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的傳統咖啡館一般位於街道的轉角位置，非常容易辨認。咖啡館室內高挑而寬敞，木嶔板、吊燈、大理石面咖啡桌、深褐色木椅、紅絨坐墊、衣帽架、鑲嵌在牆上的長鏡、撞球桌、報紙架，都是常見的裝飾陳設，歲月仿似凝固，整體洋溢古典韻味，精緻而不奢華，華麗而不浮誇。
每次去維也納咖啡館，我習慣選擇玻璃窗下的座位坐下，然後好好享受一段愜意的獨處時光，流躺在歷史長河，感受昔日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風華。
在點了單後片刻，侍應端上飲料時，同時也會奉上清水一杯，這是維也納咖啡館的特色。侍應大都是身穿白襯衣、黑褲、黑蝴蝶結、黑西服背心的中年男子。不知是否跳華爾滋日子有功，他們單手托起那放滿美點和飲料的銀盤，動作熟練、舉止優雅、步履輕盈、行動利落而不慌不忙，神態自若而昂然自得。
穿窗而入的陽光，因玻璃的阻隔而變得溫柔。金光瀉下，顆粒可見的塵埃在眼前跳躍，裊繞不斷的咖啡香，在旁伴奏的，是顧客嗡嗡的交談聲、杯碟玎璫的碰撞聲、侍應登登的腳步聲，令人愉悅。
據說歐洲第一間咖啡館是在維也納出現的。1683年，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進攻奧地利，將維也納團團包圍。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an III Sobieski)出兵協助，幾經辛苦，歐洲聯軍統於將奧斯曼人擊退。事後國王論功行賞。波蘭商人哥辛斯基(Jerzy Franciszek Kulczycki)曾在土耳其潛伏多時，精通土耳其語。圍城期間，他到城外打探消息，為聯軍提供了不少情報而獲得大量賞賜，當中包括大批咖啡豆，是奧斯曼人愴惶逃離中遺下的。當時土耳其人已經有飲咖啡的習慣，但歐洲人卻一無所知。由於久居土耳其，哥辛斯基知道這批咖啡豆奇貨可居，於是他便開了歐洲第一間咖啡館。咖啡館剛開張時，由於咖啡味道苦澀，不為維也納市民接受。有見及此，他在咖啡加入奶和糖，改良出不同味道的咖啡，結果大受好評。自此之後，咖啡便慢慢征服了歐洲，咖啡館如雨後春筍，遍佈歐洲各地。(延伸閱讀：《繾綣華沙咖啡館》)
以上故事可信性大有疑問，但接下來說的是真人真事。這是一場有關蛋糕的官司，也許是史上最有名的「蛋糕官司」。這場官司的主角，是維也納的薩赫(Café Sacher)和德梅爾(Café Demel)兩間咖啡館。
話說某年某日，奧地利首相梅特涅(Wenzel von Metternich)設宴，他要求總廚師製作一款特別甜點款待賓客。豈料宴會當晚，總廚由於抱病未能現身廚房，廚房無人知曉該如何製作甚麼新甜點。既然蜀中無大將，充當先鋒廖化的就是年僅十六歳的學徒法蘭茲·薩河(Franz Sacher)。年輕人靈機一閃，創作了一款巧克力蛋糕，宴會賓客無不贊好。後來他自立門戶，開了咖啡店。若干年後，他的兒子愛德華·薩赫(Eduard Sacher)在德梅爾實習期間，將蛋糕的做法改良並寫成食譜。其後，由於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愛德華與其妻更開了飯店。
到了第三代，由於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愛德華的兒子小愛德華將蛋糕食譜賣給德梅爾。不久之後，有投資者買下了薩赫飯店。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來新老闆也不遑多讓。薩赫飯店的新主人控告德梅爾，指對方聲稱售賣「原創薩赫蛋糕」是侵權行為，薩赫飯店的蛋糕才是原創的。德梅爾那邊當然不服氣，於是兩家為了爭奪「原創薩赫蛋糕」(Original Sachertorte)的銜頭而對簿公堂。這場官司擴日持久，雙方各執一詞，各有理據，官司打了又打，上訴完再上訴，沒完沒了。後來，兩家都筋疲力盡，不欲再耗下去，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原創薩赫蛋糕」的名銜歸薩赫那方，而德梅爾則可聲稱售賣「愛德華的薩赫蛋糕」(Eduard-Sacher-Torte)。
時至今日，薩赫蛋糕已成為奧地利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奧地利人更將每年12月5日定為薩赫蛋糕日。維也納薩赫飯店樓下的薩赫咖啡館，無數老饕慕名而來。那兩層巧克力海錦蛋糕夾著杏桃果醬。蛋糕表面加上一層巧克力外衣，進食時再配上入口即溶的奶油令人難忘。德梅爾咖啡館則以各類甜點而聞名四方，每天皆門庭若市。玻璃廚窗內的食物如藝術品精緻，各類蛋糕、水果派令人垂涎三尺。
維也納位於東西歐樞紐，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乃奧匈帝國首都。它既是繁榮絢麗的大都會，也成為文化藝術搖籃、民族大熔爐，甚至是情報人員溫床。那個年代，由於物質匱乏，訊息流通緩慢，娛樂場所缺乏，無數人都愛去咖啡館消磨時光。官員、富商、詩人、哲學家、學者、作曲家、記者、報館編輯、學生、革命黨人、左傾分子等，不分職業、不論富貧，都光顧咖啡館。咖啡館成了資訊中心、文化藝術沙龍、甚至是孕育新學術思潮的溫床及新人文主義甚至是革命思想的傳播地。位於維也納的咖啡館是時代的見證人，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更將維也納咖啡館文化(Viennese Coffee House Culture)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文采風流。
不少文人墨客喜歡整天都待在咖啡館。那熱氣騰騰的飲料為他們乾固的靈感提供新泉源。勺子和咖啡杯的攪拌聲敲響了沈睡的創作細胞。
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堪稱是古今第一咖啡館癡。他的名言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艾騰貝格從早到晩都待在他最愛的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他有不少作品都以咖啡館為題材。該處成為他寫作、聊天、下棋、用餐，甚至發呆的地方，後來連名片上的地址也沿用中央咖啡館的地址。今日，他的塑像每天仍然坐在中央咖啡館，和從前一樣，從早到晚都待在那裡，沒有離開。
格林斯坦咖啡館(Café Griensteidl)距離中央咖啡館僅一箭之地。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al) 是其常客。他是奧地利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理察·施特榮勞斯(Richard Strauss)的名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的劇本便是由他執筆。霍夫曼斯塔也是音樂界盛事薩爾斯堡音樂節(Salzburg Festival)的創辦者之一。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群星璀璨。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愛光顧環城大道的蘭特曼咖啡館(Café Landtmann)，據說他也經常在此診症。維也納大學位於咖啡館斜對面，佛洛伊德便是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他的故居位於Berggasse 19號，距離咖啡館約十多分鐘步程。他自1891年定居於此，1938年奧地利與納粹德意志合拼，由於他是猶太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動用巨款把他一家從納粹手中贖回。那年，移民居倫敦，但在翌年病逝。他在維也納的故居現在已改闢成佛洛伊德博物館。
1897-1907年，指揮家兼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在維也納度過他的黃金歲月。期間，他曾出任維也納歌劇團總監和維也納管弦樂團指揮，並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他更在維也納邂逅了比自己年輕十九年的阿爾瑪·辛德勒(Ama Schindler)並結為夫妻。平日，馬勒常在帝國咖啡館(Café Imperial)打發時間，他也喜歡去佛洛依德常光顧的蘭特曼咖啡館。當馬勒婚姻出現紅燈時，也曾經請求這位心理學大師的協助。
博物館咖啡館(Café Museum)備受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人士青睞。二十世紀初，一批藝術家，因創作手法新穎奇特而表達主題又大膽前衛，被傳統頑固的學院派所排擠，於是他們自立門戶，情況類似巴黎的印象派(Impressionism)畫家。克林姆(Gustav Klimt)和席勒(Egon Schiele)二人經常常出入博物館咖啡館。席勒年紀輕輕便才華嶄露，他曾考入維也納美術學院，因為不滿學院的陳規教條而中途輟學，自立門戶。當時，克林姆早已是畫壇大師，他非常欣賞席勒這位後輩並提攜他。他不但把工作室借給席勒，還經常向買家推薦後者的作品。後來，席勒愛上了克林姆的模特兒兼情婦，克林姆非但沒有遷怒於席勒，還大方地祝福二人。不過，克林姆風流成性，情婦數之不盡，少一個也不愁寂寞。他逝世後，就有十四名女士聲稱有了他的孩子而依遁法律途徑爭奪他遺產！令人扼腕的是，1918年，克林姆和席勒竟同時患上西班牙流感而離世。
那些年，維也納咖啡館臥虎藏龍。
格林斯坦咖啡館有不少左派工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館內聚會、發表激進言論，甚至鬧事。格林斯坦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生前最愛的咖啡館。托洛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也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後來他策劃了俄國十月革命，更成為蘇聯紅軍的創辦人。托洛茨基由於思想言論不容於俄羅斯帝國政府而遠走他鄉，1907年起定居維也納，期間秘密從事革命活動，他創辦了《真理報》，並安排偷運回國。《真理報》於1908年創刋，多年後成為了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托洛茨基經常流連各咖啡館，他應該也會一邊享用咖啡，一邊構思刋物內容。某程度上，可以說，維也納咖啡館孕育了《真理報》。格林斯坦咖啡館正好位於皇宮霍夫堡(Hofburg)宮門對面。皇室不就是托洛茨基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階級敵人？他經常光顧這間咖啡館不知是否巧合或有其他理由？
和托洛茨基一樣，列寧(Lenin)也因為不容於帝俄而流亡異鄉。他經常前往維也納會見革命同志，中央咖啡館是列寧常光顧的咖啡館。托洛茨基也經常在此享用咖啡。這間咖啡館的常客還包括一名工廠工人，他就是後來的南斯拉夫獨裁者狄托(Tito)。
一名衣衫襤褸，手頭拮据的年輕人也經常出入中央咖啡館，他醉心繪畫卻鬱鬱不得志，和席勒一樣，他曾報考維也納美術學院，皆名落孫山。年輕人後來棄畫從政，成為德意志最高領袖，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假若，美術學院的導師手下留情，接納他的入學申請，歷史的軌跡會否更改？
1913年1月，史達林在維也納短暫逗留一個月，期間，托洛茨基可能曾帶他來到中央咖啡館。也許某天上午，史達林和希特勒曾經同時，身處中央咖啡館的屋檐下，品嚐同一味道的咖啡。約二十年後，兩人成了生死宿敵，更令世界翻起滔天巨浪，然而，在維也納時，他們都未能預知自己的命運。
在維也納的日子，托洛茨基認識了出身富裕家庭的越飛(Adolph Joffe)。當時越飛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科。二人政治理念接近，托洛茨基出籌備真理報時，越飛出錢出力協助。估計二人也常在咖啡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蘇俄時期，越飛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23年，他以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兩人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落花水流，春去秋來，那些年，多少風流人物都在維也納咖啡館，留下他們的足印。
下次去咖啡館，不妨左顧右盼。鄰桌那名鬍子拉碴、頭髮蓬亂的中年壯漢，他可能是一名身懷絕藝的雕塑家，若干年後，他和羅丹一樣，都會名垂青史。較遠處的寧靜角落，一名頭髮扎起馬尾，戴眼鏡，富書卷氣的妙齡少女，正在聚精會神地寫作，打算完成後參加徴文比賽。説不定，二十年後，她收取的版稅比JK羅琳更高！
《咖啡館時光》系列文章
《左岸咖啡館》
《聖馬可廣場咖啡館》
《那些年，他們都在維也納咖啡館》
《趣談明治時代的咖啡店和西洋料理》
《繾綣華沙咖啡館》
參考書目：
弗洛里安‧伊里斯著。唐際明、林宏濤譯。《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台北：商周，2014。
諾兒‧莉蕾‧費茲著。莊勝雄譯。《歐洲名人咖啡館》，台北：太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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