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城區是布拉格最吸睛之處。時光在此駐足停留，數百年如一日，湛藍天空與紅海瓦頂交織，哥德式(Gothic)尖塔與巴洛克式(Baroque)圓頂相爭輝。精雕細琢的石柱、栩栩如生的雕塑、沉穩青銅鐘都是藝術家的心血結晶，也是歷史的傳承。鵝卵石路經過歲月的打磨而顯得光滑，兩旁每一幢建築皆是一本故事書，記載了布拉格的悲歡離合。蜿蜒的小巷彷彿引領途人走入遺忘的時空，我盼望可以在某個角落遇上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裡的巫師或《三劍俠》(The Three Musketeers)的達爾坦尼安(d’Artagnan)。
作曲家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曾經與布拉格結下了不解之緣。1787年，他的經典歌劇《唐璜》(Don Giovanni)就是在舊城區的艾斯特劇院(Estates Theatre)作首演，這位音樂神童親身上台指揮，盛況空前。一年後，《唐璜》在維也納公演卻反應平平。難道說，布拉格音樂觀眾的水平比維也納低嗎？非也，年輕的蕭邦(Fryderyk Chopin)到訪布拉格時，曾被邀請上台演奏，生性靦腆的鋼琴家婉拒並解釋，連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也不曾討好觀眾，自己不敢獻醜！這句玩笑多少也肯定了布拉格聽眾的水平。至於莫札特在維也納備受冷落也不難理解也不難理解。無論是《唐璜》，還是《費加洛的婚禮》(The Marriage of Figaro)，都蘊含道德的批判，對階級的專橫跋扈作出諷刺。維也納作為哈布斯堡皇朝的首都，莫札特的歌劇少不免受到權貴的排擠和打壓。布拉格遠離權力核心，則沒有類似問題。
《唐璜》公映前，莫札特所下榻的旅館就在艾斯特劇院不遠處。旅館現已成為文物建築受到保護，外牆上鑲嵌了大理石碑，紀念莫札特曾在此短暫寄宿。莫札特天性貪玩愛熱鬧，到了布拉格後整天忙於觥籌交錯。在《唐璜》公映前一晚仍未寫好曲譜。剛好他的編劇住在對面旅館，二人房間的窗口互相對望。當晚，莫札特填好了幾行音符，將樂譜揉成一團，拋向對面編劇的窗戶，對方也依樣葫蘆，將歌詞或問題填在紙上，然後將紙團拋回莫札特窗戶。當晚二人就是如此你來我往，透過互相拋紙團溝通，完成了《唐璜》這部曠世之作。
後人常認為所有不巧的藝術品都是嘔心瀝血、千錘百煉之作。但原來不少作品都是臨陣磨槍、臨渴掘井之下完成的。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沉迷打麻將，當年沒有傳真機和電郵，報館編輯上門催稿，他卻從容不迫，一邊打麻雀，一邊寫稿，成為文壇佳話。另一個例子就是當年香港影圈的「飛紙仔」。話說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乃港產片黃金時代，編劇臨急抱佛腳，將某場戲的情節對白寫在紙上，遞給導演及演員拍攝，然後就埋首寫下一場戲，一邊拍攝，一邊寫劇本，當年不少經典港產片就是在片場內這樣「飛」出來的！
在舊城閒晃，無意中經過天文學家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的故居。當年他來到布拉格，投靠另一位天文學家第谷(Tycho Brahe)，出任他的助手。第谷在歐洲享負盛名，他被哈布斯堡帝國皇帝老道夫二世(Rudolph II)委任為皇室御用數學家，他手上有精確的星體運行資料，但卻不擅長計算，不能將手上資料加以整合。相反，開普勒精通算術，然而因早年患上天花，導致雙目嚴重近視，雙手也不太靈活，阻礙了他用儀器觀察星體，第谷的天文數據，正是他夢寐以求的資料。這兩位頂尖的天文學家，原本可以互補不足，不過二人的學術觀點南轅北轍。第谷認為太陽圍繞地球轉動，其他行星則圍繞太陽轉動，稱帝谷系統，開普勒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與此同時，兩人之間的瑜亮情結，也影響了合作。第谷與開普勒，既需要對方幫忙，才能夠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他們又互相猜疑，提防彼此。開普勒向第谷索取天文數據，後者總會找藉口拖延，在前者多翻催促下，第谷才像擠牙膏般每次給予少量資料。他們常產生齟齬，關係一度決裂，在他人調解下才得以和解。
第谷某次出去宴會，因喝了太多酒而尿急，但客人中途離席被視為失儀，為了面子，第谷強忍到宴會結束，去解手時卻尿不出，原來他膀胱破裂，很快便一病不起，臨終前托付開普勒要完成自己的第谷系統。開普勒取得了所有天文資料並繼承了皇室數學家，後來他著書證實了日心說並否定第谷系統，不過在書仍高度評價這位昔日同事兼競爭對手。
舊城廣場是舊城區精華所在，歐洲不同年代的建築共冶一爐，堪稱露天建築博物，它更被譽為世界最美麗的廣場。
提恩教堂(Tyn Church)是廣場最古老建築。這楝哥德式教堂立面以兩座直插雲霄的深灰色尖塔而聞名，每座尖塔又有八座小尖塔，令人印象難忘。教堂內有現存捷克最古老管風琴，剛才提到天文學家第谷也是安葬於此。教堂悠揚的鐘聲定時在廣場迴盪。
說起提恩教堂鐘聲，當地流傳一則關於這座教堂的傳說。話說當年前附近住了一位冷酷無情的貴婦。某天，一位年輕的女僕正在幫她打扮。鐘聲響起，虔誠的女僕放下工作，雙手十指緊扣祈禱，惹怒了貴婦。盛怒之下，貴婦緊緊掐住了女僕的頸部，直至對方斷氣。由於聘用了律師狡猾的律師，貴婦躲過法律的制裁。然而，她難逃良心的責備，最後她決定餘身在修道院度過，以補償罪孽。同時，她出資鑄造銅鐘捐獻提恩教堂，已紀念那位女僕。
市政廳牆上的天文鐘世界現存最古老但仍在運作的天文鐘。每逢整點，遊客便會簇擁在鐘樓下，時鐘上的窗格便會開啟，耶穌與12門徒雕塑便會輪流出現。除了時間外，天文鐘還能顯示日落日出、太陽位置、月亮盈虧等。傳說設計天文鐘的鐘錶匠叫哈努斯(Hanuš)，它的作品堪稱巧奪天工，當年令各大城市既羨且妒。布拉格的市議員擔心其他城市會雇用哈努斯製造出更美麗的天文鐘，把心一橫，把他弄瞎了。當大師獲悉真相以後，決定報復，他靜悄悄去到鐘樓，弄斷了其中一件零件，使到天文中百年內未能運作。
這個故事應該是訛傳，不過卻是一齣因美麗而釀成悲劇。天堂最美麗的路西法(Lucifer)，因擁有極致的美麗與地位，竟背叛了上帝。希臘神話的納西瑟斯俊美但高傲自戀，拒絕了所有的追求者。某位追求者因愛成恨，並向復仇女神尼米西斯(Nemesis)祈禱，希望納西瑟斯遭受報應。某天，納西瑟斯無意間看到自己的倒影，竟愛上了自己的影子而遇溺。中國春秋時代，虞叔擁有一塊美玉，虞公向其索要，前者不捨得，轉念想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道理，於是割愛。豈料虞公得寸進尺，獲到美玉後又向虞叔索要寶劍。虞叔被惹怒了，覺得對方貪得無厭，於是調動兵馬突襲虞公，後者因而亡國。唐明皇因耽於享樂及沉迷美色而疏於政事，重要權臣楊國忠，間接導致了安史之亂。難怪香山居士詩曰：「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美麗並不是罪，而是美麗所衍生的驕縱、貪婪與沉溺構成犯罪。
時鐘是人類最偉大發明之一。它的出現，將每天劃分成若干單位，為時間進行量化。傳統的農業社會，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沒有時間的概念。到了城鎮的出現，生活變得規律化、系統化、秩序化，工作、開會、開市、送貨、交易都要講究時間，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過程。時鐘發明以前，雖然有日晷、水鐘等計時儀器，但主要用作觀察星體運作及祭祀作用，服務對象為權貴。中國古代都市深夜也有打更，但主要是用作宵禁，提醒百姓回家，或用作當值官員及巡邏人員的輪替訊號，是為管治者非老百姓而設立。
因為都市的崛起，農業社會逐漸過渡到商業社會，個人及團體的活動改變，時鐘才應運而生，時間成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份。當年西洋傳教士將鐘錶獻給萬曆、康熙、乾隆等皇帝時，這些西洋儀器僅被視作奇技淫巧，這並非執政者短視，而是依照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條件，鐘錶並未有多大用武之處。
今時今日，都市人每天都在爭分奪秒，日夜離不開時間，他們每天調校鬧鐘起床，然後趕上公車，準時上班，下班後又要匆匆忙忙，以免錯過電影開場或約會時間⋯⋯究竟是人類掌握了時間，還是時間掌握了人類？
廣場中央屹立著揚好·胡斯(Jan Hus)及其追隨者的雕塑。這座巨型雕塑於1915年竪立，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宗教改革家殉教500週年。他原本在捷克天主教會事奉，因目睹教會的貪婪腐敗而加入改革派。胡斯認為聖經而非神職人員話語才是教徒的最高依歸，而且平民信徒也有權利分享聖餐。他主張神職人員應該用捷克語宣揚教義，如此一來，一般老百姓才會明白。他又極力呼籲廢除贖罪券，反對教會借此斂財。胡斯的言論主張觸動了教會高層的利益，他被宗教法庭，裁定為異端並處以火刑。他的死導致改革派與天主教會之間的決裂，點燃了長達15年的胡斯戰爭(Hussite Wars)。後來，胡斯派系內的溫和派與激進派出現矛盾，溫和派與天主教會達成協議和解，並擊敗了激進派，戰事方告一段落。
胡斯的影響不止於此，他成為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亦啓發新教的崛起，與天主教會分庭抗禮。在二戰時期及冷戰時代，胡斯更被捷克人視為反抗暴政的精神象徵。
1999年，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高度評價胡斯，並對其遭遇深表遺憾。不過，天主教會仍未對他作出平反。有關他的爭論，到了21世紀仍未休止。
我們人類貴為地球最有智慧的生物，偏偏只有我們會為了非生活所需，例如名譽、權力、宗教、意識形態而自相殘殺。智慧似乎成為詛咒。因此，捷克裔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多次引述那句著名的猶太人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Man thinks, God laughs)以嘲笑人類的妄自尊大。
延伸閱讀：《波希米亞的明珠—布拉格》、《查理大橋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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