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中西部古城薩爾斯堡德語為Salzburg，salz 和 burg 分別是鹽及堡壘的意思。中世紀時期，薩爾斯堡主宰了附近地區的鹽業而盛極一時。蜿蜒嫵媚的薩爾茲河(Salzach)伴隨著悠悠時光緩緩流淌，掠過薩爾斯堡時向其輕輕揮手。薩爾斯堡舊城區在河的南邊。舊城內，迂迴曲折的大街小巷古意盎然，兩旁的巴洛克風格建築乃歷史遺留下來的瑰寶。巧奪天工、瑰麗堂皇的蕯爾斯堡主教堂是我最愛的教堂之一，它曾在戰爭中遭炸毀，現已重建。以白色為主調的教堂外觀象徵了聖靈的高貴、純潔、無瑕。音樂神童莫札特也是在這處領洗。

莫札特在薩爾斯堡渡過了一段鬱鬱不得志的時光。假若他知悉自己竟成了故鄕的標誌性人物的話一定會哭笑不得。

1765年1月，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在蕯爾斯堡出生，其出生地位於古城區格特萊第街(又稱糧食胡同) Getreidegasse 9號，乃一楝黃澄澄，樓高5層的建築。莫札特一家住在三樓，現已成為莫札特博物館。每天，博物館樓下黑壓壓的站滿了遊客，神童故居成為他們拍照留念或在社交媒體上「打卡」之地。

薩爾斯堡市內，以莫札特為名的商品琳瑯滿目、鋪天蓋地，還有以他命名的商店、咖啡店、餐廳、樂團、音樂學校、音樂節，連機場也稱Salzburg (W. A. Mozart) Airport，形容薩爾斯堡「遍地莫札特」也不為過。不過，莫札特似乎對薩爾斯堡沒有甚麼依戀，自從他25歲前赴維也納謀生後便幾乎沒有返鄕。事實上，當年他在薩爾斯堡渡過了一段鬱鬱不得志的時光。假若他知悉自己竟成了故鄕的標誌性人物的話一定會哭笑不得。

莫札特是老么，他父母共生了7個孩子。不過，只他和姐姐瑪利亞·安娜·莫札特(Maria Anna Mozart)最終長大成人，因此二人感情也特別要好。父親李奧波德·莫札特(Leopald Mozart)乃薩爾斯堡大主教教廷樂隊的小提琴手，後來晉升為作曲家及副團長，在歐洲也薄有名氣。得到父親遺傳，莫札特姐弟自幼便展露過人的音樂天賦，二人童年便到處巡迴演出。可惜，在父權思想所支配的傳統封建社會，姐姐只能成為社會制度鑄模下的產物，最後嫁為人婦，平凡一生，未能成為音樂家而留芳後世。是福？非福？這就無人知曉了。

眾所皆知，莫札特自幼便被公認為音樂奇才，3歲能記音律，5歲學習大鍵琴，6歲作曲。他的童年軼事令人津津樂道。某天，莫札特在維也納熊布倫宮御前獻奏，他在琴鍵被絨布所覆蓋下，仍然能夠輕鬆演奏，這「蓋布彈琴」的技藝竟毫無誤差，技驚四座。還有一次，首次會見約翰·克里斯蒂安·巴哈(Johann Christian Bach，音樂之父巴哈的兒子)，對方將他抱在膝上，二人輪流彈奏，巴哈先彈一段，莫札特彈另一段，然後又到巴哈，如此這般。據說，二人的合作妙到毫巔，乍聽之下，還以為是一人在自個兒彈奏！

古語有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年幼時的過人天賦必非是將來成功的保證，此類例子如同汗牛充棟。在莫札特短短35年人生中，能夠在音樂史上綻放璀燦光芒，除了歸功其天賦才華及後天努力外，更重要是父母的栽培，尤其是父親。

古今中外，無數名人的成功離不開父母的循循善誘、諄諄教悔。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自幼充滿好奇心，凡事尋根究底。童年時，他忽發奇想：既然母雞可以孵蛋，那人是否可以依樣葫蘆？於是便找了一隻蛋，自己坐上去。老師知道後把他臭罵一頓。不過，母親非但沒有責怪愛迪生，反而毅然讓他退學，親自教導兒子，並在家中騰出空間，作為兒子的實驗室，鼓勵他去探索追求知識。這位慈母改變了他的一生。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父親是一名事務官，曾周遊列國。老歌德除了用心培養兒子讀書學習，還希望他有廣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歌德年幼時，老歌德一有機會便帶他去郊外遊玩，並經常分享自己在外地的所見所聞，鼓勵兒子將來要到處闖蕩。歌德長大後也效法父親四處遊歷，令其受益匪淺。

蘇洵與及兒子蘇軾、蘇轍，一門三傑，人稱「三蘇」。後人所稱頌的唐宋八大家，他們蘇家竟然佔了三席。據說，童年的蘇軾蘇轍活潑好動，但不愛讀書，令蘇洵非常擔心。某天，他心生一計。當兄弟二人在院子嬉戲時，蘇洵便在院子的角落一邊看書一邊竊竊私笑。兩兄弟見狀便上前詢問父親，蘇洵假裝手忙腳亂把書本收起來，然後搖頭否認。蘇軾蘇轍兩兄弟心想書本一定有甚麼好玩的事情，他們經常趁父親不在書房時便看父親的藏書。漸漸地，二人便愛上了看書，更成為文學大家。蘇洵可謂用心良苦。

蘇洵為兒子取名也花盡心思。他在《名二子說》有詳細解釋。「轍」是車輪所壓過的痕跡，馬車的功勞與其毫不相干，若馬車遇上也不用負上責任。蘇洵瞭解二兒子低調內斂、沈實淡泊，取名「轍」寄寓他一生平安順利。至於「軾」是車廂內的橫木扶手。相比馬車其他部分，扶手不太顯眼，實而不華。但沒有扶手，馬車便不完整。蘇軾天才橫逸、豪邁奔放，蘇洵擔心兒子鋒芒畢露，招人嫉妒，替其取名「軾」就是要勸喻兒子收斂鋒芒，韜光養晦，方為安身立命之道。連起名字也如此費煞思量，可以想像，蘇洵對兒子的教育更加一絲不茍。

為了培育莫札特成材，老莫札特不但將自己所知傾囊相授，後來為了全心全意陪伴兒子，更放棄了自己的音樂事業。從6歲到25歲期間，莫札特在家人陪同下，頻密地出外演奏，短則數星期，最長達三年半，可以說他在外地時間比侍在薩爾斯堡還多，足跡所至，包括維也納、慕尼黑、法蘭克福、緬因茲、曼海姆、米蘭、羅馬、巴黎、倫敦。每次外遊，老莫札特都會安排兒子在皇公大臣及名門望族前獻奏，提升知名度，以便尋找理想工作。他也動用自己人脈，讓兒子認識不少音樂界的名人，拓寬其視野，並吸收各家之所長。前面提過的巴哈便是其一，他非常喜歡莫札特，後者從他身上也獲益匪淺。

莫札特與家人長期出遊並非毫無代價。首先，他們僱用車伕，租用馬匹馬車，再加上食宿，這是一筆大開銷。雖然莫札特一家算得上是中產，但多年的左支右絀，財政上難免捉襟見肘。另外，莫札特的年代，飲食、衛生及各項物質條件遠不如今天完善，長年累月的舟車勞頓，顛簸奔波，對健康也是一大考驗。莫札特曾一度病重，後來死裡逃生。他的母親就沒有那般幸運。1778年，22歲的莫札特與母親一同前往巴黎，她就是在當地病逝。十數年後，莫札特去逝時，也才35歲。這位作曲家的一生，既似驚濤拍岸，巍峨壯麗而曇花一現，又似那晨曦朝露來去匆匆卻璀璨奪目。近年有硏究指出，他是因爲吃了不潔的豬肉而患上旋毛蟲病而亡，個人認為，姑不論其直接病因，莫札特的英年早逝與其一生奔波勞碌不無關係。

莫札特的音樂，旋律優美，讓人舒適暢快、愉悅愜意，令人如沐春風、如浴冬陽。他的作品變化多端，時而綠野平川，時而奇峰突出；這一刻水光瀲灩，下一刻白浪滔天。莫札特個性熱情好客、樂觀豁達、開朗活潑，他的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賞、歷久彌新。更重要他從小到大懷著純潔的童真，這份童真能夠為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養份。因此，他靈感不斷，短短30多年人生，竟譜寫出愈600份作品，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童話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及《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的作者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都有一顆純潔的童真。他們的作品是如此雋永動人。至於中國，自古文人的靈魂被禁錮在儒教的牢獄，個性難以抒展，創作力與創新力自然受到壓抑。那個童心不老初心不忘的蘇軾是個罕見的異類。

莫札特成年後仍是大孩子一名，這是因為他心中有愛，也因為長期有家人陪伴在側。借用一句西方諺語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有正必有反。莫札特依賴性強，不太懂得照顧自己，更不善理財，晚年時債台高築。他的依賴性與其赤子之心乃一脈相承。不過，如果他成熟穩重而且又獨立自主的話，就不是我們認識的莫札特了。

多年前有一齣莫札特的傳記電影《阿瑪迪斯》(Amadeus)，深入民心，更揚威奧斯卡，贏得最佳電影等8個獎項。此片是一部難得上乘佳作，但人物塑造卻與真實不符。電影裡的莫札特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整日嘻皮笑臉。這位音樂神童固然淘氣愛玩，但他更是一位溫柔體貼、感情豐富、正直善良的音樂家。有一件事情可以反映他心思細膩。當年他母親在巴黎去逝，莫札特去信父親，信中含糊其辭，僅提及母親病危，讓父親先有了心理準備，然後再請好友布洛林(Joseph Bullinger)協助，將死訊轉告父親。透過這件事，其心細如髮表露無遺，與電影中那嘻嘻哈哈，沒半點正經的形象大相徑庭。

莫札特有寫信的習慣，他身後遺留了大量書信，從字裡行間流露其豐富情感及內心世界：

「我祈禱您會相信我良善的一面，而非聽信那些留言我是莫札特，是年輕且正直的莫札特。我曾犯的許多錯誤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懂我的朋友便懂我⋯⋯若他們不懂我，說再多又有何用呢？當需要言辭、信件來澄清時就表示糟透了。」(1778年2月22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認為沒甚麼行徑比欺騙一位真誠的女孩更令人可恥。」(1778年7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只有這些人我會稱他或她為朋友：無論何種處境下皆忠誠以對的人、日夜所思全是幫助友人幸福的人、以及激勵朋友、並盡己所能為他人帶來幸福的人。」(1778年12月18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容我懇請您繼續維持您珍貴的友情，並懇請您也接受我此生不變的情誼，我並以最赤誠的心向您許下永恆諾約⋯⋯一個不因失敗而喪失勇氣、總是信仰虔誠且信奉上帝的人，便是虔誠的基督徒和誠實之人，他也值得被真正的朋友珍惜並尊重⋯⋯」 (1778年8月7日，寫給布洛林，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我祝自己能見到您健康、長壽，這是我最大的喜悅與幸福。」(1781年11月16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1773年，莫札特一家遷往市集廣場的新居。比起舊居，新居室內光線更明亮，空間也更寛敞，共8個房間，似乎他們一家經濟有好轉。

1773年，莫札特一家遷往市集廣場(Marktplatz)的新居。新寓所位於薩爾茲河北岸，與舊居僅數分鐘步程。這座故居也成為另一座莫札特博物館。比起舊居，新居室內光線更明亮，空間也更寛敞，共8個房間，似乎他們一家經濟有好轉。同年，莫札特同時也展開了教廷樂隊的工作。

不過，莫札特和僱主薩爾斯堡大主教相處並不和睦，而且經常出現爭執。主要原因是莫札特希望有更好的薪酬侍遇，而且有更加多發揮所長機會。可惜，那個年代，樂師的待遇不太高，身份地位如同僕人，唯僱主之命而從，他的要求不得要領。另一方面，莫札特經常前往外地演出，也令大主教大為惱火，畢竟，世界上沒有哪個僱主會喜歡僱員經常請假外出。更重要的是，莫札特年少就自然氣盛，他也是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不懂察言觀色、投其所好，更不會拍大主教馬屁。二人矛盾逐漸加深。1777年，他辭去職務。在父親勸說下，兩年後莫札特重返樂團，不過他和大主教的緊張關係並未緩和，雙方裂痕難以修補，最後更勢成水火。

「在薩爾斯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或算哪號人物。我看似有頭有臉其實默默無聞。我的需求不多也不少，只希望得到一點尊嚴⋯⋯」(1778年10月15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該書將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薩爾斯堡如今對我來說一文不值⋯⋯大主教完全無法合我意，因為他沒有給我期待且合意的待遇。」(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同上，薩爾斯堡譯作「薩爾茲堡」)

「第二次了，大主教以最粗俗的傲慢無禮對待我，我不吭一聲；然後我像是甚麼事都沒發生過，拿出一貫的熱忱為他演奏。我以為當他明白我服侍的誠意以及樂於取悅他的想法之後，事情就能有轉變，誰知他卻選出世上最刻薄的姿態，開始他那第三場滔滔不絕的辱罵。」(1781年6月13日，寫給父親，摘錄自《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

薩爾斯堡畢竟太小了，容不下這位音樂奇才的鴻鵠之志。1781年，風華正茂的莫札特決定掛冠而去，前往哈布斯堡皇朝(Habsburg Empire)首府維也納謀生，展開人生新一頁。

(有關莫札特在維也納的故事，請點擊《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參考書目：
莫札特著， 謝孟璇譯。《所見皆靈思的純真天才：莫札特書信選》，台北：八旗文化，2017。

《門外漢談音樂家》系列文章
《貝多芬的遺書》
《蕭邦與華沙》
《愛在琴聲終結前──蕭邦與喬治·桑》
《拉赫曼尼諾夫的遺憾》
《民族音樂家西貝流士》
《當莫札特在薩爾斯堡》
《莫札特費加洛之家》

位於韓國忠清南道的扶餘郡，古稱泗沘，曾經是百濟國的首都，盛極一時。郡內有數個百濟遺跡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百濟有百姓濟海樂從的意思，前18年立國，建都慰禮城(今首爾)，後來遷都至熊津(今公洲)及泗沘。百濟雄崌朝鮮半島中西至西南地區接近700年，領土曾擴展至平壤一帶，與高句麗及新羅鼎足而立，逐鹿天下，後世稱朝鮮三國時代。6世紀初，百濟加強與中國的外交及貿易聯繫，並引人了佛教及中原文化，泗沘成為經濟繁盛，文化璀燦之都。可惜花無百日紅，公元660年，唐朝及新羅組成聯軍攻陷泗沘，百濟從此走下歷史舞臺。

為何唐室要派兵殲滅百濟？這與朝鮮三國之一的高句麗有關。話說高句麗建立於鴨綠江附近，當五胡亂華時，中原陷入兵荒馬亂之際，高句麗借迅速往北方擴張領土，吞嚥了遼東半島及滿州一帶。中國的皇帝一向視該處為自己的領土，天下大亂時才讓高句麗有可乘之機。當中原恢復江山一統，新皇帝便可以騰出手來，對付高句麗了。

7世紀初，唐朝與新羅結為盟友，前者出兵高句麗，後者亦出手協助。不過，百濟卻與高句麗結盟，阻撓新羅北上支援唐軍。百濟和唐朝就這樣結下樑子了。660年，百濟在高句麗的協助下，出兵新羅，不料竟成了催命符。新羅向唐室求救，唐高宗命蘇定方率大軍橫渡黃海登陸朝鮮南岸，與新羅聯手進攻百濟。對於唐朝而言，出兵百濟除了有解救新羅的大義名份外，更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一路以來，唐朝遠征高句麗，都是攻其北方，滅了百濟以後，唐軍在朝鮮半島南部便有了據點，日後對高句麗用兵，便可南北兩路進擊，有事半功倍之效。

唐新聯軍以搉枯拉朽、泰山壓頂之勢，如入無人之境，百濟多座城池接連失守，最後大軍兵臨泗沘城。此時，百濟的義慈王與太子扶餘隆早已逃到北方去了，守城的二王子扶餘泰自立為王，堅拒投降。抹餘隆的兒子扶餘文思勸阻無效，便率領手下向唐軍請降。扶餘泰眼見大勢已去，便開城投降。後來，義慈王與太子扶餘隆也降唐。一年後，義慈王在洛陽病逝，葬在邙山孫皓、陳叔寶的陵墓之旁。孫皓與陳叔寶分別為東吳及南陳的未代君主。三位偏安一隅的亡國之君竟毗鄰而葬，冥冥似乎中自有天意。

此乃冗筆。陳朝陳叔寶雖是亡國之君，也是一位詩詞高手。他的《玉樹後庭花》留傳後世，詩曰：「麗宇芳林對高閣，新裝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據說，江南有一種花異常驕艷，非常適合裁種於庭院，人稱「後庭花」，開滿後庭花的樹冠美如玉，因此也有玉樹之稱。陳叔寶生活奢侈糜爛，國家將亡，大廈將傾之時他仍顧著飲宴作樂，左擁右抱，《玉樹後庭花》是在宴會上所賦，因此也被後世比喻為靡靡的亡國之音。

663年，義慈王的另一位王子扶餘豐在倭國(日本)的支援下展開復國運動。中日兩軍在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交鋒，史稱「白江口之戰」。這是兩國在歷史上第一次交鋒，唐將劉仁軌率170艘戰船殲滅倭軍800餘艘戰船。自此，唐滅百濟的戰爭正式告一段落。日本也認識到中國的強大，積極改善與唐室的關係，又派遣使節前往中國學習，此乃後話。

詩曰：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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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蘇山城依山傍水而建，是王宫背后的山城。既是王宮的後花園，也有軍事用途，敵人入侵時，可充當防御性的城廓。詩曰：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一晃千年，除了軍糧倉庫遺址以外，城內幾乎没有留下往日的一麟半爪。從前的雕樑畫棟與碧瓦朱檐，已被遍地的蒼松翠柏及蔞萋芳草所取替。訪客也是寥寥可數，更顯蒼凉、孤寂、寂寥。對我個人而言，來到此地，與其說是觀光，倒不如說是弔古追憶，與歷史來一次心靈對話。偶爾陣陣風聲蕭蕭而來，傳來了亡國之痛的哀嚎。那顫顫巍巍的大樹唰唰作響，黃葉沙沙落下，這是黍離之悲的悲嗚。

三忠祠供奉百濟3名忠臣。其中一位是武將階伯，當年國家危在旦夕之時，他殺死妻兒以表明破釜沉舟之志，率領數千名將士死守要道黃山原，力拒新羅入侵，最後以身殉國，

有心人士在城內加建後人加建了數處名勝景點。三忠祠供奉百濟3名忠臣。其中一位是武將階伯，當年國家危在旦夕之時，他殺死妻兒以表明破釜沉舟之志，率領數千名將士死守要道黃山原，力拒新羅入侵，最後以身殉國，該仗是韓國有名的慘烈戰役，名黃山伐，更被拍攝成同名電影。老子《道德經》言：「國家昏亂，有忠臣。」，此話不假，百濟有階伯，中國南宋有文天祥、明末有史可法。

城內幾乎没有留下往日的一麟半爪。從前的雕樑畫棟與碧瓦朱檐，已被遍地的蒼松翠柏及蔞萋芳草所取替。

城內有一處懸崖峭壁，當年唐軍兵臨城下之日，貴族紛紛乘船逃往日本，其他人走投無路，傳說多達3千名宮女為免受屈辱而從懸崖高處跳下殉國。宮女躍下之處稱為「落花岩」，後人在岩石上建了一座百花亭，以紀念那數千朵可鄰兮兮的笑靨。

宮女們在豆蔻年華，娉娉裊裊之時，就離鄉背井，進入那重重深宮禁地，直到枯萎淍謝。她們任勞任怨，還要受到主子呼喝、斥責、辱罵、扙打。深宮高牆背後，有多少愛恨、悲慟、嘆氣、嗟怨、淚水？作為歷史的參與者及見證者，宮女們總被著史人輕視，史學家摒棄，在千秋史冊裡沒有留下片言隻字，遭後世遺忘。歷史長河沒有為她們留下一眼涙，悠悠歲月沒有為她們發出一聲嘆息。

明朝嘉靖年間，有十數位宮女名入史冊，原來竟然因為她們是死囚。話說嘉靖帝常虐打侍婢，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六名宮女趁皇帝酢睡時企圖勒死他，結果事敗而被判凌遲處死。

明朝有一位宮女名郭愛，入宮二十天後因皇帝駕崩，竟被選為殉葬者，悲憤莫名下，她寫了一首絶命詩，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不足較也。慚余之不孝也，心淒淒而莫能已兮，則可悼也。

城內有一處懸崖峭壁，當年唐軍兵臨城下之日，貴族紛紛乘船逃往日本，其他人走投無路，傳說多達3千名宮女為免受屈辱而從懸崖高處跳下殉國。宮女躍下之處稱為「落花岩」，後人在岩石上建了一座百花亭，以紀念那數千朵可鄰兮兮的笑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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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蘇山城下白馬江岸邊開滿了嫣紅姹紫的波斯菊，花姿招展延綿數里。杜牧《泊秦淮》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岸邊的波斯菊正忙著亡路擠眉弄眼、搔首弄姿，也「不知亡國恨」。

一座五層石塔屹立在偌大的空地上，塔上鑄刻了蘇定方平定百濟的銘文。無情的歲月在其身上留下一道道的裂痕。

離開扶蘇山城，去了定林寺遺址。定林寺曾經是朝鮮最大的寺院建築群，大部分的古剎禪寺早已灰飛煙滅，一座五層石塔屹立在偌大的空地上，塔上鑄刻了蘇定方平定百濟的銘文。無情的歲月在其身上留下一道道的裂痕。

歲月如梭，無論是亡國者抑或是勝利者，早已成為疊疊白骨，長埋塵土。當年唐軍高奏凱歌，是何等的威風凜凜，何等的英姿勃發？現在只剩下這座孤零零的石塔，在娓娓訴說昔日的榮光。滄海桑田，比起時光洪流，人的生命何其短暫，王朝帝制也走下了歷史舞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依我看，還是學習東坡居士的豁達情懷及曠逸胸襟：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參考書目：
宋毅、常山、羅真著。《中國古戰史：江山北望》，台北：知兵堂，2008。

聖瑪格麗塔教堂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佛羅倫斯舊城區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錯落有致、巷弄縱橫交錯。在這座古城內，有一條尋常不過的狹窄巷子，聖瑪格麗塔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gherita dei Cerchi)在巷子內，佇立了將近一千年。 

 

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

碧雅翠絲出身在佛羅倫斯，年齡較但丁少一歲。她的家族為銀行世家，權傾一時，並有份資助聖瑪格麗塔教堂。自但丁看見碧雅翠絲第一眼，他已被對方深深吸引，久久不能忘懷。多年後，他在詩集《新生》(La Vita Nuova)中回憶這段行事：「這個時候，藏在心房裡最深處的生命精靈，開始激烈地顫動起來，就連微弱的脈搏也感覺到震動。一個比我更崇高的神進駐，凌駕我的一切所能。 」

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

姑不論真相如何，時至今日，聖瑪格麗塔教堂已成為一座愛情聖地。教堂室內不算寬敞，四周光線不足，卻彌漫一片祥和，氣氛莊嚴肅穆。悠久的歲月替它添上脫落的牆壁、斑駁的列紋與褪色的台階。曾去過不少歐洲的教堂，相比之下，這處沒有多餘的裝潢，沒有栩栩如生的精緻浮雕、沒有絢爛奪目的彩繪玻璃、也沒有巧奪天工的穹頂或拱頂。這座教堂顯得樸素無華，如同但丁那份純潔無瑕的愛。這也許是教堂設計者用心良苦，希望信徒能夠聚精會神，在心無旁騖下向上帝禱告。

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

教堂牆壁上鑲嵌一塊紀念牌，標示碧雅翠絲下葬於此。紀念牌旁邊有一竹籃，籃子裝滿了紙條。原來這𥚃有一項傳統，來訪者可以寫信給碧雅翠絲，以求願望成真。那些紙條全是給她的書信。多年來，無數痴男怨女、苦命鴛鴦在此禱告，祈求愛情能夠修成正果。祭壇上搖曳的燭光正幽幽訴說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

十三世紀末葉，佛羅倫斯政治鬥爭異常熾熱，忠於教宗的黑黨與追求獨立的白黨水火不容。1301年，黑黨人士掌權，到處殘害異己，作為白黨人士的但丁被當局放逐，直到終老也未能回到故鄉。他在過著顚沛流離的日子期間，完成了鴻篇巨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此為冗筆。唐代詩人崔護那首《題都城南莊》膾炙人口，孟棨借題發揮，寫了一則動人的愛情故事。話說某年清明，詩人崔護獨自去城外郊遊，走到半路，看到一戶人家，便上前扣門，應門者竟是一位桃腮杏臉的少女。崔護自報姓名，向少女討了一杯水。片刻後，少女從屋內端了一碗水，遞給詩人。二人四目交投，互生情愫。崔護回到家後，念念不忘該名少女。翌年清明，他重回故地，但大門已緊閉，他感到悵然若失，便在木門上題了一首詩後離去，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天後，他按奈不住，於是又回到那間農舍。到了門口，屋內竟傳出哭泣聲。崔護敲門，一位老翁應門而出，問道：「你是崔護嗎？」崔護說是。老翁哭著說：「自從去年和你見面後，便鬱鬱寡歡，茶飯不思，前幾天，我們回家後，女兒看到門口的題字便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這都是讓你給害死的！」崔護悲慟不已，他走入屋內，但見少女躺在床上，早已斷氣。崔護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須臾，奇蹟出現，少女緩緩張開雙眸，她竟然死而復生，後來更與崔護成了親，皆大歡喜。(順便一提，二十多年前，台劇《人面桃花》中，男主角馬景濤所飾演的就是這位崔護。

納蘭容若詩言：「人生若只如初見， 何事秋風悲畫扇？ 」。有云往事並如煙，對但丁來說，一切依然歷歷在目，如同初見。伊人的倩影，早已鑲嵌在他心靈深處，留下了永恆烙印。多年後，但丁在《神曲》裡，寫下自己和碧雅翠絲的「結局」。不過，他所寫的，並非如同崔護和桃花少女的團圓式結局。

 

在小說中，但丁幻想自己無意闖入一處黑暗森林，他遇見羅馬詩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後者陪伴他通過地獄與煉獄。這時侯，碧雅翠絲出現了，並引領但丁進入天堂，令他獲得救贖。

 

文人生命中的漣漪、波瀾、驚濤，種種失意、考驗、苦難，往往化成他們的繆思女神，讓他們破繭而出。

白先勇赴美留學期間，受到異國文化的衝擊，加上思鄉情切，令到他的文學創作漸趨成熟。

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渡過了一段艱辛歲月，啓發他寫成《圍城》這套經典名著。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年輕失戀，以文字抒懷，寫了《少年維持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這部曠世之作。(延伸閱讀：《少年歌德的煩惱》)

歐威爾(George Orwell)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約而同都經歷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二人將所見所聞，分別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及《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es)兩部巨著。

但丁對碧雅翠絲的愛意，經過多年的昇華、發酵，愛人成了開啟天堂之門的天使，他自己獲得了救贖，《神曲》也得以茁壯成長。

東京上野曾是人文薈萃、文風昌盛之地，當年無數文人墨客、知識分子、藝術家在此流連。時至今日，上野仍然充滿濃濃的文化氣息，區內多間博物館、美術館林立，學界翹楚東京大學也近在毗鄰。

上野1丁目的「可否茶館跡地」碑

有一座紀念碑靜靜地佇立在上野1丁目的一隅，碑上刻著「可否茶館跡地」。

可否茶館是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由鄭永慶於明治21年(1888年)創辦，紀念碑的位置就是當年咖啡館開業之地。不可不提，這位鄭永慶原來還是鄭成功的後人。話說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在日本九州認識了女子田川氏，田川氏先後誕下二子，長子鄭成功隨父親回到中國，而胞弟則留在日本生活，改名為田川七左衛門，鄭永慶便是其後代子孫。

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為明治維新時期，政府推動全面西化，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制度、新事物如滔滔江水湧入國內。在這股風潮下，鄭永慶把握機會，自海外引入了咖啡豆，開設了全日本第一間咖啡館，名可否茶館。胡川安所著的《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提到，鄭永慶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並曾去過倫敦和巴黎。他深受歐洲的咖啡館文化吸引，希望可以在日本依樣胡蘆，打造出一個文化沙龍。

可否茶館不僅售賣飲料，還提供娛樂設施。與我同行的日本友人解釋，茶館有兩層，樓上提供飲料，樓下如同會所，不但提供西方書籍、雜誌、報紙，客人更可以玩樸克牌、撞球、木球、圍棋、象棋等。

朋友繼續說，可否茶館每杯咖啡的售價為一錢五厘，加入牛奶的咖啡則賣二錢。當時一碗蕎麥麵售價為八厘，換言之，一杯咖啡差不多是一般老百姓兩頓飯的價錢。高昂的售價令消費者卻步，加上鄭永慶不善經營，咖啡館最後倒閉了。他也因為債臺高築而遠走美國，最後鬱鬱而終。

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

也許當時鄭永慶是太超前了，公眾仍未接受咖啡此等新奇事物，令其生意失敗。差不多二十年後，咖啡才逐漸普及，明治44年(1911年)，水野龍從巴西引入咖啡豆，在東京銀座開設了Cafe Paulista，因生意理想，在日本各地開辦分店，令Cafe Paulista成為全世界最早的咖啡連鎖店！Cafe Paulista在關東大地震成了頹門敗瓦，70年代重新開張，現今仍在銀座八丁目營業，門口面向那條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中央通，裡面是懷舊復古的裝潢，仿若時光回到數十年前，據說約翰連儂(John Lennon)和大野洋子曾是座上客。

大正、昭和時期，咖啡館如雨後春筍般開張，不僅為市民提供家庭和工作以外的第三個空間，而且也向日本國民傳播西方文化，協助推動西化運動。

我常光顧的咖啡館是Salon de thé François (フランソア喫茶室)和築地，兩店都位於京都，同樣在昭和9年(1934年)開業，至今仍保留創業初的面貌。

如同上述兩店，那個年代，不少咖啡館外觀都是仿西洋建築而設計，入口有金屬花紋欄扞、窗框配上金屬花紋、室內有花邊窗簾、馬賽克彩繪玻璃、拱門、古希臘圓柱式、深棕色桌椅，木椅還會鑲上紅絨椅背及紅絨坐墊。侍應會為顧客提供鍍銀茶匙和刀叉、陶瓷器皿、水晶煙灰缸。墻壁鑲嵌上玻璃鏡、衣物勾架，油畫，甚至有倫敦或巴黎的街道地圖。天花板懸掛風扇、吊燈。咖啡館除了有不少西洋書籍、報章雜誌，還向顧客展示大量新事物新玩意，例如咖啡磨豆機、電話、時鐘、照相機、沸水壼、大理石雕塑、鋼琴、留聲機、油燈、洋燭臺等，宛如一座小型博物館。

京都フランソア喫茶室

每趟去日本，我很喜歡前往咖啡館，享受一段愜意休閒的時光。咖啡館從早到晚不歇地播放西洋古典音樂。室內播放悠揚悅耳的《藍色多惱河》，我手上的茶匙會在杯中輕盈起舞。當音樂轉為慷慨激昂的《新世界交響曲》第四章時，茶匙跟隨音樂拍子敲打咖啡杯。隔了不久，當耳邊響起那迴腸盪氣的《月光奏鳴曲》，它又禁不住深情地與茶湯纏綿不休。這類的咖啡館一般被稱為喫茶店(kissaten)，年青一輩是比較少光顧了。

京都築地

説完了咖啡的故事，現在要講西洋料理了。

日本最早期的西餐廳只是為了招待西方國家來的外交人員、商人及賓客。後來政府決定全面西化，提倡「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西餐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徵，政府官員又認為西方人所進食的肉類及乳製品含有大量蛋白質，有助於士兵鍛練强健的體魄，以抗衡西方列強入侵。因此，當局鼓勵民眾改吃西餐，並多吃肉類及乳製品。

問題是，日本已推行肉食禁令多年，上至皇親國戚，下至販夫走卒，除了魚類外，其餘肉類一摡不吃，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非一朝一夕可改。天皇首先解除了肉食禁令，自己也「身先士卒」領頭改吃西餐，法國料理也成為皇宮的正式料理。

明治5年(1872年)，西餐廳精養軒開業。原田信男教授所著《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指出這家精養軒是「西洋料理在日本的發祥地」。該餐廳不但培訓了料理師，更要教授宮中女官們餐桌禮儀。該書還道出一則有趣故事。原來當年日本海軍也鼓勵士兵在精養軒進食西餐，每到月尾結算士兵賬款時，在精養軒消費不足下限者會遭受批評！為了推廣西洋料理，海軍可謂用心良苦。

精養軒起初在築地創業，關東大地震後毀於一旦，位於上野的精養軒便搖身成為總店。時至今日，精養軒仍然深受老饕追捧，不少達官貴人喜歡在此用餐宴客。順便一提，精養軒與海峽兩岸也頗有淵源。從朋友口中得知，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便是今天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的成立典禮便是在築地精養軒舉辦。

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的方式，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經過政府不遺餘力推動數十年，西洋料理才在日本社會紥根。這段期間，卻意外洐生了「洋食」(Yoshoku)。當日本剛引進西洋料理時，材料匱乏、而且懂得烹調西洋料理者更屬鳳毛麟角，能夠享用正宗西餐者非富即貴。為了滿足平民百姓的需求，有餐廳自行改良食譜，將肉類、馬鈴薯烹調出適合本地人口味的菜餚，是為「洋食」。故此，所謂「洋食」，並非指西洋菜餚，而是經過本土化的異國風味，乃日本料理的一脈，情況與廣州香港的醬油西餐(或稱豉油西餐)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常見的洋食，包括漢堡扒、蛋包飯、咖哩飯、可樂餅及個人最愛的炸豬排。

炸豬排這道經典料理，是由東京的煉瓦亭所創。煉瓦亭開業於眀治28年(1895年)，歷久不衰，至今仍在銀座的3丁目營業。據說日俄戰爭期間，軍方大量訂購牛肉，民間牛肉供不應求。煉瓦亭嘗試以豬肉創作新菜式，推出獨特的炸豬排，以天婦羅深油炸(deep fat frying)的方式，外層酥脆，內層鬆軟，配以高麗菜、白飯、味噌湯，結果大受好評，成為一道膾炙人口的美味料理 。

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

西洋飲食當然少不了麵包。甫一開始，日本人不太接受以小麥製成的麵包。明治七年(1874年)，木村屋木村安兵衛創作了紅豆餡麵包，從此改寫了歷史。根據茂呂美耶的《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透露，麵包普遍用啤酒花種發酵，但日本國內很難找到啤酒花種，而消費者也不大喜歡此種口味。安兵衞靈機一觸，想到以日本的酒種(來自於米的麴菌)代替啤酒花種，並在麵包內加入國人喜愛的紅豆餡。天皇與天后試吃後讚不絕口，從此麵包逐漸被普羅大眾接受。木村家今天仍在銀座中央通大街上營業，樓下售賣各種麵包，樓上為咖啡室。顧客可以在咖啡室吃到熱烘烘的紅豆餡麵包。那鬆軟可口的麵包和清新嫩滑的紅豆餡，令人一試難忘。

尋覓歷史味道，也是一件令人稱心愉悅的事情。

參考資料：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含苞初綻的新時代、新女性》，台北：遠流 ，2014。
原田信男著。劉洋譯。《和食與日本文化：日本料理的社會史》，香港：三聯，2011。
胡川安著。《和食古早味：你不知道的日本料理故事》，台北：時報，2015。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中國陝西省中部地區，古稱「秦中」。自秦一統天下到清末辛亥革命，大約有二千年的歷史，由秦到唐大約有一千年，從宋至辛亥是另一個一千年。假如將歷史比喻為一齣舞台劇，這齣舞台劇的上半場自然是秦至唐，而舞台的中央就是秦中地區。

秦中踞有天險，且土地肥沃，秦、漢、隋、唐(另加一些小王朝)皆定都於秦中地區，因此便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說法。後來，因為兵禍連天、氣侯變遷、地勢移動，人口逐漸流失，舞台的中央才轉移到其他地區。

西安市，古稱長安，位於秦中地區，中國最強盛的漢與唐皆定都於此。漢唐威名遠播，各國紡紛遣派使臣代表來朝貢經商，長安自然成了國際大都會，近代被公認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這次要說的是西安市的大雁塔。

大雁塔是磚造佛教建築，屬於大慈恩寺的建築郡。大雁塔樓高七層，每層如同一個方形匣子，一個一個向上堆疊，上面的匣子比下面較細小，每層再加上屋簷加以裝飾，塔頂加上塔尖。

翻查歷史，最先在此地建寺的是北魏道武帝，名淨覺寺。其後隋文帝在原址建無漏寺。到了唐代貞觀年間，太子李治為了紀念亡母長孫皇后，命人興建慈恩寺(又稱大慈恩寺)。到他當皇帝時，玄裝大師為了供奉從天竺帶回的佛像、經書和舍利，決定在慈恩寺興建石塔，由朝廷出資，這便是大雁塔的由來。

當年，由於大雁塔乃長安城最高建築，自然成了帝都的勝地，好比今日的巴黎鐵塔。唐中宗年期，進士張莒來到慈恩寺，一時興之所至，在大雁塔下題名，其他進士紛紛仿效，日子久了，漸漸成了習俗。每年三月，皇帝在曲江杏園設宴，以祝賀新科進士，後世稱為曲江赴宴。宴會後，衆人一起前往大雁塔，所有新進士們會在塔下題名。後人便用雁塔題名形容科舉登弟。當年白居易中舉後，也曾在此題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原來十七位進士中，數他年紀最輕，難怪他如此意氣風發。

塔原本是宗教建築，乃寺院供奉舍利之建築。不知何故，在中國文化中，塔經常成了權力的象徵，是強者對弱者的逼迫之地，是當權者對被壓迫者的囚禁之所。《封神演義》中，托塔天王李靖(此托塔天王乃文學創作，並非佛教那位)以玲瓏寶塔困住哪吒。《白蛇傳》裡的白素素被法海和尚禁固於西湖雷峰塔下。清朝也有一座寧古塔，不少重犯皆流放此地，當中還包括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其實寧古塔是一座城池而非塔，卻偏偏有一個「塔」字。在《書劍恩仇錄》內，當權者被金庸反將了一軍，貴為天子的乾隆皇帝竟被紅花會兄弟脅持到六和塔，被迫答應反清復明。

在西安時正值盛夏，暑氣不僅蒸人，也令我渾身黏膩、憋悶侷促。仰望那磗塔的剛勁、挺拔、巍峨、雄渾，我更喜歡木塔的靈巧、精緻、秀氣、飄逸。

自從有了科舉，雁塔題名，出仕為官，然後一展所長，成為皇帝的股肱，這便成為古代無數讀書人的夢想。

科舉俘儢了知識分子的心，雁塔也囚禁了他們的精神人格。

科舉，即古代的考試制度，作用是從民間挑選有識之士，為朝廷效力。不說不知，原來古代中國是全世界最早出現考試的地方，更有人道考試制度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科舉制度並非在古代某日倏然從天而降，它是經過客觀的歷史因素和漫長的進化改革才成為我們所認識的古代考試制度。

漢代時，朝廷為了選拔官員而推行察舉制。由地方長官根據家世、名聲、學識、品德選拔人才，推薦於朝廷，再由中央評估，以任命官員。由於當時缺乏完善的教育制度，知識主要透過家族傳播。老爸教授兒子，兒子再傳予下一代。各地推薦的人士，往往來自當地同一家族，當家族成員紛紛出仕，這個家族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漸漸形成了史書上所說的「士族」。官位往往世代相傳，因此便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說。此缺乏競爭性的制度，被任命的官員大都是平庸子弟。更甚者，世家子弟壟斷了官位，士族漸漸變成龐大地方勢力集團，掌控地方政權，甚至左右朝政。東漢末年，曹操提倡「用人唯才」，便是為了打撃士族勢力。可惜，他的後代便沒有這份魄力。曹丕自立為帝後，為了拉攏士族集團以鞏固勢力，推行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將人才分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再依據等级任命官員，其實這也只不過是察舉制的改良版本，得益始終是士族世家。

魏晉南北朝期間，戰禍連年，士族子弟遷徙的遷徙、失散的失散、遇難的遇難，士族勢力開始式微。到了隋文帝楊堅時，朝廷開始推行科舉，透過考試形式選拔民間精英，為皇帝效力。但是隋國運短祚，僅兩代而亡，將科舉「發揚光大」的，便是取而代之的大唐。

自唐代起，朝廷每年皆舉辦科舉，地位低下、門第寒微的讀書人透過科舉而鯉躍龍門，成為天子門生，出人頭地。當時行卷之風盛行，所謂行詩，就是舉子將自己詩作獻予達官貴人、文壇領袖。原來唐代科舉考卷上沒有糊名的。考生的知名度與外界評價會影響考官的最終評審。如果考生寂寂無名，即使其答題出色也不一定可以及第。假如考生的行卷得到某知名人士的賞識，他就會聲名鵲起，如果考試表現也同樣出色，考官自然會另眼相看。因此，行卷就好比舉子的自薦信。可以説，唐代的官吏選拔仍保留察舉的性質。

塔原本是宗教建築，乃寺院供奉舍利之建築。不知何故，在中國文化中，塔經常成了權力的象徵，是強者對弱者的逼迫之地，是當權者對被壓迫者的囚禁之所。

宋代的科舉在唐代的基礎上加以改良、變更，並採用了糊名機制。可以說，科舉制度源於隋代，唐代大力推動，到了宋代漸趨完善。宋代以降，科舉制度大致不變。

無可否認，科舉制度是一個較公平客觀的標準，來評估士子的才能。憑著考試，朝廷可以選出賢能之士，為國家所用。另外，寒門之士也可憑著科舉，入朝為官。

引用社會學的觀點，科舉為低下階層人士(lower class)提供向上層階級移動的渠道，提高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科舉也令到中國文學陳化發酵，使其醇香幽幽，芬芳馥郁。

自從有了科舉，讀書人一生的勝敗榮辱完全繫於試卷上。登科中舉者趾高氣揚、吐氣揚眉，從此平步青雲，名落孫山者垂頭喪氣、頓足捶胸、最後抱憾終生。

杜甫《四喜詩》道：「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人生四大喜事中僅第四項為讀書人專享。中唐詩人孟郊以一首《遊子吟》名垂千古。他在考場屢戰屢敗，終於在不惑之年考中進士，狂喜下寫了《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金榜題名令人「今朝放蕩」、「春風得意」，數十載的寒窗苦讀終於沒有白費。不過考上了又如何，孟郊後來出任地方官，官運平平，仕途不得意，這是題外話。

自從有了科舉，人人把頭栽進書本典籍裡，獨立思考、批判精神、道德價值觀便被科舉此座大雁所囚。從此，科技、制度、思想皆停滯不前，數百年如一日。到了清末，洋人的大炮轟醒了知識分子的讀書夢，任你如何滿腹經文、經天緯地，又或者你對經史子集過目不忘，倒背如流，在洋人船堅炮利的威脅下，也是一籌莫展。到了1905年，清廷終於癈除了科舉。

魯迅就曾對科舉作出無情的鞭撻，嚴厲的批評。他筆下的失意舉人孔乙己，衣衫襤褸，精神萎靡，如同行屍走肉，他卻死愛面子，滿口知乎者也，旁人都睢不起他，最後落得悲慘下場。魯迅對科舉痛恨和厭惡可想而知。

科舉這座巨塔塌陷了，另一座巨塔又拔地而起，

君不見，今天的莘莘學子自幼被訓練成考試機器。每年公開考試前夕，考生與及家長如臨大敵，如坐針氈。如雨後春筍的大型補習社，提供考題預測，教授學生以取巧方式背誦答案，補習講師如當紅明星。教育機構日進斗金，甚至在金融市場集資上市。

在西安時正值盛夏，暑氣不僅蒸人，也令我渾身黏膩、憋悶侷促。仰望那磗塔的剛勁、挺拔、巍峨、雄渾，我更喜歡木塔的靈巧、精緻、秀氣、飄逸。

也許，曾經夜來幽夢，回到大唐盛世，我成了一名失意的讀書人，科舉屢次落第，在曉風殘月、杜鵑啼血下哽咽：雁塔題目夢未圓。

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面咖啡桌、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格林斯坦咖啡館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是其常客。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精通土耳其語。圍城期間，他到城外打探消息，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當中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延伸閱讀：《繾綣華沙咖啡館》)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彼得·艾騰貝格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他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

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維也納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譯。《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