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上篇討論,十五世紀荷蘭地區宗教色彩淡薄,社會自由開放,吸引不少商人、工匠、學者移民,資金、知識、科技也隨著流入,提升了其國家競爭力。此自由開放風氣此乎也承傳至今。今日的荷蘭乃歐洲最寛容的國家之一,它是全球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人也以開放持平的態度看待性交易及大麻等毒品問題。阿姆斯特丹便以其紅燈區而著稱,本地人及遊客皆可偎紅倚翠,享受那溫柔鄕。提供大麻的店舖稱為coffeehouse(千萬別與一般的咖啡館cafe混淆),顧客除了可以在店內吞雲吐霧外,coffeehouse也出售含有少量大麻的蛋糕。癮君子更可以前去特定的注射中心注射少量毒品,這些中心都是受當局嚴格監管。姑不論以上政策的道德問題,荷蘭人的生活品質似乎沒有受到負面影響。荷蘭治安穩定,犯案率之低長期處於世界前列。青少年服用毒品比率也較鄰國低。根據2018年聯合國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荷蘭位列世界第六快樂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調查發現,全球十大適合兒童成長的國家(Top 10 Best Countries to Raise Children),荷蘭也名列第六。

不可不知,原來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也是名列前矛。一項名為環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調查顯示,全球排名第三。數年前,荷蘭小鎮德拉赫騰(Drachten)實施了創新而大膽的政策。當局在鎮上繁忙的交通點上拆走了所有交通燈及路標。兩年後,交通事故率竟大幅下降!專家解析,駕駛者習慣過於依賴交通燈及路標,當有關指示訊號移走後,駕駛者便會密切注意實際的路面情況,交通事故率得以減低。

荷蘭人的創新能力似乎與數百年前他們祖先敢於開創的精神乃一脈相𠄘。前文提及,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荷蘭成為強國有頼制度的創新,而其制度創新包括了政治創新及金融創新。

先談政治制度創新。從數百年前直至近代,戰爭是邁向強國的必經之路。當封建國家的國王欲發動戰爭,他要透過徵稅籌措軍糧、軍餉及軍火的開支。理論上國王手上握有徵稅權,他有權增加各地稅頂。但各地封建領主的利益與國王並非一致,所以他們或會公然拒絕、或會陽奉陰違。荷蘭共和國的情況就大相徑庭。當時世界只有兩個共和國,一個是荷蘭共和國,另一個是我曾經提及威尼斯共和國。荷蘭是世界最早實施議會制的國家之一,眼光可謂超前。共和國共七個省份,每個省份有各自的議會,各省代表又組成一個聯省議會。徵稅權乃聯省議會所享有,議會所通過的徵稅議案乃經過討論、協調、談判的結果,權衡了各地利益。另外,共和國以商立國,議會以商人作主導,其決議自然符合商人的利益。商人明白動武是為了確保商船及貨品安全,他們願意繳付更多稅金來保障自身利益。如此一來,當戰事爆發,荷蘭比它的對手更快、更有效率地動用資源。

除了政治制度的創新,荷蘭人更有金融制度的創新。1602,阿姆斯特丹交易所(Amsterdam Exchange) 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所上市公司,其股票在交易所讓公眾人士自由買賣。

以往由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所主導的海上貿易,每次出航都由王室率頭,召集投資者,進行融資、借貸,購買或租船隻,召募船員水手,將名方人員湊在一起才啓航。船隊甫歸航後,投資者取回所得成本及利潤,船隊便隨著解散。下一次出航時,又要重覆以上步驟。相反東印度公司乃上市公司,集合了公眾財產,資金來源穏定。東印度公司擁有穩定的資本,其董事及投資者重視長遠的回報,並有長遠的經營策略及宏觀視野,它擁有自己的船塢、船隊,涉足的領域包括貿易、造船業及運輸業。不少學者更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史上首間跨國企業。上市企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比葡萄牙的官辦船隊自然更勝一籌。

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館(Amsterdam Maritime Museum)前身是海軍倉庫,館內展出大量航海時代的文物,史料豐富,讓人緬懷荷蘭昔日的崢嶸歲月。博物館的多媒體巧奪心思,讓孩子樂而忘返。戶外有一艘複製的船艦,名「阿姆斯特丹號」。17、18世紀時,有無數艘這般大小的船隻從阿姆斯特丹等海港揚帆出海,浩浩蕩蕩,開啓了一段段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風雲史詩。我在一個嚴冬的早上登上甲板參觀,太陽藏在烏雲背後,北風呼呼作響,船上的纖繩、桅桿、橫桿被吹得搖搖幌幌,甲板也左搖右擺。以現代人的角度,實在難以想像歐洲人如何能在設備簡陋的桅帆船馳騁海上,縱橫萬里。他們是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抑或是「醉臥沙場君莫笑」的覺悟,創造一次又一次扣人心弦的壯舉?

荷蘭人效法葡萄牙人,南下非洲,遶過好望角(Cape Town)然後往東。他們在亞洲各地札根,興建要塞、武器庫、船塢、貨倉、碼頭、商館、交易市集,築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葡萄牙人東渡亞洲主要是為了壟斷胡椒,而東印度公司商船所運載的貨物則非常多元化,除了胡椒外,還有丁香、豆蔻、煙草、咖啡豆、茶葉、瓷器、漆器、白銀、絲織品、棉織品、棉花、瑪瑙、象牙、獸皮、毛氈等商品。荷蘭人不僅從事往來歐亞的貿易,他們也參與亞洲區內的貿易,開拓商機。

1619年,東印度公司佔領今日印尼的首都耶加達(Jakarta),改變名巴達維亞(Batavia,Batavi乃羅馬時代居住在荷蘭萊茵河一帶的某個部落)成為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公司的亞洲總部也設在此。

東印度公司曾接觸大明帝國,請求允許其在中國大陸設立貿易據點,但遭閉門羹。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與明朝軍隊交戰,但戰敗。他們轉往福爾摩沙的安平市(今台南)建立殖民地,改名熱蘭遮(Zeelandia),名字源於荷蘭的行省澤蘭省(Zeeland),以此作為轉口港,與明朝的走私商人交易,換取中國的貨物。題外話,1642年,荷蘭人在太平洋西南方發現一個島嶼,後來他們也借用澤蘭省的名稱來命名這個島嶼,名Nova Zeelandia,這個島嶼就是今天的新西蘭(New Zealand)

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貿易站還遠至日本。1638年,他們答應了德川幕府的條件,不進行任何傳教活動,因此獲準在長崎(Nagasaki)設立商館。在日本閉關鎖國期間,西方人中也只有荷蘭人獲准在日本經商。長崎的荷蘭人乃日本人學習西洋事物的唯一途徑,一切有關西洋的知識稱為「蘭學」。

1641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走馬六甲,他們所建立的紅屋廣場(The Stadhuys,下圖)自今成為馬六甲著名景點。荷蘭的殖民地還包括好望角、模里西斯(Mauritius)、錫蘭(Ceylon)、科倫坡(Colombo)、安汶島(Ambon)、萬丹(Bantam)等地,在此難以一一細錄。

東印度公司的海外貿易為阿姆斯特丹帶回大量財富,1609年,阿姆斯特丹銀行(Bank of Amsterdam)成立,它是第一所具備現代金融功能的銀行。阿姆斯特丹更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金融機構資金充裕,可以批出更多貸款,創造更多利潤,其雄厚財力更可以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後盾。因此,荷蘭的海外貿易與金融業乃相輔相成。

盛極必衰乃歷史恆常不變的定律,荷蘭的海上霸權最後也走上衰落。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版圖不斷擴張,樹大有枯枝,日子久了,難免作風官僚,監管不力,而且虧空、舞弊、貪風成風,公司利潤每況愈下,最終關門歇業,荷蘭也退出海上爭霸行列。它畢竟是史上第一所跨國企業,沒有前車可鑑,人人都在摸索階段,無人䁱得該如何管理及監管這龐大機構,關門大吉也是必然結果。

由於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興旺,越來越多資金投入市場上的淘金遊戲,相反,投資實業資金則逐漸減少。銀行有見貸款生意回本快,賺錢容易,今天批出貸款,明年就連本帶利賺回來,何樂而不為?銀行批出貸款愈來愈多,貸款準則也愈見愈寬鬆,最後泡沫惡化,不少銀行因債務人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

荷蘭和葡萄牙都存在同一致命傷,兩國皆人口不足、資源匱乏。15世紀中葉,英、法兩大強權相繼崛起,在陸路上,荷蘭人要面對強大的法軍,在海上,其補給線又被英軍堵截。1794年,拿破崙的軍隊征服了荷蘭,有二百年歷史的共和國宣布滅亡。

大江東去,大海的翻天巨浪淘盡了無數的英雄豪傑。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海上冒險雖已落幕,但他們的開創精神及不撓意志將會被後來者傳承下去。人類才會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你說是嗎?(回到上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本篇是海上傳奇系列的第六篇。本文要談的是17世紀的海上強國荷蘭。

歷史曾出現不少強國,憑著不同條件而睥睨天下。有的依靠龐大的軍事力量、有的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有的則擁有無遠弗屆的軟實力。除此之外,創新能力也是大國崛起的本錢,葡萄牙與荷蘭這兩個蕞爾小國,就是因為各自的創新能力而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吒咤風雲。

葡萄牙的創新,體現在其航海事業上。憑藉其引領時代的航海技術及鍥而不捨的冒險精神,葡萄牙人發現了新航海路線,打破了威尼斯共和國壟斷多年的胡貿易,建立了龐大的海上帝國。(延伸閱讀:《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

在風雲際會的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形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除非能夠不斷推陳出新,方能保持競爭優勢。葡萄牙人呼風喚雨了百餘年,他們的航海技術逐漸被其他國家撑握,各國的船隻,也依循他們的路線,南下非洲,再繞過好望角(Cape Town)後,往東前往印度。葡萄牙人自此優勢不再,國力也江河日下,取而代之的是荷蘭人。

葡萄牙人的成功之道,乃航海技術的創新,荷蘭則是制度的創新。

荷蘭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水道與橋樑縱橫交錯,宛若迷宮。運河兩旁,一座座精緻優雅的房子緊緊挨在一起。它們亦高亦低、顏色各異,卻排列得錯落有致,組成一首張弛有度 、豐富旋律的行板。

阿姆斯特丹的面貌,乃荷蘭整國的縮影。這個低地國家,僅有約50%土地高於海拔2米,多年來洪水不斷,荷蘭人世代與為海為鄰、與海爭地。那波瀾萬丈、洶湧澎湃的大海既是他們的對手,也是他們的老師。他們開鑿運河,規劃出完善的水陸交通網絡。荷蘭人亦興建海堤水堤、水霸、水車,用以疏導洪水、控制水流、開墾農地、灌溉農田。難怪西方有一句諺語:「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God created the world but the Dutch created the Netherlands)

不過,單靠發展農業也不足以養活所有人口,更遑論要稱雄爭霸。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每年夏天,毗鄰荷蘭的北海海域便宜會出現大量鯡魚。鯡魚是當時歐洲人餐桌上常見的料理。不少荷蘭人便以捕魚為生,他們懂得腌製技術,如此一來,漁船便可以航行到更遠的地方捕漁,捕獲的鯡魚可以存放多天而不會腐爛。漁業發展逢勃,荷蘭人不僅賺得第一桶金,他們也累積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精密的造船技術,為它日的航海事業紮好根基。

有別於歐洲大陸其他地方,由於土地資源不足,荷蘭未曾出現封建莊園領主割據的局面。既然沒有封建領主,地主與佃農、農奴的從屬關係就不存在。由於沒有特權階級,荷蘭人很早建立一個相對開明開放的社會,該地區宗教色彩淡薄,不受傳統價值觀羈絆,能夠兼容並包。公平法律制度保障了各階層及各行業人士。老百姓權利與財産得到保障的社會,更有利追求財富與及商業發展。除此之外,荷蘭地理位置優越,它位於北海入口南岸,駛入北海及波羅的海的船隻都會停泊其沿海地區。這兩個因素,令到荷蘭成為西歐貿易重鎮。

16世紀初葉,荷蘭等低地國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1568年,由於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和利益糾紛,以荷蘭及比利時為首的低地國與西班牙爆發戰爭,雙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糾纏了足足80年,後世稱為80年戰爭(80 Years Wars)。1581年,尼德蘭七省(今荷蘭與及比利時北部地區)脫離西班牙,成立共和國,俗稱荷蘭共和國。1648年,雙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西班牙承認尼德蘭七省完全獨立。戰爭期間,不少商人、資本家、手工匠、僧侶、學者為了脫離西班牙統治,從貿易重鎮安特衛普遷移到荷蘭定居,帶來了財富、人才、知識、技術,令到這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不僅資金充裕、商貿繁榮,更一躍成為歐洲的科學之都、藝術之都。

阿姆斯特丹的國家博物館(Rijkmuseum,左圖)展出了大量荷蘭17世紀的繪畫。有別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當時荷蘭的油畫買家或收藏家一般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而非王親國戚或諸侯貴族,他們也不喜歡宗教色彩濃厚,或歌頌王室貴族的作品。他們家中的寢室起居室也沒有皇宮別苑的廣闊空間,自然容不下那些巨形掛畫或天花版畫。為了滿足這個新興市場,荷蘭的畫家唯有另闢蹊徑。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等荷蘭繪畫大師鑽硏的風俗畫、風景畫、靜物畫,題材圍繞著家居生活、社會風俗、都市風貌、田園風光等,非常生活化及平民化。

普遍認為,近代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起源於法國。嚴格來說,是荷蘭孕育了這場思潮,後來法國才接捧,令其發揚光大。當時荷蘭對言論的管制比其他國家寛鬆,不少論述及著作被認為過份煽動而在法國等地被禁,在荷蘭則受到包容,後者也順理成章成了歐洲印刷、出版中心及學術重鎮。「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在荷蘭定居了二十年,出版了數本書。「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天文研究著作遭梵帝崗教廷所禁,在荷蘭卻得到首次發行。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成立。該公司獲政府授權,擁有海外貿易壟斷權,它更可以發行貨幣、與他國締結條約、設立殖民地、發動戰爭。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利潤不斷被東印度公司蠶食,其海上霸權地位也拱手相讓,可謂:江山輪流坐,今年到我家。(請看下篇)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參考資料: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台北:八旗文化,2018。
邵永靈著。《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台北:大旗,2016。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1485年,來自熱那亞的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來到里斯本拜謁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João II)。雄心勃勃的哥倫布冀求國王支持他的航海計劃。他指出,由於地球是圓的,只須向西航行,跨越了大西洋,便會到達富庶的印度,找到胡椒等昂貴香料。慎重的國王咨詢專家的意見後,沒有接納他的提議。1492年,哥倫布在西班牙皇室的資助下,意外地發現新大陸。他的船隊回到西班牙前,還刻意在里斯布貝倫區停留,趾高氣揚的哥倫布,少不免在約翰二世面前炫耀並揶揄一番,後者因錯過這筆生意而悔恨交加、懊惱不已。

「地球是圓的」這套論述,其實並非哥倫布獨創之見。十五世紀時,不少專家已經推算出相同結論,不過未經證實而已。國王的專家推算,印度的位置比哥倫布所估計還要更遠,往西去尋找印度,其高昂成本難以估計。更何況,葡萄牙船隊在東方的探索已漸有成績,毌須另闢蹊徑。因此。國王婉拒了哥倫布的提議。後來事實證明,專家們是正確的,但卻令葡萄牙錯失與新大陸失諸交臂。相反,哥倫布至臨終前還以為自己已到達東印度,雖然他判斷錯誤,卻為西班牙在美洲尋得大量白銀。歷史就是如此吊詭,正確的判斷帶來失敗的結局,而錯誤的判斷卻帶來輝煌的成果。

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在美洲迅速拓展地盤,葡萄牙因而眼紅,認為其利益受損,兩國出現紛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解,兩國簽署了著名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以瓜分世界。根據條約,雙方同意在大西洋某位置畫一條線,該線以東的新世界土地屬葡萄牙、以西則屬西班牙。從今天看,兩國似乎太過狂妄自大,不過,當年歐洲諸國中,也只有西葡兩國有如此能力,可以動員船隻水手,遠赴萬里以外的海域,就好比上世紀冷戰時期,只有美蘇兩大強國可以派人登陸月球。

雖然沒有得到新大陸,葡萄牙人並未灰心喪意。條約簽署後,他們的船隊便專注於東邊探索。皇天不負苦心人,1498年,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印度。遺憾的是,約翰二世已經仙遊,坐享其成的是其繼任者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其實曼努埃爾能夠登上王位,純屬意外。在眾王位繼承人中,他僅排第六、七位,但排名比他前者,不是早已逝世,就是慘遭打壓。故此,陰差陽錯下,他撿了個大便宜。好事還在後頭,曼努埃爾一世登基兩年後,葡萄牙經營多年的航海事業取得重大突破,財富滾滾而來。他在位期間,適逢葡萄牙迎來空前盛世。前人種樹,他這位後人乘涼,如此福氣,難怪後人稱他為幸運王曼努埃爾(Manuel the Fortunate)。

曼努埃爾一世當然意氣風發,他認為一切並非運氣使然,而是自己乃天命所歸。葡萄牙在他統治下,可以千秋萬載領導世界。他利用海外所得財富,在里斯本貝倫區(Belém)蓋了一座宏偉壯觀而美輪美奐的修道院,用作答謝敬拜上帝的恩賜,又借機替自己歌功頌德。古往今來,為人君主者都愛來這一套,當年中國的乾隆皇帝也撰寫了一本什麼《十全武功記》來自吹自擂。

曼努埃爾所建的修道院就是上篇提及的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假如讀者還有印象,葡塔食譜就是透過此修道院的修女,傳入民間。修道院前身是一間小教堂,據說達伽馬出發去尋找印度的前夜,也曾在該教堂向上帝禱告。

修道院為哥德式(Gothic)建築,其裝飾所呈現的乃葡萄牙獨有的曼努埃爾式風格(Manueline)。所謂曼努埃爾式風格,是指其表達主題是與航海及新世界有關。修道院的拱頂,鑲嵌上扭繩的花紋,馬上令人聯想到探險船上的繩索。圓球體的浮雕,代表地球儀,乃曼努埃爾的個人徽號,意思不言而喻。支撐修道院的數根巨型大柱子,外形似棕櫚樹,當時肯定令人嘖嘖稱奇,因為棕櫚樹乃熱帶植物,大部分歐洲人從未見過。修道院內所有動植物浮雕,例如朝鮮薊、花椰菜、大象等,全是來自新世界的奇珍異物。1983年,這家修道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曼努埃爾一世和他的功臣達伽瑪皆安葬於此。

同年登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還有附近的貝倫塔(Torre de Belém)。貝倫塔於1514年動工,當年葡萄牙已擠身世界一流強國,里斯本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都市,其海岸每天船隻熙來攘往。這𥚃的貨物玲瑯滿目,令人目炫。除了胡椒,還有丁香、肉桂、豆蔻、糖、瓷器、絲綢、茶葉、香水、地毯、象牙、檀香木、麝香、番紅花,還有奴隸。貝倫塔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向來往商船徵稅;第二,守護海岸;第三、囚禁犯人。塔的東北角有一突出的石亭建築,此乃哨崗站,石亭底下有一犀牛頭浮雕,此也是曼努埃爾式風格裝飾。這犀牛可大有來頭,原來當年曼努埃爾一世打算將一頭來自新世界的犀牛贈送教宗,豈料運送途中遇上海難,犀牛連同船隻葬身海底。石亭下的浮雕就是為了紀念那隻可鄰兮兮的犀牛!

朋友解釋,當年貝倫塔距離岸邊約一百餘米,遠航人員最後看到的袓國建築應該就是這七層石塔了。過了石塔後,就是無邊無際而又深不可測、喜怒無常的浩瀚大海了。1755年,里斯本發生嚴重地震,海岸線移動,今日貝倫塔距離陸地僅數步之遙,遊客只須跨過一道木橋就可入內參觀。攀上頂層天台,沿岸景色卷入眼廉。天色一抹蔚藍,白雲不知竄到哪兒去,竟毫無蹤影。陽光溫煦,波光粼粼、水色瀲豔。雖然正值七月盛夏,在海風吹拂下,說不出的凉爽。當年達伽馬啓航也是七月,不知天色是否無異?

貝倫區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的濫殤,這道海岸見證了無數的生離死別、得失榮枯。當年,在那旌旗招展下,號角爭鳴,鼓樂喧天,水手們雄糾糾站列在甲板上,他們的家人妻兒在岸邊灑淚相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船錨拉上,一艘艘滿載著貪婪、野心、夢想的船隻從這裡出發,人人抱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毅然出走,當中有部分人可以名載千秋史冊,但更多無名氏不是被大海吞筮就是遭黃沙淹沒,又或許成為炮火的獵物。

有云:「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趙則現今中國河北省一帶,該處自古便英雄輩出。想不到在地球上差不多同一緯度卻遙遠的葡萄牙,其土壤也孕育了無數捨生忘死之輩。與其鄰居西班牙人一樣,葡萄牙人身上也流著唐吉訶德(Don Quixote)的血液。地理大發現那羣探險家身上便可窺見這種騎士精神,他們喜愛冒險、嚮往自由、勇敢無懼、尚武而任俠。唐吉訶德的基因,驅使他們仗劍走天涯,去追求理想和榮譽。葡萄牙的傳統音樂法朵(Fado)所表達那股宿命的憂愁,似乎也是騎士精神的延續。這源自封建時代的價值觀,也成為葡萄牙人的精神枷鎖,當歴史擺脫中世紀前往工業革命時,騎士精神也就變得不合時宜,令葡萄牙裏足不前,最終也被逐出一流強國之列。此乃後話。

1498年,達伽馬等人抵達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奮鬥了80載,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終於取得豐碩的成果。找到香料來源地後,葡萄牙人陸續在東非、波斯灣、印度建立據點,自此攏斷了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香料貿易,並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中國明朝時稱卡利卡特為古里,當年鄭和下西洋,曾數度停留,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也是在此嚥下人生最後一囗氣。鄭和去逝後,明帝國實施海禁,中國艦隊和其航海事業,也如孤帆遠影,消失在碧空中。從此,這片汪洋大海處於權力真空,直到達伽馬到來。東西方權力平衡,開始逆轉。卡利卡特/古里位於印度西岸,一個強國在此步向衰落,差不多一個甲子後,另一強國又在同一地方崛起,冥冥中似乎有其主宰。當年,鄭和艦隊有船200多艘,兵力超過20,000,相反,達伽馬僅帶領船隻4艘,船員大約170名。比起西方諸國,中國不但在人力物佔有壓倒性優勢,其航海技術也走在世界最前端。擁有如此大好形勢下,嘎然閉關自守,不再過問海洋事務,從此西風壓倒東風。難怪後世中國人回顧這段歴史,皆搖頭嘆息,大感不值。

1500年,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前往印度,因海流及風向關係,航道改變,意外發現了今日的巴西。還記得之前提及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嗎?根據條約,西班牙向西發展,而葡萄牙往東。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唯一例外就是卡布拉爾發現的巴西。時至今日,葡語成為了巴西的官方語言,而其餘南美洲國家的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

1509年,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兩年後,葡萄牙攻陷這座古城,並在當地興建要塞以便長期佔領馬六甲海峽這貿易要衡。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在馬六甲古城一窺該葡萄牙要塞的斷壁殘垣(見下圖)。當年鄭和也多次訪問馬六甲,並在當地興建貿易站在貨倉。馬六甲國王曾多次遣派使臣前往明帝國朝貢(延伸閱讀:《鄭和與馬六甲》)。隨著後者閉關自守,兩國關係轉淡,馬六甲被葡萄牙入侵時也曾向大明求救,但無功而返。

1513年,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因貿易問題和文化差異與明朝軍隊多次磨擦,繼而動武。葡萄牙人眼見中國強大,難以用武力逼其就範,加上西班牙、荷蘭、英國也磨拳擦掌,企圖在海上貿易分一杯羹,由於怕夜上夢多,於是和中國官員商討,欲租借澳門作為貿易點。朝廷與地方官也想息事寧人,於是澳門歸葡萄牙管轄。

1953年,葡萄牙人抵達日本,大量西方知識傳入該東方島國,影響深遠。有人認為,日本的天婦羅(天麩羅)乃源自葡萄牙油炸食品Tempero,因為前者的日語發音 Tempura 與Tempero 非常接近。日本的傳統金平糖日語發音為 Kompeito,也與葡萄牙有關,因為糖果的葡語發音為Confeito。「謝謝」的日語發音為Arigato,葡萄牙人則說Obtigado,發音也巧合地相似。

最有趣的是魚的日語讀音,據說也和葡萄牙人有關。當年葡萄牙人看見日本人進食生魚片,大為震驚,認為他們乃未經開化之野蠻人,斥他們為Sacana。葡語Sacana乃罵人之詞,意思接近英語的Bastard,則指責他人為混蛋、雜種。日本人卻誤為那是魚的讀法,從此以後,魚的日語音為 Sakana!以上種種,真假難辨,多少乃葡萄牙人因本身優越感及對歷史的浪漫情懷而訛傳或誤解,不過,這也許可以説明,當年葡萄牙人對日本帶來之衝擊。

為何葡萄牙被其他國家所超越呢?第一,當其殖民地無限擴張,其人力資源便捉襟見肘,首尾不能兼顧。第二,它的國民傳統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不能容忍異教徒,手段殘忍,樹敵太多,相反,以新教徒為主的英國及荷蘭人則較為務實。第三,未能將賺取的財富投資在科硏及教育,令其競爭力及創新力不足。大國博弈,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古今皆然。

(回到上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里斯本西南端的貝倫區(Belem)位於塔古斯河(Tagus River) 下遊,從該處向西航行,很快就會到達大西洋海口。

Pasteis de Belem是區內歴史悠久的糕餅店。其代表性產品葡式蛋塔(Pastel de Nara),是百多前由附近哲羅姆派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的修女所首創。後來修女將葡塔食譜傳給當地某人,該人就是Pasteis de Belem的創業人,葡塔甫推出便大受食客歡迎,餅店由其後人經營至今。

從朋友口中得知,Pasteis de Belem的葡塔食譜,被店家視為高度機密,為防涉密,食譜只能透過口耳相傳,不能筆錄。現時只有三名僱員知道食譜,為了控制風險,店家有嚴格規定,這三名知情僱員不能同時乘搭同一輛交通工具,以防同遭不測,食譜失傳。在同一家餐廳用膳時,三人也不能點同一款食物,以免同時中毒!

熱騰騰的葡塔,其奶油外皮酥脆可口,蛋黃內餡香滑柔較,令人一咬傾心。今時今日,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貝倫區,除了參觀附近名勝古蹟,就是為了品賞此店的葡塔。每逢旅季,接揰磨肩的顧客將餅店擠得水洩不通,不論是入內用餐或外賣,動輒用等候大半小時。

五百多年前,貝倫區也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原因也與食物相關。不過,當年的主角並非葡塔或任何糕點,而是胡椒。

葡萄牙位於歐洲大陸的西南盡頭,北邊和東邊皆與西班牙接壤,南邊朝地中海,西邊則面向大西洋,古人誤以為從此再往西乃世界的盡頭。葡萄牙國土面積小、位置偏遠、資源匱乏,在大國博弈下,它僅充當跑龍套的角色。不過,笨鳥往往先飛,西方地理大發現(Great Discovery,又名大航海時代)的第一棒,歷史選舉了這個不太起眼的蕞爾小國。

八世紀,摩爾人(Moors)入侵伊比利亞半島,該地陷入長期紛亂的局面。摩爾人祖先源自今天的阿拉伯地區,經過長年遷徙進入北非地區,與不同種族混血,其後裔稱為摩爾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名作《奧賽羅》(Othello)中,那名誤以為愛妻紅杏出牆而將其掐死的威尼斯將領,就是摩爾人。此君應該是西方戲劇世界裡,最為人認識的摩爾人。題外話,由於牽涉種族及政治題材,也難怪《奧賽羅》被視為莎翁筆下最艱澀難懂的作品。

中世紀時期,東方香料非常受到歐洲人青眣,各式各樣的香料中又以胡椒最受歡迎。胡椒可以增添食物風味,而且在未有冰箱的年代,胡椒更可防止食物腐爛。另外,胡椒粒體積細小便於運輸。因此,在中世紀從事香料交易的生意,那巨利令人咋舌。當時歐洲的香料主要源自印度,透過阿拉伯商人運送到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以威尼斯人為首的意大利商人,再經地中海運到意大利,然後又轉口到歐洲各地。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與歐洲交惡,東西方貿易路線受阻,香料在歐洲市場嚴重供不應求。供應量大減又令到價格飆升,商人叫苦連天。(延伸閱讀:《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經過數百年浴血奮戰,葡萄牙人驅逐了摩爾人,建立了世界最早出現的單一民族國家。當時歐洲諸國,不是忙於與他國兵戎相交,就是為內患困擾。相比之下,葡萄牙早已統一,當權者更有條件探索改革圖強之路。葡萄牙與鄰國卡斯提爾(Castilla,今西班牙中北部地區,當時西班牙仍未統一)不太和睦,東行路線受阻。不過,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葡萄牙人心想,既然向東不行,不如西下太平洋,再往南,然後繞過非洋,前往富饒的東方。如果能夠從海路直達印度購買香料並依循同一路線帶返歐洲,如此一來,就可以節省經黎凡特地區而繳付的關稅及中介人佣金,那驚人巨利無法估計。

1960年,葡萄牙政府在貝倫區岸邊永久豎起一座混凝土所造的巨型紀念碑,名為「發現者紀念碑」(Monumento aos Descobrimentos)。此碑為了紀念葡萄牙航海事業奠基者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又名享利王子)逝世五百周年及其航海事業而豎立,紀念碑高達52米,外型仿似一艘巨型帆船。恩里克王子的雕像佇立在船首,其左手手握地圖,右手端著一座三桅帆船模型,顯示其運籌唯握、胸懷四海。王子挺著腰,身子筆直、右腳踏前,遠眺前方,暗示他目光遠大、無所畏懼。在船的左右兩側,各有16座雕像,排列在王子身後,從高空俯瞰,如同英文字母"V"字。他們全是地理大發現相關人物,當中包括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上圖左三)、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s Cabral,上圖左五)、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上圖左六)、迪亞士(Bartolomeu Dias)。這33座雕塑唯一一位女性,與航海沒有直接關係,她是恩里克王子的母親蘭卡斯特皇后(Filipa de Lencastre,標題圖左二)。

恩里克父親是葡萄牙國王,眾兄弟中他排第三,與王位無緣。雖然如此,他不願成為一名庸庸碌碌的王親國戚。恩里克熱衷航海事業,醉心於擴大國家的版圖。他招攬不少專家,包括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專門研究航海路線。他並資助不少前往非洲及西太平洋探索的航海計劃。恩里克並非航海家,但後世尊稱他為航海員恩里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在恩里克王子的主導下,葡萄牙人開展人類航海時代的新一頁。航海人員從貝倫出發,前往大西洋及非洲,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每次下海遠行,船上除了有領航員、水手、工匠等,隨行的夥伴還包括測量師、地圖繪制員、文書、畫師,他們的工作是要將新世界的所見所聞,包括各地的地理氣候、生態環境、文化宗教、風土民情等巨細無遺記錄下來,帶回祖國要專家學者研究。葡萄牙人也會記下各地區的政治外交關係(例如某國和鄰國家交惡、某部落和另一部落結成聯盟),以便將來與這些國家/ 部落打交道可以採取分而治之、合縱連橫之謀。可以說,每一次航行都為下一次更遠的探索做準備。由於條件不足,船員們在海上要克服無數挑戰,既要迎接狂風呼嘯、白浪滔天,又要忍受酷陽毒照、數九寒天。他們有機會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而導致斷水斷糧。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面臨疾病橫行或船蛆威脅。總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冒險,丟掉性命的可能性比去打仗還高。

經過長年累月的艱苦奮鬥,葡萄牙人終於累積到成果,他們所拼湊的新世界大拼圖漸趨完整。

1482年,迪奥戈·康(Diogo Cão)等人抵達非洲西南方並深入剛果河,為歐洲人首次。

1487年,迪亞士船隊發現好望角,歐洲人首次扺達非洲最南端,成功進入印度洋。

1497年,在華士古·達伽馬的帶領下,歐洲人首次經海路到達印度。恩里克王子而作古愈半個甲子。

今天,從歐洲乘搭飛機前往印度僅須八、九小時。當年,葡萄牙人尋找印度足足花了超過八十年。(請看下篇)

 

參考書目:
大衛‧藍迪斯著。汪仲、柯淑芬譯。《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台北:時報,1999。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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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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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下)

威尼斯大運河(Grand Canal)每天都是船來船往,那水面上泛起的點點白光,數百年如一天,突顯這座偉大水都生生不息。聖馬可廣場(St Mark’s Square)的大教堂莊嚴華麗,當年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將士出征前及凱旋歸國後都會在此舉行彌撒。教堂內煙霧繚繞,朝聖者絡繹不絕,每逢旅遊旺季動輒要排隊大半小時方可入內參觀。教堂外,廣場鐘樓挺著腰翹首眺望遠方,不知它是否在期盼遊子早日歸家?廣場上的柱廊,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到訪者。

遙想當年,這裡曾是世界貿易中心,其繁榮盛況,可勾勒出一軸西洋版的《淸明上河圖》卷畫。每逢交易季節,到處人聲鼎沸、接踵磨肩,街上出現無數穿上奇珍異服的人士,世界各地的商人都聚首威尼斯。市場上羅列了從各處採購的商品,黃金、琥珀、寶石、珍珠、銅、錫、絲綢、瓷器、棉花、羊毛、丁香、肉桂、胡椒、獸皮、象牙、木材,更有各種膚色的奴隷。各類數不盡的奇珍異寶,讓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另一邊廂,碼頭工人忙到不可開交、汗流浹背,他們忙著搬貨、裝貨、卸貨。靠岸及離岸的漿舶船實在太多划漿人小心翼翼,以防意外。河道上經常出現兩船迎面而來之情景,乍看之下似快要相撞,情況險象環生,但各船的划漿人則從容不迫,似乎互有默契,各人輕輕一撥其手中木漿,兩船擦身而過,一場意外頓時消融於無形,划漿人之手法實在妙到毫㒹。

《威尼斯商人》(The Venice of Merchant) 乃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最有影響力喜劇之一。劇中安東尼奧為了助好友早日與心上人結成秦晉之好,不惜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貸,並向對方承諾,若逾期未未能還款,則割下自己身上一磅之肉以作還債。後來安東尼奧的貨船在海上遇險,他因資金週轉困難而逾期未能還款,被迫與夏洛克對簿公堂。後來劇情當然峯迴路轉,前者免收皮肉之災,其友亦順利完婚。此劇首演於1598年,當時威尼斯已開始衰落,但仍是地中海強權。多年來,此劇引來無數爭議(例如作者是否同情夏洛克、又例如安東尼奧之性取向),但有一點則無容置疑,當時威尼斯是的確存在商業法庭(當然割肉抵債多半是小説家言)。

根據黃仁宇教授所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世紀的威尼斯就已經有專門處理商業訴訟的法庭,稱之為Curia Di petizion,當事人可自僱律師。該書也指出,當時也出現類似股份制的投資,名collenganza。不但如此,該城更有滙款、信貸、海上保險、法律、經紀等商業服務。以上種種,威尼斯的商業制度,是走在歷史前端。

由於特殊地利環境,威尼斯耕地匱乏,因此沒有地主與佃農的階級對立情況。另外,水患頻繁,加上全城皆商,凡此種種,使到居民有共同價值觀念,也孕育了與封建制度大相徑庭的共和國。此共和國也並非現代觀念之共和國,其總督(即最高長官)並非全國一人一票選出,但也不是父傳子的世襲制度,而是議會中選出41名選舉人所選出。頗堪玩味的是,選出該41名選舉人的過程是非常稀奇古怪而又複雜繁瑣。

根據《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所述,當局會先在議會合資格的會員內抽籤而產生30人,此30人又要再抽籤淘汰剩9人,然後由這9人負責選出40人。下一步,該40人要抽籤淘汰剩12人,這12人要負責選舉25人。然後再下一步,這25人又再抽籤減至9人,此9人又要選舉45人。第四步,這45人又要再抽籤淘汰為11人,而這11人才負責選舉最終那41位選舉人。簡而言之,就是經過5次抽籤再加4次提名選舉,產生41位選舉人,最終才由這41位選舉人選出總督。

如此令人頭暈目眩的制度,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操控選舉。另外,威尼斯人也制定不少規則,防範總督以權謀私或私通外敵。例如,總督接受禮物不可超出規定上限,而且不得與教宗及他國元首有私人信件來往。縱觀威尼斯共和國數百年歷史,其政局也大致和平穩定。

上篇提到,1204年4月,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攻入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洗刧一番。更最重要是,威尼斯趁勢控制了黎凡特地區(Levant,地中海東部、中東一帶),進一步擴大其貿易版圖。黎凡特自古就東西方貿易要衝。大航海時代前,大部分來自東方的商人先將貨物運抵黎凡特,然後再由意大利商人經地中海轉送到歐洲大陸各地。掌握了黎凡特地區,貿易航線自然也牢牢握在手中。當其他強權忙於攻城掠地,威尼斯人則集中精力擴闊其海上版圖。他們在亞德里亞海及地中海東沿岸地區建立殖民地或親威尼斯政權,並在這些地方興建港口、倉庫、船塢、要塞。克里特島(Crete)和塞浦路斯島(Cyprus)都曾經成為威尼斯殖民地。另外,他們又與其他國家締結友好外交關係,爭取設立自由貿易區或免稅區。他們會不顧教宗反對與異教徒來往、交易。他們曾得到蒙古人的允許,在黑海(Black Sea)的東北岸建立貿易據點。

威尼斯人的目的,就是利用其縱橫裨闔、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必要時動武),以壟斷貿易航運路及確保其暢通無阻。縱觀歷史,後來者如葡、西、荷、英、美等國之戰略,與威尼斯都有異曲同工之處。看歷史,也是為了鑑古而知今。

人有勝敗榮辱,國有興衰盛亡,威尼斯共和國也不例外。那麼,為何威尼斯會走向衰退?首先,人口不足是其弱點,最高峰也是維持十多萬,一場軍事敗仗利令其短時間內難以復原。十五世紀以降,來自中亞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向西擴張,在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擁有不少殖民的威尼斯自然首當其衝,雙方多兵戎相見。奧斯曼人口超過百萬,君主可以憑其意志徵召大軍壓境,秋天戰軍方,春天又來犯,今年打完,明年又捲土重來。相反,威尼斯就沒有如此國力,與奧斯曼交戰,前者往往力不從心,陷於被動和捱打,其貿易路線也受阻隔。1498年,葡萄牙人成功繞過非洲南岸,發現通往亞洲的新貿易航線,地中海作為東西貿易樞紐的地位漸漸式微。

十六世紀起,威尼斯在世界貿易的領導地位開始減弱。再下一個世紀,它從一個世界貿易之都逐漸轉營為旅遊城市。同一時期,這裡也成為富豪權貴留連忘返之地,城內到處充斥著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場所。1797,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兵臨城下,共和國走下歴史舞台。拿破崙倒台後,威尼斯又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Hapsburg Empire )吞併,直至意大利建國。
(回到上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上)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是一個「對立」並存 、「矛盾」共融的城市。

首先,威尼斯街巷阡陌與運河水道縱横交錯,「陸地」與「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該城是由兩者完美的交織在一起,儼然一匹華麗綢緞。居民每天的出入,也離不開「陸地」與「水」。

威尼斯的美麗不用多言, 另一方面其污染漸趨嚴重,由於其獨特地勢,難以建立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城中不少污水未經處理下就排入運河。當你夏天乘搭貢多拉(Gondola)時,身子湊到水巷的水面上一聞,那陣陣撲鼻酸腐臭味令人窒息!

威尼斯的小橋流水令人想起中國江南地區的溫柔婉約,但那條貫穿古城的横向S形運河卻又豪邁雄渾。

古城區有不少廣場萬家燈火、喧嘩熱鬧,轉瞬間,你無意中竄進了一條冷清幽靜、燈火闌珊的小巷,當你以為前無去路,倏忽柳暗花明,原來小巷的尾端有一條岔路,沿著岔路向前走,眼前豁然開朗,原來你又回到那川流不息的廣場。

威尼斯的歴史,也是文明與野蠻並存。

話說羅馬帝國(Roman Empire)衰退後,歐洲陷入兵荒馬亂,遊牧民族四處搶掠。有一羣民眾被日耳曼人追殺,逃到意大利東北海濱地區,發現一潟湖,湖上有無數島嶼,衆人涉水逃到島嶼上避難。面對一望無際的湖水,敵人的騎兵也毫無用武之地。他們必須以船隻代步,但潟湖四周是石礁,而且有多處淺灘,不諳附近地理環境欲撐船而入,船隻必定擱淺。日耳曼人唯有望「湖」興歎。潟湖令眾人逃過一刧,從此以後,他們就在島嶼定居,成為威尼斯人的祖先。

潟湖雖然提供了天然屏障,但四周缺農地,不能種植農作物,而且資源匱乏,潮漲帶來水患之憂,生活條件艱苦。地無立錐的威尼斯人以水為友,以船為伍。他們最初為漁民,其後從事鹽及小麥的貿易。漸漸地,他們的漿帆船越去越遠。在那浩瀚無垠大海上,危機重重,威尼斯隨時要面對那巨浪咆哮、狂風呼嘯、暴雨敲打、嚴冬來襲、烈陽毒照、瘟疫肆虐、飢渴交逼,甚至海盗覬覦。他們也一一克服難關,生意如雪球越滾越大,最後壟斷了貿易,成為地中海霸主,寫下了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的海上傳奇。

威尼斯原本臣屬於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後者自四世紀從羅馬帝國分裂出來,成為地中海以東的強權。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十世紀以降,拜占庭逐漸衰落,反之威尼斯因貿易致富而日漸強盛。兩方勢力此消彼長下,拜占庭甚至要依頼威尼斯戰艦保障其海岸線安全。

威尼斯拿下了達爾馬提亞(Dalmatia,即現今克羅地亞南部沿岸地區),取得亞德里亞海的控制權。該地極具戰略價值,既有優良的海港,還有茂密的的森林,為威尼斯提供大量上等木材以製造穩固的船隻。

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伊斯坦堡)處於歐亞交界處,自古以來就是東西方貿易的主要市場,大批威尼斯人在此經商。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劃下了一個區域,允許威尼斯商人定居和從事貿易。拜占庭和威尼斯原本就互不信任,再加上文化習俗差異、信仰衡突、利益糾纏,矛盾不斷。拜占庭人視威尼斯人為沒有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威尼斯人則認為對方以大國自居,目中無人。日子久了,嫌隙漸深,裂痕也難以修補。

1201年,羅馬的使者來到威尼斯會見總督丹多洛(Enrico Dandolo),與其商討一筆大生意。原來教宗英諾斯三世(Innocent III)欲號召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十字軍須依靠威尼斯人的船隻、補及與航海技術跨越地中海。丹多洛雖已年介九十,且早已失明。他仍然高瞻遠矚、雄才大略。他再三躊踷,決定參加這場豪賭,他向使者開出條件:威尼斯為十子軍三萬名步兵及四千五百名騎提供船隻、補給,費用九萬五千馬克。另外,威尼斯又免費提供五十艘武裝船隻,條件是與十字軍對分戰利品。使者答應了條件,雙方簽約。

兩年後,威尼斯已經準備就緒,問題出在十字軍那方。原來,羅馬簽約的使者過度樂觀,應教皇號召的士兵遠低於預期,雪上加霜的是,十字軍所籌得奉獻捐款也僅得三萬多馬克。丹多洛叫苦連天,他是多番唇舌才遊説威尼斯人參加這宗交易。這兩年來,威尼斯暫停了所有商業買賣,傾全國之力,日夜趕工,籌備了十字軍所需物資。如今對方付不起費用,不但丹多洛名譽掃地,威尼斯也面臨破產危機。

丹多洛心生一計,他向十字軍將領提出,只要你們協助攻下扎拉 (Zara),還款期可以延緩。扎拉位於達爾馬提亞地區,原本臣服於威尼斯,最近投靠匈牙利,令威尼斯人震怒不已。扎拉是基督教國家,假如十字軍出兵討伐,那便是自相殘殺了。十字軍將領為了避免東征泡湯,唯有硬著頭皮,攻下扎拉,並洗刧一番。

攻下扎拉不久後,拜占庭皇子主動聯絡聯軍,聲稱其伯父奪了父皇伊薩克二世(Issac II)的皇位,他要求十字軍與威尼斯人出兵協助其奪回帝位,並承諾事後必定有重酬。丹多洛見奇貨可居,再次施展其伶牙利齒,再次以利害關係説服十字軍將領出兵。十字軍為了盡快還款,唯有答應這筆交易。拜占庭帝國乃東正教國家,與羅馬天主教雖屬不同宗派,畢竟也信奉基督。事情發展至此,該東征已經完全變質。

聯軍攻入君士坦丁堡,救回伊薩克二世,皇子也藉此登基,成為阿歷克塞四世(Alexios IV),於是出現了兩位皇帝共治的局面。

事情仍未解決。為了還清債務,阿歷克塞四世向開徵稅項,又命人四處搜刮教堂財物。君士坦丁堡居民心生不滿,而且對於聯軍造成的破壞怨聲載道,加上多年來和威尼斯人積下的恩怨仇恨,導致局勢變得不可收拾。

不久後,宮廷發生政變,新皇帝阿歷克塞五世(Alexios V)拒絕償還聯軍欠款,聯軍終於老羞成怒,於1204年4月再次攻陷君士坦丁堡,連續三日四處搶掠、擄刧、姦淫、殺人、放火,造成空前浩劫。

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北京圓明圓,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抨擊:「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 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將受到歷史制裁的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差不多600年前,君士坦丁堡也來了兩個強盜,一個叫十字軍,一個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從君士坦丁堡取回大量黃金、珠寶、名畫、器皿、雕塑,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們將搶掠回來四匹青銅駿馬雕塑,鑲嵌在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的正門上,時至今日,此四匹駿馬在教堂內展出,正門上的仿制品,仍在拔足翻騰、仰天長嘯,炫耀當日的「勝利」。(請看下篇)

參考資料:
黃仁宇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1991。
羅傑‧克勞利著。陸大鵬、張騁譯。《財富之城:威尼斯共和國的海洋霸權》,台北:馬可孛羅,2017。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鄭和與馬六甲》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上)》
《威尼斯共有國的盛衰(下)》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下)》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上)》
《上帝創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爭雄歲月(下)》

鄭和與馬六甲 

自古以來,華人除祭天敬祖外,還有崇拜偉人之傳統。不少聖人賢者、文臣武將、英雄義士過世後,都被老百姓迎入廟裡,為後世膜拜。他們有的以德教化,匡正人心;有的封侯拜相,安邦定國;有的高風亮節,捨身取義;有的著書立說,澤披後世。

那些偉人當中,作為皇帝內侍(太監),而又被後世恭奉者,明代永樂朝的鄭和是其中異數。

鄭和雖是一名閹人,身體殘缺,但他的氣魄比任何人更雄壯,心志比所有人更健全。bukit-china-%e4%b8%89%e5%af%b6%e5%b1%b1_sam-po-kong-temple-%e4%b8%89%e5%af%b6%e5%bb%9f-06-2

他雖是一名奴才,要向主子跪拜低頭,但他比天下人站得更高,去得更遠。

他雖是一名太監,地位卑微,被人所不齒,但卻受後人傾慕景仰,留芳百世。

鄭和小名三保,人稱三保太監。他原名馬和,回族人,祖先姓氏乃穆罕默特,「馬」是穆罕默特的漢化姓氏。鄭和幼年時因戰亂被送入宮中,經閹割後成為燕王朱棣的內侍。這位朱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四子,他看出鄭和具統帥之才,加以提拔重用。洪武三十一年(1399年),朱元璋病逝,由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同年,作為叔叔的朱隷策動叛變,史稱靖難之變。3年後,朱棣率軍攻陷首都應天府南京,朱允炆失蹤,朱棣登上帝位,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馬和在靖難之變立下大功,被賜「鄭」姓,馬和成了鄭和。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一支龐大船隊,遠訪東南亞、西亞與及東非地區,與多國結立友誼,推動貿易,史稱「鄭和下西洋」。從永樂三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這28年期,鄭和共7次帶領船隊走訪西洋。他胸襟有如浩瀚大海,眼界遠至天崖海角,其船隊之龐大、陣容之盛、航行之遠更令人咋舌:

– 鄭和7次下西洋,一共航行了7萬多海里,可以圍繞地球3週。
– 鄭和每次出海,其率領之船隊超過200艘船,總人數超過27,000 人。
– 船隊有不同種類船舶,包括寶船、馬船、戰艦、糧船、運輸艦等。
– 船隊中最大的船隻要數寶船,長44丈,闊18丈,比現代足球場還要大,船高7層,甲板以下有4層,以上又有兩層。
– 船隊職責分明,航海員、軍官、士兵、外交人員、翻譯官、買辦、審計員、醫官、伙頭、工匠等。
– 船隊走訪了超過30多個國家地區,包括巨門(今蘇門答臘)、古里(今印度)、暹羅(今泰國)、阿丹(今也門)、天方(今麥加)、忽魯謨斯、木骨都束(今馬里),最遠去到非洲東岸的莫桑比克。

自有皇帝直到清末,中國與他國建立的外交都「是不平等」的。第一類就是教科書形容為「喪權辱國」,即人家打到自家門,朝廷要割地、賠款給他國。另一類則是皇帝萬分樂意建立的,此類外交我稱之為「朝貢外交」,一般都是外國使者朝見皇帝,聲稱仰慕中華大地禮樂之教化,物產之豐盛,願稱藩納貢。皇帝龍心大悅,頒下詔書,然後給予番屬國大筆賞賜,皆大歡喜。

鄭和出使西洋,是屬於後者。

鄭和去到每一個國家,必先會見當地國王、猶長或領袖,表明來意,宣讀皇帝詔書,贈送厚禮,邀請對方來訪,互通友好,建立貿易關係。

明朝與番國建立的貿易,雖有平等之貿易,但更多是朝貢貿易。外國元首或使者朝見皇帝,上表稱臣,少不免要歌功頌德一番。番屬國所攜帶貨物,明廷必定「高價買入」,然後天子又有大量賞賜,絲綢、瓷器、茶葉,甚至黃金,絕對不會少。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到訪賓客住的是雕樑畫棟、瓊樓玉宇,吃的也是美饌佳餚、山珍海味,喜歡逗留多長時間都可以,往返又有鄭和船隊接送,不但旅途安全,連交通費也省下。對於外地人而言,如此化算之買賣,又何樂而不為?

馬來西亞馬六甲市曾是是滿剌加國(馬六甲王朝Kesultanan Melayu Melaka)的國都。鄭和七下西洋中,曾有五次停留馬六甲。鄭和初訪馬六甲時,正值時期滿剌加建國初期,開國君主為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後者非常重視與明廷的關係。滿剌加立國不久,根基未穩,同時又面對暹羅威脅,鄭和出面,援和了兩國的的緊張關係,為馬六甲的和平作出巨大貢獻。明永樂九年(1411年),拜里米蘇拉率領500多人,乘坐鄭和寶船,到明朝拜訪,成祖隆重款待。

鄭和船隊每次出走西洋,必先從福建向西南方航行,到達馬來西亞半鳥南端後改變方向,沿馬六甲海峽往西北,便直達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因此,馬六甲海峽成為鄭和航海大業的一個重要戰略點。有見及此,他在馬六甲建立官廠,作為其艦隊補給點及貨物中轉站。馬六甲也成為東南亞地區的主要貿易市場而繁華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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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位於馬六甲市的三保廟(又名三寶廟)就是後人為了緬懷鄭和所興建。三保廟面向車來車往的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Jalan是馬路的意思)。我想,如果三保廟座落在海邊,面向那浩瀚的澄碧大海,也許更適合這位偉大的航海家。

跨進大門,白色班駁的牆壁留下歲月的痕跡,但見香烟裊繞,那鼎盛的香火持續了二百年。當年,鄭和遠訪西洋,去尋覓未知的世界,今天,善眾為了一睹其風采,也不惜遠道而來。左側是鄭和的石像,他身披長袍,左手緊握身後的佩劍,他眉頭皺起,但雙目烱烱有神,大敵當前,依然立地擎天。在那片無窮無盡的蒼海前行,滔天巨浪未能捲走他的鴻鵠之志,銀河瀉雨不能淹沒他的激烈壯懷。

bukit-china-%e4%b8%89%e5%af%b6%e5%b1%b1_hang-li-pohs-well-%e6%bc%a2%e9%ba%97%e5%af%b6%e4%ba%95-01往右轉可以看到一口井。傳說鄭和教導當地人開鑿井水,當地人為了紀念鄭和,將馬六甲第一口井命名為三保井(三寶井)。三寶廟後面有一座山丘,據說鄭和逗留馬六甲時喜歡在山上散步,後人將其命名為三保山(三寶山)。當地華僑身故後都安葬在此山,讓故人從山上遙望故鄉,現在三保山是中國大陸以外最大的一處山墳。

中國的海上貿易起源於漢代,當時中國與朝鮮、日本、印度的海路已經開通。到了唐宋時期,更有商船往返華南沿岸與中東兩地。擁有如此優秀的航海知識、人才、技術、經驗,加上鄭和下西洋而建立了龐大的海上貿易和外交網絡,明廷本來有條件建立空前偉大的海上強國。可惜,為政者眼光短淺,推行海禁政策,錯失了良機,後來西風壓了東風,俱往矣。

一般而言,海禁是為了保障沿海地區安寧、打壓走私、打擊海盜、防止沿海敵人滲透國內。另外,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皆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海外為未經開化之蠻夷,不願過多接觸來往。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間不得與番商來往,也不可私自下海。這位開國皇帝視農業為治國之本,他希望的,就是農民世代耕田,寸步不離家鄕。到了明成祖年代,雖有鄭和下西洋之壯舉,但朝廷仍然禁止民眾出海。《明史·鄭和傳》中記載:「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成祖命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宣揚國威,教化蠻夷,震懾四海。下西洋成就了明朝的海上霸權,但是否利國利民則屬疑問。明代中期以降,因沿海倭寇為患,而北方又用兵頻繁,海禁措施更趨嚴格。到了晩明,才容許老百姓再次下海。

明亡後,淸廷為防台灣鄭氏勢力滲入華南沿岸,竟強行下令沿岸居民內遷50里。收復台灣後,海禁曾一度解除,數十年,卻又重新實施。外商在華貿易受到諸多制肘,民間出海更受到嚴格管制。清廷只容許少量民間商船出海,而且出口貨品份額和商品種類都有明文規定。不論是魚船或商船,船隻大小、船桅長度、舵手數目、裝備、船糧份量,甚至乎淡水儲水箱容量都不可超過上限,否則受到嚴懲。

滄海桑田,世界形勢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變局,但天朝仍然固步自封,閉關自守,百年如一日,老百姓過著「面向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皇帝和朝廷官員繼續做井底之蛙。假如明清兩朝沒有實施海禁,而是敞開門戶,讓民眾探索那未知的汪洋大海,既可賺取財富,又可促進科技發展。假如沒有海禁政策,國人透過經貿往來、文化交流,認識到中西之別、洞悉世界的變局、學習他人長技。如此一來,姑不論中國可否稱霸海上,與歐美諸國爭一日之長短,起碼可以早作準備,自力更生,避免他日走過一段曲折蹣跚的改革道路。鴉片戰爭後再亡羊補牢,為時晚矣。

宣德五年(1431年),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率領船隊出訪西洋。當時,他已接近耳順之年,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墓年,壯心不已。多年的航海生涯,滄海橫流早就是他的居所、日月星辰是他的征途、無盡天涯也成了他的歸宿。多年的旰食宵衣,使他積勞成疾。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在印度古里病逝。隨著他的離開,下西洋的壯麗詩史也成了千古絶唱,明廷從此讓出了一片大海。不到80年後,輪到歐洲人登場了。1511年,馬六甲王朝被入侵的葡萄牙人所滅,諷刺的是,明朝居然在數年後才得此消息。(有關葡萄牙人的航海故事,請點擊《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鄭和去世後,眾船員為免其屍體腐爛,舉行了海葬,讓他乘風破浪,繼續去探索那大海盡頭。

參考資料:
李峰、薩蘇。《海魂:從鄭和的大航海時代到東瀛崛起》,台北:大旗,2012。

《海上傳奇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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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改寫歷史—葡萄牙與地理大發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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