的(sfumato)法,反之採用了明確利落的線條、強烈的光暗色彩對比。他也故意削弱空間感,按照距離而言,遠方那名淋浴女子也似乎也畫大了一點,有違傳統透視法理論。該畫最具爭議自然是那名裸體的女士,因為在此畫之前,只有神話或宗教人物是裸體的,凡人赤身露體乃破天荒第一次,前衛藝術家向正式傳統學院派人士發出挑戰函。馬奈意圖改變學院派所提倡的理想美。對他而言,理想美造作而失真。《草地上的午餐》那名女士便有別於傳統追求的完美形象,她並非羞花閉月之美人兒,也沒有明亮光滑的肌膚,身上還有贅肉。她右手托著腮,但手肘卻似乎沒有放到膝蓋上,坐姿顯得怪異,有人認出午餐場地是森林公園(Bois de Boulogne),此乃當時的風月場所,妓女經常出入,因此該畫也有諷刺的意味。

《草地上的午餐》仿似一陣風,為畫壇吹皺了一池春水。透過這幅作品,馬奈宣示藝術應該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畫家可以依照自己意志而創作,毋須受傳統教條所束縛、捆紮。與《奧林比亞》一樣,這幅畫也是奧賽博物館鎮館之寶。

1865年,《奧林比亞》入選巴黎沙龍參展作品名單。不過,比起兩年前的《草地上的午餐》,此畫造成更大震撼,其爭議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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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比亞》參照了提香(Titian)的《烏爾比諾的維納斯》,主角是一名全身裸露的女性。不過,提香所畫的乃古希臘女神,而馬奈卻畫了一名高級妓女。如同《草地上的午餐》,畫家用強烈的顏色對比取代傳統透視空間。在他筆下,一名女子在臥室裡半臥半坐著,全身毫無遮掩,她面朝觀衆,眼神傲慢,左手摭著私處,充滿挑逗性,又展現個人魅力,更代表其個人意志,一改以往妓女低賤的形象。提香畫中,象徵忠誠的小狗,被象徵娼妓的黑貓取替。女傭手中的那束鮮花,可能是女子的恩客所送,她卻不以為意,表達其個人選擇的權利。

沙龍展的出席者看到這幅畫,無不感到震驚,有人目瞪口呆,有人羞愧滿面,有人咬牙切齒。據記載,假如不是保安人員阻攔,該畫早已被個別怒髮沖冠的觀眾撕得稀巴爛了!這幅畫引起一浪一浪的口誅筆伐,無情韃担,公眾、記者、評論家、學者及衛道之士群起而攻之,抨擊唾罵之言論此起彼落。假如《草地上的午餐》被認為是傷風敗俗、意識不良之作,那麼《奧林比亞》更是離經叛道、天理不容了。有一段時間,馬奈幾乎成為社會的公敵。他不僅向抱殘守缺、因循守舊的學院派發出挑戰,更是對矯情飾行、道貌岸然的社會提出申訴。

1868年,馬奈認識了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在對方穿針引線下,他認識了莫奈、 塞尚(Paul Cézanne)、雷諾亞(Auguste Renoir)等年輕畫家。因年紀較長,出道較早,知名度比較高,他很快成為這個圈子的精神領袖,隨後也成為年輕改革派挑戰頑固保守派的標誌性人物,這也是他被稱為「印象主義之父」的原因。其實印象派(Impressionist)並非馬奈所開創,而且他從未參加印象派畫展,反之,他認為透過官方渠道,參加沙龍方為正道。不過,馬奈曾經自掏腰包舉辦個人展覽,令到母親擔心他會花光積蓄。

雖然出身名門,馬奈性格溫文爾雅、友善隨和,加上樂於助人,因此人緣頗佳。莫奈乃其至交,前昔貧困潦倒時,馬奈曾多次出手幫助。性格孤僻的竇加也與他成為好友。馬奈也與小說家左拉(Emile Zola)甚為稔熟,當年其作品備受抨擊,該位作家便仗義執筆為他護航辯解。

至於馬奈與莫里索的故事,像霧又像花,令人津津樂道,兩人之間的關係,藏匿在藝術史的滾滾煙雲中。莫里索出身富裕家庭,她醉心繪畫,作品曾經入選巴黎沙龍。馬奈與莫里索一見如故,並在她的影響及鼓勵下,作品採用了更亮麗的顔色,並開始在戶外創作。莫里索也成為馬奈的繆思女神(Muse),他為這位紅顏知己畫了12幅肖像畫。不妨看看下面的《陽台》。三人在陽台上觀賞風景,左下方的就是莫里索,她的雙瞳如剪水,彷彿連其靈魂也躍然紙上。相比之下,其餘兩人就遜色得多。馬來一生畫了不少女性肖像畫,其筆下最楚楚動人、風姿綽約者非莫里索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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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當戶對,又志趣相投,馬奈與莫里索原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可惜,早在二人相識之前,馬奈已為人夫。他不願拋棄髪妻,又不想莫里索蹉跎歲月,於是大方撮合她和親弟尤金(Eugène)。莫里索嫁得如意郎君,尤金一直支持妻子的藝術創作,在當時男尊女卑的社會堪稱異數。

馬奈妻子蘇珊娜(Suzanne),原藉荷蘭。 1851年,她為馬奈父親所聘,負責教授馬奈和尤金兩兄弟鋼琴。1852年,蘇珊娜誕下一個非婚生子萊昂。不過,在登記簿上,二人的關係為姊弟。馬奈亦從來沒有對外承認萊昂(Leon)為其兒子。外界揣測, 萊昂有可能是馬奈父親的情婦,萊昂乃老馬奈所生,因此他是馬奈的親弟。1863年,父親過世一年後,馬奈與蘇珊娜結婚。四人的關係撲朔迷離,一直是藝術史未解之謎。

馬奈晚年為梅毒和風濕病所苦,1883年去逝,年僅51歲。由於生前交遊廣闊,其喪禮出席者衆。竇加的一句評語總結馬奈的成就:「他比我們所想像更偉大。」

竇加:不一樣的印象派大師

巴黎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前身乃火車站,連接市中心與市郊。火車站於1900年巴黎舉辦世界博覽會時興建,1939年停用。1986年,昔日的火車站被改建成美術館對外開放。當年火車站內設有頂級旅館,顯奢奢華氣派。火車站改建時,這些美輪美奐的雕樑畫棟皆保留下來。今天,不知來攏去脈的訪客,心中會納悶,何故火車站竟興建得如此富麗堂皇。

奧賽美術館共三層,最引人矚目者,非地面樓層莫屬。19世紀末到上世紀戰前,法國所有頂尖藝術家,包括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的作品,皆在該層展出。印象派畫家馬奈(Edouard Manet)莫奈(Claude Monet)、 塞尚(Paul Cézanne)、雷諾亞(Pierre-Auguste Renoir)、竇加(Edgar Degas)俱成為畫壇風流人物。

竇加出身富裕家庭,祖父經營地區性銀行。他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父親原本希望他成為律師,可是兒子卻醉心於藝術。1853年,竇加進入巴黎藝術學院學習繪畫。他對新古典主義畫派(Neoclassicism)推崇備至,尤其敬仰其代表人物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後者曾鼓勵竇加要多畫線條,對其影響深遠,令他日後的作品以細膩線條見稱。在藝術學院進修期間,他追隨安格爾的弟子Louis Lamothe學習繪畫。1857年,他前赴義大利臨摹文藝復興(Renaissance)大師的作品。

受到古典美學薰陶,並師承古典主義,竇加曾經立志要創作歷史畫。後來他融會貫通,另闢蹊徑,自成一家,將古典學派的畫風融入其作品,以反映其所屬時代風貌及生活百態,成為「現代的古典畫家」。

1874年乃竇加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父親逝世,而且家族欠下巨債。原本他繪畫是為興趣,父親逝世後,為了償還債務,他加倍努力作畫,迎來了其藝術生涯的豐盛期,不論質或量皆大幅提升,可謂賽翁失馬,焉知非福。許多時候,藝術家人生的不幸,往往激發其潛能,反而成了後世之福。莫扎特也是為了還債,才拼命作曲賺錢,為世人留下大量雋永之作。

在一次偶爾的機會下,竇加認識了馬奈,經對方的介紹下,認識了不少新晉畫家。他們志趣相投,對於畫壇主流學院門派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而感到失望、反感,因而遭到排擠、攻擊。他們經常流連咖啡館,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並互相硏討,後來成為領導西方繪畫的印象主義畫派。

儘管被公認為印象派畫家,竇加對此卻感到厭倦。也許稱他為另類印象派畫家也不無道理。印象派畫家喜歡繪制戶外風景畫,然而竇加大部分作品卻以室內作為場景。雖然他也有戶外畫,但並非以風景作為主體,這點又和他的印象派友人大相徑庭。以莫奈為首的印像派畫家提倡在室外創作,以圖補捉光影與色彩的變化。竇加對此卻嗤之以鼻,他只會在室外瞥了一眼,將景物放在腦中的一隅,任憑記憶與想像滲在一起,任其發酵及昇華,回到畫室後才提起畫筆,在畫布上流躺,將景物描繪出來。他與其他畫家成為顆伴,除了大家臭味相投,更可以合作舉辦沙龍畫展,乃友情因素和實際需要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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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家庭》(The Bellelli Family,上圖)是竇加早期的作品,是他為姑母所畫的全家福。由於畫家的祖父去世,所以姑母身穿黑色喪服。透過各人所坐的位置,畫家暗示這家人想處得不太和逵。姑母和姑丈分坐左右兩旁,中間長女扮演兩人之間的橋樑。竇加和姑丈關係亦欠佳,他自然比較支持姑母,畫中特地安排姑丈背向觀眾,幽了對方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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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印象派畫家皆出身寒門,唯獨竇加與馬奈來自中上階層家,算是公子哥兒。二人自然有共同嗜好,他們常結伴去觀賞馬匹競賽。竇加年輕時也創作了大量有關賽馬的作品。有別於傳統畫家,他沒有表現馬匹的駿朗矯健或騎師的英姿颯爽。他亦沒有效法馬奈,去繪畫令人熱血沸騰的賽事場面。觀眾也看不到駿馬凌空飛騰,或騎師策馬揚鞭的畫面。竇加所畫的,乃賽前的情景,他利用敏銳的觸角,以細膩的筆觸畫出了馬匹的神態、形體及情緒,堪稱別樹一格。

竇加非常善於觀察人生百態及社會眾生相,他畫過不少窮苦人家,包括工人、演員、乞丐、醉酒、妓女等。仔細瞧瞧下圖這張《苦艾酒》(The Absinthe Drinker)。畫中那三張咖啡桌的邊緣,組成一個「之」字,引導觀眾視線,從畫面左下方伸延至中央那兩名人物身上。那名女子愁眉深鎖、臉如死灰,顯得心事重重,不知正面臨甚麼窘境。右邊那位男士也好不到那裡,他似乎潦倒失意、面容憔悴,眼現紅絲,正瞧著咖啡館外某些人或事。兩人同為天涯淪落人,明明挨在一起,卻沒有互何互動,互不相干。竇加觀察入微,他有不少作品,描繪繁華背後低下階層的困苦,稱其為現實主義(Realism)畫家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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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著名的浴女圖系列其中一張,名《盆浴》(The Tub)。那個年代,大部分人家中沒有浴室設施,一般人是用浴盆洗澡。觀眾似乎從上而下偷窺那名正在洗澡的女子,右邊是假髮、水罐、梳子及捲髮器。畫家用輕快的筆觸勾勒出女子的肢體,有別於古典主義派強調女性體態豐腴飽滿、皮膚白皙柔潤之美。畫中的女子,蹲在浴盆裡,背向觀眾,她左手按著浴盆,支撐身體平衡,右手握著一個泡了水的海綿,替自己擦脖子,其姿勢談不上優雅。竇加雖然崇拜安格爾,他卻沒有追隨後者的風格,將女性畫得婀娜多姿、曲線玲瓏。他筆下所畫,大多是樸素的自然美和真實的生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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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加創作大量芭蕾舞者的繪畫,有人稱他為芭蕾舞畫家。不過,他筆下比較少台上的情景,反而更多集中在台下、後台或舞蹈室彩排練習的情況。身穿輕紗舞裙少女搖曳動人,輕盈優美,她們的翩翩舞姿躍然於紙上。竇加有敏銳的觀察力,他善於補捉少女們歇息、聊天、壓腿、拉襪子、整理頭髮、調整舞鞋等各種動作,生動活潑、盎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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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蹈課》(The Dance Class,上圖)中,觀眾佇足在舞蹈室,凝視著房間的鈄對角,在當時來說,畫家的構圖非常新穎。中央偏右位置的老翁為教練,他右手握著拐杖,左手在比劃,更正舞蹈者的動作。站在他面前,交叉踮腳的少女,一面用心聆聽他的指示,一面移動自己步伐。左邊一位少女坐在鋼琴上,慢不經心地搔癢,顯得有點不雅。這兩名少女的動作相映成趣。

透過芭蕾舞者系列的作品,作者還反映了社會陰暗面。當時,這些芭蕾舞者大都來自窮苦家庭,她們被稱為「小老鼠」。這個稱謂,既生動形容少女們奔跑跳躍宛如老鼠,同時帶有貶義,諷刺她們身份地位卑微。此系列有不少作品,都畫有一名身穿燕尾服男子,坐在練習室或後臺的一隅。這個人不是達官貴人,也肯定是某某老闆,他利用人脈關係,坐在練習室內,觀察這些少女,在她們當中,選擇一位成為情婦。哪一位少女被包養,生活品質提高,家庭環境大為改善,而且更會被力捧,在芭蕾舞劇擔任主角,有機會成為當紅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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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加終身未婚,他晚年離群索居,性格變得孤僻怪異,身體抱恙時,親友欲主動照料,他卻拒人於千里之外。不過,更令人爭議處,乃其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的政治主張。19世紀末,法國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一名法籍猶太裔軍官,被判叛國罪,事件擾攘了超過10年,方始平息,軍官最後獲得平凡昭雪。事件發生後,竇加斷絕與所有猶太朋友的來往,包括另一位印象派大師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他曾將一位模特兒轟出門口,努吼對方為猶太人,並不在聘用任何有猶太血統的模特兒。

當年國學大師陳寅恪曾為汪精衛寫下輓詩,劈頭兩句曰:「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阜昌天子指金人扶植的漢人傀儡皇帝劉豫,此君雖失節,但寫得一手好詩,所以元好問的《中州集》亦有收錄其作品。陳寅恪指出,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政治取向,而否定其才華。同樣道理,姑勿論竇加的行為是出於私怨或政治信仰,在藝術史上,他作為承先啟後的偉大畫家,此乃不爭的事實。

 

 

林布蘭:踽踽而行的光影大師(下)

(續上篇)1639年,正值事業巔峰林布蘭偕同妻子遷往阿姆斯特丹(Amsterdam)Breesteaat區的新居。同年,受到該市民防隊邀請,創作一幅油畫,這就是後來家傳戶曉的《夜巡》。

林布蘭於3年後完成委託,這幅《夜巡》不僅是其畢生代表作,更是荷蘭巴洛克繪畫的巔峰之作。此畫原名《柯克隊長手下的第二區民兵隊》(英譯:Militia Company of District II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Frans Banninck Cocq)。歲月悠悠,因保養不善,油畫沾上了污垢,變得黑黯黯,令人誤以為畫家描繪民防隊夜晚出巡的情況,因此命名《夜巡》。經修復除掉污漬後,真相大白。不過,原名實在太過冗長,大家將錯就錯,《夜巡》之名沿用至今,現已成為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鎮館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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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巡》中,林布蘭以純熟的採光技術及高超的構圖技巧,描繪了民防隊出發前往執行任務的一刻,他生動描繪了各隊員的高昂鬥志及亢奮心情。光線從觀眾的左上方投射,強烈的光暗對比,突出了重點,從而引導觀眾視線,彷如舞台射燈。光線加強視覺效果,增加層次感,更重要的,是營造了緊張的氣氛。

畫家巧妙捕捉了民防隊整裝完畢,準備執勤的一瞬間,好比弓箭手箭在弦上,正欲鬆開五指的一刻。畫中人物栩栩如生他們士氣高昂、舉止從容、躊躇滿志,神情無不流露出一份驕傲與自信,人人對於能夠成為民份隊一份子皆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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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央是民防隊隊長,他身穿黑軍服、掛上紅披肩,頭戴黑帽。他正揚起左手,咧著嘴巴,似乎正揚聲下達命令。站在其旁邊,身穿黃色制服,繫著白色腰帶是副隊長,他正專心聽著隊長命令。民防隊其餘各成員,無論是表情、動作、視線各有不同,有人準備擊鼓、有人撑著旌旗、有人檢視火槍、有人提起長槍,伸向前方。細膩的人物表情及動作,反映各人性格、情緒及心理狀況。這幅作品饒富舞台感,充滿張力。

畫面左側有一位小女孩,身上金光閃閃,與畫面的陰暗主調成對比。她與民防隊毫本相干,腰間還繫著一隻死雞。與衆人不同,小女孩身上的光源並非從左上方,而是從正前方而來。林布蘭的神來之筆,令到整個構圖更有層次感和趣味性,卻不會突兀別扭。對於畫家欲表達的意思,多年來衆說紛紜,有人認為她是真理的化身。

林布蘭身處的年代,不少行業公會、組織都會聘請畫師,創作團體畫,以茲紀念,就好比現在公司團體照。當年,民防隊總部大樓竣工,為隆重其事,民防隊便委託了數位畫家,創作一批團體畫,掛在總部大廳牆上。團體畫共七張,主要官員一張,六支民防小隊各佔一張,《夜巡》便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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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乃大廳所掛上的其中一張團體畫,作者為德·凱澤(Thomas de Keyser)。畫中人物姿勢大同小異,差不多人人皆挺著腰,眼望前方,顯得生硬,如同現在的團體照。人物生命力遠遜於《夜巡》,藝術成就更差之千里。《夜巡》摒棄團體畫的公式化處理,大膽創新的手法落於俗套卻引來一片爭議。原因不難理解,畫家酬金由民防隊各成員一起承坦。他們當中,有人被陰影籠罩,有人輪廓模糊,有人被遮擋半張臉,更有人僅露出一隻眼睛,難怪有民防隊隊員不滿。有人認為,自《夜巡》一事,林布蘭的商譽江河日下,客戶減。此言是否言過其實,暫且不論。不過,對於畫家堅持個人創作風格,不隨波逐流附庸風雅不惜開罪客戶的個性,我們可以看出端倪。

1642年似乎是林布蘭人生分水嶺。這一年,莎斯姬亞(Saskia van Uylenburgh)誕下么子提圖斯(Titus,之前還有三名子女,皆夭折),可惜,她在生下數個月後因病身故。林布蘭成了鰥夫不久後,戀上兒子的乳娘兼保姆葛切(Geertje Dircx)。不過,二人的愛情如鏡花水月,他之後移情別戀,愛上了自己的家傭斯托芬(Hendrickje Stoffels)。葛切告上法庭,聲稱林布蘭曾許下山海誓盟,承諾照顧自己,後者因而要支付膳養費。斯托芬成為畫家下半生的伴侶,更生下女兒克萊利(Cornelia)。雖然得到愛情滋潤,林布蘭財政漸陷窘境。1656年,其財產被債權人沒收,兩年後,一家人被迫另覓居所。

為何林布蘭會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他生活奢侈,上篇曾經提及,他大量購買世界各地的珍藏思寶。他又不擅理財,導致投資失利。當他被迫出售物業,地產市場不景氣,其地基出現問題(由於阿姆斯特丹處於低窪地區此乃常見之事)最後唯有低價出讓,連串不幸的巧合,令他財政更加足襟見肘、雪上加霜。

1640年代以後,林布蘭的事業也大不如前,收入銳減。有人認為這和他的私生活有關原來根據結髮妻子莎斯姬亞的遺囑,遺產由丈夫兒子二人各佔一半。假如丈夫再婚,他得到的那份遺產必須歸還外家。因此,林布蘭與斯托芬一直過著有實無名的夫妻生活。當時荷蘭乃世俗社會,比歐洲其他地區自由開放,宗教意識較淡薄。但畢竟那是17世紀,與今天之價值觀不可同日而語。作為公衆人物,林布蘭的私生活難免引來非議,令其名譽受損,訂單減少。

林布蘭的事業走下坡,也其創作風格息息上關。要知道,一名優秀的畫家,他創造出一系列優秀作品,受到客戶青䀹,便會志得意滿,其創作力不復從前豐沛。好比一名電影導演,製作了一部動作電影,票房稱冠,之後便會製作題材風格相近的作品,難以尋求突破。一位頂尖的藝術家卻大相逕庭,他會不斷在藝術領域上探索、革新、改進、求變。林布蘭屬於後者。他前半期的作品,充滿了戲劇性、動感生命力,用動作表達情緒,到了後半期,他重視靜態的情感描繪,以光影的強烈明暗對比剖白人物的內心世界()。不過,顧客垂青的,乃優雅、絢麗、細緻的畫風與及理想化的人物造型他的作品不符合市場需求,訂單大減。市政府的重要訂單,都由他的門生負責。一代宗師,昔日客如雲集,今日門庭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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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事業失意,生活潦倒,林布蘭仍不願與現實妥協。他選擇孤身走我路,在黑夜中踽踽獨行,在風雨中逆流而上。

1663年老伴斯托芬辭世。1668年,兒子提圖斯病故。翌年,這位荷蘭歷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在貧困交加中去世,享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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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布蘭一生,創作了大量自可以說他用畫筆撰寫自傳。大師晚年的自畫像,以輕快的筆觸,勾勒出細膩的情感,風格樸實而脫俗。透過粗略的線條,觀眾看到人類最真摰的情感。看看左邊這幅自畫像,光線投影在人物半邊臉上,突顯了其鬱悶。他面容憔悴、神色哀傷、神情落寞,眉宇間滲透著出絲絲愁苦和哀傷。這類肖像畫不會受到市場歡迎,因為人人都希望自己容光煥發,林布蘭的畫像就平實樸素多了。不過,這才是他可愛、可貴之處。他坦率真誠地面對自己內心,毫無遮掩、毫不修飾,但卻窺探到靈魂深處的真、善、美。因此,林布蘭成為不朽。(回到上篇)

林布蘭:踽踽而行的光影大師(上)

17世紀時期乃荷蘭的黃金時代。在東印度公司的牽頭及帶領下,荷蘭人透過海外貿易賺取大量財富,荷蘭並取代西葡兩國成為首屈一指的強國。在荷蘭各大城市,人材資金如雨後春筍般湧入,到處生機勃勃,百業興旺。財富決定了個人社會地位,商人取代了皇室教廷成為統治階層。科學、文學、藝術水平乃當世翹楚。史學家普遍認為,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濫觴。

在上述背景下,大量富商及中產階級崛起。這些資產階級注重生活品質,追求時尚。他們既會購買藝術品用作粉飾家居,也喜歡聘請畫家為自己繪製肖像畫。以往封建時代,畫匠主要為皇室貴族及教會人士服務。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平民百姓成為畫匠們的客戶。藝術商品化及大衆化,宮廷畫師轉型為職業畫家。他們與畫商合作,推廣及銷售自己的作品,部分畫家亦身兼畫商。阿姆斯特丹的廣場出現不少藝術市場,開創了歷史先河。

時勢造英雄,荷蘭的黃金時代孕育了多位畫壇巨匠,引領西方藝術潮流,各領風騷數十載。衆多繪畫大師中,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乃佼佼者。

林布蘭出生於荷蘭的紡織中心兼大學城萊頓(Leiden),年幼時已醉心繪畫藝術工作,他才華洋溢,出道不久已經薄有名氣。1631年,他前往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發展。當時,阿姆斯特丹乃西方第一金融及貿易都會,人口持續膨脹,財富驟增,都市不斷擴充,建築地盤比比皆是。工人忙著堆填土地、開鑿運河、搭建橋樑、蓋建大樓。

這個朝氣勃勃的都市正好是林布蘭施展抱負而搭建的舞台。他風華正茂、英姿煥發,很快便站穩住陣腳,聲名鵲起,工作接踵而至。1634年,他迎聚了年輕6年的莎斯姬亞(Saskia van Uylenburgh)。妻子家景富裕,其父親曾為市長。二人成婚時,莎斯姬亞還帶來一筆豐厚嫁妝。

1639年,林布蘭在Breesteaat區購置了一棟住宅。此乃一個新興區域,附近居民非富即貴。林布蘭在此住了近17年,並度過了人生最得意的時光,現已改闢博物館。這棟住宅價值不斐,紀錄顯示,林布蘭花了13,000荷蘭盾(guilders)購入新居。當時一名工人年薪才高於200 guilders。雖然林布蘭是透過房貸形式購入居所,不過1630年代,他的事業正值高峰期,不少名畫師皆出自他門下,訂單如雪片般飛來,收入當然不俗,加上莎斯姬亞帶來豐厚嫁妝,其家庭財政頗為充裕。可惜,到了1656年,林布蘭債臺高築被迫出售物業抵債,銀行職員鉅細無遺紀錄了這棟故居內的財物。到了今天,博物館負責人能夠按照此珍貴紀錄,真實無誤地將其昔日居所呈現世人眼前。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MuseumHetRembrandthuis

故居樓高3層,另加地庫。訪客甫踏入屋內,明亮寬敞入口大廳映入眼簾,牆上掛滿林布蘭的作品,精緻的火爐、典雅的傢具、大理石地板及柱子、偌大的窗戶、再加上挑髙的天花,甚富氣派。穿過入口大廳便可以邁入會客廳,乃林布蘭洽談生意的地方。會客廳也用上大理石裝潢,華麗而雅緻,毫不遜色於入口大廳,客人亦可留宿。屋內古樸而優雅的螺旋木階梯貫穿各樓層。除了會客廳及入口大廳,還有起居室、大畫室、小畫室、儲物室、廚房。

兩個房間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就是林布蘭的儲物室。儲物室擺放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包括名畫、雕塑、動植物標本、瓷器、寶石、地球儀、古書、武器、盔甲等,不少乃透過拍賣會競投所得,可謂價值連城。有人說購買大量奢侈品是為了創作及教學所需,但也有人批評他是為了炫耀財富,後人計算過,假如大師沒有購買這些奢侈品,他不會負債累累。平心而論,17世紀適逢航海時代,商人水手從海外帶回五花八門的珍品,前所未有,目不暇給。收集這些異國珍品乃當時時髦,好比現代人購買跑車、珠寶,沒有甚麼稀奇。何況林布蘭當時名利雙收,有此購物欲乃人之常情,後人不必過度苛求。

比起儲物室,大畫室更加不可錯,林布蘭不少曠世巨作便是在此完成,包括下篇會提到的《夜巡》(The Night Watch)畫室有兩排窗戶,下排有窗板,天花板吊起白布條。透過調較布條高低及窗板角度,畫家純熟地室內光線的強弱、角度,並繪入畫內,為其作品注入豐富的內涵。金光穿透玻璃曬入室內,柔和的牆壁、樸素的木天花板、輕輕晃動的布條、充滿質感的木地板,隨意擺放的畫筆、帆布、調色盤、顔料、木板、紙張、器皿、調色刀、畫架,讓畫室生機盎然,數百年如一日。讓人產生錯覺,誤以為畫家剛放下畫筆,離開畫室稍息,須臾,他便會回來,木地板隨時吱吱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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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桌子上的畫布用具可以了解,林布蘭喜歡在畫布上塗上一層厚厚的顔料,然後利用調色刀刮痕,令到畫面更有層次感,凹凸不平的顔料能夠表達物件質感、遠近、明暗,稱他為繪畫雕塑師,也不為過。(請前往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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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的華沙古城

Piwna (波蘭語啤酒的意思)乃華沙舊城區最長的街道之一,兩旁的巴洛克(Baroque)建築緊挨著,石板街道顯得古樸厚重。不遠處有遊客馬車經過,傳來噠噠的馬蹄聲及轆轆的車輪聲。街上餐廳、酒吧、商店林立,不過比起主要大街Świętojańska,這裡顯得低調得多。連教堂也是門堪羅雀。

Piwna 6號是一楝樓高三層的建築,外牆灰溜溜,其貌不揚,沒啥看頭,路人容易失之交臂,而錯過了入口門拱上的精緻鴿子浮雕。浮雕是為了紀念一位婦人而鑲嵌。該婦人名Kazimiera Majchrzak,乃當地居民。二次大戰期間,華沙遭戰火蹂躪,昔日繁華都市成了一片頹垣敗瓦。戰後,Majchrzak是首批回到該地的老百姓。縱使家園痛失,三餐不繼,她仍毫不吝嗇糧食,餵飼附近的鴿子。這位婦人於1947年病逝,她的善舉被捕捉入永恆的鏡頭內,其動人故事成為不朽。《聖經》記載,洪水淹沒大地後,諾亞從方舟上放出一隻鴿子,不久,鴿子銜着橄欖枝回來,那表示洪水已退。對於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波蘭人,鴿子帶來和平與希望。Majchrzak和鴿子的照片,更成為華沙生生不息、繼往開來的象徵。華沙重建後,居民便在婦人當年棲身之處,鑲嵌了上述的鴿子浮雕,以茲紀念。

 

1939年9月1日凌晨,希特勒(Adolf Hitler)揮下的納粹德軍閃電入侵波蘭。波蘭軍民挺身而出,無數壯懷激烈、慷慨悲歌之士,以斯巴達式的無畏精神,奮力迎戰。可惜,敵人質量與規模皆佔壓倒性優勢。不久,華沙失守,成為二戰時期第一個淪陷的首都。

華沙淪陷,德國推行帕布斯特計劃(Pabst Plan),目的將其改造成一座德意志模範城市。當局從國內輸入移民,猶太人被遷入隔離區(ghetto)加以迫害,波蘭人被強徴為苦工。對於希特勒而言,要將一個民族連根拔起,便要瓦解其文化,抹去其歷史,消滅其語言。他下令摧毀市內大量建築,尤其那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圖書館、檔案所、博物館、學校、皇宮、歌劇院、文化廳、市政廳、廣場一一被拆毀,至於市內具民族象徵意義的紀念碑、雕像更加不能倖免。

作為斯拉人(Slav)的後裔,波蘭人身上流著「威武不能屈」的血液。1944年,到處藏匿的波蘭家鄉軍(Home Army,又稱波蘭地下軍)決定揭竿起義。8月1日,地下軍在華沙展開行動,史稱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甫開始,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戰略地點,形勢有利。不過,德軍經調整後展開炮轟還擊。10月2日,地下軍由於裝備不足、糧食短缺,被迫投降。同月,德軍決定將華沙夷為平地,他們到處炸毀市内建築物,令到這座幾經折騰的古城更是雪上加霜。

到1945年1月,蘇軍進入華沙時,整個都市已經儼如一座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現代龐貝城(Pompeii),85%的建築被摧毀,超過一半人口遇害或流失。昔日風華已成孤帆遠影、空中樓閣。四周斷垣殘壁,到處哀鴻遍野、滿目瘡痍,不少地方仍殘留火焰,那裊繞的煙硝令此座面目全非的古都倍添哀愁。偶爾刮起一陣風,廢墟上頓時灰沙滾滾,遮雲蔽日。劈啪的槍聲與轟隆的炮火似乎猶言在耳。瓦礫埋葬無數屍骸,倒塌的牆壁成為無字墓碑。腐爛屍體的酸臭味中人欲嘔,直撲腦鼻。

二戰結束後親蘇的波蘭政權成立。新政府原本計劃另覓他處作為首都,而華沙則保留下來,作永久展示。不過,老百姓皆要求在原地重建國都,加上蘇聯當局也希望在國際社會建立聲譽,華沙重建計劃得以展開。

愛國的波蘭人民紛紛湧進華沙,充當義工,為復修首都出力。他們當中,有捲起襯衫袖子的青年、有赤膊的壯漢、有束髮的妙齡少女、有裹著繡花頭巾的婦人、也有頭戴扁帽的長鬚老翁,大家無分你我,投入這項史無前例的工程。儘管工作艱辛,物質匱乏,機械設備不足他們皆不辭勞苦、任勞任怨。有人用鐵撬拆除硬物,有人揮起鐵鍬挖土,有人高舉鐵鎚敲打牆壁。有些人排成一列,以傳遞建築材料。泥水匠忙著疊砌磚塊,搬運工人用手推水泥車或馬車運送瓦礫碎片。專家掘地三尺,小心翼翼在瓦礫堆中尋找珍貴文物。

華沙得以重建,除有賴老百姓上下一心外,有兩位人物厥功至偉。第一位是18世紀的波蘭宮廷畫師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他有不少創作以舊城區的街道建築為主題,透過其作品,工程師得以穿過時光縫隙,窺見了當年建築的面貌。

另一位是建築教授Jan Zachwatowicz。淪陷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暗中蒐集保存了許多書籍、文件、照片、圖像、檔案等珍貴資料。戰後,他也成為了工程的主要負責人。施工期間,政府提出以社會主義風格建築取代傳統建築,幸好這位教授四處奔走,據理力爭,加上50年代初社會風氣也比較自由開放,當局接納其意見,古城才得以重現昔日風華。

整項重建工程非常嚴謹慎密。基於尊重歷史,建築外觀或內部裝潢皆要按接18世紀的原貌修復,不可作任何改動,連材料制法,建築技術都要按照傳統。廢墟上那些未有損毀的磚頭瓦片皆填上編號,以作紀錄識別,因為這些一磚一瓦都要擺回原本位置,不可錯放。另一方面,為了讓後人憑弔追思,戰爭痕跡也會盡量保留。

1952年,即大戰結束後7年,舊城區的重建工程大致完成。位於城堡廣場上的皇家城堡修複工程於1971年展開,1974年恢復外觀,而內部修復於88年竣工。

波蘭人完成了一項曠古未有的壯舉。念天地之悠悠,綜觀人類都市發展史,從來沒有一座城市,歷經浩切後,能夠重新崛起。更令人惻目的是,整項工程幾乎全由波蘭人一手包辦,連經費也是向國民和海外僑民募捐所得。戰後東西方步入冷戰,工程並未得到歐美資金援助。為了表揚波蘭人的成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80年,破天荒將華沙古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評審員認為,其重建過程鉅細靡遺,體驗了歷史精神和人文情懷,古城雖乃複製品,但無損其真實性(authenticity)。

在華沙舊城區蹓躂,既可懈㤧歷史,撫今懷昔,也能體驗波蘭人的細緻入微。

某棟房子的外牆,其中一部分顏色暗淡且彈痕纍纍,另一部分卻光潔無暇。很明顯,前者是原件,後者乃戰後修復。

某座聖母雕像,聖母原本抱著聖嬰,聖嬰被毀後,後人故意沒有修復,聖母懷抱裡空無一物。對於不知來龍去脈的觀賞者而言,其姿勢動作,顯得有點不大自然。

城堡廣場矗立著西格蒙特三世( Zygmunta III)紀念柱。柱高 22米,雕像高2.75米,國王左手握著十字架,右手持有佩劍,象徵基督教的守護者。當年德軍炸毁柱子,國王雕塑從高處掉落地上,除了佩劍跌碎外,整座雕像大致無損,堪稱奇蹟。戰後,當地人鑄造了一根新柱子,把修復後的雕像重新竪立在廣場中央。至於被炸㫁的那根柱子,就放置在廣場的一隅,讓人憑弔。

家城堡乃西格蒙特三世下令興建。此君來自北方的瑞典他當上波蘭國王後,因為思鄉情切及種種政治因素,特意把首都從克拉科夫(Krakow)搬遷到較接近北方的華沙城堡乃按照瑞典風格而設計今天當地人戲謔稱其為宜家(IKEA)風格。它在二戰期間被夷為平地。中庭入口的門拱頂部經修復後,故意露出方塊狀的修補痕跡。

歷盡無數次的踉踉蹌蹌,跌跌撞撞,甚至乎只能匍匐前進,波蘭人終於可以昂首挺胸,邁步而行。

補充:40年代末期,名為Trasa W-Z的高速公路正式開通,此乃戰後華沙首項大型基建項目有餅店推出一款名Wuzetka的奶油夾心巧克力海綿蛋糕。時至今日,此糕點仍是華沙市民的日常食品。人在華沙,欲重溫上述歷史,除了透過眼睛觀察,也可以用味蕾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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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的小孩雕塑

 

達文西與《最後的晚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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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篇)坐在耶穌左邊的是約翰的兄弟雅各(James the greater),他愛恨分明、秉性剛烈,乃性情中人。當知道耶穌被出賣,他怒火中燒,張開雙臂,聳眉瞪眼,好像在怒吼:「豈有此理!竟有這等事!」後來雅各成為門徒當中最早的殉道者。他與彼得(Peter)和約翰(John),是耶穌最愛的三位門徒,也是聖經最常提及的三位使徒。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別具巧思,將此三人,連同耶穌及背叛者猶大放在中央顯眼位置。

竪起食指那位門徒就是多馬(Thomas)。他天性多疑,凡事尋根問底,十二門徒中最具科學探究的精神。當其他門徒告訴多馬耶穌復活的消息時,他表示要伸指探入其釘痕才會相信。8日後,他見到耶穌,仍是半信半疑,耶穌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基於這個故事,伸手指的姿勢成為多馬的宗教藝術形象。在《最後的晚餐》中,他竪著手指,說不定在問耶穌:「主啊!是真的嗎?你調查清楚了嗎?」

與雅各及多馬同組的還有腓力(Philip),此人敦原老實但有點懦弱怕事,達文西筆下,他雙手按在胸前,強調自己清白,也許在問耶穌:「主啊!我對你可是忠心不二,出賣你的人不會是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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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Matthew)坐在第四組的左邊。他在追隨耶穌前,乃一名稅史,屬社會菁英階級。他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在衆門徒中文化水平也較高。畫中馬太雙臂伸向其背後的耶穌,明顯正在討論耶穌剛才的那番話,表示他心繫人子安危。

馬太身旁的達太(Thaddaeus,右二),屬沉默寡言、心思慎密的智者,有人認為他是耶穌的親弟。達文西筆下的十二門徒中,他是比較冷靜的一位。

壁畫最右邊的是奮銳黨的西門(Simon the Zealot)。奮銳黨乃反政府的武裝集團,西門也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政治立場和當過政府官員的馬太迥然不同。不過,二人成為門徒後,共同摒棄成見,為宣揚福音而四處奔走。畫家將二人放在同一組別,頗有意思。另外,教會往往將西門與及達太相提並論,因為兩人的紀念日在同一天,或許是這個原因,兩人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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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畢生鐘情於大自然,他的作品經常出現湖光山色,《最後的晚餐》也沒有例外。中央位置的耶穌背後有三扇窗,窗外可以瞧見藍天青山。在戶外光線的襯托,突顯人子的神聖偉大。大難臨頭之際,他顯得從容自若、處之泰然,加上那靜態的大自然,與眾門徒的悲慟、憤怒、恐懼、驚慌、徬徨成鮮明對比。可堪玩味的是,故事明明是發生在入黑時分,但窗外竟是大白天。畫家如此安排,純粹是基於上述原因,還是另有深意?這可是西方藝術史的千古之謎了。

如同不少藝術大師,達文西追求完美。在繪製《最後的晚餐》過程中,他經常停下來,在壁畫前,佇足良久。他反覆思索,陷入深思,某時候想得出神,而凝立一整天,動也不動,如同磐石。又有些時候,他折騰了大半天才畫好一小片,由於不滿意,便會將其塗抹,然後從頭來過。當時畫家的酬勞以工作時間計算,眼看壁畫的進度停滯不前。吝嗇的院長非常懊惱,於是便不斷催促達文西。後者不勝其煩,便向院長開玩笑,道:「我一直想不到猶大的模樣該怎麼畫,不如將院長的肖像畫上去吧?」院長嚇了一大跳,面如土色,急步離開,以後不敢再打擾大師。

《最後的晚餐》於1498年完成。慮多維科·史科沙(Ludovico Sforza)公爵非常滿意。翌年更賞賜達文西一片葡萄園作為報酬。達文西很喜歡這片葡萄園,更親手種植葡萄。他逝世後,依照其遺屬,葡萄園贈予兩位忠僕。近年,專家發現葡萄園的遺址,並在泥土裡掘出殘留的葡萄樹根部,經科學測試,證實為達文西所栽種的品種,現已重新培植。葡萄園位於一楝古宅的後花園,現已對外開放。古宅與恩寵聖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僅一街之隔,看了大師的傑作後可順道參觀其葡萄園。

《最後的晚餐》甫面世便命途多舛,多災多難,當中原因包括戰爭、技術錯誤與及人為疏忽。首先,它先天不良。一般的壁畫乃濕壁畫(fresco),方法是將顏料塗在濕灰泥上,其優點是耐久力高,但濕灰泥很快乾凅,畫家必須短時間內完成作品。不過,追求完美的達文西,工作一貫慢條斯理。為了克服濕壁畫的缺點,他自行調配了一種由油彩與蛋彩混合而成的有機顏料,讓他可以在乾凅的牆壁上緩緩地創作。豈料,由於選用了這種顏料,《最後的晚餐》竣工20年已經開始褪色,再過數十年後嚴重剝落,人物輪廓變得模糊,最後幾乎面目全非。

但禍不單行,這幅名畫不僅先天不足,更屢次遭逢人禍。

1652年,修道院僧侶在《最後的晚餐》的下方位置開鑿了一個入口(後來又將其永久封閉)。從此以後,壁畫被截去了一部份,耶穌雙腳便永遠消失了。據專家考證,畫中耶穌應該是叉著腳的,如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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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拿破崙入侵並佔領米蘭,修道院被法軍徵用,食堂竟成為馬房,後來又成為牢房,名畫與馬匹及囚犯朝夕相伴。也有人說,法軍為了打發時間,竟以畫中人物頭部為目標,進行技擲遊戲。

1943年,時值二次大戰,修道院被炸得肢離破碎,幸好人們一早以大量沙包堆積食堂的北牆,《最後的晚餐》才倖免於難。戰後,在重建食堂的過程中,到處沙塵滾滾,壁畫也受到波及,變得黑糊糊,如同煙熏。

數百年來,《最後的晚餐》儼如傷痕纍纍、病入膏肓之患者,令群醫束手無策。當然,曾經有無數有心人士,不斷搶救、修補,有時其情況稍有好轉,但有時卻愈幫愈忙。

據記載,數百年前,有人為了保護壁畫,於是以簾幕把它遮蓋。殊不知,此舉令到簾幕與牆壁之間的空氣難以流通,導致濕氣加重,而且布簾和牆壁經常磨擦,畫上的顔料進一步脫落。

近代也有人試圖以棉花棒擦拭畫上污漬,結果是弄巧反拙。工作人員萬萬沒有料到,那些肉眼無法看見的棉花纖維絲會黏附在壁畫上,纖維絲不斷吸入空氣中的濕氣,濕氣粒子如癌細胞不斷侵蝕。

幸好,在比寧·布拉姆比拉(Pinin Brambilla Barcilon)帶領下,嚴謹、導業的修復工程於1982年展開。憑著尖端的技術,修復團隊工作花了超過50,000小時,《最後的晚餐》終於刧後逢生。1999年,這幅名畫面世已經超愈了500年,它再次再次重現世人眼前。

《最後的晚餐》標誌著米蘭在文藝復興的卓越成就,也象徵其國力的頂峰。可是,物極必反,盛極必衰。1499年,即達文西完成這幅驚世之作僅兩年後,法國和威尼斯共和國聯軍攻陷米蘭,史科沙家族的統治告一段落。慮多維科成為階下囚,1508年在牢房裡鬱鬱而終。至於達文西,也在米蘭淪陷的那一年離開,後來他到了威尼斯,展開人生另一頁。

延伸閱讀:
蒙娜麗莎失竊事件簿
達文西與《抱銀貂的女子》

達文西與《最後的晚餐》(上)

1482年,30歲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前赴米蘭,為公爵慮多維科·史科沙(Ludovico Sforza)効力。

慮多維科公爵乃米蘭攝政,其家族乃亞平寧半島(Apennines)數一數二的豪門世家,統治米蘭多年。有別於佛羅倫斯的羅倫佐·德·麥地奇(Lorenzo de’ Medici,有關其生平,請參閱《波提切利的維納斯》),慮多維科並非藝術行家。不過,達文西在米蘭期間,似乎頗受公爵重用及禮遇,他被指派不少工作,也為後世留下數幅曠世之作。早前曾討論過《抱銀鼠的女子》,這次輪到更為人知的《最後的晚餐》。

1495年,達文西得到公爵指示,要為其家族聖堂的陵幕大廳牆壁上創作壁畫。該畫就是現在舉世聞名的《最後的晚餐》,歷時3年方完成。多年以後,聖堂被改建成恩寵聖母教堂暨修道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壁畫所在的大廳成為修道院的食堂。1980年,教堂連同壁畫登入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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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最後的晚餐》可以在網上購票,當局採用預約制,每節15分鐘,逾時不候。每逢旅遊旺季,肯定一票難求,我也是提前兩個月預計門票。參觀當天,為免有任何閃失,特意提前了45分鐘到達恩寵聖母教堂。由於時間尚早,我便在教堂內到處蹓。

素來喜歡教堂建築,更何況這座恩寵聖母教堂貴為世界遺產,換作一般情況,我會很有興趣去觀察建築的風格,仔細欣賞其穹頂、拱頂、拱門、拱廊、浮雕、天窗等配件。可惜,當日我的心早已飛進了《最後的晚餐》,不斷地瞧著手錶,唯恐錯過時間而成千古憾事!

在歲月的洪流中,這幅不朽之作曾飽歷滄桑,幾乎化成歷史的塵垢。經過多年搶救及修復,方可重現公眾眼前。雖然如此,該畫也是脆弱不堪。為了保護這張名作,參觀者要穿過三道自動玻璃門方可進入食堂,而且每次要等後面的玻璃門關閉後,再隔半晌,前面的門才會打開。等待期間,不禁心潮澎湃而且有點兒坐立不安,用個誇張點的比喻,我的心情宛如一位七品縣令蒙皇帝召見,帶著興奮而忐忑的心情準備面聖。

在創作《最後的晚餐》的過程中,達文西利用高超的透視法(prospettiva),再配合食堂的建築、尺寸與光源,令到整個構圖有如食堂的空間延伸。所謂透視法,即是將三維立體呈現在二維平面上。消失點位於耶穌頭部,所以觀眾的視線,最後會聚焦在耶穌身上。大師同時運用了純熟的暈塗法(sfumato),令到糢糊漸變的色彩取代了深色的輪廓線,不僅倍添柔和,而且更具寫實感。

耶穌與十二門徒被安排在同一水平線上。耶穌居中,兩側各坐六位門徒,每邊又分三人一組,因此左右各有兩組門徒。壁畫上有三個半月形浮雕裝飾,中間較大,左右兩個較小。耶穌及其左右兩組門徒共七人,恰好在中間的半月形浮雕下,而另外兩組人位於較小的左右浮雕下。這樣的構圖設計,既能引導觀賞者視線,同時亦符合文藝復興(Renaissance)所講究的對稱、平衡、工整等美學元素。

由於壁畫位於觀賞者視野水平線的較高位置,達文西將人物畫得比一般人稍大。如此一來,觀賞者便會產生錯覺,認為畫中人物大小無異於現實人物。為了加強動感,畫家又替眾人物設計不同的動作,讓各人顯得高低不一。假如將所人的頭部串聯成一長線,就會呈現一道波浪紋,與餐桌的水平線成對比。這樣,整個構圖既和諧優雅而又饒富活力。

《最後的晚餐》壁畫位於食堂的北牆。室外光線是從西牆穿窗而入。為了加強寫實感,畫中右壁(東壁)比較黯黑灰暗,而左壁(西壁)則顯得明亮白皙,反咉光線是由西面射向東面,完全符合食堂的設計

透過以上可以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不僅長於藝術創作,更要精通數學、光學、建築學等不同範疇的知識。

據聖經記載,耶穌在晚飯時,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吃的人要賣我了。」這句話如同五雷轟頂、石破天驚,門徒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竟聽到此預言,其震憾可想而知,好比一道閃電劃破了寂靜的夜空。他們表情與反應各異,有人驚惶失色、有人血脈沸騰、有人不知所措,一個個追問:「主,是我嗎?」達文西好比超卓的攝影師,將這戲劇性而又轉瞬即逝的一幕定格於永恆。在他以前,已經有無數畫家以此故事作為創作主題。不過在前人的作品,門徒的表情幾乎並無二致而且動作又木訥生硬。達文西打破了過行的常規,在其妙筆生花下,每位門徒皆栩栩如生,他們成為了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真實人物。他透過門徒的面部表情及肢體語言,將各人的性格與心理活動描繪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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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最後的晚餐》壁畫最左方的是巴多羅買(Bartholomew),他敢愛敢恨、豪爽任俠,耶穌初次會見巴多羅買,也稱讚他是個真誠之人。在畫中,他一聽說有人出賣耶穌,頓時火冒三丈、拍案而起。

小雅各(James the Lesser)坐在巴多羅買旁邊,他頭腦冷靜,沉實穩重。達文西筆下,他正伸出左手,欲制止彼得(Peter)做出任何魯莽行動。

坐在小雅各左邊的是安得烈(Andrew)。他是耶穌第一位門徒,乃衆人大師兄,年紀也較長,因此也比較老成持重、穏重踏實。衆門徒亂成一團之際,安得烈發揮了兄長的角色,雙掌向前伸出,似乎在勸阻師弟門:「大家稍安勿躁,聽一聽主有甚麼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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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最左邊的是安得烈的兄長彼得。他處事衝動、心直口快,是不折不扣的行動派。《最後的晚餐》中他一臉怒容,身子向前傾,左手按著約翰(John)的肩膀,彷彿在說:「你認為叛徒是誰?我揪出這個畜生,一定將他千刀萬剮。」同時他的右手緊握刀柄,準備好隨時挺身護主。聖經裡,彼得曾經用刀割下一位大祭司的耳朵。最後,他釘在十字架上殉道,乃典型的慷慨悲歌之士。

坐在彼得旁邊,棕色皮膚的門徒就是出賣耶穌的猶大(Judas,左五)。他是負責管理財政的門徒,因此右手握著裝滿錢幣的袋子。也有人認為那是他出賣耶穌的賂金。在耶穌洞悉自己陰謀後,其身子不由自主向後仰,同時右臂不慎弄掉桌上的鹽瓶,顯出其作賊心虛。《三國演義》其中一幕,曹操對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後者嚇得筷子脫手而出,掉到地上,劉皇叔與猶大的驚徨失措乃異曲同工。

約翰乃衆門徒中最鎮定的一位,他本性浮燥,追隨耶穌後,變得沉穩內斂,處事謹慎,凡事謀定而後動。畫中他神態自若,雙手十指交扣,突顯其從容冷靜。約翰與行動派彼得恰好一靜一動,工作上二人乃最佳搭檔,他正側耳聽著彼得的說話,正如證明二人默契。約翰與耶穌非常親近,也許是這個緣故,他們被安排坐在一起。二人關係好比孔子和子路。耶穌殉難之際,約翰一直陪伴在側,並且受前者託付,代為照顧母親瑪莉亞。(請前往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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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的桃花源

前言:本文早在腦海醞釀多時,因種種原因,將腹稿束之高閣。近日,貝老先生仙遊,於是重新執筆,以茲悼念、以表敬意。俱往矣,正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貝聿銘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the last master of high modernist architecture),原籍蘇州,1917年生於廣州,舉家先後移居香港及上海,1935年遷往美國。少年時代,貝聿銘每年暑假皆返鄉探親,他常在叔祖的獅子林庭園內溜達,園林內巧奪天工的景緻不但讓他流連忘返,更使他受到傳統中國山水精神的薰陶。貝聿銘的建築強調「人與自然共存」的原則,多少與這份少年回憶有關。數十年的建築生涯中,他設計了無數不朽之作,在其芸芸作品中,最能體現這份精神者,相信非日本的美秀美術館(Miho Museum)莫屬。

美秀美術館位於滋賀縣甲賀市信樂町的自然護區內。該處離繁喧鬧市不遠但密林連綿、鬱鬱蔥蔥,四周山不太高卻層岩疊峰、巍峨聳立。美術館的構思源於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桃花源記》,貝聿銘將建築物置身在深山密林間,藉此打造一片文化淨土,宛若現代桃花源,正如官方網站所言,讓訪客「享受由瑰麗大自然、建築、美術品及美食交織而成的和諧樂章」。

在傳統七大藝術中,建築敬陪末座。這主要因為建築強調實用功能,加上規劃興建過程中,建築師往往受到地理環境、材料、財政等限制,被迫與現實妥協,摒棄大量美學元素,大大削減了建築的藝術性及觀賞性。

幸好,貝聿銘一生遇上不少獨具慧眼的伯樂,令他可以實踐心中的偉大構想,誠如他曾說過:「傑出的藝術家須有傑出的客戶」(Great artists need great clients.) 當年,貝聿銘的羅浮宮(Louvre)玻璃金字塔設計曾經被法國國民嗤之以鼻,幸得時任法國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力挺。(延伸閱讀《貝聿銘的金字塔》)同樣,在美秀博物館的設計及建築過程中,也得到小山美秀子女士全力支持。

美秀子乃宗教團體神慈秀明會的創立人,曾是日本女首富。她熱愛藝術,多年來從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藝術作品及文物瑰寶。晚年的美秀子,為了與各地藝術愛好者一起分享其珍藏,便萌生出資蓋建一座私人美術館的念頭。

當年美秀子與貝聿銘商討美術館的計劃時,後者提出了桃花源的構思。作為文化愛好者及文物收藏者的美秀子,對中國古典文化也頗有研究,她很快了解並同意了貝聿銘的構想,並表示會全力支持,更承諾對方不用擔心資金問題。

圖片來源:美秀美術館

有了初步構思,貝聿銘前往信樂町考察,不過美秀子所提供的選址卻未能符合他的要求,於是便在自然保護區內另覓地方。由於已年過八旬,加上山路崎嶇,貝聿銘要坐在轎子上,讓轎夫扛著,到處考察。好不容易,才走遍了每個角落,最後才敲定地點,打造他的現代桃花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從京都市駕車約一個半小時,便抵達美秀美術館入口的圓形廣場。全頼貝聿銘的匠心獨具,從廣場前往展館的十多分鐘步程,乃是一次獨特難忘的體驗。《桃花源記》裡,漁夫步入桃花林「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訪客從圓形廣場移步,便會踏入蜿蜒的坡道。春天到訪時,夾道嬌豔欲滴的櫻花綻放著,迎接遠道而來的賓客。貝聿銘入鄕隨俗,以櫻花取代桃花,同樣讓人如入仙境。沿著坡道緩緩而行,須臾,回頭已看不見入口,前面亦瞧不到另一端。訪客受到好奇心驅使,「欲窮其林」,於是加快腳步,想知道前面是甚麼樣的風光。

坡道的盡頭乃一隧道入口,如同漁夫步出桃花林「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乍看之下,隧道似用鋁質所建,其實此乃一種特別建築材料,能夠吸收洞內的回音,營造出靜謚神秘的氣氛。另外,它亦有反光作用,在不同季節,例如春櫻或夏綠,能反射出洞外大自然的顏色,令到陰暗的隧道增添美感。與坡道一樣,隧道乃彎曲形狀,甫踏入隧道,瞥不到盡頭,走到半路時,便會見到出口的光線,令訪客亦步亦趨,欲一探究竟。

踏出了隧道,迎來的是一道筆直的吊索橋,橋身長120米,橫跨山谷,將隧道口與對面的美術館連繫起來。吊索橋亦採用了特別的材料,具有環保滲水功能。下雨時,橋面上的雨水會慢慢滲到橋底,籍此灌溉山谷的農作物。農作物是由美術館人員栽種,為館內的餐廳供應食材,讓訪客享用。

當訪客邁出隧道,美術館入口已近在眼前。此時,建築師又故意將建築放置人們視野的中央偏右位置,就像端著琵琶遮掩半邊臉蛋的美女,煞是撩人,使人按奈不住,急欲湊近,以窺全貌。

大師級的傑作,不僅是一件精堪藝術品,更是作者美學觀與生命哲學。當訪客到懷著虔敬的心由入口移步前往美術館,那不僅對建築師的驚世之作發出由衷讚嘆,更宛如體驗人生的勝敗榮辱、起伏跌宕。在短短的十分鐘步程,有蜿蜒小徑、亦有康莊大路;要穿過深山洞穴、跨越丘陵山谷;鳥語花香後昏暗不明,倏忽又豁然開朗。

貝聿銘學貫中西、通曉古今,其作品揉合東方與西方,結合傳統與現代,並融合自然與科學。建在台階上美術館入口,貌似日本傳統木造建築,但卻以現代建材如玻璃、混凝土所建,並以幾何圖形所組合。因此,可以說美術館跨越了時間及地域的限制,令人宛若置身於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有別於羅浮宮金字塔的雄偉壯觀,美秀美術館顯得低調沉穩,兩者一剛一柔,如同春蘭秋菊,各擅勝場。建築物的外觀與大自然和諧融洽,如渾然天成,無論是陽光明媚、斜風細雨、雲霧繚繞,皆各有美感,迴盪著詩情畫意。基於當地法律有嚴格規定,建築物是不可以破壞自然保護區的景觀,整楝美術館的80%是埋在地底下。在建築過程中,施工者要開山挖土,待美術館竣工後,又要將山石泥土連同樹木搬回原位置,將建築物覆蓋,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

美術館的入口,是一扇圓形的玻璃門,使人想起蘇州園林常見的「月亮門」。訪客進入大廳後,可以透過玻璃牆飽覽山林風光。貝聿銘在玻璃牆外移植了一棵老松樹,其靈感源自安徽黃山的迎客松。此舉乃神來之筆,松樹加上山巒,一近一遠,配合得妙到毫巔,儼如一卷筆墨橫姿的山水畫。大廳的一側,擺放了一張長凳,由350年樹齡的櫸木所制成。除了讓客人坐著歇息,長凳本身就是一件巧奪天工的藝術,展現一份原始樸素的美,吸引了不少目光。

「讓光線來作設計」乃貝聿銘的名言,其作品強調光與空間的結合。美術館採用了大量玻璃建材,並以銀色框架而支撑其重量。在陽光照射下,室內呈現了變化多端的線條陰影,顯得盎然有趣。美術館室內牆壁,是用法國沈積岩及彩色混凝土打造,色澤溫潤淡雅,雖然表層沒有經過打磨而顯得粗糙,卻流露出一份真實美、缺陷美,與陽光及大自然非常協調。

美術館分南北兩展館,並以長廊連接。當觀賞者穿梭兩座展館,必先經過此長廊,透過長廊的玻璃幕牆遠眺,戶外蒼松翠柏的景色盡收眼底。觀賞者雖置身室內,仍然能夠與大自然保持互動。貝聿銘用心良苦,他希望訪客可以在山林的懷抱中,稍作歇息、沉殿,體驗了他所堅持「人與大自然共存」的原則。

歐洲不少大型美術館,前身皆為皇宮豪宅。由於先天不足,日子久了,美術館人員便要面對不少問題,例如展品擺設、燈光調較、人流管制等。相比之下,美秀美術館就顯得天資獨厚。在規劃過程中,貝聿銘早已對美秀子的珍藏有一定了解,因此展廳的形狀、顏色、高度、明暗、光源、裝潢等細節皆為了配合展品而悉心安排、度身訂造。

埃及展廳的展品包括一座荷魯斯(Horus)的雕像。此君乃法老的守護神,在古埃及時代地位崇高,一般供奉在神廟的內殿。為了忠於歷史,展廳內特意打造了一個小展廳展出這座雕像,而此凝造莊嚴肅穆的氛圍。再舉一個例子。南亞展廳有一樽來自巴基斯坦的甘達拉佛立像,該地的寺院普遍設有天井,因此貝聿銘也依樣胡蘆,特意為南亞展廳增添天井,利用天然光為佛像照明,將其歷史面貎呈現觀賞者眼前。

在如今物欲橫流、資訊泛濫、世事紛擾的年代,美秀美術館無疑是俗世的淨土。「我想通過設計給予社區最好的、永久的價值。」(I want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a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 something of permanent value) 這片現化桃花源將會如同陶淵明的文字,成為永恆。

延伸閱讀《貝聿銘的金字塔》

參考資料:
http://www.miho.or.jp/

有關美秀美術館的資訊,請點擊 https://stealingdaylight.com/miho-museum/

畫狂人葛飾北齋

位於東京墨田區的北齋紀念館,是為紀念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而興建。不論是日本國內外,他的作品皆廣為流傳,對世界美術史有深遠影響。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 曾經刊登一份名單,名單評選出1000年至1999年對人類最有影響力的100位人物(100 people who made the Millennium),北齋名列86位,是唯一入選的日本人。

北齋生於江戶時代後期,本名中島時太郎,從19歲起發表作品,直到90歲終老,自稱「畫狂人」,一生孜孜不倦從事創作,幾乎沒有停產。他的繪畫用色對比鮮明、構圖新穎、筆觸細膩、線條多落、意境幽遠。北齋創作題材非常廣泛,有美人畫、歌舞妓畫、風俗畫、花鳥畫、歷史畫、風景畫,他亦曾經替小說創作插圖,包括《水滸傳》及《西遊記》這兩套中國名著。他兼容並蓄,不滯於物 ,無視傳統陳規教條,不拘泥於門戶之見、門派之別。他的作品不但集合各家之所長,而又力圖創新。他對西方繪畫的重元素例如冷暖色彩對比、幾何構圖、完美比例及透視法有深入透徹的了解,他還吸收了中國文人山水畫的精神內蘊。

江戶時代,日本國內昇平,經濟穩定,普羅大眾的生活有所提高,商品五花百門,各類娛樂場所如雨後春筍湧現,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為畫家提供創造機會和題材元素。反映大眾日常生活的繪畫作品便運而生。此類繪畫稱浮世繪,「浮世」指飄浮無定的紅塵人世,「繪」是圖畫的意思,分手繪和版畫兩大類。江戶時代後期,由於木版彩色印刷術普及,成品下降,版畫售價廉宜,成為庶民生活的一部分。數量及影響力自然遠超手繪,因此,不少人誤以為浮世繪=彩色木版畫,其實不然。

根據紀錄顯示,北齋一生搬遷超過90次。不過,他人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墨田區工作生活,因此其紀念館亦位於該區。紀念館為一楝現代化的鋁造建築,呈銀色,晴天時會略為反光但不刺眼,其人口面向某兒童遊樂場,頗為親民。

北齋生於寶曆10年(1760年)的江戶(今東京)東郊,原本是磨鏡師學徒,後來他發現自己醉心繪畫後,便立志成為畫師。他6歲開始繪畫,12歲時在租書店工作,14歲學習印刷木版雕刻。安永七年(1778年),北齋成為浮世繪名家勝川春章的弟子,號「春朗」,翌年開始發表作品。這位年輕人個性特立獨行,雖然加入了勝川門派,他仍暗地裡學習其他門派的技巧。寛政六年(1794年),春章逝世,他離開師門,加入江戶琳派,號「宗理」。寛政十年1798年,他又離開琳派,改號「北齋辰政」,並宣稱自此之後不隸屬任何門派。文化二年(1805年),他自號「葛飾北齋」。

北齋擁有多個畫號,除了上述的「畫狂人」、「春朗」、「宗理」外,還有「戴斗」、「為一」、「卍」、「畫狂老人」等,合共30多個。有藝術史學者認為,他因為經濟拮据而要將畫號轉售他人。不過,他改號代表其畫風的改變,也藝術愛好者的福氣。

文化十一年(1814年),54歲的北齋開始創作繪本畫集《北齋漫畫》,他前後發表了15篇,共4000幅繪圖。透過紀念館展品可以了解,繪本的題材頗為多元化,有花草樹木、鳥魚蟲獸、風光名勝、英雄美人、神話故事、通俗小說、民間傳說,還有各行業人士和生活百態。《北齋漫畫》不僅富有藝術價值,也是畫師的教材,而且有助傳播知識,堪稱圖畫版的百科全書。有人更認為《北齋漫畫》為日本近代漫畫的始祖。

文政6年(1823年),北齋開始創作《富嶽三十六景》系列的風景畫。此系列原本一套有36張,因此稱36景。當時,日本國內旅遊業發展蓬勃,令到這類風景名勝的繪畫(日本稱之為名所繪)大受市場歡迎。有見及此,他又額外創作了10張作品,好比某齣電影,由於票房理想而開拍續集。因此整套《富嶽三十六景》共有46景。以下簡介其中4景:

《神奈川沖浪里》不僅是北齋的代表作,更成為日本的文化符號。畫中巨浪滔天,捲起了千堆雪,如張牙舞爪。海上有三艘木船,乃江戶時代常見的貨船,負責運送蔬菜和魚,在驚濤駭浪玩弄下,木船隨時會被吞噬,兇險萬分,船夫拼命抓著船沿,命縣一線。構圖充滿戲劇性張力,不過,背後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富士山,卻莊嚴肅穆佇立著,默默凝望著一切。此一動與一靜形成強烈對比。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凱風快晴》是北齋另一代表作。畫面的左下角是墨綠色的森林,當觀眾視覺往右上角方向移動,顔色漸變,山麓的橘紅,山腰的緋紅,山峯的酒紅,充滿層次感,展現熟練的色彩運用技巧。蔚藍的天空滿佈條狀形的白雲,排列有序,但形態各異,活潑輕盈,雋永動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尾州不二見原》中,一位赤著膊的桶匠正在製造一個巨型木桶。透過空心的木桶,可以看到遠方的富士山。圓形的桶壁和三角形的富士山,雙映成趣。北齋的另一幅作品《遠江山中》也運用了離似手法。畫面內的巨木和腳架組成了數個三角形,和遠方的富士山遙相呼應。從這兩幅畫可以看出,北齋掌握了用幾何圖形來構圖的西方繪畫技巧。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北齋一生勤於創作,留下的作品大約有35,000幅,數目驚人。即使到了老年,他仍不言休、不言退、不言倦。孟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天保五年(1834年),73歳的北齋說:「我對於70歲之前所畫過的所有東西都感到汗顏。我想,我還得繼續努力。73歲時,我總算了解一些有關禽獸蟲魚和植物的構造。」他幾乎否定了自己所有作品,這並非故作謙𧪾,已是他看到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仍有進步空間。一個人年紀愈老,身體愈孱弱,但心境更澄明,胸襟也更廣闊。他又說:「只要不斷努力,到了80歲時,我就會更上層樓。90歲時,能夠領悟其奧義。100歲時,我才可能真正步入化境。110歳時,我畫的每一點、每一線皆有生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其精神令人動容。

展館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數北齋父女的蠟像。這對栩栩如生的蠟像重現了畫匠創作的情景。他晚年過著清貧的生活,家徒四壁,榻榻米上沒有一几一凳,只有揉成一團的棄紙。他俯臥在被襖內,全神貫注地繪畫,女兒坐在一旁,默默地守護著父親。這對蠟像令觀眾既感動亦心酸。我佇足在臘像前,征征地凝望著,良久方回過神來⋯⋯

浮世繪於19世紀中葉開始衰微,大量的印刷品因乏人問津而成為廢紙。不過,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浮世繪的春風,轉而吹到歐洲藝壇,掀起一陣波瀾。北齋等畫師的作品令歐洲藝術家驚艷,他們大量收集浮世繪的版畫,日本的美學觀成為了時髦,時人稱為日本主義(Japonism)。以莫奈為首的印象派畫家深受其影響,透過硏究這些版畫,他們的藝術視野更開闊、創作元素也更豐富。

莫奈(Claude Monet)收藏了250張浮世繪版畫,其中北齋的作品佔了23張。他在吉維尼(Giverny)的日本花園,就是受到北齋等人的版畫的啓發而興建,其居所牆壁上亦掛了不少浮世繪作品。

竇加(Edgar Degas)有不少人像畫的肢體動作與《北齋漫畫》有異曲同工之處。以下是兩個例子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圖片來源:浮世繪太田紀念美術館

圖片來源:WikiArt

圖片來源:江戶東京博物館

順便一提,北齋不少作品採用了普魯士藍(Prussian blue)顔料,此乃一種自西方傳入的深藍色化學劑,學名亞鐵氰化鐵。 受到其影響,不少印象派大師的作品便大量使用此種顏色。

梵谷(Vincent Van Gogh)也對《神奈川沖浪里》讚不絕口。透過該版畫,這位西方藝術奇才,得以超越了時空,跨越了地域界限,與東方的巨匠,展開心靈上的交流。他寄給弟弟西奧(Theo Van Gogh)的信中提到:「那些海浪如同腳爪,你可以感受到船隻深陷其中。」有人專家認為,梵谷的名作《星夜》(Starry Night)𥚃面,從星空的波紋可以䌥䌥窺見神奈川的洶湧波濤。(有關梵谷的文章,請點擊《梵谷的最後歲月》《梵谷與莫內》)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作曲家德布西(Claude Debussy)更透過《神奈川沖浪里》得到靈感,譜寫了名曲《大海》(La Mer)。為了向北齋致敬,他甚至乎以該畫作為歌曲的封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北齋晚年所畫的《富士越龍圖》,被認為是其絶筆之作。畫中富士山的背後濃煙裊裊,仔細一瞧,濃煙內竟發現一蒼龍,形神俱備,呈飛躍之態,一份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氣魄,畫家的衝天之志表露無遺。他臨終時說:「我多麼希望自己還能再活多五年,這樣子我才有時間嘗試成為一個真正的畫家。」一位享譽全國的畫家,臨近生命終點時竟説出這一番話,他對藝術之熱忱及對自己要求之嚴僅可想而知。

數千年來,正因為有無數蒼龍在蒼芎間,為夢想而飛翔,英姿颯爽,永不退縮,如滚滾江水,連綿不絕,人類文明才會不斷進步,薪火傳承。

亞捷隆大學的六百載滄桑

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University Jagiellonian)乃波蘭頂尖學府,其歷史悠久,中歐第二古老大學,是世界現存最古老大學之一。在波瀾起伏的歲月長河中,這所學府曾培育不少頂尖人才,其校友包括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安德里奇(Ivo Andrić)、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後二者皆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它與波蘭的國運一樣,飽歷風霜,命途乖舛,但仍在櫛風沐雨下,砥礪前行。若果說,亞捷隆大學六百載的校史,是半部波蘭史,也不為過。

亞捷隆大學由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III Wielki)所創辦。這位君王乃波蘭中興之主,文治武功皆盛,後世稱卡齊米日大帝。為了吸引人才,他決定在國內創立一所大學,於是向教廷提出申請。(在中世紀歐洲,教廷掌控世俗權力,成立大學必須預先得到教宗批准,否則該大學文憑是不獲其他國家承認。)教宗同意了請求,卡齊米日三世遂於1364年成立了中歐的第二所大學(當時取名克拉科夫學院,其後多次易名,1871年才改名亞捷隆大學,沿用至今。),僅次於布拉格的查爾士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大學成立之初,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查爾士大學提供哲學(liberal arts,乃現今通識學科之前身)、法律(law)、醫科(medicine)及神學(theology)課程,但亞捷隆大學僅獲授權舉辦前三門學科,唯獨欠缺神學,相形見絀。這可能是教宗為了平衡各方利益所作出的決定。大學創辦初期,條件也不太充足,它沒有校舍,校方向市政府及教會商借場地,學生須在不同地方上課。

1370年,卡齊米日三世溘然長逝,令到大學前景蒙上陰影。由於沒有子嗣,卡齊米日三世身故後由外甥匈牙利國王路易士一世兼任波蘭國王。這位新任國王比較在乎匈牙利的利益,並沒有投放太多心思去統治波蘭,他更加不會去關心大學的運作。

事情很快便出現轉機。1382年,路易士一世駕崩,女兒雅德維加(Jadwiga)成為波蘭女王。1386年,雅德維加與立陶宛大公雅蓋隆(Jagiełło)結婚,二人共同統治波蘭。夫婦兩人銳意推動政治改革,對亞捷隆大學的發展也不遺餘力。1397年,教宗批准大學開設神學課程,令其成為一所更「完整」的院校。1399年,年輕的女王病逝,依照遺囑,其部分遺產損贈大學,令到學校的財政更充裕。

1400年,國王雅蓋隆在克拉科夫為大學買了一楝房子,作為校舍,成立超逾30年,學校終於擁有自己的教學大樓。為了報答國王,新校舍命名國王學院,後來改名Collegium MaiusCollegium Maius是拉丁語,意思等同英語的Greater College。歲月留情,這座古老校舍倖存至今,雖已不作教學用途,但仍是校方舉行重要會議及接待外賓的場所,平日對外開放,乃歐洲現存最古老大學建築之一。

Collegium Maius儼如一本書,一本讓人不忍釋卷的鴻篇巨著。學院為歌德式建築,厚重的拱形金屬門扉如同皇宮深苑的大門,氣象森嚴。從大門而入,穿過幽暗的拱廊,轉瞬間,美麗而寛敞的中庭便映入眼簾。中庭呈四方形,四周是紅磚赤瓦,顯得温暖厚實而又古意盎然。仰望芎蒼,晴空上懸掛著慵慵懶懶的雲朵,讓人豁然開朗。中庭中央有一口古井,屬新巴洛克風格,井水已不能飲用,據說當年有醫療功效。學院建築樓高三層,底層顯得比較高,予人扎實純樸的感覺。地面四邊以迴廊圍繞,以尖拱開口,既能美化中庭亦可為師生遮風避雨。

甫踏入學院室內,還以爲自己走上九又四分之三的月台,誤闖哈里波特的魔法學校,一切既古典雅緻又充滿神秘感。室內所有陳設,如木造傢俱、絨布簾幕、人物雕像、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天秤、古書、羊皮卷、地圖、吊燈、陶瓷、鍍銀器皿、浮雕、掛氈、油畫、火爐等都有自己的故事。遙想當年,學院內不知有多少的天南地北、多少的激掦文字、多少的雄辯高談、多少的經緯滔滔。

Collegium Maius內的一滴一點,反映中世紀的時代精神、社會風貌及人文價值觀。學生從早上上課,由於蠟燭非常昂貴,課堂會在天黑之前結束。圖書館的肋拱天花繪上了藍天白雲圖案,象徵知識源自於天堂。除了課室與圖書館,學院內有禮堂、教員宿舍及飯堂。另外,學院更設有牢房,以囚禁頑劣學生。教授之間是等級分明,舉例來說,他們在飯堂用膳時,資歷較低者要負責誦讀聖經。教授們也要嚴守清規戒律,言行衣著皆受到約束,更不能隨意與異性交談,儼如修道院的僧侶。據文獻記載,16世紀初,有一位已婚教授,為了讓妻子陪同自己入住學院宿舍,竟要得到教宗親自同意,方可遂願。

 

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葉,波蘭國力鼎盛,成為中歐第一強權。它不僅擁有硬實力,同時亦兼備軟實力。作為波蘭歴史悠久的學府,亞捷隆大學自然是聲譽鵲起、水漲船高,成為了歐洲的學術重鎮,哥白尼也是在15世紀末來到此處求學,並且首次接觸及認識天文學。這段期間,亞捷隆大學享譽國際,國外的莘萃學子皆慕名而來。資料顯示,15世紀下半葉,它有40%的學生來自國外,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學府。

16世紀中以後,亞捷隆大學開始漸走下坡。原因有二,其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所燃點宗教改革之火席捲各地,有識之士重新思考天主教教義,人們渴求新知識及新思維。波蘭是天主教國家,保守派勢力強大,排斥新事物,改革步伐較為緩慢。在此背景下,大學自然趕不上新時代的需求,其學術地位今非昔比。更要命的是,波蘭軟硬實力已大不如前,國內政治傾軋,國外則強鄰環伺,大學亦受牽連,其聲譽今不如昔,發展停滯不前,學生人數不斷下跌。

到了18世紀末,波蘭領土慘被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三國完全瓜分,史稱Partition of Poland,「波蘭」在地圖上消失。克拉科夫成為奧地利屬土。外來政權對大學的蓄意打壓,令其雪上加霜,學生人數銳減,課室人去樓空,讓人唏噓。

1867年,奧地利成為君主立憲國後,開始對其波蘭屬土採取較寛容政策。克拉科夫成為波蘭藝術文化之都,亞捷隆大學回復昔日風華,出現一陣兼容並包、學術自由之風,它更得到奧地利當局撥款資助作為硏究經費,各地教授學生紛至沓來。1918年,波蘭復國,它成為這個新生國家的最高學府,校園不斷擴充,教舍亦步入現代化。

隨著二次大戰的隆隆砲火聲響起,亞捷隆大學再次踏入黑暗期。1939年秋天,德軍佔領克拉科夫。該年116日,德軍召集教員前來開會,聲稱是為了公佈新實施的教育政策。教員不虞有詐,紛紛應邀前來。當所有人到達現場後,德方突然發難,將他們統統拘捕,並遣送到集中會。此惡名昭彰的行動,稱為Sonderaktion Krakau,共183人被捕,大部分為亞捷隆職員。消息傳開去後,輿論嘩然,抗議批評之聲此起彼落,就連德國學術界亦不忿此番作為。數個月後,德方陸續釋放被捕人士。可惜,不少教員早已在集中營內被折磨而死,也有人獲釋不久便去世。

雖然教員們紛紛獲釋,但大學被當局下令停課。畢竟,作為知識與思想的搖籃,大學乃強權的眼中釘。此外,根據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波蘭人乃斯拉夫人(Slav)的一支,屬於較低等的民族,沒有資格接受高等教育。為了學子們的教育,亞捷隆的教員,連同全國各地的學者、教授、知識份子,開辦多所地下學校。從事地下工作,理應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偏偏,從事教育工作,就要推而廣之、有教無類、來者不拒,這些教育工作者紛紛義無反顧、挺而走險,使到薪火得以相傳,寫下波蘭歷史的一頁動人詩篇。

大戰於1945年結束,兩年後東西方的冷戰卻再次阻礙亞捷隆的發展。要到1991年,自由的春風再次涖臨波蘭,亞捷隆重新踏入正軌,茁壯成長,芬芳馥鬱,應驗了其校訓:真理勝過強權(Plus ratio quam v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